Ｕschools

笨蛋總統還是笨蛋記者？

2009-06-19T19:10:00.000-07:00

馬英九哪裡有說錯，完全是笨蛋記者的英文太爛加州大学ＵC San Diego 教授谢淑丽 Susan Shirk的書名是 China: Fragile Superpower。

你說該翻譯成《脆弱的强权》還是《脆弱的“超强”》？都可以嘛。當然她的原意就是要強調 "Super",而不是普通的"power". 這次馬當然是對的，只是他沒有跟隨流行但是不精確的翻譯而已了。

笨蛋記者！ http://www.amazon.com/China-Superpower-Internal-Politics-Peaceful/dp/0195306090

以下就是以訛傳訛的轉載以及源頭《聯合報》新聞

http://news.163.com/09/0619/17/5C6GOOEA000120GU.html

http://www.dwnews.com/gb/MainNews/SinoNews/Taiwan/zxs_2009_06_19_21_45_35_594.html

馬英九見美學者說錯學者著作名稱

【聯合報╱記者李志德／即時報導】

2009.06.19 04:02 pm

馬英九總統下午兩點半，在總統府接見美國知名中國研究學者，加州大學教授謝淑麗教授 (Susan Shirk)，但馬英九一時口誤，將謝淑麗的新作「脆弱的強權」說成「脆弱的『超強』」。

謝淑麗曾任美國柯林頓政府時期國務院亞太事務副助理國務卿，是美國政、學界知名的「中國通」，對民主黨政策具有相當影響力。會談目前仍在進行中。

【2009/06/19 聯合報】@ http://udn.com/

[艾未未] 问候你的母亲 09.02.27 (2009-02-27 10:09:45)

2009-03-02T00:43:00.000-08:00

问候你的母亲 (2009-02-27 10:09:45)

近来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兔和鼠，煞有介事，好像是有人动了一个大国的祖宗，爱国贼们又在蠕动了。

国人不仅傻逼而且健忘，汶川地震的豆腐渣工程，才几天的功夫就没有人问津，律师们不知道是死到哪里去了。三十万被毒害的婴儿，无人报道，媒体都瞎了哑了，维权律师像是小媳妇似的。公检法腐败，当然没有人叫喊，因为律师就是腐败的一部分。煤矿塌了，砸死的是穷人，律师当然没有兴趣。几十万艾滋患者，律师没有兴趣。中国的船被俄国打沉了，律师在哪儿呢。杨佳案，俯卧撑，躲猫猫，律师们屁都不敢放一个，足以吓死他们。律师自己的协会直选都搞不定，孙子们丢尽了脸。央视一把火烧了五十个亿，可以把希腊的，罗马的，印度的文物大把大把的买回来，买回一个国际主义文化的潇洒，买回许多许多的自己的和别人的耻辱或是尊严，你们屁都不放的肛门生锈了吗。生在一个垃圾箱里，该放屁的时候不放，不该放屁的地方却满口喷粪。中国律师真不如驴屎。

圆明园的鼠兔不是中国的文化，也没有狗屁艺术价值，爱国不是爱新觉罗，十二个洋造的玩意不是国粹，今天若是要花屁民的银子，那才是又一次的被劫。是什么样的奴才们会爱上那条曾经抽过他的鞭子，中国人世世代代又贱又怂又坏又贼，烂到骨子里去了。这些简单的道理，不学无术混淆是非黑白的狗屁爱国律师，鸡巴媒体搞得清楚吗。

再说圆明园享有今天的败落，并不只是洋人的功劳。国人的功劳不可抹去，直到八十年代，圆明园一带的猪圈，哪家哪户不是用雕梁画栋的圆明园汉白玉所砌呢。

媒体是个啥玩意呢，说他们是婊子，是有辱性工作者了，说他们是牲口，是有辱动物了，他们只能是愚蠢地人类中的最低下的族群中最差劲的最没有趣的哪一类。

留学生就一定是傻逼吗，海外华人就一定是爱国贼吗，律师就是坏蛋呆逼吗，答案是肯定的。至少他们看上去总是这样的。

就算是你们真的想为这个耻辱的体制，罪恶的文化买单，你那几斤几两值多少呢。

在新中国的几十年中，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全国，在西藏，在革命的，人民的，党的，你的名义下，毁灭了不计其数的文物，毁了无数的祠院庙宇，砸掉了成千上万的佛身，熔化了多少车皮的鎏金佛像，今天有谁站出来要清算一下价值呢。那时的你恐怕是唯恐不及呢。

知道了律师的身份是欺诈的，法律是可疑的，媒体是下作的，体制是昏庸的，就会知道中国人为什么装，装什么。一个无视事实，无耻作秀的国家，慢慢的乐吧。

一百个还是一千个御用爱国律师们，还是多关怀一下你们的母亲，不要总是让我们来关怀她。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3f90ad0100ch2o.html

《龍應台的生死大問》永恆的關懷

2009-02-16T00:34:00.000-08:00

《龍應台的生死大問》永恆的關懷
【聯合報／胡麗桂／記錄整理】

主談人：聖嚴法師（法鼓山創辦人）、龍應台（作家）
時間：2007年3月11日
地點：法鼓山第二大樓502會客室

「聖嚴法師，我什麼問題都可以問您嗎？」
3月11日下午，作家龍應台女士上法鼓山拜會聖嚴師父。這是她第二次專程探望師父。原來只是一次單純的拜訪，就是看看師父是否安好；可是來訪之前，與她聯繫的法師在電話裡探問：
「有沒有特別的問題要請教師父？」

「沒有，就是單純的拜會。」龍應台說。可是掛了電話之後，「有沒有問題」的這一問題真的構成問題，在她心底多次迴盪湧現，於是她開始慎重思索向師父請益的這件事。春雨經日，周日才稍放歇，但山區濃霧未開，氣候仍然不定。午後的會客室裡，龍應台見師父一派精神爽朗，法體康健，當下覺得欣喜。原來她想這樣的探望就好，可是她繼而發問了，什麼問題都可向師父請教嗎？師父頷首。
「我想還是三年前的那個問題 ──關於生死。」

地球會毀滅，人類的文化歷史會消逝，但生命是永恆的

龍應台：我來之前，果本法師在電話裡問我：有沒有特別的問題想請教師父？我說沒有，就是一次單純的拜訪。可是掛了電話之後，我開始想，如果一定要有一個問題請教聖嚴法師，那麼，我想還是三年前的那個問題──關於生死。
自從父親三年前過世之後，我才開始比較嚴肅去思考生死。在這方面，我是一個很晚被啟發的人，但我覺得，一旦開始思考生死的問題，大概就離宗教比較近了。可是三年之後，我要跟師父報告的是，在這個題目上，我還是沒什麼進展，可是這問題從未被遺忘。

聖嚴：你是沒有探索，或者說你探索的方式是思想、思維，那是你的慣性使然。你並沒有真正去體驗自己的生命，也沒有真的想要體驗屬於生命深層的部分；僅僅依憑思想、理路的方式去思索，而希望生命能有新的啟發，那是很難的。
通常的人，在面臨親人過世，或者自己遭逢重大難關而好不容易走過來的情況，會產生一種反省；那是向內心的反省，而不是從外境去推敲、去考察。也就是說，信仰這件事，不是研究、推敲可以達成目標的。

信仰是自己對生命的體驗。有些事情，如果缺少信仰，怎麼也無法解答；有了信仰之後，至少有一部分的問題能獲得解決；由此再繼續深入、繼續往前走，就可以漸漸體會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但是，一般人講到生命的意義和價值，通常是指對他人付出，對社會關懷，至於是否有一個永恆的生命存在，不見得在關心之列。永恆的生命究竟是什麼？是文化、歷史嗎？這只說對一半。人類的文化、歷史會隨時間生滅，甚至地球也有毀滅的一天，到時候誰也不知道孔夫子是誰，釋迦牟尼佛究竟何人！地球會毀滅，人類的文化歷史會消逝，但生命是永恆的。為什麼說生命是永恆的？因為除了文化歷史的生命之外，尚有我們自己個人的精神生命存在，也有人稱為「靈」的生命。

從佛教的角度來講，精神的生命就是「福」「慧」兩種功德。「福」是為眾生奉獻、造福，「慧」是般若，是無我的智慧；這兩者的生命都是永恆的，不僅僅存在於一生一世，也不受限於歷史文化之中，而是生生世世地延續下去。佛教把修行證得福慧圓滿的人叫作「解脫者」，但是解脫者最後到哪裡去呢？不一定是在我們這個世界重複地出現，解脫者的存在是時間與空間所無法限制的，他隨時隨地可在任何一處時空出現，叫作「功德身」，也叫作「智慧身」。這是佛教對於永恆的生命的信仰。否則，生命徒然只在世間來來去去，最後又到哪裡去了呢？而人的價值又到哪裡去了？因為地球、宇宙終有毀滅之日，人的價值是否因此消失？若從信仰的角度來看，是有一個永恆的精神生命存在的。

比如說，人往生以後到哪裡去了？佛教徒說去極樂世界。但究竟有沒有一個極樂世界呢？沒去過的人無從得知，只知道那是釋迦牟尼佛講的。還有，在極樂世界裡接引化眾的阿彌陀佛，將來也有圓寂的一日，而阿彌陀佛圓寂以後，極樂世界還有誰來度眾、化眾嗎？有，有觀世音菩薩在那裡繼續度化眾生。只是觀世音菩薩將來也會涅槃，到時候自然有另一尊佛出現。是這樣的。

相對於極樂世界的清淨、安定，我們所處的人世，則是非常危脆、非常的短暫，叫作「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並非不好，反而有利於修行。在這個世界，我們一邊即苦即樂，也可以修福修慧。如果在西方極樂世界，就少有修福修慧的機會，因為大家都無憂無慮，也不需要他人的幫助。所以在極樂世界修福修慧的機會比較少一點。此外，在西方極樂世界的眾生，距離成佛之路比較遠一點、比較長一些。不過既然能往生西方極樂世界，對於成佛的時間早晚，也就不那麼在乎了。
但是在沒有往生以前，我們總希望能在這個娑婆世界多培植福德，多增長智慧，以便將來往生西方極樂世界的蓮位高一些，離成佛近一點。

信仰的一部分是因為需要

龍應台：法師，在您的人生之中，是否曾有一個比較大的矛盾是要解決的？

聖嚴：我是個宗教師，我的信仰不會有矛盾，但是信仰這件事，確是有矛盾的。如果從邏輯、考證與分析的角度來看信仰，信仰便是矛盾的。

信仰是屬於個人的體驗。譬如有了信仰，覺得對自己有用，對他人也很好，那就相信吧！任何一種宗教都是如此，天主教、基督教或者回教，在某一個層次都是這樣的。如果一定得從邏輯、理論、哲學的角度來探索宗教，那就不談信仰，純粹作學術研究，也未嘗不可。只是研究宗教與信仰不同，前者無法深入信仰的內涵，也沒有辦法得到信仰的力量、信仰的功德。

龍應台：您的意思是說，信仰不是一種探索的結果，而是一種態度；一開始就是一種態度？

聖嚴：信仰的一部分是因為需要。比如達賴喇嘛曾經舉例，佛教講因果，可是因果無法以現實證明「兌現」；即便如此，因果還是存在的。只要你相信有過去世、有未來世，因果便成立了。如果執意不信有過去世、未來世，那麼因果就講不通了，因為那是看不到的。

許多的人很矛盾，一方面想獲得佛法的利益，但又不相信佛教講的因果。在我看來，這些人是被理性、邏輯給障礙了，所以信仰進不來。另一方面，為了獲得佛法的利益，而相信可能無法「兌現」的三世因果，這樣的信仰是否等於迷信呢？這要看信仰的內涵與作用。對於自己不明白的事、無法解釋的現象，充滿懷疑而煩惱不已；但是接受信仰以後，煩惱、問題就可減少一些。如果是這樣子，為什麼要否定信仰呢？
信仰之中，確是有一部分無法以常理解釋，也沒有人可以提供解答，但是信仰的力量確實存在。譬如有一尊觀音像，受到佛教徒的禮敬崇拜，许多的人都來拜，而觀音只是靜默不回應。不回應就代表沒有感應嗎？這是因人而異，不相信的人很難有感應；相信的人，通常會有感應的。

龍應台：您的意思是說，所有宗教的本質都是先有信仰，才有下一步。是這樣嗎？

聖嚴：比如你的父親三年前往生，你相信你的父親從此消失不見嗎？還是你相信你父親的生命仍然存在？

龍應台：我就是不知道我應該相信什麼。

聖嚴：通常的人在情感上，希望它是存在的。

龍應台：對，但是我們受理性教育的人，又會打一個問號！

聖嚴：你打了問號，信仰就不存在。有的人根本不在乎人死之後的精神存有問題，既然已經往生，也就什麼都不留了。這是唯物論者的觀點，只有物質消滅，沒有精神延續的問題。可是在中國人的傳統社會，生死不是那麼決斷的事。暫且不論佛教觀點，傳統的中國文化也相信生命是延續的。譬如孔夫子講：「未知生，焉知死！」對討論死亡這件事雖然存疑，但也不否認。又說：「祭神如神在！」肯定祭祖追思是有其需要的。這是儒家思想對社會的一種正面的安定力量，對社會倫理價值的維繫，有很大的作用。

儒家也相信「天」的存在。天，其實是一個虛無的思想，並非有一個具體的天存在。中國人崇拜天，信仰天，相信活著之時，人上有天；人死之後，則墮入陰間、黃泉。這還是相信人死之後有一個去處，生命還是存在的。
從佛教的觀點，生命是生生世世存在的相續，不因一期生命的結束而中止。佛教是如此看待生死，對信仰者也是一種安慰。

過分關注現實世界，會阻擋對深層問題的探索

龍應台：您剛剛說我這三年的探索不夠，確實如此，而且我發現，我只是一點點的探索，都已經看到一個矛盾，也许是因我的智慧太少。譬如當我認真去讀、去思考生死大問之後，哪怕只是淺淺的觸碰，我馬上會覺得自己在現實世界的一切作為，譬如寫作，立刻顯得空虛無用。那價值是立見分明的。如果我在這個探索上再認真一點，我會馬上停止寫作這件事，這樣的情緒已經很強了。

聖嚴：聽起來你像是一個極端主義者。如果講比較、批判之心，其實我對政治、現實社會，內心也會有批判的聲音，可是身為宗教師，我的工作是以佛法關懷大眾、教育社會、安定人心，縱使對現實社會憂心、感慨，但仍不影響我的本分工作。

龍應台：您難道不覺得如果對現實世界過於關注，其實是會阻擋你探索比較深層的問題？不是嗎？

聖嚴：這是正常的。問題在於你自己希望在哪一方面貢獻？是向內心的深層探索，還是發揮專長來幫助社會？

龍應台：幫助社會很重要嗎？

聖嚴：是很重要，這是另一種建設，譬如幫助社會的安定和諧。現在你的文章發表之後，讀者有兩種反應，正面、反面的都有。這對社會也有幫助，就是你提出正面的批判，對正義的釐清，對事情的觀察。但是不是讀者看了你的文章，就一定照著你的建議去做？不一定，可能有一部分會被採納。

龍應台：我倒不是關心這個，而是說，當你去思索生命的根本問題，寫作這件事就變得無關緊要，根本沒有意義。您難道不鼓勵我乾脆不要寫作，而去思索生命更大的問題？

聖嚴：寫作是有用的，我還是這麼講。你點了一把火，帶動很多人的反應、討論，形成一種影響。寫作是你的特長之一，但是宗教的探索，那是另一種態度。不能以寫作的態度來探索宗教的深層內涵，這兩種態度是不一樣的。

比如說，我是佛教的宗教師，也是佛教學者。當我研究經典文獻之時，我是抱著做學問的態度，進行文獻的研究考證；可是信仰不同，信仰是我的生命。像我手上經常拿著一串念珠，我時時刻刻都在念佛──念阿彌陀佛。可是如果從學術考證來講，在釋迦牟尼佛時代，根本沒有阿彌陀佛這樣的一尊佛。又譬如觀世音菩薩，並非真實的歷史人物，而是佛經記載從釋迦牟尼佛口中講出的；再繼續考證下去，觀世音菩薩並非一開始即有，而是在西元前二世紀左右才有觀世音菩薩名號的出現。但是從此以後，經典記載的觀世音菩薩事蹟愈來愈多，而觀世音菩薩的感應非常豐富，那就漸漸形成了觀世音菩薩信仰。
如果從學術的角度探究，觀世音菩薩的信仰是不成立的，而阿彌陀佛的信仰也有問題。但我還是經常念佛，經常念觀世音菩薩，甚至我說，法鼓山就是觀世音菩薩道場。這聽起來很不可思議，卻是信仰的功能，不僅對我自己非常有用，也幫助了许多人。许多人在失意、絕望的時候念觀世音菩薩，藉由信仰的力量通過難關。這樣的例子非常多。

修行的寂寞是最高等的寂寞

龍應台：法師您是否曾有寂寞的經驗？對您而言，什麼叫作寂寞？

聖嚴：寂寞有不同的層次，如思想上的寂寞、情感上的寂寞，和修行的寂寞。
思想的寂寞，就是思想、觀念上的知音難逢。情感的寂寞，是生活之中缺少伴侶，沒有家人、沒有朋友，或者沒有情感的伴侶，自己一人孤單生活。另一種是修行的寂寞，譬如閉關修行，需要一個孤立寂寞的空間，不受外在環境干擾，才能好好往內心去探索、體驗。像這樣的修行，別人看起來很寂寞，但修行者自身卻覺得很充實、踏實，非常安定，而煩惱少。
修行的寂寞是最高等的寂寞，釋迦牟尼佛的修行也是寂寞的修行，這對修行人是必要的過程。現在在台灣、西藏，以及南傳的泰國、緬甸，都不乏閉關的出家人或者在森林中修行的法師，他們看起來很寂寞，但是他們的精神非常充實、愉快。

龍應台：您提到閉關修行，其實並不寂寞，反而很充實。但是如果沒有信仰，可能就不是這麼一回事了！

聖嚴：沒有信仰的人生，就沒有落實感、沒有踏實感，也沒有未來感。那樣的人生是很空虛的。
空虛與寂寞，事實上是一體的兩面。沒有將來的希望，沒有生命的踏實感，沒有人生的著力點，所以空虛、寂寞。有了信仰以後，覺得自己不是孤單一人，而與諸佛菩薩常在一起。比如我閉關的那六年，人家看我是獨自一人，但是對我來講，我是跟過去、現在的無量無數諸佛在一起。可能有人會說，當我閱讀之時，我也與書中人物在一起。假設書裡人物是孔孟，那是不是等於每天與孔孟對話？而孔子孟子經常保護我，跟我在一起嗎？一般不會有這種感受。但是信仰讓我覺得，諸佛菩薩是恆常跟我在一起的，不管何時何處，我都覺得很安全。這就是信仰的力量。

過去的錯誤，可以反省，可以懺悔，但不是後悔

龍應台：有沒有什麼時刻，您會對自己有所懷疑？譬如對自己的作為、處境，或者生存的狀態產生懷疑？

聖嚴：懷疑的原因，是對自己走過的路，說過的話，以及自己的未來沒有確定感。實際上就是沒有信心，對過去的價值沒有信心，對未來的自信也不足。
已經過去的事，不需要後悔。後悔就代表否定自己從前的作為、過往的價值，覺得不正確，那表示自己很愚癡。如果是這樣子，那麼對於現在熱切投入、非常堅定的事，可能幾年之後也會後悔。這樣經常在反覆懷疑之中，對自己好不好呢？
過去的錯誤，可以反省，可以懺悔，但不是後悔。懺悔是承認自己的錯誤，然後告訴自己從此不再犯。要知道當時的環境就是這樣子，不需要後悔，否則往前的路也跨不出去了。
人對自己存疑，這是正常的，但不需要否定自己的過去，否則無法繼續往前走；不往前走，那就永遠沒有出路。我還是鼓勵你繼續寫作，但是信仰的部分要加強。

龍應台：我自己有许多疑問都與信仰相關，也就是關於生死這門大課。我自己感覺到，如果這問題再繼續追索下去，就會顯得我在觀察社會寫就文章這件事是非常不重要的，這種感受對我來講非常激烈。雖然不知道這麼往下走會走到哪裡，但我覺得我會停止寫作，至少這一類的文體會放棄。當你覺得生死課題才是真的課題，眼前所見國家發展、社會現象都顯得無關緊要，而我是一個作者，如果我覺得這個議題無關緊要，我是不可能去寫的。把柴火拿掉，火是點不成的。我現在很接近這種狀態。不過既然要探索，就一定要繼續深入，我不可能為了保留寫作而停止探索。

聖嚴：如果是這樣子，你會成為一個大修行人！而你的才華，可以有另一面向的發揮，不是寫作現實層面的關懷，而是永恆的關懷。

龍應台：對！這是大問題，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一旦你開始去探索永恆的關懷，那麼眼前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假的。對我而言是這樣的。

聖嚴：現實是你的時間就這麼多！當你探索永恆的關懷的時候，現實的關懷就必須放棄。你必須選擇。像我是個和尚，我只做和尚的本分工作，有些人希望我也能扮演其他的角色，但對我來講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宗教重視從現實生活到永恆的生命都需要關懷

龍應台：您現在弘法工作做得非常好，但是弘法工作的成功，並不能代表您個人面對這個大宇宙的修行功課已經做完了，對不對？

聖嚴：你這話是正確的。我們講修行菩薩道，一定是從體驗生命的本質開始，生命才能夠踏實。如果生命不踏實，而要去做社會關懷、社會工作，那是有問題的。
而我對生命的體驗，是跟修行的信心連在一起的，然後推及至各種社會關懷的工作。這與一般公益團體的做法不同，我們提供的是永恆的關懷。一般的社會服務、社會運動，多半給與現實上的關懷，而我們重視從現實生活到永恆的生命都需要關懷。比如說臨終關懷，我們會給與佛法，告訴臨終者和家屬永恆的生命是存在的。家屬在接受這種觀念的時候，對往生者有懷念，但沒有恐懼，也不會有失落感。

龍應台：可是這還是屬於您為社會付出，為社會關懷的層面。以一般人來說，除了現實的社會層面，還有一種自己對於永恆的探索。譬如我的社會層面是寫文章、教書，或者辦基金會，對您而言，弘法、教育與臨終關懷這些事，也還是屬於社會關懷的工作。我要問的是，您個人對於永恆探索的這一部分，您所有的疑問都已經找到答案了嗎？

聖嚴：對我來講，我不會有疑問，我對自己不會懷疑。為什麼？我只要一點通，全部都通。這種經驗和感受是愈來愈深的。還有，我的信心，也與服務人群有關。當社會上有愈來愈多的人接觸到法鼓山的觀念和方法，而在生活中多一些自在、少一點煩惱，那就是最好的成果。這個時候，我對自己的信心愈來愈強，愈來愈深。

龍應台：所以您的探索，不是一路愈走愈深的，不是很多疑問一個一個解決；而是一點通，全部通！突破一個點之後，就是一片平地了？

聖嚴：通了以後，還會有成長。通的意思，一種是佛法觀念的通徹，一種是修行經驗的通達。觀念的通，是我對基本佛法的認知；修行的通，則屬於內心的經驗，內心的經驗一旦通透以後，就不會消失，而是繼續地成長。
因此，我可以把自己的經驗貢獻出來，讓其他人也得到利益，於是我的信心更加深了。跟人互動的時候，我自己的修行也在成長中，就是所謂「教學相長」。現在我辦教育，帶著我們的團體，我自己也在成長。如果我關起門來打坐、看書，不一定有這樣的成長。

不追求歸屬，就是最好的歸屬

龍應台：您這個「通」的境界，讓您覺得在宇宙之中有種很安定、很清澈的歸屬感，是這樣嗎？但是我想請教，這個清澈，與一個沒有受過教育的鄉下老農，他可能沒有很多疑問，生活中一樣感到安定的歸屬，其間的差別在哪裡？

聖嚴：我是沒有歸屬的歸屬。不追求歸屬，就是最好的歸屬。以修行來講，初入門者是需要有歸屬感的，要有實踐的方法。所以法鼓山提供了長短期的念佛、打坐課程，從念佛、打坐的練習之中，把自己的心安定下來。我們的心，總是向外追求、追求、追求；修行則讓我們練習放下、放下、放下。把一切放下，沒什麼好追求的，到最後，內心無有恐懼，沒有什麼是不安全的，不需要找避風港，這才是最好的歸屬。
沒有歸屬的歸屬，並不是在虛無縹緲之中尋找一處歸屬，而是現實生活之中，任何一時一處，都是我的歸屬，即使大風大浪，也是我的歸屬。

我還是要強調，信仰必須從實踐開始；實踐的時候，自然會產生身心反應，但不必在意，也不要執著。有了一定的修行體驗之後，身心反應也就無關緊要了。以我來講，現在我聽到什麼、看到什麼，都當成是妄想、幻覺。追求身心的反應，反而是一種累贅。但這是龍小姐你現在沒辦法瞭解的事。信仰需要實踐，實踐就會有體驗，當你自己感覺到了，你不得不信。

龍應台：您是要告訴我，像我這樣的人，一開始先要把所有理性的邏輯都放開，去接受信仰，有了體驗之後再說，您是這意思嗎？

聖嚴：還是要試探，不要一下子把左手放開，右手也接不上來。試試看吧！不要弄得兩邊都落空。

龍應台：現在许多知識分子都信佛了，跟朋友聊天的時候，他們覺得我特別不開竅，沒有智慧。

聖嚴：知識分子很難開竅！

龍應台：因為知識分子的「我見」特別深、特別固執，是不是？

聖嚴：對知識分子來講，「我見」就是理性主義。中國的讀書人學佛的很少，特別是文史哲領域的學者；他們也许佛學懂得很多，但不會來學佛。

龍應台：這是知識分子的理性主義特別強。而西方的知識界呢，他們的態度是不是也一樣？

聖嚴：對於信仰，東西方知識分子的態度很不相同。中國的知識分子主要受儒家影響，對佛教保持距離。西方的知識分子多數都有宗教信仰。還有，現在中國的知識分子之中，學理工的人反而容易學佛，因為他們重視實證，理論上可能還不通透，但是方法對他有用，那他就相信了。比如說現任台大李嗣涔校長，他是科技人，但他對宗教不否定，而且有深入的體驗。

龍應台：是嗎？反而是學人文思想的人，不容易進入佛教！但是請師父不要放棄我，我對宗教的心是開放的。師父建議我怎麼開始探索宗教呢？

聖嚴：建議你先看幾本佛書，有機會也要開始實踐了

失蹤60年小王子作者終於找到了！

2009-01-26T20:23:00.000-08:00

失蹤60年小王子作者終於找到了！
2009/01/23
【李黎】

他像一棵樹般溫柔地倒下，一點聲音也沒有……

——《小王子》，第廿六章

不久之前讀到法新社發出的一則新聞：法國文化部「水棲暨海洋考古研究所」宣佈，法國考古小組的水底打撈人員，最近在地中海濱馬賽附近的外海，發現「失蹤」了六十年的法國名作家聖修伯里當年駕駛的洛克希德P38閃電戰鬥機的殘骸，以及——他的遺骨。

讀著這則新聞時，我的心情是矛盾的：一方面，一樁長達六十年之久的失蹤之謎終於揭曉了；身為《小王子》的一名書迷，我理應為作者的死亡原因真相大白而感到安心。然而另一方面，在我心深處，一則帶著神祕色彩的、童話式的猜想，恐怕就此幻滅了。

是的，我雖然早已過了迷戀童話的年齡，然而每當重讀《小王子》的時候，我願意再一次回到聆聽童話的時光；我願意換回一顆孩子的心，才能走進書裡去，被那些奇妙的字句觸動，微笑、好奇、心疼、流淚，對著最後一頁簡單卻美得出奇的圖畫痴痴地沉默許久……什麼「殘骸」？什麼「遺骨」？這些都不是屬於童話的字眼。我寧可永遠不曾知道所謂真相，永遠不讓謎底揭曉，而暗暗相信聖修伯里的「失蹤」並非偶然，而是以他筆下那個神祕又可愛的小男孩的結局作為預言，悄悄安排了他自己以同樣的方式步向歸途……

安堂‧聖修伯里，全名是Antoine Marie Roger de Saint-Exupery，一九○○年出生於法國里昂，一九二一年就加入了法國空軍，五年後成為職業飛行員。可是他更為世人熟知的另一面，則是位以詩意的語言書寫飛行文學的作家。在舉世聞名的《小王子》問世之前，他已寫出了《南方信件》和《夜間飛行》兩部小說，以及《風、沙與星》和《飛往阿哈斯》兩本哲理性的書。還有一本身後才出版的《沙的智慧》，是用他的筆記編輯成書的。但是讓他六十多年來成為世界上許許多多孩子和成人都喜愛的作者，還是童話書《小王子》。

二次世界大戰爆發，聖修伯里再度從戎加入法國空軍，在一次任務中座機被擊落而逃到美國，暫居紐約。一九四二年的夏天，他在長島寫下童話故事《小王子》，懷念在納粹佔領下的祖國，和在那裡受飢餓苦難折磨的好朋友Leon Werth。在屝頁的獻詞裡他還說：「所有的成年人都曾經是小孩——雖然很少人記得。」所以他強調這本書其實是獻給還是個孩子時的Leon Werth。

不久聖修伯里就回到戰火中的歐洲，加入反納粹的空軍偵查特勤部隊，仍是擔任飛行員。一九四四年七月三十一日這天，當他從北非飛越法國南部進行偵查任務時，連人帶機突然從雷達畫面消失，從此下落不明。這位才華洋溢的作家和勇敢的飛行員，始終未能親見那年年底法國解放，和次年大戰結束、和平到來。

而今聖修伯里的飛機遺骸找到了，號稱揭開了懸疑六十年之久的生死之謎。為什麼我卻有一份惆悵之感？

《小王子》寫的是一個飛行員，由於飛機故障，被困在非洲撒哈拉沙漠，遇到一個外星來的小男孩——小王子，兩人交成了摯友的故事。小男孩對作者「我」描敘他來自的地方——一個非常非常小的星球，小到只需把椅子轉個方向，就可以隨時欣賞日出或者日落；那裡有三座小火山（兩座活的，一座熄滅了），還有一朵嬌氣的玫瑰花……他敘述一路探訪過的星球和上面的居民，多半是些孤獨而怪異的成年人（其實正是芸芸眾生相），讓他大開眼界。最特別的是他在地球上交到的好朋友：一隻聰明而深情的狐狸，從狐狸那兒他懂得了如何建立和延續感情。在這段漫長的星際之旅中，小王子學到了最寶貴的功課：他終於學會了如何愛、如何欣賞珍惜愛的對象、如何與她相處；他也學到了愛的恆久責任。於是他決定這是回家的時候了：他應該回到自己那獨一無二的小星球上，照顧那朵世上獨一無二的玫瑰花。

然而他的回家之旅，必得用一種令人心碎的方式完成——讓一條毒蛇咬「死」，然後他才能輕盈自在地昇回星空……作者自繪許多幅可愛有趣的插圖，最後一頁卻是再簡單也沒有的寥寥數筆，閤上書以後怎樣也忘不了——沙漠的地平線上渺無一人，什麼也沒有了，只有一顆星星懸在天上。

多年來，我總覺得聖修伯里忽然連人帶機失蹤，必也是類似的神祕安詳的情景吧。我不能想像寫出這麼溫柔的故事的人會慘烈地死去；我願意相信他是像小王子一樣，身體消失在沙漠裡，靈魂便自由自在地飛到屬於他自己的小星球去了……唯有這樣，《小王子》才更像是他給這個世界的暗示，而書中的話語，也像就此得到了實證。沙漠上空那顆星星，怎麼能沉到海底去呢？

記得二○○○年在巴黎，看到許多店家擺出《小王子》和聖修伯里的其他著作，紀念他的百年誕辰。法國人視他如偶像——其實不止是法國人：《小王子》一九四三年在法國出版後，同年便譯成英文在紐約出版，至今已譯成一百多種語文，有三百多種不同的封面——想像一下，把這三百多本說著世上不同話語、面貌各異的《小王子》全擺在一起，會是何等熱鬧壯觀的景象！一九七五年還有一顆小行星被命名為「聖修伯里」呢。一百歲的聖修伯里、六十歲的小王子，依然讓這個星球上許許多多大人小孩著迷。

前些時，有一次陪晴兒逛電腦店，在電腦遊戲架上忽然發現一個眼熟的圖象：《小王子》這本書竟然有遊戲光碟了！原來是為《小王子》出版六十週年而推出的。六十年來，這本書的讀者群也跨越幾代了吧，而今竟然做成e世代的電腦遊戲光碟，這可是作者當年怎樣也想像不到的。我毫不猶疑地為兒子——其實是為自己，買下了生平第一張打算自己玩的電腦遊戲。

晴兒那時還沒讀過《小王子》，我們一道玩光碟遊戲，等於把書中場景細細走過一回。最好玩也是最需要耐心的是跟狐狸交上朋友：我們必得一天又一天地慢慢等牠、找牠、跟牠玩遊戲……最後成為朋友的狐狸送我們一件禮物：一幅美麗的版頁，可以打印出來作信箋、賀卡。

光碟也有書的文本，晴兒終於讀完了全書。我可以理解他讀到結尾時的困惑——小王子為什麼要叫毒蛇咬死他呢？我的小男孩問。我試著讓他懂得：那並不是死，那只是小王子回到他那遙遠的家唯一的方法。「可是他怎麼能離開他的狐狸，和他的飛行員朋友呢？」我的小人兒又問。「沒有辦法的，他來自另一個地方，他屬於那裡……」我的心開始微微作疼：「有一天，我們每一個人，即使捨不得，也都終將回到我們來自的地方。」

晴兒知道我可能比他更喜歡小王子，後來在書店發現聖修伯里的「嘉言集錦」——《給成年人的指引》(A Guide for Grown-ups)，就取下來要我買，還強調是他送給我的，不過書錢暫時由我墊付。重讀那些語句，我試著回想第一次遇見小王子的心情——

我想，每一個讀者，在不同的人生階段閱讀《小王子》，多半都會有不同的感受吧。從七歲到七十歲，每一個人生命中都遇見過他自己的小王子、玫瑰花，還有狐狸——或許，成為另一個人的狐狸，或者玫瑰花；而遇見，也意味著未來離開和失去的可能……

第一次讀《小王子》時還在大學裡，讀的是中譯本。十幾二十歲不到的少女，關注的處處是對友情、愛情的解讀。聰明的狐狸教會小王子什麼是「屬於」——當情感的聯結建立之後，對方就成為獨一無二的，而世間萬物也就有了全新的意義。當狐狸與小王子結成好友之後——牠用的是個非常特別的字眼：「馴養」，被小王子馴養了的狐狸，眼中曾經是平凡無奇的麥田就不再一樣了，因為金色的麥浪會讓牠想起小王子的金髮，牠更會喜愛聆聽風吹過麥田的天籟……（記得綠羅裙，處處憐芳草？）

馴養——to tame這個字，在法文裡是apprivoiser。從書上、從狐狸的話裡，這個特別的字義是去認識、聯結、記取、許諾、付出——尤其要付出時間；去負起責任，成為永遠、成為生命中的唯一。狐狸叮嚀道：「人們忘記了這個道理，但是你千萬不可以忘記：對於你所馴養的，你永永遠遠負有責任。」

小王子和飛行員終於也彼此「馴養」了。飛行員永遠記得小王子對他說的這些話——

「人們沒有時間去學習，他們到店裡買現成的東西。可是『朋友』是店裡買不到的，於是人們就沒有朋友了。」

「只有用『心』才能看得清。最要緊的東西是眼睛看不見的。」

「一個人悲傷的時候，就愛看夕陽……」

「如果一個人愛一朵花，億萬星球中就那唯一的一朵，就足以讓他在看著星星時感到快樂。他可以對自己說：『在某個地方，我的花兒在那裡……』」

「在晚上，你會仰望星空……我將住在其中一顆星星上，在那顆星星上笑。當你在夜晚看著天空時，就會像是所有的星星都在笑……你——只有你——擁有會笑的星星！」

二十年後，少女已為人母，我買了一本英文版的《小王子》，送給當時正好十歲的我的「小王子」。三年之後的一天，他忽然離我而去，就像小王子那樣。那段日子裡，每當我的思念洶湧得將要潰堤時，竟是書中許多句子和意象安慰我、幫助我平靜下來：

「當你的悲傷平復之後（時間能撫平一切悲傷），你會高興認識過我。你永遠會是我的朋友，你會想要與我一起笑。你會時不時為著這份樂趣打開窗戶，而你的朋友們可能會為你看著天空發笑而莫名其妙！你就會告訴他們：『是的，星星總是讓我發笑！』……就好像是我給了你許多會笑的小鈴鐺，掛在星星上面……」

尤其下面這段話，我再讀時簡直是震撼，好似頭一回讀到，更像是只對著我說的：

「你不該來看我，你會痛苦的。我將會看起來像是死了，可是那並不是真的……（我來自的那個星球）太遙遠了，我沒法帶著這個身子而去。它太沉重了……它只會像個陳舊廢棄的空殼子罷了。一個舊殼子是沒什麼好為它悲傷的……」

從未曾有過的，我對一位作者懷著如此深的感激：他的文字給予我難以估計的安慰和超凡的信念。他使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都像小王子一樣，為著不同的緣故離開了自己的星球，來到這個世界旅行、探訪、學習。死亡只是一種方式——或者形式，讓我們學成之後回去，就像小王子那樣。所以我們每個人都是外星人，都是留學生，今生今世只是來到地球的學習之旅。但願到了該畢業返鄉的時候，我們都學到了許多寶貴的功課，不虛此行。

星沉海底了嗎？其實並沒有。那個新近發現的遺骨，只是他留在這個充滿戰亂紛爭的地球上的一具廢棄的空殼子、一件陳舊的太空衣而已。我決定繼續相信聖修伯里是像小王子一樣，回到了他來自的星球，正在陪伴他那朵早已和解了的玫瑰花，告訴她旅行中遇見的許許多多有趣的人和事……多謝他在離去之前，留給我們這些美麗的話語。

【2004-11-30/聯合報】

http://mag.udn.com/mag/world/storypage.jsp?f_ART_ID=168327

"为了国家利益"假唱《歌唱祖国》非林妙可所唱

2008-08-11T23:00:00.000-07:00

杨沛宜是开幕式《歌唱祖国》真正演唱者（视频截图）。
林妙可被赞“微笑天使”。

《歌唱祖国》非林妙可所唱 7岁杨沛宜幕后献声

　　中新网8月12日电 2008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陈其钢在一个专访中透露，开幕式上那首震撼人心的《歌唱祖国》并非舞台上的“微笑天使”林妙可所唱，那个稚嫩、真挚的声音来自一位7岁的小女孩杨沛宜。

　　陈其钢透漏，杨沛宜小朋友的落选主要是因为考虑到对外形象，是为了国家利益。

　　对陈其钢的这个说法，部分网友表示认同，称林妙可与杨沛宜都是“英雄”。但是也有网友进行了反驳，认为“假唱不好，让小孩假唱更甚”、“请把最后一点纯真留给孩子”。

据悉，7岁的杨沛宜是北大附小一年级的学生，开幕式后，杨沛宜接受了央视记者的采访。当记者问她有没有觉得遗憾时，她回答说不遗憾，开幕式上有自己的声音已经很满足了。

另一种见闻 /韩咏红

2008-05-30T17:57:00.000-07:00

另一种见闻
韩咏红 (2008-05-30)

　　都江堰聚缘中学的废墟旁，心情沉痛的家长蹲在瓦砾旁，指出瓦砾堆中暴露出来的折弯生锈钢筋，用四川话缓缓地说些什么。他身旁有个人在录像，另一个年轻人拿笔记录些什么。我最初以为他们都是中国国内记者。

　　我一周前走访这个在地震中倒塌、导致500多个师生遇难的学校，是因为看到西方通讯社报道说，悲愤的家长准备连署要求政府彻查学校建筑质量。

　　同一范围内其实不少建筑还伫立着，像附近的聚源小学虽然也成了危楼，但校舍没坍塌，师生得以及时逃生，因此坍倒得一塌糊涂的聚缘中学更显刺眼。在地震一周后，附近仍有群众在废墟堆旁议论着校舍的豆腐渣级质量，有一个老百姓从都江堰过来寻人，她的邻居在地震中遇难了，而邻居的女儿也在这个学校念书，她于是过来看看能否替亡故的邻居找到女儿，哪怕是尸骨也好。附近，两名痛失爱儿的家长在废墟前徘徊不去。

　　我上前问那个悲痛的父亲，是否知道家长连署上告的事情，政府至今给他们作了什么交代。父亲一愣，只说当然必须要政府给予交代，对于连署一事却没听说。

这时他身旁的年轻人抢过话头说，国家现在全力在救灾，责任问题以后会追究。说罢，他又告诫随后来到现场的另两个青年说，别跟外国记者多谈。我后来知道，他们是从外地来到灾区想帮忙的年轻志愿者。

　　震后采访，我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场面——年轻人跳出来义正词严地说：“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或者，试图制止其他人和我谈关于工程质量的问题，以防外国媒体做出对中国不利的负面报道。

　　然而，也是在地震悲剧的场景下，我对年轻人的行为感到无名的愤怒。一个国家的国民有强烈爱国心、强大的民族荣誉感，还有因饱受多年屈辱不平而形成强烈自尊，这些都可以理解。然而，当这种民族自尊与骄傲驱使他们打断灾民的谈话时，就让人难以接受了。

　　汶川大地震让中国展示出强大而令人动容的凝聚力和爱国热情，举国上下，从儿童到70多岁的老人纷纷挺身而出参与救灾、赈灾，有人捐出压岁钱，更有人冲上前线抢当志愿者。

　　灾后冷静分析，这股热情的背后除了中华文化固有传统价值观的支撑，今年3月西藏骚乱以来，个别西方媒体人和影视界明星支持藏独的言行，奥运火炬险些被抢，中国社会与西方舆论对立的氛围，种种背景相信或多或少都加强了中国社会的危机感和凝聚力。到了地震的重大灾难时刻，强烈爱国意识和民族主义情怀得到几十年来不见的正面表达机会。

　　人们说，民族主义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在汶川地震中，中国民族主义做出闪亮的积极表现，在整个四川灾区随处可见互助友爱的感人画面。但积极氛围中，一些年轻人试图要外媒“只报喜不报忧”的行为，又十分可议。

　　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也许是无意识的做法，已踩到专制的边缘。

　　幸好中国政府不是这样的态度。反之，它这一次由于开放和透明，而获得更多国际支持与尊敬。现在考验是在年轻一代身上：中国将不可阻挡地逐渐崛起、强大，新一代青年的能量和民族意识很可能随之更加高涨，但要怎么运用这股握在他们手中的力量，如何在保持团结的同时继续开放和积极对外的心态，还是护短且期待所有人和他们想法一致？时代将检测出年轻人的态度，外界也在密切关注。

《联合早报》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zaodian/pages1/zaodian_jing080530.shtml

世界救助儿童会在灾区急需志愿者参加救援

2008-05-20T00:10:00.000-07:00

世界救助儿童会中国项目组在灾区的救助工作遇到困难，急需可以英文流利沟通，最好能说四川话的有经验的志愿者参加救援。

请将简历发送至volunteer@savethechildren.org.cn进行报名

馬英九總統就職演說全文 2008.05.20

2008-05-19T21:47:00.000-07:00

馬英九總統就職演說全文

【中時電子報∕綜合報導】
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馬英九伉儷及副總統蕭萬長伉儷今天上午參加在台北小巨蛋舉行的就職慶祝大會，總統並以「人民奮起，台灣新生」為題，發表就職演說，演說全文為：

各位友邦元首、各位貴賓、各位僑胞、各位鄉親父老、各位電視機前與網路上的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一、二次政黨輪替的歷史意義

今年三月二十二日中華民國總統選舉，台灣人民投下了改變台灣未來的一票。今天，我們在這裡不是慶祝政黨或個人的勝利，而是一起見證，台灣的民主已經跨越了一個歷史性的里程碑。

我們的民主走過了一段顛簸的道路，現在終於有機會邁向成熟的坦途。在過去這一段波折的歲月裡，人民對政府的信賴跌到谷底，政治操作扭曲了社會的核心價值，人民失去了經濟安全感，台灣的國際支持也受到空前的折損。值得慶幸的是，跟很多年輕的民主國家相比，我們民主成長的陣痛期並不算長，台灣人民卻能展現日趨成熟的民主風範，在關鍵時刻，作出明確的抉擇：人民選擇政治清廉、經濟開放、族群和諧、兩岸和平與迎向未來。

尤其重要的是，台灣人民一同找回了善良、正直、勤奮、誠信、包容、進取這一些傳統的核心價值。這一段不平凡的民主成長經驗，讓我們獲得了「台灣是亞洲和世界民主的燈塔」的讚譽，值得所有台灣人引以為傲。顯然，中華民國已經成為一個受國際社會尊敬的民主國家。

不過，我們不會以此自滿。我們要進一步追求民主品質的提升與民主內涵的充實，讓台灣大步邁向「優質的民主」：在憲政主義的原則下，人權獲得保障、法治得到貫徹、司法獨立而公正、公民社會得以蓬勃發展。台灣的民主將不會再有非法監聽、選擇性辦案、以及政治干預媒體或選務機關的現象。這是我們共同的願景，也是我們下一階段民主改革的目標。

在開票當天，全球有數億的華人透過電視與網路的直播，密切關注選舉的結果。因為台灣是全球唯一在中華文化土壤中，順利完成二次政黨輪替的民主範例，是全球華人寄以厚望的政治實驗。如果這個政治實驗能夠成功，我們將為全球華人的民主發展作出史無前例的貢獻，這是我們無法推卸的歷史責任。

二、新時代的任務

未來新政府最緊迫的任務，就是帶領台灣勇敢地迎接全球化帶來的挑戰。當前全球經濟正處於巨變之中，新興國家迅速崛起，我們必須快速提升台灣的國際競爭力，挽回過去流失的機會。當前全球經濟環境的不穩定，將是我們振興經濟必須克服的困難。但是，我們深信，只要我們的戰略正確、決心堅定，我們一定能達成我們的預定目標。

台灣是一個海島，開放則興盛、閉鎖則衰敗，這是歷史的鐵律。所以我們要堅持開放、大幅鬆綁、釋放民間的活力、發揮台灣的優勢；我們要引導企業立足台灣、聯結亞太、佈局全球；我們要協助勞工適應快速的科技變遷與產業調整；我們還要用心培育我們的下一代，讓他們具有健全人格、公民素養、國際視野與終身學習的能力，同時要排除各種意識形態對教育的不當干擾。我們在回應全球化挑戰的同時，一定要維護弱勢群體的基本保障與發展的機會，也一定要兼顧台灣與全球生態環境的永續經營。

新政府另外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導正政治風氣，恢復人民對政府的信賴。我們將共同努力創造一個尊重人性、崇尚理性、保障多元、和解共生的環境。我們將促進族群以及新舊移民間的和諧，倡導政黨良性競爭，並充分尊重媒體的監督與新聞自由。

新政府將樹立廉能政治的新典範，嚴格要求官員的清廉與效能，並重建政商互動規範，防範金權政治的污染。我希望每一位行使公權力的公僕，都要牢牢記住「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這一句著名的警語。我們將身體力行誠信政治，實踐國民黨「完全執政、完全負責」的政見。新政府所有的施政都要從全民福祉的高度出發，超越黨派利益，貫徹行政中立。我們要讓政府不再是拖累社會進步的絆腳石，而是領導台灣進步的發動機。

我堅信，中華民國總統最神聖的職責就是守護憲法。在一個年輕的民主國家，遵憲與行憲比修憲更重要。身為總統，我的首要任務就是樹立憲法的權威與彰顯守憲的價值。我一定會以身作則，嚴守憲政分際，真正落實權責相符的憲政體制。我們一定要做到：政府全面依法行政，行政院依法對立法院負責，司法機關落實法治人權，考試院健全文官體制，監察院糾彈違法失職。現在是我們建立優良憲政傳統的最好機會，我們一定要牢牢把握。

我們要讓台灣成為國際社會中受人敬重的成員。我們將以「尊嚴、自主、務實、靈活」作為處理對外關係與爭取國際空間的指導原則。中華民國將善盡她國際公民的責任，在維護自由經濟秩序、禁止核子擴散、防制全球暖化、遏阻恐怖活動、以及加強人道援助等全球議題上，承擔我們應負的責任。我們要積極參與亞太區域合作，進一步加強與主要貿易夥伴的經貿關係，全面融入東亞經濟整合，並對東亞的和平與繁榮作出積極貢獻。

我們要強化與美國這一位安全盟友及貿易夥伴的合作關係；我們也要珍惜邦交國的情誼，信守相互的承諾；我們更要與所有理念相通的國家和衷共濟，擴大合作。我們有防衛台灣安全的決心，將編列合理的國防預算，並採購必要的防衛性武器，以打造一支堅實的國防勁旅。追求兩岸和平與維持區域穩定，是我們不變的目標。台灣未來一定要成為和平的締造者，讓國際社會刮目相看。

英九由衷的盼望，海峽兩岸能抓住當前難得的歷史機遇，從今天開始，共同開啟和平共榮的歷史新頁。我們將以最符合台灣主流民意的「不統、不獨、不武」的理念，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台灣海峽的現狀。一九九二年，兩岸曾經達成「一中各表」的共識，隨後並完成多次協商，促成兩岸關係順利的發展。英九在此重申，我們今後將繼續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儘早恢復協商，並秉持四月十二日在博鰲論壇中提出的「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尋求共同利益的平衡點。兩岸走向雙贏的起點，是經貿往來與文化交流的全面正常化，我們已經做好協商的準備。希望七月即將開始的週末包機直航與大陸觀光客來台，能讓兩岸關係跨入一個嶄新的時代。

未來我們也將與大陸就台灣國際空間與兩岸和平協議進行協商。台灣要安全、要繁榮、更要尊嚴！唯有台灣在國際上不被孤立，兩岸關係才能夠向前發展。我們注意到胡錦濤先生最近三次有關兩岸關係的談話，分別是三月二十六日與美國布希總統談到「九二共識」、四月十二日在博鰲論壇提出「四個繼續」、以及四月二十九日主張兩岸要「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這些觀點都與我方的理念相當的一致。因此，英九願意在此誠懇的呼籲：兩岸不論在台灣海峽或國際社會，都應該和解休兵，並在國際組織及活動中相互協助、彼此尊重。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本應各盡所能，齊頭並進，共同貢獻國際社會，而非惡性競爭、虛耗資源。我深信，以世界之大、中華民族智慧之高，台灣與大陸一定可以找到和平共榮之道。

英九堅信，兩岸問題最終解決的關鍵不在主權爭議，而在生活方式與核心價值。我們真誠關心大陸十三億同胞的福祉，由衷盼望中國大陸能繼續走向自由、民主與均富的大道，為兩岸關係的長遠和平發展，創造雙贏的歷史條件。

最近四川發生大地震，災情十分的慘重，台灣人民不分黨派，都表達由衷的關切，並願意提供即時的援助，希望救災工作順利，災民安置與災區重建早日完成。

三、台灣的傳承與願景

從宣誓就職的這一刻開始，英九深知個人已經肩負二千三百萬人民的付託，這是我一生最光榮的職務，也是我一生最重大的責任。英九雖然不是在台灣出生，但台灣是我成長的故鄉，是我親人埋骨的所在。我尤其感念台灣社會對我這樣一個戰後新移民的包容之義、栽培之恩與擁抱之情。我義無反顧，別無懸念，只有勇往直前，全力以赴！

四百多年來，台灣這塊土地一直慷慨的接納著先來後到的移民，滋養、庇護著我們，提供我們及後代子孫安身立命的空間，並以高峻的山峰、壯闊的大海，充實、淬礪著我們的心靈。我們繼承的種種歷史文化，不但在這片土地上得到延續，更得到擴充與創新，進而開創出豐盛多元的人文風景。

中華民國也在台灣得到了新生。在我任內，我們將慶祝中華民國開國一百週年。這一個亞洲最早誕生的民主共和國，在大陸的時間只有三十八年，在台灣的歲月卻將超過一甲子。在這將近六十年間，中華民國與台灣的命運已經緊緊的結合在一起，共同經歷了艱難險阻與悲歡歲月，更在追求民主的曲折道路上，有了長足的進步。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民主憲政理想，當年在中國大陸沒有能夠實現，但今天在台灣終於生根、開花、結果。

面對台灣的未來，英九充滿了信心。多年來我走遍台灣各個角落，在與各行各業的互動當中，讓我感受最深刻的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善良、正直、勤奮、誠信、包容、進取這一些傳統的核心價值，不但洋溢在台灣人的生活言行，也早已深植在台灣人的本性裡。這是台灣一切進步力量的泉源，也是「台灣精神」的真諦。

盱xu1衡時局，環顧東亞，台灣擁有絕佳的地理位置、珍貴的文化資產、深厚的人文素養、日漸成熟的民主、活力創新的企業、多元和諧的社會、活躍海內外的民間組織、遍佈全球的愛鄉僑民，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只要我們秉持「台灣精神」，善用我們的優勢，並堅持「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施政原則，我們一定可以將台澎金馬建設為舉世稱羨的樂土、我們引以為傲的美麗家園。

台灣的振興不只要靠政府的努力，更要靠人民的力量；需要借重民間的智慧、需要朝野協商合作、需要所有社會成員積極的投入。各位親愛的父老兄弟姊妹們，我們要從此刻開始，捲起袖子，立即行動，打造美麗家園，為子孫奠定百年盛世的基礎。讓我們心連心、手牽手，大家一起來奮鬥！

最後，請大家跟我一起高呼：台灣民主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China Earthquake aid through various organizations

2008-05-17T09:01:00.000-07:00

1. Besides the Red Cross, some other reputable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are listed below:

World Vision, with its team on the ground in Sichuan already.
http://www.worldvision.org/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http://www.msf.org/
and their aid activities in China
http://www.msf.org/msfinternational/invoke.cfm?objectid=F0C221FF-15C5-F00A-25EC01698BD08B7D&component=toolkit.article&method=full_html

台湾慈济 Tzu Chi
http://www2.tzuchi.org.tw/case/2008cm/index.htm
and their aid activities in China. They've sent a plane to Sichuan and have a team on the ground already.
http://www2.tzuchi.org.tw/case/2008cm/html/02/index.htm

2. Grassroots, Independent aid initiative in China

Han Han, probably the best known young writer, along with other bloggers at the independent Bullog.cn started this aid initiated. Han Han is already in Chengdu.
牛博网友为四川大地震捐款捐物的方案
http://www.bullog.cn/blogs/liuyanban/archives/136782.aspx
http://my1510.cn/article.php?22900d5f5f929f0c
http://my1510.cn/article.php?c0113f7c3e1d1bd7

3. Matching Pledge by Rebecca MacKinnon, who was a CNN reporter, bureau chief in Beijing in the late 1990s, currently a professor at Hong Kong University. She has pledged to give $500 more, if 500 mor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ill also donate at least USD 20. So far 182 has signed up.

For more details, see email below. NOTE: you can donate to a number of organizations through this pledge.

Please make a public pledge of your support for the Chinese people by
going to this link on Pledgebank:
http://www.pledgebank.com/chinaquake

After making your pledge, please go right away to one of the websites
linked on the site (or to some other charity of your choice) and make
a donation. If you would like to suggest other websites where people
can donate online to the Chinese quake victims, please click on the
"comments" section and post the web link and/or any other information
you'd like others to know concerning donations.

Rebecca MacKinnon
Assistant Professor, Journalism & Media Studies Ctr.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http://jmsc.hku.hk)
E-mail: rmack@hku.hk | Tel: +852-2219-4005
Blog: RConversation.com
Co-founder: GlobalVoicesOnline.org
"The world is talking. Are you listening?"

谭嗣同: 我自横刀向天笑，路上行人欲断魂【西风独自凉】

2008-05-10T11:12:00.000-07:00

不少网站都做过一个有趣的调查：假如坐上时光穿梭机，你愿意回到哪个时代？春秋战国、秦皇汉武、魏晋风流••••••网友的答案不一而足，理由也是五花八门。

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横扫欧亚，撒播的不是文明与繁荣，而是征伐和死亡，与汉武帝的穷兵黩武一样，只是给本国和它国人民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这样的强国既未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没增加自由的空间，陡添百姓的赋税、徭役、兵役和死亡的机会，满足帝王将相功成名就的一己私欲，不去也罢！

盛唐气象，八方来贺，绣花枕头一包草。茅屋为秋风所破也就罢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去不得也，哥哥！

中华文明最值得骄傲的集中在辉煌灿烂的诗歌、绘画等艺术领域；政治方面，自始皇帝起就是独裁暴政，一片黑暗：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感性大于理性的文化基因，可以谱写出万古流芳的诗篇，清净无为的道家亦不失人生之一大寄托，于逻辑方面却差之远甚，无法诞生现代科学，工业革命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改革也就无从谈起。

土地是丰厚的，也是贫困的。农耕文明生产的有限的物质财富与独裁者的贪婪、不断增加的人口之间的矛盾，以及游牧民族为争取生存空间与农耕文明发生的冲突，无可调和，只能不断地铁马冰河入梦来，不断地以大规模暴力起义化解社会矛盾，频繁更换奴隶主，陷入“毁灭、发展、毁灭”的怪圈。

那么，如果能够回到过去，选择哪个时代好呢？也许，我会选择1898年戊戌变法到1911年辛亥革命这段历史：

那是一个最坏的时代：鸦片战争、日清战争一败涂地；内忧外患，国仇家恨，求变之切为5000年所未有；那拉氏乾纲独断，变法失败，仁人志士亡命天涯，或喋血街头；天地同悲，万马齐喑；礼仪之邦，原是人间地狱！

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危难时刻，一大批青年才俊挺身锐出，爱国不必忠君，为国家争国格、为同胞争人格，首倡民主共和，实乃盘古开天辟地华夏空前之壮举，从三纲五常的古代奋起直追现代文明。

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满清政府，大兴文字狱、横征暴敛、屠杀人民，对准噶尔人施行种族灭绝的罪行尤其令人发指：1757年，在乾隆“必应全行剿灭，不得更留余孽”、“此等贼人，断不宜稍示姑息”的再三严令之下，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率大军在新疆伊犁与塔城一带，对准噶尔与辉特两部的人展开大屠杀，“尽唤男丁而出，屠戮有声”，“数千里内，遂无一人”。准噶尔人从此成为历史，空留一个地理名词“准噶尔盆地”。

1873年，才气纵横、不可一世的谭嗣同年仅18岁，有“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之名句，刚烈、血气可见一斑。其痛斥满清惨绝人寰之暴行，有如怒马惊涛：

“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

独裁暴政越强大，对内对外的危害性也就越大；幸亏中国军事实力不强，否则，人类都将受“君主之祸”，与准噶尔人的下场一样；各国压制中国，乃老天有眼----此番石破天惊的“卖国”言论，于今读之，犹觉痛快淋漓，100多年前的冲击力可想而知。

遍查中国历史，有谭嗣同（湖北巡抚之子）这样有才有胆有识有格，视富贵如浮云，为普通百姓不惜肝脑涂地的爱国者吗？屈原、岳飞、文天祥等前辈自不可与接受过现代文明洗礼的谭嗣同相提并论，今之群氓“爱国者”，更不足为其奴隶。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媚大盗。”谭嗣同《仁学》对中国政治、学术之积弊洞若观火，堪为盖棺之论；千百年来，一人而已。

1898年9月21日那拉氏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大肆抓捕维新领袖，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日本使馆主动提出愿为谭嗣同提供“保护”，遭到慨然回绝：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9月28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谭嗣同，与林旭等其他5位维新志士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英勇就义。

谭嗣同非为一人之江山，而是为天下苍生求自由、谋幸福，舍身报国的人格魅力光耀古今；“我自横刀向天笑”：谭嗣同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迈，实为华夏第一人杰，激励着一个又一个不自由、毋宁死的热血儿郎：

唐才常与谭嗣同义气相投二十载，为刎颈之交；噩耗传来，无以为报的唐才常失声痛哭：“剩好头颅酬死友！”发愤“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被谭嗣同誉为“造世之雄”的林圭，立誓“中国流血自谭君始，我承其后”，参加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义，任中军统领。1900年9月27日，起义失败，29日，唐才常、林圭等20余人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清军杀害。林圭年仅25岁。

路上行人欲断魂：有时候，悲痛是最可靠最强大的力量。在革命党人前赴后继地流血牺牲、不断打击之下，腐朽的满清王朝摇摇欲坠。谭嗣同殉国13年之后，爆发了辛亥革命，终于完成了对满清268年黑暗统治的最后一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寿终正寝。

1904年6月，谭嗣同棺木辗转运回湖南原籍，归葬于浏阳市城南约8公里处嗣同村石山下，墓地面积约160平方米，墓前华表上的对联写道：

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

谭嗣同堪称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代表：责任、勇气、理性、良知，以及他对强国和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批判，于今天的人们亦不无启迪和教益。

【张鸣】高校大跃进培养的是奴才与愤青

2008-05-05T00:59:00.000-07:00

【张鸣】高校大跃进培养的是奴才与愤青
2007-10-05 　来源: 华商网(陕西西安)　
【张鸣】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对于教授学者而言，权位和金钱是第一位的，声誉出现问题，只要你能动用各种关系，将之摆平就行，丢人不要紧，但不能丢位置。

按说，现在的中国大学，至少从规模上，已经达到历史的顶峰，中国的在校大学生数量，已经从1998年的340万，达到2374余万，过几个月，相信还会有大幅度的增长。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8％陡然升为22％，平均每年增加20％，我们已经拥有世界最多的大学生，而且是在8年内创造的奇迹。同期的中国的GDP增长，平均不到10％，许多经济学家已经在叫过热，而飞速扩张的高等教育，已经不能用过热来形容，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高校大跃进。

凡是大跃进，必然蕴含着危机。1958年的在全民大跃进的同时，高教也跟着大跃进，那场跃进，就当时而言，危害也是相当大的，多招了一些工农兵学员，学生出面编了一些垃圾教材，正规大学有几个月不能正常上课，教学秩序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但是跟今天的大跃进相比，委实小巫见大巫，今天这场高校大跃进，虽然表面的繁荣还在维持，但已经蕴含了一场波及广泛，内容深刻的危机，到爆发之时，整个社会都会为此巨大的代价，造成无可估量的社会震动。

高校的大跃进起于上世纪90年代后半。跟上世纪的大跃进不一样，这是一场完全由行政力量拉动的跃进，教育部是跃进的发动机和火车头。211和985工程的提出和施行，标志着高校大跃进的启动。所谓211工程，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工程在“九五”计划期间实行，在实行期间，1998年又推行了所谓的985工程，由于是在1998年5月提出的，所以叫985工程，这个工程在211的基础上，选择一部分大学，给予重点支持，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两批，前后38所高校入选。211工程的资金183亿，而985工程的资金仅第一期就达140亿。211和985工程，实际上就是用资金的高投入，在短时间内催生一批世界一流的大学，事实上就是大跃进。211和985启动后，地方上随即跟进，那些不能入选的高校，在地方财政的支持下，自筹资金，投入跃进高潮。与此同时，高校的合并也达到高峰，为了做大做强，各地高校开始盲目并校，有些地方，比如长春和杭州，几乎把全城高校全部合并，只剩下一所超级大学。长春当地民间流传一句话，当年吉大（吉林大学）在长春，今天长春在吉大。在合并浪潮中，一些地方的大专和中专学校，甚至非学历教育学校也乘机搭车合并，升级为本科。在跃进期间，为了弥补规模扩张造成的资金短缺，大学的学费开始猛涨，从每年几百元，涨到几千元，而随即到来的大规模扩招，使得学费收入相当可观，在此基础上，部分高校甚至开始大规模借贷，今天困扰人们的大学贷款债务问题，就是这期间形成的。

一、高校大跃进式的扩张，最大的恶果是加速了高校行政化和衙门化的过程。原来高校就有行政导向的问题，1952年院系调整，苏式高等教育体系的推行，高校已经成为国家行政事业单位，行政化不言而喻，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高校体系开始从苏式的专才培养向国际通行的通才教育转化，在这个过程中，行政化的趋向大为缓解，教育部资源有限，对高校的控制很弱，高校里的行政化的问题，主要体现为机关干部和教师之间的矛盾，而在多数高校，机关干部并不占优势。做机关干部的，往往更乐于转成教师。而且，高校里的行政干部，逐渐被有学历有职称的人取代，学校还鼓励教师双肩挑，由具有教师岗位的人，出面担当学校的行政部门负责人。

但是，由于211和985工程的启动，教育部掌握了熟百亿资金的分配权，而且工程本身就要去有一系列行政操控措施，使得教育部加强行政控制顺理成章。教育部直属的重点高校，为了争取部里掌握的资源，竞相讨好教育部。在这个过程中，教育部对直属高校的控制力逐渐增强，不仅通过各种名目的评审，将高校牢牢捆在自己的战车上，而且掌握了高校的部分高级干部的人事权。教育部为了满足高校负责人的级别欲，借着建设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热潮，推动部分顶尖高校行政级别升级，将12所大学升为副部级（现在副部级大学据说已达29所），实际上等于教育部为自己的司局级干部，找了几十个副部级岗位，这些年来，直接从教育部空降下来的重点大学校长、副校长，越来越多。

在行政化的过程中，评审是最有效的工具和最大的绳索，从刚刚在两会上炒得很热的本科评估上人们可以知道，这种来自教育行政当局的评估意味着什么，评估不合格，等于丧生办学资格，对于一般高校而言，属于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才有会那么大规模的造假，隆重的接待和群众运动式的迎接。类似的评审，还有硕士点，博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这些五花八门，外国人不懂，中国人外行也不懂的名堂，都是要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通过了，意味学校的档次上去了，通不过，就意味学校不够档次。而且，评上了不能一劳永逸，还需经过定期的检查评比，不合格就拿下，换上别个。

由于部属顶尖大学的示范效应，更由于各种评审的拉动作用，行政化浪潮很快就席卷了全国所有高校。差的地方院校追求升级，中专升大专，大专升本科，本科则追求上硕士点和博士点，同时，大学开始推行三级架构，即大学下属学院，学院下属系，将原来的系合并、或者不合并升为学院，原来的教研室升格为系，所有的人，行政级别不动，但名义上都升了一级。

同时，由于高校大跃进中各种名目的资金流向高校，学校和学院两级实体单位，有了更多可供支配的资金，因此，权力大增，985高校，一个不大的学院，院长手里可以支配的资金能达到上千万，资金分配基本上由长官说了算，学院里的教师，如果想要分一杯羹，只能讨他的好，因此，学院领导对学院教师的支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跟当年基本上没有多少资源的系主任，不可同日而语。同样，学校的校长，连同学校行政部门的负责人，也因此权力而陡然增加，这就是为什么大学教授纷纷争当处长副处长的原因。教育部和国务院相应的学术评审机构，则成为各个高校竞相争夺的对象，如果能在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占个位置，说明这个学校“实力”很大，在各种评审中，有很大的发言权。凡是进了这些机构的教授，在各自的学校都当然是级别最高的教授，说话极有分量。

有钱在手的权力，含金量足，威力巨大，虽然学校里的各种“长”，原本都是教授，但是加了长的教授，官架子摆起来，一样吓人。一个小小的学院，居然开起来会上要设主席台，台上按照官阶大小排座次，第一首长先说，第二首长次说，无论这种是行政性质的，还是学术性质的，在这个意义上，学校已经成了衙门。

不仅如此，在整个的官方学术体系中，只认官，不认学，某个学科的评审，上面只找那些在某几个顶尖高校当院长的人，似乎谁做了院长，谁就是学科的当然带头人。这样一来，学科的评审，就掌握在几个学官手里，哪个学校想要上什么“点”，评什么奖，评一级学科，重点学科，拿多少课题，都得看这些人的脸色。这些人，自然形成一个联盟，相互交换好处，互相推荐自己人，拿奖，拿课题，互惠互利。甚至，他们还定期聚会，联络感情，毫无忌讳。

二、由各种评审指挥棒驱使的行政化、衙门化的大学，一个直接的结果是败坏了学风，使各种形式的学术腐败，肆无忌惮地浮出水面。严格地说，中国的大学并没有我们所谓的大学精神，对于大学的求真求实，自由探索，社会担当等国际通行的品格，实际上即使在高校大跃进之前，大学中人也没有共识，但是，至少那时还作为精英教育的大学，多少还存在一些普遍的道义感，对社会也有某种责任感。然而大跃进无情地破坏了这一切。

各种评审的指标体系，主要是以科研为导向的，比如核心期刊论文数量，国际SCI论文数量，国家级课题数量，省部级课题数量，课题经费总量等等，关于教学培养方面，最有分量的指标是所谓的博士论文百优数量（即每个学科每年评一百个国家级优秀论文），实际上也是科研指标。在教育行政部门看来，争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是看科研成果，所以指标体系，以科研为主。可是，中国高校的这种指标体系，只要SCI还勉强有点国际性，而且也并非国际通行的衡量体系，其他的指标，实际上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自娱自乐。

中国所谓的学术核心期刊，其学术品质，原本就需要测定，但是，在各个高校发疯追求论文数量的情况下，南京大学带头发明了硬性规定研究生发表核心期刊论文作为毕业前提条件的方法，用“土法炼钢”的方式，人为拉高学校的论文发表数量，各个学校纷纷跟进，使这种本质上违法的行为，成为高校的新惯例。研究生做不出论文，就买，不仅买论文，而且买版面，各个学术期刊，因此出卖版面，蔚成风气，进一步败坏了学术期刊的质量。现在的状况是，跟中国有全世界最多的大学生相匹配，中国也有世界上最大的论文发表量，但科研竞争力却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核心期刊和论文发表如此，所谓的课题也如此，由于国家和省部级课题的选题方向，就是由几个顶极高校的学官确定的，因此，其学术性很成问题。至少就我所了解的政治和历史方面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导向，就没有多少学术性，倒更像是宣传。而且课题的获得，跟学官的位置，调动资源的多少有关，往往官越大，课题就越多，当然也就越没有时间做（这是假定他们都有学问的前提下），只能让学生做，因此研究生们就成了导师的打工仔，廉价劳动力，这样的课题，能有什么质量，可想而知。中国国家级的课题质量差，已经不是秘密了，90％以上的课题，毫无用处。

这样一种基本上属于自娱自乐的评价指标体系，却使得所有的大学为之竞折腰，前面讲过逼研究生“土法炼钢”的增产方式，实际上，学校的教师，在定期的考评面前，也必须拿出东西来凑数，否则就会下岗。当然，如果产量高，也有奖励，尤其是在所谓A级B级刊物上发文章，奖金甚为可观（这个类别，居然有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这样一来，所有的教师，都必须围着考核指标转，以增产为第一需要。大家都在忙于争课题，跑项目，出文章，一本又一本的学术著作问世，形成了科研论著出版高峰和读者阅读量下降共存的奇特景观。

在这种科研成果的增产竞赛中，学风极其浮躁。从老师到学生，大家只想着早出、快出、多出成果，大量粗制滥造的所谓成果因之大量问世，简单重复，低水平重复，甚至充斥大量的常识性错误。同时，抄袭，做假，侵占他人（主要是学生）成果等学术偷窃和腐败行为流行，有些学校，越是所谓的大腕学者，越可能犯这种在国际上看来是学者致命伤的错误，因为附他名下的东西太多。由于对考评体系的特别在意，这些大腕的类似错误，往往得不到处理，因为如果一旦处理，不仅自暴家丑，而且可能丧生附生在大腕身上的评审资格，就算一个顶极高校，也不能无视这种损失。因为现阶段中国大学的地位考评，一是看学术权力（占有评审成员的数量和等级），二是看学术数量，而前者更为重要。

在国际上，教授学者，声誉是高于生命的，一旦一个教授学者的声誉有了问题，他的职业生涯就完结了，意味着他的余生，只能靠从事低级劳动为活。然而在中国，对于教授学者而言，权位和金钱是第一位的，声誉出现问题，哪怕是特别明显的问题，只要你能动用各种关系，将之摆平就行，丢人不要紧，但不能丢位置。至于对真理探索的欲望，人的良知，社会的担当，对学生的责任心，已经在相当多地位很高的教授那里找不到丝毫的痕迹了。

教授如此，学生就不用说了，高校大跃进这八年，是学生考试抄袭最严重的八年，也是学生论文质量最差的八年，网络普及之后，网络成了相当数量的学生各种论文的发祥地，连帮导师做的课题，也从里面搬，也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大牌教授犯抄袭错误的原因。大学这些年，最大的问题是在教学生做人方面的失败，在老师的榜样面前，有的学生甚至丧失了起码的责任心，起码的道义感。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大学奉行的是奴才式的管理，干部管老师务必使之奴才话，要的就是听话，而这种奴才管理，转化到学生那里，则变成奴才教育和管理的双管齐下，结果是桀骜者变成了愤青，温顺者变成了下一代的奴才。国家和社会对大学培养独立人格，创造性人才的期望，在现实中已经南辕北辙。

三、高校大跃进，最大的危害，是给社会和国家制造巨大潜在的社会危机。大学的扩招和学费的翻倍增加，固然有政府拉动消费的初衷，但是从根本上，还是大跃进的需要。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公司化趋向日益严重，本身很像政府的大学，自然也不能例外。大跃进如果本身不能给大学带来现实的利益，仅凭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力量的推动，是难以奏效的。大跃进的好处不仅来自上面的拨款，而且还有下面的创收，在学校规模一定的情况下，招的学生越多，收益就越大。正因为如此，大跃进前一个只招3000人的学校，跃进之后，居然可以招到30000人。而且，各个高校还非常热衷于研究生的收费改革，将研究生的收费面，扩至最大。

大学收费激增最大的，其实并不仅仅在于让某些农村的贫寒子弟上不起学，或者逼死了多少家长，而在于大多数普通百姓倾家荡产，债台高筑供子弟上完大学之后，居然找不到工作。近年以来，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连清华、北大、人大这样的大学，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毕业生就业问题。具体统计各种研究有很多，但就我视线所及，我所服务的大学，有的专业，今年的本科应届毕业生到现在为止，一个签约的都没有，有的专业，即使找到了工作，也大多是靠父母的关系。同时，大家忽视一个现象是，现在大学的现状，越是农村的孩子，越上不了好大学，越是档次低的大学，收费反而越高（包括隐形的），但是就业前景，却异乎寻常地差，而这些地方，恰是农村和城市贫困居民孩子的去处。这就意味着，恰是那些砸锅卖铁供养大学生的家庭，最后的回报很可能是零，血本无归。

对此，教育部的辩解是，即使不上大学，这些人仍然可能失业。当然，此话有理，不过，不上大学，不付出如此大的血本失业，跟上了大学，付出巨大成本之后的失业，对于学生和对孩子寄予巨大希望的家庭来说，是根本不同的，在后者，他们对社会的挫折感会陡然增加不知多少倍。一个没有上大学的农村孩子，会比较坦然地选择进城找一份出力气的工作，但是大学毕业之后，能够做这样坦然选择的人，将不会很多，大学教育，已经剥夺了他们做一个简单劳动者心理承受力。

教育部的另一个解释，是说现在的大学已经成为普通教育，所以，大学生毕业就是应做一个普通劳动者。而且有不断有消息传来，说是大学生做了搓澡工，当了棒棒（搬运工），回家卖糖葫芦等等，当然，我们不能说大学生不能做这些简单劳动的工作，但是，如果大学生，包括一部分研究生毕业从事的工作基本上跟民工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中国的大学还能办下去吗？现在中国的城乡已经在流行新的读书无用论，很多孩子甚至连中学都不愿意上了，真不知道，按教育部现在的说法，如何应对这股潮流？从另一个方面说，现在的大学生就业，跟大学教学培养的现状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前，外国人很看不起中国的大学，认为我们没有大学的理念，充其量不过是职业技术学校。但是，那时的大学，即使作为职业技术学校，也存在着知识老化、陈旧，跟社会和生产脱节的问题。但是由于改革之初，国家和社会知识人奇缺，而且国家对文凭高度重视，大学生就业，用不着接受社会的检验，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被遮避了。开放近三十年，在跟西方的交往中，中国的大学在方法、理论诸方面引进了很多东西，知识体系单一化的状况有所改善，但是，在学生素质培养方面，进步有限，而且教学尤其是本科教学，严重缺乏就业意识，原本还存在的实习环节，因为经费的问题，无论理工农医文，全部被削弱，很多学校甚至成为一种形式。教学，尤其是本科教学，对于大学的评价体系上的竞争，对于大学能否上档次，对教师的职称晋升，课题的取得，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关系，从学校到教师，自然就不重视。教育部虽然三令五申，强调大牌教授上本科的课，但是又落实了多少呢？教师上课糊弄，让自己的研究生代课，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现在正在进行的教育部主持的本科评估，看起来好像是在重视本科教学，但检查的项目，却落实在大纲之有无，教案是否完备，教学检查有无进行，考试是否分了期中和期末，平时有无作业，考试有无标准答案等上面，这些形式和程式化的东西，即便是全部做的中规中矩，是否就意味着大学教学做好了，我想不是。1930至40年代的中国大学，越是有水平的教授，讲课越不规矩，讲文学史的，一个学期只讲了一个庄子天下篇的也有，很多人甚至拒绝留作业，拒绝判卷，但是那时代的几十所顶尖大学，却是国际公认的中国最好的大学。

更何况，就连这样的检查评估，也往往流于形式，由于评估有事先的通报，给被评估者留好了充分的准备时间，结果各个学校普遍造假，甚至发动师生假期不休息，将所有的记录修改重做一遍，届时评估的时候，评估专家只要被伺候好了，自然心领神会，不会煞风景。这样的评估，我怀疑不过是教育行政部门将大学不断地束缚自己战车上的一种手段，跟本科教学没有多少关系。

大跃进之中的大学，是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所在，有了点洋理论，但无法教学生做学问，上课糊弄，教不会学生怎样做事。扩招等于注水参假，教学实习各个环节都偷工减料，即使在职业教育方面，比跃进前还要差。

这样的大学教学培养，既不能教会学生做人，也不能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做事的基本素质，见过太多这样的学生，四年学下来，什么都不知道，只学会了上网，K歌，谈恋爱。最严重的问题是，毕业生严重缺乏责任心，这是令用人单位普遍头痛的问题。事实上，一方面，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一方面，用人单位，尤其是那些民营企业和外企，又往往找不到合适的人。

四、眼下，高等教育，已经成为民生三大难题之一。高校大跃进引发的危机，并不局限在教育领域，已经隐含着整个社会的危机，不仅影响到国家的科技文化进步，国家的竞争力，影响到国家产业的转型，而且隐含了社会的动荡，随着就业的困局扩大，大学毕业生失业比例增加，现在据说已达70％，每年抛到社会上的几百万的失业学生，对社会意味着什么，不用说大家都明白。

高校大跃进，本质上是一种在不改革体制的条件下，靠注入大量资金，在短时间内使大学上档次，甚至打造几个世界一流大学的设计以及这种设计的实施。用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的话来说，就是相当于给没有改制的国企，注入大量资金，以期实现经济奇迹。当然，只要钱足够多，奇迹倒也不是完全不能发生，可惜只能是形式上的奇迹，既没效率，更谈不上品质，甚至会败坏已有的品质，就像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一样，钢是炼出来了，都是废品，至今已堆一堆的，在河南田野上还能看见。果然，现在的大学，只有规模的扩张，楼堂馆所的兴建，而实质品质的提升根本没有，甚至还在下降。原有的行政导向，在资金的扶助下，如虎添翼，形成了垄断权力和垄断公司畸形结合的怪胎，这个怪胎，将原体制的弊病统统发挥到了极致。

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的高校大跃进，具有某些洋跃进的味道。因为这个跃进，号称是在学美国。因为美国的大学是普通教育，我们也得是普通教育，不能再是精英教育。但是人们似乎忘了美国的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到普通教育，花了多少年，目前的国力和教育水平跟我们相比是如何，而我们却在仅仅八年时间，就完成了美国化。现在中国有种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拼命排斥美国化，但是另一方面，很多改革都以美国为尺度，无论多么荒谬的事情，只要说一句，美国也是这样的，就万事大吉。

其实，在这种美国化的洋跃进背后，是国家的好大喜功和部门利益冲动的奇妙结合。国家虽然得到了一点虚荣，学生数量第一，论文数量第一，也在短时间内拉动了一点内需，但真正捞到好处的，却是教育行政部门。虽说眼下是个部门利益扩张的年代，但是没有任何一个部门，能够如此大规模肆无忌惮地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不受到遏制，让自己势力范围的所有单位，都乖乖地听命，也没有任何一个中央的部委，可以掌握几十个副部级的职位，以至于教育部的每一个司长，都有担任实职的副部级首长的机会。大跃进一旦既成事实，国家似乎只能随之起舞，直至水枯鱼烂为止，即使到了这个地步，烂摊子不管多烂，也只能由国家出面收拾。

http://news.163.com/07/1005/09/3Q1GG66O000121EP.html

【张闳】愤青的狂暴已经接近病态

2008-05-05T00:34:00.000-07:00

张闳:愤青的狂暴已经接近病态
2007-07-26 　来源: 南方网　

　　话语暴力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无非是借助“爱国”的道义力量，为话语暴力确定合法性保护和爆炸性力量，与“爱国”与否本身关系不大。

策划：林斌执行：谢海涛景锦

受访人：张闳上海同济大学哲学系主任、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理想主义愤青时代

南都周刊：据说“愤青”一词本源自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指欧美左翼思潮中，那些主张颠覆传统社会价值的叛逆青年。在中国大陆，最早的愤青是指那些上山下乡的知青，你认为是什么具体原因促使愤青在“文革”前后的产生？和国外的愤青相比，他们有哪些异同点？

张闳：由“知青”变“愤青”，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些“知青”的前身是“红卫兵”，多半是一些抱有革命情怀的年轻人。在成为“知青”的初期，也依然相信自己将在农村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但事实上呢？他们被放逐到陌生的环境里，为生存而苦苦挣扎。当初的理想破灭，人生毫无前途。尤其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他们开始反思，1970年代中期，一些觉悟的青年通过阅读禁书和小氛围的思想交流，重新寻找人生的价值。直到“文革”结束后，他们的声音开始浮出水面，表现为“今天派诗歌”和“伤痕小说”等。

与1960年代西方的左翼愤青相比，知青一代的中国愤青更理性。1960年代西方学生造反运动与“嬉皮士”运动密不可分，他们更强调欲望、生命激情，在形式上跟“红卫兵”运动很像。但知青一代则是通过对“文革”和“红卫兵”运动的反思和背离，来表达自己的。他们虽然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叛逆姿态，但更多的是耽于思考而疏于行动，较少具有破坏性。虽然他们也并没有表现出强大的建设性，但充满了对新的理想和价值的呼吁。在旧的理想和价值业已破产的情况下，甚至扮演了新的道德代言人的角色。

南都周刊：“文革”以后的1980年代，是慷慨悲歌的理想主义的天下，从文学上看，大批“知青小说”，表现一代知识青年在那场荒谬的历史运动中所显示出的理想追求和人格精神，另有一些作家以平民代言人的角色，描写社会下层的追求及幻灭，默默无闻中孕育的愤怒和反抗。有人说，以上社会因素促成了理想主义愤青的成长，比如梁晓声就公开宣布：我是一个愤青。这一阶段的愤青有什么特征？

张闳：“文革”后，国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通过高考、返城、招工等措施，知青大多得到了安置。更为重要的是，全社会有了新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实现现代化。至于如何实现且不论，但至少在理论上承诺了每个人都有自我价值实现的可能。在此种情况下，愤怒的理由不多。纵然个人有诸多不满，但在当时都被解释为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但“阵痛”。因此，当时的“愤青”所针对的大多依然是“文革”。

接下来的问题是，新时期的社会理想虽然在理论上高唱的是“实现四化”，但公众的日常生活却越来越务实，越来越物质化。而对“红卫兵”、“知青”运动的否定，同时也包含着对一代人青春的否定。一代人已然失去了青春，如果又得到多少物质利益的话，他们的生命价值就显得很低廉了。所以才会有梁晓声这样的作家，他们试图通过文学重新在“知青”生活中发掘激情和理想辉光。让那些在新时代并没有得到多少利益的普通人，在对昔日时光的回忆中重拾青春理想，以赢得自我肯定。这是一个善意的动机，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旧梦，一个“一无所有者”的精神鸦片。

更年轻的一代人则不同，比如崔健。这一代对“一无所有”的理解，表现得更加坦然。他们更愿意以一种游荡的姿态，表达对现存秩序和价值的反叛。由此看来，梁晓声既不愤、也不青。崔健才是那个时代的愤青代言人。

南都周刊：1980年代后期，是理想主义逐渐告别中国的时期。一个例子，就是后来电影《保尔·柯察金》，解构了保尔·柯察金这个影响中国几代人心灵的理想主义英雄形象。这是否意味着理想主义愤青的归隐江湖，其原因是什么？

张闳：保尔·柯察金的故事是一个问题男孩变成革命战士的成长小说，这个过程，“知青”一代人已经演绎过一回了。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故事除了怀旧之外，不再有其他功能。而对于更年轻一代人来说，成为革命战士的机会也不多。即使没有这样一个剧本去建构它，它的意义也不如当年。人们在英雄梦想破灭之后，更愿意看见真实的、普通的自己。这个解构的故事只是这个时代精神变化的结果。如此而已。

民族主义愤青的崛起

南都周刊：1990年代，全球化日益加深，民族主义再度兴起。此时，愤青概念也开始分化，一些人逐渐与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联系在一起，被冠以民族愤青之名。你怎么看待这一类愤青产生的背景？

张闳：一般而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在民族国家面临生存危机的情况下，才容易出现的。它出现在1990年代的中国，情况确实非常特殊。这个时期，中国开始进入全球化的国际秩序当中，一般而言，这是中国国家发展的一个新的机遇。毫无疑问，它同时也是一个挑战。进入全球化体系会引发民族认同危机吗？

新的国际秩序需要学会新的外交原则。这些原则既有“丛林原则”式的强权政治，又有多重势力相互妥协的商谈政治。这两种交往原则，中国人都没有学会。既无力应对强权，又不懂得妥协。挫败感无可避免。这就刺激了100多年来中国公众最敏感的心理旧创——民族屈辱。100年的历史仿佛是一个圆环。在民族主义这一点上，官方新的意识形态与民间文化心理达成了空前的契合。对于愤青来说，适当地表达一下民族义愤，这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在心理上也是安全的。

南都周刊：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的流行，标志着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升温，它有着怎样的影响？

张闳：尽管《中国可以说不》是一本刻意制造出来的粗糙之作，但它确实是合时宜的。“说不”，是表达愤怒的通行手段。国家可以“说不”，这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说不”行为以合法性，而且，有可能将“说不”行为上升到民族国家大义的高度来予以肯定。这对愤青是一个强大的心理支撑。尽管他们未必知道为什么要“说不”、对什么东西“说不”和如何“说不”。

南都周刊：伴随着网络的普及，“愤青”一词频频出现在BBS及QQ群聊天室。充斥论坛的往往是各种漫骂和煽动性的“爱国言论”，粗鄙的人身攻击和诋毁，还有对战争的无原则鼓吹。最新的一个事例，就是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被骂为汉奸，被迫失声。怎样看待网络极端愤青的杀伤力？

张闳：互联网话语暴力，并非仅限于民族主义愤青。这是中国大陆一个普遍化的暴力倾向。话语暴力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无非是借助“爱国”的道义力量，为话语暴力确定合法性保护和爆炸性力量，与“爱国”与否本身关系不大。葛红兵的言论确实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但他恐怕还没有资格被称之为“汉奸”。

其实，愤青是话语权利资源相当稀薄的一群，如果没有互联网，他们很少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一旦有了这样一个意见发布平台和表达权利，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来使用它。互联网的匿名性和群体效应，为愤青提供了很好的心理保护，愤青只能满足于在虚拟空间里获得一些虚幻的表达权。虽然他们依靠数量和音量，似乎发出了很强的声音，但实际上他们的声音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因而也就变得可有可无、无关紧要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依然是话语上的“弱势群体”。他们的表达权相当有限，而且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一个版主随随便便在几秒钟之内，就可以把他们的言论删除得一干二净。所以，这种貌似强大的声音，实际上是弱不禁风。虽然我不支持愤青们的暴力化的表达，但我觉得社会应该为他们提供更充分和更可靠的表达权利和表达空间，否则，这种暴力化的反弹将会更严重，后果也更危险。

这些人是靠不住的

南都周刊：就目前来看，极端民族主义愤青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反日和反美愤青；第二类人则是反美愤青的分支，不顾道德和国际法则，通过将本·拉丹和萨达姆等人奉为英雄，来发泄心中的情绪。第三类人是要求武力攻台者。在全球化时代，从国与国以及国与地区的关系来看，民间的民族主义具有微妙的制衡机能，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引导并建构一种健康的民族主义，如何来看待这一类愤青的影响？

张闳：我对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言论并不特别在意，无论它是反美还是反日。一般而言，它还只是停留在盲目的情绪冲动的层面。这种盲目的本能冲动，隐含着某种危险性。但要传化为危险的行动，还需要一些重要条件。一是极端主义理论。比如本·拉丹的基地组织，有伊斯兰原教旨为理论基础。二是强人式的领袖。目前中国所谓“极端民族主义”愤青，缺乏这样的条件。

民族主义是一个含混的、似是而非的概念，根本就没有足够强大的心理凝聚力，而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强人式的精神领袖似乎也没有可能出现。缺乏这两者，愤青就只能沦为乌合之众。依靠盲目的本能冲动纠集在一道，一有什么危险的风吹草动，旋即做鸟兽散。萨达姆就上了这些人的当。当初他们支持萨达姆，狂热反美，结果怎么样呢？国家真有危难，这些人是靠不住的。

南都周刊：从国内原因来讲，有学者认为，极端民族主义愤青以及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滥，会形成一种深层的“受害意识”，不利于我们民族奋力争取富强的精神资源；而且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这种激愤民族主义将有可能走向“闭关锁国论”，又必然与极左思潮的死灰复燃相联系，这个有没有道理？

张闳：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对外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对内的极左思潮是最容易结盟的。这二者的同盟一旦建立，将是社会政治生态急剧恶化的征兆。不过，这还要看这种思潮所影响的人群。在现代政治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对国家发展走向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依靠人群的数量。如果人数能决定国事，那政治改革就已经完成了。

南都周刊：有社会学家认为，极端民族主义愤青虽然爱国，但其激进的思维方式和言论却有可能因“遮蔽了真理”而最终导致误国。鲁迅先生早在许多年前称他们为打着爱国旗号的“爱国贼”。如何评价以上言论？

张闳：我在网上已经看到过称鲁迅为“汉奸”的言论。这已经够极端的了吧。如果鲁迅也是“汉奸”的话，我就不知道这些“爱国者”所爱的“国”是一个什么东西了。我只能称他为“无赖”。这种无赖实际上什么都不爱，只爱一个空洞的、子虚乌有的“国”，用来应对自己内心的麻木、愚顽和冷漠。对这种人，有一个西方思想家说得一针见血：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

粪青玷污愤青的名字

南都周刊：从积极的意义上考虑，有一种愤青，是具有正义感、责任心、公民意识觉醒的人。他们嫉恶如仇，鞭挞时弊、为己为民争权利。然而愤青的概念发展到今天，他们也似乎已经被妖魔化、边缘化，被“一锅煮”，有没有为愤青正名的必要？

张闳：“愤青”原是指那些有理想、有激情、有勇气、有正义感和有责任心的年轻人。有正义和责任在心，才会对不公有愤怒。事实上，任何一个正直的人，在年轻的时候，都不同程度上是“愤青”。而如今，“愤青”已被写作“粪青”，表达了人们对那些盲目、愚昧、没有理性、不负责任的言行的不满。“粪青”的种种无端的狂暴情绪，已经接近病态了。他们对具体的事物漠不关心，对具体的不公视若无睹，对身边的事物也没有爱。只有一派歇斯底里的狂吼乱叫。如果这不是心理病态的话，那么，就是没有廉耻。“愤青”已经成为“无赖”的代名词，很难再纠正。“粪青”应该为“愤青”这个可爱的名字被玷污负责。

http://news.163.com/07/0726/08/3KAK1AHI000121EP.html

資助九年馬英九與史瓦濟蘭女兒相認

2008-05-04T01:32:00.000-07:00

世界展望會3日舉辦「與世界的兒童做朋友」禱告音樂會，總統當選人馬英九（左）親自出席與他的資助貧童─來自史瓦濟蘭的奈莉西薇（右）見面，雙方高興得相互拉手致意。（季志翔攝）

2008.05.04
資助九年馬與史瓦濟蘭女兒相認
朱武智／台北報導

準總統馬英九近十五年共認養十名國內外的貧童，昨天下午，他與資助九年的史瓦濟蘭女孩奈莉西薇（Nelisiwe）相認。馬英九送她英英字典與書包當見面禮，奈莉西薇則送卡片恭賀馬英九當選總統，並會天天為其祈禱以治好國家；馬英九笑說，「我真的非常需要。」

台灣世界展望會昨天舉辦「與世界兒童做朋友/禱告音樂會」活動，邀請含台灣共十一國、一六三名貧童到台北參訪。馬英九代表資助人上台致詞時，史瓦濟蘭盧邦波（Lubombo）社區兒童合唱團廿名小朋友站在舞台上，馬英九轉頭望一回，立時認出了奈莉西薇並與她相擁相認。

馬英九說，他共資助認養十名孩子，國外有三名，分別是厄瓜多、越南與史瓦濟蘭，其餘都是台灣的小朋友。他說，十年前他到索羅門訪問，看到當地小朋友穿著國人捐助的學生制服，上面還繡著「清溪國中」、「張文郎」的字，讓他想起自己小時住萬華西園時，就曾穿過別人捐助的衣服、受人幫助。

馬英九在十五年前，每月定額捐助世展會、家扶基金會以認養貧童。奈莉西薇是他九年前認養，當時，奈莉西薇只有九歲，如今見了面，她已經變成十七歲的少女。

馬英九說，他與認養的孩子之間有些微妙巧合，像奈莉西薇與他同月同日生，但兩人差四十歲；還有一名孩子的生日，跟她女兒相同。

「父女」相認時，馬英九送給奈莉西薇一本英英字典，還有一個皮革與尼龍材質的書包，希望她能用功念書。奈莉西薇則以親手寫的賀卡回贈馬英九；馬英九一邊看內文，一邊代為翻譯，當馬英九念到，「你要審慎的面對總統的職務，並要用雙手捧著」時，馬英九立時翻譯成「戒慎恐懼」的成語，並轉頭問奈莉西薇「誰教妳這些」，奈莉西薇則微笑以對。

之後，馬英九又念到「我會天天為你禱告，祝你治理好這個國家」時，馬英九又回頭對奈莉西薇說，「妳的禱告，我真的很需要，非常需要」。他們的對話，引得現場熱烈掌聲與笑聲。世展會人員表示，奈莉西薇有九個兄弟姊妹，父母雙亡，她與祖母住在一起。

中時電子報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Focus/2007Cti-Focus-Content/0,4518,9705040171+0+0+120522+0,00.html

赖幸媛：民主的真谛不在于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多数应该尊重少数

2008-04-29T16:57:00.000-07:00

赖幸媛：两岸开放两原则一必要
（台湾） (2008-04-29)
　　（联合早报网讯）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准陆委会主委赖幸媛昨（28）日接受经济日报专访时强调，推动两岸开放政策，应该掌握「两个原则、一个必要」，就是要有配套措施、利益要全民共享、必须务实。她说，只要是有利民众的政策就会积极执行。

　　赖幸媛说，大陆政策由总统、国安会、行政院相关部会包括陆委会、海基会等协商后共同制定，总统定案后由陆委会执行，涉及公权力的两岸事务，陆委会就授权海基会去做，陆委会一直都参与决策，虽然陆委会主委、海基会董事长隶属不同政党，但不至于政出多门。以下为专访纪要：

　　不统不独不武理念一致

　　问：为何答应接任陆委会主委？

　　答：马先生跟刘院长跟我详谈时提到，追求和谐的两岸关系是台湾主流民意，应该在维护台湾主体性，以及照顾台湾人民利益的理念下推动两岸政策，我们的理念颇为契合。

　　目前主流民意希望维持现状，也就就是「中国民国台湾」、「不统、不独、不武」。在这样的现状下追求和谐的两岸关系，这个理念也跟我一致。

　　接下这个工作是满大的挑战，需要有勇气去承担。我也认知到，两岸关系与大陆政策攸关全民利益，我认为大陆的政策主要目的就是：维持台海稳定、促进东亚和平、增进台湾人民幸福。马先生与刘院长也非常能够认同我的看法。

　　问：大陆投资上限40%是否松绑、开放陆资来台，尤其是投资房地产这些问题，理念是否和马萧一致？

　　答：这不是理念，这是政策、措施。也就是说，你可以有十种措施，甚至20种、100种，可能是观光、包机、40%限制、房地产、人民币，但只要是跟开放相关的措施，都要抓住「两个原则、一个必要」。

　　所有开放利益全民共享

　　第一是任何开放措施都需要有完善的配套，这样才能降低外部性效果。外部性效果都是负面的，可能是环保、是失业、贫富不均等等，所以一定要有配套措施。

　　第二个原则是，所有开放利益应该由全民来共享，不能只被特定利益团体独享，要照顾到中下阶层跟弱势族群。

　　一个必要是什么？两岸关系的任何作为，不是说台湾要开放就能开放，一定要双方都有善意跟共同努力，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务实。

　　问：怎么看待「九二共识」？

　　答：我觉得中文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常常会误导。「九二共识」是2000年4月形成的，当时双方有了「understanding」，决定先搁置高度争议的问题尽早展开协商，双方愿意采取暂时搁置的方式来处理。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在「九二共识」这个词里面绕，这只是个名词，不要陷入说文解字。

　　「一中各表」是符合当年的事实，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今年3月26日布希跟胡锦涛通电话，新华社的英文版也有提到「一中各表」，而我方的「一中各表」就是「中华民国」，也就是互不去否认对方。

　　问：如何看待外界对你出任主委产生的不同声音？

　　答：我可以理解，但我们应该看怎么做比较重要。民主的真谛不在于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多数应该尊重少数，这样才能形成完整的民意。

　　为什么要形成完整的民意？因为两岸关系太敏感、太复杂，我们必须扩大它的社会基础，否则无法追求和谐的两岸关系，也没有办法巩固我们自己的主体性与利益，投给民进党544万张选票所代表的民意跟意志必须得到尊重，政府是全民的。

　　问：过去似乎较少参与两岸事务？

　　答：我参与非常的多，两岸、国际跟国安是我的专业。我在国安会四年，涉及所有的案子全部跟两岸有关。但因为这都是机密性质，所以外界不知道，这可是很实在的经验。

　　两岸国际国安我的专业

　　问：准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近期对两岸事务发表很多看法，会否影响你日后与江的互动？

　　答：政府只有一个，不会政出多门，大陆政策就是由总统拍版定案，大陆政策体系我们有严谨的法律架构。海基会董事长是高度象徵意义的职位，政府委派的人都有很高的声望，包括江董事长，我相信海陆两会还是会维持过去优良的传统。

　　问：怎么看待外界将你和八年前蔡英文出任陆委会主委做比较？

　　答：这是你们拿来比的啊！蔡主委八年前不是讲过一句名言，「橘子是橘子，苹果是苹果，橘子怎么跟苹果比？」我很尊敬她，未来也会向她请益。

http://zaobao.com/special/newspapers/2008/04/taiwan080429c.shtml

第二波内阁名单公布　最具争议人事安排
台联前立委赖幸媛接掌陆委会主委

（2008-04-29）
年龄：　52岁
籍贯：　台湾台中

现职：　无

学历：　英国萨塞克斯(Sussex)大学发展政治社会学博士、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暨比较政治学硕士

经历：　台联党立委、国家安全会咨询委员、WTO入会谈判执行人、台湾经济研究院专任副研究员兼国际事务处处长、中华台北亚太经济合作研究中心创办人、淡江大学国际企业经营系兼任副教授、记者

马英九跨党派用人

学者：是好牌、高招

　　海洋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兼任副教授王昆义向本报表示，启用赖幸媛，显示马英九有意把两岸路线调整为“相较于太右的连战(国民党荣誉主席)及太左的陈水扁，反而比较中间的李登辉路线（有限度的开放、2007年时否认支持台独）”，一来可向500多万支持民进党的选民展现最佳回应，二来可透过陆委会与海基会的分工切割，由海基会执掌三通及经贸事务协商，陆委会担负国家主权谈判的挡箭牌，不仅不会违背马英九在经贸政见的承诺，同时增加政治议题谈判的回旋空间。

　　王昆义说：“赖幸媛这张牌对民进党以及中共来说，是张好牌、高招。”

　　东海大学政治系主任傅恒德向本报表示，赖幸媛任陆委会主委，可在新政府上路后所产生“西进躁进现象”，产生平衡的路线微调，在两岸政策的对内协调上，可从政党平衡的角度出发，与对岸进行对等谈判；未来推动两岸事务政策，难免出现协调上的问题，相信从政人物会有心态及作法的调整。

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被逼自杀

2008-04-18T00:51:00.000-07:00

2008-04-18 08:56:45　来源: 人民网(北京)　
　　总理的指示，使有关部门不得不重视。经详细调查容国团的死因，他的遗体在几天后才火化。极左势力那时也是强大的，他们居然在容国团死后到他家进行了一次抄家洗劫，对死去的和活着的都不饶恕。

中国乒乓球拿了数百个冠军，但是第一个冠军是最伟大也是最艰难的冠军。他就是容国团，一个贡献非凡、聪明绝顶的人。他不仅拿到了第一个世界冠军，而且用智慧和心血为中国女子乒乓球夺得第一个团体冠军。要知道，那时中国女队实力要逊于日本队。可惜，他仓促地离开人世，当时只有30岁。

今年是容国团70诞辰，是他不幸离开人世40周年，明年是他为中国获得第一个世界冠军的50周年。我们不能忘记这位中国乒坛最杰出的英雄。

容国团之死

一个人，当他选择离开人间到另一个冥冥世界去的时侯，他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那对亲人的怀恋，对往昔美好岁月的追忆，以及对眼前世界的倦怠，各种错综复杂的感情，都会在心中像潮水般汹涌。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从国家体委大楼里走出了一位年青人，他刚刚参加完批判大会，满脸愁云，双眉紧蹙，一双大眼似乎心不在焉地扫视着前方，这种异样的表情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留意。因为那时，这绝望、憔悴的面孔，在凡有人群的地方都会见到。

他，拖着象灌了铅的腿、迈着沉重的步伐，回到了家里。他留恋地看着这个刚建立三年的温暖的小家。他眷恋贤惠的妻子，疼爱不满两岁的女儿，更牵挂与他相依为命的老父亲。他知道，自己就这样走了，会给家庭带来怎样巨大的悲怆！但，他是个男子汉，又有着十分执拗、甚至过于执拗的个性，一旦选择了一条路，就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他颤巍巍地拿起了笔，用泪、用血、用生命写下了临别的心声：

“我历史清白！”

“不要怀疑我是敌人！”

“请允许我最后一次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他郑重地把遗书放进自己的口袋，又装进了一条尼龙绳……

妻子黄秀珍回来了。她知道丈夫心情不好，政治风云变幻，她已做好准备，一旦他被拘留，自己也要前去和丈夫一起过“牛棚”生活。她一边想着心事，一边把晚饭端到丈夫面前，一同吃起来。

“今天的会有什么新情况吗？”妻子看了看丈夫的脸色问？

“还不是老样子，总免不了要揪我。”丈夫眼里闪动着愤懑的光泽。

“你怕什么，事实总是事实。”妻子像往日一样抚慰着。

妻子要开会去了。他欲言又止地望着妻子，眼神中蕴含着深情、哀伤和歉疚。因为他决定远行了。他走了。走向遥远的“天国”。他是一个普通的人，却也是一个非凡的人――他为中华民族体育争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是我国体育史上当之无愧的英雄。容国团，你这响亮的名字，曾震憾了多少人的心灵。容国团，你不该匆匆离开你热爱的球台，不该离开你心爱的亲人，更不该舍弃你的青春与生命。走上这一步，到底是为什么？

难道是他意志薄弱？

对于一位名人之死，人们总是想把来龙去脉弄清楚，这也是对历史负责任。在那特殊的时代，在众多受凌辱的人中，为什么他偏偏要以死抗争呢？

可是，在人离世前，不会象摄像机一样在大脑皮层留下记录。而那个年月也太黑暗了，别世的人，留下的遗书也只能是经过筛选的话，因为他们还要考虑到尽量少诛连自己的亲属。他们甚至不能象革命先烈那样，在公开的敌人面前，痛快淋漓地倾诉自己的愤恨。在人们印象中，大凡寻短见都是意志薄弱者。其实也不尽然。一个从各国强手的密林中冲杀出来的人，一个代表中国率先登上世界冠军奖台的人，必然有着超人的意志和品格。

容国团是从苦难中崛起的。在五十年代初，在还谈不上繁荣的香港，他十三岁便因生活困难而退学。因肺病折磨得瘦骨伶仃的他，打过杂，搬运过又脏又腥的鱼。在老板的喝斥声中，他没有半点的媚骨。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时刻，16岁的容国团兴奋地参加了一场庆祝国庆的乒乓球表演赛。鱼行老板暴跳如雷，向容国团发出了警告：“你马上给我写悔过书！”容国团毫不示弱地回答：“爱国无罪，不能写悔过书。”老板再度紧逼：“你要考虑后果。”容国团更是斩钉截铁：“人头落地也不写！”

他果真辞退了工作。鱼行老板自知赌注下错了。他并不看中容国团的力气，他只是为自己的球会少了根台柱子而后悔。老板不得不反过来加薪，求容国团去球会打球。容国团不是为五斗米折腰的人。他一口回绝：“不去！给多少钱也不去，我人穷志不穷。”

1957年，他怀着当主人的心情回到了大陆。在跨过罗湖桥的第一天，他激动地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走向新生活的第一天。当我踏入广州体育学院所在地时，早已相识的乒乓球运动员纷纷向我握手问好，表示热烈的欢迎。这时侯，我心里充满了幸福感。很久以前，我就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现在终于如愿以偿。1957年11月1日夜。”多年后，他还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我一生最感激父亲的，就是他支持我回到社会主义祖国来。”

容国团的意志和品格更体现在对待理想与事业上。他回来后，周密研究了世界乒坛的现状，感到自己应该为国争光，去争取中国人从未得过的世界冠军的金杯。他在省体委提出，要在三年内夺得世界冠军。不少人摇头、怀疑。他身体不好，名望较荻村、别尔切克逊色多了，又没有参加过世界性比赛。他对此只是付之一笑，对他能力的怀疑只能是一种新的动力。为了使自己适应未来的鏖战，他练长跑，练举重，练跳绳。半年过去，他的体质增强了，变得壮实潇洒。而他的技术，也因其抽、杀、削、吊、拉、搓、推、挡样样精通，而被誉为“八臂哪吒”。

在25届锦标赛中，他先是拉下三位欧洲大将，接着又淘汰欧、亚两颗明星：星野、别尔切克。半决赛中，遇上连挫中国强手的迈尔斯。打法刁钻的迈尔斯，起初以2:1领先，在大势将去的危急情势下，容国团不气馁，不手软，以大力推挡和多变的搓球，终于使迈尔斯节节败退。最后，在决赛中又碰上曾九次获得世界金牌的匈牙利老将西多，人们已为西多准备好祝捷的鲜花。然而,容国团在落后一局的劣势下却奇迹般地连扳三局。中国体育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页被容国团掀开了！西多在比赛结束后对记者说：“只有钢铁般的意志，才能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容国团的胜利证实了这一点。”这是多么恰如其分的评价。

他过于珍惜自己的名声吗？

容国团这位叱咤风云，受人钦佩的人物突然被推入污泥浊水中，这使他极端苦闷无法解脱只好以死消除苦闷。他过于珍惜自己的名声吗？我们把时间推达1959年的第25届世界乒乓球赛上。当他与西多激战三局拿下最后一分，斯德哥尔摩的威斯法伦大厅里掌声四起时，容国团却异常平静。他仿佛在向轻视中国的外国人宣告：为世界创造了灿烂文化与文明的民族，也能拿世界冠军！两年后中国男队与日本队相逢，容国团在第8盘中迫使星野把最后一个球击出界外，从而结束中日决赛时，他再也抑制不住了！他扔掉了手中的球拍像孩子似的在球场内为中国队第一次夺得世界团体冠军而欢跳。这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他把集体的荣誉看得比个人的荣誉重要得多。

无法平衡的心理

在中国乒乓球队里，容国团是最讲究用脑子打球的。他打球不如王传耀凶狠，也不如徐寅生多变，但他扬长避短，善于琢磨对手，使他率先跨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中国女队六十年代初实力不如日本，他担任女队教练后，便针对日本队的状况制订了以柔克刚、出奇制胜的规划，他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当中国女队在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打翻身仗的前一天，足智多谋的容国团画了一条龙：以梁丽珍、李赫男的名字横贯龙身，而林慧卿、郑敏之的名字充当龙睛，喻意两块直拍一路攻克欧洲各队后，由两块横拍在最后决赛中制服日本队。他的这一杰作，指挥中国女队打了漂亮的翻身仗，第一次赢得女子团体冠军。

容国团是有思想有理智的人。他的学历并不高，但他好学，一本书、一杯茶常常能陪伴他度过一个假日。他精神世界追求的东西很丰富，知识面之宽广常令人吃惊。一次出国访问，他同一个意大利人交谈，他讲起意大利的民族英雄加里波第，讲到了他打仗时的战略战术，讲到了他的为人品质，这位意大利人听后感慨地说：“你比我这个意大利人更了解他。”原来，他在学习马克斯、恩格斯的军事著作时，曾做过详细的笔记。他喜欢音乐，常常陶醉其中，一些年轻的运动员见他如醉如痴地听唱片的样子，曾感到奇怪。他会详细地讲述作品的内涵：《英雄》的激奋、《命运》的壮丽、《田园》的辽阔，逐渐使一些年轻运动员也跟他一样入了迷。他还爱踢足球、游泳、跳舞、书法、剪报，尤其喜欢看电影，他就是这样热爱生活。他有坚定的信念，有奋斗的目标，有充实的生活……而一旦这些东西全部破碎的时侯，他的心理一下子失去了平衡。爱之越深，苦之越大。

容国团也是凡人，凡人总是有缺点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侯，他怀着满腔热情去参加。他崇敬毛泽东同志，深信他老人家的高瞻远瞩是不会把中国引向歧路的。尽管一些怪诞的现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许多让死人听了都会发笑的谬论充斥在每个角落。他仍想跟着运动去扭转思想，但正直的心又不能轻易就范。从感情上去接受自己接受不了的东西，这有多痛苦！生活中没有了目标――世界比赛不许参加了，甚至成了罪恶；生活中没有了乐趣――书籍、电影、音乐、美术几乎都成了罪恶的渊薮；生活中没有了友谊――朋友之间不能倾吐真情，人人要互相防范，最使他难受的是失去了人的尊严，一个好人可以随时被叫到台上批判、凌辱、殴打，动不动就可以抄家。乒乓球队成了名副其实的“运动队”，老领导荣高棠被打倒、游斗；他视为引路人的贺龙成了“大土匪”；从香港回来的傅其芳以及姜永宁，竟被逼得悬梁上吊；众多的优秀运动员进了单位私设的班房、拘留所。这一切事情太刺激他了，他曾为他的领导，他的战友落泪，然而他又无力扭转。

是男子汉就要抗争，“人生能有几次搏”，这个经典箴言至今仍在激励着中国人！这是他以往为人的信条，如今，即使是鸡蛋碰石头，他也在所不惜。1968年5月初，他面对邪恶势力，受战友们的委托，执笔写下要求继续参加世界比赛的建议书，写下那个年代犯忌的“为祖国争取荣誉”的誓言。他希冀着党中央能理解他们的热血衷肠，他和战友们一起盼着、盼着……

1968年5月12日，被称为《5.12通知》的中央文件下来了，它肯定了国家体委是所谓贺龙的独立王国，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容国团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无比的震惊和痛心。苍天啊，你为什么这样不公平？！

有《5.12通知》指航向，造反派更加有恃无恐。体育界被批斗的人越来越多。乒乓球队每次开会都有一连串的名字被点，一些教练员紧张到这种程度：每听到一个名字，都会下意识地动一下，他们随时准备被叫上台。容国团也被通知要揭发交代，他依然公正地评价他的战友：“他们是好人，是热爱毛主席的。”

自这一天起，容国团象变了一个人，他很少说话，眼神中总凄婉地若有所思。他感到已经走到了毫无指望的绝路――他发自内心地爱党爱国家，而自己又被认为是掉进了反革命的泥潭，被怀疑成颠覆祖国的特务。《5.12通知》是中央文件，中央的决定大概是万古不会更改的真理了！他更无法平衡过去的欢乐与今天的忧愁，过去的喜悦与今天的痛苦……

他离开了家，走到了体委训练局后面的龙潭湖畔。他在月夜下，一步步地徘徊。过去训练时，他常在这里跑步，今天他却感到无比的压抑，成阴的柳树象是压在头顶，微波不起的湖水象深不见底的黑洞，凝聚着数不尽的哀愁，周围象死一般的寂静……

晚上九点，黄秀珍看丈夫还没有回家，便到乒乓球队找他。队友们告诉她，容国团并没有来，十一点多钟，容国团仍旧没有回家。黄秀珍预感到事态不妙，她找到几位朋友，商量如何去寻找容国团。郭仲恭焦急地说：“他思绪肯定很乱，我们必须到龙潭湖大声呼唤他的名字，让他在喊声中惊醒。”“容国团！容国团！……”几个人不停地喊叫着，湖畔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回音。

凌晨四点半，体委接到派出所的电话，通知他们在离龙潭湖几里远的养鸭房旁，发现了一具悬挂的尸体，可能是容国团。整个体委都震惊了。一代球星，竟落得这样悲惨的结局！

大家赶到吊着容国团的槐树下，默默地看着他那清瘦的遗体，人们能说什么呢？心里淌着悲伤的泪。可以想见，容国团从晚饭后到凌晨两点半，一直在这一带不停地走，生与死的搏斗，不停息地在他脑海里翻滚，最后终于让死的念头占了上风。

郭仲恭走到树下，去解容国团脖子上的尼龙绳。这个扣子系得又清楚又结实，最后不得不用刀子割开。容国团向来做事精细、周密，留给人世间最后一件“作品”，也展示着他的性格。遗体被放在地上，他的头上和身上被蒙上了白布，一双穿白球鞋的脚露在外面。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当他们听到这是容国团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叹息：“哎……天哪……”。这在当时已经是最大限度的抗议了。他没有白白地死去，他留下了他浩气长存的精神，留下了血淋淋的控诉，留下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惨烈记录。

周恩来总理得知后愤怒了，他再一次向极左势力发出警告：对有名的运动员、教练员不允许批斗关押！几天以后，一批著名运动员、教练员被释放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容国团一个人的死，换来了众多战友的生。

总理的指示，使有关部门不得不重视。经详细调查容国团的死因，他的遗体在几天后才火化。极左势力那时也是强大的，他们居然在容国团死后到他家进行了一次抄家洗劫，对死去的和活着的都不饶恕。

人们屈指一算，容国团死时恰好三十岁，离他拿世界冠军的日子仅仅九年…… (本文来源：人民网 )

http://history.news.163.com/08/0418/08/49Q4TBLE00011247.html

小國崛起 — 轉捩點上的關鍵抉擇作者／張亞中

2008-04-09T01:40:00.000-07:00

最焦新聞／2008.04.09

作者／張亞中  出版：聯經出版公司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Focus/2007Cti-Focus-Print/0,4640,9704090213%2097040920%200%20102143%200,00.html

關鍵抉擇：崛起的軌跡

每一個國家都希望崛起，不只是大國，小國也是如此。求生存、逐發展、爭榮耀，幾乎是每一個人與國家必然的思考，關鍵在於他們有沒有格局與能力來完成他們的夢想。本書並不在討論有關小國崛起的一些公共政策問題，而是從歷史來探討每一個國家所面臨的關鍵性時刻所作出的戰略抉擇，有的時刻非常明顯，有的時刻卻是緩慢的自然演進。

■商業至上：不受意識形態左右
做為一個小國，商業幾乎是唯一的選擇，也是致富的唯一途徑。有的小國終其歲月，只是商業環結上的一個小點，有的小國卻可以開創新局，成就一片江山。

尼德蘭與威尼斯一樣，都是「商人共和國」，政府就是一個股份公司。在尼德蘭，荷蘭的大議長就是總經理；在威尼斯，總經理是總督。在尼德蘭，議會是董事會，在威尼斯，參議院是董事會。在這兩個國家，人民都是股份公司的持有人。所不同的，尼德蘭創造了一個真正的股份有限公司—東印度公司與一個可以做股票買賣的阿姆斯特丹銀行，而威尼斯還是以個別的商人來成就他們的事業。

這兩個商業共和國，所有的政治體制都是為商業而服務，威尼斯是一個標準的重商國家，政府的一切作為都是為了商人創造商業利益；尼德蘭則是另一種意義的重商國家，政府的一切作為都以不妨害人民追求商業利益，以現代的述語來說，尼德蘭走的是自由放任式的經濟政策道路。

對於小國而言，「以商立國」幾乎是唯一的選擇，它不可能玩得起大國的軍事遊戲，就如同威尼斯無法長期的與土耳其對峙，最後也不是拿破崙大軍的對手，尼德蘭最後也難以抗拒英、法等國的軍事挑戰。近代的小國，例如瑞士、芬蘭、愛爾蘭，都是努力從商業上尋求自己的國際定位，也是積極地將意識形態放在兩邊。即使當代從戰敗爬起的西德，也是放棄自己的「軍事大國」之夢，排除經由擴張領土求發展的國家戰略，而將自己定位為「商業王國」，用科技來支撐這個王國，用商業來拓展它的版圖，而不是用「軍事強權」或參與強權「地緣競逐」來增加國家威望。

■有容乃大：廣納人才的戰略

商業不可能建立在狹隘的自我之上，一個不開放的國家不可能創造商業的繁榮。為了讓自己有更強的競爭力，江海之納百川的包容政策就顯得特別重要。

「有容乃大」這句話，不只適合於大國，更適合於小國。從尼德蘭、瑞士與普魯士的歷史中，我們看到「有容乃大」如何為這些國家創造契機與財富，而缺少包容的國家卻因此而失去了競爭的優勢。

舉例來說，當法國路易十四於1685 年撤銷給予胡格諾教派一些政治權利的《南特詔書》後，二十多萬勤勞的胡格諾教徒逃到瑞士、普魯士、尼德蘭、英格蘭等地，他們不僅為當地帶來了法蘭西的技術、資金，而且帶來了先進的文化、思維與生活方式。

這一群為了逃難的移民者為瑞士帶來了鐘錶技術，逐漸形成和奠定了今日聞名世界的瑞士鐘錶工業地位；另一批移民者帶著技術、資金來到尼德蘭，為當地的絲織與手工業奠定了發展的基礎；還有一批避難者進入普魯士，補充了當地因為三十年戰爭而失去的大量人口，並在當地建起了羊毛、亞麻等細布紡織廠，另外也給普魯士帶來了絲綢、金銀、珠寶、帽子、手套、刺繡等幾十種新行業，教會普魯士人烤製香甜可口的小麥粉麵包。當時柏林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法國人，法語同德語一樣通行，灌溉了貧瘠的普魯士文化沙漠。

如果瑞士不能包容，國內的四大語言族群一定會撕裂多元的瑞士；如果荷蘭不能包容，1585 年安特衛普的數千名手工業者、商人與銀行家不會逃往阿姆斯特丹，使得阿姆斯特丹搖身成為世界的商業與金融中心。

大國如果不能包容都會衰敗，何況小國。小國需要的不叫做團結，而是包容，歷史就是如此，「有容乃大」不只是一個國家應有的修為，更是崛起發展的戰略。

■我為人人：創造被需要的價值

一個小國要想在這個世界生存發展，不可能依靠它的資源或人口，但是可以憑藉它為世人所創造的被需要的價值。

很多人在討論小國時，經常舉瑞士中立的例子，以期證明小國最好的策略就是不要捲入大國爭執的漩渦。瑞士的經驗卻顯示，能夠確保其國家安全與發展的因素並不是表面的中立，而是瑞士創造出了被需要的價值。

近代史上，瑞士地處四個強權中間，國內又有四個不同語言的族群，所以不管瑞士站在哪一邊，對外對內都是問題，這是瑞士先天必須走向中立的原因。如果沒有周邊強權的同意，瑞士的中立根本不可能成立。對於周邊強權而言，與其說是讓瑞士中立，不如說是讓瑞士成為彼此權力競逐的「緩衝區」，而且這個「緩衝區」最好還是一個有「武裝」的「緩衝區」。道理很簡單，一個有武裝的瑞士，更能負責任地扮演好緩衝區的角色，讓彼此的敵人軍隊在經過瑞士時必須付出較大的代價。
瑞士在鄰國發生內部問題時，成為少數菁英的避難地，在鄰國發生戰爭時，盡量默不作聲。瑞士的中立絕對不是孤傲式的中立或所謂的國際法上有法律保障的中立，而是避免激怒，或者不得罪強權式的中立。瑞士在一次大戰後讓日內瓦成為國際聯盟的總部，二次大戰期間，同意讓德國的軍隊穿越瑞士的隧道、為德國提供戰略物資、准許德國將收刮猶太人的財產存入瑞士銀行。二次大戰後，創造東西方對話的場域，靠著一間會議室、一張桌子，幾把椅子，就成為世界外交的重要舞台，也為瑞士帶來大把鈔票。

瑞士不是靠中立來保證國家的安全，而是創造了被周邊國家與世界所需要的價值。從昔日的「瑞士傭兵」、「武裝緩衝區」到今日的「匿名存款」制度，甚而到「觀光旅遊」，瑞士都在創造一個被需要的價值。就是這個「被需要的價值」，確保了瑞士的安全，也讓瑞士成為今日耀眼的一顆明星。

■謹小慎微：不挑釁身邊的強權

二千五百年以前，齊宣王問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芬蘭在二次大戰期間，連續與蘇聯打了兩場戰爭，使得先前的經濟成果幾乎毀於一旦。戰後芬蘭改弦易轍，用「謹小慎微」的態度與強權蘇聯相處。這樣的路線並不是某一個政黨或個人的政治路線，而是芬蘭舉國上下所共同認知的選擇。芬蘭了解到，地理位置限制了芬蘭能夠擁有的外交空間，中立只能說說而已，實際上要謹慎地了解蘇聯的感覺與憂慮，蘇聯的友善與體諒比美國的麵包與西方的武器來得重要多了。

芬蘭不是一個天生沒有個性的民族，更不是個懦弱不敢戰鬥的民族。與蘇聯的「冬戰」與「續戰」，芬蘭都是「以小博大」，即使從結果來說，芬蘭是輸了，但是以戰爭的過程來看，芬蘭英勇的表現其實非常出色，因此人民只有戰敗的痛苦，而沒有戰敗的屈辱。不過，即使在精神層面沒有屈辱的感覺，戰後的芬蘭還是務實地認識到，「對抗」、「結盟」、「軍備」或許是國際社會中其他國家常用的方法，但是對於芬蘭並不適用，謹慎而自制的「巴錫基維—吉科寧路線」因此成為芬蘭人的自己選擇，並成為幾乎舉國一致同意的路線。芬蘭在任何國際場合中都是小心謹慎，害怕得罪蘇聯。這種「謹小慎微」當然不是出自卑微的反應，而是來自理性的選擇。

冷戰期間，國際間經常用「芬蘭化」來嘲諷那些屈服於強權的國家，這些負面的批評並不能左右芬蘭自我理性的選擇。冷戰結束，蘇聯瓦解，芬蘭卻依然存在，證明最後的勝利者是小國芬蘭，而不是大國蘇聯。芬蘭隨後加入歐洲聯盟，在經濟上與歐洲融為一體，不過芬蘭並沒有在興奮之餘，忘掉了自己的地理位置，芬蘭堅持不加入北約，保留一點未來迴旋的空間。

「謹小慎微」並不只有芬蘭而已，瑞士也是個佼佼者。沒有「謹小慎微」是無法扮演好中立的角色。從宣布中立那一天開始，六百年來，瑞士官方對於國際衝突從來沒有積極主動地表達過什麼樣的意見，美其名為「客觀」或「不介入」，其實一言以蔽之，就是「謹小慎微」，借用孟子的話，「惟智者以小事大」，瑞士與芬蘭應該算是國際政治中的智者了。

■體制開放：政治思想決定崛起的路徑

什麼樣的政治思想就會產生什麼樣的政治制度，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就會決定國家用何種方式發展。對於想要崛起的國家而言，政治思想當然也決定了崛起軌跡。

■地利勿失：必須站在巨人肩膀
威尼斯雄霸南歐數個世紀，尼德蘭是十七世紀的海上霸主。但是人口太少，土地不多是它們先天的宿命，當西班牙、法國逐漸發展成為民族經濟體時，威尼斯就必然感受到了壓力。當英國完成光榮革命與開啟工業革命時，尼德蘭已經注定不是對手。這些小國固然可以發展成為以服務業或金融業為主的「虛擬國家」，即「頭腦國家」，但是它也必須想想，供養養分的「身體」在那裡，它如何與一個既是「頭腦」又是「身體」的大國競爭。

精明的荷蘭知道本身的局限，很快的了解到，必須以歐洲大陸做為發展的身體，在二次大戰後，荷蘭是最積極推動歐洲共同體的國家之一。荷蘭經由共同體的機制把歐洲變成它的身體，用以推動荷蘭的全球企業。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上，荷蘭知道打不過英國、法國或是德國，但是在共同體內，這三個國家反而成為荷蘭推動全球企業或爭取商機的助力。

威尼斯、熱那亞、米蘭、佛羅倫斯，都是義大利的重要商業城市或共和國，由於它們的分裂與無法合作，導致無法與強大的民族經濟體競爭，最終使得南歐的經濟一直落後西北歐，一直到今日。我們可以試想，如果當時以威尼斯為首的義大利城邦也有經濟共同體或共同市場的概念，十七世紀的荷蘭，十八世紀的英國，不見得是義大利城邦共同體的對手。

對於小國而言，它不可能以一己之力去開創自己的未來，把大國拉在身邊，用它的人口、土地與資源創造商機，是崛起的不二法門。「站在巨人肩膀才能看得比巨人更為遙遠」，「借力使力」才能夠放大自己的能量。歐洲聯盟的經驗可以看出，小國爭先恐後的急於加入，為的就是強化自己的腹地與市場。我們還沒有聽說歐洲那一個國家要自外於歐洲統合，也很難理解，那一個亞洲國家仍然排除在亞洲經濟整合之外而不覺痛癢，當然也更難想像，那一個國家會自願放棄鄰近大國的商業市場。
■天予要取：抓住全球化的機會

歷史總是會給每一個國家一些機會，如果能夠順勢，自然可以有機會崛起，如果天予不取，那麼不只失去機會，而有可能反受其咎。

如果區域整合是小國的必要選擇，那麼全球化時代的來臨等於給了小國更多的機會。愛爾蘭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如果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愛爾蘭不太容易成為大英國協的自治領，如果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愛爾蘭的獨立時間可能還沒有到來。愛爾蘭的大多數政治菁英不是憑空地追求國家獨立，而是累積能量，然後抓住時機，長達近八個世紀的期待終於成為事實。

1990 年以後是資本主義席捲全球的新世紀，一個全球市場已經形成。愛爾蘭知道一個內部紛爭的國家無法成為跨國公司投資的標的，它終於願意與英國共同放下關於北愛爾蘭問題的爭議，同意以和平的方式解決。雖然愛爾蘭不願放棄自己獨特的語言，但是它更了解到英語才是它迎接全球化的工具，也是全球企業願意來愛爾蘭投資設廠的主要原因。沒有英語的優勢，全球公司要進軍歐盟，不會選擇愛爾蘭，沒有英語做基礎，愛爾蘭也不可能成功地成為歐洲的「電子轉運中心」（e-hub）。

愛爾蘭抓住了英國不願意加入歐元的機會，吸引了大批願意進駐歐盟國家的跨國企業，帶來了先進的技術與全球的市場網絡。愛爾蘭也將它過去的歷史轉換為發展的動力，一批一批昔日為了新生活而被迫移民美國的愛爾蘭後裔回到愛爾蘭，成為了經濟發展最重要的人力資源。

如果不是處於全球化的時代，居於一隅的小國，它們的發展難以跨越地理的局限，但是一個懂得把握機會的小國，會知道得利用它的優勢。例如愛爾蘭利用它的語言優勢，瑞士運用它的地緣優勢，芬蘭掌握它的科技優勢，當然，還有西歐現在所有的小國，都擴張它們的西方文化優勢，為自己創造崛起的契機。

正如同很難想像一國小國會放棄自己的地利優勢，我們也更難想像一個小國會自願忽視上天所授予它的良機。全球化固然有利於大國在經濟上攻城略地，但是超越地理限制的全球化不是更給了缺少土地的小國一個更好的機會？只要它們能夠以開放的思想、包容的態度、靈活的身段、優質的人力，何嘗不會崛起。

■讓人尊敬：小國崛起的終極方向

正如同一個人的偉大並不完全在於他的功業，更在於他的人格。小國或許無法在功業上與大國並駕齊驅，但是也可以在另一些事業上得到別人讚賞與尊敬。

如果要問現代的世人，願意做一個小國寡民的瑞士公民，還是做一個有著悠久歷史文明的印度、俄羅斯等大國國民？希望提出這個問題沒有對這些國家不敬，不過，答案可能是，除了這些國家的國民以外，大多數人願意選擇前者。為什麼？其實很簡單，因為在國際印象上，瑞士是一個愛好和平的中立國家，與全世界各國沒有任何衝突，它富裕、美麗與感覺上安詳，拿它的護照可以走遍全世界，而且多數不需要簽證，這不就是夢寐以求的桃花源嗎？

真實的瑞士並不是如外表所展現出來的面貌，它的高額稅率讓人感受壓力，它的社會秩序讓人無法輕易放鬆，它的高昂物價讓人瞠目結舌。更深入的了解後還可以察覺，這個國家在關鍵時刻只考慮自己的國家利益，而不願在道德是非問題上表態，已經受到世界很大的指責。在歐洲各國中，無論大國還是小國，瑞士其實是個最標準的現實主義者，從各樣的戰爭中，可以看到瑞士是如何對待流亡或移民者，二次大戰期間瑞士又是如何成為納粹默契下的自私自利者。

我們也可以看到其他北歐小國，它們雖然並沒有在本書出現，但是它們對於世界的關懷從來不落人後，不只在對外金錢援助上大方，對於環境的保護也投入相當大的心力。這些國家不僅成功地發展了自己，也得到世界的尊重。

人類的歷史不斷前行，在過程中，有的國家崛起，有的衰落，有的依然在世界舞台上當一個小配角。國家崛起的意義應當在於為自己的國民創造幸福，為世界帶來和平。我們希望每一個小國都能崛起，但是也期望它們不是利用它國的衝突而崛起，不是在仇恨中崛起，而是在良性的發展中崛起，帶給世界的是祥和與美好，做一個令人尊敬的小國。

■誰是小國：看與周邊的誰比
為什麼要寫「小國崛起」？很簡單，小國如何崛起更值得討論！

每一個國家都有機會走向強國之路，也有可能掉入衰亡之途。對於大國而言，由於天生人口多、土地廣、資源豐，在國家發展上即使走錯路，還有機會可以從頭再來。但是對於小國而言，如果沒有方向與策略，輕則永遠寄人籬下，重則亡國滅種。歷史上有太多的故事可供訴說，本書就不多提了。

不少人或許會問，如何界定小國？這的確是個問題。如果從學術上找定義，可以找到一些概念與分類，但是這樣的概念與分類有沒有意義？

首先是在 1648 年的《西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中，把小國定義為：「在國際政治上，無法確定自主性發言權的國家。」以當時的國際情勢來說，區別的標準當然就是軍事力量。研究戰爭的學者也認為應該由軍事力量與潛在軍事力量來分類國家。但是隨著國際關係不斷發展，一些非軍事的政治議題的重要性愈來愈高，界定大國還是小國的標準也愈來愈複雜。

如何界定「大國」與「小國」、「強國」與「弱國」，大多數人都是由客觀的實質條件做標準。例如：在軍事方面，一個國家是否能夠只靠自己的力量來防衛、武器是否需要仰賴國際進口、軍力的動員程度、長期作戰的潛力。在經濟方面，人口、國民生產毛額的多寡、工業發達程度、產品種類集中程度、國內市場規模、研發能力、依賴外國資本程度。在國際體系方面，是否只是對鄰近事務有興趣，能否影響權力均衡或國際體系的本質，外交政策是否主動，敢否冒險，易否被滲透，是否認同國際法、規範與組織等等，都是可以參考的指標。

這樣的界定，固然有助於區分「大國」與「小國」的客觀差別，但是國際社會大小國的差別應該建立在彼此之間的關聯性才有意義。假如兩個國家彼此並沒有密切的互動與影響，討論誰是大國、誰是小國，似乎並沒有多大的必要。在有互動的國家中，「大」、「小」應該是個「相對」的概念，例如某個中等國家面對美國與俄羅斯時，可能是個小國，但是如果把它放在南太平洋，相對於當地的島國，就可能是個大國。

從這個觀點來看，相對於拜占庭帝國，威尼斯只是一個城市小國；相對於英國與法國，尼德蘭也是個小國；相對於當時的瑞典、法國，普魯士是個不毛之地；相對周邊的國家，瑞士也是小國；相對於俄羅斯、瑞典而言，芬蘭是小國；相對於英國，愛爾蘭毫無疑問的也是個小國。

從歷史上來看，有些國家天生具有大國所需要的人口與土地，例如中國與俄羅斯。也有很多我們現在認知的大國，是從小國慢慢崛起而成，例如原來是北美十三州的美國，孤懸在大西洋東岸的英倫三島，明治維新前的日本，也有如葡萄牙、荷蘭，它們是小國，但是都曾經是世界上的大國或強國。

因此，是否稱它是「小國」，是與鄰近的國家，或者與最有關係的國家作比較而定。「小國」或許在土地面積與人口上無法與鄰近的大國相比，但是可以在經濟、文化等力量上強過對方，而使對方成為「弱國」。小國可以是「強國」，小國也可以變成「大國」。

嚴格來說，大國容易崛起，但是小國要崛起並不簡單。有的小國，開始時人口少、土地小、資源稀，但是最終站上了世界的重要舞台。有的小國終其一生，永遠只是國際社會中的配角。本書討論的就是一些小國如何能夠崛起的真實故事，以及其中一些小國為何無法持續壯大的關鍵因素。

■他山之石：關鍵時刻的抉擇
歷史是人類走過的足跡，從中可以看到國家的興衰；歷史也是一面鏡子，可以看到前人成功與挫敗的原因。小國崛起的撰寫，自然希望從過去的歷史中找到可以借鏡的啟發。

那些小國是值得思考與觀察？在不斷的反覆考量後，決定以威尼斯、尼德蘭、瑞士、普魯士、芬蘭與愛爾蘭做為討論的焦點。這些國家的歷史有其獨特性，每個國家的生存發展策略也有相異性。

威尼斯以小小水鄉之地，如何蛻變為中世紀末期的霸主，成為「世界的珠寶盒」長達六個世紀？
尼德蘭這個北海堤岸的沼澤地，如何變成了十七世紀的海上帝國？
操著四種不同語言，夾雜在阿爾卑斯山脈的高山國家瑞士，如何避免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戰火，而從週邊的強權中求生存與發展？
普魯士原來只是一個歐洲邊陲的落後地區，為何可以經由鐵與血統一了整個日耳曼，什麼樣的崛起因素最後卻給世界帶來災難？又為何後來西邊的德意志統一了東邊的德意志時，世界才有了真正的安全感？
處在天涯海角的芬蘭如何在政治與生活的惡劣環境下求生存，它如何定位自己，又如何在西方與俄羅斯間忍辱負重，顧及現實謀求發展？
長期被英國壓制，也是人口外移最嚴重的愛爾蘭，如何卻成為了二十一世紀的「翠綠之島」？

不只小國，國家能夠崛起，有些因素是必然的，例如好的政策與結構，以及妥善運用資源的能力，對於現代國家而言，這些因素包括經濟、貨幣、財政、所得、貿易競爭等政策；政治、經濟、社會等制度結構；自然、人力、科技、資本、文化等資源。本書認為這些都是國家崛起的重要因素。但是主要關切的是，崛起的小國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做了什麼樣不同於其他國家的正確抉擇。也就是說，在關鍵時刻，不論是來自於外在環境刺激，還是自己創造的機遇，它們的「自我定位」與「發展戰略」為何，是什麼樣的抉擇使得它們免於災難並有機會崛起。

期望本書不僅是一本歷史性的作品，更是一本能夠對於國家應該何去何從有所啟發的著作。因此在撰寫時，並不是以純粹的歷史作鋪陳，而是希望能夠用特殊的觀點作為切入。以歷史為寫作舞台，但是用不同的分析途徑對各個國家的「自我定位」與「戰略抉擇」提出解釋。

討論威尼斯與尼德蘭時，以「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作為切入的主軸，討論這兩個「商業共和國」內外的政治與經濟關係，以及它們用什麼樣的態度與方式來追求國家與商人的利益。寫到瑞士時，則是從「中立」的討論著手，以期還原瑞士「中立」的本質。探索到底是如大家所說的，國際法的中立為瑞士創造了安全與發展，還是「創造被需要的價值」才是瑞士崛起的真正因素。

分析普魯士的崛起時，重點放在日耳曼民族的「政治思想」與普魯士獨特的「軍」「國」間的關聯性，以及在普魯士統一日耳曼過程中的重要性。雖然這些政治思想引導了普魯士崛起，但是也讓德意志很快的殞落，並為普魯士、德意志與世界帶來災難。二次大戰後德意志的再一次崛起，依靠的又是什麼？

論及芬蘭時，則是以「國際關係」的知識作為切入，了解芬蘭如何「謹小慎微」務實地處理與周邊國家的關係，「自我定位」抉擇對於芬蘭崛起的貢獻。

最後是對愛爾蘭崛起的討論，重點則是放在外在環境變遷對於愛爾蘭的影響。從「人物」的素描作為切入，希望從他們的身上看到愛爾蘭如何追求自己的未來，了解愛爾蘭如何「創造人和」、「運用地利」與「抓住天時」，終而在爭取獨立近八百年後順利崛起。

在寫作的體例上，本書儘量兼顧歷史性、專業性、知識性、故事性與啟發性，希望不只是學校裡面的師生，社會上各行各業的朋友也能夠有所感受。在寫作順序的安排上，根據的原則是每一個國家以完整形式出現在國際舞台的時間，因此，順序是威尼斯、尼德蘭、瑞士、普魯士、芬蘭與愛爾蘭。在每一章的分配上，對於歷史愈近代的國家，愈多討論當代的崛起因素。

另外，「他山之石」並不表示外國的月亮一定比較圓，「小國崛起」也並不意味崛起之後不會衰落，因此本書用了相當的篇幅在檢討為何有些小國不再崛起？某些國家，原來崛起的因素消失了，而另一些國家，崛起時的抉擇也是失敗的理由。

錯誤盡量不要多犯，但是經驗教訓永不嫌少，他山之石永遠是歷史留給後人的寶藏。小國崛起的經驗與錯誤的教訓，不只對於小國，對於大國當然也有參考的價值。隨著本書，一起走入千年的歷史時空吧！

《人間》馬英九的紅包

2008-04-09T01:10:00.000-07:00

季季

看到這個題目，想必不少人覺得驚訝：不是都說馬英九清廉嗎，他怎麼會收紅包？或者，也可能有人逆向思考：是誰收了馬英九的紅包？

紅包有各種物質層次與情感意涵，常常呈現熱鬧歡悅的喜劇。紅包也可能沉淪到罪惡與罪犯的深淵，呈現人性貪慾的悲劇。在講究禮數的東方社會，每天不知有多少紅包穿梭於不同的時空，從這裡到那裡，從這雙手到另一雙手。

一個人如果一生沒有送過紅包也沒收過紅包，那個生命是無情的。因為每一個紅包的背後，都隱藏著一個「情的故事」。這裡的兩個，是馬英九的紅包故事。

「美國著名的短篇小說家Ｓ．安德森，出生於貧困家庭，十四歲就離開學校，到處打工。後來積了些錢，開了一家小型的油漆廠，自任經理。四十歲那年，有一天突然丟下他的工廠，他的家，帶著簡便的行李和不到十塊美金的現款，從故鄉俄亥俄跑到克利夫蘭，替廣告社撰稿，開始寫小說﹔那年就出版了第一部小說集《麥克斐遜之子》。

安德森的每篇小說，都是「靈魂的探究」，他獨創的小說風格，對後來的佛克納、海明威，都有很大的影響。

中國時報系的董事長余紀忠先生，四十歲那年立志辦報，創設了《中國時報》的前身《徵信新聞》，據說全部員工不足三十人，有時余先生還親自騎腳踏車送報。經過四十年的努力，如今《中國時報》成為台灣第一大報，報系員工超過五千人。

四十歲，曾經扭轉了歷史上、現代史上許多人的一生，使他們以圓熟的智慧、堅忍的毅力，為時代締造各種深具影響力的貢獻。基於這個認知，今年適逢《中國時報》創報四十周年，「人間」副刊乃策劃了「四十歲的心情」專欄，邀請各界菁英四十人，抒發他們的四十歲經驗、看法或心得，於七月三十一日開始刊登，獲得許多讀者的共鳴。」

上面的幾段話，引自我為《四十歲的心情》所寫的書序〈閱讀《四十歲的心情》的心情〉，發表於一九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人間」副刊；十月二日即是《中國時報》四十周年紀念日，當時我是「人間」主編。

「四十歲的心情」推出之前，我與「人間」同仁擬了一份當時年齡四十歲左右的各界菁英名單，開始分頭邀稿。在四十個菁英名單裡，只有六個人那年恰好四十歲﹔行政院研考會主委馬英九，人類學家胡台麗，攝影家阮義忠，「勞動黨」主席羅美文，散文家阿盛，民進黨中央評議委員暨台灣人權促進會總幹事陳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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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稿是一門精細的功課，有時寫幾封信或打多少個電話也未必能竟其功。譬如我向馬英九邀稿，起先也是遭到婉拒的。

那年七月上旬我打電話去他家，說出我的名字之後，竟聽到他說：「我是看妳的小說長大的耶。」我心裡暗自想著我有那麼老了嗎﹖也暗自做了一下算數和回顧：我比馬英九年長六歲，二十歲即來台北做職業作家，青年期的確發表了不少小說；那時馬英九還是中學生，他那句話似非言過其實。

於是釋然答道：多年忙於編務，已經好久沒寫小說了，「現在打電話來也是編務，是來請你寫稿的。」

我說了邀寫「四十歲的心情」緣由後，他委婉的說，過幾天就要出國，最近工作比較忙，「恐怕沒空寫哦，對不起啊。」

我問他去哪裡，他說去美國加州參加「浩然研習營」。不過他又說，很巧合的，七月十三日四十歲生日的下午，正好輪到他報告「台灣的政治改革」，由盧修一與劉興善兩位立委講評。

我說，那出國回來再寫啊，把這一段也寫進去，他仍然沒有應允，謙稱文筆不好，「人間副刊名家那麼多，我怎麼好意思在那裡寫稿啊？」

七月三十一日，「四十歲的心情」開始登場，第一天推出歌仔戲天王楊麗花〈一個廣闊的人生高原〉，人權醫師陳永興〈反省與告白〉，木刻家吳榮賜〈不認輸的意志〉﹔八月一日推出東海生物系教授林俊義〈為大學說幾句話〉。

那時馬英九已返台，我又打電話給他。他說看過他們四人的文章，「看了很感動，台灣同胞真的都很有心，也都很努力﹗」我說，「你也一樣啊，而且你今年正好四十歲，更應該寫。」他仍然說剛回來比較忙，「讓我再想一想好不好？」

過了一周再打去，他說，已經開始構想，但是，「很怕寫不好讓妳失望啊。」又過了一周，他說，已經開始寫，因為公務繁忙，只能吃過晚飯後在家寫，進度很慢，「再給我幾天時間好不好？」

九月初，馬英九的稿子寄達「人間」辦公室。就一個文學編輯而言，收到一篇好不容易邀到的文稿，也像是收到一個情意深重的紅包，當晚即打電話去道謝，並特別謝謝他對我的家鄉雲林縣的關懷。

九月十一日，馬英九〈反哺的一代──四十感懷〉在「人間」副刊發表。提到雲林縣那段是他就讀大學的時期：

當我們發現雲林縣台西鄉的農民每天收入只有六元台幣時，我們開始籌組「社會服務團」，要做「百萬小時的奉獻」。

而當其他的大學生在忙於檢討別人的時候，我也曾算過：一個公立大學的學生，每翹課一堂課，國家就要浪費新台幣十七元左右，幾乎是雲林農民每天收入的三倍！（當時牛肉水餃一個五角，一菜一湯的客飯只要八元。）

雲林是農業縣，主要作物為稻米、蔬菜、水果，是台灣最窮的縣。台西鄉靠海，土地鹽分過高，甚至連農業也難以發展，是雲林最窮的鄉。作為雲林子民，讀到這一段自是十分感慨的。

●
一九九五年春天，雲林子民的兒子準備結婚，我又打電話給馬英九。那時他擔任法務部長，想必公務更為繁忙了。

「這次不是來請你寫稿，」我說：「是想請你做證婚人──」

我的話還沒說完，電話那端傳來了笑聲。

「我的年齡──」他遲疑的繼續笑著﹕「做證婚人，好像不大合適吧？」──那年他四十五歲。

不過他仍禮貌的問我是為哪家的新人證婚？我簡單介紹了吾兒吾媳的學經歷和吾媳的家世背景。聽到吾媳出身於法律家庭，其父擔任台南高分檢檢察長，他的語氣轉為親切，電話裡又傳來了笑聲：「哦，原來妳要和李檢察長結親家啊﹖每次我去台南視察，李檢察長都幫我很多忙，他真是一個可敬的長者，恭喜妳啊，婚禮是在哪一天？」

婚禮的前一天是周末，我打電話說準備次日請人去接他，電話那端又傳來了笑聲：「我又不是小孩子，幹嘛要人接﹖我自己來就好。」

三月五日中午，馬英九準時到了希爾頓三樓寶島廳。賓客陸續抵達，看到他都又驚又喜，爭著和他握手，合照。婚禮進行時，要在結婚證書上用印，他說沒經驗，不知道要帶印章，悄聲對李檢察長說：「你回法務部開會時再帶來讓我補印。」

不過他的證婚人致詞倒不像沒有經驗，而且是有備而來。他讚揚李檢察長，「一向奉公守法，法律見解非常高超。」他引述胡適的治學名言「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但是，在婚姻生活中，最好是大膽的信任，小心的假設」，才能「互愛互信互諒」，建立長久的夫妻關係。他也說了三句祝福的話，以最後一句最富笑果。

他說，二三十年後台灣可能面臨人口危機，新婚夫婦應有憂患意識；「舉一反三，應該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數字，而且，時間不可以拖太久。關於這一點，台南高分檢要列入考核。」

賓客聽到這句都笑翻了，想不到平時電視裡那個不茍言笑的法務部長，私下裡會說出這麼幽默的話來。

筵席開始後，他和同桌的林海音談《城南舊事》，與何凡談他的專欄「玻璃墊上」，對於其中提到的一些民生議題，熱切的向何凡請教與討論。

但是吃完兩道菜後，他輕聲說對不起，有事要先告辭，我一時有點驚慌，因為那天該給的各種紅包我都託六妹保管，本想筵席結束才致贈給他。等我去鄰桌向六妹拿了紅包走到電梯口，親家已陪他先下去了。

我搭電梯到了一樓，卻不見他們的人影。還好親家下來找到我，說馬英九到二樓去了，他太太和小孩在那裡等他。我們到了二樓西餐廳，他有點靦腆的向我們介紹太太和兩個女兒，並且解釋說，平時太忙，沒空陪家人，「禮拜天一定要陪她們吃吃飯聊聊天。」

我怕打擾他們團聚，趕緊拿出紅包請他收下，他卻一再推辭不收。我說這是台灣人的禮俗，福報會回饋給新人，而且紅包禮絕對沒有違反公務員收禮標準，請他務必收下。

他發現旁邊的客人頻頻轉頭注目，惟恐過度驚擾，這才十分勉強的收下。

●
兩個紅包的故事，早已成為歷史。三月二十二日馬英九獲得勝選那晚，我找出〈反哺的一代〉重讀，也把《四十歲的心情》各篇再瀏覽一番，不禁覺得歷史如旅人，腳步繼續行走，也覺得歷史像鏡子，映照各種旅人的身影。

與馬英九同年的陳菊，在《四十歲的心情》裡寫〈不會滾動的石頭〉，詳述前半生投入反對運動的心路歷程，其中兩段最能突顯她的形象與風範：

「當同齡的女性徜徉在父兄、伴侶的呵護中時，我卻在恐懼、壓迫中成長。如果一個人因年齡而有青、中年階段性差異，我認為自己是從十九歲的青年期就開始有中年的負擔和沉重。……

真的，四十歲的心情有些複雜，雖然尚未視茫髮蒼但難免有「中年的哀愁」，十九歲時見聞到的不公與不義，竟用了二十一年的歲月來抗爭，使我體認到實現美好理想的道路是曲折漫長的。……」

如今，陳菊於二○○六年底當選高雄市長，馬英九則於今春當選總統。一個成了民進黨總統敗選後黨內最有權力的女人，一個成了國民黨勝選後最有權力的男人。

在〈反哺的一代〉中，馬英九對台灣歷史、社會、文化、環保等議題都有其理念闡釋與省思，彷彿那時已開始描摹一幅縮小版的治國藍圖。

尤其是文化，他希望「尋回失去的人文價值，進而整合與光大我們的文化理想」，讓台灣不再被國際媒體稱為「貪婪之島」，而應是「優雅之島」，中華民國不再被謔稱為「賭場之國」，而應是「文化之國」。

這個四十歲時的理想，當選了總統的馬英九想必沒有忘記吧？「優雅之島」，「文化之國」，應該是他上任後努力送給我們全民的最重要的紅包。我們等待著。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Focus/2007Cti-Focus-SoftContent/0,4786,9704092101+970409200+0+151043+0,00.html

【谢泳】今天我们如何了解国史

2008-03-25T22:16:00.000-07:00

来源：南方都市报

钱穆写《国史大纲》的时候，特别在书前提醒读者，其中一处说：“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他还强调“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钱穆的本意是要当时的读者对中国历史不能简单否定，不能把自己国家的历史说得一无是处。钱穆完成本书在抗战期间，他对读者的忠告，在当时有特殊意义。后来我们经常用对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来强调对本国历史的情感。由钱穆的话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在今天我们如何了解国史？如果还是简单重复钱穆的话，意义就非常有限。不是说对本国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不对，而是想强调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不是无条件的，而应当先具一个基本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有了解本国历史真相的权利，除有特殊约定的法律规定外，国家不能随意限制本国公民对自己国家历史的了解，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公民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首先是建立在他们有权了解本国历史真相的前提下的，如果不确立这个前提，单方面要求本国公民对本国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是不公正的。我们今天了解国史应当在这样的前提下进行：一个公民如果试图了解本国历史的真相，他们有权利自由讨论和获得对他们想要了解的历史真相的完整信息，如果一个公民不能完整了解本国历史的真相，再谈对本国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就是一种虚伪。在这个前提下，公民对本国历史的理解应当按如下原则进行：完整了解对历史现象研究的全部信息，至少理论上要意识到全世界对那些历史真相研究到了何种程度，而且尽可能获得完整详细史料。

对将要了解的历史要掌握完整的史料，这些史料可能因其它条件而无法获得（比如法律规定、经济条件限制等），但公民获得这些史料的权利是平等的，也是公开的自由的，他们事实上可能得不到完整的史料，但他们想得到这些史料的权利始终存在，且不能被剥夺。

公民了解的史料必须是完整的，同时也是真实的。如果公民事实上被剥夺了了解历史真相的权利，他们有权利拒绝接受国家强制公民接受的历史，对青年公民尤其如此。

公民对自己了解的本国历史，有自由评论的权利，有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进行判断的权利，只要不违背人类文明的基本常识，不违背起码的知识体系和常识逻辑，他们有权利对自己判断的历史保持独立的观点和认识，国家不能预设自己对历史有天然解释权力，然后把自己解释的历史结论强加给公民。

公民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要发自内心，政府不能用现实功利目的，诱导公民接受不经完整史料支持的历史结论，公民有对本国历史真相表达自己独立看法的权利，这种权利应当以公开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基本保障。

公民有自由选择解释历史的理论模式、使用史料的学术规范、获得史料的统计模型的权利，只要这些解释历史的理论和方法在知识体系上自成一格，他们对历史的判断和结论都属于自由研究成果，都有作为知识积累存在的权利。

公民对历史真相有保持怀疑的权利，有要求完整公开档案的权利（在法律规定前提下），在完整历史档案没有自由公开前提下所做的历史研究，不能成为历史的最后结论。

公民不可能在穷尽史料的前提下来了解历史，但穷尽史料的努力是了解历史的常识，公民了解历史以前，先要了解相关历史档案的开放程度，国家对历史档案的开放程度是公民了解真实历史的基本常识。

（作者系厦门大学教授）
谢泳男 1961年出生。山西省榆次市人。
1983年毕业于山西晋中师范专科学校英语专业。毕业后留校任学报编辑。
1986年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批评家》杂志社任编辑。
1989年后在山西省作家协会理论研究室工作。
1995年起在黄河杂志社任编辑。

现为黄河杂志副主编。
1989年前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工作，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当代报告文学。著有《禁锢下的呐喊——1978至1989年的中国报告文学》（1992年自费印刷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中国现代文学的微观研究》（论文集 1996年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

1989年后主要从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主要方向是储安平与《观察》周刊。著有《〈观察〉研究》一书，未出版（《逝去的年代》中收有主要部分）。

1996年后主要从事西南联大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著有《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1998年湖南文艺出版社）

目前正在从事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研究工作。撰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史——1951至1952年》
　

【龍應台】給我們一個政治家

2008-03-20T17:10:00.000-07:00

【新新聞】第1098期

政治家和政客一樣，也要懂得民主的精算和權力的技術，但是我想政治家和政客之間有一個根本的不同：政客祇看見眼前在廣場上搖旗吶喊的成人，政治家的心中，卻一定有一個六歲的孩子，孩子的未來，他真心在乎。

誰可以給我們六歲的孩子最好的環境長大　誰就是最好的總統

第一他有基本的品格。

選擇這樣的總統，我不必擔心六歲的孩子會以凌弱為神氣，以粗暴為威風，以鬥爭為成就。

第二他有無限大的包容力。

我希望將來的總統有那個胸襟說，真的沒有藍跟綠了，讓我們為受傷的手塗上舒緩的藥膏，讓我們彌補隙縫，以無限的包容尊重彼此。

第三他有寬闊的全球視野。

我希望我們選出的總統會說，台灣太小，自我封鎖是致命的，讓我們打開所有的窗吧。

第四他有悲憫心。

我希望將來的總統，是個有悲憫心的人，能夠將心比心體會弱者的痛苦，因為體會弱者的痛苦，他會把保護弱者看做施政的重點。

１

台灣需要什麼樣的總統？

二○○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國會進行罷免總統的投票，我曾經針對陳水扁總統寫了「今天這一課：品格」，說，一個國家的元首，在我的理解，有四個核心的責任：

第一，不管國家處境多麼艱困，他要有能耐使人民以自己的國家為榮，使國民有一種健康的自豪感。

第二，不管在野勢力如何強悍，他要有能耐凝聚人民的認同感，對國家認同，對社會認同，尤其是對彼此認同。

第三，他要有能耐提得出國家的長遠願景。人民認同這個願景，心甘情願為這個願景共同努力。

第四，他不必是聖人，但他必須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去對外代表全體人民，對內象徵社會的價值共識。小學生在寫「我的志願」時，還可能以他為人生立志的效法對象。

今天是二○○八年三月十八日，距離總統選舉還有三天。兩千三百萬人在思索：台灣，需要什麼樣的總統？

２

初到歐洲時，一個完全沒人在意的街頭小細節被我看在眼裡。

過十字路口時，人們不耐煩地等候紅燈轉綠，總有一半的人，兩邊張望一下，腳步不停，一個箭步就搶著穿過了紅燈街口。但是，如果在等候過街的一群人裡，有一個父親或母親手裡牽著一個幼兒，站在路口，我發現，那一整群急躁的人就忍著，忍著，忍到綠燈真的亮起，才開始快快走動。

那牽著手的父親或母親，可能在滾動的人群裡低頭跟孩子說話，「你看，紅燈不能走，要等綠燈。」

我很驚訝：這是什麼樣的社會默契啊。不需要開口，一群不相干的人都知道，而且接受，而且切身實踐一件事：

你怎麼做，孩子就怎麼學，所以，不要給孩子錯的示範。

同樣的默契，也有別的表達方式。開車經過美國的鄉野，經過一片一片漫無邊際的玉米田，突然出現一個小村。進村的第一個牌子，寫的不是什麼偉大的標語，而是，這麼一句話：

我們村子有五十三個孩子。所以請慢慢地開。

這是村民和過客的默契：為了孩子的幸福，請以身作則。

二○○六年百萬台灣人穿上紅衫到凱達格蘭大道去抗議時，我曾經在午夜時穿越廣場。疲憊的人們彼此交談，認識的與不認識的。穿越整個廣場，最常聽見的一句話，起起落落在廣場的夜空裡，就是：

你教我們怎麼教孩子？

○八年三月十六日，身為教育部官員的莊國榮面對群眾，用正常的父母禁止孩子說出口的穢語侮辱對手過世的父親。他當晚就被迫辭職，並且道歉。我可以想像，當時在現場的父母們，錯愕之餘，心裡想的，多半也是這麼一句話：

你教我們怎麼教孩子？

有一種東西，是不管歐洲美洲，都緊緊抓著不放的；有一種東西，是不管藍營綠營，都真正在乎的，那個東西，叫做核心價值。

核心價值，可以因階級、因族群、因利益之所導、因意識型態之所在而有所分歧，但是，給孩子一個最好的未來，卻是最大的公約數，它絕對超越政治，無關立場。

３

所以，台灣需要什麼樣的總統？一個清晰的衡量標準應該是，誰可以給我們六歲的孩子最好的環境長大，誰就是最好的總統。

六歲的孩子正要脫離父母的懷抱，進入小學，開始他社會化的過程。國家，透過政府的運作，正要開始塑造他的人格、培養他的眼光、訓練他的智能、決定他的未來。我們把孩子交給學校，也同時把他交給了這個國家裡頭所有的機構」」教育部決定了他將如何學習、學習什麼，文化部將影響他的品味，國防部決定了他離戰爭或和平有多近，經濟政策會影響到他十八歲時有多大能力去面對競爭，環境政策會影響他的健康，媒體政策會影響他的判斷力和見解，外交政策會影響到他做為一個國民的自尊或自卑。

這些國家機構所制訂的規矩、政策、法律，都可能形塑社會的風氣。為政者不廉，社會就貪；為政者不公，社會就爭；為政者亂法犯禁，社會就上下交征利；為政者挾私好鬥，社會就黨同伐異。

總統是什麼？他就是我們將這所有機構託付的人，我們同時將自己六歲孩子的未來也託給了他。

當我們為六歲的台灣孩子著想時，我們的思索就不再侷限於四年或八年這一個小方格裡了。我們會深思：這四年或八年會直接造成怎樣的十二年和十六年？十六年後，六歲的孩子才剛剛大學畢業」」他會變成一個什麼素質的人？他會有什麼樣的教育準備去面對全世界？

以這樣稍長的線來思索，我們可能就會發現眼前吵翻天的許多問題，譬如市場是中還是台，譬如開放幾個港口來三通、每年賺幾個觀光客，都顯得「短」，而比賽誰更愛台灣，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４

我認為六歲的孩子的未來，是最根本的政治標竿，因為他的未來，就是這個社會的未來。

如果我是那個牽著孩子的手要過紅綠燈的人，面對十字路口，我會選這樣的人做總統：

第一他有基本的品格。

不，他不必是聖人，他祇要在孩子面前不闖紅燈就好。他祇要做到所有的小學老師都會教孩子的基本道德就很足夠：

小學老師說，你不可以偷竊。所以總統必須廉潔自持，一介不取。

小學老師說，你不可以對人粗魯。所以總統不能口出惡言，他所挑選任用的人，也不能口出惡言。

小學老師說，「溫良恭儉讓」是傳統美德，就是為人溫潤，心地善良，對人謙恭，勤儉度日，禮讓弱者。所以總統懂得「溫良恭儉讓」的道理就行。他和他任用的人，都必須知道，權力與謙卑就是要成正比。

選擇這樣的總統，我不必擔心六歲的孩子會以凌弱為神氣，以粗暴為威風，以鬥爭為成就。

５

第二他有無限大的包容力。

我不願意再讓六歲的孩子去目睹中正紀念堂的拆或草山行館的毀，也不願意再讓孩子坐在歷史課堂裡聽老師說，教科書又改了，她不知怎麼教。我更不願讓孩子在拆和毀之後，又以同樣的方法被迫去目睹原物的重建、牌匾的歸位，或者看見教科書以同樣的粗暴方式又改寫回來。

我希望台灣六歲的孩子在真正的、不打折扣的自由風氣中成長。我希望我們選出的總統會說，不論是荷蘭城堡、大清砲台、抗清遺址、日本神社、蔣公行館，拆除或立碑，讓社會文明而深刻地辯論吧。不論地圖是站著看還是躺著看，不論歷史要從這頭寫還是那頭寫，讓社會文明而深刻地辯論吧。我希望我們選出的總統會說，不要急著把我們的黨、我們的團的立場用權力和命令交下，不要把我們自以為是的結論強迫灌給我們的孩子，讓我們的孩子首先學會包容歧見，聆聽異議，讓台灣的孩子首先學會文明而深刻的思辨吧。

我希望將來的總統有那個胸襟說，真的沒有藍跟綠了，讓我們為受傷的手塗上舒緩的藥膏，讓我們彌補隙縫，讓我們從此謹守公平的原則，以無限的包容尊重彼此。把「愛台灣」的定義變成「愛台灣的民主自由」。

６

第三他有寬闊的全球視野。

今天台灣的孩子，打開電視幾乎看不見國際新聞，翻開報紙幾乎讀不到國際分析，坐在教室裡，公民老師問他「你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他的學校裡，很少外國同學，他的生活圈裡，沒有人談國際的事情。當他和父母坐下來吃晚餐，電視上國家的執政者，用激情的聲音、激情的手勢，吼著「愛台灣」；反對者，用激情的聲音、激情的手勢，吼著「我也愛台灣」。群眾，則狂喊「台灣優先」。

我希望台灣六歲的孩子，能夠在從容不迫、理性而開闊的氣氛中長大。我希望我們選出的總統會說，台灣太小，自我封鎖是致命的，讓我們打開所有的窗吧。

我希望他會說，讓我們停止對中國大陸妖魔化，把自己「小白兔化」，讓我們把巨人似的大陸和小小的台灣都放到一個全球的地圖上去，用全球的眼光、戰略的思維、未來的角度，去思考全新的可能。新加坡在龐大的穆斯林環圍中，是如何找到生存的技術的？卡達，夾在強大的阿拉伯世界和強大的西方世界之中，是如何周旋平衡的？台灣，要怎樣掙脫捆了六十年之久的「兩岸」思維，開使用全球的眼光去重新界定和大陸的關係以及自己的處境？

我希望選出的總統會要求他的教育部長說：台灣的孩子需要培養全球公民素養。我們要努力教會未來的公民三件事：一，讓他深刻地認識國際歷史和複雜的全球議題；二，鍛鍊他的公民能力，使他懂得如何思考、辯論，懂得如何進行組織、串連，學會和國際社會協商、合作以及訂定遊戲規則的所有技術和手段。三，培養台灣孩子的寬闊胸襟。他所關懷的人權、公平、正義等等價值，不僅祇限於台灣，而可以擴及全球。非洲的戰爭難民、中國大陸的愛滋孤兒、柬埔寨的貧窮失學兒童，都可以是他關懷奉獻的弱者。

我希望將來的總統會說，以台灣的經濟力量和公民社會的「軟力量」，未來的台灣對於全球人類社區是可以有更大的貢獻的。所以，我們要培養胸襟開闊、眼光遠大、有理想有能力的少年，為這樣的貢獻，有所準備。

有這樣的總統，我才可以想像，台灣今天六歲的孩子，將來可能可以長成一個頂天立地的全球公民。

７

第四他有悲憫心。

我不知道今天台灣六歲的孩子怎麼看外籍新娘的孩子。坐在同一個教室裡，他是否會瞧不起身旁的小伙伴，因為人家說，那小伙伴的媽是個越南人、印尼人、大陸人？他的父親和母親是否會以極其輕蔑的口吻或粗暴的凌虐來對待家中那膚色較深的看護或佣人？

如果六歲的孩子看見的成人，都是這樣以強凌弱的，而且以種族、經濟地位和政治立場來做分野，我不知道要怎麼教孩子「人權」這個概念。

我希望將來的總統，是個有悲憫心的人。有悲憫心的他，能夠將心比心體會弱者的痛苦，因為體會弱者的痛苦，他會把保護弱者看作施政的重點，而弱者，可能包括外勞、外籍新娘、遭歧視的同性戀者、經濟受剝削的原住民、身心障礙者……真正有悲憫心的總統，才可能是個人權總統。

整個社會是關切人權的，我們六歲的孩子，也才可能在將來長成一個把人權看作核心價值的公民。

８

台灣人總共才經歷過幾個總統？蔣氏父子，李登輝，陳水扁，算是三代。第一代是強人總統，第二代是從強人艱辛過度到民主的總統，要「破」許多東西，也要「立」許多東西，但「破」與「立」之間，很多的犬牙交錯。第三代，就是陳水扁，政權徹底轉換後第一個民主實驗。他，完全的不及格，然而他個人的不及格並不等於台灣人的不及格。事實上，陳水扁的八年對台灣民主特別有貢獻：他使我們清楚地知道我們不要什麼樣的總統，切膚的教訓，無比分明。以後什麼人當選，大概都不會再重蹈覆轍；台灣人，是更成熟了。

經過這三代，台灣人真的有理由希望：給我們一個政治家，不是政客。

政治家和政客一樣，也要懂得民主的精算和權力的技術，但是我想政治家和政客之間有一個根本的不同：政客祇看見眼前在廣場上搖旗吶喊的成人，政治家的心中，卻一定有一個六歲的孩子，孩子的未來，他真心在乎。

http://news.yam.com/view/mkmnews.php/581259

深耕基层“博感情” 马英九追求“0.1%打法”

2008-03-18T22:54:00.000-07:00

（2008-03-19）

　　争取台湾南部选民认同，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马英九其实布局已久，其长线操作反映的是突破绿营地方防线的强烈企图心。

　　自去年2月正式宣布参选总统以后，马英九就积极展开深耕基层的活动，他先在去年5月花了10天的时间，打着“青春铁马行”的旗号，骑着脚踏车跨越台湾南北675公里，途经台湾17个县市，64个乡镇。

　　尽管当时备受媒体批为“作秀”，但铁马行所刮起的地方效应，也为日后连结基层奠定深厚基础。

　　去年7月，马英九竞选团队进一步大规模展开中南部的“long stay”下乡长住计划，把台湾分成六大区块，以行政区域划为中彰投(台中、彰化和南投)，云嘉南（云林、嘉义和南投）、高高屏（高雄县市和屏东）、桃竹苗（桃园、新竹和苗栗）、宜花东（宜兰、花莲和台东）、北北基（台北县市和基隆），让“不想整天在办公室想政策”的马英九在每个区块长住10天到20天，每县市停留3天到5天。

　　尤其是南部行程更安排马英九融入民众生活“搏感情”，改变过去被视为权贵和北部精英的形象。从黎明破晓到夕阳西下，无论是下田插秧，拉牛耕田，挑洗鸭蛋、出海捕鱼，马英九与民众一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问到马英九下乡的成果，国民党台南市议员王家贞告诉本报：“当然有加分啊，马英九这样每天跟乡民生活，亲身体会人民的生活，了解他们的困难。”

　　第一阶段长达四个月的下乡去年11月结束，据马英九竞选团队统计，他在过程中接触超过16万民众，住了67户民宅69夜，接触行业共200多种，举办了座谈会156场，举行116个小型政策发表会。

　　马英九也亲身接触了包括稻农、菜农、梨农、柚农、荔枝农、茶农、筍农、槟榔农、鸭蛋农、猪农及酪农等11种农民，借住民宅主人的行业就将近50种。

绿营嘲讽“拢是假”

　　马英九告诉台湾媒体，他发现人民最关心的问题，第一是经济，第二是教育，第三是治安。

由于long stay抢夺南部选票意味浓厚，而受到特别费案件缠身的马英九又三番兩次回台北出庭，因此遭遇对手绿营冷嘲热讽“拢是假”（台语：都是假的，long stay谐音）。

　　不过据报道，国民党内部民调显示，马英九开创的“直销式”选战打法已有所斩获。第一波下乡之后，中彰投从领先10个百分点拉大到20个百分点，支持率直逼蓝营票仓桃竹苗，高高屏已从小输变为固定领先，云嘉南打成平盘，甚至曾领先3到5个百分点。

　　2005年举行县市长选举时，时任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领军，赢得过半县市执政权，但2006年直辖市市长选举，国民党在高雄市长一役意外落败，马英九又身陷特别费风暴案，外界一度认为马英九光环褪色。“马英九跨不过浊水溪以南”的说法，已是台湾政坛和媒体既定的印象。

　　然而，国民党两个多月前立委选举中横扫千军，包括多个被列为“救弱补强”的选区都逆转获胜，马英九第二波跟随立委下乡长住的光环就被认定发挥一定程度的影响。

　　立委选后，马英九随即展开第三波下乡行动，以“疼惜台湾”为行程主题，加强关心弱势团体。幕僚形容马英九选举风格是“0.1%的打法”，每次追求一点点支持者，鸭子划水向前迈进。

　　再过几天，选举结果将证明，他过去一年多的努力，能否得到相应的具体肯定和回报。

http://zaobao.com/zg/zg080319_510_1.shtml

中華民國國旗歌

2008-03-15T12:04:00.000-07:00

戴傳賢作詞，黃自譜曲
山川壯麗、物產豐隆，炎黃世冑，東亞稱雄。
毋自暴自棄，毋故步自封，光我民族，促進大同。
創業維艱，緬懷諸先烈，守成不易，莫徒務近功。
同心同德，貫徹始終，青天白日滿地紅。
同心同德，貫徹始終，青天白日滿地紅。

中華民國國歌為中華民國現行國歌，
孫中山與其幕僚共同作詞，程懋筠作曲。
三民主義，吾黨所宗；
以建民國，以進大同。
咨爾多士，為民前鋒；
夙夜匪懈，主義是從。
矢勤矢勇，必信必忠；

一心一德，貫徹始終。

馬英九競選總統廣告

2008-03-15T11:36:00.000-07:00

咱的台灣咱的家~歡聚歌

馬英九競選廣告～台灣向前行（一鏡到底版,國語）

http://tw.youtube.com/watch?v=VXaug0wUd6Y

馬英九競選總統廣告改變才有希望婦女政策篇
英九競選總統廣告改變才有希望婦女政策篇
新增時間：西元2008年03月11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YO3FUF2LKAI

馬英九競選總統廣告台灣精神篇
西元2008年03月11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tGiS5nZo950

馬英九競選總統廣告改變才有希望青年政策篇
2008年03月11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FyeUkp3MFr0

馬英九競選總統廣告壓力篇
西元2008年03月11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bpXKaO_oEF4

馬英九競選總統廣告改變才有希望農業政策篇
2008年03月11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bsh2s2JPPEM

馬英九競選總統廣告改變才有希望外交政策篇
2008年03月11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OaiWNtP7TY

馬英九競選總統廣告改變才有希望 633經濟政策篇
西元2008年03月11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IGl1eEHnf5I

馬蕭競選廣告：壯大台灣佈局全球篇
新增時間：西元2008年01月01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RQf_ImmYJt0

市政篇

下水道篇2008年02月27日

馬英九競選總統廣告市民眼中的馬英九 part.1
西元2008年02月27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OsDtZ5WVqK4

馬英九競選總統廣告市民眼中的馬英九 part.2
http://tw.youtube.com/watch?v=j1G6bMEW9z0

馬英九競選總統廣告市民眼中的馬英九 part.3
http://tw.youtube.com/watch?v=gpgNFyZgFYg

馬英九競選總統廣告箭靶篇
http://tw.youtube.com/watch?v=ViQkTWMCtb8

馬蕭競選廣告：民進黨執政七年台灣經濟流失篇
西元2008年01月01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ZxXs7p1YRP0

許我們孩子一個未來─馬英九加油！(proud of you)

http://tw.youtube.com/watch?v=enjyQ3l9EQU
因為心有所愛，不忍臺灣傾敗！我們不幸在2000-2008年選了一個失格、失德、失言、失行的總統，這是整個臺灣的道德危機，我們不是崇拜馬英九，而是我們相信他能夠挽救臺灣逐漸失去的美好價值。

馬英九我的未來不是夢 (張雨生) 2002台北市長競選廣告版本1

http://tw.youtube.com/watch?v=_x0E2lNmCKw

馬英九蕭萬長天燈廣告CF 2008年02月20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CuEeBDWKnLY

永久的愛~台灣~馬英九
馬英九是正港台灣人!!愛台灣! 會建設台灣!!
新增時間：西元2007年11月03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AA6TvwDVesI

讓我們好好的投

2008-03-15T11:31:00.000-07:00

一支年輕學生自己拍的廣告，我認為是這次總統大選最棒的廣告，值得深思也推薦給您，片長只有96秒，期望這96秒的影片能改變歷史 (較少)
新增時間：西元2008年03月14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r12iGnmHa74

萧功秦：近看台湾——老志愿军与新青年

2008-03-14T13:49:00.000-07:00

作者：萧功秦 2008-03-14

作者按语我第一次到台湾是在1998年，2004年春夏之交，又应邀访问一个月。其间，乘火车南下，单身一人从台北到花莲、台东、台南、屏东、苗栗等地旅行一周。每到一地，就会有一位当地朋友按预先的约定，到火车站接我，带我领略当地的风土人情。第二天，我再继续乘火车南行。下一站又有一位新朋友应约在车站等候我。于是新一天的旅程又开始了。这些都是我的一位热心的台北朋友C先生的精心安排。我于是享受到了一个漂泊者的感受，每天用笔记本电脑把当天的新鲜见闻记下。2006年底又去了第三次，也是每天写下旅行日记。两份日记总共约有十万字之长。

台湾朋友说，大陆学者到台湾来过3次以上的并不多，而我每次都能在一个月内，一个人充分自由地在各处旅行，有这样机会的大陆人，就更少了。看来我是相当幸运的了。然而，与台湾学者到大陆来的机会相比较，大陆人到台湾旅行的机会仍然少得不成比例。有一位台湾学者告诉我，10年来，他至少到大陆200多次，使我更觉得有必要把自己所见所闻告诉大家。于是将2004年、2006年两份旅行日记内容予以整理并作摘录，交给《南方人物周刊》，希望构成一个《近看台湾》系列。这对理解一个真实台湾的方方面面也许有所帮助。“南行记”是这系列的第一部分，记录了2004年的南台湾之行。

我所见到的前志愿军(第一天花莲晴)

早上从台北车站乘火车出发。11点多，火车抵花莲，Z先生开车来接我。他是花莲东华大学政治学研究生。花莲在台湾东海岸边，是个小城市，大约只20万人口。城市整体风格虽更多地受北部台湾文化的影响，但能明显感觉到世外桃源般恬静的小城镇之美。

下午，参观了当地横贯公路的栈道工程。整个工程都是由当年大陆老兵靠人工在坚硬无比的大理石山岩上开辟的，花了整整20年，才使这一军用公路得以完工。横贯公路被用于连接台湾东部与西部之间的交通，其气势之宏伟，工程之浩大，风景之奇丽，令人叹为观止。许多洋人与我们一起来此参观，可见这一横贯公路在旅游上的吸引力。不知怎的，这一浩大工程使我想起了大陆的红旗渠。只要是中国人，这个民族的坚忍耐苦勤奋在任何地方都会表现出来。

傍晚，我们驱车路过退役老兵聚居的大陈二村。说实在话，这才是我这样的大陆来客最感兴趣的地方。大陈二村是台湾各地都可见到的普通眷村。在一张废弃于路边的旧沙发上，坐着一个老头，估计就是大陆来的老兵。我主动上前去问好，老兵立刻就打开了话匣子。看上去他身体还很健朗，但思路已经不太清晰，说话不断重复，但大体上还是能听出他的意思。老头姓汪，是当年志愿军的被俘人员，山东济南附近某县人。据他说，1950年，他们那个军的军长(作者按：估计是师长)听错电话。要他们后撤，却听成要他们前进，于是孤军深入到了一座山上扎营，被联合国军重重包围，连吃的东西也没了。美国军队用台湾人喊话，告诉他们如何投降，例如把枪举起来，向右边走出去，等等。这支志愿军部队就集体被俘了。

我问他为什么不要求遣返大陆，他说他不愿意回大陆。我颇为惊奇。他说，他参军前就不喜欢当地的新政府(估计他可能是地主富农之类出身，土改时家里受到过很大的冲击)。正因为如此，被俘以后，当印度中立方人士询问其志愿时他拒绝遣返。后来，他来台湾参加了国民党军，在澎湖服役，直到1969年才退伍。退伍后他一直没能讨上老婆，直到大陆开放探亲，才从大陆娶来老婆。现在他已经70多岁，孩子却只有16岁。

不一会，一个小伙子从小巷子里骑车出来，从他身边经过，他指着说那就是他的儿子。我向小伙子打招呼，他也点头示意，骑自行车走了。这位退伍老兵至今还没有回过山东老家，他说是那里已经没有亲人，青年一辈的又都不认识他，回去也没有多大意思。

又过一会儿，一位中年妇女路过时搭话，这就是他前些年从大陆娶过来的太太。她说从大陆嫁过来后，就没有办法找到工作。这位老兵每月有津贴13000台币，合人民币3000多元。住的地方很简陋，是当地很普遍的简易房。这在台湾就是贫民窟了，但还比较干净。眷村有些人家门口还挂一面褪了色的旧青天白日旗，他们是铁杆的深蓝支持者。临走时，我与老兵合了个影，祝他晚年过得顺心如意。

在这一带眷村特别多，原因是1956年起台湾当局修军用公路，从南部台湾一直修到花莲，工程队才解散，当局建造了荣民之家，来安置成不了家的单身退伍老军人。成了家的老兵则搬出来，在附近盖了房子，于是就成了这样的眷村。一般而言，由退伍军人自己建造的这些眷村，房子质量比台湾当局出资建造的“荣民之家”要差得多。

台湾人的悲情与两岸张力(第一天花莲晴)

陪我在花莲旅游的这位东华大学研究生Z先生，说现在的台湾人中间派占多数，但中间派中的渐独派比渐统派人数越来越占多数(编者按：当时还未爆发陈水扁家族贪腐丑闻)。这是民进党当政者不断宣传灌渝的结果，久而久之台湾民众的“ 国家意识”就这样发酵起来。Z先生还说，台湾人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危险，大陆说得久了，他们已经麻木了，觉得有美国保护，不会有什么。他说，这正如当年的伊拉克，全世界都相信美国会打伊拉克，就只有伊拉克人不相信。他认为这和大陆方面“ 狼来了”喊得太多了有关。他觉得奇怪的是，当年台湾的新党就是提醒台湾民众要警惕大陆打过来，结果票数反而少下去。

台湾问题发展到这步也是很自然的事。一方面，我们大陆人过去是这样想问题的：我们本来要解放你们，现在不准备用武力解放你们了，实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你们应该满意了。这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的思维。国民党则认为，他们是带着一个国的框架到台湾去的，久而久之，台湾人有了“中华民国”的政治认同，不同意把他们认同的“中华民国”，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自治省份来安排。他们要求对等谈判，而我们并不愿意，因为台湾太小了，没资格享受对等地位，就像蜜蜂没资格向大象要求对等。

于是，两岸统一的谈判就一直拖了下来，从1980年代中期到1997年这关键的10多年里，掌权的主张统一的外省籍国民党元老们一个一个谢世，本省籍政治精英进入政治中心已经是大势所趋。九七前，情况已发生重要变化，民进党崛起，与大陆没有关系的新生代在台湾的政治生活中越来越重要，而他们缺乏老一辈对大陆的那种亲情感受。此前没有谈成，以后就越来越难办。

我第一次去台湾是1998年，那时在台湾的统派朋友就提醒我们要注意这一变化。但那时没有人能提醒我们要考虑反省对台战略，以适应这一新变化。直到邓小平逝世后，我们仍然坚持原定的“一国两制”统一方案。而此时老谋深算的李登辉正在把国民党元老李焕、俞国华、郝柏村一个一个赶出政治舞台，统派即外省人政治影响力的式微成为大势所趋。与此同时，台湾“总统”直选是以一人一票为基础的民主化普选制，这无疑极大地有利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本省人取得比外省人更优势的政治地位。

这种情况下，他们产生了台湾人的所谓“悲情”。台独政治家则十分聪明地利用这一点来强化他们的台独诉求，他们的话语在台湾政治生活中越来越成为主流，相反，外省人反而越来越被边缘化。陈水扁这样的台独派掌权后进一步利用手中权力资源，来推进“去中国化”的政治与社会政策，加强本省人的“本土意识”，亦即台湾认同。两种因素相互激荡，最后就形成现在这个结果。

用他们的话来说，自1990年代后期以来两岸关系走的是以下逻辑：台独派挑战大陆——大陆为实现两岸统一而进行“打压”——激起台湾悲情意识——台独派趁机推动以族群划界——形成强调台湾独立的民粹动员——台独派选战中轻易获得多数——民进党上台——进一步刺激大陆——大陆再次“打压”。

其中，台湾本省籍人口占85%是问题的关键。只要实现了以族群划界，那么，台独派利用民主政治上台就是稳操胜券了。而要实现以“本省人与外省人”对立的“族群划界”，最好的办法是让大陆打压台湾，于是不断刺激大陆便成为台独分子克敌制胜的利器。他们说，“在选战前，就怕大陆不打压我们。所幸的是，每一次大陆总是满足了我们的心愿。”用他们的话说，大陆的强硬政策是台独派的“甘霖”。这话说得很刺激，也是我们不能同意的，但却仍然值得我们反思。

什么是民粹主义民主？用一位台湾学者的话来说，就是10个不识字的老太婆所作出的选择，胜过9个博士所作的选择。

晚上浏览了东华大学。校园有两个弱点，一是离花莲市区太远，有20多公里；二是大而无当，以至于校园内冷冷清清，没有人气，更谈不上文化气氛。这实在是极大的浪费。

这一天的一点认识是，台湾人文之美，在于它有像花莲这样与世无争的小城市，这里让人有战前日本的那种感觉。在车站外等候接我的人时，那些车站里的工作人员，初看起来，他们的服装及气质颇像1930年代日本相片里的乘务员。这里很安静，人也缺乏快节奏与竞争意识，然而谁又能说这样的生活方式不是另一种价值的体现？也许由于花莲在地理上离太平洋反比大陆更近，这里的人们对大陆已经太陌生了，像是山外山，天外天。与世无争，加上与大陆文化脱节，很像是一个世外桃源。

特别有意味的是，那位Z先生与我相处了整整一个下午，我们谈到了许多有关大陆台湾的问题，他完全能理解，也颇知道应对，能说出自己的一些看法，有些看法也给人启示，绝非没有感悟的人士，但总使人觉得他对大陆没有真正的兴趣与热情。这与台北的人有很大的不同。而且这里的教师也是如此，这种兴趣上的隔阂与冷漠，可能比不理解更为致命。

入夜，在东华大学招待所住下，一个很不错的房间，600台币一天，合人民币150元，相当便宜了。这个招待所没有服务生，整个楼空空的，只有我一个人。窗外就是一片树林，有一种荒凉之感。好在我把电脑带在身边，现在可以尽情地抒写自己的旅行感受。明天早上，我将离开花莲这个小而美的城镇。这里的宁静之美，是大陆人很少能体味的，也许我永远不会再来到这个地方，但却可以让它保存在我的回忆之中。

人生就是如此。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萧功秦)
http://news.163.com/08/0314/11/4709KIDT00012GGF.html

电信无垄断?很傻很天真!

2008-03-13T18:39:00.000-07:00

2008-03-14 来源: 南方都市报(广州)

全国政协委员、国资委副主任王瑞祥近日表示，“对于所谓垄断要科学界定，电信业固话业务、移动业务都有竞争，怎么能算垄断企业呢？当然不是。”此言一出，举座皆惊。

从经济学常识可知，市场划分并非简单的非A即B，而是基本划分为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市场四种类型，行业中企业数量、竞争关系、价格决定方式等成为辨别依据。就电信业而言，虽不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号”，但也只是为数不多的几大运营巨头参与竞争的寡头市场，垄断成分远大于竞争。

再考察目前几大电信运营企业性质，从“盘子”最大的移动，到规模较小的铁通，无不是国有资本占绝大部分比例，赚也好赔也罢，都是政府的左右口袋。这就必然导致政府随时可以采用行政手段，限制竞争行为发生———2004年，电信企业刚燃起竞争硝烟，国资委便促成几大运营商高管互换，中国移动总经理王晓初调往中国电信成为一把手；中国联通董事长王建宙调往中国移动接任总裁。国资委当时的解释是，几大运营商在用户增速、ARPU值等多项指标上纷纷出现放缓甚至停滞态势，对投资者不利，也不利于实现国有资产增值。行政垄断至此，令专家直呼“不可思议”。

在行政垄断之外，电信业垄断也久遭诟病。且不论中移动积累了巨大的人力财力及无与伦比的网络资源，净利润率超过20%，掌控近70%的国内移动用户；就是业绩稍逊几分的固话运营商，收取的宽带资费亦相当高昂。2007年统计的各国上网费用显示（按平均每个月每100Kb/s带宽标准），中国为10.8美元（约合80元人民币），英国0.63美元，美国0.49美元，而日韩为0.07美元和0.08美元。

在主管部门谋求电信重组，致力于打破垄断的关键时刻，王委员称“不存在垄断”，实在难言“科学”二字。想中国电信改革历经十多年，垄断局面始终未能打破，反而形成电信和网通各自垄断南北固话市场的局面，联通与移动的差距越来越大。可以说，正是难破垄断这一命题，才为公众提供了第三次大规模电信改革的想象空间；而力图打破垄断，也是即将启幕的电信重组的根本出发点；更进一步，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从行业立法到执行、监管，都将围绕打破垄断，形成和维护均衡有效的市场竞争格局而展开。

目前普遍流传的未来三大运营商均有移动和固网牌照的改革方案，核心便是希望三家实力旗鼓相当，形成分庭抗礼的全面竞争之势。但问题在于，如果沿袭国有股份仍处绝对控股地位、直属一家控股股东（国资委）的旧制，这种竞争仍可能在行政垄断之手下丧失活力。因此，只有加大开放力度，积极引入外资，激活民营资本，在开放的市场体系中发展，电信行业才能达到王委员所言“不垄断”的理想境界。

本报记者汪小星
http://tech.163.com/08/0314/06/46VOJ6IN000915BE.html

【刘瑜】美国的“社会主义”

2008-03-13T18:27:00.000-07:00

如果我生病因交不起钱被医院拒之门外，如果我的孩子因交不起学费而上不了学，如果我每天辛苦工作12个小时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如果这些都是普遍而不是个别现象，那么你叫它什么主义都无济于事。

2007-09-06 作者：刘瑜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博士后

2000年美国政治学家Seymour Lipset出了一本书，叫《It Didn’t Happen Here: 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探讨“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了”这个经典问题。据他分析，欧洲各国都出现了大型社会主义政党，相比之下，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却始终不成气候。其原因无非是四条：个人主义的立国文化；工人阶级内部的多样性；社会主义政党本身的经营不善；还有美国选举制度不利于小党存活。在这四条因素中，他最强调的，是第一条。

我不很赞同这本书的观点，原因不在Lipset对问题的分析，而在对问题的提法：如果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公有制加计划经济，而包括广泛的福利制度（显然这也是Lipset的理解），社会主义在美国真的失败了吗？这本书过于强调社会主义政党的标志性意义，但如果我们把目光从“政党”转向“政策”，没理由认为“社会主义”在美国遭受了失败。

观察一下2004年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开支：19.9%军费；21.6%社会保障金；19.5%用于资助穷人、老人、残疾人的医疗保险项目Medicare和Medicaid；4.1%其它用于退休者和残疾人的开支；9%用于失业补助，给穷人家庭的住房、食品、收入补助及税收返还；7％偿还债务利息；教育3.8%；老兵补助2.6%；交通2.8%，国际事务1.2%，科研1％……如果我们把社会保障金、医疗保险费、贫困失业补助等算作广义的福利开支，这部分已占据了美国联邦政府开支的一半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够坦然宣布“美国不是一个福利国家”吗？

事实上，整个20世纪是美国福利制度不断成熟的一百年，尤其是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和60年代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时期，福利制度更是突飞猛进。

1910和1920年代，几乎每个州都陆续订立工伤赔偿法。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出台，被视为美国福利保障制度的起点。1937年，住房法案为低收入者提供住房补助。1938年公平劳工法案首次为最低工资立法。1946年，在公立学校提供午餐补贴。1956年推广残疾保险。1964年食品券项目出台防止饥饿。1965年为老人穷人提供医保的Medicare和Medicaid项目创始，同年保证给大学生贷款项目、工作培训项目等也出台。1968年的公平住房法案，消除住房补助中的种族歧视。1975年建立返还穷人税收的“收入税收信用”制度。1990年通过儿童保障拨款法案和残疾人法案。1997年儿童保险项目和税收信用制度出台……据统计，整个20世纪美国有50多个重大社会保险、福利法案及项目出台，上面列举的，只是一些重大例子而已。

正是这些项目的启动及其发展，彻底改变了联邦政府开支的面貌，使得福利开支成为政府预算的主要方向。马列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崩溃”没有发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通过民主机制，资本主义体系不断吸收社会主义营养，实现了自我修复。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并没有被资本主义消灭，而是被资本主义接受了。

当然，如果从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来说，美国的水平明显低于欧式福利国家。比如，2001年瑞典的福利开支占据GDP的28.9%，挪威23.9%，英国21.8%，加拿大17.8%，日本16.9%，美国14.8%。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的确不如欧洲重视社会福利。但是别忘了，当年美国的人均GDP为34320美元，而瑞典为24180美元，挪威29620美元，英国24160美元，加拿大27130美元，日本25130美元，所以美国人均福利的实际数额并不低，超过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和加拿大、英国等水平相当，与北欧国家差距明显减少。

而且，据另一个政治学家克里斯托弗·霍华德在《The Welfare State Nobody Knows》一书中分析，相对于直接分发福利，美国政府更倾向于使用税收减免、政策倾斜等制度杠杆，来提供“间接福利”。比如给那些为雇员购买医保和养老保险的公司减税，为穷人买房提供贷款担保，给有孩子的贫困家庭提供返还税收等等。

此外，欧洲诸国的经济效率是否受福利制度影响，也一直存在争议。据统计，瑞典这样最典型的高税收高福利国家，其人均GDP比美国最穷的州还低。当然，不同的文化存在不同的偏好，有的以平等和谐为荣，有的以个人奋斗为荣，有的以勤劳为荣，有的以休闲为荣，没必要用美国标准来衡量其他国家，但是同理，也没必要用欧洲标准来要求美国。民意调查也表明，美国人的福利观念不像欧洲人那么强。

近年，中西学界的一个时髦就是批判“美式的新自由主义”。他们说“无限的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会伤害弱者的利益”，“应该放弃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转而追求北京共识”，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但问题是，经过100年福利制度的发展，今天的美国早已不是100年前那个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无论在公共开支、贸易保护、工会势力、收入调节、政策倾斜方面，美国都可说是一个福利国家，而那个“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更像是想象出来的靶子。

如果我生病因交不起钱被医院拒之门外，如果我的孩子因交不起学费而上不了学，如果我每天辛苦工作12个小时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如果这些都是普遍而不是个别现象，那么你叫它什么主义都无济于事。如果我的孩子可以免费上学、坐校车、吃午饭，如果我收入低可以住政府盖的房子，如果我失业了可以用政府发的食品券买东西，那么这种制度就是福利制度，你爱叫它什么共识就叫它什么共识。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作者：刘瑜)
http://news.163.com/07/0906/09/3NMQF6K6000121EP.html

【刘瑜】缺乏辩论的大会是寂寞的

2008-03-13T18:22:00.000-07:00

【刘瑜】剑桥大学讲师

我上中学时政治课本里，有一句话批判西式民主：“西方议会吵吵嚷嚷、相互攻讦……”

我一直没有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直到有一天，在电视里看到英国议会开会的画面。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议会开会比英国更“恐怖”了：议员按党派面对面入座，状如两军对垒；双方代表像“大学生辩论赛”一样交替起立发言，针尖对麦芒；最有英国特色的，就是议员竟然像看球赛一样，可以随时叫好或者起哄，所以哪怕是首相，要完整地说完一段话，也可能要途经八次叫好和十次喝倒彩。

看到这样的情形，我立刻明白了为什么很多领袖不喜欢“吵吵嚷嚷、互相攻讦”——这对政治家的口才、思维速度、知识量、政策熟悉程度，尤其是心理素质，考验实在太大了。也难怪有些国家议会的辩论会出现斗殴、脱鞋子、扯头发的情形，急了，口才不够，就手脚并用了。

但是英国这种“不成体统”的议会风格，吵了几百年，好像也没有把这个国家给吵垮，相反你吵我闹之间，往往把事情的各个方面都说清楚了，各方利益都平衡了。当然，英国是英国，中国不一定要模仿它。但是，辩论是否要如此极端是一回事，大会有没有辩论则是另一码事。

和谐的、团结的会议气氛固然是件好事，但是假如这种融洽的基础是对社会矛盾的掩饰或者无视，那就成了“伪融洽”了。据统计，近年来我国每年的群体性抗议事件都在6万起左右，也就是说，每天都有至少160多起集体抗议行动。普通民众每一天都在为自己的土地权益、环境权益、国资流失、教育医保等进行艰苦卓绝的抗争，但我们的大会相形而言轻松融洽。请问，代表们的“代表性”何在？莫非民众来自火星，而代表们来自金星？

当然，也有不少代表也呈交议案，但是只见代表“发球”，却不见决策部门如何“接球”，这样的议案有多少意义？民主会议的真谛是不同利益集团间的有效对话，而不是几千人的自言自语。更何况，缺乏对议案的公开辩论，就算议案被通过，这样的民主同样可疑：凭什么它们要被通过？如果代表A支持的恰恰是代表B反对的呢？如果一个代表支持的恰恰是很多民众反对的呢？……

辩论的意义恰在于此。谁也不能保证代表是天使，所以重要的不是他们提出了什么，而是决策部门接受了什么。而政治辩论，就是在这个“提出”和“接受”之间进行过滤。

这两年为了增进民主气氛，国内大会增加了不少民意表达机制，比如网民提建议等。这种举措初衷当然是好的，但是实际效果似乎更像是情绪发泄，而不是制度监督。网民可以在网上叽叽喳喳，代表们却不一定洗耳恭听，你说你的，我爱听不听，这是哪门子民主？把几千人的自言自语扩大到两万人、二十万人，它也还是自言自语。

西式议会的“吵吵嚷嚷、互相攻讦”情形也许不那么优雅，但任何一个多元化社会的基本特点就是利益冲突和理念竞争，如果政治的冲撞恰恰是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它也没有那么可怕。相比把矛盾藏到桌子底下来维持一个桌面上的团结融洽，倒不如把矛盾摆到桌面上来公开讨论。说到底，“混乱”之间失的是“礼”，而沉默之间错过的却是“理”。我以为，在政治当中，道理比礼节更事关重大。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作者：刘瑜)

http://news.163.com/08/0314/08/47011QUF00012I5M.html

美国数以百万计的未成年少女沦为性奴隶

2008-03-12T21:52:00.000-07:00

2008-03-13 10:43:12　来源: 中新网(北京)　

　　核心提示：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3日发表《2007年美国的人权纪录》称，美国有数以百万计的未成年少女沦为性奴隶。另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在所有被强迫妓女中，多达40%属于未成年人。

中新网3月13日电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3日发表《2007年美国的人权纪录》称，美国有数以百万计的未成年少女沦为性奴隶。

文章引述美国司法部统计，有10万到300万不满18岁的美国青少年被卷入娼妓行业。另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在所有被强迫妓女中，多达40%属于未成年人。

文章说，美国青少年学生受侵害的现象严重。据美国司法部2007年12月公布的全美学校犯罪情况报告，2005年每千名12岁以上的美国学生中，有57人是暴力和财产犯罪的受害者。2005年7月1日至2006年6月30日，全美共发生14起与学校相关的涉及学龄儿童的凶杀案。2005年，25%的学生报告说，曾有人在他们接受调查的前12个月内在学校向他们兜售非法毒品；24%的学生报告说，学校存在黑帮团伙。据报道，在巴尔的摩市的一些中学，很多学生带刀等武器上学，从2007学年开始到2007年10月，该市的中学共发生216起导致学生被捕的暴力事件。性侵犯在美国学校泛滥。据美联社2007年的一份全国性调查，2001年至2005年，有2570名教育工作者因行为不检点和实施性虐待而被处分，其中80%以上的受害者是学生。据美国国会的一项调查，全美5000万名学生中有多达450万人在幼儿园到12年级期间，曾遭学校人员性侵犯，平均每天发生3起性侵犯事件。

美国青少年在训练营遭虐待。美国国会发布的一份报告称，美国数千名被送往训练营受训的青少年遭受过可怕的虐待，有些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美国政府调查人员说，虐待青少年的例子很多，包括强迫孩子们吃掉自己的呕吐物，不给饭吃，强迫他们躺在有大小便的地上，毒打或脚踢。有个男孩被迫用自己的牙刷清洗厕所，然后再刷牙。死于溃疡穿孔的16岁的阿伦留下的日记显示，20天里曾有14天没吃东西，却被迫每天远足13到16公里。偶尔给的食物是生扁豆、蜥蜴和蝎子等。阿伦的父亲说，儿子在训练营的这段时间里，从头到脚全身都被打遍了。14岁的马丁·李·安德森在训练营里被卫兵堵住嘴，迫使他吸入氨气而死亡。

文章也指出，美国儿童得不到司法保护。美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对青少年判处死刑的国家之一，且迄今仍有一些州对死刑判决没有最低年龄限制。美国比其他国家有更多的青少年被判终身监禁。据人权观察和大赦国际的共同研究显示，2005年，全美有9400名未成年人被监禁，其中2225人被判处终身监禁。在这些人中，高达16%的人在13岁到15岁之间。目前被判处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的青少年达2387人。《华盛顿邮报》报道，据粗略估计，全美每年有约20万青少年犯人被直接移送或转送到成年人系统即刑事法院审判，每天有大约7500名青少年被关押在成年人的监狱里。有色人种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更易遭此厄运。2000年，萨福克大学法学院青年司法中心指出，非裔美国儿童仅占全美青少年人口的15%，被监禁的非裔儿童却占被监禁者的46%，其中52%的人受到的是成人法庭的审判。黑人儿童受监禁的人数是白人的5倍。拉美裔和土著青年被关入教养所的人数是白人的2.5倍。许多六七岁的小孩也会因为一些无足轻重的过失而遭罪犯待遇。

(本文来源：中新网 )
http://news.163.com/08/0313/10/46TKMDD90001121M.html

【杨洁篪】中文是世界上最容易学的语言之一，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有13亿人选择中文作为他们的母语

2008-03-12T21:47:00.000-07:00

"现在学中文的人很多，我希望在座的记者，外国的女士们、先生们，也能够抓紧学中文。我认为中文是世界上最容易学的语言之一，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有13亿人选择中文作为他们的母语。"----中国外长杨洁篪

http://zaobao.com/special/npc/pages3/npc080313a.shtml

杨洁篪：中国要参与国际游戏规则制定

(2008-03-13)

　　● 韩咏红（北京特派员）

　　中国将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而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但是承担责任不是为特定的国家集团服务，中国要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也拒绝外界“抹黑”北京奥运。

　　形象儒雅的中国外长杨洁篪，昨天首次以外长身份主持“两会”记者会。年轻部长展现出新一代中国官员的强大自信心与务实态度，这也印证了外界的观察——日益强大的中国今后将在国际事务上采取更进取的姿态。

　　针对本报提问，中国近期表示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制定的“主权财富基金国际行为准则”，是否反映中国要在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方面拥有更大话语权时，绰号“老虎杨”的杨洁篪回答说，根据国际游戏规则，利用好主权财富基金对有关各方都有利。

　　他简明地说：“游戏规则当然应该由大家来制定。”

　　之前，有中国记者提出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在促进非洲良政和在应对气候变化方上负起更多责任的问题，杨洁篪回应说，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是要为中国人民、为世界、为未来负责。

　　反之，中国“承担国际责任，不是为特定的国家或者国家集团服务，也不是以他们的标准来衡量”。

　　杨洁篪更反将批评者一军，暗示西方国家抨击中国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其实是缺少对非洲人民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与意愿的尊重。

　　他形容中非之间的关系是“好朋友”、“老朋友”，中国重视国家利益，也重视与朋友的道义和感情，以此间接回击外界指中国进入非洲只为占有资源的批评。

　　杨洁篪说：“如果一个国家只有利益，没有朋友，那就未免太孤单了，太无趣了。”

　　在近两小时里记者会上，共有13名中外记者围绕中国的国际责任、中日关系、气候变化、奥运安保等问题多方位出击，杨洁篪一一接招。

问题尖锐　应对得体

　　在中央电视台的现场直播特备节目中，中国资深外交官、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点评指出，大部分问题都很尖锐，杨洁篪应对得体。

　　被外界赞美为“儒雅不失睿智，沉稳不失幽默”的杨洁篪，只在有记者问起他的个人性格时，才露出难得的笑容，风格与喜欢吟诗的前任李肇星迥异。

　　不过，年轻外长毕竟也适当展露人性化的一面，例如他“自爆”属虎，相信生活应该丰富多彩，平时喜欢练毛笔字，打乒乓球，听京剧和评弹。

　　“老虎外长”最斩钉截铁的语言，留给了与北京奥运有关的提问。

　　在回应“奥运政治化”这个热门问题时，杨洁篪严肃地说：“他们（一些个人和势力）想抹黑中国，请听清楚，我讲的是中国，这是办不到的。”

　　谈到奥运、人权与中美关系，杨洁篪重申，中国愿意同美国加强磋商与合作，也愿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同美国进行人权对话。

　　他说，国际社会并没有将奥运政治化，企图将奥运政治化的是一些对中国怀有巨大偏见的个人与势力，根本无法代表国际社会。

　　杨洁篪说：“非政治化是《奥林匹克宪章》所规定的，那些攻击中国的人，口口声声标榜法律的重要性，他们为什么要明知故犯？”

　　“抹黑中国只能证明他们自己是怎么样的一种颜色。”

杨洁篪说……

现在学中文的人很多，我希望在座的记者，外国的女士们、先生们，也能够抓紧学中文。我认为中文是世界上最容易学的语言之一，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有13亿人选择中文作为他们的母语。

三个中国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还抵不上发达国家一个人的排放量，好比咱们吃一顿早饭，一个人吃三片面包，另外三个人每人只能吃一片面包，谁应该节食呢？如果按照人们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观点来看人均的能源消费，我想有一些人就不必要那么振振有辞地来宣传中国的排放量如何之大，似乎他们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

（有关中国怎么在恐怖主义的威胁下确保奥运期间外国旅客的安全）中国当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了。如果人们不相信的话，可以去问问英国大使、美国大使或者其他西方国家的大使，他们是感到在中国安全呢还是感到在其他地方安全呢？

国家间的利益虽然重要，但是道义和感情也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一个国家只有利益，没有朋友，那就未免太孤单了，太无趣了。

人人皆是陈冠希 /徐尚懿

2008-03-10T11:40:00.000-07:00

来源：中国时报
这几天香港艺人陈冠希和众女星的性爱自拍曝了光，忙坏了香港的传媒警方，更让全香港影剧圈陷入一阵风暴，骚动阵仗不下於当年台湾的璩美凤光碟案。只是这回不同的是，人物主角们皆年轻化、偶像化，画面也非当年那枚固定沉闷的针孔偷拍摄影机可比拟的，掌镜者本身即是电影小生男主角，主人翁亲力亲为担任导演兼摄影师，试问最近还有什麽Ａ片能比这「好看」？而且话题牵连只会更广，且更具爆炸性。

其实在这科技发达兼资讯爆炸的社会，每过一阵子我们就得面临名人性爱照片光碟疑云的诱惑和考验。不管淫照或艳照当前，旁观者美其名是赶流行不落人后的了解现况，其实无论男女，底层的欲念似乎永远摆脱不了种种好奇与偷窥的意淫，再延伸至个人收藏的成就感和话题的参与度。

只是大对众陈冠希系列影像的本质消费行为不同於观赏A片，大部分人免付费观赏，消费项目不再是AV的职业演出，而是艺人们的真情投入，人人内心的那股「贪便宜」的「卯到」心态昭然若揭。看饱后除了对明星的表现兼私生活操守一阵挞伐批评外，然后没事般的擦嘴抹净，留下的只是当事者身受的无穷苦痛。

我们在消费的是什麽？是一对年轻男女在某时某刻的真情大冒险，当他们一对一用摄影机见证彼此肉体与信任的性爱试探，大夥却在几年后成为共同的旁观者。与其说是新闻事件的参与者，不妨定位为期约的剥削｜｜任何的偶像艺人都会以不同的面貌在摄影机前演出，只是这回的跳tone表演成就了最可观的票房成果，演出者却一毛分不到，顺道赔上了经营许久的演艺生命，还有难以评估的社会成本。

然而两情相悦下，性的本身并不是罪，罪恶的反是扭曲的人性所操控的那?大怪兽，道德的面具反成为邪恶的利器工具，引发众人茶馀饭后兼床第间的笑话，正一刀一切的凌迟着那些当事人，造就了真正的不道德。

也有不少人跳出来指责陈冠希，却忘记我们人人皆是或曾是陈冠希，想要、想玩、甚至轻率到最好不用背负太大的责任，却想拥有片刻所有的欢愉。显然人类是健忘的动物，许多年过去了，璩美凤还算是正向的活体教材，大家似乎仍领会不到什麽，只是把她当成光碟案的经典符号。

别忘了，我们每一个人在某种情况下都可能成为下一个陈冠希。自诩为一个汲汲追求的猎人，也许在某个当儿，成为别人眼中可口的肥羊，接着成为被打的落水狗而难以翻身。所以，如果各位正从转载那些私密照中真的获得莫大的乐趣，就心态而论，恐怕连事发前的陈冠希都比不上，又有什麽资格再去对这些艺人品头论足呢？

（作者从事自由业）

色戒陈冠希 /金鐘

2008-03-10T11:30:00.000-07:00

2008年3月10日《開放》

● 陳冠希照片風波的實質是個人隱私和公眾形象的矛盾，這是自由社會的正常狀態，人皆有之。阿嬌的不幸在於她的隱私被公開侵犯，而不是她的虛偽。

香港娛樂圈的艷照風波起時，我在紐約，已經感到它對華人社會的震撼力，唐人街竟有人當街兜售五美元一張的全套光碟。回到香港，才看到事件已如風暴般鋪天蓋地。男主角陳冠希的露面，並未使風暴平息。大量的資訊已討論到事件涉及的方方面面。包括色情與淫賤、法律與執法、隱私與偷窺、傳媒與互聯網等等。

　　這波色情照片的大氾濫，名稱就大有文章：床照、裸照、慾照、淫照，不雅照、三級照、激情照，陳冠希則稱為「和女朋友的親密照片……」不僅反映港台大陸的差異，也反映不同的價值判斷和道德觀。無疑地，這批號稱上千幅的照片，已經打破了我們所知的華人社會八卦娛樂新聞資訊的暴露紀錄，使類似的璩美鳳、劉嘉玲裸照有如小兒科。當然，和日本家喻戶曉的Ａ片及歐美四級性愛片相比，陳冠希的大作，還只是個人「業餘愛好」而已。

港人共識：竊取床照上網有罪

　　自從一月廿七日第一張艷照流傳以來，經過一個月的關注和討論，尤其是警方春節前的大搜捕，引起香港市民的激烈反彈，數百人上街示威抗議警方濫用權力，把一個八卦風波推向維護網絡自由、資訊自由的層面。從而，使社會的認知達成相當的共識，即這些照片不論你喜不喜歡，如何評論，但人人都有可以瀏覽傳閱的自由和權利，政府無權干預——這樣，風波已經觸及香港新聞自由這個敏感領域。

　　眾所周知，香港色情資訊和色情業的合法尺度，一直是大於鄰近的亞洲國家，雖然有「不雅和淫褻條例」的限制，不准在公開資訊中「露點」，有限的裸露是允許的，不違法的。陳冠希的部分照片顯然突破了不雅條例的禁忌，不僅露點露毛，已達展覽生殖器官的地步，這當然為許多人所不齒。但是，香港人尊重個人隱私權：（港人稱「私隱」），也是天經地義的傳統，在私人空間，任何形式的男歡女愛，與他人無關。當然包括拍攝裸照床照，取樂留念一類行為。

　　因此，陳冠希事件的爭議只存乎一點：那些超越不雅條例的照片是怎樣流傳出來的？大量上網，對青少年身心發展造成不良影響，已不是保護隱私的範疇。社會有了共識：竊取照片，並發放網上者有罪。即陳冠希存於電腦中的隱私照片，在送去修理電腦時失竊了，應該追查盜竊者和散佈者，而不是床照的攝製者和保存者。但是，這方面仍然遭到困難：一是迄今找不到散佈源；二是網絡資訊傳播的法律界定尚很模糊，至少網上任何資訊的瀏覽與下載，沒有任何法律和商業約束（需付款者例外）。換言之，任何信息一旦上網就成為世界的公共資源，可以免費利用和流通，只有專制政府才會加以限制和技術干擾。因此，對於陳冠希照片在網上流傳，無任何法律責任和道德是非可言。即使有損於某些純良風俗也無可奈其何。

無意影響社會的伊甸園

　　以上是這場香港艷照風波的主要脈絡。但在流行話題之外，還值得留意的是這場艷照風波的特點非同往常。一、照片的暴露程度在娛樂圈前所未見；二、參與拍攝的藝人至少七人之多；三、被拍攝者的年齡都在二十五至三十歲之間；四、拍出的裸露照片不是三五張而多達數百張；五、迄今沒有證明床照行為是被迫或被收買而為；六、事發後，照片的當事人，沒有憤怒，也沒有投訴，保持沉默而已。

　　應該問問，為甚麼這麼多有知名度的年輕女藝人（演員）陷入這單如此放肆的性遊戲之中，是陳冠希和她們的「變態」、「無知」還是一種時尚或有其他解釋？

　　陳冠希（Edison Chen 1980—）作為主角和主導，無疑有他吸引女性的魅力。二十七歲，出生加拿大，富家子，英文流利。二○○○年進入香港娛樂圈，四年獲三十二項獎，已拍電影二十四部，去年自組多媒體公司，成為娛界最年輕的ＣＥＯ。年輕、俊俏、有個性，一派西式情趣，自稱身家已達八千萬元。從他二十一日返港記者會上宣讀英文聲明的實況來看，淡定，灑脫，有不凡之氣，和在娛樂場的頑皮形象判若兩人。顯見他在阿嬌（鍾欣桐）、張柏芝一眾慾女面前，自有駕馭群芳的優勢。

　　一群八○年前後出生的女星如此屈就這名帥哥，表現那樣任性，那樣不設防，那樣不計後果，是否顯示一種時代的潛意識在勃興？而在因循的道德世界裡，完全不能理解這群少男少女的情慾表達方式？不論如何，掌握著這個社會的巨大財富、權力和媒體的大男人集團，隨時可以擁有女性的身體和善解人意的愛情，但他們已進入不了那個社會邊緣外的伊甸園，享受不了他（她）們沒有羞恥、沒有虛榮、沒有利害的快樂。

　　現在，這塊不知有多大的禁區被粗暴的打破了，欲望男女落荒而逃，他們無話可說，他們回歸世俗，在千年倫理的長城腳下，背誦大人們撰寫的聲明稿，一再地道歉、對不起。他們在快樂的日子裡可從來沒有人想到他們的快樂竟然會傷害社會，會給自己帶來一場浩劫。

蘋果日報報導評論有失公正

　　循例，應該說說傳媒的角色。返港後見了不少行家，議論最多的是這個話題。上次朱培慶事件我寫了文章，批評過香港兩張大報。這次也想給蘋果日報提點意見。「蘋果」是我們敬重的報紙，創刊十四年，一貫支持香港和中國民主化，新聞處理很有特色，影響到兩岸三地的傳媒生態，維持三十多萬份銷量，市場上相當成功。但是，「蘋果」在娛樂新聞的處理手法上，常為行家們所譏諷，過份的誇張煽情，很多人殊難接受。一位壹傳媒的老行尊曾對我說，你們太書生氣了，在香港不賣「黃賭毒加大富豪」，報紙一定關門。這是實話。我們不知道各家媒體在責任與市場間的平衡點在哪裡？但總該去尋找。「蘋果」似乎太放任。這次「淫照風暴」，就是如此，見獵心喜，連續十多天，幾乎將「淫照」精華都上了頭版（有遮掩），而且壹週刊還出了專冊的「淫照全紀錄」，明顯擴大了「淫效」，一馬當先，走在全港媒體的最前面。

　　在評論方面，雖是言論自由，也有誤導成份。有人不滿「蘋果」的「虛假說」，並非無據。被該報稱為「老牌政論家」的那名主筆先生在連續兩篇「蘋論」中說「淫照風暴的最大教訓是揭露虛偽」。文中特別點名指責阿嬌平時假份天真無邪的小天使，背地裡卻在拍淫照。這一指責實顯過份。根本混淆了不僅公眾人物，任何個人都有公領域與私領域的區別。所謂隱私權不容侵犯，其含義就在於人的私生活可以和公開形象有二重性，而且處於不被置評的位置（記得俄國大文豪普希金，曾留下一本極其荒淫的私人日記，囑死後五十年出版。面世後完全無損其英名）。專欄作家梁文道針對這種對玉女的批評寫道：「難道我們應該要求一名藝人和他的性伴侶要考慮自己私下性行為的『公眾影響』嗎？」他質疑：是不是要鍾欣桐小姐公開承認有婚前性行為，太荒淫，大家才滿意呢？

　　按隱私原則，阿嬌私下拍艷照，並不是主筆說的「髒事」，和她的公眾純情形象無關。請不要忘了，在多元的自由社會，並不要求任何人公而忘私的表裡如一，這正是和極權社會最重要的區別之一。虛偽，當然不好，該罵。但是以阿嬌這樣一個女孩的私生活秘密作為這樣大一場風暴的批判靶子，實在是有點殘忍。阿嬌的不幸，是被人公開了無意傷害別人的私生活情節，我們應給以諒解，幫她站起來，而不是向她扔石頭。

　　主筆先生的文章還抨擊支持阿嬌的英皇娛樂集團虛偽（說移花接木），演藝人協會虛偽（說淫照是香港人的悲哀），警方執法不公虛偽，部份傳媒也虛偽（暗指批評「蘋果」的媒體）——這些機構當然可以批評，但不應是強詞奪理，無限上綱，自抬身價的指責。主筆對任職報紙則護主心切，毫無自省之意，一副盛氣凌人的姿態，實在要不得。而且虛偽說遂成為該報批淫的基調，大做「捉拿陳冠希」之類的頭條。頗有以道德審判掩護宣淫之嫌。

　　說到虛偽，其實，香港的名氣界都應該收歛一點為好，不要動輒那樣指責別人的「虛偽本性」。香港的政客、富豪、明星、名流哪一個不是有一籮筐不必公開的隱私（當然也包括慣唱高調的政論界）！如果我們公私不分，輕易揮舞傳媒的大棒，將其示眾，鬥倒鬥臭，那我們和共產黨就沒有區別了，一國兩制就變成一國一制。

　　最後，我想點點題。李安的電影《色．戒》，紅透半邊天，通吃所有媒體。仔細看過之後，委實覺得不值。不僅梁朝偉演得不像，氣質不對，連台詞也念不好，而且那吸引全球華人的床戲有明顯的誇張痕跡，暴露程度已到男主角的生殖器上，這是不是以抗日之名行宣淫促銷之實？是不是一種以藝術包裝的虛偽？但是李安到處被狂捧，湯唯成偶像。這也許可以給陳冠希一個啟示，如果你以後還有機會的話，不妨學學李安，大拍特拍各種色戒，接受這個大人們的世界的遊戲規則。

（2008-3-1香港）

Socialists Win Spanish Election, Retaining Power

2008-03-09T17:37:00.000-07:00

March 9, 2008

By ELAINE SCIOLINO
MADRID — Spain’s ruling Socialists triumphed in a national election on Sunday, giving Prime Minister 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 a fresh mandate to pursue his agenda of sweep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The outcome was a validation of Mr. Zapatero’s boldest decisions, including the withdrawal of Spain’s troops from Iraq, the granting of more autonomy to Spain’s regions, and changes that include fast-track divorce and the legalization of same-sex marriage.

“I will govern by continuing with the things that we’ve done well and correcting mistakes,” Mr. Zapatero said in accepting victory outside his party headquarters. He added, “I will govern for all, but thinking above all of those people who do not have everything.”

In particular, Mr. Zapatero said he would work to fulfill the aspirations of women and young people and provide more support for the country’s elderly.

With 96 percent of the vote counted, Mr. Zapatero’s party won 43.7 percent of the vote, and the conservative Popular Party 40.1 percent, according to the Interior Ministry.

Turnout was high — an estimated 75.4 percent of the country’s 35 million eligible voters — only a shade below the 75.7 percent turnout in 2004.

The election was a rematch of the bitter contest four years ago between Mr. Zapatero and Mariano Rajoy, the head of the Popular Party.

Throughout the last four years, Mr. Rajoy and his party called into doubt Mr. Zapatero’s legitimacy and relentlessly tried to block his ambitious progressive agenda.

So it was not surprising that in his speech conceding defeat on Sunday night, Mr. Rajoy stood firm on principle, but said nothing about the need for national unity. “Everyone knows we are predictable,” he said. “Everyone knows what we stand for. Everyone knows what I believe in.”

Mr. Zapatero appealed for a high turnout as he voted Sunday morning at a polling station near Moncloa Palace, the official residence.

“Spain is stronger if democracy is stronger; democracy is stronger if all citizens turn out to vote, to exercise our right to choose the future of our country,” he said.

Spain is perhaps more polarized politically now than it has been in decades, and when Mr. Zapatero emerged, he was met with both hearty applause and angry shouts of “Out! Out! Out!”

The voting was overshadowed by the slaying of a Socialist politician in the Basque region on Friday, a killing that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opposition blamed on the outlawed Basque separatist group ETA. But it is too soon to say what impact the slaying may have had on the vote.

After casting his ballot, Mr. Rajoy expressed hope that the will of the people would prevail — without disruption. “All I wish is that the only news today is that we have held elections, and that those who the people of Spain want to win will win,” he said.

But the atmosphere was significantly calmer than election day four years ago.

It was then that Mr. Zapatero unexpectedly swept into power after many Spaniards who had considered staying home turned out instead to deliver a message of anger against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of the Popular Party.

Three days before that election, Madrid was struck by terrorist bombings that left 191 people dead. Voters blamed the government for its participation in the American-led occupation in Iraq and its deception in dismissing evidence that radical Islamists, not ETA militants, were responsible.

In the months before this election, Mr. Zapatero held a small but steady lead in all opinion polling.

In casting their ballots, many voters expressed both frustration with the political infighting that has dominated the campaign and worry about the sudden downturn in the Spanish economy.

In the affluent Madrid neighborhood of Salamanca, Gloria Perez, a 58-year-old librarian, said the poor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Mr. Zapatero’s government prompted her to shift her vote this time from the Socialists to the United Left, which is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Zapatero has not done enough to bring down the price of rents, control mortgage costs, help young people and get us workers better salaries,” Ms. Perez said. She added that she was unimpressed by tax incentives offered by both of the main parties, including the Socialists’ promise to give every taxpayer a tax rebate of 400 euros (about $600).

“What good is 400 euros going to do me?” she said. “That’s bread today, hunger tomorrow. We need reforms that will help us in the long term: better work contracts, better salaries, less inflation.”

Gloria Logares, a 65-year-old homemaker, cast her vote for the Popular Party as she has in the past, branding the Socialist government soft on terrorism for holding talks with ETA. “Four years ago, we were voting with death hanging over us, and here we are with death hanging over us again,” she said. “People are voting in a climate of terror. This is the price we pay for negotiating with terrorists.”

Mr. Zapatero both won and lost voters over his ambitious social and political agenda that has ushered in such changes as the legalization of gay marriage, fast-track divorce, recognition for the victims of the fascist Franco dictatorship and more autonomy for some of Spain’s 17 regions.

“Zapatero has given us more rights than any leader to the people of Spain: the old, the young, gays, men, women,” said Santiago Cruz, 69, a retired plumber who lives in the working-class Madrid suburb of Vallecas, which has a large immigrant population. “I grew up under Franco with no rights. I grew up having to sing Franco’s anthem so that his fascist supporters would throw me scraps of cabbage.”

Other voters claimed that Mr. Zapatero’s social changes were destroying Spain’s value system.

“Zapatero is breaking with the traditional Christian values that we have espoused our whole lives,” said Miguel María Santos de Quevedo, a 76-year old retired notary in Tomares, a town in Andalucía, who voted for the Popular Party. “He wants to impose his relativist values on everyone, to claim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good and bad.”

The election of the prime minister involves a complicated process in which voters do not vote for one candidate but for one party list of candidates for deputies in Parliament.

Voters had the choice of more than two dozen party lists, including mainstream parties like the Popular and Socialist parties and tiny ones lik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eoples of Spain and the rightist Falange, which opposes immigration and supports the memory of the late dictator Gen. Francisco Franco.

A small new party headed by a Socialist former lawmaker who broke with Mr. Zapatero because of his negotiations with ETA also ran in the election.

Victoria Burnett contributed reporting.

http://www.nytimes.com/2008/03/09/world/europe/09cnd-spain.html?_r=1&oref=slogin&ref=world&pagewanted=print

【陈志武】我们的政府有多大？

2008-03-06T21:50:00.000-08:00

2008年2月23日《经济观察报》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这里，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角度来把握其“大小”。

　　跟历史比、跟美国比

　　相对朝廷时期的政府规模如何？既然今天又是盛世中国，我们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参照。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工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或许，我们或说当时中国其他地方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工人收入作为标准，降低了为供养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数。但，那时的全国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在1950年时，北京的人均收入属全国平均水平，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1950年代实行国有制计划经济之后，北京的相对人均收入才开始飙升，把全国其他地方甩在身后。退一步讲，即使乾隆时期全国城镇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么，朝廷岁入也只是410万人的年收入，跟今天需要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历史上的中国政府没有像今天这么大过。

　　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它现代产业全球最发达，它也是世界警察，所以，它的政府职责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在社会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因此，美国政府的规模应该可以作为判断中国政府规模太大还是太小的参照系。

　　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

　　中国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

　　政府规模是如何变迁的

　　过去30年里，中国的政府规模并非历来就这么大。如果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1978至1995年间的确是照此方向走。改革之初的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方方面面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

　　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见图一和图二）。到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最小”的政府了。

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头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经常有人说，在别国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国就水土不服。之所以如此，不是中国人与别国不一样，而是人家在权力受民主制约下的分税制体系，搬到中国后，当然会走样，因为在中国的各级都没有对征税权的根本性约束。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源在于有没有对权力的民主制约上。

　　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政府规模，我们的政府达到历史“最大”规模。

　　我们也可以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国的三大群体。那么，从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哪个群体受益最多呢？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图三给出三群体的累计收入增长情况。

　　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改革开放的成果由政府享受的最多，城市居民次之，农民分享的最少。

　政府作为最大的资产和土地所有者

　　不过，上面的计算只是反映了政府总收入的一部分，另外，还有预算外的政府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不在其内。也就是说，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据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去年，中国GDP增长11.4%，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GDP同样的速度升值（资产升值速度一般高于GDP），这意味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比财政税收的5.1万亿多80%！

　　2007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因此，去年国家作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

　　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是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亿农民的纯收入。这种政府规模的确是乾隆政府、今天的美国政府所远不可比的。

　　中美民间财富结构对比

　　当然中国家庭也有财富，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等，只不过主要是城镇居民有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太多储蓄，他们的财富很少。据发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的速度增值，亦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一。

　　中国民间资产加国有资产共115.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7倍。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7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4倍，比中国的总资产与GDP比值略高一些。其原因是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程度全球最高，资产流动性越大，其资本价值就越高。但，两国的总资产与GDP之比，大致相当。

　　可是，在两国，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享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

　　其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模式上、产业结构上、法治发展上，等等。这里，让我们集中看看，这种结构对国家和民间在财富赛跑上有什么影响，谁会赢大头？

　　美国家庭资产73万亿美元中，有近35万亿来自过去十年的资产增值，而从劳动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计储蓄的才1.5万亿美元。所以，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产升值，而由劳动等所得的非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去年为8.4万亿美元）基本全部花掉，这即是为什么美国的储蓄率现在为-1%，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内需这么强盛。好在美国的资产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政府不会与民争利，所以，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水平上升。

　　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的。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国有制割断了从资产升值到内需增长的传导链。这也是为什么在私有制国家，经济增长给民间社会的家庭带来财富，而在国有制国家里，经济增长产生的资产财富升值主要由国家独享，给民间家庭带来的只有高一点的劳动收入，没有太多财富。所以，今天在中国，最大的贫富差距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而不是在多数国民之间。

　　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

　　按照上面谈到的，去年政府财政税收5.1万亿，国有资产与土地升值至少9万亿，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政府有15.7万亿的收入可以花，这些钱花在哪里呢？如果政府把钱花在民生上，那不是从相当程度上代替了老百姓花吗？在效果上，由老百姓自己花这些钱和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这两种安排会有大的区别吗？按照许多主张政府要推出各种名目税收的人的说法，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政府能够实现“第二次再分配”，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实际真的如此吗？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先生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不管按绝对数字，还是按相对水平，美国政府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都远高于中国，尽管美国是十足的私有经济。按照国有化运动的初衷，国有制本应该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我们本应该看到完全相反的情况。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它市场经济国家比。——这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占GDP才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问题，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正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老百姓享受到的收入和资产财富份额极低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

　　既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而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那么，在中国政府控制社会这么多收入、这么多资产财富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中国家庭呢？比如，也给他们寄去汇票？国民们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企的红利了。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我们国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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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定剑】民主政治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2008-03-03T23:51:00.000-08:00

2008-03-04 　来源: 南方网　

　　民主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和平、管理效率、政治和谐。然而，较之专制政权，民主政治最终达到这些目标的希望要大得多。

作者：蔡定剑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

民主才能真正创造奇迹

经济崛起不算什么奇迹。

30年的改革开放，2007年中国GDP总量34200多美元，居世界第4位。有人说，只有中国人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我的基本观点是，一个社会只要不搞动乱，让民众休养生息，30年就能产生一个经济奇迹。下面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日本高速增长期(1955-1973年)。18年间GDP增加了12.5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0倍多，年均增长9.8%。其中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执行期间(1961-1971年)，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均增率达10%以上，最高达到16%。1955年日本GDP不足美国10%，1995年是4万亿美元，达美国71.3%。

韩国经济高速增长(1962-1991)。国民生产总值(GNP)从1962年的23.6亿美元发展到1991年的2808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2年的87美元上升到1991年的6498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6%。

台湾地区经济高速发展。1963-1973年，工业年均增长率高达18.3%，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时，台湾GDP已经高达3100亿美元，人均GDP也有14000美元。

支撑经济崛起的是民主制度。

中国古代那么多盛世，5000年创造的财富哪里去了？就是因为古代中国没有一个制度来提供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前两年热播的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讲了11个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等的崛起。我们看到这些国家的崛起历史，专制和强权、战争和掠夺、奴役殖民、经济贸易、科技和发明，都可以成为国家强盛的手段，但多少专制国家崛起后又倒下，葡萄牙、西班牙、德国、日本、俄罗斯。只有那些民主的国家，在崛起以后通过民主的改革，制度的改革、才持续地站立着。所以说，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什么奇迹，真正的奇迹是民主制度把经济持续发展的社会保持下去。

民主与社会稳定

谬误之一：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这会产生多数人暴政。

这种对民主的认识非常肤浅，对民主基本的原理和概念都没有搞清楚。民主是由全体公民支配政府，政府对公民负责的政治体制，它有八项原则：(1)民主国家必须是由公民定期选举产生政府统治，而这种选举是由全体公民平等参加的、自由、平等、公正的、差额竞争的选举。(2)民主还是公众直接广泛参与政府和自己利益相关事务的过程。(3)民主政府避免使中央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地方有广泛的自治和自主的权利。(4)民主政府知道其首要职能是保护公民的表达自由、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平等权，以法律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5)民主政府遵循法治，权力依法行使，确保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因此，通常实行独立的司法和法官的职业化以保证社会纠纷及时、依法地裁决。(6)民主制度遵循多元化，对各种不同的政治、社会观点和文化生活特点予以充分尊重。(7)民主社会的新闻自由受法律保护。(8)民主制实行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个人与少数人的权利为原则。

谬误之二：民主不利于稳定！

事实上，民主是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这本来是被世界历史所证明的真理。哈耶克说，“民主乃是人类有史以来发现的唯一的和平变革的方法。”民主社会之所以稳定，是因为政府的权力转移，通常在有序的程序中进行。作为一种和平、自由与温雅的方式，权力斗争输赢和更迭都是“精神性”，而非“肉体性”的，是暂时的，而非长久的。

反民主论者常常以一些威权国家取得的经济成就来说明威权统治的必要和好处，但他们严重忽视了威权统治带来的社会乱象和灾难。无论在拉丁美洲，还是东南亚地区，威权统治时期都不断地爆发社会冲突和流血事件，社会极不稳定。

韩国现代史就是证明。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韩国独立后进入威权统治时期。在这30多年中，韩国发生革命、起义、政变、政治谋杀，街头抗议、暴力冲突及流血事件不断。虽然在朴正熙时代经济有过快速发展，但军人独裁统治造成社会极其动荡，不仅是人民付出巨大的代价，就是统治者本人也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在专制统治的30年中，韩国历任总统中：李承晚被流放海外，客死他乡；朴正熙饮弹身亡，他的政府高级领导人像车智辙、金载圭、郑升和或被谋杀或被绞死，或死因不详。直到1987年，卢泰愚实行政治改革，实行总统直选，韩国才结束靠政变和谋杀取得权力的独裁统治历史，开始走向稳定。1997年金大中被选为总统，在韩国实现了执政党向反对党和平移交政权的政府。事实证明，是民主制真正带来了韩国的社会稳定，也给政治领导人带来了安全。民主社会是宽容的，像全斗焕这样被判处死罪的前独裁者也能被赦免。自1997年韩国民主化以后，韩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严重危机，1997年的金融危机的打击，2004年卢武铉总统上台不久后立即遭弹劾案和迁都风波等，都没有使韩国社会出现任何动乱。可以说，韩国的民主制已经巩固，暴力和谋杀已经没有市场，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都可以在宪法和法律程序下消解。

印度是民主有利于解决社会稳定的最有力例证。1947年印度独立时，国家处于混乱之中，政治派系林立，社会暴力盛行。半个世纪后，在民主制度的作用下，政治分歧都能在宪法框架内解决，政权更迭也能通过民主程序顺利过渡。正因为民主，印度才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通过民主，印度还成功地解决了语言和宗教问题。印度除了有一些历史根源很深的种族分离主义和教派冲突造成的暴力和不稳定外，政治领导层的暴力冲突和政变没有发生，这与同类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相同的国家，像南亚、东南亚、拉美和非洲等国经常发生政变和社会动乱的情况相比，简直是一个奇迹。印度的议会民主制把各种政治力量纳入了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从而避免了大规模暴力革命、军事政变和社会动乱发生。

如果说发展中国家搞民主不稳定，不是民主制本身不利于稳定，而是从不民主向民主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不稳定。因此，我们不是不要民主，而是应该怎么避免向民主过渡中的不稳定。经验教训是，不要等社会矛盾和危机重重的时候再来进行民主改革，而应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时候及时进行政治改革。被动的、不适当时候的改革会导致动乱！

民主与经济发展

谬误之三：民主影响经济发展和效率；威权体制有利于发展经济。

民主制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是一个已被历史证明得很清楚的问题。从国际社会的版图看，民主制国家大多是经济发达国家，非民主国家大多是经济落后国家。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民主”的国家也未必都能把经济搞好，非民主的国家也不是都不能搞好经济。在经济起飞的国家中，威权政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威权统治可能把经济推向高速发展，也可能把经济推向崩溃。

在这里，我引用陈志武教授的一些观点，经济增长是一个多变量函数，决定经济增长至少有以下四个变量：(1)制度(也可称之为制度资本)，如产权保护、民主、法治等等；(2)自然资源，如石油、矿产储藏，交通等；(3)劳动力，它的数量、成本、素质等等；(4)土地。这四大要素中间的任何一项越多，该国的经济增长就可以越快一些。同时，这四大要素互相之间又有替代性，一个经济体只要一个或几个要素非常突出，即使其它要素差一些，其经济照样可以有很大的发展。民主制度、法治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已。

那么，民主制为什么有利于经济发展呢？有两个促进经济发展不可否定的因素：一是经济发展一定需要经济自由和市场竞争，民主制比其他制度为此提供了更有利的制度条件。二是民主为资本发展必不可少的财产权利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威权统治又为什么能促进经济发展呢？它通过政府力量，提高劳动力、资源和土地的利用，如降低劳动力成本、不讲代价地使用资源和土地等。但是，在一个缺少廉洁“好政府”和法制不健全的社会中，这种经济发展必然导致严重腐败、贫富不均，并可能因此引起社会动乱和崩溃。民主制度下的经济发展恰恰可以避免此种危险。

谬误之四：民主导致拉美化。

实际上，“拉美化”现象并不是出现在民主政府时期，而是在军人独裁统治或威权政府时期。在拉丁美洲，很多最有效和最有前景的改革计划，都是由后权威的民主政府所实施的。比如阿根廷军事统治时经济一团糟，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阿根廷民选总统阿方辛开放民主，90年代第二届民选总统梅内姆在巩固民主和经济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迅速控制通货膨胀，并使经济走向市场化，出现经济增长、政局稳定的局面。巴西也是在实行民主转型前经济处于危机中，经过两届政府民主转型后，经济改革才有效。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开始走上向民主化转型之路，出现了一系列民主政府。正是这些民主政府才使一些国家较好地克服了过去的经济危机，并使经济向健康方向发展。据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的报告，2005年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4.3%，其中委内瑞拉达到9%，阿根廷8.6%，智利和乌拉圭为6%。

应该看到，一些国家的贫困是固有的，不是民主引起的。民主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和平、管理效率、政治和谐。然而，较之专制政权，民主政治最终达到这些目标的希望要大得多。市场经济由于资本利润原则，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资本利润越来越多，而劳动者福利越来越少，而资本利润部分的产品由于没有消费购买则无法实现价值，社会只有通过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来平衡，民主社会选票作用，强制执政者做有利于劳工的事，社会经济才能获得高发展。

民主与反腐败

谬误之五：民主不能解决腐败，也会导致腐败。

民主选举需要钱，而且容易导致金钱政治。但是，民主国家的实践证明，金钱政治可以通过法制加以控制的。民主可以从根本上防止政府腐败的普遍化。

我们看一下2005年透明国际清廉指数全球排名，廉政指数前20名国家和地区：冰岛、芬兰、新西兰、丹麦、新加坡、瑞典、瑞士、挪威、澳大利亚、奥地利、荷兰、英国、卢森堡、加拿大、中国香港、德国、美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廉政指数后20名国家和地区：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利比里亚、乌兹别克斯坦、刚果、肯尼亚、巴基斯坦、巴拉圭、索马里、苏丹、塔吉克斯坦、安哥拉、象牙海岸、赤道几内亚、尼日利亚、海地、缅甸、土库曼斯坦、孟加拉国、乍得。可以看到，民主制度对遏制腐败的作用非常明显。

民主国家虽然不能避免腐败，但是，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有很大的不同：民主国家的腐败只限于有限领域的腐败，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无所不在；民主国家的腐败通常能得到及时的揭露，而非民主国家的腐败难以揭露，特别是高官的严重腐败通常被掩盖；许多在非民主时期被掩盖的腐败会因为民主化后被揭露；民主国家的腐败是可以医治的，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是不可救药的。历史上尽管也有专制的国家比较清廉，但是，专制国家一旦腐败，没有不是伴随腐败被葬送，而是被治理好了的。

http://news.163.com/08/0304/08/4668EK0300012I5M.html

“红色亿元村”河南南街村的发展真相【上官敫铭】

2008-03-01T19:52:00.000-08:00

2008-02-26 来源: 南方都市报作者: 上官敫铭

　　河南南街村——一度被广泛报道“红色亿元村”，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它一直被当成一个历史符号、一种异类的典型：每日清晨，村民们在《东方红》的乐曲中齐齐走进工厂，每天下午又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齐齐走出工厂；他们强调着自己的集体主义，每月只有少量的工资，领导与职工同工同酬。然而，就在改革开放进入30周年之际，突然有媒体披露，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样板村早在三年多前(2004年11月)就进行改制，自称每月仍拿着250元工资的村党委书记王宏斌(称呼是“班长”)名下拥有9％的股权，“共产主义引路人”变身“红色资本家”。最早发现南街村集团改制的《第一财经日报》宣称：“南街终结”了。南街到底怎么样了，记者试图解开其中的迷雾。经过深入调查，我们挖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也看到了又一个“神话”的破灭……　
1986年，南街村收回土地，重走集体化道路。
“班长”王宏斌，南街村“神话”的缔造者。

南街村集团“改制”的铁证。

毛泽东像是南街村最著名的符号。南街村以自称坚持“毛泽东思想”而闻名。　　　

　　朝阳门广场是南街一处重要景观，上挂着孙中山的画像，左右拱门分别上书“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共产主义”背后的秘密

　　毛泽东高大的雕像竖立在南街村东方红广场的中央，标志性地伸出他那指引民众向前的右手，在他身后不远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环绕周围……2008年，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南街村，时间仿佛停滞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但矗立的高楼大厦及来往的汽车都在不时地提醒着人们，时光并没有倒流。

　　2月3日，村民张大爷家领到了村里分发的一块带一只脚的猪肉，20斤。这是南街村分发给汉族村民的年货之一。对于张而言，他有权决定这块猪肉的烹调手法，或炒，或炖，或腌；但是，他无权选择这块肉的重量。在南街村，食品实行的是供给制，这是村民享受的14项福利之一。除了食品外，诸如住房、家电、医疗、求学等也属于福利供给的范围。

　　自1993年起，村民几乎都住上了92平方米或75平方米的楼房，用上了如电冰箱、电视机等家电。但是有一点，这些东西都不是属于他们的，村民拥有的仅是使用的权利。如果哪一天，村民违反了如“村规民约”上的规定，他们对这些物品的使用权或原来享受到的福利将一项项被剥夺。

　　行使这一权力的人，主要是被村民称之为“班长”的村党委书记王宏斌。20多年来，王自始至终都是南街村最有权势的人。20多年前，王带领村民走上了致富之路，至今，他还在带领着这个队伍向前。

　　一直以来，南街村对外宣称他们信仰的是毛泽东思想，将为建设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个被马克思设想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20多年以来被地处中国中原的几千农民自称热切向往并为之努力。

　　直到2007年8月，原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漯河市南街村支行营业部主任关某，因挪用公款及金融凭证诈骗等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无期。此事虽与南街村并无瓜葛，却引起了南街村观察者们的注意，观察者获得一个意外的发现：在2004年，经年坚称抵制私有制的南街村，却在法律意义上接纳了私有制。白纸黑字、红章指印，证据确凿。彼时，反映在财务账面上的南街村集团，欠债额高达16亿余元。

　　“欠债”、“改制”只是南街村众多秘密的一部分。
　　
　　重新走上集体化道路

　　1977年12月，26岁的王宏斌当上了南街村党支部总书记。当时，他还叫王洪彬，参加工作时的第一学历是初小(相当于小学三年级)。

　　南街村，地处豫中平原中部，隶属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因位于县城的南部而得名。有常住人口848户共3180多人。村民每人约7分土地，耕地近1000亩，土地面积1.78平方公里。

　　因地靠县城，南街村民多是亦农亦商。王宏斌当年放弃了父亲给他争取到城里的工人指标，毅然回到农村当上了农民，19岁被选为南街村一队生产队长。

　　1980年，南街村干了一件大事。村集体办起了一个面粉厂和一个砖厂。这是在王宏斌的带领下，南街村走向致富的第一步。

　　为了筹集建厂的款项，村干部们主动借款交给集体，王宏斌甚至变卖家产，直到“家里已没一件值钱的东西了”。在为了集体拼命的干劲下，一座日产20吨的面粉厂在南街村建成。为了建立砖厂，王宏斌想出了“指山卖磨”的点子——他们先卖掉还没有烧出的砖，用这“卖砖”的钱再建砖窑。在地处省级贫困县的农村，南街村当年创造了一个令人艳羡的数字：40万元。这是两个村办企业的工业产值。

　　1981年，推行了20余年的人民公社在中国土崩瓦解，南街村的村民们顺从了历史潮流，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制度。然而，由于亦农亦商传统的影响，土地对村民的意义不是特别大。“村民们在县城做小买卖赚来的钱，甚至比务农还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研究员刘倩说，南街村承包到户的土地，因此大量荒芜。

　　村办的面粉厂和砖厂，也承包给了个人；然而，承包出去的面粉厂和砖厂让承包者发了财，他们却因经常不发工资、不上缴利润而引起众怒。村民们开始咒骂领导无能。面对这种境况，以王宏斌为首的领导班子决心改变现状。1984年，南街村党支部决定收回面粉厂和砖厂，继续由集体承包；面对大量闲置荒芜的土地，村领导又做出决定：将耕地逐步回收，进行集体经营。

　　1986年农历二月初五，王宏斌开始了自己人生道路上最诱人的一大举措：他和同伴贴出了“关于回收部分闲置责任地的告示”：

　　针对我村自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来，部分村民因外出经商或进村办企业工作等原因，疏忽了对农业的投资和管理，出现了把自己的责任田租赁给外村，甚至将责任田抛荒无人管无人种的现象，……现结合村办企业得到初步发展，闲余劳力就业问题可以解决的实际，村委会特此制定实施以下改革措施：

　　……

　　二、交了责任地的农户参加村里的集体劳作，剩余劳力由村办企业安排工作。

　　三、土地交给集体的农户吃粮问题由村里解决，每人每月供应四十斤面粉，每市斤0.18元。

　　……

　　集体供应面粉，又能参加村企业得工资，告示最先吸引了劳力少、孩子小、缺农具和人口比较多的农户。逐渐，村民们交出了手中的土地，并因此而得到了集体的保障。彼时的王宏斌就像一个牧羊人，希望村民这些“羊群”进入集体的羊圈内呵护他们。交出手中的土地，就能进入羊圈的门。
　　
　　找到“毛泽东思想”法宝

　　将面粉厂、砖厂收归集体，又将承包到户的土地再次集体化后，南街村开始走上了集体化发展的道路。

　　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了起来。“那时候，随便做个什么生意基本上都能赚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研究员刘倩对南方都市报说，南街村的发展，得益于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大环境。

　　1984年，南街村工业产值达70万，1986年，村办企业的产值则达到了320万元。

　　一个中原农村获得如此发展，南街村取得的成绩令人刮目相看。彼时，发展的方向是什么，也让以王宏斌为首的村领导集体感到困惑。

　　“80年代末，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陷入了思考，南街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猛然间，他觉得眼前亮堂起来，一轮圆月正高挂天上。”一本讲述南街村的书如此描述。王宏斌找到了“信仰”——毛泽东思想。

　　“宏斌书记是找到了法宝，”知情者称，王一开始并没有坚定要信奉毛泽东思想，而只是利用其来调理南街村内紧张的干群关系，惩治那些不服从领导的村民。

　　很快，在南街村学毛选、唱革命歌曲迅速蔓延开来；广播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等革命歌曲开始传唱。

　　在提出大学毛泽东著作以统一思想和大唱革命歌曲以弘扬主旋律的同时，也大学雷锋精神，以培养吃苦精神，并大力提倡雷锋的集体主义和傻子精神。南街村领导层提出的一句口号是“这个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动，由傻子去创造，是最后属于傻子的。”村干部们也自称是“二百五”的干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月薪仅拿250元。

　　从此，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学习“毛选”、念毛主席语录、召开“批斗会”等在中国大地上湮灭的景象开始在南街村复活。

　　与大搞崇拜毛泽东思想运动相伴的是，南街村的集体经济彼时亦属于快速发展时期。早先就利用信贷资金等银行贷款为集体经济奠定基础的南街村，在1989年集体经济产值达到2100万元。
　　
　　南街村现象引起关注

　　南街村的成就，引起了一些领导的关注。南街村一时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典型。据称，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和银行因此闻风而动，开始扶持这个典型，大量的贷款开始向南街村倾斜。

　　1990年9月17日，王宏斌在一次发言中说：

　　现在，咱南街要贷款不着什么难。前几天我们的副书记郭全忠、黄经理，在北京跟国家总行达成了协议，答应给我们贷款。当前各方面的形势对我们南街都很有利，各级领导、各级职能部门都想抓南街这个典型。省水利厅、县水利局要在南街搞农田喷灌，所需款项都是国家拨款，一拨就是几百万元。我们要抓住每个机遇，在两三年内把南街来一个大的转变。

　　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号，并获得银行巨额贷款的南街村迅速融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彼时，中国社会上有一种思潮，“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南街村不但坚持“走集体主义道路”，而且坚持“用毛泽东教育人”，正好符合当时中国的政治需求。“这(南街村)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曾有人如此评价。

　　彼时，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即南街村集团)已下辖有26个企业，其中5个是中外合资企业，3个与日方合资，2个与港方合资。1991年，南街村率先摘取了河南省“亿元村”的桂冠。

　　当年，河南省官方有关部门对所谓南街村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南街村经验”被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二、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三、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四、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据悉，这是对“南街村经验”首次系统的、明确的表述。此后，当地媒体都按照这一口径大力宣传南街村。

　　1992年，南街村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村庄发展规划，并对“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思想路线做了更为完整和系统的表述。当年，曾于1988年升格为党总支的南街村党支部，再次升格为党委，王宏斌依旧就任书记。

　　在南街村提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规划时，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据称，因“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敏感提法，曾使王宏斌等南街村领导层感到不安。但是，这一做法很获得了个别要人的肯定和支持。
　　
　　建立“毛主席共和国”

　　1992年，南街村在东方红广场上竖了一尊毛泽东雕像，并规定由民兵24小时守卫。之后，又在塑像两侧分别竖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

　　同年，为了维护南街村及其企业的利益，临颍县公安局特意在村内设立了南关派出所。该所的目的明确，主要是为了维护南街村的良好治安形势，并为南街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两年之后的1994年，对南街村极为重要的一个金融机构在村中设立。将大量款项贷给南街村的中国农业银行，专门为南街村设立了一个支行。之后，漯河工商局南街分局也在南街村成立。除了这些行政金融机构以外，南街村还设有直属漯河市军分区的武装部(与县武装部平行)，法庭、检察室、纪委等属于镇级的机构也在此设置。

　　至此，一个拥有财政(银行)、武装力量(武装部、民兵营、派出所)、司法机关(法庭)、“法律”(“村规民约”)、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等设置的“小国家”现出雏形。南街村人自称其为“毛主席共和国”。

　　在这个“小国家”中，王宏斌是领导的核心。南街村人习惯称他为“班长”，这是因为毛泽东曾说过“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除了任南街村党委书记、南街村集团董事长外，王宏斌于1992年开始担任临颍县委副书记，这三个职务一直就任至今。

　　随着媒体宣传加剧，南街村声名鹊起。它被誉为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恩泽下，是最后的“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思想的样板村”、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缩影。

　　王宏斌也因此被外人称为“南街村的小毛主席”。“他确实也在刻意模仿毛，深居简出”，熟识王宏斌的一名人士说，有一次一名从外地来南街村参观的老红军，看到在院子里植树的王后激动不已，宣称自己看到了毛泽东的影子，而南街村就是当年梦中的理想家园。
　　
　　吊诡的发展速度

　　在举世瞩目之下，南街村像一个被急骤吹气的气球迅速胀大。1990年初，只有3800多名村民的南街村集团雇佣的员工已逾万人。

　　“那时是需要什么，咱就建什么。”南街村党委办副主任雷德全说。一时间，方便面厂、啤酒厂、调味品厂、印刷厂等迅速拔地而起。然而，除了调味品厂、面粉厂及印刷厂等少数几个企业效益还算可以以外，其他企业绩效平平甚至亏损。

　　据南街村公开的资料显示：1990年南街村集团产值是4100万，1991年是1.01亿，1992年是2个亿，1993年是4.2亿，1994年是8个亿，1995年是12个亿，1996年是15个亿，1997年16亿，1998年16亿，1999年14.2亿，2000年是14亿。

　　“这种发展速度是16年增长2100倍，”王宏斌说。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因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明星城市深圳的速度。2007年，南街村集团声称销售收入14亿，利税7000万。

　　南街村的发展速度，动力从何而来？彼时铺天盖地的宣传，几乎主要是两点：南街村选择了集体经济；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坚持了毛泽东思想。

　　在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中，在1995年以前，南街村领导集体几乎不提“小平思想”——王宏斌称，因为毛泽东是发展公有经济，邓却允许发展私有经济。

　　吊诡的是，在毛时代亦如中国所有农村一样完全属于“一大二公”的南街村，依然是一个贫穷的中原农村。

　　一个隐秘的事实是，南街村高速发展的背后，真正的动力是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形外援”：巨额的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的外来劳动力。

　　自从获得某些要员的肯定之后，银行便对南街村大开方便之门。1994年，一位中央领导提到南街村“艰苦创业”的问题后，立即引起了中国农业银行的重视。王宏斌在1995年的一次报告上说：

　　“他这一讲不打紧，引起了国家农业总行的重视，当即国家总行副行长——抓业务的二把手，专程来南街考察。他考察的目的干啥哩？就是看看南街的贷款用了多少，都用了哪一家银行的，如果有其他银行的，要求南街把它还掉，因为南街这个典型是他们农业银行扶持起来的，现在不能一面红旗大家扛。回北京后，国家农业总行给南街拨了5000万元贷款，这是南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

　　对于包括贷款在内的经济档案，一直是南街村的高度机密材料。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冯仕政曾对南街村进行调研，其根据不完全统计的1985－1998年南街村银行贷款的数据分析后得出：

　　第一，总产值和银行贷款增长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增长幅度也差不多，在总产值翻番的同时，银行贷款也在翻番。第二，1991年及以后，银行贷款远远高于利税，到1998年已接近7倍。

　　“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冯认为，南街村经济是典型的“高增长、低效率”，正是在巨额银行贷款的拉动下，南街村经济才能在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资不抵债的南街村集团

　　从1991年开始，南街村的贷款额连续多年数倍于其利税，即使多年未见效益，银行也愿意向南街村放款。

　　可资印证的是，南街村材料《理想之光(三)》第146页上记载：“1995年，村里上麦恩、拉面两条合资新线，因当时啤酒厂亏损严重，流资短缺，农业银行立即伸出援助之手，再次拿出5000万元，为企业快速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再集体化之后，南街村集体企业开始大量雇佣外来劳动力。在1990年左右，外来劳动力的人数开始超过本村村民的人数，如今，只有3800多名村民的南街村有万余名外来员工在各个企业工作——南街村的村民，多数从事的是管理工作，而外来员工绝大多数从事体力劳动。

　　与南街村民不同的是，外来员工并不能享受到南街村“低工资＋高福利”的待遇，他们只能拿“低工资”——150元－300元／月。

　　“南街村集体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是靠巨额银行贷款，二是靠廉价的外来劳动力。”冯仕政说，在这两个因素中，银行贷款是首要因素，没有银行贷款，南街村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大规模上项目，也就不可能吸引那么多劳动力。

　　在南街村连生产投资都主要靠银行贷款的情况下，其仍然大量进行非生产性投资。1993年办南街学校投资5000万元，1995年办幼儿园投资1500万元，1998年，号称将耗资5000万的南街村“长城”和朝阳门等也开始兴建。

　　然而，在1998年之后，南街村经济发展开始连续下滑。2004年，甚至发不出员工工资，多条生产线停工。

　　这除了因中国宏观经济调整紧缩银根，导致迅速扩张的南街村集团面临资金链断裂之外，另一方面，南街村一直所依赖的轻工业，利润也日渐稀薄。“为了贷款维持资金链，南街村驻郑州办事处的三层办公楼都抵押了多次，”知情者说。

　　南街村啤酒厂(漯河南德啤酒有限公司)的建立，是南街村迅速膨胀的产物之一，也是南街村集团最明显的一个败笔。1993年，声称将实现年利润1078万元的该厂自投产以来，年年亏损，最高年亏损达3000余万。2007年，连续亏损了13年的南街村啤酒公司声称“实现了历史性的新突破”，开始扭亏为盈，有了20万的纯利润。然而，该啤酒厂填报于2006年4月24日的《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报告书》及截止于2005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均同时标明该厂“负债总额”为2亿6千万余元，而其“资产总额”仅为1亿1千万余元——这意味着该厂实质已经资不抵债。对此，南街村委一名人士却认为，这正体现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如果是私人企业，它早就破产了”。

　　啤酒厂只是南街村集团财务状况的一个缩影。一名熟识南街村集团财务状况的人士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1998年之后，效益最好的是2001年，集团号称纯利润1亿多，但如果将银行贷款本金利息等计算在内，当年整个集团还属于亏损的状态。”

　　知情者称，南街村集团从中国农业银行的贷款本金利息至今未还。南方都市报得到确凿的消息称，该行已将南街村列入(贷款)黑名单，“现在一提要贷款都贷不出来了，除了一家银行外，其他银行与南街村集团基本不再有(信贷)业务往来”。

　　面对窘境，2003年前后南街村集团开始将经营权下放到各个企业，希望各厂“自谋生路”。此前，各企业并无独立核算权，企业的经营绩效根据南街村内部价格核算，而每年的生产和销售也都由“三大班子”在会议上做出计划。

　　据知情者称，作为南街村集团一把手的王宏斌，从未看企业财务报表，对企业经营发展并无成熟规划，“他喜欢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政治人物”。
　　
　　一人说了算的集体生活

　　南街村的政治中枢是所谓的“三大班子”——村党委、村委会和村集团公司三个系统的高级管理干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性质的机构。实际上，这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在“政治挂帅”的口号下，南街村的所有权力都向“三大班子”集中。在“三大班子”中，权力又向书记王宏斌集中。

　　南街村自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后，又开始逐步实行生活资料公有制。

　　从1991年起，南街村进行“十星级文明户”活动。评定星级，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扣掉的福利，需要自己掏钱买，比如面粉、医疗待遇。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村民除了穿衣、买青菜，从婚丧嫁娶到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所有费用都是南街给的。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

　　1993年，南街村建起了村民住宅楼，村民按人头数分配住房。到1998年，全村人搬进22栋楼房。将全部村民动员搬入居民楼之后，南街村实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目标——“要让村里人富得一分钱存款都没有”，王宏斌说。

　　至此，“羊群已进入羊圈”。南街村领导集体全面控制了村中的事务，大到集团企业发展战略，小到村民婚丧嫁娶。据称，用于保障村民的福利资金，一年至少需要2500万元。

　　“实际上，王宏斌可以一人说了算。”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刘倩说，南街村领导集体并无真正的监督机制，形同“人治”。

　　1999年，南街村大修厂厂长耿宏向这种“人治”模式提出了挑战。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

　　被责令搬出村民楼的村民，只能住回村中尚未拆除的旧房，原来的福利供给也将被掐断。这几个尚存的房子，曾被人称之为南街村的“西伯利亚”(意即政治犯流放之地)。

　　事后，不服气的耿宏要求南街村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国策，退出集体，个人承包一块土地。

　　2002年，南街村集团总经理耿富杰成为了向南街村模式挑战的第二人。在做了数年没有权力的总经理后，他向王宏斌递交了辞呈。此后，被认为当时最具经营头脑、南街村集团为数不多盈利企业的调味品厂厂长陈书欣，也因种种原因不辞而别。

　　几位村民的离去，引起了外界对南街村模式的质疑。如在未经法定而克扣属于村民财产性质的福利，就曾引发法律界人士的关注。

　　南街村依然如故。如“查收支，收缴一切不正当收入，与星级挂钩”，“以权谋私，损公肥私怎么办？退出赃物，停发福利1－5年，职工开除”这样的规定，仍是“村规民约”的内容。

　　对此，有些南街村人将南街村比作是一个“牢笼”。不住在居民楼的张某说，“处处感觉受限制，在那养老还行。”张的父母住在居民楼内，而张在村外经营着自己的生意，因没有“村籍”，他只能自称为“南街村人”而不是“南街村民”。

　　为了体现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优越性，南街村修起了一条被人称之为“长城”的城墙，其原本将修成环形，将南街村与其他村庄隔开，但后来因资金不足，只修了一面。城墙的一端，是一座仿天安门的城楼，名曰朝阳门。
　　
　　一人决定的“永动机”项目

　　1999年，承认自己“一意孤行，独断专行”的王宏斌做出了一个决定，南街村要上马“永动机”项目。这个已经被科学原理及诸多实践证明不可能实现的项目，除了王一人以外，“三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均反对。然而，“永动机”项目还是上马了。

　　熟知这一事件的知情者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为了上马“永动机”项目，王决定将一个盈利前景看好的冷库改造成项目研发基地。

　　经过几个月的研发，所谓的“永动机”得以生产出来。南街村为此买来了三台新的奥迪轿车用于实验，但将发动机拆卸后装上“永动机”的汽车并不能正常启动，轿车报废。

　　王并不因此灰心，“永动机”项目的几个负责人声称，之前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少神助，“如果能迎来八仙相助，永动机将获得成功”。

　　在这些人的建议下，彼时的南街村在村委大院的几个楼房的顶部，安装上了10余盏探照灯，加以各种小的彩灯，一共“九九八十一”盏。

　　晚上，村委大院灯火通明，探照灯光直射天空。不知道的人都认为这是为了营造“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的景象，“实际上那是为了恭迎八仙下凡”。

　　知情者称，王宏斌上马“永动机”项目，源于一个伟大的计划：如果永动机研发成功，南街村可日进纯利近千万，这不但可扭转南街村陷于颓势的经济状况，有了钱——我们可以先收购一个镇，复制南街村的模式，然后再收购一个县，收购一个省……最后，让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对当时“永动机”项目了解的南街村民及观察者，证实了知情人的这一说法。

　　“永动机”项目并未给南街村带来任何经济效益，2003年左右，南街村才声称“被骗了”，还为此赔进了2000余万。王并未因此而承担任何责任。他在一次大会上公开做了检讨而获得了村民们的原谅。一位当时检讨会的亲历者说，很多南街村老人因王公开向村民检讨，流下了眼泪，“班长为我们日夜操劳，还要受这等委屈”。然而，至今仍有关注此事的观察者提出疑问：2000多万不是一个小数目，怎么说自己被骗了就完了呢？被谁骗了？骗子为何没有被抓捕归案？甚至，有人说，“这是不是南街村有些人故意设下一个局，把钱‘造’走了？”对于这些疑问，至今成谜。

　　除了“永动机”项目，南街村还实行了一些看似荒诞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均以失败而告终。这些项目是，能让番薯增产100％的“丰植露”(一种叶面肥)项目，亩产万斤的“党员试验田”项目。“只有你声称信仰共产主义，就可以很容易跟南街村做生意，”一位南街村的研究者说。
　　
　　“月薪250元”的真相曝光

　　在南街村，除了王宏斌对这些项目的痴迷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之外，“三当家”王金忠的突然死亡，也为人们提供了管窥南街村领导集体成员不为人知的一面。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清理其遗物时，在其办公室的保险柜中据称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户主为王金忠的房产证。

　　这让村民感到疑惑，一直宣称月薪250元的领导者，怎么有那么多钱和房产？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在王金忠追悼会的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一位追悼会的亲历者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王宏斌对此勃然大怒，“他说，‘以后谁再敢这样胡来，死了我再也不给开追悼会了！’”

　　南街村的村民，像原谅王宏斌一样原谅了王金忠。有村民为这位被誉为“劳苦功高、鞠躬尽瘁”的村主任辩护，“上边的中央领导都可能犯错误，更何况我们这么一个小村庄的领导呢”。

　　随着这些解构南街村自我宣传的事件接连发生，南街村的意识形态在此后开始向大环境做出妥协，开始将南街村的“成功”归结为“多方面的因素”——“首先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小平理论、各级各界关心支持，再加上我们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南街村自称这是所谓的“外圆内方”——对外与大环境接轨，对内坚持“共产主义”。

　　彼时，王宏斌亦放弃了伴随他近半个世纪的名字——“洪彬”，将名字改为了现名。

　　王改名的缘起，亦如南街村开始悄然承认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一样微妙。本报记者找到了直接促使王宏斌改名的当事人。他透露，有一次在深圳出差，知道王书记相信命理，即找到一名术士为其测命测名，“道士写了首藏头诗，大意是南街村和王书记能有今天的成就，全是冥冥中早有注定，如果将名字改为‘宏斌’，南街村和书记可以继续辉煌”。
　　
　　“改制”：谁的南街村？

　　王宏斌改名，并没有阻止南街村经济的颓势。

　　2003年，为了使南街村集团获得充裕的资金，曾有几名高管要求运作南街村上市以便融资，但王宏斌与推动“永动机”项目上马一样，坚持了自己的见解——这次，他投了反对票。

　　彼时，运营逐渐规范、并有几家已经上市的银行也向宣传坚持“红色路线”的南街村亮起了红灯。

　　为了增加收入，2004年南街村开始开发“红色旅游”，为了使游客在南街村旅游变成对共产主义的朝圣之旅，南街村复制了毛泽东故居、遵义会议旧址、西柏坡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景观。在观光园中，南街村还特意修建了一座用于收藏毛泽东选集(1～4卷)书法作品的“四卷楼”，但据称因资金短缺，至今未投入使用已略显破败。

　　2004年11月，在“法律意义”上，南街村宣告了其坚持“公有制”(集体经济)历史的终结。

　　在南街村集团第25次股东会议上，形成了如下决议：

　　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南街村集团核实股东，为集体企业)将12648万元股本中的1809万转让给王宏斌、1206万转让给郭全忠、1206万元转让给贾忠仁、387万元转让给王继春，转让后的股本为8040万元。此外，原属集团子公司的4个企业，也将相应股本转让给该企业法人代表。

　　在第26次股东大会上，再次对此进行了确认。南街村集团由原来的5个法人股东(集体性质)变成了1名法人股东及12名自然人股东。除了中原工贸仍属南街村集体所有外，其余子公司已将股本转让给原来的法人代表。

　　至此，注册资本为5亿3千万的南街村集团股权结构，由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占40％，王宏斌占9％，郭全忠6％，贾忠仁6％，王继春6％，窦彦申6％，刘晓青6％，王金安6％，邓富山3％，张平3％，王武军3％，卢林政3％，姚喜兰3％。在12名自然人股东中，出资额最高为4770万元，最低为1590万元。

　　这12位自然人股东，都属于南街村“三大班子”的领导成员。其中，郭全忠是村党委副书记，贾忠仁是村委主任，王继春为南街村集团党委副书记，窦彦申为集团总经理，刘晓青是食品厂厂长，王金安是村办公室主任，邓富山为包装材料厂厂长，张平是南街村彬海胶印公司经理，王武军、卢林政是集团副总经理，姚喜兰是南街村集团麦恩鲜湿面公司总经理。
　　
　　众目睽睽下的否认

　　在南街村集团提交河南省工商局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等级申请书”、以及新的“公司章程”及漯河信利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审计报告上，都证明了南街村股权结构变更的事实。此后，南街村的股东会议签章也由原来的5个法人股东(公章)盖章，变成了1个法人股东盖章及12名自然人股东的签名。

　　对于这一事实，王宏斌的回应只有寥寥数语：无稽之谈！

　　南街村党委办副主任雷德全则反问说：“这怎么可能？南街村还是坚持集体经济的道路”，“如果他们在台上说的和台下干的不一样，他们在南街村一天也立不住脚了。”雷说，

　　对南街村股权结构变更一事了解的时任党委办副主任王洪凯解释说，在变更时，工商局的人说集团公司应该有自然人股东，“所以就那么填了”。

　　本报记者从河南省工商局查阅的材料却显示，是南街村集团内部在2004年11月已经将股权结构、公司章程等变更完毕之后，才于2004年12月向工商局提交了变更等登记申请书。在包括《公司法》在内的相关法律中，亦无集团公司必须有自然人股东的规定。

　　此外，在漯河市工商局，南方都市报记者查询到注册号为4111002103267、注册资本是8500万元，名为“漯河南街村全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家企业。在其股权结构中的23名自然人股东中，除了姚喜兰外，南街村“三大班子”的11名成员均是该公司股东，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

　　包括王宏斌在内的南街村诸领导，对“改制”的消息均予以否认；如雷德全这样不属于企业高管的村委相关人士，也说这只是“形式上”的。大多数南街村的村民，更是坚称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背后有那么多高参，他们怎么可能不懂，那么容易被骗？”观察者们如此质疑。

　　在证明各南街村集团高管出资购买股本的“收付款项证明”上，王宏斌等12名南街村集团高管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上手印，他们都坚称“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诚实信用原则，保证以上所述内容是真实的、合法的、有效的，如有虚假，甲乙双方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一个私德高尚的牧羊人”

　　2007年岁末，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给南街村捐了10万元，并希望该款用于改善南街村领导班子成员的生活；王宏斌代表全体南街村民在给李讷的回信中则说，李的“无私捐助，体现了真正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高风亮节，以实际行动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破私立公政治课”，并表示此将激发南街村“加快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步伐”。

　　村民们既敬又畏的“班长”王宏斌，还是被认为是一个至今无人替代、私德高尚的领导人。以他为核心的“三大班子”，有责任像称职的牧羊人般，为已进入羊的门的村民们寻找水草、遮风避雨。

　　2008年2月17日，春节还未过完，南街村已迎来前来参观的游客。游客们在南街村导游小姐的引导下，感受这里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取得的成就。南街村自称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为建设共产主义奋斗了近30年。走马观花的游客们，在听着导游小姐解说南街村的故事时，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国策，也已到了30周年。
　　
　　发展的真相　　
　　
　　“在人民公社土崩瓦解，土地联产承包制成为潮流度之际，南街村却选择了走集体化发展的道路。

　　“那时候，随便做个什么生意基本上都能赚钱。”南街村村办企业迅猛发展归之于“毛泽东思想”。从此，自“文革”结束以后，学习“毛选”、念毛主席语录、召开“批斗会”等在中国大地上湮灭的景象开始在南街村复活。

　　1991年，南街村率先摘取了河南省“亿元村”的桂冠。据南街村公开的资料显示：1990年南街村集团产值是14亿。“这种发展速度是16年增长2100倍，”王宏斌说。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深圳的速度。

　　然而，“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知情者称，南街村从农行贷款的本金利息至今未还，该行已将南街村列入(贷款)黑名单……”　　
　　
　　集体的真相　　
　　
　　从1991年起，南街村进行“十星级文明户”活动。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1999年，南街村大修厂厂长耿宏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被责令搬出村民楼的村民，只能住回村中尚未拆除的旧房，这几个尚存的房子，曾被人称之为南街村的“西伯利亚”。

　　1999年，王宏斌决定上马“永动机”项目，除了王一人以外，“三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均反对。然而，“永动机”项目还是上马了。南街村还实行了一些看似荒诞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均以失败而告终。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病死亡。清理其遗物时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房产证。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追悼会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采写、摄影／本报特派记者　上官敫铭　发自河南

　　特约审稿：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助理巡视员、研究员卢荻　

【鄢烈山】南街村是谁的教训？

2008-03-01T19:46:00.000-08:00

2008-03-01 来源: 南方都市报
　　
　　南街村，这个所谓“红色亿元村”、集体化道路的样板、“毛主席共和国”，资不抵债、瞒着村民“改制”的真相，在一些杂志报纸相继曝光后，引起了广泛的热议。有人说，南街村的真相，“让人们看见一只狐假虎威的历史假老虎”；有人问，“南街村是谁的梦想？”我想进一步追问，南街村神话和梦想的破产，是谁的教训？我以为，它肯定不只是南街村民，它是全体中国人的教训，尤其是那些曾经真诚地相信这类样板、真心传播这类典型的媒体，以及仍然相信这类奇迹的人们的深刻教训。

　　1994年3月《中国青年报》以长篇通讯《昨日的梦，今天的梦……》，对南街村作了正面报道。我读后颇不以为然，写了篇《痴人说梦》的评论发表在同年4月18日的《南方周末》上。随后《中流》杂志组织了一个有什么“清华大学写作组”参加的班子撰文批判我。今日“真相”披露，是不是就表明我“赢了”？我若这样想，就未免太浅薄了。

　　道理很简单，假如王宏斌像华西村的吴仁宝一样，不光将自己定位为“政治人物”，而且有经济头脑、经营才能，“红色”只是一种政治包装和营销策略，南街村就不会陷于经营困境，那一套宣传就不会穿帮。华西村的领导体制不也是由“班长”说了算，不也搞了土地收回集体经营，不也是搞集体盖房、购汽车等类似的福利管理，不也是搞了企业改制吗？难道华西的“传统文化”包装(二十四孝图、桃园三结义等)，就肯定比“红色文化”包装高明多少吗？同样用毛主席的旗帜和“毛泽东思想”做号召，史玉柱等人不也一样大赚其钱、跌倒了又爬起来吗？我相信，假如南街实质性的经营策略不出问题，那么，南街的“文革”个人崇拜仪式表演、微缩“革命圣地”景观，还真有可能成为创收的“旅游资源”，像数地争相建立的梁祝园、炎帝陵，真假并不重要，只要有人“好这一口”。革命的苦行者切·格瓦拉的图腾既然可以为当代时尚青年所用，毛主席的旗帜当然也可能被人赋予另外的意义和用途。

　　有人用华南虎照来比拟南街村这个典型，从官民出于各自的需求上下合作造假这个角度来说，是贴切的。没有上边一些人为树典型捞政治资本，批给南街村数以亿计的银行贷款以及给予许多政策性倾斜，南街村的产能产值不可能膨胀得那么快那么大。但是，我更愿意用王宏斌一意孤行、不惜代价开发的“永动机”来打比方。南街村就是一个“永动机”的实验模型。

　　“当年，河南省官方有关部门对所谓南街村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南街村经验’被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二、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三、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四、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据悉，这是对‘南街村经验’首次系统的、明确的表述。此后，当地媒体都按照这一口径大力宣传南街村。”这个经验的要害是“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所谓“走集体主义道路”是虚的，办了26家企业(3个与日方合资，2个与港方合资)，当然不是个体经营、小作坊；而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才是南街的“特色”。可是，从“大跃进”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到“文革”时代的“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中国不是一直迷信“精神原子弹”的力量，一直在改造人心、“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吗？

　　南街村的上述经验并未超过周总理总结、毛主席认可的大寨经验。既然毛主席在世时倾全国之力扶持的“大寨红旗”真相毕露后不能打下去，我们凭什么相信没有了毛泽东本人的时代，那一套反倒能在南街村在全中国大放异彩呢？既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全国农村没有一个村子包括南街村在内，靠学《毛选》、唱《东方红》富裕起来，根据人们分析实验结果的基本常识和起码逻辑，那凭什么要将南街发展的条件归因于早已试过而不灵的老一套，而不是归因于新添加的市场因素呢？

　　还有，那一套排斥市场经济、否定“经济人”的属性，试图建设没有私欲的“新人”“新社会”的乌托邦实验，在苏联、东欧乃至全世界范围都失败了，一两个不承认失败的国家经济停滞、连年闹饥馑，凭什么可以相信南街村就有回天之力呢？

　　王宏斌他是真相信可以造出物理上的“永动机”。倘若他用自己的钱造别人无权干涉。他不仅用公款造，还要世人都相信他在干一件造福人类的大功德，这就不仅可笑，而且可恼。更没脑更可恼的是，为他喝彩硬要我们也相信他的人。

　　南街村神话的破灭，是全中国所有相信精神“永动机”(“精神原子弹”)神话的人们的又一个教训。

　　最后，对那些真诚怀念改革开放前“毛泽东时代”的人们，说句似乎题外的话：渴望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没错，但过去的时光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美好，变革现实的途径有多种选择，我们并非只能在承认现状与回到从前这二者之间选择一种。

　　(作者系杂文家)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spqy/200803010007.asp

【景凯旋】南街村神话的破灭昭示了什么?

2008-03-01T19:40:00.000-08:00

2008-03-02 来源: 南方网　

　　虚假的经济模式造成的经济损失，欠债十多亿，以致资不抵债，会不会又是由存户和纳税人来买单？

作者：景凯旋，南京大学教授

河南南街村作为一个“红色亿元村”，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一直坚持走集体化道路和“政治挂帅”，成为某些人心目中寄托“共产主义”理想的圣地。但最近传出消息，南街村已经面临资不抵债的局面，三年前南街村其实就已悄然改制，村领导占有最大的股份，村民们却尚不知晓。

三十年前，改革开放是从废除农村集体化起步的，集体主义经济实质上就是计划经济、指令经济或权力经济，正如哈耶克所说，这种经济制度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需要一个共同接受的目标体系，二是为了达成这种目标需要给决策者以巨大的权力愿望。由于经济决策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实行统一的强制性的资源配置，它根本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要求和无穷无尽的消费者不同需求，几十年实践已经证明了它的低效率。

集体经济必然导致个人生活的集体化，南街村由此建立起集中管理一切个人活动的制度。村民住在统一分配的住宅楼，村民的日常生活，诸如面粉、肉类、医疗待遇、婚丧嫁娶、孩子入托、读大学等等，所有费用都是由南街集团支付。“共产主义”共同富裕的标志就是要消灭任何私人存款，用王宏斌的话说：“要让村里人富得一分钱存款都没有”。相应地，在精神上则必然要控制人们的思想，限制个人自由。因此，南街村除了每天要学习“毛选”，唱“文革”歌，灌输破私立公思想外，还要有相应的物质惩罚措施，如犯错误的人都要被责令搬出楼房，取消福利。实现社会平均分配是人类自古以来的梦想，不能说这种梦想不好，但经历过集体主义经济时代的我们应当明白，市场经济固然是没有实质平等可言的，然而以为存在一种社会，它可以使个人的报酬符合所谓的“实质公正”，这同样是一种制造“永动机”的想法。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要坚持自由就必须承受经济不平等的可能后果。不过，对于那些为了平等而放弃自由的人们，如果读过奥威尔的《动物农庄》，不应忘记“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的动物比其它动物更平等”的那句名言。事实上，当南街村三当家王金忠去世后，就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二千万现金及多本房产证，追悼会上甚至还出现了几个“二奶”，抱着孩子提出财产要求。

从南街村的模式看，它既是实行高度指令性及低工资、高福利，同时又参与外部的市场活动，雇用廉价的外来劳动力，可以说是一种竞争性的集体经济。如果说南街村曾经取得某种程度的经济成功，那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来自政治与市场的支持，正如报道所指出，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一是靠政府支持下高达12亿的银行贷款，二是靠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外来廉价劳工。就此而言，这种“共产主义”是要打折扣的，其模式也不可能推广开去（比如，村村都能获得巨额贷款，村村的劳动力都留在家乡当管理员，哪里还会有南街村）。因此，它的存在只是为了树立一个政治样板，其结果自然也是在意料之中。南街村在二十年里，几乎复制了全中国几十年走过的道路，最初试图建立一个“永动机”驱动的乌托邦公有社会，然后是浪费、破产、改制，最后是化公为私。要说失望，最大的失望应当还是那些对集体主义、绝对平等抱有幻想的人们。

只要南街村村民自愿组成一个共同经济体，靠自己的劳动智慧发展集体经济，并实行按需分配，我个人是乐观其成的，这也是我过去只感到好奇的原因。可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南街村的经济增长，只是出于某些人为了宣传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完全靠行政命令下的银行贷款，就像当年的大寨，靠的是老百姓的钱堆出来，并用来骗老百姓，那么这种虚假的经济模式造成的经济损失，欠债十多亿，以致资不抵债，会不会又是由存户和纳税人来买单？ (本文来源：南方网作者：景凯旋)

http://news.163.com/08/0302/11/461CHBJE00012I5M.html

回敬馬英九拍背謝長廷笑：我拍到你了

2008-03-01T19:11:00.000-08:00

2008.03.02
蔡慧貞、林諭林／台北報導

馬謝兩人在前日電視政見會結束後相互「拍背」的畫面，令觀眾印象深刻。謝長廷一日說，政見會前中選會有宣布「不許拍背」，但馬英九後來又過來拍他的背，因為很突然，他本能反應地也拍馬一下，「我想他不是惡意，看他表情不像是要來傷害我的樣子。」

馬英九則表示，他沒有聽過中選會有事先制止拍背，他也不想在這些事上糾纏，因為總統選舉，「好歹要有點高度。」至於謝也回拍他的肩膀，「我也覺得他是善意的」。馬英九說，他跟正常人一樣，拍拍肩膀就是表示友善。

謝強調，他的兒子、女兒也常常會有這種動作，有人說這樣拍是長輩的動作，這沒什麼，「但如穿鑿附會，說是哪位大師教的，就有人心中會有陰影，那乾脆都不要」。

馬英九得知謝營質疑此舉是「高人指點」後，則驚呼「喔！拜託！」。馬表示，他知道謝「信仰宋七力後，思想模式跟別人不太一樣」，但他跟正常人一樣，拍拍肩膀就是表示友善。

馬英九在第一場電視辯論會開場前雙方握手時，猛拍謝長廷的背十多下，事後成為話題，有關「民間禁忌」等各種說法不脛而走。前晚中選會第一場電視政見會結束後，馬英九走過去和主持人賴浩敏打招呼時，又突然拍了謝長廷的背一下，謝長廷隨即伸手「回擊」，重重拍了馬英九的背，隨後兩人哈哈大笑的鏡頭，被電視媒體一播再播。

謝長廷昨日被媒體問起此事時表示，如果兩個總統候選人你拍我、我拍你都不放，兩個人一直拍來拍去，這個很難看，所以政見會一開始前就跟中選會說。因此中選會講了「不許拍背」，只握手，但又擔心如果馬英九又趁握手時拍他的背，他要閃，也很難看。後來中選會就決定，連握手場景也取消，結果政見會一開始，並無馬謝兩人握手畫面，就是中選會為免「兩個人在那裡轉圓圈」。

不過，百密一疏，沒想到，政見會結束，馬英九又來一記拍背動作，只是這次謝馬上回擊，也重重地回拍了馬一下，謝長廷並自爆他當時還對馬英九笑著說，「哈哈，我拍到你了」。

「拍背」也成話題無聊到極點
顏瓊玉／特稿

一個小時的政見發表會，未必能讓總統候選人把話講清楚。令人遺憾的是，馬謝兩陣營會後不僅沒有「再補充」，居然把火力集中在「拍背」的怪力亂神說，不僅自貶選戰格局，也讓全國選民「見笑」。

「拍背」到底是什麼意思？老是「被拍」的謝長廷第一次幽默以對，表示是馬英九為自己陣營攻擊他太太的負面廣告向他道歉。第二次被拍，謝陣營爆料，馬英九是受了密宗大師林雲的指點。馬英九則反諷謝信了宋七力以後，「思考模式與人不同」。

一周之內，馬謝兩度同台，其治國策略、口才、臨場反應，甚至容貌儀態，樣樣都受外界矚目。只是，他們為自己政策遭扭曲叫屈的同時，卻把其他時間花在「拍背」這一場無謂的「鬥嘴鼓」。

為了把對方擊倒，馬謝每一個動作都在較勁，選舉剩下廿天，居然把戰力放在無助國政的怪力亂神上，未來的每一場辯論如果一再重演這場戲碼，套一句蔣友柏的話，馬謝會把選戰玩「low（遜）」掉；而選民也可以學學希拉蕊罵對手歐巴馬的經典用詞說：「shame on you（真丟臉）」！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02+112008030200193,00.html

要養四老一小壓垮一對夫婦

2008-03-01T02:55:00.001-08:00

中國時報 2008.03.01　彭志平／台北報導

　大陸從一九八○年開始實施一胎化政策，將近卅年來產生了許多後遺症。其中，人口結構高齡化導致年輕人奉養父母的負擔逐漸加重；同時，據估計未來大陸高齡人口的成長速度將是人口成長速度的五倍，高齡化的問題將更加嚴峻。此外，男女出生比例亦因一胎化而出現巨大落差，其嚴重高居全球第一。

　對於是否廢除一胎化，大陸官方的確面臨兩難。大陸國家人口和計畫生育委員會主任張維慶即曾指出，以總和生育率二．○計算，到二○四三年大陸總人口數將達到一五．五七億人。一旦廢除一胎化是否造成人口爆炸，的確令人擔憂。

　不過，擺在眼前的是一胎化導致人口高齡化的問題。自從大陸實施一胎化以來，第一代獨生子女已進入婚育年齡，所謂的「四二一」問題已經出現，即一對夫婦在供養四位老人的同時，還要撫養一個孩子，這就使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不堪重負。而更嚴重的是，目前大陸的養老金制度並不涵蓋全體國民。在城鎮地區，有勞動能力的城鎮居民只有不足半數參加養老計畫，而農村地區僅占十分之一。

　若干評論憂心忡忡的指出，目前大陸六十歲以上的人口達一．四四億人，佔總人口比例的一一．○三％，但大陸的人口高齡化與先進國家不同。有些人把先進國家的高齡化叫做「先富後老」，把大陸的高齡化叫做「未富先老」，拿二者作對比，提出了大陸人口的「崩潰論」或「危機論」。

　除了高齡化問題之外，一胎化還造成性別比嚴重失衡。大陸國家計生委副主任趙白鴿就表示，通常情況下新生兒中男嬰和女嬰比例應在一○三到一○七比一○○。但是在大陸，這一比例高達一一八比一○○。大陸性別比失衡，是全世界最為嚴重、持續時間最長的國家。

拍摄区长“低头照” 北京记者政治错误被炒

2008-03-01T02:46:00.000-08:00

原图

登报的原图

辞退告知书

【星岛网讯】北京一名摄影记者因为拍摄通州区区长“疑似低头”作政府工作报告的照片，引发官员震怒而被炒。官方称照片会引发“区长在低头认罪”的联想，将事件定性为“图片新闻出现导向性偏差，政治影响极其不好，是一宗政治事故”。》》对比：不存在“政治错误”的邓乃平区长相片

　　事件经媒体曝光引发中国网民热议，有网民痛批这是“典型的、赤裸裸的官僚主义！这个区长，很牛很强大！”

　　香港《星岛日报》报道，1月10日出版的《通州时讯》，有一张题为“邓乃平区长代表区政府向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的照片，摄影记者是五十二岁的王力利。这张图片新闻“闯祸”，原来区领导很生气，主要是指照片里的区长“低头，闭眼，形象不佳”。

　　王力利迅速被辞退。《通州时讯》报社领导指他在拍摄工作中不够敬业，没能拍到区长念报告时抬头正视前方的瞬间，报社领导私下跟他通气说：“没法保你了，连我们这些领导都已经给区长做检查了。”

　　这位领导解释：“这张照片作为图片新闻，传达大会的精神是错误的，不振奋的，难道照片想告诉读者，通州区去年的工作没做好，区长在低头认罪？”

　　王力利说其实他守了整整半个小时，“区长那天做报告时基本上都低着头念稿，一个半小时里偶尔也会抬起一两次头来。”一共拍了十一张，都是区长低头念稿的照片，然后挑了六张发给编辑选。

　　《通州时讯》原是北京通州区委的机关报，五年前国家报刊体制改革取消县级党报后，改为《北京娱乐信报》的社区版。为了便于人事管理和广告运营，《北京娱乐信报》和通州区委宣传部共同成立了一家名叫信通力达的广告公司，但报纸实际上还是由通州区委宣传部主办。

　　同样是五年前，王从工作了二十余年的北京化工厂卖断工龄下岗，之前在厂里做过多年工会宣传工作的他，托熟人找到了报社的这份新工作，一直干到在这次春节前被辞退。王力利自称，他是“《通州时讯》里资格最老的摄影记者”。

　　王力利的一位同事事后回忆，王力利接完电话脸色当时就唰地变了，跟大伙说“坏了，昨天见报的两会照片出问题了”。王力利记得，那天在电话里报社领导要求他就照片问题立即写检查，要认真、深刻，当天要送到他办公桌上来，还要罚款500元，还特别提到一句：“你要不正确对待这事的话，我们就不能跟你续签了。”

　　而据王力利自己的回忆，实际上在开会前一刻报社领导已经跟他通气了，说“这个事情已经是个很严重的政治事故，没法保你了，连我们这些领导都已经给区长做检查了。”“我就问他，那什么样的算政治事故啊？他说你甭管，我们认为是政治事故就算。我一想，那还废什么话啊，不干就不干呗，我这人也比较爽快，马上交了钥匙就走人了。”

　　处理速度之快，有如迅雷不及掩耳。从拍出这张照片到被辞退，不到三天；从知道照片闯祸到被要求离开报社，也只有短短六个多小时。辞退的部分理由是：“经查，2008年1月10日《通州时讯》第二版刊登你拍摄的邓乃平区长代表区政府向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的图片新闻出现导向性偏差，政治影响极其不好，属于严重失职，是一起政治事故。经研究决定，即日起本公司与你解除劳动合同。”www.stn

http://www.stnn.cc/china/200803/t20080301_740314.html

为北京奥运贡献水源　农民没水种稻米

2008-02-28T18:47:00.000-08:00

（2008-02-29）

　　（北京美联电）1万6000名运动员与官员今夏进驻北京时，只要一扭开水龙头，就可以张口喝水——这可不是很多北京市民享有的便利。

　　不过，为了保证奥运期间这些水龙头的供水，北京正把周围地区的水源逐渐抽干，贫穷的农民因此面临缺水。

　　北京的空气污染虽然不时成为报上的标题，但对这个1700万人口、爆炸性增长的城市而言，最严重的环境挑战其实是缺水。

　　1999年以来，北京的降雨量就一直低于平均水平，导致其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的30分之一，比以色列还低。

　　为了缓解这个问题，中国大动土木，展开“南水北调”工程，2010年前要把长江水北引。由于奥运访客的需求，第一期工程更在快马加鞭，到今年4月，北京以南的乡间运河，每年将能从湖北省的四个水库调来800亿加仑的水。

　　反观位于北京西北70英里外的赤城县，农民每天只能从井里打两桶水自用，当局禁止他们使用当地水库里的水，并下令他们只可以种无需那么多水灌溉的玉米，但玉米能卖到的钱比稻米和其他蔬菜少，政府提供的30美元赔偿也不是人人都可以领到，因此，这些农民穷得连煤都买不起，冬天只能烧玉米杆取暖。

　　56岁的农民于忠信（译音）家就在黑河边，北京主要水库的水就源自这条河，但老于和其他村民已经两年没用上黑河水来种稻米，因为水都要留给北京用。

　　他谈起来时却是无怨无悔：“个人的利益要在国家利益之下，我不反对这么做，我为了奥运成功支持这么做，中国一定要赢！”

　　异议人士戴晴说：“从一开始我就反对搞奥运。我们的水根本不够用。但没有人听得进这样的话。”

政协常委安启元：
政府须补偿群众
　　另据《明报》报道，曾任陕西省委书记及国家地震局长的全国政协常委安启元在接受英国媒体访问时也警告说，为奥运会及一些大型水电项目施行的调水计划，将危及西北省区数百万农民生活。而奥运期间，北京的用水预料会将比平时多出30％，邻近的河北省须额外增加3亿吨的供水。

　　安启元以罕见的批评口吻呼吁中央政府，对于那些被告知要抽取“当地最洁净水源”提供给北京、以确保奥运期间饮用水供应的省份，中央政府应提供补偿：“为保证北京水质，我们不得不关闭所有的工厂。可大家总得要活命，政府须要为陕西提供补偿。如果你不为群众提供补偿，他们还怎么生存？”他并称，过度使用稀缺的水资源，可能会招致一场社会和环境灾难。

http://zaobao.com/zg/zg080229_507.shtml

【张晓舟】弄他! 弄他!

2008-02-28T18:33:00.000-08:00

据说很多重庆人看了不爽，所以贴出来让大家都一起来不爽一下吧。
至于有记者就这篇文章想要采访我，我看就不必了吧。

　　重庆就是一座很“搞”的城市。

　　这个暧昧的动词意味着“搞笑”和“恶搞”。高架桥把古城墙摁在胯下，米开朗基罗的肌肉男雕像守卫着长江大桥，宋代古镇磁器口的茶社里键盘为三把二胡伴着电子节奏，江滩的庙会上响彻震耳欲聋的 “We will We will rock you”―――可译为“我们就是要搞你”。

　　这个暧昧的动词当然还意味着“搞”女人乃至“搞”男人。每天总有人往你宾馆房间的门缝下塞形形色色的名片，有的冠名为“大学生商务中心”，宣称为客户提供优雅浪漫的女大学生，而名为“欣丝路”的则宣布：“本公司长期提供处女”。

　　似乎没有哪个城市会像重庆这样电视上成天不断轰炸的是“男性广告”―――准确地说是“男根广告”，在重庆，男根广告对隆胸广告占有压倒性优势。在关于东亚四强赛的电视节目间歇，你不时会听到广告在苦大仇深地哭爹喊娘―――“男人的尴尬，男人的伤心……”而且真的把他娘给喊来了。在广告中，老婆向婆婆投诉她儿子不中用，老太太脸一哆嗦，恍然大悟，仿佛从此明白了人生真谛和革命道理，而她可怜的儿子像个委琐的特务一样缩在门后偷听，露出革命叛徒的羞悔之色，而广告语不忘对他加强核打击力度：“再小声，有些事也会让人知道！”这意思很明白：您要么赶紧来我们“男性生殖健康医院”，要么死了算球。

　　你必须具备受虐狂的修养，才能忍受这样的广告轰炸。而重庆，似乎正是一座阴性的城市，或者说阴阳有些倒转调换的角色，女人比男人泼辣，女人比男人能干。盛志民的电影《浮生》在这方面有所表现。在嘉陵江的美丽夜色中，我看到一幢楼巍然耸立在江边，楼顶四个灿烂辉煌的大字―――“求精中学”。如果你长大了不想去男性生殖健康医院，最好先来报考这个中学。“求精中学”，俨然成了本城地标男性图腾。

　　于是，你该明白了，为什么重庆是“雄起”的老巢，为什么重庆球迷那么爱喊“雄起”，或者说那么需要有一个地方能让数万男人排山倒海地一起“雄起”。尽管为了减抑球迷对日本队的敌意，组委会作了个姿态特意在中日之战看台上高悬“礼仪重庆，诚信重庆，书香重庆，魅力重庆”。但毫无疑问，“雄起重庆”才是最伟大的重庆城市口号。

　　然而，这座城市已失去了中超，萧条的大田湾被沸腾的奥体中心取代了吗？可是亚洲杯和东亚四强赛多少年才能轮到一回？中韩、中日两仗上座率6成，但随着中国队接连败北，东亚四强赛颇有提前结束的感觉，还有多少球迷愿意花钱啃后面的鸡肋。―――即使那是一只雄起的雄鸡……鸡肋？

　　“前列腺的事，交给爱德华”，那么雄起的事，就得交给“爱我中华”。爱德华是一家男性医院的名字，看来主治医生肯定是剪刀手爱德华。重庆球迷爱我中华心切而狂嘘日本队可以理解，而他们不嘘中国队而仅仅针对主席台上的谢亚龙高喊“下课”，已经算是很客气的了。只是庙大船小的奥体中心马上又要长时间归于沉寂，重庆球迷找乐和泄愤的机会好不容易轮到一回，马上又没了。重庆男人该去哪儿雄起呢？桑拿中心和医院都不大合适啊。

　　重庆的城市名片似乎已渐渐从足球转为电影，但《疯狂的石头》再好看也不能老看。不如去婚介中心。嘉陵江边有家婚介中心门外赫然大书特书大得吓人的承诺―――“如假赔十万”。

　　李玮峰和对方发生冲突时，全场高呼“弄他！弄他！弄他！”“弄他”是“雄起”精神的进一步深化和落实。不管是对韩国队日本队，还是对千夫所指的中国足协，重庆球迷惟有“弄不到他”的不爽。

----------------------写于2008年2月20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12b6e801008mr5.html

【傅国涌】大历史中的小细节:抗战时知识分子们的日常生活

2008-02-25T22:24:00.000-08:00

2008-02-26 09:06:24　来源: 先锋国家历史　

　　在抗战时期，知识分子们一样经历了这场民族的大苦难，他们的生命一样深深地卷进了大时代的旋涡里。甚至可以说，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七七”的烽烟，“八一三”的炮火，胜利之夜的狂欢，大好河山遭受践踏的大耻大辱，民族危亡时刻的拔剑而起、浩气冲天。八年抗战，浮现在我们面前的印象往往是一些或碧血横飞、或壮怀激烈的大场面。然而，历史还有另外的侧面，八年的漫长岁月，“流民图”内外的普通民众，他们的面容，他们的内心轨迹，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如何熬过那些残酷的日夜，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好在还有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留下的文字，大致上可以填补这些历史的空白页。无论是留在沦陷区的，还是万里流徙去了大后方的，他们都一样经历了这场民族的大苦难，他们的生命一样深深地卷进了大时代的旋涡里。甚至可以说，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1940年以后，西南物价飞涨，西南联大的教授经常要为吃饭发愁。在文学史家余冠英家的餐桌上，连蚂蚱也成了佳肴。语言学家王力辛酸地说：每到月底都要去打听什么时候发薪水，好不容易领到薪水，马上举行家庭会议讨论支配方法，大孩子憋了一肚子气，暗暗发誓不再用功念书，因为像爸爸那样读书破万卷也没用，没有太多想法的小孩子只恨自己不生在街头小贩之家。就是清华校长梅贻琦家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经常只能吃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偶尔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就像是过节。梅夫人韩咏华和潘光旦、袁复礼等教授的夫人做起了糕点，拿到街上去寄售，还特意取名为“定胜糕”。

在重庆歌乐山，女作家冰心除了节俭，还亲自动手种起了南瓜，到了秋天，门口的南瓜熟了，天天都是南瓜饭、南瓜菜。他们家晚上往往吃稀饭，孩子们每顿饭都抱怨没有肉吃，只有偶尔客人来，才会闻到肉香。

梁实秋在战时写下了著名的《雅舍小品》，所谓的“雅舍”不过是乡下的茅舍。“窗户要糊纸，墙是竹篾糊泥制灰，地板踩上去颤悠悠的吱吱作响”。老舍穿上了斯文扫地的衣服，灰不灰，蓝不蓝，老在身上裹着，像个清道夫。香烟的牌子一降再降，最后抽的是四川土产的卷烟，美其名为雪茄。文学界的朋友聚在一起时，能到小饭馆里吃一碗“担担面”就觉得很美满了。

不愿从政的胡适做了战时的驻美大使，经济也很拮据，一生大病，住院费就要向朋友借。他的薪水每月540美金，除了自己在美国的开销，还要负担在国内的夫人生活费，及两个儿子的教育费。在写给夫人的家书中，他几乎每封信都要提到钱，很注意节约，衣服不讲究，茶叶不买顶贵的。但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当孔祥熙送他一笔钱付医药费，理解他的朋友知道他不会收的，后来退还了。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报销的，可是他分文未动，等到卸任时原封缴还国库。

郑振铎一直没有离开上海，坚守在“孤岛”上，一面在暨南大学任教，一面大量收购旧书。当他知道日本人也在收购旧书，特别是地方志等文献时，这位精通版本学的学者更迫切地要抢救、保存本民族的文化。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沦陷，他才被迫卸责，过起蛰居生活。他曾写过告别暨南大学的《最后一课》：“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晴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上了的刺刀，‘引满待发’。 ”

我常常觉得，正是细节才真正让历史变得血肉丰满，如果缺少这些细节，历史就只是一个轮廓，一片森林，大轮廓中模糊的影子会在这些活的细节中渐渐清晰起来，森林里每一棵不同的树、每一棵不一样的草，都会舒展开自己的生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段活的历史，一个更加逼近真实的世界。总是片面强调历史的某个侧面，会使我们失去把握历史丰富性、多样性、复杂性的能力，历史是由生活构成的，生活无往而不在历史之中，那些透过生活细节看到的历史也往往更可信。

(本文来源：先锋国家历史作者：傅国涌)
http://history.163.com/08/0226/09/45K8PMJF00011247.html

傅国涌，1967年1月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1989年到1998年间，因言获罪，五次入狱，在狱中近5年。1999年以来致力于写作，以时评、评传、历史随笔为主。在国内外发表作品100多万字。著有《脊梁——中国三代自由知识分子评传》（香港开放杂志社2001年版）、《金庸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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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1967年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曾做过乡村中学教师，1999年开始写作，在《书屋》、《随笔》、《东方》、《老照片》、《炎黄春秋》、《南方周末》、《文汇读书周报》等数十家报刊发表近200万字，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年言论史和知识分子问题等。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金庸传》、《百年寻梦》、《叶公超传》、《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年：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发现廿八都》等。

【秦晖】在现代文明的共有平台上

2008-02-23T22:52:00.000-08:00

2008-02-24 　来源: 南风窗(广州)　

　　利己利他、性善性恶并不是“左右”分野的真正原因。在这方面争论恐怕是在制造假问题。“利他”和“自由”并不矛盾，而且真正高尚的“利他”就是以自由为前提的。

作者：秦晖　清华大学教授

近年来“左右”成了一个热门话题，1997年有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2004年国企改革讨论与2005年医疗和教育改革讨论实际上也是这类讨论的具体化。

一般历史书上说左右这对概念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当时国民公会议员中主张激进变革的坐左边，保守的或不那么激进的坐右边，于是就有了“左派”“右派”的区别：左派是激进派，右派是保守派。但这显然太过简单：如今有时可见“右翼激进主义者”或者“激进右派”之类的提法，如果说右派本身意味着“保守”而和激进不相容，那“激进右派”的提法不就像说“黑色的白”一样滑稽吗？

所以仅仅讲激进与否，仅仅讲变革与保守，恐怕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关键在于保什么、守什么，所谓变革是要向哪里变。有些人把激进和渐进作为一个对立，这虽然有意义，但是速度毕竟相比方向而言还是第二位的，因此我们首先要弄明白向哪个方向进，然后才有激进和渐进的区别。

但是朝哪里进，并不是打个什么“主义”的招牌就能表明的。今天“左派”说“右派”要维护“资本”，“右派”说“左派”要维护“权贵”，其实他们双方中的许多人或许都是出自好意，自以为维护“国家”或“人民”，但政治哲学、制度偏好和政策主张使他们差异很大。而且，一些差异是假想的，实际未必存在。另一些更深刻的差异却未必被意识到。

利他与利己是假想的差异

如今有人喜欢强调利己利他、性善性恶之别。这个区别有时被说成似乎是“文化”上的：“西方文化”强调性恶论，“中国文化”或所谓儒家文化则强调性善论。有时又被说成是“主义”上的：一些左派朋友常喜欢批评右派主张人性“利己”，而他们则主张利他或利公。据说“资本主义”主张自私自利，计划经济则主张先人后己、大公无私。不管这些说法是在“中西”文化之别的意义上，还是在“左右”主义之别的意义上，大概讲的都是两个意思：

第一作为事实判断，他们否认人性自利，强调现实中有许多高尚的人和高尚行为如雷锋、白求恩等等。近年流行的一部左派活报剧让一个女妖状的“美帝国主义者”怪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尽管这句话本是“国产”而且流行于国人不知“自由”为何物的时代，但据说“自由主义”或“西方文化”信的就是这个。

第二作为价值判断，这些朋友说利己是恶，利他利公是善，应该抑前者而扬后者。人不应只顾自己，应该为别人、为整体利益而奉献，等等。

这两种批评完全不得要领。“西方文化”就不必说了，西方文化本身就包括社会主义一支，马克思、恩格斯不都是西方人吗？如果讲“主义”，那么所谓人必定自利这个事实判断和人应该自利这个价值判断果真是“自由主义”的基础吗？有人常讲西方人都是崇尚自利的，果真如此你怎么能理解基督教在西方的影响？基督教崇拜谁？崇拜耶稣。而耶稣，不管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至少基督徒都相信他是一个为了拯救人类，不惜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如果西方人“崇尚”自利，他们不应该崇拜耶稣，而应该崇拜犹大才对——犹大为了30个银币把耶稣出卖，才是自私的典型。“自私的”西方人为什么不崇拜犹大，而崇拜基督？自由主义者当然并非都是基督徒，它的人性根源是普世性的而不限于某个“文化”，但它大行其道的确是自基督教文明地区始，大量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基督徒，那么，据说是“自私”的主义者怎么会崇拜耶稣这样的无私者呢？

在这里我也要反对一种流行的说法：以往体制的毛病，就是因为太过弘扬理想主义，从反右到“文革”都是鼓吹信仰鼓吹太多了。然而基督教讲信仰、鼓吹崇高，也许一点不下于某种意识形态。他们不但敬拜耶稣，还宣传很多圣徒，各种为拯救众生而受苦蒙难乃至上绞架、上火刑柱的殉教者。在中世纪的确有“以信仰为借口的专制”，但今天西方人同样是基督徒，其信仰、崇高却不再会带来专制，为什么？

两种截然相反的“利他”

显然，无论中西、左右，疾恶向善、赞赏利他是同样的。但同样无论中西左右，“利他”之为“善”都有个关键的前提，即这“利他”是在自由、自愿基础上发生的行为。

是不是任何“利他”都是善？当然不一定！“利他”有时是恶，而且可能是大恶！这显而易见：我们一般认为雷锋做好事是自愿的，那么这是就善。但如果有人拿着刀逼你“利他”，这是好事吗？我自愿把我的东西给你，这叫慈善。如果你拿刀逼我把我的东西给你，这叫什么呢？这就叫抢劫。抢劫是不是善？当然不是。

人类历史上有大量“被迫利他”的例子，奥斯威辛大门上的横额曰：“劳动使人自由”，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门额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不是“好话”吗？但一旦这“好话”用强制的、剥夺自由的办法来实现，那就成为大恶之尤了！所以，以利他为善，首先有一个前提，即利他者是充分自由的。没有这个自由，利谁根本不由你，利他利己有什么必要划分？从普罗米修斯、耶稣一直到我们过去宣传的雷锋同志，都有大善之名，就是因为人们相信他们是自愿、而非被迫地作出了那些选择。而有些利他行为，人们之所以有不同的善恶评价，就是因为对其是否自由为之的判断不同，“自由利他是善，被迫利他为恶”的逻辑还是一样的。

另一方面，“利他”行为的对象即受利者在这一过程中显然不是利他而是自利的。那么这自利是不是恶呢？一般人们也认为不是。否则就难办了：比如我是慈善家，我当然很光彩，但接受我慈善的人是不是坏人呢？当然不是。在自由的条件下利他是善，而接受此种善意者当然是在利己，但这也不是恶，因为他没有侵犯他人的权利。但是如果相反，在不自由的条件下出现“利他”，比如土匪抢了一个人，也就是强迫这个人“利他”。那强迫者当然是大邪恶，而被强迫的苦主并非恶人，但是他只是值得同情，并不值得崇尚。无论中西、左右，人们从来不会把被抢劫的人当作“向善”的榜样。

总而言之，以利己利他、性善性恶分“左右”，或者类似地，以“理想主义”（高调向善）与“现实主义”（不向善或不那么高调向善）来区分二者都是糊涂之论。现代文明中的左、右派，至少在这两点上并无区别：第一，他们都认自由利他为善，而受利者也不为恶。第二，他们都认强迫人利他为恶，而被强迫者也不为善。合而言之，“在自由的基础上承认利己而崇尚利他”应该是个共识。

“君子国”里的市场经济

由于过去以“理想”为借口的强制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如今有些被认为属于“右派”的朋友更愿意宣传“现实主义”，不但讲人实际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自利的，而且说如果人都利他反而不好。就像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中那个君子国，里面的人只知利他、不知利己。一般做买卖都是卖者欲贵，买者欲贱，而君子国相反，那里是卖者欲贱买者欲贵，于是吵得一塌糊涂。这个朋友于是说：你看如果双方都是坚决只利他、不利己，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吵得不可开交，也不是什么好事。

另一个朋友，据说是“左派”，就反驳说：你逻辑有问题。如果贱买贵卖会产生矛盾，可以通过讨价还价解决。那么同样贱卖贵买会产生矛盾，为什么就不能通过讨价还价来解决呢？贱买贵卖的人可以做买卖，可以成交，为什么贱卖贵买的人就不能做买卖，就不能成交呢？为什么以此说利他主义行不通，利己主义才行得通？这是没有道理的！

我觉得他问得非常好！他的反问说明：不管双方都是自利的，或者双方都是利他的，在逻辑上都会产生矛盾。但是有矛盾不要紧，可以通过自由协商解决。不仅人人自私的情况下可以设想市场经济，人人是雷锋我们不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吗？那就是李汝珍讲的“君子国”。现实中见不到“君子国”，是因为从经验上讲人人利他不太可能，而不是逻辑上利他主义和市场经济有什么矛盾。纯从逻辑上讲，“纯利他”的“君子国”不是完全可以在市场经济中、乃至在“纯市场经济”乃至“市场社会”（请注意《镜花缘》中的那个“君子国”根本没有“计划”和“专政”的影子）中存在吗？

可怪的恰恰是：今天有人反对市场经济、至少是反对“纯市场经济”的理由，恰恰是说市场规则很不高尚，它只意味着性恶论，所以会败坏人心导致社会堕落云云。根据那个“左派”朋友质疑的逻辑，不正说明他们自己其实并不相信“性善论”吗？这怎么还好批判别人讲“性恶论”呢？

这时另一个“左派”朋友回应道：凭什么说如果这些人都利他，就会争得不可开交？比如在公共汽车上，据他说过去人们道德很高尚，现在的道德就不行了。说以前我们经常在公共汽车上看到几个人谦让，互相让座，这就是君子。但是这些人并没有像李汝珍写的那样争得不可开交，很快让座就让成了，很好嘛，没有什么矛盾。

的确，一般来讲，自由利他引起的矛盾的确没有自由利己引起的矛盾厉害。这个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为什么让座很少引起争执？因为要找到一个接受你让的人应该说并不困难，因此不会发生争执，有点小争执也不会很激烈。这说明在经验上利他的确比利己脆弱，至少在陌生人之间是如此：要找到接受你让座的人，也就是愿意接受你的“利他”以自利的人并不困难，至少比相反的寻找容易。但是我这里要把逻辑再往前推一步：假定这些君子的利他像小人的利己一样坚决，甚至比后者更坚决，那也没什么，像李汝珍所说，自由交易一样可以解决问题。

换句话说，在自由的条件下一切都好办：如果有人自愿利他、有人自愿利己，而且都出于自由意志，那就是一个皆大欢喜的“让座故事”。如果大家都利己，那就做交易，讨价还价而各得其所。如果大家都利他，也很简单，照样讨价还价，就像“君子国”中描写的那样。只要大家都尊重彼此的权利，不拔刀相向滥行强制，“君子国”的交易与“小人国”的交易，乃至君子与小人并存的“普通国”的交易都不会出轨，都可以使人们各得其所。这种秩序不是无矛盾，但保持相对和谐应当不成问题，起码总比滥行强制拔刀相向好。

当然，通常“大家都利他”要比“大家都利己”少见，君子国比小人国少见。因此一些朋友强调人性利己。如果仅指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我想这合乎一般人的经验。不过自由主义的论证似乎并不依赖这种经验，无论市场经济还是民主政治都并不以“大家都利己”为前提。极而言之，即便在人皆利他的“君子国”中，自由主义仍然可以成立。不但如此，正如我还会提到的：我认为那种“大家都利己”的现实体验恰恰可以解释自由制度的建立无论在中在西都何以如此困难，需要理想主义的努力。而社会主义（指民主社会主义）事业的艰难其实也出自同样原因。

搭建共有平台

利己利他、性善性恶并不是“左右”分野的真正原因。在这方面争论恐怕是在制造假问题。“利他”和“自由”并不矛盾，而且真正高尚的“利他”就是以自由为前提的。这无论对于东方还是西方、对于文明的左派还是右派都是不言而喻的，应该说是共识。市场经济要讲“经济人预设”，但并不以事实上人们都自利甚或必须自利为前提。而福利国家不以此为前提就更不待言。至于民主政治在现代文明中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与福利国家的共同背景，左右派的共有平台，当然就更不是“左右”的真正分野。

(本文来源：南风窗作者：秦晖)
http://news.163.com/08/0224/09/45F6UFRQ000121EP.html

【王琳】不鉴定虎照更浪费纳税人的钱

2008-02-23T22:47:00.000-08:00

2008-02-24 　来源: 南方网　

　　两相对照，某些官员的道德操守比起一个喜欢与女伴拍点艳照的艺人来说，确还远远不如。

作者：王琳　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被誉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严复曾言，“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在绝大多数专家及公众看来，“陕西华南虎照”系伪造这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奈何当事人之一的陕西省林业厅坚挺其发布的照片为真。

就虎照鉴定程序而言，本该由作为发布方的陕西省林业厅证明为真，否则就有浪费纳税人钱财的嫌疑。然而，“虎照门”却是以网友的不断证伪，方将事件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在“年画虎”出现后，“镇坪虎”真伪已辨，面对汹涌的民意，国家林业局和陕西省政府明令陕西省林业厅提起二次鉴定。这“有关部门”自认为已脱身事外，然而陕西省林业厅作为嫌疑人却并无自裁的勇气，其对二次鉴定虚与委蛇，暗渡陈仓也在情理之中―――中国的官员基于道德自觉而先壮士断腕，后引咎辞职的毕竟凤毛麟角。

国家林业局不会想不到今天这样的结局，其发言人用“二次鉴定已取得突破性进展”来糊弄公众，如果不是昏庸渎职，那也是一种行政不道德―――随时都可能被揭穿的谎言未免太低估了受众的智商和网友坚持打假的决心。而陕西省林业厅为阻止二次鉴定，居然提出“如果鉴定机构认为虎照造假，需还原造假现场和具体环节”的强硬要求，更堪称“无耻至极”。可曾设想有父母提请亲子鉴定时还对鉴定者要求，“如果认定子女与送检人系非血缘关系，请还原造假现场”？

公众当然不能答应“始于作伪”的华南虎照就这样“终于无耻”。众所期盼的“权威的官方鉴定”，其实也大可不必以某方当事人的提请、甚至以刑事案件的确立为前提。昨日媒体又公布了国家两大鉴定机构拒绝虎照鉴定的理由，在我看来，除了“老虎屁股摸不得”这一条之外，其他大都站不住脚。如果说造假嫌疑人的“无耻”是基于自保的最后挣扎，鉴定机构拒绝鉴定则让关注“虎照门”的公众失望之余，也错过了一次为鉴定机构正名的绝好机会―――于中国的司法鉴定而言，背负“多头鉴定”、“重复鉴定”、“随意鉴定”的尴尬已然久矣。

据称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拒绝鉴定“华南虎照”的理由有二，一是只接受公、检、法的委托，鉴定刑事案子，二是不想浪费纳税人的钱。也许公安部鉴定机构的惯常受案范围确系如此，但鉴定机构终归是一种服务组织。司法鉴定多基于诉讼需要而产生，却并非一定要以刑事案件的成立为前提。只要有委托方的委托而又在鉴定机构的服务范围之内，就可以也应该接受。如果既有技术力量也有技术能力能够鉴定却拒不鉴定，不正如的士拒载一样，有浪费鉴定资源之嫌吗？至于“不想浪费纳税人的钱”，其潜台词倒像在说，“华南虎照”根本无须鉴定，以普通人的智力与常识也能一眼辨别。惜乎今日之困局，正在于缺少一份“权威的官方鉴定”来封堵住嫌疑人的“无耻”。鉴定机构正可担此重任，以终结“华南虎照”真伪之争，从而将事件引入究责程序。而今鉴定机构拒不接受，“虎照门”陷入“二次鉴定困局”，这正是造假嫌疑人所乐于见到的。“虎照门”久拖不决，不但行政公信将继续流失，国家也将因此而耗费更多的纳税人财物。

至于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只鉴定人，不鉴定动物”的理由，更像是委婉的推辞。“华南虎照”二次鉴定的实质，是影像鉴定。鉴定机构能否鉴定的关键，是有无鉴定能力，而不是自设的鉴定范围。证明照片中的“华南虎”为非活体，在鉴定上有多种方式，只要鉴定机构具备其中一种，即可揭开虎照的真相。鉴定以科学性为唯一标准，提请人提出的任何非具科学性的要求，鉴定机构大可不必理会。

然而回到“虎照门”事件，我们也无须对鉴定机构的拒绝鉴定作过多的道德批判。事实上，“老虎屁股摸不得”这一条已足以成为鉴定机构视二次鉴定为畏途的全部理由。用国家林业局发言人的话来说，这行政机构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而于“虎照门”中缺位的机构，又何止这两家鉴定中心。当有网友向陕西公安部门举报周正龙涉嫌造假骗取国家钱财时，公安机关并未受理而又不解释拒不受理的理由；当越来越多的证据都指出有官员在“虎照门”中涉嫌失职或渎职，检察机关至今仍在保持沉默。当“虎照门”已然成了轰动全球的丑闻时，陕西的“两会”上也未曾听到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就此事向政府提出质询。在制度上我们有很多次终结“虎照门”的选择，惜乎被一一错过。放弃了在法律的程序内追究造假、护假者责任，而一味等待并无可期待的“二次鉴定”，其结果也只能是“终于无耻”。

当官员口中的“突破性进展”就是“没有进展”时，“虎照门”已经倒了。国人应该庆幸“艳照门”的主角陈冠希先生尚无“陕林精神”，否则，陈先生若坚称“艳照”系伪造，并向鉴定机构提出“若鉴定艳照为真，则必须还原现场”，那可如何收场。两相对照，某些官员的道德操守比起一个喜欢与女伴拍点艳照的艺人来说，确还远远不如。

(本文来源：南方网作者：王琳)

http://news.163.com/08/0224/08/45F3CJK0000121EP.html

国务院新闻办彭波：中国互联网将很好很强大

2008-02-23T22:42:00.000-08:00

2008-02-24 08:22:11　来源: 南方都市报(广州)　

　　22日，彭波在致辞中说：“我们对中国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将有更多的期许―――
明天中国的互联网，
一定会很美很绿色、
很棒很健康、
很好很强大!”

本报讯 (记者王风)22日，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国际在线、央视国际、中青网、中国经济网、中国广播网等8家中央网络媒体在京签署《中国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自律公约》。公约倡议，不传播渲染暴力、色情、赌博、恐怖等互联网视听节目。

在这个反黄反暴力的签约仪式上，国务院新闻办网络新闻局副局长彭波致辞，期许“明天中国的互联网，一定会很美很绿色、很棒很健康、很好很强大!”

互联网主管部门领导说出“很好很强大”这一“年度网络流行语”，让网友们感到很亲切，引发热烈讨论。

致辞连用3个“很*很**”

22日，彭波在致辞中说：“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各种网络应用层出不穷。在众多网络应用中，视听节目服务成长最为迅速。在我国2.1亿网民中，约80%的网民是网络视听节目用户。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已经成为比肩电子邮件、搜索、即时通讯等的互联网主流应用服务。在座各位的共同努力，成就了我国互联网的又一个奇迹。”

“提供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网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平台，不仅仅是一个信息平台，更是一个具有传播功能的社会公器。承担社会责任，应是自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懂得自律，学会自律，标志着走向成熟。从今天的签字仪式开始，我们对中国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将有更多的期许―――明天中国的互联网，一定会很美很绿色、很棒很健康、很好很强大!”

签字仪式结束后不久，人民网就以《国务院新闻办彭波：中国互联网的明天会很好很强大》进行了报道。

反黄反暴力，很好很强大

很好很强大是去年以来网上最流行的语句之一，在百度上可以找到154万个搜索结果。在各种论坛里，以“很好很强大”为标题的各种帖子都数不胜数，从推荐一本好看的书到讽刺一个社会现象，从嘲笑一款游戏到谈论一段爱情，都可以使用。

此后又衍生出“很黄很暴力”、“很傻很天真”等很多类似句式表达，成为网络上的流行表达方式，大多带有反讽意味。

看到中国互联网的最高主管部门国新办网络局的领导在正式场合说出“很好很强大”，并创造出“很美很绿色、很棒很健康”，让很多网友不敢相信，查证后十分惊喜。“看来领导们也是与时俱进啊!”

“反黄反暴力，很好很强大!”有网友这么评价。

很好很强大演变

“很好很强大”这个句式在网上流传已久，特别是在各种游戏论坛里十分常见，是玩家们常用的表达，比如NGA论坛2005年就出现过以“很好很强大”为标题的帖子。

就很好很强大的演变，网友们考证出很多说法：

●这句话最先看到是在暗黑破坏神里面看到的，当时你把某件带属性的装备卖给他的时候，他回复你一句：“verygoodverystrong”

●日本漫画里很常见，特别是恶搞类漫画

●U9等游戏论坛几年前就在用了

●2004年，一位天涯网友发过一个技术咨询帖，2007年5月，自己以路人的姿态进行了回复解答，跟帖的另一网友发现后调侃说：自挖自坟自问自答自娱自乐很好很强大

●2007年6月28日，南方都市报《魔兽世界更新露骨亡灵长肉》一文报道，魔兽世界被和谐，亡灵长出血肉。报道中转载了魔兽世界官网就此事配发的一张图片，图片上写着“和谐的魔兽世界，很好，很强大”

从此，很好很强大走向更加广阔的网络世界。

http://tech.163.com/08/0224/08/45F1FC7B000915BF.html

网易跟帖网易论坛 > 科技跟贴评论共199条显示11条

当程翔遇上陈冠希

2008-02-22T16:56:00.000-08:00

(2008-02-22)

　　（联合早报网讯）在香港，资深记者程翔和艺人陈冠希同於2月22日举行记者会。程跟陈二人来自不同的年代，有着十分不一样的思维，但两人的出事都跟电脑或信息科技有关，而两人处理事件的方式，也正好对照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代。

　　那边厢，程翔在记者会的一番话提及其母亲，其大意是：其母亲认为程翔要逐一致谢曾经帮助程翔出狱的人，其方式是要逐一“请他们饮茶”；在程翔母亲的一代，媒介并不发达；要道谢，就是要通过个人的接触来进行的。也唯有这种个人的接触，人际关系才得以进行。

　　这边厢，陈冠希也郑重再向香港市民，受影响女星及其家人，以及其父母一再致歉。到了陈冠希的年代，媒介实在是空前发达了，但他们也进入了虚拟的时代，一切都似乎要通过媒介，才能体现，这甚至包括最亲密，最私人的时刻，也要靠媒体拍录下来；记忆，恍惚已不可靠。就连陈冠希最初的“道歉”，竟也要以短片的形式公布。

　　程翔和陈冠希的记者会，都有提及其双亲，这背後，似乎也反映出两个世代对父母的印象的不同。

　　程翔提及其坐牢时去的父亲，感到不胜唏嘘，闻者大都动容；他提及母亲一再叮嘱他要向伸出援手的人致谢，程翔也就端出寓意团圆的汤圆请大家品嚐，在一家团聚的元宵让所有在场者感到一点人间暖意。

　　陈冠希的自白，除了向母亲道歉外，并无其他描述，其“母亲”给外界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平面人物”无异。也许，陈冠希跟母亲的关系，并不是如此平面，只是他认为母亲并不是这次风波的主角，不想把她“老人家”给扯进去。

　　但是，正是因为程翔不经意的提及其父母，大众益觉得程翔是个有血有肉的真汉子；形成对比的是，举行过六分钟记者会後的陈冠希，依然予外界一种“按本子办事”的冰冷感觉；即使陈找来其律师颂读有关声明，其实分别不大。

　　程翔和陈冠希的际遇，竟也不巧都跟电脑扯上关系。程翔表示，为了证实自己的坦荡，他不怕把电脑交给国家安全部门审查；陈冠希也承认，近日大部份拍摄的艳照（或慾照），都是他自己拍摄的；只是这批照片给偷走，并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流出；外传他的助手把电脑拿去修理，因此这批照片也就落入不法份子手里了。

　　虽然都跟电脑或信息科技有关，但程翔和陈冠希，对使用电脑却有着两种十分不同的思维。

　　程翔自诩一生爱国，他交出电脑，无非是要证实这点。他使用电脑，也似乎主要为办公事，为了“爱国理想”而工作；程翔的一生追求，恍惚只是为了团体：通过国家，才能体现出个人的价值。

　　相反，陈冠希的使用摄录机，并将有关片段存入电脑，似乎是用来体现个人存在价值的。信息科技，完全是用来体现自我、体现自我的。

　　吊诡的是，程和陈属於两个时代的人物，面对的是两种的困境，但他们竟有着共通的无奈：人生追求的失落，被逼从伊甸园掉落失乐园。程翔自认一生爱国，却落得身陷囹圄的死胡同；陈冠希的行为本来只属私人行为，最终却因为影响到许多许多人而不得不对团体（社会，家庭）道歉，甚至要退出五光十色的香港娱乐圈。（来源：亚洲时报）

http://zaobao.com/special/newspapers/2008/02/others080222zb.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