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2-20 来源: 四川在线(成都)
报纸一开放，记者什么都写，骂这个批评那个，人家都有反弹，他们不找报纸老板，找我们“新闻局”。他们跟我讲，你干脆出个《记者法》来管这些记者。我心里想，第一个，有民法、刑法，你当事人不满意你去告我们，美国也没有行政机关管媒体的。
解除报禁是台湾政治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自1951年6月10日起实行的报纸登记限制和1955年起实行的报纸增张限制，在1988年1月1日正式走入历史；更重要的变化是，对报道内容的管制开始不再名正言顺。作为台湾解除报禁的核心当事人，邵玉铭对此感触良多。
玩真的还是玩假的
1987年4月29日，我奉命调到“新闻局”。
1949年到台湾后，国民党对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国外留学机构都讲自由民主，你讲了38年，做了没有呢？不能再拖了，开放太早，还没有准备好，恐怕不能掌握全局，会产生混乱；开放太晚，民进党他们党外人士会闹事。
后来就有了经国先生的4个步骤：开放党禁、解除戒严、开放老兵大陆探亲和解除报禁，在1年半之内循序渐进。开放报禁时，他们叫我不要问太多，只问“行政院长”俞国华有什么样的指示，我需要注意什么事情。我要弄清楚他们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是70%、80%还是100%地开放？没有，没有给我任何的指示，他就是说，你看着办，你认为该怎么开放报禁你就怎么做，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任何反对性指示我们首先开放的地方是“警备总部”，戒严时期它负责文化审检工作，报纸杂志书籍唱片录影带它都管的。解除戒严以后，这个单位就不管这些事了，都归“新闻局”管了。
开放老兵探亲就更不得了了，后来过去的不都是老兵了。特别是学者，带回来一大堆大陆的出版物，比如说他在大陆参加辛亥革命会议，带回来一大堆资料，或者研究大陆问题的专家带回来一堆“文化大革命”或毛泽东的资料。戒严时，这些资料都要被没收上来放到图书馆的专柜里锁起来，要用的话你自己来看，来看的时候只能抄，不许你影印，不许传播。
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有些灰色地带，开头我也在摸索，后来就正式开放了。除非上级主动问，我不请示。我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反对性的指示。这些大陆的出版物也没有人再检查了，慢慢地全部放开了。凌峰和悲情城市的挑战我们那时固然是解除戒严，但是并没有允许去大陆做节目。台湾有个歌手叫凌峰，这位老兄跑大陆做节目《八千里路云和月》去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在电视上一播，台湾观众看到蒙古、西藏都很新鲜，这时我们所谓的安全单位常常会打来电话，说凌峰拍的都是大陆阳光的一面，应该拍一些阴暗面，让我去跟凌峰交涉。我没有那么笨，我去交涉的话，让凌峰传出去我会更丢人。我们的政府虽然已经开放，但是有些官员心理上还没有适应开放。
有一部电影叫《悲情城市》讲“2·28”事件的，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根据规定，得过国际奖的电影，不仅要在台湾放映，还要发100万元的奖金。以前电影的审查是公务人员来做，我说这次我们不要政府来审，他们一定会从严，而要找社会公正人士。我从学术界、电影艺术界挑选了21位人士，结果他们全票通过《悲情城市》。
那年国民党选举还是赢了，但是也有小败，“行政院”会议上就有人批评我。我是当时的“新闻局长”，所以所有的问题都变成了我的问题。我的处理方法就是民主、自由和开放，我们要赢得人心。既然民主到了这个地步，你要是再压的话，“立法委员”、报纸和知识分子一定反弹，政府受不了压力，又会妥协，那还不如一开始就不管算了。
记者没人听我的
报纸一开放，记者什么都写，骂这个批评那个，人家都有反弹，他们不找报纸老板，找我们“新闻局”。他们跟我讲，你干脆出个《记者法》来管这些记者。我心里想，第一个，有民法、刑法，你当事人不满意你去告我们，美国也没有行政机关管媒体的。假如攻击的是个人，这个当事人要去法院上诉，我们行政机关不能来替你办这个事情，这不合民主程序。
1987年6月，俞国华去新加坡访问，我作为发言人要随行。新加坡的媒体被管得很严，说你们只能有15家媒体来。15个名额我怎么分配呢？很简单，我按各个媒体的分量来给，但凡是我没有放进去的，它们都骂我。我也没办法，我被他们骂，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我没有放在心上。
这种事情其实很多。大概是在1990年，我陪李登辉去新加坡访问。新加坡把台湾媒体管得很严，李登辉和我去的地方都不让台湾媒体跟着。媒体记者很无聊，就打电话问大陆驻新加坡的大使，请他就李登辉访问新加坡发表评论。
新加坡政府就叫我管一管这些媒体。我就在晚上把他们找来聊天，希望他们不要搞得太过头，但没有人听我的。那时既解除戒严也开放报禁了，禁止报纸报道是违法的。
《中央日报》没落我是“罪魁祸首”
我从大学到政府机关工作，是借调，4年为一任。4年后我就决定，我还是教书比较好。后来李登辉先生又叫我回去，1995年至1999年到“国统会”，后来国民党中央党部找我当副秘书长，搞政党外交。后来没多久，国民党选败了，连战主席叫我到《中央日报》。
我在“新闻局”的时候，《中央日报》是台湾的第一大报，它一直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但是2001年我去的时候，形势就好比是船都快沉了叫我去救这个船。《中央日报》鼎盛的时候1000多人，我去的时候只有300多人，干了一年只剩100人，没钱了。因为这是个党报，假如说它有第一手资料，别人找不到，当然也很牛，但政治民主化后，其他两大报的消息很灵通，有时候国民党有什么消息也先给人家讲，因为人家有影响力，读者多，你卖的份数不够，为什么跟你讲呢？
实际上《中央日报》的没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解除报禁的结果，我是“罪魁祸首”。《中央日报》的结束对于我来讲，反而证明中国国民党是走向政治民主化的一个指标。
http://history.163.com/08/0220/10/454TPMHE0001124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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