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March 1, 2008

“红色亿元村”河南南街村的发展真相 【上官敫铭】

2008-02-26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上官敫铭

  河南南街村——一度被广泛报道“红色亿元村”,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它一直被当成一个历史符号、一种异类的典型:每日清晨,村民们在《东方红》的乐曲中齐齐走进工厂,每天下午又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齐齐走出工厂;他们强调着自己的集体主义,每月只有少量的工资,领导与职工同工同酬。然而,就在改革开放进入30周年之际,突然有媒体披露,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样板村早在三年多前(2004年11月)就进行改制,自称每月仍拿着250元工资的村党委书记王宏斌(称呼是“班长”)名下拥有9%的股权,“共产主义引路人”变身“红色资本家”。最早发现南街村集团改制的《第一财经日报》宣称:“南街终结”了。南街到底怎么样了,记者试图解开其中的迷雾。经过深入调查,我们挖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也看到了又一个“神话”的破灭…… 
1986年,南街村收回土地,重走集体化道路。
“班长”王宏斌,南街村“神话”的缔造者。

南街村集团“改制”的铁证。

毛泽东像是南街村最著名的符号。南街村以自称坚持“毛泽东思想”而闻名。   

  朝阳门广场是南街一处重要景观,上挂着孙中山的画像,左右拱门分别上书“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共产主义”背后的秘密

  毛泽东高大的雕像竖立在南街村东方红广场的中央,标志性地伸出他那指引民众向前的右手,在他身后不远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环绕周围……2008年,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南街村,时间仿佛停滞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但矗立的高楼大厦及来往的汽车都在不时地提醒着人们,时光并没有倒流。

  2月3日,村民张大爷家领到了村里分发的一块带一只脚的猪肉,20斤。这是南街村分发给汉族村民的年货之一。对于张而言,他有权决定这块猪肉的烹调手法,或炒,或炖,或腌;但是,他无权选择这块肉的重量。在南街村,食品实行的是供给制,这是村民享受的14项福利之一。除了食品外,诸如住房、家电、医疗、求学等也属于福利供给的范围。

  自1993年起,村民几乎都住上了92平方米或75平方米的楼房,用上了如电冰箱、电视机等家电。但是有一点,这些东西都不是属于他们的,村民拥有的仅是使用的权利。如果哪一天,村民违反了如“村规民约”上的规定,他们对这些物品的使用权或原来享受到的福利将一项项被剥夺

  行使这一权力的人,主要是被村民称之为“班长”的村党委书记王宏斌。20多年来,王自始至终都是南街村最有权势的人。20多年前,王带领村民走上了致富之路,至今,他还在带领着这个队伍向前。

  一直以来,南街村对外宣称他们信仰的是毛泽东思想,将为建设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个被马克思设想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20多年以来被地处中国中原的几千农民自称热切向往并为之努力。

  直到2007年8月,原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漯河市南街村支行营业部主任关某,因挪用公款及金融凭证诈骗等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无期。此事虽与南街村并无瓜葛,却引起了南街村观察者们的注意,观察者获得一个意外的发现:在2004年,经年坚称抵制私有制的南街村,却在法律意义上接纳了私有制。白纸黑字、红章指印,证据确凿。彼时,反映在财务账面上的南街村集团,欠债额高达16亿余元

  “欠债”、“改制”只是南街村众多秘密的一部分。
  
  重新走上集体化道路

  1977年12月,26岁的王宏斌当上了南街村党支部总书记。当时,他还叫王洪彬,参加工作时的第一学历是初小(相当于小学三年级)。

  南街村,地处豫中平原中部,隶属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因位于县城的南部而得名。有常住人口848户共3180多人。村民每人约7分土地,耕地近1000亩,土地面积1.78平方公里。

  因地靠县城,南街村民多是亦农亦商。王宏斌当年放弃了父亲给他争取到城里的工人指标,毅然回到农村当上了农民,19岁被选为南街村一队生产队长。

  1980年,南街村干了一件大事。村集体办起了一个面粉厂和一个砖厂。这是在王宏斌的带领下,南街村走向致富的第一步。

  为了筹集建厂的款项,村干部们主动借款交给集体,王宏斌甚至变卖家产,直到“家里已没一件值钱的东西了”。在为了集体拼命的干劲下,一座日产20吨的面粉厂在南街村建成。为了建立砖厂,王宏斌想出了“指山卖磨”的点子——他们先卖掉还没有烧出的砖,用这“卖砖”的钱再建砖窑。在地处省级贫困县的农村,南街村当年创造了一个令人艳羡的数字:40万元。这是两个村办企业的工业产值。

  1981年,推行了20余年的人民公社在中国土崩瓦解,南街村的村民们顺从了历史潮流,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制度。然而,由于亦农亦商传统的影响,土地对村民的意义不是特别大。“村民们在县城做小买卖赚来的钱,甚至比务农还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研究员刘倩说,南街村承包到户的土地,因此大量荒芜。

  村办的面粉厂和砖厂,也承包给了个人;然而,承包出去的面粉厂和砖厂让承包者发了财,他们却因经常不发工资、不上缴利润而引起众怒。村民们开始咒骂领导无能。面对这种境况,以王宏斌为首的领导班子决心改变现状。1984年,南街村党支部决定收回面粉厂和砖厂,继续由集体承包;面对大量闲置荒芜的土地,村领导又做出决定:将耕地逐步回收,进行集体经营。

  1986年农历二月初五,王宏斌开始了自己人生道路上最诱人的一大举措:他和同伴贴出了“关于回收部分闲置责任地的告示”:

  针对我村自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来,部分村民因外出经商或进村办企业工作等原因,疏忽了对农业的投资和管理,出现了把自己的责任田租赁给外村,甚至将责任田抛荒无人管无人种的现象,……现结合村办企业得到初步发展,闲余劳力就业问题可以解决的实际,村委会特此制定实施以下改革措施:

  ……

  二、交了责任地的农户参加村里的集体劳作,剩余劳力由村办企业安排工作。

  三、土地交给集体的农户吃粮问题由村里解决,每人每月供应四十斤面粉,每市斤0.18元。

  ……

  集体供应面粉,又能参加村企业得工资,告示最先吸引了劳力少、孩子小、缺农具和人口比较多的农户。逐渐,村民们交出了手中的土地,并因此而得到了集体的保障。彼时的王宏斌就像一个牧羊人,希望村民这些“羊群”进入集体的羊圈内呵护他们。交出手中的土地,就能进入羊圈的门。
  
  找到“毛泽东思想”法宝

  将面粉厂、砖厂收归集体,又将承包到户的土地再次集体化后,南街村开始走上了集体化发展的道路。

  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了起来。“那时候,随便做个什么生意基本上都能赚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研究员刘倩对南方都市报说,南街村的发展,得益于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大环境。

  1984年,南街村工业产值达70万,1986年,村办企业的产值则达到了320万元。

  一个中原农村获得如此发展,南街村取得的成绩令人刮目相看。彼时,发展的方向是什么,也让以王宏斌为首的村领导集体感到困惑。

  “80年代末,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陷入了思考,南街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猛然间,他觉得眼前亮堂起来,一轮圆月正高挂天上。”一本讲述南街村的书如此描述。王宏斌找到了“信仰”——毛泽东思想。

  “宏斌书记是找到了法宝,”知情者称,王一开始并没有坚定要信奉毛泽东思想,而只是利用其来调理南街村内紧张的干群关系,惩治那些不服从领导的村民。

  很快,在南街村学毛选、唱革命歌曲迅速蔓延开来;广播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等革命歌曲开始传唱。

  在提出大学毛泽东著作以统一思想和大唱革命歌曲以弘扬主旋律的同时,也大学雷锋精神,以培养吃苦精神,并大力提倡雷锋的集体主义和傻子精神。南街村领导层提出的一句口号是“这个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动,由傻子去创造,是最后属于傻子的。”村干部们也自称是“二百五”的干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月薪仅拿250元。

  从此,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学习“毛选”、念毛主席语录、召开“批斗会”等在中国大地上湮灭的景象开始在南街村复活。

  与大搞崇拜毛泽东思想运动相伴的是,南街村的集体经济彼时亦属于快速发展时期。早先就利用信贷资金等银行贷款为集体经济奠定基础的南街村,在1989年集体经济产值达到2100万元。
  
  南街村现象引起关注

  南街村的成就,引起了一些领导的关注。南街村一时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典型。据称,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和银行因此闻风而动,开始扶持这个典型,大量的贷款开始向南街村倾斜

  1990年9月17日,王宏斌在一次发言中说:

  现在,咱南街要贷款不着什么难。前几天我们的副书记郭全忠、黄经理,在北京跟国家总行达成了协议,答应给我们贷款。当前各方面的形势对我们南街都很有利,各级领导、各级职能部门都想抓南街这个典型。省水利厅、县水利局要在南街搞农田喷灌,所需款项都是国家拨款,一拨就是几百万元。我们要抓住每个机遇,在两三年内把南街来一个大的转变。

  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号,并获得银行巨额贷款的南街村迅速融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彼时,中国社会上有一种思潮,“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南街村不但坚持“走集体主义道路”,而且坚持“用毛泽东教育人”,正好符合当时中国的政治需求。“这(南街村)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曾有人如此评价。

  彼时,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即南街村集团)已下辖有26个企业,其中5个是中外合资企业,3个与日方合资,2个与港方合资。1991年,南街村率先摘取了河南省“亿元村”的桂冠。

  当年,河南省官方有关部门对所谓南街村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南街村经验”被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二、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三、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四、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据悉,这是对“南街村经验”首次系统的、明确的表述。此后,当地媒体都按照这一口径大力宣传南街村。

  1992年,南街村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村庄发展规划,并对“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思想路线做了更为完整和系统的表述。当年,曾于1988年升格为党总支的南街村党支部,再次升格为党委,王宏斌依旧就任书记。

  在南街村提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规划时,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据称,因“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敏感提法,曾使王宏斌等南街村领导层感到不安。但是,这一做法很获得了个别要人的肯定和支持。
  
  建立“毛主席共和国”

  1992年,南街村在东方红广场上竖了一尊毛泽东雕像,并规定由民兵24小时守卫。之后,又在塑像两侧分别竖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

  同年,为了维护南街村及其企业的利益,临颍县公安局特意在村内设立了南关派出所。该所的目的明确,主要是为了维护南街村的良好治安形势,并为南街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两年之后的1994年,对南街村极为重要的一个金融机构在村中设立。将大量款项贷给南街村的中国农业银行,专门为南街村设立了一个支行。之后,漯河工商局南街分局也在南街村成立。除了这些行政金融机构以外,南街村还设有直属漯河市军分区的武装部(与县武装部平行),法庭、检察室、纪委等属于镇级的机构也在此设置。

  至此,一个拥有财政(银行)、武装力量(武装部、民兵营、派出所)、司法机关(法庭)、“法律”(“村规民约”)、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等设置的“小国家”现出雏形。南街村人自称其为“毛主席共和国”。

  在这个“小国家”中,王宏斌是领导的核心。南街村人习惯称他为“班长”,这是因为毛泽东曾说过“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除了任南街村党委书记、南街村集团董事长外,王宏斌于1992年开始担任临颍县委副书记,这三个职务一直就任至今。

  随着媒体宣传加剧,南街村声名鹊起。它被誉为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恩泽下,是最后的“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思想的样板村”、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缩影。

  王宏斌也因此被外人称为“南街村的小毛主席”。“他确实也在刻意模仿毛,深居简出”,熟识王宏斌的一名人士说,有一次一名从外地来南街村参观的老红军,看到在院子里植树的王后激动不已,宣称自己看到了毛泽东的影子,而南街村就是当年梦中的理想家园。
  
  吊诡的发展速度

  在举世瞩目之下,南街村像一个被急骤吹气的气球迅速胀大。1990年初,只有3800多名村民的南街村集团雇佣的员工已逾万人。

  “那时是需要什么,咱就建什么。”南街村党委办副主任雷德全说。一时间,方便面厂、啤酒厂、调味品厂、印刷厂等迅速拔地而起。然而,除了调味品厂、面粉厂及印刷厂等少数几个企业效益还算可以以外,其他企业绩效平平甚至亏损

  据南街村公开的资料显示:1990年南街村集团产值是4100万,1991年是1.01亿,1992年是2个亿,1993年是4.2亿,1994年是8个亿,1995年是12个亿,1996年是15个亿,1997年16亿,1998年16亿,1999年14.2亿,2000年是14亿。

  “这种发展速度是16年增长2100倍,”王宏斌说。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因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明星城市深圳的速度。2007年,南街村集团声称销售收入14亿,利税7000万。

  南街村的发展速度,动力从何而来?彼时铺天盖地的宣传,几乎主要是两点:南街村选择了集体经济;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坚持了毛泽东思想。

  在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中,在1995年以前,南街村领导集体几乎不提“小平思想”——王宏斌称,因为毛泽东是发展公有经济,邓却允许发展私有经济。

  吊诡的是,在毛时代亦如中国所有农村一样完全属于“一大二公”的南街村,依然是一个贫穷的中原农村。

  一个隐秘的事实是,南街村高速发展的背后,真正的动力是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形外援”:巨额的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的外来劳动力

  自从获得某些要员的肯定之后,银行便对南街村大开方便之门。1994年,一位中央领导提到南街村“艰苦创业”的问题后,立即引起了中国农业银行的重视。王宏斌在1995年的一次报告上说:

  “他这一讲不打紧,引起了国家农业总行的重视,当即国家总行副行长——抓业务的二把手,专程来南街考察。他考察的目的干啥哩?就是看看南街的贷款用了多少,都用了哪一家银行的,如果有其他银行的,要求南街把它还掉,因为南街这个典型是他们农业银行扶持起来的,现在不能一面红旗大家扛。回北京后,国家农业总行给南街拨了5000万元贷款,这是南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

  对于包括贷款在内的经济档案,一直是南街村的高度机密材料。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冯仕政曾对南街村进行调研,其根据不完全统计的1985-1998年南街村银行贷款的数据分析后得出:

  第一,总产值和银行贷款增长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增长幅度也差不多,在总产值翻番的同时,银行贷款也在翻番。第二,1991年及以后,银行贷款远远高于利税,到1998年已接近7倍。

  “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冯认为,南街村经济是典型的“高增长、低效率”,正是在巨额银行贷款的拉动下,南街村经济才能在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资不抵债的南街村集团

  从1991年开始,南街村的贷款额连续多年数倍于其利税,即使多年未见效益,银行也愿意向南街村放款。

  可资印证的是,南街村材料《理想之光(三)》第146页上记载:“1995年,村里上麦恩、拉面两条合资新线,因当时啤酒厂亏损严重,流资短缺,农业银行立即伸出援助之手,再次拿出5000万元,为企业快速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再集体化之后,南街村集体企业开始大量雇佣外来劳动力。在1990年左右,外来劳动力的人数开始超过本村村民的人数,如今,只有3800多名村民的南街村有万余名外来员工在各个企业工作——南街村的村民,多数从事的是管理工作,而外来员工绝大多数从事体力劳动。

  与南街村民不同的是,外来员工并不能享受到南街村“低工资+高福利”的待遇,他们只能拿“低工资”——150元-300元/月

  “南街村集体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是靠巨额银行贷款,二是靠廉价的外来劳动力。”冯仕政说,在这两个因素中,银行贷款是首要因素,没有银行贷款,南街村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大规模上项目,也就不可能吸引那么多劳动力。

  在南街村连生产投资都主要靠银行贷款的情况下,其仍然大量进行非生产性投资。1993年办南街学校投资5000万元,1995年办幼儿园投资1500万元,1998年,号称将耗资5000万的南街村“长城”和朝阳门等也开始兴建。

  然而,在1998年之后,南街村经济发展开始连续下滑。2004年,甚至发不出员工工资,多条生产线停工。

  这除了因中国宏观经济调整紧缩银根,导致迅速扩张的南街村集团面临资金链断裂之外,另一方面,南街村一直所依赖的轻工业,利润也日渐稀薄。“为了贷款维持资金链,南街村驻郑州办事处的三层办公楼都抵押了多次,”知情者说。

  南街村啤酒厂(漯河南德啤酒有限公司)的建立,是南街村迅速膨胀的产物之一,也是南街村集团最明显的一个败笔。1993年,声称将实现年利润1078万元的该厂自投产以来,年年亏损,最高年亏损达3000余万。2007年,连续亏损了13年的南街村啤酒公司声称“实现了历史性的新突破”,开始扭亏为盈,有了20万的纯利润。然而,该啤酒厂填报于2006年4月24日的《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报告书》及截止于2005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均同时标明该厂“负债总额”为2亿6千万余元,而其“资产总额”仅为1亿1千万余元——这意味着该厂实质已经资不抵债。对此,南街村委一名人士却认为,这正体现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如果是私人企业,它早就破产了”。

  啤酒厂只是南街村集团财务状况的一个缩影。一名熟识南街村集团财务状况的人士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1998年之后,效益最好的是2001年,集团号称纯利润1亿多,但如果将银行贷款本金利息等计算在内,当年整个集团还属于亏损的状态。”

  知情者称,南街村集团从中国农业银行的贷款本金利息至今未还。南方都市报得到确凿的消息称,该行已将南街村列入(贷款)黑名单,“现在一提要贷款都贷不出来了,除了一家银行外,其他银行与南街村集团基本不再有(信贷)业务往来”。

  面对窘境,2003年前后南街村集团开始将经营权下放到各个企业,希望各厂“自谋生路”。此前,各企业并无独立核算权,企业的经营绩效根据南街村内部价格核算,而每年的生产和销售也都由“三大班子”在会议上做出计划。

  据知情者称,作为南街村集团一把手的王宏斌,从未看企业财务报表,对企业经营发展并无成熟规划,“他喜欢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政治人物”。
  
  一人说了算的集体生活

  南街村的政治中枢是所谓的“三大班子”——村党委、村委会和村集团公司三个系统的高级管理干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性质的机构。实际上,这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在“政治挂帅”的口号下,南街村的所有权力都向“三大班子”集中。在“三大班子”中,权力又向书记王宏斌集中。

  南街村自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后,又开始逐步实行生活资料公有制。

  从1991年起,南街村进行“十星级文明户”活动。评定星级,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扣掉的福利,需要自己掏钱买,比如面粉、医疗待遇。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村民除了穿衣、买青菜,从婚丧嫁娶到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所有费用都是南街给的。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

  1993年,南街村建起了村民住宅楼,村民按人头数分配住房。到1998年,全村人搬进22栋楼房。将全部村民动员搬入居民楼之后,南街村实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目标——“要让村里人富得一分钱存款都没有”,王宏斌说。

  至此,“羊群已进入羊圈”。南街村领导集体全面控制了村中的事务,大到集团企业发展战略,小到村民婚丧嫁娶。据称,用于保障村民的福利资金,一年至少需要2500万元。

  “实际上,王宏斌可以一人说了算。”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刘倩说,南街村领导集体并无真正的监督机制,形同“人治”。

  1999年,南街村大修厂厂长耿宏向这种“人治”模式提出了挑战。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

  被责令搬出村民楼的村民,只能住回村中尚未拆除的旧房,原来的福利供给也将被掐断。这几个尚存的房子,曾被人称之为南街村的“西伯利亚”(意即政治犯流放之地)。

  事后,不服气的耿宏要求南街村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国策,退出集体,个人承包一块土地。

  2002年,南街村集团总经理耿富杰成为了向南街村模式挑战的第二人。在做了数年没有权力的总经理后,他向王宏斌递交了辞呈。此后,被认为当时最具经营头脑、南街村集团为数不多盈利企业的调味品厂厂长陈书欣,也因种种原因不辞而别。

  几位村民的离去,引起了外界对南街村模式的质疑。如在未经法定而克扣属于村民财产性质的福利,就曾引发法律界人士的关注。

  南街村依然如故。如“查收支,收缴一切不正当收入,与星级挂钩”,“以权谋私,损公肥私怎么办?退出赃物,停发福利1-5年,职工开除”这样的规定,仍是“村规民约”的内容。

  对此,有些南街村人将南街村比作是一个“牢笼”。不住在居民楼的张某说,“处处感觉受限制,在那养老还行。”张的父母住在居民楼内,而张在村外经营着自己的生意,因没有“村籍”,他只能自称为“南街村人”而不是“南街村民”。

  为了体现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优越性,南街村修起了一条被人称之为“长城”的城墙,其原本将修成环形,将南街村与其他村庄隔开,但后来因资金不足,只修了一面。城墙的一端,是一座仿天安门的城楼,名曰朝阳门。
  
  一人决定的“永动机”项目

  1999年,承认自己“一意孤行,独断专行”的王宏斌做出了一个决定,南街村要上马“永动机”项目。这个已经被科学原理及诸多实践证明不可能实现的项目,除了王一人以外,“三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均反对。然而,“永动机”项目还是上马了。

  熟知这一事件的知情者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为了上马“永动机”项目,王决定将一个盈利前景看好的冷库改造成项目研发基地。

  经过几个月的研发,所谓的“永动机”得以生产出来。南街村为此买来了三台新的奥迪轿车用于实验,但将发动机拆卸后装上“永动机”的汽车并不能正常启动,轿车报废。

  王并不因此灰心,“永动机”项目的几个负责人声称,之前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少神助,“如果能迎来八仙相助,永动机将获得成功”。

  在这些人的建议下,彼时的南街村在村委大院的几个楼房的顶部,安装上了10余盏探照灯,加以各种小的彩灯,一共“九九八十一”盏。

  晚上,村委大院灯火通明,探照灯光直射天空。不知道的人都认为这是为了营造“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的景象,“实际上那是为了恭迎八仙下凡”。

  知情者称,王宏斌上马“永动机”项目,源于一个伟大的计划:如果永动机研发成功,南街村可日进纯利近千万,这不但可扭转南街村陷于颓势的经济状况,有了钱——我们可以先收购一个镇,复制南街村的模式,然后再收购一个县,收购一个省……最后,让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对当时“永动机”项目了解的南街村民及观察者,证实了知情人的这一说法。

  “永动机”项目并未给南街村带来任何经济效益,2003年左右,南街村才声称“被骗了”,还为此赔进了2000余万。王并未因此而承担任何责任。他在一次大会上公开做了检讨而获得了村民们的原谅。一位当时检讨会的亲历者说,很多南街村老人因王公开向村民检讨,流下了眼泪,“班长为我们日夜操劳,还要受这等委屈”。然而,至今仍有关注此事的观察者提出疑问:2000多万不是一个小数目,怎么说自己被骗了就完了呢?被谁骗了?骗子为何没有被抓捕归案?甚至,有人说,“这是不是南街村有些人故意设下一个局,把钱‘造’走了?”对于这些疑问,至今成谜。

  除了“永动机”项目,南街村还实行了一些看似荒诞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均以失败而告终。这些项目是,能让番薯增产100%的“丰植露”(一种叶面肥)项目,亩产万斤的“党员试验田”项目。“只有你声称信仰共产主义,就可以很容易跟南街村做生意,”一位南街村的研究者说。
  
  “月薪250元”的真相曝光

  在南街村,除了王宏斌对这些项目的痴迷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之外,“三当家”王金忠的突然死亡,也为人们提供了管窥南街村领导集体成员不为人知的一面。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清理其遗物时,在其办公室的保险柜中据称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户主为王金忠的房产证。

  这让村民感到疑惑,一直宣称月薪250元的领导者,怎么有那么多钱和房产?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在王金忠追悼会的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一位追悼会的亲历者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王宏斌对此勃然大怒,“他说,‘以后谁再敢这样胡来,死了我再也不给开追悼会了!’”

  南街村的村民,像原谅王宏斌一样原谅了王金忠。有村民为这位被誉为“劳苦功高、鞠躬尽瘁”的村主任辩护,“上边的中央领导都可能犯错误,更何况我们这么一个小村庄的领导呢”

  随着这些解构南街村自我宣传的事件接连发生,南街村的意识形态在此后开始向大环境做出妥协,开始将南街村的“成功”归结为“多方面的因素”——“首先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小平理论、各级各界关心支持,再加上我们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南街村自称这是所谓的“外圆内方”——对外与大环境接轨,对内坚持“共产主义”。

  彼时,王宏斌亦放弃了伴随他近半个世纪的名字——“洪彬”,将名字改为了现名。

  王改名的缘起,亦如南街村开始悄然承认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一样微妙。本报记者找到了直接促使王宏斌改名的当事人。他透露,有一次在深圳出差,知道王书记相信命理,即找到一名术士为其测命测名,“道士写了首藏头诗,大意是南街村和王书记能有今天的成就,全是冥冥中早有注定,如果将名字改为‘宏斌’,南街村和书记可以继续辉煌”。
  
  “改制”:谁的南街村?

  王宏斌改名,并没有阻止南街村经济的颓势。

  2003年,为了使南街村集团获得充裕的资金,曾有几名高管要求运作南街村上市以便融资,但王宏斌与推动“永动机”项目上马一样,坚持了自己的见解——这次,他投了反对票。

  彼时,运营逐渐规范、并有几家已经上市的银行也向宣传坚持“红色路线”的南街村亮起了红灯。

  为了增加收入,2004年南街村开始开发“红色旅游”,为了使游客在南街村旅游变成对共产主义的朝圣之旅,南街村复制了毛泽东故居、遵义会议旧址、西柏坡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景观。在观光园中,南街村还特意修建了一座用于收藏毛泽东选集(1~4卷)书法作品的“四卷楼”,但据称因资金短缺,至今未投入使用已略显破败。

  2004年11月,在“法律意义”上,南街村宣告了其坚持“公有制”(集体经济)历史的终结。

  在南街村集团第25次股东会议上,形成了如下决议:

  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南街村集团核实股东,为集体企业)将12648万元股本中的1809万转让给王宏斌、1206万转让给郭全忠、1206万元转让给贾忠仁、387万元转让给王继春,转让后的股本为8040万元。此外,原属集团子公司的4个企业,也将相应股本转让给该企业法人代表。

  在第26次股东大会上,再次对此进行了确认。南街村集团由原来的5个法人股东(集体性质)变成了1名法人股东及12名自然人股东。除了中原工贸仍属南街村集体所有外,其余子公司已将股本转让给原来的法人代表。

  至此,注册资本为5亿3千万的南街村集团股权结构,由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占40%,王宏斌占9%,郭全忠6%,贾忠仁6%,王继春6%,窦彦申6%,刘晓青6%,王金安6%,邓富山3%,张平3%,王武军3%,卢林政3%,姚喜兰3%。在12名自然人股东中,出资额最高为4770万元,最低为1590万元。

  这12位自然人股东,都属于南街村“三大班子”的领导成员。其中,郭全忠是村党委副书记,贾忠仁是村委主任,王继春为南街村集团党委副书记,窦彦申为集团总经理,刘晓青是食品厂厂长,王金安是村办公室主任,邓富山为包装材料厂厂长,张平是南街村彬海胶印公司经理,王武军、卢林政是集团副总经理,姚喜兰是南街村集团麦恩鲜湿面公司总经理。
  
  众目睽睽下的否认

  在南街村集团提交河南省工商局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等级申请书”、以及新的“公司章程”及漯河信利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审计报告上,都证明了南街村股权结构变更的事实。此后,南街村的股东会议签章也由原来的5个法人股东(公章)盖章,变成了1个法人股东盖章及12名自然人股东的签名。

  对于这一事实,王宏斌的回应只有寥寥数语:无稽之谈!

  南街村党委办副主任雷德全则反问说:“这怎么可能?南街村还是坚持集体经济的道路”,“如果他们在台上说的和台下干的不一样,他们在南街村一天也立不住脚了。”雷说,

  对南街村股权结构变更一事了解的时任党委办副主任王洪凯解释说,在变更时,工商局的人说集团公司应该有自然人股东,“所以就那么填了”。

  本报记者从河南省工商局查阅的材料却显示,是南街村集团内部在2004年11月已经将股权结构、公司章程等变更完毕之后,才于2004年12月向工商局提交了变更等登记申请书。在包括《公司法》在内的相关法律中,亦无集团公司必须有自然人股东的规定。

  此外,在漯河市工商局,南方都市报记者查询到注册号为4111002103267、注册资本是8500万元,名为“漯河南街村全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家企业。在其股权结构中的23名自然人股东中,除了姚喜兰外,南街村“三大班子”的11名成员均是该公司股东,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

  包括王宏斌在内的南街村诸领导,对“改制”的消息均予以否认;如雷德全这样不属于企业高管的村委相关人士,也说这只是“形式上”的。大多数南街村的村民,更是坚称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背后有那么多高参,他们怎么可能不懂,那么容易被骗?”观察者们如此质疑。

  在证明各南街村集团高管出资购买股本的“收付款项证明”上,王宏斌等12名南街村集团高管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上手印,他们都坚称“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诚实信用原则,保证以上所述内容是真实的、合法的、有效的,如有虚假,甲乙双方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一个私德高尚的牧羊人”

  2007年岁末,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给南街村捐了10万元,并希望该款用于改善南街村领导班子成员的生活;王宏斌代表全体南街村民在给李讷的回信中则说,李的“无私捐助,体现了真正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高风亮节,以实际行动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破私立公政治课”,并表示此将激发南街村“加快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步伐”。

  村民们既敬又畏的“班长”王宏斌,还是被认为是一个至今无人替代、私德高尚的领导人。以他为核心的“三大班子”,有责任像称职的牧羊人般,为已进入羊的门的村民们寻找水草、遮风避雨。

  2008年2月17日,春节还未过完,南街村已迎来前来参观的游客。游客们在南街村导游小姐的引导下,感受这里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取得的成就。南街村自称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为建设共产主义奋斗了近30年。走马观花的游客们,在听着导游小姐解说南街村的故事时,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国策,也已到了30周年。
  
  发展的真相  
  
  “在人民公社土崩瓦解,土地联产承包制成为潮流度之际,南街村却选择了走集体化发展的道路。

  “那时候,随便做个什么生意基本上都能赚钱。”南街村村办企业迅猛发展归之于“毛泽东思想”。从此,自“文革”结束以后,学习“毛选”、念毛主席语录、召开“批斗会”等在中国大地上湮灭的景象开始在南街村复活。

  1991年,南街村率先摘取了河南省“亿元村”的桂冠。据南街村公开的资料显示:1990年南街村集团产值是14亿。“这种发展速度是16年增长2100倍,”王宏斌说。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深圳的速度。

  然而,“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知情者称,南街村从农行贷款的本金利息至今未还,该行已将南街村列入(贷款)黑名单……”  
  
  集体的真相  
  
  从1991年起,南街村进行“十星级文明户”活动。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1999年,南街村大修厂厂长耿宏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被责令搬出村民楼的村民,只能住回村中尚未拆除的旧房,这几个尚存的房子,曾被人称之为南街村的“西伯利亚”。

  1999年,王宏斌决定上马“永动机”项目,除了王一人以外,“三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均反对。然而,“永动机”项目还是上马了。南街村还实行了一些看似荒诞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均以失败而告终。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病死亡。清理其遗物时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房产证。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追悼会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采写、摄影/本报特派记者 上官敫铭 发自河南

  特约审稿: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助理巡视员、研究员卢荻 

【鄢烈山】南街村是谁的教训?

2008-03-01 来源: 南方都市报
  
  南街村,这个所谓“红色亿元村”、集体化道路的样板、“毛主席共和国”,资不抵债、瞒着村民“改制”的真相,在一些杂志报纸相继曝光后,引起了广泛的热议。有人说,南街村的真相,“让人们看见一只狐假虎威的历史假老虎”;有人问,“南街村是谁的梦想?”我想进一步追问,南街村神话和梦想的破产,是谁的教训?我以为,它肯定不只是南街村民,它是全体中国人的教训,尤其是那些曾经真诚地相信这类样板、真心传播这类典型的媒体,以及仍然相信这类奇迹的人们的深刻教训。

  1994年3月《中国青年报》以长篇通讯《昨日的梦,今天的梦……》,对南街村作了正面报道。我读后颇不以为然,写了篇《痴人说梦》的评论发表在同年4月18日的《南方周末》上。随后《中流》杂志组织了一个有什么“清华大学写作组”参加的班子撰文批判我。今日“真相”披露,是不是就表明我“赢了”?我若这样想,就未免太浅薄了。

  道理很简单,假如王宏斌像华西村的吴仁宝一样,不光将自己定位为“政治人物”,而且有经济头脑、经营才能,“红色”只是一种政治包装和营销策略,南街村就不会陷于经营困境,那一套宣传就不会穿帮。华西村的领导体制不也是由“班长”说了算,不也搞了土地收回集体经营,不也是搞集体盖房、购汽车等类似的福利管理,不也是搞了企业改制吗?难道华西的“传统文化”包装(二十四孝图、桃园三结义等),就肯定比“红色文化”包装高明多少吗?同样用毛主席的旗帜和“毛泽东思想”做号召,史玉柱等人不也一样大赚其钱、跌倒了又爬起来吗?我相信,假如南街实质性的经营策略不出问题,那么,南街的“文革”个人崇拜仪式表演、微缩“革命圣地”景观,还真有可能成为创收的“旅游资源”,像数地争相建立的梁祝园、炎帝陵,真假并不重要,只要有人“好这一口”。革命的苦行者切·格瓦拉的图腾既然可以为当代时尚青年所用,毛主席的旗帜当然也可能被人赋予另外的意义和用途。

  有人用华南虎照来比拟南街村这个典型,从官民出于各自的需求上下合作造假这个角度来说,是贴切的。没有上边一些人为树典型捞政治资本,批给南街村数以亿计的银行贷款以及给予许多政策性倾斜,南街村的产能产值不可能膨胀得那么快那么大。但是,我更愿意用王宏斌一意孤行、不惜代价开发的“永动机”来打比方。南街村就是一个“永动机”的实验模型。

  “当年,河南省官方有关部门对所谓南街村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南街村经验’被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二、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三、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四、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据悉,这是对‘南街村经验’首次系统的、明确的表述。此后,当地媒体都按照这一口径大力宣传南街村。”这个经验的要害是“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所谓“走集体主义道路”是虚的,办了26家企业(3个与日方合资,2个与港方合资),当然不是个体经营、小作坊;而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才是南街的“特色”。可是,从“大跃进”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到“文革”时代的“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中国不是一直迷信“精神原子弹”的力量,一直在改造人心、“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吗?

  南街村的上述经验并未超过周总理总结、毛主席认可的大寨经验。既然毛主席在世时倾全国之力扶持的“大寨红旗”真相毕露后不能打下去,我们凭什么相信没有了毛泽东本人的时代,那一套反倒能在南街村在全中国大放异彩呢?既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全国农村没有一个村子包括南街村在内,靠学《毛选》、唱《东方红》富裕起来,根据人们分析实验结果的基本常识和起码逻辑,那凭什么要将南街发展的条件归因于早已试过而不灵的老一套,而不是归因于新添加的市场因素呢?

  还有,那一套排斥市场经济、否定“经济人”的属性,试图建设没有私欲的“新人”“新社会”的乌托邦实验,在苏联、东欧乃至全世界范围都失败了,一两个不承认失败的国家经济停滞、连年闹饥馑,凭什么可以相信南街村就有回天之力呢?

  王宏斌他是真相信可以造出物理上的“永动机”。倘若他用自己的钱造别人无权干涉。他不仅用公款造,还要世人都相信他在干一件造福人类的大功德,这就不仅可笑,而且可恼。更没脑更可恼的是,为他喝彩硬要我们也相信他的人。

  南街村神话的破灭,是全中国所有相信精神“永动机”(“精神原子弹”)神话的人们的又一个教训。

  最后,对那些真诚怀念改革开放前“毛泽东时代”的人们,说句似乎题外的话:渴望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没错,但过去的时光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美好,变革现实的途径有多种选择,我们并非只能在承认现状与回到从前这二者之间选择一种

  (作者系杂文家)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spqy/200803010007.asp

【景凯旋】南街村神话的破灭昭示了什么?

2008-03-02 来源: 南方网 

  虚假的经济模式造成的经济损失,欠债十多亿,以致资不抵债,会不会又是由存户和纳税人来买单?

作者:景凯旋,南京大学教授

河南南街村作为一个“红色亿元村”,在市场经济的大环境下,一直坚持走集体化道路和“政治挂帅”,成为某些人心目中寄托“共产主义”理想的圣地。但最近传出消息,南街村已经面临资不抵债的局面,三年前南街村其实就已悄然改制,村领导占有最大的股份,村民们却尚不知晓。

三十年前,改革开放是从废除农村集体化起步的,集体主义经济实质上就是计划经济、指令经济或权力经济,正如哈耶克所说,这种经济制度有两个主要特征,一是需要一个共同接受的目标体系,二是为了达成这种目标需要给决策者以巨大的权力愿望。由于经济决策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实行统一的强制性的资源配置,它根本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市场要求和无穷无尽的消费者不同需求,几十年实践已经证明了它的低效率。

集体经济必然导致个人生活的集体化,南街村由此建立起集中管理一切个人活动的制度。村民住在统一分配的住宅楼,村民的日常生活,诸如面粉、肉类、医疗待遇、婚丧嫁娶、孩子入托、读大学等等,所有费用都是由南街集团支付。“共产主义”共同富裕的标志就是要消灭任何私人存款,用王宏斌的话说:“要让村里人富得一分钱存款都没有”。相应地,在精神上则必然要控制人们的思想,限制个人自由。因此,南街村除了每天要学习“毛选”,唱“文革”歌,灌输破私立公思想外,还要有相应的物质惩罚措施,如犯错误的人都要被责令搬出楼房,取消福利。实现社会平均分配是人类自古以来的梦想,不能说这种梦想不好,但经历过集体主义经济时代的我们应当明白,市场经济固然是没有实质平等可言的,然而以为存在一种社会,它可以使个人的报酬符合所谓的“实质公正”,这同样是一种制造“永动机”的想法。Freedom is not free(自由是要付出代价的),要坚持自由就必须承受经济不平等的可能后果。不过,对于那些为了平等而放弃自由的人们,如果读过奥威尔的《动物农庄》,不应忘记“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的动物比其它动物更平等”的那句名言。事实上,当南街村三当家王金忠去世后,就在他的遗物中发现了二千万现金及多本房产证,追悼会上甚至还出现了几个“二奶”,抱着孩子提出财产要求

从南街村的模式看,它既是实行高度指令性及低工资、高福利,同时又参与外部的市场活动,雇用廉价的外来劳动力,可以说是一种竞争性的集体经济。如果说南街村曾经取得某种程度的经济成功,那更重要的原因还是来自政治与市场的支持,正如报道所指出,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一是靠政府支持下高达12亿的银行贷款,二是靠自由出卖劳动力的外来廉价劳工。就此而言,这种“共产主义”是要打折扣的,其模式也不可能推广开去(比如,村村都能获得巨额贷款,村村的劳动力都留在家乡当管理员,哪里还会有南街村)。因此,它的存在只是为了树立一个政治样板,其结果自然也是在意料之中。南街村在二十年里,几乎复制了全中国几十年走过的道路,最初试图建立一个“永动机”驱动的乌托邦公有社会,然后是浪费、破产、改制,最后是化公为私。要说失望,最大的失望应当还是那些对集体主义、绝对平等抱有幻想的人们。

只要南街村村民自愿组成一个共同经济体,靠自己的劳动智慧发展集体经济,并实行按需分配,我个人是乐观其成的,这也是我过去只感到好奇的原因。可现在的问题是,如果南街村的经济增长,只是出于某些人为了宣传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完全靠行政命令下的银行贷款,就像当年的大寨,靠的是老百姓的钱堆出来,并用来骗老百姓,那么这种虚假的经济模式造成的经济损失,欠债十多亿,以致资不抵债,会不会又是由存户和纳税人来买单? (本文来源:南方网 作者:景凯旋)

http://news.163.com/08/0302/11/461CHBJE00012I5M.html

回敬馬英九拍背 謝長廷笑:我拍到你了



2008.03.02
蔡慧貞、林諭林/台北報導

馬謝兩人在前日電視政見會結束後相互「拍背」的畫面,令觀眾印象深刻。謝長廷一日說,政見會前中選會有宣布「不許拍背」,但馬英九後來又過來拍他的背,因為很突然,他本能反應地也拍馬一下,「我想他不是惡意,看他表情不像是要來傷害我的樣子。」

馬英九則表示,他沒有聽過中選會有事先制止拍背,他也不想在這些事上糾纏,因為總統選舉,「好歹要有點高度。」至於謝也回拍他的肩膀,「我也覺得他是善意的」。馬英九說,他跟正常人一樣,拍拍肩膀就是表示友善。

謝強調,他的兒子、女兒也常常會有這種動作,有人說這樣拍是長輩的動作,這沒什麼,「但如穿鑿附會,說是哪位大師教的,就有人心中會有陰影,那乾脆都不要」。

馬英九得知謝營質疑此舉是「高人指點」後,則驚呼「喔!拜託!」。馬表示,他知道謝「信仰宋七力後,思想模式跟別人不太一樣」,但他跟正常人一樣,拍拍肩膀就是表示友善。

馬英九在第一場電視辯論會開場前雙方握手時,猛拍謝長廷的背十多下,事後成為話題,有關「民間禁忌」等各種說法不脛而走。前晚中選會第一場電視政見會結束後,馬英九走過去和主持人賴浩敏打招呼時,又突然拍了謝長廷的背一下,謝長廷隨即伸手「回擊」,重重拍了馬英九的背,隨後兩人哈哈大笑的鏡頭,被電視媒體一播再播。

謝長廷昨日被媒體問起此事時表示,如果兩個總統候選人你拍我、我拍你都不放,兩個人一直拍來拍去,這個很難看,所以政見會一開始前就跟中選會說。因此中選會講了「不許拍背」,只握手,但又擔心如果馬英九又趁握手時拍他的背,他要閃,也很難看。後來中選會就決定,連握手場景也取消,結果政見會一開始,並無馬謝兩人握手畫面,就是中選會為免「兩個人在那裡轉圓圈」。

不過,百密一疏,沒想到,政見會結束,馬英九又來一記拍背動作,只是這次謝馬上回擊,也重重地回拍了馬一下,謝長廷並自爆他當時還對馬英九笑著說,「哈哈,我拍到你了」。

「拍背」也成話題 無聊到極點
顏瓊玉/特稿

一個小時的政見發表會,未必能讓總統候選人把話講清楚。令人遺憾的是,馬謝兩陣營會後不僅沒有「再補充」,居然把火力集中在「拍背」的怪力亂神說,不僅自貶選戰格局,也讓全國選民「見笑」。

「拍背」到底是什麼意思?老是「被拍」的謝長廷第一次幽默以對,表示是馬英九為自己陣營攻擊他太太的負面廣告向他道歉。第二次被拍,謝陣營爆料,馬英九是受了密宗大師林雲的指點。馬英九則反諷謝信了宋七力以後,「思考模式與人不同」。

一周之內,馬謝兩度同台,其治國策略、口才、臨場反應,甚至容貌儀態,樣樣都受外界矚目。只是,他們為自己政策遭扭曲叫屈的同時,卻把其他時間花在「拍背」這一場無謂的「鬥嘴鼓」。

為了把對方擊倒,馬謝每一個動作都在較勁,選舉剩下廿天,居然把戰力放在無助國政的怪力亂神上,未來的每一場辯論如果一再重演這場戲碼,套一句蔣友柏的話,馬謝會把選戰玩「low(遜)」掉;而選民也可以學學希拉蕊罵對手歐巴馬的經典用詞說:「shame on you(真丟臉)」!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02+112008030200193,00.html

要養四老一小 壓垮一對夫婦

中國時報 2008.03.01  彭志平/台北報導

 大陸從一九八○年開始實施一胎化政策,將近卅年來產生了許多後遺症。其中,人口結構高齡化導致年輕人奉養父母的負擔逐漸加重;同時,據估計未來大陸高齡人口的成長速度將是人口成長速度的五倍,高齡化的問題將更加嚴峻。此外,男女出生比例亦因一胎化而出現巨大落差,其嚴重高居全球第一。

 對於是否廢除一胎化,大陸官方的確面臨兩難。大陸國家人口和計畫生育委員會主任張維慶即曾指出,以總和生育率二.○計算,到二○四三年大陸總人口數將達到一五.五七億人。一旦廢除一胎化是否造成人口爆炸,的確令人擔憂。

 不過,擺在眼前的是一胎化導致人口高齡化的問題。自從大陸實施一胎化以來,第一代獨生子女已進入婚育年齡,所謂的「四二一」問題已經出現,即一對夫婦在供養四位老人的同時,還要撫養一個孩子,這就使傳統的家庭養老模式不堪重負。而更嚴重的是,目前大陸的養老金制度並不涵蓋全體國民。在城鎮地區,有勞動能力的城鎮居民只有不足半數參加養老計畫,而農村地區僅占十分之一。

 若干評論憂心忡忡的指出,目前大陸六十歲以上的人口達一.四四億人,佔總人口比例的一一.○三%,但大陸的人口高齡化與先進國家不同。有些人把先進國家的高齡化叫做「先富後老」,把大陸的高齡化叫做「未富先老」,拿二者作對比,提出了大陸人口的「崩潰論」或「危機論」。

 除了高齡化問題之外,一胎化還造成性別比嚴重失衡。大陸國家計生委副主任趙白鴿就表示,通常情況下新生兒中男嬰和女嬰比例應在一○三到一○七比一○○。但是在大陸,這一比例高達一一八比一○○。大陸性別比失衡,是全世界最為嚴重、持續時間最長的國家。

拍摄区长“低头照” 北京记者政治错误被炒


原图

登报的原图

辞退告知书

【星岛网讯】北京一名摄影记者因为拍摄通州区区长“疑似低头”作政府工作报告的照片,引发官员震怒而被炒。官方称照片会引发“区长在低头认罪”的联想,将事件定性为“图片新闻出现导向性偏差,政治影响极其不好,是一宗政治事故”。》》对比:不存在“政治错误”的邓乃平区长相片

  事件经媒体曝光引发中国网民热议,有网民痛批这是“典型的、赤裸裸的官僚主义!这个区长,很牛很强大!

  香港《星岛日报》报道,1月10日出版的《通州时讯》,有一张题为“邓乃平区长代表区政府向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的照片,摄影记者是五十二岁的王力利。这张图片新闻“闯祸”,原来区领导很生气,主要是指照片里的区长“低头,闭眼,形象不佳”。

  王力利迅速被辞退。《通州时讯》报社领导指他在拍摄工作中不够敬业,没能拍到区长念报告时抬头正视前方的瞬间,报社领导私下跟他通气说:“没法保你了,连我们这些领导都已经给区长做检查了。”

  这位领导解释:“这张照片作为图片新闻,传达大会的精神是错误的,不振奋的,难道照片想告诉读者,通州区去年的工作没做好,区长在低头认罪?”

  王力利说其实他守了整整半个小时,“区长那天做报告时基本上都低着头念稿,一个半小时里偶尔也会抬起一两次头来。”一共拍了十一张,都是区长低头念稿的照片,然后挑了六张发给编辑选。

  《通州时讯》原是北京通州区委的机关报,五年前国家报刊体制改革取消县级党报后,改为《北京娱乐信报》的社区版。为了便于人事管理和广告运营,《北京娱乐信报》和通州区委宣传部共同成立了一家名叫信通力达的广告公司,但报纸实际上还是由通州区委宣传部主办。

  同样是五年前,王从工作了二十余年的北京化工厂卖断工龄下岗,之前在厂里做过多年工会宣传工作的他,托熟人找到了报社的这份新工作,一直干到在这次春节前被辞退。王力利自称,他是“《通州时讯》里资格最老的摄影记者”。

  王力利的一位同事事后回忆,王力利接完电话脸色当时就唰地变了,跟大伙说“坏了,昨天见报的两会照片出问题了”。王力利记得,那天在电话里报社领导要求他就照片问题立即写检查,要认真、深刻,当天要送到他办公桌上来,还要罚款500元,还特别提到一句:“你要不正确对待这事的话,我们就不能跟你续签了。”

  而据王力利自己的回忆,实际上在开会前一刻报社领导已经跟他通气了,说“这个事情已经是个很严重的政治事故,没法保你了,连我们这些领导都已经给区长做检查了。”“我就问他,那什么样的算政治事故啊?他说你甭管,我们认为是政治事故就算。我一想,那还废什么话啊,不干就不干呗,我这人也比较爽快,马上交了钥匙就走人了。”

  处理速度之快,有如迅雷不及掩耳。从拍出这张照片到被辞退,不到三天;从知道照片闯祸到被要求离开报社,也只有短短六个多小时。辞退的部分理由是:“经查,2008年1月10日《通州时讯》第二版刊登你拍摄的邓乃平区长代表区政府向大会做政府工作报告的图片新闻出现导向性偏差,政治影响极其不好,属于严重失职,是一起政治事故。经研究决定,即日起本公司与你解除劳动合同。”www.stn

http://www.stnn.cc/china/200803/t20080301_740314.html

Thursday, February 28, 2008

为北京奥运贡献水源 农民没水种稻米

(2008-02-29)

  (北京美联电)1万6000名运动员与官员今夏进驻北京时,只要一扭开水龙头,就可以张口喝水——这可不是很多北京市民享有的便利。

  不过,为了保证奥运期间这些水龙头的供水,北京正把周围地区的水源逐渐抽干,贫穷的农民因此面临缺水。

  北京的空气污染虽然不时成为报上的标题,但对这个1700万人口、爆炸性增长的城市而言,最严重的环境挑战其实是缺水。

  1999年以来,北京的降雨量就一直低于平均水平,导致其人均水资源只有世界平均的30分之一,比以色列还低

  为了缓解这个问题,中国大动土木,展开“南水北调”工程,2010年前要把长江水北引。由于奥运访客的需求,第一期工程更在快马加鞭,到今年4月,北京以南的乡间运河,每年将能从湖北省的四个水库调来800亿加仑的水。

  反观位于北京西北70英里外的赤城县,农民每天只能从井里打两桶水自用,当局禁止他们使用当地水库里的水,并下令他们只可以种无需那么多水灌溉的玉米,但玉米能卖到的钱比稻米和其他蔬菜少,政府提供的30美元赔偿也不是人人都可以领到,因此,这些农民穷得连煤都买不起,冬天只能烧玉米杆取暖。

  56岁的农民于忠信(译音)家就在黑河边,北京主要水库的水就源自这条河,但老于和其他村民已经两年没用上黑河水来种稻米,因为水都要留给北京用。

  他谈起来时却是无怨无悔:“个人的利益要在国家利益之下,我不反对这么做,我为了奥运成功支持这么做,中国一定要赢!”

  异议人士戴晴说:“从一开始我就反对搞奥运。我们的水根本不够用。但没有人听得进这样的话。”

政协常委安启元:
政府须补偿群众
  另据《明报》报道,曾任陕西省委书记及国家地震局长的全国政协常委安启元在接受英国媒体访问时也警告说,为奥运会及一些大型水电项目施行的调水计划,将危及西北省区数百万农民生活。而奥运期间,北京的用水预料会将比平时多出30%,邻近的河北省须额外增加3亿吨的供水。

  安启元以罕见的批评口吻呼吁中央政府,对于那些被告知要抽取“当地最洁净水源”提供给北京、以确保奥运期间饮用水供应的省份,中央政府应提供补偿:“为保证北京水质,我们不得不关闭所有的工厂。可大家总得要活命,政府须要为陕西提供补偿。如果你不为群众提供补偿,他们还怎么生存?”他并称,过度使用稀缺的水资源,可能会招致一场社会和环境灾难。

http://zaobao.com/zg/zg080229_507.shtml

【张晓舟】 弄他! 弄他!

据说很多重庆人看了不爽,所以贴出来让大家都一起来不爽一下吧。
至于有记者就这篇文章想要采访我,我看就不必了吧。


  重庆就是一座很“搞”的城市。

  这个暧昧的动词意味着“搞笑”和“恶搞”。高架桥把古城墙摁在胯下,米开朗基罗的肌肉男雕像守卫着长江大桥,宋代古镇磁器口的茶社里键盘为三把二胡伴着电子节奏,江滩的庙会上响彻震耳欲聋的 “We will We will rock you”―――可译为“我们就是要搞你”。

  这个暧昧的动词当然还意味着“搞”女人乃至“搞”男人。每天总有人往你宾馆房间的门缝下塞形形色色的名片,有的冠名为“大学生商务中心”,宣称为客户提供优雅浪漫的女大学生,而名为“欣丝路”的则宣布:“本公司长期提供处女”。

  似乎没有哪个城市会像重庆这样电视上成天不断轰炸的是“男性广告”―――准确地说是“男根广告”,在重庆,男根广告对隆胸广告占有压倒性优势。在关于东亚四强赛的电视节目间歇,你不时会听到广告在苦大仇深地哭爹喊娘―――“男人的尴尬,男人的伤心……”而且真的把他娘给喊来了。在广告中,老婆向婆婆投诉她儿子不中用,老太太脸一哆嗦,恍然大悟,仿佛从此明白了人生真谛和革命道理,而她可怜的儿子像个委琐的特务一样缩在门后偷听,露出革命叛徒的羞悔之色,而广告语不忘对他加强核打击力度:“再小声,有些事也会让人知道!”这意思很明白:您要么赶紧来我们“男性生殖健康医院”,要么死了算球。

  你必须具备受虐狂的修养,才能忍受这样的广告轰炸。而重庆,似乎正是一座阴性的城市,或者说阴阳有些倒转调换的角色,女人比男人泼辣,女人比男人能干。盛志民的电影《浮生》在这方面有所表现。在嘉陵江的美丽夜色中,我看到一幢楼巍然耸立在江边,楼顶四个灿烂辉煌的大字―――“求精中学”。如果你长大了不想去男性生殖健康医院,最好先来报考这个中学。“求精中学”,俨然成了本城地标男性图腾。

  于是,你该明白了,为什么重庆是“雄起”的老巢,为什么重庆球迷那么爱喊“雄起”,或者说那么需要有一个地方能让数万男人排山倒海地一起“雄起”。尽管为了减抑球迷对日本队的敌意,组委会作了个姿态特意在中日之战看台上高悬“礼仪重庆,诚信重庆,书香重庆,魅力重庆”。但毫无疑问,“雄起重庆”才是最伟大的重庆城市口号。

  然而,这座城市已失去了中超,萧条的大田湾被沸腾的奥体中心取代了吗?可是亚洲杯和东亚四强赛多少年才能轮到一回?中韩、中日两仗上座率6成,但随着中国队接连败北,东亚四强赛颇有提前结束的感觉,还有多少球迷愿意花钱啃后面的鸡肋。―――即使那是一只雄起的雄鸡……鸡肋?

  “前列腺的事,交给爱德华”,那么雄起的事,就得交给“爱我中华”。爱德华是一家男性医院的名字,看来主治医生肯定是剪刀手爱德华。重庆球迷爱我中华心切而狂嘘日本队可以理解,而他们不嘘中国队而仅仅针对主席台上的谢亚龙高喊“下课”,已经算是很客气的了。只是庙大船小的奥体中心马上又要长时间归于沉寂,重庆球迷找乐和泄愤的机会好不容易轮到一回,马上又没了。重庆男人该去哪儿雄起呢?桑拿中心和医院都不大合适啊。

  重庆的城市名片似乎已渐渐从足球转为电影,但《疯狂的石头》再好看也不能老看。不如去婚介中心。嘉陵江边有家婚介中心门外赫然大书特书大得吓人的承诺―――“如假赔十万”。

  李玮峰和对方发生冲突时,全场高呼“弄他!弄他!弄他!”“弄他”是“雄起”精神的进一步深化和落实。不管是对韩国队日本队,还是对千夫所指的中国足协,重庆球迷惟有“弄不到他”的不爽。

----------------------写于2008年2月20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12b6e801008mr5.html

Monday, February 25, 2008

【傅国涌】大历史中的小细节:抗战时知识分子们的日常生活

2008-02-26 09:06:24 来源: 先锋国家历史 

  在抗战时期,知识分子们一样经历了这场民族的大苦难,他们的生命一样深深地卷进了大时代的旋涡里。甚至可以说,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七七”的烽烟,“八一三”的炮火,胜利之夜的狂欢,大好河山遭受践踏的大耻大辱,民族危亡时刻的拔剑而起、浩气冲天。八年抗战,浮现在我们面前的印象往往是一些或碧血横飞、或壮怀激烈的大场面。然而,历史还有另外的侧面,八年的漫长岁月,“流民图”内外的普通民众,他们的面容,他们的内心轨迹,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如何熬过那些残酷的日夜,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好在还有那个年代知识分子留下的文字,大致上可以填补这些历史的空白页。无论是留在沦陷区的,还是万里流徙去了大后方的,他们都一样经历了这场民族的大苦难,他们的生命一样深深地卷进了大时代的旋涡里。甚至可以说,他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历史的一部分。

1940年以后,西南物价飞涨,西南联大的教授经常要为吃饭发愁。在文学史家余冠英家的餐桌上,连蚂蚱也成了佳肴。语言学家王力辛酸地说:每到月底都要去打听什么时候发薪水,好不容易领到薪水,马上举行家庭会议讨论支配方法,大孩子憋了一肚子气,暗暗发誓不再用功念书,因为像爸爸那样读书破万卷也没用,没有太多想法的小孩子只恨自己不生在街头小贩之家。就是清华校长梅贻琦家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经常只能吃白饭拌辣椒,没有青菜,偶尔吃上一顿菠菜豆腐汤,就像是过节。梅夫人韩咏华和潘光旦、袁复礼等教授的夫人做起了糕点,拿到街上去寄售,还特意取名为“定胜糕”。

在重庆歌乐山,女作家冰心除了节俭,还亲自动手种起了南瓜,到了秋天,门口的南瓜熟了,天天都是南瓜饭、南瓜菜。他们家晚上往往吃稀饭,孩子们每顿饭都抱怨没有肉吃,只有偶尔客人来,才会闻到肉香。

梁实秋在战时写下了著名的《雅舍小品》,所谓的“雅舍”不过是乡下的茅舍。“窗户要糊纸,墙是竹篾糊泥制灰,地板踩上去颤悠悠的吱吱作响”。老舍穿上了斯文扫地的衣服,灰不灰,蓝不蓝,老在身上裹着,像个清道夫。香烟的牌子一降再降,最后抽的是四川土产的卷烟,美其名为雪茄。文学界的朋友聚在一起时,能到小饭馆里吃一碗“担担面”就觉得很美满了。

不愿从政的胡适做了战时的驻美大使,经济也很拮据,一生大病,住院费就要向朋友借。他的薪水每月540美金,除了自己在美国的开销,还要负担在国内的夫人生活费,及两个儿子的教育费。在写给夫人的家书中,他几乎每封信都要提到钱,很注意节约,衣服不讲究,茶叶不买顶贵的。但就是这样的情况下,当孔祥熙送他一笔钱付医药费,理解他的朋友知道他不会收的,后来退还了。大使有一笔特支费,是不需报销的,可是他分文未动,等到卸任时原封缴还国库。

郑振铎一直没有离开上海,坚守在“孤岛”上,一面在暨南大学任教,一面大量收购旧书。当他知道日本人也在收购旧书,特别是地方志等文献时,这位精通版本学的学者更迫切地要抢救、保存本民族的文化。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孤岛”沦陷,他才被迫卸责,过起蛰居生活。他曾写过告别暨南大学的《最后一课》:“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晴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上了的刺刀,‘引满待发’。 ”

我常常觉得,正是细节才真正让历史变得血肉丰满,如果缺少这些细节,历史就只是一个轮廓,一片森林,大轮廓中模糊的影子会在这些活的细节中渐渐清晰起来,森林里每一棵不同的树、每一棵不一样的草,都会舒展开自己的生命,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段活的历史,一个更加逼近真实的世界。总是片面强调历史的某个侧面,会使我们失去把握历史丰富性、多样性、复杂性的能力,历史是由生活构成的,生活无往而不在历史之中,那些透过生活细节看到的历史也往往更可信。

(本文来源:先锋国家历史 作者:傅国涌)
http://history.163.com/08/0226/09/45K8PMJF00011247.html

傅国涌,1967年1月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1989年到1998年间,因言获罪,五次入狱,在狱中近5年。1999年以来致力于写作,以时评、评传、历史随笔为主。在国内外发表作品100多万字。著有《脊梁——中国三代自由知识分子评传》(香港开放杂志社2001年版)、《金庸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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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1967年生于浙江乐清,现居杭州。曾做过乡村中学教师,1999年开始写作,在《书屋》、《随笔》、《东方》、《老照片》、《炎黄春秋》、《南方周末》、《文汇读书周报》等数十家报刊发表近200万字,主要关注中国近代史,特别是百年言论史和知识分子问题等。已出版的主要著作有《金庸传》、《百年寻梦》、《叶公超传》、《追寻失去的传统》、《1949年: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发现廿八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