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a Earthquake aid through various organizations

1. Besides the Red Cross, some other reputable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are listed below:

World Vision, with its team on the ground in Sichuan already.
http://www.worldvision.org/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http://www.msf.org/
and their aid activities in China
http://www.msf.org/msfinternational/invoke.cfm?objectid=F0C221FF-15C5-F00A-25EC01698BD08B7D&component=toolkit.article&method=full_html

台湾慈济 Tzu Chi
http://www2.tzuchi.org.tw/case/2008cm/index.htm
and their aid activities in China. They've sent a plane to Sichuan and have a team on the ground already.
http://www2.tzuchi.org.tw/case/2008cm/html/02/index.htm


2. Grassroots, Independent aid initiative in China

Han Han, probably the best known young writer, along with other bloggers at the independent Bullog.cn started this aid initiated. Han Han is already in Chengdu.
牛博网友为四川大地震捐款捐物的方案
http://www.bullog.cn/blogs/liuyanban/archives/136782.aspx
http://my1510.cn/article.php?22900d5f5f929f0c
http://my1510.cn/article.php?c0113f7c3e1d1bd7

3. Matching Pledge by Rebecca MacKinnon, who was a CNN reporter, bureau chief in Beijing in the late 1990s, currently a professor at Hong Kong University. She has pledged to give $500 more, if 500 mor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ill also donate at least USD 20. So far 182 has signed up.

For more details, see email below. NOTE: you can donate to a number of organizations through this pledge.

Please make a public pledge of your support for the Chinese people by
going to this link on Pledgebank:
http://www.pledgebank.com/chinaquake

After making your pledge, please go right away to one of the websites
linked on the site (or to some other charity of your choice) and make
a donation. If you would like to suggest other websites where people
can donate online to the Chinese quake victims, please click on the
"comments" section and post the web link and/or any other information
you'd like others to know concerning donations.

Rebecca MacKinnon
Assistant Professor, Journalism & Media Studies Ctr.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http://jmsc.hku.hk)
E-mail: rmack@hku.hk | Tel: +852-2219-4005
Blog: RConversation.com
Co-founder: GlobalVoicesOnline.org
"The world is talking. Are you listening?"

谭嗣同: 我自横刀向天笑，路上行人欲断魂【西风独自凉】

不少网站都做过一个有趣的调查：假如坐上时光穿梭机，你愿意回到哪个时代？春秋战国、秦皇汉武、魏晋风流••••••网友的答案不一而足，理由也是五花八门。

成吉思汗和他的子孙横扫欧亚，撒播的不是文明与繁荣，而是征伐和死亡，与汉武帝的穷兵黩武一样，只是给本国和它国人民带来更为深重的灾难。这样的强国既未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没增加自由的空间，陡添百姓的赋税、徭役、兵役和死亡的机会，满足帝王将相功成名就的一己私欲，不去也罢！

盛唐气象，八方来贺，绣花枕头一包草。茅屋为秋风所破也就罢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去不得也，哥哥！

中华文明最值得骄傲的集中在辉煌灿烂的诗歌、绘画等艺术领域；政治方面，自始皇帝起就是独裁暴政，一片黑暗：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感性大于理性的文化基因，可以谱写出万古流芳的诗篇，清净无为的道家亦不失人生之一大寄托，于逻辑方面却差之远甚，无法诞生现代科学，工业革命和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改革也就无从谈起。

土地是丰厚的，也是贫困的。农耕文明生产的有限的物质财富与独裁者的贪婪、不断增加的人口之间的矛盾，以及游牧民族为争取生存空间与农耕文明发生的冲突，无可调和，只能不断地铁马冰河入梦来，不断地以大规模暴力起义化解社会矛盾，频繁更换奴隶主，陷入“毁灭、发展、毁灭”的怪圈。

那么，如果能够回到过去，选择哪个时代好呢？也许，我会选择1898年戊戌变法到1911年辛亥革命这段历史：

那是一个最坏的时代：鸦片战争、日清战争一败涂地；内忧外患，国仇家恨，求变之切为5000年所未有；那拉氏乾纲独断，变法失败，仁人志士亡命天涯，或喋血街头；天地同悲，万马齐喑；礼仪之邦，原是人间地狱！

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危难时刻，一大批青年才俊挺身锐出，爱国不必忠君，为国家争国格、为同胞争人格，首倡民主共和，实乃盘古开天辟地华夏空前之壮举，从三纲五常的古代奋起直追现代文明。

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满清政府，大兴文字狱、横征暴敛、屠杀人民，对准噶尔人施行种族灭绝的罪行尤其令人发指：1757年，在乾隆“必应全行剿灭，不得更留余孽”、“此等贼人，断不宜稍示姑息”的再三严令之下，定边右副将军兆惠率大军在新疆伊犁与塔城一带，对准噶尔与辉特两部的人展开大屠杀，“尽唤男丁而出，屠戮有声”，“数千里内，遂无一人”。准噶尔人从此成为历史，空留一个地理名词“准噶尔盆地”。

1873年，才气纵横、不可一世的谭嗣同年仅18岁，有“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之名句，刚烈、血气可见一斑。其痛斥满清惨绝人寰之暴行，有如怒马惊涛：

“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

独裁暴政越强大，对内对外的危害性也就越大；幸亏中国军事实力不强，否则，人类都将受“君主之祸”，与准噶尔人的下场一样；各国压制中国，乃老天有眼----此番石破天惊的“卖国”言论，于今读之，犹觉痛快淋漓，100多年前的冲击力可想而知。

遍查中国历史，有谭嗣同（湖北巡抚之子）这样有才有胆有识有格，视富贵如浮云，为普通百姓不惜肝脑涂地的爱国者吗？屈原、岳飞、文天祥等前辈自不可与接受过现代文明洗礼的谭嗣同相提并论，今之群氓“爱国者”，更不足为其奴隶。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媚大盗。”谭嗣同《仁学》对中国政治、学术之积弊洞若观火，堪为盖棺之论；千百年来，一人而已。

1898年9月21日那拉氏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大肆抓捕维新领袖，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日本使馆主动提出愿为谭嗣同提供“保护”，遭到慨然回绝：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9月28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谭嗣同，与林旭等其他5位维新志士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英勇就义。

谭嗣同非为一人之江山，而是为天下苍生求自由、谋幸福，舍身报国的人格魅力光耀古今；“我自横刀向天笑”：谭嗣同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迈，实为华夏第一人杰，激励着一个又一个不自由、毋宁死的热血儿郎：

唐才常与谭嗣同义气相投二十载，为刎颈之交；噩耗传来，无以为报的唐才常失声痛哭：“剩好头颅酬死友！”发愤“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被谭嗣同誉为“造世之雄”的林圭，立誓“中国流血自谭君始，我承其后”，参加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义，任中军统领。1900年9月27日，起义失败，29日，唐才常、林圭等20余人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清军杀害。林圭年仅25岁。

路上行人欲断魂：有时候，悲痛是最可靠最强大的力量。在革命党人前赴后继地流血牺牲、不断打击之下，腐朽的满清王朝摇摇欲坠。谭嗣同殉国13年之后，爆发了辛亥革命，终于完成了对满清268年黑暗统治的最后一击。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帝制寿终正寝。

1904年6月，谭嗣同棺木辗转运回湖南原籍，归葬于浏阳市城南约8公里处嗣同村石山下，墓地面积约160平方米，墓前华表上的对联写道：

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

谭嗣同堪称中华民族最优秀的代表：责任、勇气、理性、良知，以及他对强国和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批判，于今天的人们亦不无启迪和教益。

【张鸣 】高校大跃进培养的是奴才与愤青

【张鸣 】高校大跃进培养的是奴才与愤青
2007-10-05 　来源: 华商网(陕西西安)　
【张鸣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对于教授学者而言，权位和金钱是第一位的，声誉出现问题，只要你能动用各种关系，将之摆平就行，丢人不要紧，但不能丢位置。

按说，现在的中国大学，至少从规模上，已经达到历史的顶峰，中国的在校大学生数量，已经从1998年的340万，达到2374余万，过几个月，相信还会有大幅度的增长。毛入学率，从1998年的9．8％陡然升为22％，平均每年增加20％，我们已经拥有世界最多的大学生，而且是在8年内创造的奇迹。同期的中国的GDP增长，平均不到10％，许多经济学家已经在叫过热，而飞速扩张的高等教育，已经不能用过热来形容，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高校大跃进。

凡是大跃进，必然蕴含着危机。1958年的在全民大跃进的同时，高教也跟着大跃进，那场跃进，就当时而言，危害也是相当大的，多招了一些工农兵学员，学生出面编了一些垃圾教材，正规大学有几个月不能正常上课，教学秩序遭到了很大的破坏，但是跟今天的大跃进相比，委实小巫见大巫，今天这场高校大跃进，虽然表面的繁荣还在维持，但已经蕴含了一场波及广泛，内容深刻的危机，到爆发之时，整个社会都会为此巨大的代价，造成无可估量的社会震动。

高校的大跃进起于上世纪90年代后半。跟上世纪的大跃进不一样，这是一场完全由行政力量拉动的跃进，教育部是跃进的发动机和火车头。211和985工程的提出和施行，标志着高校大跃进的启动。所谓211工程，即面向21世纪，重点建设100所左右的大学和一批重点学科。工程在“九五”计划期间实行，在实行期间，1998年又推行了所谓的985工程，由于是在1998年5月提出的，所以叫985工程，这个工程在211的基础上，选择一部分大学，给予重点支持，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两批，前后38所高校入选。211工程的资金183亿，而985工程的资金仅第一期就达140亿。211和985工程，实际上就是用资金的高投入，在短时间内催生一批世界一流的大学，事实上就是大跃进。211和985启动后，地方上随即跟进，那些不能入选的高校，在地方财政的支持下，自筹资金，投入跃进高潮。与此同时，高校的合并也达到高峰，为了做大做强，各地高校开始盲目并校，有些地方，比如长春和杭州，几乎把全城高校全部合并，只剩下一所超级大学。长春当地民间流传一句话，当年吉大（吉林大学）在长春，今天长春在吉大。在合并浪潮中，一些地方的大专和中专学校，甚至非学历教育学校也乘机搭车合并，升级为本科。在跃进期间，为了弥补规模扩张造成的资金短缺，大学的学费开始猛涨，从每年几百元，涨到几千元，而随即到来的大规模扩招，使得学费收入相当可观，在此基础上，部分高校甚至开始大规模借贷，今天困扰人们的大学贷款债务问题，就是这期间形成的。

一、高校大跃进式的扩张，最大的恶果是加速了高校行政化和衙门化的过程。原来高校就有行政导向的问题，1952年院系调整，苏式高等教育体系的推行，高校已经成为国家行政事业单位，行政化不言而喻，但是，改革开放以来，高校体系开始从苏式的专才培养向国际通行的通才教育转化，在这个过程中，行政化的趋向大为缓解，教育部资源有限，对高校的控制很弱，高校里的行政化的问题，主要体现为机关干部和教师之间的矛盾，而在多数高校，机关干部并不占优势。做机关干部的，往往更乐于转成教师。而且，高校里的行政干部，逐渐被有学历有职称的人取代，学校还鼓励教师双肩挑，由具有教师岗位的人，出面担当学校的行政部门负责人。

但是，由于211和985工程的启动，教育部掌握了熟百亿资金的分配权，而且工程本身就要去有一系列行政操控措施，使得教育部加强行政控制顺理成章。教育部直属的重点高校，为了争取部里掌握的资源，竞相讨好教育部。在这个过程中，教育部对直属高校的控制力逐渐增强，不仅通过各种名目的评审，将高校牢牢捆在自己的战车上，而且掌握了高校的部分高级干部的人事权。教育部为了满足高校负责人的级别欲，借着建设所谓世界一流大学的热潮，推动部分顶尖高校行政级别升级，将12所大学升为副部级（现在副部级大学据说已达29所），实际上等于教育部为自己的司局级干部，找了几十个副部级岗位，这些年来，直接从教育部空降下来的重点大学校长、副校长，越来越多。

在行政化的过程中，评审是最有效的工具和最大的绳索，从刚刚在两会上炒得很热的本科评估上人们可以知道，这种来自教育行政当局的评估意味着什么，评估不合格，等于丧生办学资格，对于一般高校而言，属于生死存亡的问题，所以，才有会那么大规模的造假，隆重的接待和群众运动式的迎接。类似的评审，还有硕士点，博士点，一级学科，重点学科，重点学科研究基地，这些五花八门，外国人不懂，中国人外行也不懂的名堂，都是要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通过了，意味学校的档次上去了，通不过，就意味学校不够档次。而且，评上了不能一劳永逸，还需经过定期的检查评比，不合格就拿下，换上别个。

由于部属顶尖大学的示范效应，更由于各种评审的拉动作用，行政化浪潮很快就席卷了全国所有高校。差的地方院校追求升级，中专升大专，大专升本科，本科则追求上硕士点和博士点，同时，大学开始推行三级架构，即大学下属学院，学院下属系，将原来的系合并、或者不合并升为学院，原来的教研室升格为系，所有的人，行政级别不动，但名义上都升了一级。

同时，由于高校大跃进中各种名目的资金流向高校，学校和学院两级实体单位，有了更多可供支配的资金，因此，权力大增，985高校，一个不大的学院，院长手里可以支配的资金能达到上千万，资金分配基本上由长官说了算，学院里的教师，如果想要分一杯羹，只能讨他的好，因此，学院领导对学院教师的支配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跟当年基本上没有多少资源的系主任，不可同日而语。同样，学校的校长，连同学校行政部门的负责人，也因此权力而陡然增加，这就是为什么大学教授纷纷争当处长副处长的原因。教育部和国务院相应的学术评审机构，则成为各个高校竞相争夺的对象，如果能在国务院学科评议组占个位置，说明这个学校“实力”很大，在各种评审中，有很大的发言权。凡是进了这些机构的教授，在各自的学校都当然是级别最高的教授，说话极有分量。

有钱在手的权力，含金量足，威力巨大，虽然学校里的各种“长”，原本都是教授，但是加了长的教授，官架子摆起来，一样吓人。一个小小的学院，居然开起来会上要设主席台，台上按照官阶大小排座次，第一首长先说，第二首长次说，无论这种是行政性质的，还是学术性质的，在这个意义上，学校已经成了衙门。

不仅如此，在整个的官方学术体系中，只认官，不认学，某个学科的评审，上面只找那些在某几个顶尖高校当院长的人，似乎谁做了院长，谁就是学科的当然带头人。这样一来，学科的评审，就掌握在几个学官手里，哪个学校想要上什么“点”，评什么奖，评一级学科，重点学科，拿多少课题，都得看这些人的脸色。这些人，自然形成一个联盟，相互交换好处，互相推荐自己人，拿奖，拿课题，互惠互利。甚至，他们还定期聚会，联络感情，毫无忌讳。

二、由各种评审指挥棒驱使的行政化、衙门化的大学，一个直接的结果是败坏了学风，使各种形式的学术腐败，肆无忌惮地浮出水面。严格地说，中国的大学并没有我们所谓的大学精神，对于大学的求真求实，自由探索，社会担当等国际通行的品格，实际上即使在高校大跃进之前，大学中人也没有共识，但是，至少那时还作为精英教育的大学，多少还存在一些普遍的道义感，对社会也有某种责任感。然而大跃进无情地破坏了这一切。

各种评审的指标体系，主要是以科研为导向的，比如核心期刊论文数量，国际SCI论文数量，国家级课题数量，省部级课题数量，课题经费总量等等，关于教学培养方面，最有分量的指标是所谓的博士论文百优数量（即每个学科每年评一百个国家级优秀论文），实际上也是科研指标。在教育行政部门看来，争世界一流大学，主要是看科研成果，所以指标体系，以科研为主。可是，中国高校的这种指标体系，只要SCI还勉强有点国际性，而且也并非国际通行的衡量体系，其他的指标，实际上只是具有中国特色的自娱自乐。

中国所谓的学术核心期刊，其学术品质，原本就需要测定，但是，在各个高校发疯追求论文数量的情况下，南京大学带头发明了硬性规定研究生发表核心期刊论文作为毕业前提条件的方法，用“土法炼钢”的方式，人为拉高学校的论文发表数量，各个学校纷纷跟进，使这种本质上违法的行为，成为高校的新惯例。研究生做不出论文，就买，不仅买论文，而且买版面，各个学术期刊，因此出卖版面，蔚成风气，进一步败坏了学术期刊的质量。现在的状况是，跟中国有全世界最多的大学生相匹配，中国也有世界上最大的论文发表量，但科研竞争力却呈逐年下降的趋势。

核心期刊和论文发表如此，所谓的课题也如此，由于国家和省部级课题的选题方向，就是由几个顶极高校的学官确定的，因此，其学术性很成问题。至少就我所了解的政治和历史方面的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导向，就没有多少学术性，倒更像是宣传。而且课题的获得，跟学官的位置，调动资源的多少有关，往往官越大，课题就越多，当然也就越没有时间做（这是假定他们都有学问的前提下），只能让学生做，因此研究生们就成了导师的打工仔，廉价劳动力，这样的课题，能有什么质量，可想而知。中国国家级的课题质量差，已经不是秘密了，90％以上的课题，毫无用处。

这样一种基本上属于自娱自乐的评价指标体系，却使得所有的大学为之竞折腰，前面讲过逼研究生“土法炼钢”的增产方式，实际上，学校的教师，在定期的考评面前，也必须拿出东西来凑数，否则就会下岗。当然，如果产量高，也有奖励，尤其是在所谓A级B级刊物上发文章，奖金甚为可观（这个类别，居然有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这样一来，所有的教师，都必须围着考核指标转，以增产为第一需要。大家都在忙于争课题，跑项目，出文章，一本又一本的学术著作问世，形成了科研论著出版高峰和读者阅读量下降共存的奇特景观。

在这种科研成果的增产竞赛中，学风极其浮躁。从老师到学生，大家只想着早出、快出、多出成果，大量粗制滥造的所谓成果因之大量问世，简单重复，低水平重复，甚至充斥大量的常识性错误。同时，抄袭，做假，侵占他人（主要是学生）成果等学术偷窃和腐败行为流行，有些学校，越是所谓的大腕学者，越可能犯这种在国际上看来是学者致命伤的错误，因为附他名下的东西太多。由于对考评体系的特别在意，这些大腕的类似错误，往往得不到处理，因为如果一旦处理，不仅自暴家丑，而且可能丧生附生在大腕身上的评审资格，就算一个顶极高校，也不能无视这种损失。因为现阶段中国大学的地位考评，一是看学术权力（占有评审成员的数量和等级），二是看学术数量，而前者更为重要。

在国际上，教授学者，声誉是高于生命的，一旦一个教授学者的声誉有了问题，他的职业生涯就完结了，意味着他的余生，只能靠从事低级劳动为活。然而在中国，对于教授学者而言，权位和金钱是第一位的，声誉出现问题，哪怕是特别明显的问题，只要你能动用各种关系，将之摆平就行，丢人不要紧，但不能丢位置。至于对真理探索的欲望，人的良知，社会的担当，对学生的责任心，已经在相当多地位很高的教授那里找不到丝毫的痕迹了。

教授如此，学生就不用说了，高校大跃进这八年，是学生考试抄袭最严重的八年，也是学生论文质量最差的八年，网络普及之后，网络成了相当数量的学生各种论文的发祥地，连帮导师做的课题，也从里面搬，也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大牌教授犯抄袭错误的原因。大学这些年，最大的问题是在教学生做人方面的失败，在老师的榜样面前，有的学生甚至丧失了起码的责任心，起码的道义感。从某种意义上说，现在大学奉行的是奴才式的管理，干部管老师务必使之奴才话，要的就是听话，而这种奴才管理，转化到学生那里，则变成奴才教育和管理的双管齐下，结果是桀骜者变成了愤青，温顺者变成了下一代的奴才。国家和社会对大学培养独立人格，创造性人才的期望，在现实中已经南辕北辙。

三、高校大跃进，最大的危害，是给社会和国家制造巨大潜在的社会危机。大学的扩招和学费的翻倍增加，固然有政府拉动消费的初衷，但是从根本上，还是大跃进的需要。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公司化趋向日益严重，本身很像政府的大学，自然也不能例外。大跃进如果本身不能给大学带来现实的利益，仅凭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力量的推动，是难以奏效的。大跃进的好处不仅来自上面的拨款，而且还有下面的创收，在学校规模一定的情况下，招的学生越多，收益就越大。正因为如此，大跃进前一个只招3000人的学校，跃进之后，居然可以招到30000人。而且，各个高校还非常热衷于研究生的收费改革，将研究生的收费面，扩至最大。

大学收费激增最大的，其实并不仅仅在于让某些农村的贫寒子弟上不起学，或者逼死了多少家长，而在于大多数普通百姓倾家荡产，债台高筑供子弟上完大学之后，居然找不到工作。近年以来，大学生的就业问题，已经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连清华、北大、人大这样的大学，也出现了较大幅度的毕业生就业问题。具体统计各种研究有很多，但就我视线所及，我所服务的大学，有的专业，今年的本科应届毕业生到现在为止，一个签约的都没有，有的专业，即使找到了工作，也大多是靠父母的关系。同时，大家忽视一个现象是，现在大学的现状，越是农村的孩子，越上不了好大学，越是档次低的大学，收费反而越高（包括隐形的），但是就业前景，却异乎寻常地差，而这些地方，恰是农村和城市贫困居民孩子的去处。这就意味着，恰是那些砸锅卖铁供养大学生的家庭，最后的回报很可能是零，血本无归。

对此，教育部的辩解是，即使不上大学，这些人仍然可能失业。当然，此话有理，不过，不上大学，不付出如此大的血本失业，跟上了大学，付出巨大成本之后的失业，对于学生和对孩子寄予巨大希望的家庭来说，是根本不同的，在后者，他们对社会的挫折感会陡然增加不知多少倍。一个没有上大学的农村孩子，会比较坦然地选择进城找一份出力气的工作，但是大学毕业之后，能够做这样坦然选择的人，将不会很多，大学教育，已经剥夺了他们做一个简单劳动者心理承受力。

教育部的另一个解释，是说现在的大学已经成为普通教育，所以，大学生毕业就是应做一个普通劳动者。而且有不断有消息传来，说是大学生做了搓澡工，当了棒棒（搬运工），回家卖糖葫芦等等，当然，我们不能说大学生不能做这些简单劳动的工作，但是，如果大学生，包括一部分研究生毕业从事的工作基本上跟民工没有什么区别，那么中国的大学还能办下去吗？现在中国的城乡已经在流行新的读书无用论，很多孩子甚至连中学都不愿意上了，真不知道，按教育部现在的说法，如何应对这股潮流？从另一个方面说，现在的大学生就业，跟大学教学培养的现状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从前，外国人很看不起中国的大学，认为我们没有大学的理念，充其量不过是职业技术学校。但是，那时的大学，即使作为职业技术学校，也存在着知识老化、陈旧，跟社会和生产脱节的问题。但是由于改革之初，国家和社会知识人奇缺，而且国家对文凭高度重视，大学生就业，用不着接受社会的检验，这些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被遮避了。开放近三十年，在跟西方的交往中，中国的大学在方法、理论诸方面引进了很多东西，知识体系单一化的状况有所改善，但是，在学生素质培养方面，进步有限，而且教学尤其是本科教学，严重缺乏就业意识，原本还存在的实习环节，因为经费的问题，无论理工农医文，全部被削弱，很多学校甚至成为一种形式。教学，尤其是本科教学，对于大学的评价体系上的竞争，对于大学能否上档次，对教师的职称晋升，课题的取得，没有多少实质性的关系，从学校到教师，自然就不重视。教育部虽然三令五申，强调大牌教授上本科的课，但是又落实了多少呢？教师上课糊弄，让自己的研究生代课，已经不是个别现象了。现在正在进行的教育部主持的本科评估，看起来好像是在重视本科教学，但检查的项目，却落实在大纲之有无，教案是否完备，教学检查有无进行，考试是否分了期中和期末，平时有无作业，考试有无标准答案等上面，这些形式和程式化的东西，即便是全部做的中规中矩，是否就意味着大学教学做好了，我想不是。1930至40年代的中国大学，越是有水平的教授，讲课越不规矩，讲文学史的，一个学期只讲了一个庄子天下篇的也有，很多人甚至拒绝留作业，拒绝判卷，但是那时代的几十所顶尖大学，却是国际公认的中国最好的大学。

更何况，就连这样的检查评估，也往往流于形式，由于评估有事先的通报，给被评估者留好了充分的准备时间，结果各个学校普遍造假，甚至发动师生假期不休息，将所有的记录修改重做一遍，届时评估的时候，评估专家只要被伺候好了，自然心领神会，不会煞风景。这样的评估，我怀疑不过是教育行政部门将大学不断地束缚自己战车上的一种手段，跟本科教学没有多少关系。

大跃进之中的大学，是个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所在，有了点洋理论，但无法教学生做学问，上课糊弄，教不会学生怎样做事。扩招等于注水参假，教学实习各个环节都偷工减料，即使在职业教育方面，比跃进前还要差。

这样的大学教学培养，既不能教会学生做人，也不能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做事的基本素质，见过太多这样的学生，四年学下来，什么都不知道，只学会了上网，K歌，谈恋爱。最严重的问题是，毕业生严重缺乏责任心，这是令用人单位普遍头痛的问题。事实上，一方面，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一方面，用人单位，尤其是那些民营企业和外企，又往往找不到合适的人。

四、眼下，高等教育，已经成为民生三大难题之一。高校大跃进引发的危机，并不局限在教育领域，已经隐含着整个社会的危机，不仅影响到国家的科技文化进步，国家的竞争力，影响到国家产业的转型，而且隐含了社会的动荡，随着就业的困局扩大，大学毕业生失业比例增加，现在据说已达70％，每年抛到社会上的几百万的失业学生，对社会意味着什么，不用说大家都明白。

高校大跃进，本质上是一种在不改革体制的条件下，靠注入大量资金，在短时间内使大学上档次，甚至打造几个世界一流大学的设计以及这种设计的实施。用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的话来说，就是相当于给没有改制的国企，注入大量资金，以期实现经济奇迹。当然，只要钱足够多，奇迹倒也不是完全不能发生，可惜只能是形式上的奇迹，既没效率，更谈不上品质，甚至会败坏已有的品质，就像1958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一样，钢是炼出来了，都是废品，至今已堆一堆的，在河南田野上还能看见。果然，现在的大学，只有规模的扩张，楼堂馆所的兴建，而实质品质的提升根本没有，甚至还在下降。原有的行政导向，在资金的扶助下，如虎添翼，形成了垄断权力和垄断公司畸形结合的怪胎，这个怪胎，将原体制的弊病统统发挥到了极致。

从某种意义上讲，现在的高校大跃进，具有某些洋跃进的味道。因为这个跃进，号称是在学美国。因为美国的大学是普通教育，我们也得是普通教育，不能再是精英教育。但是人们似乎忘了美国的大学教育，从精英教育到普通教育，花了多少年，目前的国力和教育水平跟我们相比是如何，而我们却在仅仅八年时间，就完成了美国化。现在中国有种很奇怪的现象，一方面，拼命排斥美国化，但是另一方面，很多改革都以美国为尺度，无论多么荒谬的事情，只要说一句，美国也是这样的，就万事大吉。

其实，在这种美国化的洋跃进背后，是国家的好大喜功和部门利益冲动的奇妙结合。国家虽然得到了一点虚荣，学生数量第一，论文数量第一，也在短时间内拉动了一点内需，但真正捞到好处的，却是教育行政部门。虽说眼下是个部门利益扩张的年代，但是没有任何一个部门，能够如此大规模肆无忌惮地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不受到遏制，让自己势力范围的所有单位，都乖乖地听命，也没有任何一个中央的部委，可以掌握几十个副部级的职位，以至于教育部的每一个司长，都有担任实职的副部级首长的机会。大跃进一旦既成事实，国家似乎只能随之起舞，直至水枯鱼烂为止，即使到了这个地步，烂摊子不管多烂，也只能由国家出面收拾。

http://news.163.com/07/1005/09/3Q1GG66O000121EP.html

【张闳】愤青的狂暴已经接近病态

张闳:愤青的狂暴已经接近病态
2007-07-26 　来源: 南方网　

　　话语暴力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无非是借助“爱国”的道义力量，为话语暴力确定合法性保护和爆炸性力量，与“爱国”与否本身关系不大。

策划：林斌 执行：谢海涛 景锦

受访人：张闳 上海同济大学哲学系主任、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理想主义愤青时代

南都周刊：据说“愤青”一词本源自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指欧美左翼思潮中，那些主张颠覆传统社会价值的叛逆青年。在中国大陆，最早的愤青是指那些上山下乡的知青，你认为是什么具体原因促使愤青在“文革”前后的产生？和国外的愤青相比，他们有哪些异同点？

张闳：由“知青”变“愤青”，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些“知青”的前身是“红卫兵”，多半是一些抱有革命情怀的年轻人。在成为“知青”的初期，也依然相信自己将在农村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但事实上呢？他们被放逐到陌生的环境里，为生存而苦苦挣扎。当初的理想破灭，人生毫无前途。尤其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他们开始反思，1970年代中期，一些觉悟的青年通过阅读禁书和小氛围的思想交流，重新寻找人生的价值。直到“文革”结束后，他们的声音开始浮出水面，表现为“今天派诗歌”和“伤痕小说”等。

与1960年代西方的左翼愤青相比，知青一代的中国愤青更理性。1960年代西方学生造反运动与“嬉皮士”运动密不可分，他们更强调欲望、生命激情，在形式上跟“红卫兵”运动很像。但知青一代则是通过对“文革”和“红卫兵”运动的反思和背离，来表达自己的。他们虽然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叛逆姿态，但更多的是耽于思考而疏于行动，较少具有破坏性。虽然他们也并没有表现出强大的建设性，但充满了对新的理想和价值的呼吁。在旧的理想和价值业已破产的情况下，甚至扮演了新的道德代言人的角色。

南都周刊：“文革”以后的1980年代，是慷慨悲歌的理想主义的天下，从文学上看，大批“知青小说”，表现一代知识青年在那场荒谬的历史运动中所显示出的理想追求和人格精神，另有一些作家以平民代言人的角色，描写社会下层的追求及幻灭，默默无闻中孕育的愤怒和反抗。有人说，以上社会因素促成了理想主义愤青的成长，比如梁晓声就公开宣布：我是一个愤青。这一阶段的愤青有什么特征？

张闳：“文革”后，国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通过高考、返城、招工等措施，知青大多得到了安置。更为重要的是，全社会有了新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实现现代化。至于如何实现且不论，但至少在理论上承诺了每个人都有自我价值实现的可能。在此种情况下，愤怒的理由不多。纵然个人有诸多不满，但在当时都被解释为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但“阵痛”。因此，当时的“愤青”所针对的大多依然是“文革”。

接下来的问题是，新时期的社会理想虽然在理论上高唱的是“实现四化”，但公众的日常生活却越来越务实，越来越物质化。而对“红卫兵”、“知青”运动的否定，同时也包含着对一代人青春的否定。一代人已然失去了青春，如果又得到多少物质利益的话，他们的生命价值就显得很低廉了。所以才会有梁晓声这样的作家，他们试图通过文学重新在“知青”生活中发掘激情和理想辉光。让那些在新时代并没有得到多少利益的普通人，在对昔日时光的回忆中重拾青春理想，以赢得自我肯定。这是一个善意的动机，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旧梦，一个“一无所有者”的精神鸦片。

更年轻的一代人则不同，比如崔健。这一代对“一无所有”的理解，表现得更加坦然。他们更愿意以一种游荡的姿态，表达对现存秩序和价值的反叛。由此看来，梁晓声既不愤、也不青。崔健才是那个时代的愤青代言人。

南都周刊：1980年代后期，是理想主义逐渐告别中国的时期。一个例子，就是后来电影《保尔·柯察金》，解构了保尔·柯察金这个影响中国几代人心灵的理想主义英雄形象。这是否意味着理想主义愤青的归隐江湖，其原因是什么？

张闳：保尔·柯察金的故事是一个问题男孩变成革命战士的成长小说，这个过程，“知青”一代人已经演绎过一回了。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故事除了怀旧之外，不再有其他功能。而对于更年轻一代人来说，成为革命战士的机会也不多。即使没有这样一个剧本去建构它，它的意义也不如当年。人们在英雄梦想破灭之后，更愿意看见真实的、普通的自己。这个解构的故事只是这个时代精神变化的结果。如此而已。

民族主义愤青的崛起

南都周刊：1990年代，全球化日益加深，民族主义再度兴起。此时，愤青概念也开始分化，一些人逐渐与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联系在一起，被冠以民族愤青之名。你怎么看待这一类愤青产生的背景？

张闳：一般而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在民族国家面临生存危机的情况下，才容易出现的。它出现在1990年代的中国，情况确实非常特殊。这个时期，中国开始进入全球化的国际秩序当中，一般而言，这是中国国家发展的一个新的机遇。毫无疑问，它同时也是一个挑战。进入全球化体系会引发民族认同危机吗？

新的国际秩序需要学会新的外交原则。这些原则既有“丛林原则”式的强权政治，又有多重势力相互妥协的商谈政治。这两种交往原则，中国人都没有学会。既无力应对强权，又不懂得妥协。挫败感无可避免。这就刺激了100多年来中国公众最敏感的心理旧创——民族屈辱。100年的历史仿佛是一个圆环。在民族主义这一点上，官方新的意识形态与民间文化心理达成了空前的契合。对于愤青来说，适当地表达一下民族义愤，这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在心理上也是安全的。

南都周刊：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的流行，标志着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升温，它有着怎样的影响？

张闳：尽管《中国可以说不》是一本刻意制造出来的粗糙之作，但它确实是合时宜的。“说不”，是表达愤怒的通行手段。国家可以“说不”，这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说不”行为以合法性，而且，有可能将“说不”行为上升到民族国家大义的高度来予以肯定。这对愤青是一个强大的心理支撑。尽管他们未必知道为什么要“说不”、对什么东西“说不”和如何“说不”。

南都周刊：伴随着网络的普及，“愤青”一词频频出现在BBS及QQ群聊天室。充斥论坛的往往是各种漫骂和煽动性的“爱国言论”，粗鄙的人身攻击和诋毁，还有对战争的无原则鼓吹。最新的一个事例，就是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被骂为汉奸，被迫失声。怎样看待网络极端愤青的杀伤力？

张闳：互联网话语暴力，并非仅限于民族主义愤青。这是中国大陆一个普遍化的暴力倾向。话语暴力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无非是借助“爱国”的道义力量，为话语暴力确定合法性保护和爆炸性力量，与“爱国”与否本身关系不大。葛红兵的言论确实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但他恐怕还没有资格被称之为“汉奸”。

其实，愤青是话语权利资源相当稀薄的一群，如果没有互联网，他们很少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一旦有了这样一个意见发布平台和表达权利，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来使用它。互联网的匿名性和群体效应，为愤青提供了很好的心理保护，愤青只能满足于在虚拟空间里获得一些虚幻的表达权。虽然他们依靠数量和音量，似乎发出了很强的声音，但实际上他们的声音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因而也就变得可有可无、无关紧要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依然是话语上的“弱势群体”。他们的表达权相当有限，而且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一个版主随随便便在几秒钟之内，就可以把他们的言论删除得一干二净。所以，这种貌似强大的声音，实际上是弱不禁风。虽然我不支持愤青们的暴力化的表达，但我觉得社会应该为他们提供更充分和更可靠的表达权利和表达空间，否则，这种暴力化的反弹将会更严重，后果也更危险。

这些人是靠不住的

南都周刊：就目前来看，极端民族主义愤青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反日和反美愤青；第二类人则是反美愤青的分支，不顾道德和国际法则，通过将本·拉丹和萨达姆等人奉为英雄，来发泄心中的情绪。第三类人是要求武力攻台者。在全球化时代，从国与国以及国与地区的关系来看，民间的民族主义具有微妙的制衡机能，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引导并建构一种健康的民族主义，如何来看待这一类愤青的影响？

张闳：我对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言论并不特别在意，无论它是反美还是反日。一般而言，它还只是停留在盲目的情绪冲动的层面。这种盲目的本能冲动，隐含着某种危险性。但要传化为危险的行动，还需要一些重要条件。一是极端主义理论。比如本·拉丹的基地组织，有伊斯兰原教旨为理论基础。二是强人式的领袖。目前中国所谓“极端民族主义”愤青，缺乏这样的条件。

民族主义是一个含混的、似是而非的概念，根本就没有足够强大的心理凝聚力，而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强人式的精神领袖似乎也没有可能出现。缺乏这两者，愤青就只能沦为乌合之众。依靠盲目的本能冲动纠集在一道，一有什么危险的风吹草动，旋即做鸟兽散。萨达姆就上了这些人的当。当初他们支持萨达姆，狂热反美，结果怎么样呢？国家真有危难，这些人是靠不住的。

南都周刊：从国内原因来讲，有学者认为，极端民族主义愤青以及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滥，会形成一种深层的“受害意识”，不利于我们民族奋力争取富强的精神资源；而且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这种激愤民族主义将有可能走向“闭关锁国论”，又必然与极左思潮的死灰复燃相联系，这个有没有道理？

张闳：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对外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对内的极左思潮是最容易结盟的。这二者的同盟一旦建立，将是社会政治生态急剧恶化的征兆。不过，这还要看这种思潮所影响的人群。在现代政治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对国家发展走向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依靠人群的数量。如果人数能决定国事，那政治改革就已经完成了。

南都周刊：有社会学家认为，极端民族主义愤青虽然爱国，但其激进的思维方式和言论却有可能因“遮蔽了真理”而最终导致误国。鲁迅先生早在许多年前称他们为打着爱国旗号的“爱国贼”。如何评价以上言论？

张闳：我在网上已经看到过称鲁迅为“汉奸”的言论。这已经够极端的了吧。如果鲁迅也是“汉奸”的话，我就不知道这些“爱国者”所爱的“国”是一个什么东西了。我只能称他为“无赖”。这种无赖实际上什么都不爱，只爱一个空洞的、子虚乌有的“国”，用来应对自己内心的麻木、愚顽和冷漠。对这种人，有一个西方思想家说得一针见血：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

粪青玷污愤青的名字

南都周刊：从积极的意义上考虑，有一种愤青，是具有正义感、责任心、公民意识觉醒的人。他们嫉恶如仇，鞭挞时弊、为己为民争权利。然而愤青的概念发展到今天，他们也似乎已经被妖魔化、边缘化，被“一锅煮”，有没有为愤青正名的必要？

张闳：“愤青”原是指那些有理想、有激情、有勇气、有正义感和有责任心的年轻人。有正义和责任在心，才会对不公有愤怒。事实上，任何一个正直的人，在年轻的时候，都不同程度上是“愤青”。而如今，“愤青”已被写作“粪青”，表达了人们对那些盲目、愚昧、没有理性、不负责任的言行的不满。“粪青”的种种无端的狂暴情绪，已经接近病态了。他们对具体的事物漠不关心，对具体的不公视若无睹，对身边的事物也没有爱。只有一派歇斯底里的狂吼乱叫。如果这不是心理病态的话，那么，就是没有廉耻。“愤青”已经成为“无赖”的代名词，很难再纠正。“粪青”应该为“愤青”这个可爱的名字被玷污负责。

http://news.163.com/07/0726/08/3KAK1AHI000121EP.html

資助九年 馬英九與史瓦濟蘭女兒相認

世界展望會3日舉辦「與世界的兒童做朋友」禱告音樂會，總統當選人馬英九（左）親自出席與他的資助貧童─來自史瓦濟蘭的奈莉西薇（右）見面，雙方高興得相互拉手致意。（季志翔攝）

2008.05.04
資助九年 馬與史瓦濟蘭女兒相認
朱武智／台北報導

準總統馬英九近十五年共認養十名國內外的貧童，昨天下午，他與資助九年的史瓦濟蘭女孩奈莉西薇（Nelisiwe）相認。馬英九送她英英字典與書包當見面禮，奈莉西薇則送卡片恭賀馬英九當選總統，並會天天為其祈禱以治好國家；馬英九笑說，「我真的非常需要。」

台灣世界展望會昨天舉辦「與世界兒童做朋友/禱告音樂會」活動，邀請含台灣共十一國、一六三名貧童到台北參訪。馬英九代表資助人上台致詞時，史瓦濟蘭盧邦波（Lubombo） 社區兒童合唱團廿名小朋友站在舞台上，馬英九轉頭望一回，立時認出了奈莉西薇並與她相擁相認。

馬英九說，他共資助認養十名孩子，國外有三名，分別是厄瓜多、越南與史瓦濟蘭，其餘都是台灣的小朋友。他說，十年前他到索羅門訪問，看到當地小朋友穿著國人捐助的學生制服，上面還繡著「清溪國中」、「張文郎」的字，讓他想起自己小時住萬華西園時，就曾穿過別人捐助的衣服、受人幫助。

馬英九在十五年前，每月定額捐助世展會、家扶基金會以認養貧童。奈莉西薇是他九年前認養，當時，奈莉西薇只有九歲，如今見了面，她已經變成十七歲的少女。

馬英九說，他與認養的孩子之間有些微妙巧合，像奈莉西薇與他同月同日生，但兩人差四十歲；還有一名孩子的生日，跟她女兒相同。

「父女」相認時，馬英九送給奈莉西薇一本英英字典，還有一個皮革與尼龍材質的書包，希望她能用功念書。奈莉西薇則以親手寫的賀卡回贈馬英九；馬英九一邊看內文，一邊代為翻譯，當馬英九念到，「你要審慎的面對總統的職務，並要用雙手捧著」時，馬英九立時翻譯成「戒慎恐懼」的成語，並轉頭問奈莉西薇「誰教妳這些」，奈莉西薇則微笑以對。

之後，馬英九又念到「我會天天為你禱告，祝你治理好這個國家」時，馬英九又回頭對奈莉西薇說，「妳的禱告，我真的很需要，非常需要」。他們的對話，引得現場熱烈掌聲與笑聲。世展會人員表示，奈莉西薇有九個兄弟姊妹，父母雙亡，她與祖母住在一起。


中時電子報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Focus/2007Cti-Focus-Content/0,4518,9705040171+0+0+120522+0,00.html

赖幸媛：民主的真谛不在于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多数应该尊重少数

赖幸媛：两岸开放 两原则一必要
（台湾） (2008-04-29)
　　（联合早报网讯）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准陆委会主委赖幸媛昨（28）日接受经济日报专访时强调，推动两岸开放政策，应该掌握「两个原则、一个必要」，就是要有配套措施、利益要全民共享、必须务实。她说，只要是有利民众的政策就会积极执行。

　　赖幸媛说，大陆政策由总统、国安会、行政院相关部会包括陆委会、海基会等协商后共同制定，总统定案后由陆委会执行，涉及公权力的两岸事务，陆委会就授权海基会去做，陆委会一直都参与决策，虽然陆委会主委、海基会董事长隶属不同政党，但不至于政出多门。以下为专访纪要：

　　不统不独不武 理念一致

　　问：为何答应接任陆委会主委？

　　答：马先生跟刘院长跟我详谈时提到，追求和谐的两岸关系是台湾主流民意，应该在维护台湾主体性，以及照顾台湾人民利益的理念下推动两岸政策，我们的理念颇为契合。

　　目前主流民意希望维持现状，也就就是「中国民国台湾」、「不统、不独、不武」。在这样的现状下追求和谐的两岸关系，这个理念也跟我一致。

　　接下这个工作是满大的挑战，需要有勇气去承担。我也认知到，两岸关系与大陆政策攸关全民利益，我认为大陆的政策主要目的就是：维持台海稳定、促进东亚和平、增进台湾人民幸福。马先生与刘院长也非常能够认同我的看法。

　　问：大陆投资上限40%是否松绑、开放陆资来台，尤其是投资房地产这些问题，理念是否和马萧一致？

　　答：这不是理念，这是政策、措施。也就是说，你可以有十种措施，甚至20种、100种，可能是观光、包机、40%限制、房地产、人民币，但只要是跟开放相关的措施，都要抓住「两个原则、一个必要」。

　　所有开放利益 全民共享

　　第一是任何开放措施都需要有完善的配套，这样才能降低外部性效果。外部性效果都是负面的，可能是环保、是失业、贫富不均等等，所以一定要有配套措施。

　　第二个原则是，所有开放利益应该由全民来共享，不能只被特定利益团体独享，要照顾到中下阶层跟弱势族群。

　　一个必要是什么？两岸关系的任何作为，不是说台湾要开放就能开放，一定要双方都有善意跟共同努力，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务实。

　　问：怎么看待「九二共识」？

　　答：我觉得中文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常常会误导。「九二共识」是2000年4月形成的，当时双方有了「understanding」，决定先搁置高度争议的问题尽早展开协商，双方愿意采取暂时搁置的方式来处理。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在「九二共识」这个词里面绕，这只是个名词，不要陷入说文解字。

　　「一中各表」是符合当年的事实，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今年3月26日布希跟胡锦涛通电话，新华社的英文版也有提到「一中各表」，而我方的「一中各表」就是「中华民国」，也就是互不去否认对方。

　　问：如何看待外界对你出任主委产生的不同声音？

　　答：我可以理解，但我们应该看怎么做比较重要。民主的真谛不在于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多数应该尊重少数，这样才能形成完整的民意。

　　为什么要形成完整的民意？因为两岸关系太敏感、太复杂，我们必须扩大它的社会基础，否则无法追求和谐的两岸关系，也没有办法巩固我们自己的主体性与利益，投给民进党544万张选票所代表的民意跟意志必须得到尊重，政府是全民的。

　　问：过去似乎较少参与两岸事务？

　　答：我参与非常的多，两岸、国际跟国安是我的专业。我在国安会四年，涉及所有的案子全部跟两岸有关。但因为这都是机密性质，所以外界不知道，这可是很实在的经验。

　　两岸国际国安 我的专业

　　问：准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近期对两岸事务发表很多看法，会否影响你日后与江的互动？

　　答：政府只有一个，不会政出多门，大陆政策就是由总统拍版定案，大陆政策体系我们有严谨的法律架构。海基会董事长是高度象徵意义的职位，政府委派的人都有很高的声望，包括江董事长，我相信海陆两会还是会维持过去优良的传统。

　　问：怎么看待外界将你和八年前蔡英文出任陆委会主委做比较？

　　答：这是你们拿来比的啊！蔡主委八年前不是讲过一句名言，「橘子是橘子，苹果是苹果，橘子怎么跟苹果比？」我很尊敬她，未来也会向她请益。

http://zaobao.com/special/newspapers/2008/04/taiwan080429c.shtml

第二波内阁名单公布　最具争议人事安排
台联前立委赖幸媛 接掌陆委会主委

（2008-04-29）
年龄：　52岁
籍贯：　台湾台中

现职：　无

学历：　英国萨塞克斯(Sussex)大学发展政治社会学博士、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暨比较政治学硕士

经历：　台联党立委、国家安全会咨询委员、WTO入会谈判执行人、台湾经济研究院专任副研究员兼国际事务处处长、中华台北亚太经济合作研究中心创办人、淡江大学国际企业经营系兼任副教授、记者

马英九跨党派用人

学者：是好牌、高招

　　海洋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兼任副教授王昆义向本报表示，启用赖幸媛，显示马英九有意把两岸路线调整为“相较于太右的连战(国民党荣誉主席)及太左的陈水扁，反而比较中间的李登辉路线（有限度的开放、2007年时否认支持台独）”，一来可向500多万支持民进党的选民展现最佳回应，二来可透过陆委会与海基会的分工切割，由海基会执掌三通及经贸事务协商，陆委会担负国家主权谈判的挡箭牌，不仅不会违背马英九在经贸政见的承诺，同时增加政治议题谈判的回旋空间。

　　王昆义说：“赖幸媛这张牌对民进党以及中共来说，是张好牌、高招。”

　　东海大学政治系主任傅恒德向本报表示，赖幸媛任陆委会主委，可在新政府上路后所产生“西进躁进现象”，产生平衡的路线微调，在两岸政策的对内协调上，可从政党平衡的角度出发，与对岸进行对等谈判；未来推动两岸事务政策，难免出现协调上的问题，相信从政人物会有心态及作法的调整。

中国第一个世界冠军容国团被逼自杀

2008-04-18 08:56:45　来源: 人民网(北京)　
　　总理的指示，使有关部门不得不重视。经详细调查容国团的死因，他的遗体在几天后才火化。极左势力那时也是强大的，他们居然在容国团死后到他家进行了一次抄家洗劫，对死去的和活着的都不饶恕。

中国乒乓球拿了数百个冠军，但是第一个冠军是最伟大也是最艰难的冠军。他就是容国团，一个贡献非凡、聪明绝顶的人。他不仅拿到了第一个世界冠军，而且用智慧和心血为中国女子乒乓球夺得第一个团体冠军。要知道，那时中国女队实力要逊于日本队。可惜，他仓促地离开人世，当时只有30岁。

今年是容国团70诞辰，是他不幸离开人世40周年，明年是他为中国获得第一个世界冠军的50周年。我们不能忘记这位中国乒坛最杰出的英雄。

容国团之死

一个人，当他选择离开人间到另一个冥冥世界去的时侯，他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那对亲人的怀恋，对往昔美好岁月的追忆，以及对眼前世界的倦怠，各种错综复杂的感情，都会在心中像潮水般汹涌。

一九六八年六月二十日，从国家体委大楼里走出了一位年青人，他刚刚参加完批判大会，满脸愁云，双眉紧蹙，一双大眼似乎心不在焉地扫视着前方，这种异样的表情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留意。因为那时，这绝望、憔悴的面孔，在凡有人群的地方都会见到。

他，拖着象灌了铅的腿、迈着沉重的步伐，回到了家里。他留恋地看着这个刚建立三年的温暖的小家。他眷恋贤惠的妻子，疼爱不满两岁的女儿，更牵挂与他相依为命的老父亲。他知道，自己就这样走了，会给家庭带来怎样巨大的悲怆！但，他是个男子汉，又有着十分执拗、甚至过于执拗的个性，一旦选择了一条路，就义无反顾地走下去。他颤巍巍地拿起了笔，用泪、用血、用生命写下了临别的心声：

“我历史清白！”

“不要怀疑我是敌人！”

“请允许我最后一次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他郑重地把遗书放进自己的口袋，又装进了一条尼龙绳……

妻子黄秀珍回来了。她知道丈夫心情不好，政治风云变幻，她已做好准备，一旦他被拘留，自己也要前去和丈夫一起过“牛棚”生活。她一边想着心事，一边把晚饭端到丈夫面前，一同吃起来。

“今天的会有什么新情况吗？”妻子看了看丈夫的脸色问？

“还不是老样子，总免不了要揪我。”丈夫眼里闪动着愤懑的光泽。

“你怕什么，事实总是事实。”妻子像往日一样抚慰着。

妻子要开会去了。他欲言又止地望着妻子，眼神中蕴含着深情、哀伤和歉疚。因为他决定远行了。他走了。走向遥远的“天国”。他是一个普通的人，却也是一个非凡的人――他为中华民族体育争得了第一个世界冠军，是我国体育史上当之无愧的英雄。容国团，你这响亮的名字，曾震憾了多少人的心灵。容国团，你不该匆匆离开你热爱的球台，不该离开你心爱的亲人，更不该舍弃你的青春与生命。走上这一步，到底是为什么？

难道是他意志薄弱？

对于一位名人之死，人们总是想把来龙去脉弄清楚，这也是对历史负责任。在那特殊的时代，在众多受凌辱的人中，为什么他偏偏要以死抗争呢？

可是，在人离世前，不会象摄像机一样在大脑皮层留下记录。而那个年月也太黑暗了，别世的人，留下的遗书也只能是经过筛选的话，因为他们还要考虑到尽量少诛连自己的亲属。他们甚至不能象革命先烈那样，在公开的敌人面前，痛快淋漓地倾诉自己的愤恨。在人们印象中，大凡寻短见都是意志薄弱者。其实也不尽然。一个从各国强手的密林中冲杀出来的人，一个代表中国率先登上世界冠军奖台的人，必然有着超人的意志和品格。

容国团是从苦难中崛起的。在五十年代初，在还谈不上繁荣的香港，他十三岁便因生活困难而退学。因肺病折磨得瘦骨伶仃的他，打过杂，搬运过又脏又腥的鱼。在老板的喝斥声中，他没有半点的媚骨。那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周年的时刻，16岁的容国团兴奋地参加了一场庆祝国庆的乒乓球表演赛。鱼行老板暴跳如雷，向容国团发出了警告：“你马上给我写悔过书！”容国团毫不示弱地回答：“爱国无罪，不能写悔过书。”老板再度紧逼：“你要考虑后果。”容国团更是斩钉截铁：“人头落地也不写！”

他果真辞退了工作。鱼行老板自知赌注下错了。他并不看中容国团的力气，他只是为自己的球会少了根台柱子而后悔。老板不得不反过来加薪，求容国团去球会打球。容国团不是为五斗米折腰的人。他一口回绝：“不去！给多少钱也不去，我人穷志不穷。”

1957年，他怀着当主人的心情回到了大陆。在跨过罗湖桥的第一天，他激动地在日记中写道：“这是我走向新生活的第一天。当我踏入广州体育学院所在地时，早已相识的乒乓球运动员纷纷向我握手问好，表示热烈的欢迎。这时侯，我心里充满了幸福感。很久以前，我就想成为他们当中的一个，现在终于如愿以偿。1957年11月1日夜。”多年后，他还这样评价自己的父亲：“我一生最感激父亲的，就是他支持我回到社会主义祖国来。”

容国团的意志和品格更体现在对待理想与事业上。他回来后，周密研究了世界乒坛的现状，感到自己应该为国争光，去争取中国人从未得过的世界冠军的金杯。他在省体委提出，要在三年内夺得世界冠军。不少人摇头、怀疑。他身体不好，名望较荻村、别尔切克逊色多了，又没有参加过世界性比赛。他对此只是付之一笑，对他能力的怀疑只能是一种新的动力。为了使自己适应未来的鏖战，他练长跑，练举重，练跳绳。半年过去，他的体质增强了，变得壮实潇洒。而他的技术，也因其抽、杀、削、吊、拉、搓、推、挡样样精通，而被誉为“八臂哪吒”。

在25届锦标赛中，他先是拉下三位欧洲大将，接着又淘汰欧、亚两颗明星：星野、别尔切克。半决赛中，遇上连挫中国强手的迈尔斯。打法刁钻的迈尔斯，起初以2:1领先，在大势将去的危急情势下，容国团不气馁，不手软，以大力推挡和多变的搓球，终于使迈尔斯节节败退。最后，在决赛中又碰上曾九次获得世界金牌的匈牙利老将西多，人们已为西多准备好祝捷的鲜花。然而,容国团在落后一局的劣势下却奇迹般地连扳三局。中国体育史上具有历史意义的一页被容国团掀开了！西多在比赛结束后对记者说：“只有钢铁般的意志，才能经受住严峻的考验，容国团的胜利证实了这一点。”这是多么恰如其分的评价。

他过于珍惜自己的名声吗？

容国团这位叱咤风云，受人钦佩的人物突然被推入污泥浊水中，这使他极端苦闷无法解脱只好以死消除苦闷。他过于珍惜自己的名声吗？我们把时间推达1959年的第25届世界乒乓球赛上。当他与西多激战三局拿下最后一分，斯德哥尔摩的威斯法伦大厅里掌声四起时，容国团却异常平静。他仿佛在向轻视中国的外国人宣告：为世界创造了灿烂文化与文明的民族，也能拿世界冠军！两年后中国男队与日本队相逢，容国团在第8盘中迫使星野把最后一个球击出界外，从而结束中日决赛时，他再也抑制不住了！他扔掉了手中的球拍像孩子似的在球场内为中国队第一次夺得世界团体冠军而欢跳。这是一种崇高的精神境界：他把集体的荣誉看得比个人的荣誉重要得多。

无法平衡的心理

在中国乒乓球队里，容国团是最讲究用脑子打球的。他打球不如王传耀凶狠，也不如徐寅生多变，但他扬长避短，善于琢磨对手，使他率先跨出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中国女队六十年代初实力不如日本，他担任女队教练后，便针对日本队的状况制订了以柔克刚、出奇制胜的规划，他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当中国女队在南斯拉夫卢布尔雅那打翻身仗的前一天，足智多谋的容国团画了一条龙：以梁丽珍、李赫男的名字横贯龙身，而林慧卿、郑敏之的名字充当龙睛，喻意两块直拍一路攻克欧洲各队后，由两块横拍在最后决赛中制服日本队。他的这一杰作，指挥中国女队打了漂亮的翻身仗，第一次赢得女子团体冠军。

容国团是有思想有理智的人。他的学历并不高，但他好学，一本书、一杯茶常常能陪伴他度过一个假日。他精神世界追求的东西很丰富，知识面之宽广常令人吃惊。一次出国访问，他同一个意大利人交谈，他讲起意大利的民族英雄加里波第，讲到了他打仗时的战略战术，讲到了他的为人品质，这位意大利人听后感慨地说：“你比我这个意大利人更了解他。”原来，他在学习马克斯、恩格斯的军事著作时，曾做过详细的笔记。他喜欢音乐，常常陶醉其中，一些年轻的运动员见他如醉如痴地听唱片的样子，曾感到奇怪。他会详细地讲述作品的内涵：《英雄》的激奋、《命运》的壮丽、《田园》的辽阔，逐渐使一些年轻运动员也跟他一样入了迷。他还爱踢足球、游泳、跳舞、书法、剪报，尤其喜欢看电影，他就是这样热爱生活。他有坚定的信念，有奋斗的目标，有充实的生活……而一旦这些东西全部破碎的时侯，他的心理一下子失去了平衡。爱之越深，苦之越大。

容国团也是凡人，凡人总是有缺点的。“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侯，他怀着满腔热情去参加。他崇敬毛泽东同志，深信他老人家的高瞻远瞩是不会把中国引向歧路的。尽管一些怪诞的现象每时每刻都在发生，许多让死人听了都会发笑的谬论充斥在每个角落。他仍想跟着运动去扭转思想，但正直的心又不能轻易就范。从感情上去接受自己接受不了的东西，这有多痛苦！生活中没有了目标――世界比赛不许参加了，甚至成了罪恶；生活中没有了乐趣――书籍、电影、音乐、美术几乎都成了罪恶的渊薮；生活中没有了友谊――朋友之间不能倾吐真情，人人要互相防范，最使他难受的是失去了人的尊严，一个好人可以随时被叫到台上批判、凌辱、殴打，动不动就可以抄家。乒乓球队成了名副其实的“运动队”，老领导荣高棠被打倒、游斗；他视为引路人的贺龙成了“大土匪”；从香港回来的傅其芳以及姜永宁，竟被逼得悬梁上吊；众多的优秀运动员进了单位私设的班房、拘留所。这一切事情太刺激他了，他曾为他的领导，他的战友落泪，然而他又无力扭转。

是男子汉就要抗争，“人生能有几次搏”，这个经典箴言至今仍在激励着中国人！这是他以往为人的信条，如今，即使是鸡蛋碰石头，他也在所不惜。1968年5月初，他面对邪恶势力，受战友们的委托，执笔写下要求继续参加世界比赛的建议书，写下那个年代犯忌的“为祖国争取荣誉”的誓言。他希冀着党中央能理解他们的热血衷肠，他和战友们一起盼着、盼着……

1968年5月12日，被称为《5.12通知》的中央文件下来了，它肯定了国家体委是所谓贺龙的独立王国，执行了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容国团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无比的震惊和痛心。苍天啊，你为什么这样不公平？！

有《5.12通知》指航向，造反派更加有恃无恐。体育界被批斗的人越来越多。乒乓球队每次开会都有一连串的名字被点，一些教练员紧张到这种程度：每听到一个名字，都会下意识地动一下，他们随时准备被叫上台。容国团也被通知要揭发交代，他依然公正地评价他的战友：“他们是好人，是热爱毛主席的。”

自这一天起，容国团象变了一个人，他很少说话，眼神中总凄婉地若有所思。他感到已经走到了毫无指望的绝路――他发自内心地爱党爱国家，而自己又被认为是掉进了反革命的泥潭，被怀疑成颠覆祖国的特务。《5.12通知》是中央文件，中央的决定大概是万古不会更改的真理了！他更无法平衡过去的欢乐与今天的忧愁，过去的喜悦与今天的痛苦……

他离开了家，走到了体委训练局后面的龙潭湖畔。他在月夜下，一步步地徘徊。过去训练时，他常在这里跑步，今天他却感到无比的压抑，成阴的柳树象是压在头顶，微波不起的湖水象深不见底的黑洞，凝聚着数不尽的哀愁，周围象死一般的寂静……

晚上九点，黄秀珍看丈夫还没有回家，便到乒乓球队找他。队友们告诉她，容国团并没有来，十一点多钟，容国团仍旧没有回家。黄秀珍预感到事态不妙，她找到几位朋友，商量如何去寻找容国团。郭仲恭焦急地说：“他思绪肯定很乱，我们必须到龙潭湖大声呼唤他的名字，让他在喊声中惊醒。”“容国团！容国团！……”几个人不停地喊叫着，湖畔静悄悄的，没有一点回音。

凌晨四点半，体委接到派出所的电话，通知他们在离龙潭湖几里远的养鸭房旁，发现了一具悬挂的尸体，可能是容国团。整个体委都震惊了。一代球星，竟落得这样悲惨的结局！

大家赶到吊着容国团的槐树下，默默地看着他那清瘦的遗体，人们能说什么呢？心里淌着悲伤的泪。可以想见，容国团从晚饭后到凌晨两点半，一直在这一带不停地走，生与死的搏斗，不停息地在他脑海里翻滚，最后终于让死的念头占了上风。

郭仲恭走到树下，去解容国团脖子上的尼龙绳。这个扣子系得又清楚又结实，最后不得不用刀子割开。容国团向来做事精细、周密，留给人世间最后一件“作品”，也展示着他的性格。遗体被放在地上，他的头上和身上被蒙上了白布，一双穿白球鞋的脚露在外面。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当他们听到这是容国团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叹息：“哎……天哪……”。这在当时已经是最大限度的抗议了。他没有白白地死去，他留下了他浩气长存的精神，留下了血淋淋的控诉，留下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惨烈记录。

周恩来总理得知后愤怒了，他再一次向极左势力发出警告：对有名的运动员、教练员不允许批斗关押！几天以后，一批著名运动员、教练员被释放了。从某种程度上说，容国团一个人的死，换来了众多战友的生。

总理的指示，使有关部门不得不重视。经详细调查容国团的死因，他的遗体在几天后才火化。极左势力那时也是强大的，他们居然在容国团死后到他家进行了一次抄家洗劫，对死去的和活着的都不饶恕。

人们屈指一算，容国团死时恰好三十岁，离他拿世界冠军的日子仅仅九年…… (本文来源：人民网 )

http://history.news.163.com/08/0418/08/49Q4TBLE00011247.html

小國崛起 — 轉捩點上的關鍵抉擇 作者／張亞中

最焦新聞／2008.04.09

作者／張亞中 
出版：聯經出版公司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Focus/2007Cti-Focus-Print/0,4640,9704090213%2097040920%200%20102143%200,00.html

關鍵抉擇：崛起的軌跡

每一個國家都希望崛起，不只是大國，小國也是如此。求生存、逐發展、爭榮耀，幾乎是每一個人與國家必然的思考，關鍵在於他們有沒有格局與能力來完成他們的夢想。本書並不在討論有關小國崛起的一些公共政策問題，而是從歷史來探討每一個國家所面臨的關鍵性時刻所作出的戰略抉擇，有的時刻非常明顯，有的時刻卻是緩慢的自然演進。

■商業至上：不受意識形態左右
做為一個小國，商業幾乎是唯一的選擇，也是致富的唯一途徑。有的小國終其歲月，只是商業環結上的一個小點，有的小國卻可以開創新局，成就一片江山。

尼德蘭與威尼斯一樣，都是「商人共和國」，政府就是一個股份公司。在尼德蘭，荷蘭的大議長就是總經理；在威尼斯，總經理是總督。在尼德蘭，議會是董事會，在威尼斯，參議院是董事會。在這兩個國家，人民都是股份公司的持有人。所不同的，尼德蘭創造了一個真正的股份有限公司—東印度公司與一個可以做股票買賣的阿姆斯特丹銀行，而威尼斯還是以個別的商人來成就他們的事業。

這兩個商業共和國，所有的政治體制都是為商業而服務，威尼斯是一個標準的重商國家，政府的一切作為都是為了商人創造商業利益；尼德蘭則是另一種意義的重商國家，政府的一切作為都以不妨害人民追求商業利益，以現代的述語來說，尼德蘭走的是自由放任式的經濟政策道路。

對於小國而言，「以商立國」幾乎是唯一的選擇，它不可能玩得起大國的軍事遊戲，就如同威尼斯無法長期的與土耳其對峙，最後也不是拿破崙大軍的對手，尼德蘭最後也難以抗拒英、法等國的軍事挑戰。近代的小國，例如瑞士、芬蘭、愛爾蘭，都是努力從商業上尋求自己的國際定位，也是積極地將意識形態放在兩邊。即使當代從戰敗爬起的西德，也是放棄自己的「軍事大國」之夢，排除經由擴張領土求發展的國家戰略，而將自己定位為「商業王國」，用科技來支撐這個王國，用商業來拓展它的版圖，而不是用「軍事強權」或參與強權「地緣競逐」來增加國家威望。

■有容乃大：廣納人才的戰略

商業不可能建立在狹隘的自我之上，一個不開放的國家不可能創造商業的繁榮。為了讓自己有更強的競爭力，江海之納百川的包容政策就顯得特別重要。

「有容乃大」這句話，不只適合於大國，更適合於小國。從尼德蘭、瑞士與普魯士的歷史中，我們看到「有容乃大」如何為這些國家創造契機與財富，而缺少包容的國家卻因此而失去了競爭的優勢。

舉例來說，當法國路易十四於1685 年撤銷給予胡格諾教派一些政治權利的《南特詔書》後，二十多萬勤勞的胡格諾教徒逃到瑞士、普魯士、尼德蘭、英格蘭等地，他們不僅為當地帶來了法蘭西的技術、資金，而且帶來了先進的文化、思維與生活方式。

這一群為了逃難的移民者為瑞士帶來了鐘錶技術，逐漸形成和奠定了今日聞名世界的瑞士鐘錶工業地位；另一批移民者帶著技術、資金來到尼德蘭，為當地的絲織與手工業奠定了發展的基礎；還有一批避難者進入普魯士，補充了當地因為三十年戰爭而失去的大量人口，並在當地建起了羊毛、亞麻等細布紡織廠，另外也給普魯士帶來了絲綢、金銀、珠寶、帽子、手套、刺繡等幾十種新行業，教會普魯士人烤製香甜可口的小麥粉麵包。當時柏林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法國人，法語同德語一樣通行，灌溉了貧瘠的普魯士文化沙漠。

如果瑞士不能包容，國內的四大語言族群一定會撕裂多元的瑞士；如果荷蘭不能包容，1585 年安特衛普的數千名手工業者、商人與銀行家不會逃往阿姆斯特丹，使得阿姆斯特丹搖身成為世界的商業與金融中心。

大國如果不能包容都會衰敗，何況小國。小國需要的不叫做團結，而是包容，歷史就是如此，「有容乃大」不只是一個國家應有的修為，更是崛起發展的戰略。

■我為人人：創造被需要的價值

一個小國要想在這個世界生存發展，不可能依靠它的資源或人口，但是可以憑藉它為世人所創造的被需要的價值。

很多人在討論小國時，經常舉瑞士中立的例子，以期證明小國最好的策略就是不要捲入大國爭執的漩渦。瑞士的經驗卻顯示，能夠確保其國家安全與發展的因素並不是表面的中立，而是瑞士創造出了被需要的價值。

近代史上，瑞士地處四個強權中間，國內又有四個不同語言的族群，所以不管瑞士站在哪一邊，對外對內都是問題，這是瑞士先天必須走向中立的原因。如果沒有周邊強權的同意，瑞士的中立根本不可能成立。對於周邊強權而言，與其說是讓瑞士中立，不如說是讓瑞士成為彼此權力競逐的「緩衝區」，而且這個「緩衝區」最好還是一個有「武裝」的「緩衝區」。道理很簡單，一個有武裝的瑞士，更能負責任地扮演好緩衝區的角色，讓彼此的敵人軍隊在經過瑞士時必須付出較大的代價。
瑞士在鄰國發生內部問題時，成為少數菁英的避難地，在鄰國發生戰爭時，盡量默不作聲。瑞士的中立絕對不是孤傲式的中立或所謂的國際法上有法律保障的中立，而是避免激怒，或者不得罪強權式的中立。瑞士在一次大戰後讓日內瓦成為國際聯盟的總部，二次大戰期間，同意讓德國的軍隊穿越瑞士的隧道、為德國提供戰略物資、准許德國將收刮猶太人的財產存入瑞士銀行。二次大戰後，創造東西方對話的場域，靠著一間會議室、一張桌子，幾把椅子，就成為世界外交的重要舞台，也為瑞士帶來大把鈔票。

瑞士不是靠中立來保證國家的安全，而是創造了被周邊國家與世界所需要的價值。從昔日的「瑞士傭兵」、「武裝緩衝區」到今日的「匿名存款」制度，甚而到「觀光旅遊」，瑞士都在創造一個被需要的價值。就是這個「被需要的價值」，確保了瑞士的安全，也讓瑞士成為今日耀眼的一顆明星。

■謹小慎微：不挑釁身邊的強權

二千五百年以前，齊宣王問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芬蘭在二次大戰期間，連續與蘇聯打了兩場戰爭，使得先前的經濟成果幾乎毀於一旦。戰後芬蘭改弦易轍，用「謹小慎微」的態度與強權蘇聯相處。這樣的路線並不是某一個政黨或個人的政治路線，而是芬蘭舉國上下所共同認知的選擇。芬蘭了解到，地理位置限制了芬蘭能夠擁有的外交空間，中立只能說說而已，實際上要謹慎地了解蘇聯的感覺與憂慮，蘇聯的友善與體諒比美國的麵包與西方的武器來得重要多了。

芬蘭不是一個天生沒有個性的民族，更不是個懦弱不敢戰鬥的民族。與蘇聯的「冬戰」與「續戰」，芬蘭都是「以小博大」，即使從結果來說，芬蘭是輸了，但是以戰爭的過程來看，芬蘭英勇的表現其實非常出色，因此人民只有戰敗的痛苦，而沒有戰敗的屈辱。不過，即使在精神層面沒有屈辱的感覺，戰後的芬蘭還是務實地認識到，「對抗」、「結盟」、「軍備」或許是國際社會中其他國家常用的方法，但是對於芬蘭並不適用，謹慎而自制的「巴錫基維—吉科寧路線」因此成為芬蘭人的自己選擇，並成為幾乎舉國一致同意的路線。芬蘭在任何國際場合中都是小心謹慎，害怕得罪蘇聯。這種「謹小慎微」當然不是出自卑微的反應，而是來自理性的選擇。

冷戰期間，國際間經常用「芬蘭化」來嘲諷那些屈服於強權的國家，這些負面的批評並不能左右芬蘭自我理性的選擇。冷戰結束，蘇聯瓦解，芬蘭卻依然存在，證明最後的勝利者是小國芬蘭，而不是大國蘇聯。芬蘭隨後加入歐洲聯盟，在經濟上與歐洲融為一體，不過芬蘭並沒有在興奮之餘，忘掉了自己的地理位置，芬蘭堅持不加入北約，保留一點未來迴旋的空間。

「謹小慎微」並不只有芬蘭而已，瑞士也是個佼佼者。沒有「謹小慎微」是無法扮演好中立的角色。從宣布中立那一天開始，六百年來，瑞士官方對於國際衝突從來沒有積極主動地表達過什麼樣的意見，美其名為「客觀」或「不介入」，其實一言以蔽之，就是「謹小慎微」，借用孟子的話，「惟智者以小事大」，瑞士與芬蘭應該算是國際政治中的智者了。

■體制開放：政治思想決定崛起的路徑

什麼樣的政治思想就會產生什麼樣的政治制度，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就會決定國家用何種方式發展。對於想要崛起的國家而言，政治思想當然也決定了崛起軌跡。

■地利勿失：必須站在巨人肩膀
威尼斯雄霸南歐數個世紀，尼德蘭是十七世紀的海上霸主。但是人口太少，土地不多是它們先天的宿命，當西班牙、法國逐漸發展成為民族經濟體時，威尼斯就必然感受到了壓力。當英國完成光榮革命與開啟工業革命時，尼德蘭已經注定不是對手。這些小國固然可以發展成為以服務業或金融業為主的「虛擬國家」，即「頭腦國家」，但是它也必須想想，供養養分的「身體」在那裡，它如何與一個既是「頭腦」又是「身體」的大國競爭。

精明的荷蘭知道本身的局限，很快的了解到，必須以歐洲大陸做為發展的身體，在二次大戰後，荷蘭是最積極推動歐洲共同體的國家之一。荷蘭經由共同體的機制把歐洲變成它的身體，用以推動荷蘭的全球企業。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上，荷蘭知道打不過英國、法國或是德國，但是在共同體內，這三個國家反而成為荷蘭推動全球企業或爭取商機的助力。

威尼斯、熱那亞、米蘭、佛羅倫斯，都是義大利的重要商業城市或共和國，由於它們的分裂與無法合作，導致無法與強大的民族經濟體競爭，最終使得南歐的經濟一直落後西北歐，一直到今日。我們可以試想，如果當時以威尼斯為首的義大利城邦也有經濟共同體或共同市場的概念，十七世紀的荷蘭，十八世紀的英國，不見得是義大利城邦共同體的對手。

對於小國而言，它不可能以一己之力去開創自己的未來，把大國拉在身邊，用它的人口、土地與資源創造商機，是崛起的不二法門。「站在巨人肩膀才能看得比巨人更為遙遠」，「借力使力」才能夠放大自己的能量。歐洲聯盟的經驗可以看出，小國爭先恐後的急於加入，為的就是強化自己的腹地與市場。我們還沒有聽說歐洲那一個國家要自外於歐洲統合，也很難理解，那一個亞洲國家仍然排除在亞洲經濟整合之外而不覺痛癢，當然也更難想像，那一個國家會自願放棄鄰近大國的商業市場。
■天予要取：抓住全球化的機會

歷史總是會給每一個國家一些機會，如果能夠順勢，自然可以有機會崛起，如果天予不取，那麼不只失去機會，而有可能反受其咎。

如果區域整合是小國的必要選擇，那麼全球化時代的來臨等於給了小國更多的機會。愛爾蘭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如果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愛爾蘭不太容易成為大英國協的自治領，如果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愛爾蘭的獨立時間可能還沒有到來。愛爾蘭的大多數政治菁英不是憑空地追求國家獨立，而是累積能量，然後抓住時機，長達近八個世紀的期待終於成為事實。

1990 年以後是資本主義席捲全球的新世紀，一個全球市場已經形成。愛爾蘭知道一個內部紛爭的國家無法成為跨國公司投資的標的，它終於願意與英國共同放下關於北愛爾蘭問題的爭議，同意以和平的方式解決。雖然愛爾蘭不願放棄自己獨特的語言，但是它更了解到英語才是它迎接全球化的工具，也是全球企業願意來愛爾蘭投資設廠的主要原因。沒有英語的優勢，全球公司要進軍歐盟，不會選擇愛爾蘭，沒有英語做基礎，愛爾蘭也不可能成功地成為歐洲的「電子轉運中心」（e-hub）。

愛爾蘭抓住了英國不願意加入歐元的機會，吸引了大批願意進駐歐盟國家的跨國企業，帶來了先進的技術與全球的市場網絡。愛爾蘭也將它過去的歷史轉換為發展的動力，一批一批昔日為了新生活而被迫移民美國的愛爾蘭後裔回到愛爾蘭，成為了經濟發展最重要的人力資源。

如果不是處於全球化的時代，居於一隅的小國，它們的發展難以跨越地理的局限，但是一個懂得把握機會的小國，會知道得利用它的優勢。例如愛爾蘭利用它的語言優勢，瑞士運用它的地緣優勢，芬蘭掌握它的科技優勢，當然，還有西歐現在所有的小國，都擴張它們的西方文化優勢，為自己創造崛起的契機。

正如同很難想像一國小國會放棄自己的地利優勢，我們也更難想像一個小國會自願忽視上天所授予它的良機。全球化固然有利於大國在經濟上攻城略地，但是超越地理限制的全球化不是更給了缺少土地的小國一個更好的機會？只要它們能夠以開放的思想、包容的態度、靈活的身段、優質的人力，何嘗不會崛起。

■讓人尊敬：小國崛起的終極方向

正如同一個人的偉大並不完全在於他的功業，更在於他的人格。小國或許無法在功業上與大國並駕齊驅，但是也可以在另一些事業上得到別人讚賞與尊敬。

如果要問現代的世人，願意做一個小國寡民的瑞士公民，還是做一個有著悠久歷史文明的印度、俄羅斯等大國國民？希望提出這個問題沒有對這些國家不敬，不過，答案可能是，除了這些國家的國民以外，大多數人願意選擇前者。為什麼？其實很簡單，因為在國際印象上，瑞士是一個愛好和平的中立國家，與全世界各國沒有任何衝突，它富裕、美麗與感覺上安詳，拿它的護照可以走遍全世界，而且多數不需要簽證，這不就是夢寐以求的桃花源嗎？

真實的瑞士並不是如外表所展現出來的面貌，它的高額稅率讓人感受壓力，它的社會秩序讓人無法輕易放鬆，它的高昂物價讓人瞠目結舌。更深入的了解後還可以察覺，這個國家在關鍵時刻只考慮自己的國家利益，而不願在道德是非問題上表態，已經受到世界很大的指責。在歐洲各國中，無論大國還是小國，瑞士其實是個最標準的現實主義者，從各樣的戰爭中，可以看到瑞士是如何對待流亡或移民者，二次大戰期間瑞士又是如何成為納粹默契下的自私自利者。

我們也可以看到其他北歐小國，它們雖然並沒有在本書出現，但是它們對於世界的關懷從來不落人後，不只在對外金錢援助上大方，對於環境的保護也投入相當大的心力。這些國家不僅成功地發展了自己，也得到世界的尊重。

人類的歷史不斷前行，在過程中，有的國家崛起，有的衰落，有的依然在世界舞台上當一個小配角。國家崛起的意義應當在於為自己的國民創造幸福，為世界帶來和平。我們希望每一個小國都能崛起，但是也期望它們不是利用它國的衝突而崛起，不是在仇恨中崛起，而是在良性的發展中崛起，帶給世界的是祥和與美好，做一個令人尊敬的小國。

■誰是小國：看與周邊的誰比
為什麼要寫「小國崛起」？很簡單，小國如何崛起更值得討論！

每一個國家都有機會走向強國之路，也有可能掉入衰亡之途。對於大國而言，由於天生人口多、土地廣、資源豐，在國家發展上即使走錯路，還有機會可以從頭再來。但是對於小國而言，如果沒有方向與策略，輕則永遠寄人籬下，重則亡國滅種。歷史上有太多的故事可供訴說，本書就不多提了。

不少人或許會問，如何界定小國？這的確是個問題。如果從學術上找定義，可以找到一些概念與分類，但是這樣的概念與分類有沒有意義？

首先是在 1648 年的《西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中，把小國定義為：「在國際政治上，無法確定自主性發言權的國家。」以當時的國際情勢來說，區別的標準當然就是軍事力量。研究戰爭的學者也認為應該由軍事力量與潛在軍事力量來分類國家。但是隨著國際關係不斷發展，一些非軍事的政治議題的重要性愈來愈高，界定大國還是小國的標準也愈來愈複雜。

如何界定「大國」與「小國」、「強國」與「弱國」，大多數人都是由客觀的實質條件做標準。例如：在軍事方面，一個國家是否能夠只靠自己的力量來防衛、武器是否需要仰賴國際進口、軍力的動員程度、長期作戰的潛力。在經濟方面，人口、國民生產毛額的多寡、工業發達程度、產品種類集中程度、國內市場規模、研發能力、依賴外國資本程度。在國際體系方面，是否只是對鄰近事務有興趣，能否影響權力均衡或國際體系的本質，外交政策是否主動，敢否冒險，易否被滲透，是否認同國際法、規範與組織等等，都是可以參考的指標。

這樣的界定，固然有助於區分「大國」與「小國」的客觀差別，但是國際社會大小國的差別應該建立在彼此之間的關聯性才有意義。假如兩個國家彼此並沒有密切的互動與影響，討論誰是大國、誰是小國，似乎並沒有多大的必要。在有互動的國家中，「大」、「小」應該是個「相對」的概念，例如某個中等國家面對美國與俄羅斯時，可能是個小國，但是如果把它放在南太平洋，相對於當地的島國，就可能是個大國。

從這個觀點來看，相對於拜占庭帝國，威尼斯只是一個城市小國；相對於英國與法國，尼德蘭也是個小國；相對於當時的瑞典、法國，普魯士是個不毛之地；相對周邊的國家，瑞士也是小國；相對於俄羅斯、瑞典而言，芬蘭是小國；相對於英國，愛爾蘭毫無疑問的也是個小國。

從歷史上來看，有些國家天生具有大國所需要的人口與土地，例如中國與俄羅斯。也有很多我們現在認知的大國，是從小國慢慢崛起而成，例如原來是北美十三州的美國，孤懸在大西洋東岸的英倫三島，明治維新前的日本，也有如葡萄牙、荷蘭，它們是小國，但是都曾經是世界上的大國或強國。

因此，是否稱它是「小國」，是與鄰近的國家，或者與最有關係的國家作比較而定。「小國」或許在土地面積與人口上無法與鄰近的大國相比，但是可以在經濟、文化等力量上強過對方，而使對方成為「弱國」。小國可以是「強國」，小國也可以變成「大國」。

嚴格來說，大國容易崛起，但是小國要崛起並不簡單。有的小國，開始時人口少、土地小、資源稀，但是最終站上了世界的重要舞台。有的小國終其一生，永遠只是國際社會中的配角。本書討論的就是一些小國如何能夠崛起的真實故事，以及其中一些小國為何無法持續壯大的關鍵因素。

■他山之石：關鍵時刻的抉擇
歷史是人類走過的足跡，從中可以看到國家的興衰；歷史也是一面鏡子，可以看到前人成功與挫敗的原因。小國崛起的撰寫，自然希望從過去的歷史中找到可以借鏡的啟發。

那些小國是值得思考與觀察？在不斷的反覆考量後，決定以威尼斯、尼德蘭、瑞士、普魯士、芬蘭與愛爾蘭做為討論的焦點。這些國家的歷史有其獨特性，每個國家的生存發展策略也有相異性。

威尼斯以小小水鄉之地，如何蛻變為中世紀末期的霸主，成為「世界的珠寶盒」長達六個世紀？
尼德蘭這個北海堤岸的沼澤地，如何變成了十七世紀的海上帝國？
操著四種不同語言，夾雜在阿爾卑斯山脈的高山國家瑞士，如何避免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戰火，而從週邊的強權中求生存與發展？
普魯士原來只是一個歐洲邊陲的落後地區，為何可以經由鐵與血統一了整個日耳曼，什麼樣的崛起因素最後卻給世界帶來災難？又為何後來西邊的德意志統一了東邊的德意志時，世界才有了真正的安全感？
處在天涯海角的芬蘭如何在政治與生活的惡劣環境下求生存，它如何定位自己，又如何在西方與俄羅斯間忍辱負重，顧及現實謀求發展？
長期被英國壓制，也是人口外移最嚴重的愛爾蘭，如何卻成為了二十一世紀的「翠綠之島」？

不只小國，國家能夠崛起，有些因素是必然的，例如好的政策與結構，以及妥善運用資源的能力，對於現代國家而言，這些因素包括經濟、貨幣、財政、所得、貿易競爭等政策；政治、經濟、社會等制度結構；自然、人力、科技、資本、文化等資源。本書認為這些都是國家崛起的重要因素。但是主要關切的是，崛起的小國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做了什麼樣不同於其他國家的正確抉擇。也就是說，在關鍵時刻，不論是來自於外在環境刺激，還是自己創造的機遇，它們的「自我定位」與「發展戰略」為何，是什麼樣的抉擇使得它們免於災難並有機會崛起。

期望本書不僅是一本歷史性的作品，更是一本能夠對於國家應該何去何從有所啟發的著作。因此在撰寫時，並不是以純粹的歷史作鋪陳，而是希望能夠用特殊的觀點作為切入。以歷史為寫作舞台，但是用不同的分析途徑對各個國家的「自我定位」與「戰略抉擇」提出解釋。

討論威尼斯與尼德蘭時，以「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作為切入的主軸，討論這兩個「商業共和國」內外的政治與經濟關係，以及它們用什麼樣的態度與方式來追求國家與商人的利益。寫到瑞士時，則是從「中立」的討論著手，以期還原瑞士「中立」的本質。探索到底是如大家所說的，國際法的中立為瑞士創造了安全與發展，還是「創造被需要的價值」才是瑞士崛起的真正因素。

分析普魯士的崛起時，重點放在日耳曼民族的「政治思想」與普魯士獨特的「軍」「國」間的關聯性，以及在普魯士統一日耳曼過程中的重要性。雖然這些政治思想引導了普魯士崛起，但是也讓德意志很快的殞落，並為普魯士、德意志與世界帶來災難。二次大戰後德意志的再一次崛起，依靠的又是什麼？

論及芬蘭時，則是以「國際關係」的知識作為切入，了解芬蘭如何「謹小慎微」務實地處理與周邊國家的關係，「自我定位」抉擇對於芬蘭崛起的貢獻。

最後是對愛爾蘭崛起的討論，重點則是放在外在環境變遷對於愛爾蘭的影響。從「人物」的素描作為切入，希望從他們的身上看到愛爾蘭如何追求自己的未來，了解愛爾蘭如何「創造人和」、「運用地利」與「抓住天時」，終而在爭取獨立近八百年後順利崛起。

在寫作的體例上，本書儘量兼顧歷史性、專業性、知識性、故事性與啟發性，希望不只是學校裡面的師生，社會上各行各業的朋友也能夠有所感受。在寫作順序的安排上，根據的原則是每一個國家以完整形式出現在國際舞台的時間，因此，順序是威尼斯、尼德蘭、瑞士、普魯士、芬蘭與愛爾蘭。在每一章的分配上，對於歷史愈近代的國家，愈多討論當代的崛起因素。

另外，「他山之石」並不表示外國的月亮一定比較圓，「小國崛起」也並不意味崛起之後不會衰落，因此本書用了相當的篇幅在檢討為何有些小國不再崛起？某些國家，原來崛起的因素消失了，而另一些國家，崛起時的抉擇也是失敗的理由。

錯誤盡量不要多犯，但是經驗教訓永不嫌少，他山之石永遠是歷史留給後人的寶藏。小國崛起的經驗與錯誤的教訓，不只對於小國，對於大國當然也有參考的價值。隨著本書，一起走入千年的歷史時空吧！

《人間》馬英九的紅包

季季

看到這個題目，想必不少人覺得驚訝：不是都說馬英九清廉嗎，他怎麼會收紅包？或者，也可能有人逆向思考：是誰收了馬英九的紅包？

紅包有各種物質層次與情感意涵，常常呈現熱鬧歡悅的喜劇。紅包也可能沉淪到罪惡與罪犯的深淵，呈現人性貪慾的悲劇。在講究禮數的東方社會，每天不知有多少紅包穿梭於不同的時空，從這裡到那裡，從這雙手到另一雙手。

一個人如果一生沒有送過紅包也沒收過紅包，那個生命是無情的。因為每一個紅包的背後，都隱藏著一個「情的故事」。這裡的兩個，是馬英九的紅包故事。

「美國著名的短篇小說家Ｓ．安德森，出生於貧困家庭，十四歲就離開學校，到處打工。後來積了些錢，開了一家小型的油漆廠，自任經理。四十歲那年，有一天突然丟下他的工廠，他的家，帶著簡便的行李和不到十塊美金的現款，從故鄉俄亥俄跑到克利夫蘭，替廣告社撰稿，開始寫小說﹔那年就出版了第一部小說集《麥克斐遜之子》。

安德森的每篇小說，都是「靈魂的探究」，他獨創的小說風格，對後來的佛克納、海明威，都有很大的影響。

中國時報系的董事長余紀忠先生，四十歲那年立志辦報，創設了《中國時報》的前身《徵信新聞》，據說全部員工不足三十人，有時余先生還親自騎腳踏車送報。經過四十年的努力，如今《中國時報》成為台灣第一大報，報系員工超過五千人。

四十歲，曾經扭轉了歷史上、現代史上許多人的一生，使他們以圓熟的智慧、堅忍的毅力，為時代締造各種深具影響力的貢獻。基於這個認知，今年適逢《中國時報》創報四十周年，「人間」副刊乃策劃了「四十歲的心情」專欄，邀請各界菁英四十人，抒發他們的四十歲經驗、看法或心得，於七月三十一日開始刊登，獲得許多讀者的共鳴。」

上面的幾段話，引自我為《四十歲的心情》所寫的書序〈閱讀《四十歲的心情》的心情〉，發表於一九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人間」副刊；十月二日即是《中國時報》四十周年紀念日，當時我是「人間」主編。

「四十歲的心情」推出之前，我與「人間」同仁擬了一份當時年齡四十歲左右的各界菁英名單，開始分頭邀稿。在四十個菁英名單裡，只有六個人那年恰好四十歲﹔行政院研考會主委馬英九，人類學家胡台麗，攝影家阮義忠，「勞動黨」主席羅美文，散文家阿盛，民進黨中央評議委員暨台灣人權促進會總幹事陳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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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稿是一門精細的功課，有時寫幾封信或打多少個電話也未必能竟其功。譬如我向馬英九邀稿，起先也是遭到婉拒的。

那年七月上旬我打電話去他家，說出我的名字之後，竟聽到他說：「我是看妳的小說長大的耶。」我心裡暗自想著我有那麼老了嗎﹖也暗自做了一下算數和回顧：我比馬英九年長六歲，二十歲即來台北做職業作家，青年期的確發表了不少小說；那時馬英九還是中學生，他那句話似非言過其實。

於是釋然答道：多年忙於編務，已經好久沒寫小說了，「現在打電話來也是編務，是來請你寫稿的。」

我說了邀寫「四十歲的心情」緣由後，他委婉的說，過幾天就要出國，最近工作比較忙，「恐怕沒空寫哦，對不起啊。」

我問他去哪裡，他說去美國加州參加「浩然研習營」。不過他又說，很巧合的，七月十三日四十歲生日的下午，正好輪到他報告「台灣的政治改革」，由盧修一與劉興善兩位立委講評。

我說，那出國回來再寫啊，把這一段也寫進去，他仍然沒有應允，謙稱文筆不好，「人間副刊名家那麼多，我怎麼好意思在那裡寫稿啊？」

七月三十一日，「四十歲的心情」開始登場，第一天推出歌仔戲天王楊麗花〈一個廣闊的人生高原〉，人權醫師陳永興〈反省與告白〉，木刻家吳榮賜〈不認輸的意志〉﹔八月一日推出東海生物系教授林俊義〈為大學說幾句話〉。

那時馬英九已返台，我又打電話給他。他說看過他們四人的文章，「看了很感動，台灣同胞真的都很有心，也都很努力﹗」我說，「你也一樣啊，而且你今年正好四十歲，更應該寫。」他仍然說剛回來比較忙，「讓我再想一想好不好？」

過了一周再打去，他說，已經開始構想，但是，「很怕寫不好讓妳失望啊。」又過了一周，他說，已經開始寫，因為公務繁忙，只能吃過晚飯後在家寫，進度很慢，「再給我幾天時間好不好？」

九月初，馬英九的稿子寄達「人間」辦公室。就一個文學編輯而言，收到一篇好不容易邀到的文稿，也像是收到一個情意深重的紅包，當晚即打電話去道謝，並特別謝謝他對我的家鄉雲林縣的關懷。

九月十一日，馬英九〈反哺的一代──四十感懷〉在「人間」副刊發表。提到雲林縣那段是他就讀大學的時期：

當我們發現雲林縣台西鄉的農民每天收入只有六元台幣時，我們開始籌組「社會服務團」，要做「百萬小時的奉獻」。

而當其他的大學生在忙於檢討別人的時候，我也曾算過：一個公立大學的學生，每翹課一堂課，國家就要浪費新台幣十七元左右，幾乎是雲林農民每天收入的三倍！（當時牛肉水餃一個五角，一菜一湯的客飯只要八元。）

雲林是農業縣，主要作物為稻米、蔬菜、水果，是台灣最窮的縣。台西鄉靠海，土地鹽分過高，甚至連農業也難以發展，是雲林最窮的鄉。作為雲林子民，讀到這一段自是十分感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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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五年春天，雲林子民的兒子準備結婚，我又打電話給馬英九。那時他擔任法務部長，想必公務更為繁忙了。

「這次不是來請你寫稿，」我說：「是想請你做證婚人──」

我的話還沒說完，電話那端傳來了笑聲。

「我的年齡──」他遲疑的繼續笑著﹕「做證婚人，好像不大合適吧？」──那年他四十五歲。

不過他仍禮貌的問我是為哪家的新人證婚？我簡單介紹了吾兒吾媳的學經歷和吾媳的家世背景。聽到吾媳出身於法律家庭，其父擔任台南高分檢檢察長，他的語氣轉為親切，電話裡又傳來了笑聲：「哦，原來妳要和李檢察長結親家啊﹖每次我去台南視察，李檢察長都幫我很多忙，他真是一個可敬的長者，恭喜妳啊，婚禮是在哪一天？」

婚禮的前一天是周末，我打電話說準備次日請人去接他，電話那端又傳來了笑聲：「我又不是小孩子，幹嘛要人接﹖我自己來就好。」

三月五日中午，馬英九準時到了希爾頓三樓寶島廳。賓客陸續抵達，看到他都又驚又喜，爭著和他握手，合照。婚禮進行時，要在結婚證書上用印，他說沒經驗，不知道要帶印章，悄聲對李檢察長說：「你回法務部開會時再帶來讓我補印。」

不過他的證婚人致詞倒不像沒有經驗，而且是有備而來。他讚揚李檢察長，「一向奉公守法，法律見解非常高超。」他引述胡適的治學名言「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但是，在婚姻生活中，最好是大膽的信任，小心的假設」，才能「互愛互信互諒」，建立長久的夫妻關係。他也說了三句祝福的話，以最後一句最富笑果。

他說，二三十年後台灣可能面臨人口危機，新婚夫婦應有憂患意識；「舉一反三，應該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數字，而且，時間不可以拖太久。關於這一點，台南高分檢要列入考核。」

賓客聽到這句都笑翻了，想不到平時電視裡那個不茍言笑的法務部長，私下裡會說出這麼幽默的話來。

筵席開始後，他和同桌的林海音談《城南舊事》，與何凡談他的專欄「玻璃墊上」，對於其中提到的一些民生議題，熱切的向何凡請教與討論。

但是吃完兩道菜後，他輕聲說對不起，有事要先告辭，我一時有點驚慌，因為那天該給的各種紅包我都託六妹保管，本想筵席結束才致贈給他。等我去鄰桌向六妹拿了紅包走到電梯口，親家已陪他先下去了。

我搭電梯到了一樓，卻不見他們的人影。還好親家下來找到我，說馬英九到二樓去了，他太太和小孩在那裡等他。我們到了二樓西餐廳，他有點靦腆的向我們介紹太太和兩個女兒，並且解釋說，平時太忙，沒空陪家人，「禮拜天一定要陪她們吃吃飯聊聊天。」

我怕打擾他們團聚，趕緊拿出紅包請他收下，他卻一再推辭不收。我說這是台灣人的禮俗，福報會回饋給新人，而且紅包禮絕對沒有違反公務員收禮標準，請他務必收下。

他發現旁邊的客人頻頻轉頭注目，惟恐過度驚擾，這才十分勉強的收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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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紅包的故事，早已成為歷史。三月二十二日馬英九獲得勝選那晚，我找出〈反哺的一代〉重讀，也把《四十歲的心情》各篇再瀏覽一番，不禁覺得歷史如旅人，腳步繼續行走，也覺得歷史像鏡子，映照各種旅人的身影。

與馬英九同年的陳菊，在《四十歲的心情》裡寫〈不會滾動的石頭〉，詳述前半生投入反對運動的心路歷程，其中兩段最能突顯她的形象與風範：

「當同齡的女性徜徉在父兄、伴侶的呵護中時，我卻在恐懼、壓迫中成長。如果一個人因年齡而有青、中年階段性差異，我認為自己是從十九歲的青年期就開始有中年的負擔和沉重。……

真的，四十歲的心情有些複雜，雖然尚未視茫髮蒼但難免有「中年的哀愁」，十九歲時見聞到的不公與不義，竟用了二十一年的歲月來抗爭，使我體認到實現美好理想的道路是曲折漫長的。……」

如今，陳菊於二○○六年底當選高雄市長，馬英九則於今春當選總統。一個成了民進黨總統敗選後黨內最有權力的女人，一個成了國民黨勝選後最有權力的男人。

在〈反哺的一代〉中，馬英九對台灣歷史、社會、文化、環保等議題都有其理念闡釋與省思，彷彿那時已開始描摹一幅縮小版的治國藍圖。

尤其是文化，他希望「尋回失去的人文價值，進而整合與光大我們的文化理想」，讓台灣不再被國際媒體稱為「貪婪之島」，而應是「優雅之島」，中華民國不再被謔稱為「賭場之國」，而應是「文化之國」。

這個四十歲時的理想，當選了總統的馬英九想必沒有忘記吧？「優雅之島」，「文化之國」，應該是他上任後努力送給我們全民的最重要的紅包。我們等待著。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Focus/2007Cti-Focus-SoftContent/0,4786,9704092101+970409200+0+151043+0,00.html

【谢泳】今天我们如何了解国史

来源：南方都市报

钱穆写《国史大纲》的时候，特别在书前提醒读者，其中一处说：“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他还强调“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钱穆的本意是要当时的读者对中国历史不能简单否定，不能把自己国家的历史说得一无是处。钱穆完成本书在抗战期间，他对读者的忠告，在当时有特殊意义。后来我们经常用对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来强调对本国历史的情感。由钱穆的话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在今天我们如何了解国史？如果还是简单重复钱穆的话，意义就非常有限。不是说对本国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不对，而是想强调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不是无条件的，而应当先具一个基本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有了解本国历史真相的权利，除有特殊约定的法律规定外，国家不能随意限制本国公民对自己国家历史的了解，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公民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首先是建立在他们有权了解本国历史真相的前提下的，如果不确立这个前提，单方面要求本国公民对本国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是不公正的。我们今天了解国史应当在这样的前提下进行：一个公民如果试图了解本国历史的真相，他们有权利自由讨论和获得对他们想要了解的历史真相的完整信息，如果一个公民不能完整了解本国历史的真相，再谈对本国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就是一种虚伪。在这个前提下，公民对本国历史的理解应当按如下原则进行：完整了解对历史现象研究的全部信息，至少理论上要意识到全世界对那些历史真相研究到了何种程度，而且尽可能获得完整详细史料。

对将要了解的历史要掌握完整的史料，这些史料可能因其它条件而无法获得（比如法律规定、经济条件限制等），但公民获得这些史料的权利是平等的，也是公开的自由的，他们事实上可能得不到完整的史料，但他们想得到这些史料的权利始终存在，且不能被剥夺。

公民了解的史料必须是完整的，同时也是真实的。如果公民事实上被剥夺了了解历史真相的权利，他们有权利拒绝接受国家强制公民接受的历史，对青年公民尤其如此。

公民对自己了解的本国历史，有自由评论的权利，有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进行判断的权利，只要不违背人类文明的基本常识，不违背起码的知识体系和常识逻辑，他们有权利对自己判断的历史保持独立的观点和认识，国家不能预设自己对历史有天然解释权力，然后把自己解释的历史结论强加给公民。

公民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要发自内心，政府不能用现实功利目的，诱导公民接受不经完整史料支持的历史结论，公民有对本国历史真相表达自己独立看法的权利，这种权利应当以公开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基本保障。

公民有自由选择解释历史的理论模式、使用史料的学术规范、获得史料的统计模型的权利，只要这些解释历史的理论和方法在知识体系上自成一格，他们对历史的判断和结论都属于自由研究成果，都有作为知识积累存在的权利。

公民对历史真相有保持怀疑的权利，有要求完整公开档案的权利（在法律规定前提下），在完整历史档案没有自由公开前提下所做的历史研究，不能成为历史的最后结论。

公民不可能在穷尽史料的前提下来了解历史，但穷尽史料的努力是了解历史的常识，公民了解历史以前，先要了解相关历史档案的开放程度，国家对历史档案的开放程度是公民了解真实历史的基本常识。

（作者系厦门大学教授）
谢泳 男 1961年出生。山西省榆次市人。
1983年毕业于山西晋中师范专科学校英语专业。毕业后留校任学报编辑。
1986年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批评家》杂志社任编辑。
1989年后在山西省作家协会理论研究室工作。
1995年起在黄河杂志社任编辑。

现为黄河杂志副主编。
1989年前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工作，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当代报告文学。著有《禁锢下的呐喊——1978至1989年的中国报告文学》（1992年自费印刷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中国现代文学的微观研究》（论文集 1996年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

1989年后主要从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主要方向是储安平与《观察》周刊。著有《〈观察〉研究》一书，未出版（《逝去的年代》中收有主要部分）。

1996年后主要从事西南联大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著有《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1998年湖南文艺出版社）

目前正在从事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研究工作。撰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史——1951至195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