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turday, February 16, 2008

【方文山】北大演讲:华人是一个没有质感的民族

新闻来源: 北方网 February 16, 2008

很高兴来到北京大学和各位同学进行这场文化上的交流与经验的分享。我今天所要演讲的题目是:“一个没有质感的民族。”我在这里所指的民族,不是别人,就是我们华人自己。而华人一词的称谓泛指包括内地、台湾、香港、星马、与东南亚一带的传统华侨,以及美加地区的华裔新移民等。

我想可能很多同学都已注意到,我写了很多所谓“中国风”的歌词作品,譬如《娘子》、《双截棍》、《爷爷泡的茶》、《东风破》,还有最近的《菊花台》、《千里之外》等。其实这些歌词中浓厚的古诗词韵味并不是偶然间产生的,作品是最能够反映一个人的价值观跟性格的。一直以来我就是一个民族意识很重的人,长期性的关注跟民族、传统、与文化相关联的议题。当我这种文化意识跟音乐相结合起来时,就自然而然的孕育出所谓“中国风”的歌词,这是首先跟大家解释为何我会创作出如此倾向的作品。

现在开始进入我们的主题。我长期以来观察到一个现象,那就是,我认为我们华人并不是一个很有“质感”的民族。所谓的“质感”指的就是一个东西的材质、与它外观上的美学设计,及其整体的精致度。我们会喜欢买一些价钱偏高的名牌包,譬如LV、Gucci等,是因为直觉的就喜欢那些名牌所代表的价值与品味。一般人总是很自然的会去追求名牌衣饰的质感,但却忽略了买此类商品的人,其本身却往往没有什么质感。我对台湾比较熟,所以现主要以我在台湾所观察到的现象举例。像一些在北市闹区逛街的年轻女生,很多时候的穿着并不是很协调:她可能上身套一件优雅的洋装,下半身却穿着嘻哈风的牛仔裤,然后脚上硬生生的一双廉价的夹趾拖鞋。当然此类的造型,某些时候美其名为混搭,问题是,大部份的人都搭配的很没有风格。常常自己的穿着品味的调性并不具备一致性,没有基本的美学素养,但却盲目地去追求名牌,这是精神错乱式的荒谬。大部份的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都懂得会去追求衣服、皮包、汽车等物品的质感。因为美的东西其价值是有共通性的,没有人不喜欢美的东西。但大家在拼命追求商品外在质感的同时,却常常忽略了自身对穿着打扮很基本的美学素养,变成需借助与依赖这些名牌的材质去衬托自己的行情。

举例来说,以台湾人对婚嫁与丧礼等此类人生大事的态度来看,台湾人对美的基本尊重,便已严重的不及格。那是个应该要很庄严的场合,但来参加的来宾中通常都一定会有人直接就穿夹趾拖鞋或是汗衫来。不管是尊重已往生的死者,或对婚礼上正沐浴喜悦中的男女双方而言,穿载整齐是合乎礼的一个最起码的要求,但大多数的人却不这么严肃看待。我们再观看时下流行音乐的MTV,或是正在热门档期中的国片,如果你有心观察的话你会发现,明明就是华人的电影、华人的歌手,但只要有婚礼或葬礼出现的场景就一定是西式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西式丧礼比较肃穆,而西式的婚礼的确也比较浪漫。要拍唯美的婚礼就一定上教堂,尽管男女主角并不是基督徒。难道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西式的婚丧形式比较有美,比较适合戏剧上的表现吗?台湾很多电影和MV的场景,都喜欢用西式的婚礼和葬礼去呈现。莫非因为华人的婚礼的形式比较吵杂、丧礼的仪式比较低俗?所以比较不适合表现在强调美学构图,与故事张力的戏剧上!?

现再以城市为例来说明,不禁要问为何大多数华人居住的地区都不是很有质感。城市建筑是国家形象最具体的象征。但在台北市,据我所知,大楼外观的建筑形式与色彩调性从来就没有被规范过。市区街上,每个店面的装潢都很有特色,看的出有某种美学的追求,都可以被独栋独店的欣赏。但你只要把镜头一拉开,一扩大,用较大的视野全方位的去看整条街、整个城市的轮廓,你就会发现根本就杂乱无章,城市基调混乱,房子盖的毫无章法。一个城市的建筑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质感。有质感的东西是可以深入骨髓的,那是文化底蕴浓稠度的一种展现。当你犹如追星族去追求昂贵的舶来品时,实际上正是以某种自卑的心态去追求你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一种心理上的反差与补偿心理。而台北就像个浓妆艳抹下的模特儿,急于讨好国际上的眼光,却根本就已模糊了自己原本的面貌,完全没有了自己的风格。

台湾的一些老旧建筑,比如传统的四合院、日据时期留下的官舍等。这些建筑如果屋瓦毁损了,一般就用很简单很便宜的铁片去搭盖。很少有人会按原先建筑的形式,用原来的建材、风格去修复,这其实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漠视,因为从没有人认为恢复古厝的外观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也几乎没人实际这么做。四年前当我初次来北京时,我发现北京很多胡同、四合院都在拆,因为要迎接奥运。那时候我和出版社的人去那些待拆的胡同捡拾门牌,比如刻有“某某胡同”的门牌,我喜欢那种带着旧时记忆象征性的小东西。虽然知道拆掉那些老旧胡同是为了整个城市建设的需要,可我心里还是觉得很可惜。因为“胡同”是北京的城市建筑的象征,也是一种有形的文化资产。当观光客来到上海、香港、台北,北京等华人聚集的城市闹区时,只要不把镜头对准那些具有象征性的地标,你根本就分不清楚你现在位于哪个城市,因为它门所有建筑结构都是西式的,所有的大楼都是玻璃帷幕,或钢骨结构,每个城市的景观都很像。上述那些城市都只有林立的建筑而没有城市文化。胡同是北京的一种象征,外地人来北京看到胡同会感受到一种文化的具体表现。当然,不拆这些胡同也无法大幅度地去建设或改进交通,这也是两难。其实刚开始我老觉得那些旧建筑拆了可惜,但后来发现如果不拆,它整体看起来也是破破旧旧的,散发一种家道中落破败的感觉,一个衰弱的王朝的象征,外观老旧斑驳,也并不是那么吸引人。那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是我们传统的建筑形式根本就不适合现代生活的需要吗?

我小时候看过一些欧洲小镇的风景明信片,当时以为那只是为了拍照印刷好看,而特地去找来很罕见的景致,目的也只是为了让画面更赏心悦目。一直到后来才知道风景明信片里的村庄是真的都有人居住,那不是欧洲版的中影文化城、他们是一整个村庄、一整个城市,甚至整个国家的风景都是如此的美。我以为明信片上美丽的风景只是在取景时回避掉某些角度,只单拍这个景(比如一座古堡、一段城墙),就像美编过的电影海报一样。后来看了一些在欧洲取景的电影,藉由镜头360度的回转,发现他们是整座村庄、整个城市都是一种统一的色调与建筑风格。台湾的老建筑通常只是得到“点”的保留。所谓的“点”就是一栋独立的建筑物被评为三级古迹,但附近就只有它孤零零的一栋古迹而已,在它旁边很可能是一栋钢筋水泥的玻璃帷幕大楼。古迹旁边的景观视野通常并没有被重视与限建。所以对古迹的保护,很难形成一条线、一个面。当然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台湾根本也没有年代久远且数量庞大到能够让人连成一条街的古建筑群,更别说能够形成一个像村镇一样面积的古城区,这是做梦都不会发生的事。

欧洲有很多中世纪的古建筑,它数量庞大到轻易就能连成一条街,以及一个构成一个村庄。欧洲对于城市建筑的外在色调,很重视其一致性,在盖新的建筑时,会考虑到建物本身与周遭环境的配合,譬如建物外观的颜色、风格,不能太突兀。整个城市的规划和外形是一致的。像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城市基本调性,就是红瓦、白墙,整齐的天际线,犹如童话世界一般。而同样都是老建筑,北京胡同的高度却都只有一楼高,就算不拆,外观上也很低矮,不会很新颖。北京胡同的基调就是灰色的,屋顶的瓦与墙上的砖都是同一种色调,一种保守而没有生气的“灰”。

一个民族美学的素养与人的质感是反映在各个方面的。在台湾,有些人就直接在路边摊上狼吞虎咽的吃起东西。你说这是风土人情也罢,说是生活习惯也行,但在路边摊翘起二郎腿来吃东西,而旁边就有人在洗碗筷。其实既不卫生也不美观。但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无所谓,也不觉得哪里不对劲。问题是,如此一来,街道就像是工寮,整个城市的景观就被破坏了。还有很多民众家里私人的装潢空间都很讲究设计感,布置的很漂亮,但只要一出了门,到了公有地,就不再会去关心周遭环境的景观。那种心态好像只要是公众的利益,大家就默不关心,自私的心态赤裸裸的显露无遗。这现象好像还不只有台北会发生,香港、上海,以及北京等地,居民的心态与状况也没有改善到哪里去。大部分人不会去在意城市整体景观的维护与协调,甚至花一点时间做环保义工都不愿意,但对于私人住宅,花再多钱装潢都毫不心软。  

其实美学的鉴赏是需要从小到大一点一滴的教育,向下扎根,慢慢培养。这种公民意识的形成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蕴酿,养成一整个民族的素质则更需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对我而言,出国旅游是投资报酬率最高的行为,尤其是到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欧洲国家。因为他们整个民族花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时间建立起来的文明,你可能只需一、二万人民币就能浏览他们细心维护下的城市景观,那其实是很震摄人心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拉格的捷克守军为了维护古城的完整,宁愿选择投降,也不忍先人所耗费心力所建立的城市文明成为瓦砾。而几乎在同一时间,远在东方的中国,在抗战时期却做了完全不同的选择。当时湖南长沙聚集了许多战备物资,国民党为避免日军掠夺这些物资,但又不想浪费一兵一卒去守城,折损自己部队的战力。不待日军进攻,竟自行纵火焚烧整座长沙古城,引发中外著名的《文夕大火》。一个屹立数百年古色古香的长沙城就这样瞬间化为灰尘。当政者就为了保存自己的军力,还有所谓的面子,竟可毫不顾及历代祖先辛苦营建的心血。反观捷克的守军,宁愿当代的自己受辱投降,也不愿历代祖先的心血化为乌有。两相对比之下,不禁令人感概万分。完全不同文化背景所熏陶下的民族,对自身文化遗产的态度,及其所下的决定迥然不同, 当然命运也就不一样。

我们的城市规划主要还是以建设、商业为目的去进行。台湾的老旧建筑汰旧换新的速度很快,现举台湾特有的“眷村”为例。所谓“眷村”就是当初跟国民党部队撤退到台湾去的那些军人与眷属所住的地方,其村落设置的地点遍布台湾各地。但政府从来就不认为那些眷村有保留的价值,因为它实际上也就四、五十年的历史,因为要百年以上的建物才够资格被认定为古迹。但如果现在连这种四、五十年的建物都不设法保留而一律拆毁的话,那到底台湾要怎么累积百年以上的建物呢?“眷村”它代表的是一个族群(外省人)共同的生活记忆。台湾的政府就是如此的不尊重住民的历史记忆,这是一个可以用来衡量为政者到底有没有“文化质感”的一个指标。

有外国人说,台北是一个最没有自己风格与气质的城市。在台湾,任何人长大后回到十几二十年前的家乡,几乎都已找不到儿时的记忆空间,因为改建的速度很快。可能小时候看过的树、走过的桥、和邻居小孩玩耍的树林全部都因为改建而消失,几乎再也找不到共同记忆,因为共同记忆都被拆光了。建筑物本身所代表的历史记忆不被认为是有意义的。你能够想够想象你儿时生活过的地方,游戏过的公园、住过的小巷、吃过的小馆子,这些生活记忆十几二十年后都彻底的消失是个怎样的状况吗?而台湾每天都在重复一样的戏码,拆了又盖,盖了又拆。我想北京现阶段为了迎接奥运,老旧建筑拆得很快。

在台湾,传统节日时很多人会来参加庙会的活动,比如迎神赛会、舞龙舞狮,但他们的穿著却很奇怪:上面的传统服装可能是唐衫或道袍,下面却是牛仔裤甚至是拖鞋。他没有意识到一个小细节的维护就是对传统的尊重。但这也不是台湾独有的现象,我透过报章杂志、与网络信息的了解,也很少看到内地有哪个城市的居民会集体在那个传统节日穿着传统服装出来一起庆祝。国外比如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传统节庆,整个小镇的居民都会不约而同自发性的穿载起传统服装,那画面很令人感动。

现在大家拼命在讲全球化,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出国旅游什么最吸引你?就是那迥然不同的文化差异。去印度,看到印度教的僧侣在冥想;去西班牙,看到他们在斗牛;去南美洲感受桑巴舞;去日本看他们传统的樱花祭,就是那股异国的情调与神秘感在吸引着我们。如果全世界的建筑都盖一模一样,所有的人穿着打扮也都一个样,饮食、庆典、风土民情也不再有各自的特色,那其实已经没有观光的必要了,因为去到哪里都是一样的。所以就我的认知,全球化应该指的是经贸方面的交流,而绝对不应该是文化上的统一。

台湾很多歌手都喜欢去国外拍MV,比如意大利的罗马、日本的北海道,拍出来都很宏伟、精致与耐看。但我却没有发现过有外国歌手的MV来台湾取景。因为我们的市容不整齐,整个镜头一拉开,这边可能是钢筋水泥的建筑,那边可能是四合院,景观的调性很不一致。我去了好几趟日本,日本人对传统聚落的维持一直很用心保存的良好,去那取景所拍出来的MV也很耐看。最讽刺的就是,比如青岛的租界区、上海的十里洋场了。这些曾被殖民者占据过的地方,都反而留下了为数不少而且很有质感的西式建筑。青岛这城市的天际线、上海外滩上林立的大楼都很漂亮。这不免有些讽刺,怎么那些占领时期所留下的建筑都保存得这么好?甚至已变成这些城市建筑里最美的元素。那我们是否应该感谢曾被占领过呢?否则那里来这么好的建筑艺术。  
 
前一阵子我去北京王府井闲逛时看到一个外国教堂,教会对教堂的建筑外观通常都很讲究的,那整个教堂就维持的就很好。因为王府井的整条街都是近代才兴建起的西式办公大楼,看不到任何一栋有传统风格的中式建筑。虽然王府井号称是北京最古老的一条商业街,但我所看到最古老的建筑,却是那座外国教堂。除非有人告诉我这是曾经是清朝的最热闹的商业街,否则我根本就完全看不出来那里曾是所谓的百年老街。台湾状况也是如此,日本占领时期留下了很多漂亮的巴洛克建筑,台湾的一些重要的政府机关都还一直沿用这些建筑。这问题跟上海外滩一样都很反讽,台北市最精致的建筑元素也都是当初的占领者所留下来的。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问题出在那呢?莫非中式的古建筑不大气,建筑的格局与形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
  
就我的认知,新加坡可能是一个特外,它是一个由移民的华人所成立的国家,国家本身的历史不长但他们却很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有些旧式的建筑保存得很好,他们认为那是国家的象征,甚至是观光旅游的资源。而且新加坡人大概是所有的华人中最守法的,其国民的法治观念很强,整体而言,素质较高。  

常常我们旅游到了欧洲国家,你会发现他们都很注重与维护自己传统建筑的外观,当地住民也很重视自己独特的节庆。常在传统节日穿戴起自己国家的民族服装,整条街道、整个村庄的人都盛装出席。这点是自诩为文明古国的我们所不及的。我很少,甚至可说没有见过在什么中秋或端午节等传统节日看见我们华人会整个村庄的人特地穿着传统服饰去庆祝。我今天所谈到的都是一些自己的观察和心得,并非严谨的学术调查,因为我想认真的调查起来或许问题更严重。这些发生在你我身边随时随地都在上演的文化现象,各位同学不妨偶尔静下心来观察,绝对会让你有完全不一样的体悟。我一向很关注这些文化现象,有自己所坚持的价值观。后来我的文字因缘际会的跟杰伦的音乐相结合,所以才创作出那么多“中国风”的歌曲来,并且很荣幸的得到了许多人的肯定与喜爱。

讲到质感的问题,在这里不得不提到日本这个国家。日本人很奇怪,他对中国人一直有种崇古蔑今的心态。他们极度崇拜古代的中国,像《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典故,他们都很熟悉,甚至比中国内地的一些少数民族都还要熟悉。他们不仅崇拜而且还继承下了一些中华文化。比如日本的小学生到现在还有书道比赛,国家也很重视书法这项传统,也并不认为这是外国的东西。如果到东京街头,随便找个路人问他们关羽、张飞、孔子、孙悟空等,他们都知道是谁,甚至已经将他们吸收进自己文化里,并且消化成电动玩具、漫画等等。   
 
去过日本,发现他们对美学设计是很讲究的,整个城市里的居民穿着打扮都有很自己的风格,也就是有型。街道很干净,连一个排水沟的盖子都有城市的特有标志。整个街道的招牌、店面,都很素雅。他们很重视产品的包装;也很重视古建筑的维护。美学的观念很发达。如果说拿中国文化跟西方文明来强加比较,或许有人会说因为文化的源头不一样,思维本来就会不一样,因为一开始他们的建筑、绘画、音乐等文化的方向就跟我们不一样。如果你是这样认为的话。那么日本就是最好比较的对象了,一样受儒家学说影响并且在使用汉字的东方人,文化源头的同构型很高。但他们对传统文化却很用心去维系,举凡茶道、剑道、书道、能剧,以及成年礼等,还有相扑。相扑是一个国际运动项目,延续了几千年都不曾中断。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去观察、比较的。

一般而言,电影、MV中如有需要出现婚丧的场景,有需要唯美的画面时,通常剧组都会整队拉去教堂拍摄,或是到充满十字架的墓园取景。就算没有受过正统美学的教育和训练,一般我们人的眼睛都还是会凭直觉分辨出好跟不好,美与不美。每当我看到犹太人逃难的纪录片时,我就深感讶异,五、六十年前犹太人逃难时的穿著,甚至在市区被德军集体遣送时的服装都是很整齐,有一定的素质:男性都穿西装大衣,戴帽子;女性则都会拿个小皮夹,或拎个皮包之类的;也没看到任何一个犹太小孩是打赤脚的。此时他们的身份是难民,但其民族整体表现出来的教育水平,则很令人敬佩与感慨。犹太人是一个很优秀的民族,这个民族出了许许多多几乎与其人口数等量的科学家与艺术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很大。我个人觉得他们是个质感很高的民族。我以前在想为何关于二次大战跟犹太人相关的电影拍不完呢?原来因为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是科学家、艺术家,每个人对美学的追求有基本的素养,整个民族文化的有一定层次的水平,所以这里面很多关于心理层面的故事可以发掘用来拍电影。但关于我们被日军侵略迫害的电影,至今我还没有看到一部很好看、拍的有质感的。我常在反思,到底是因为我们的电影工业不强,还是因为种族的心理层面很肤浅,没有东西可以发掘的?如果你个人不要求与累积身为人的质感,最后极可能就会影响到整体文化份量的累积。  

举个最极端的例子。假设一百年前有颗陨石从外层空间掉到地球,刚好就落在中国的正中央,整个中华民族从此消失了,但旁边的国家都完全没有被波及。那么回过头来看百年后的今天,现阶段世界上各项的科技文明,与现代化的生活水平都还是会维持着,没有丝毫的影响。并没有因为我们消失了,整个人类文明倒退一百年。现代文明会不中断的持续,还是一样会发明手机、DV、电话、网络、飞机和汽车等,所有的物质文明一样都不会缺少。因为一百年前,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处于十分衰落的境地,对世界的文明进展并没有太大的贡献。简而言之,假设一百年前中华民族彻底绝灭了,我们来看现在的科技文明,也不会缺少了什么东西。还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都知道,当你学习晋升到某个阶段时都会直接读英文原文书,尤其是医学、数学、物理、化学等领域。也就是摆明了说,近代的汉字文明有其严重的断层,读到某些高等教育时,汉字就完全无用武之地,再也无法提供学习所需的养份了。 
 
教育是提升民族质感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如果一个民族不重视现代化的教育,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又缺少认同感,长期以往,教育的资源分配不均,造成本国人民的素质参疵不齐,你可能人口很多,但并没有等量的优秀。当然在座的各位同学无庸置疑的都很优秀,是金字塔顶层出类拔粹的北大学生,但若跟内地庞大的人口数相比,人数还是少的可怜。反观犹太人,犹太人大概是世界上种族质感最高的民族之一了。犹太人虽然颠沛流离,去很多国家都被歧视,受到很多限制,比如不得从事什么工作等,但在这种环境下,他们反而更努力地去维系与巩固自己的传统文化,对自身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很强。一个民族一定要对自己文化有很强的认同感,才会塑造出自己的风格,形成自己的美学观,这无形中也带动了国家创意产业的发展。我今天强调的是,如果个人不重视与提升自己的质感,不管是在教育训练、穿着打扮、以及美学设计等各个方面,那么你我这个没有质感的个体,将会像癌症般慢慢的影响它周遭的人事物。最后,影响到一个团体、一个公司、甚至一个城市、一个社会,以及一整个民族。   

我希望大家先从重视自己本身所谓“华人”的民族气质与质感开始。除了使用与欣赏国际名牌的质感外,同时也要了解那些品牌之所以能够在国际市场屹立不摇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对美学品味的追求从不懈怠。你不能只是为了暴发户式的证明你穿戴得起名牌,但却对自己服装上的褡配品味完全不会,或者根本不协调。名牌在你身上反而呈现出俗艳的质感。例假日时我自己常在台北郊区开车闲逛,眼睛每次总会停留在刚刚惊鸿一瞥路过的日式官舍、闽南式四合院,以及古厝周遭景色调性很一致的风景上。如果你可以在一百年前就展开环绕全球性的自助旅行,那你肯定是很幸福的,因为那时还没有全球化,所有国家的建筑都具备浓厚的本民族特色。譬如你到了越南的河内,看到的就是越式风情;到东京,看到的就是和式建筑;不论去到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他们穿的衣服和城市的建筑都有着很鲜明的本民族特色。这时你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传承自身文化的国家,没有外来的文化杂质,整座城市,不论是传统建筑,人民身上的服饰,其文化的调性都很一致,可以想象那真是一种铺天盖地属于本民族极致美学的画面。

但现在因为全球化的缘故,所有民族的传统服饰、所有国家的建筑、所有的价值观、所有的美学几乎都被现代化了,也就是所谓的西化,大家都采取同一种标准在看事情。像工厂同一套模具的输出品一样,城市与城市间的建筑,人民与人民间的穿著,格局越来越像,打扮越来越一样。我觉得这真的很可惜,很多不同文化体系的美不见了,很多独特的思维也就会跟着消失了。我们会重视物种的灭绝,假如青蛙、蝴蝶消失了一两个品种,就觉得很可惜。可是对于自己的文化、语言、文字正在快速的消失,我们难道就没有查觉那里不对劲吗?没有任何警觉吗?   
 
我一直都很喜欢汉字,尤其是传统的繁体字,是因为汉字是现今世界上唯一的表意文字,其它所有的文字都是拼音文字。不论是从拉丁文衍生出的法文、英文、德文,或是中东世界通用的阿拉伯文,或是我们亚洲近邻的韩文、泰文、以及日本的假名等,这些全都是以字母为发音基楚的拼音文字,地球上现还在通用并且流传的活文字里,唯有汉字是唯一一种尚在使用的表意文字,这是一项何等骄傲的事情啊!在现今强调物种多元、文化多元的国际社会,相异于基督教文明与回教传统的东方文化,其地位显得很特别。维护中华文化中独一无二与无可被取代的特性,更显其有意义。最后恳请大家重视今天所讨论的议题,当一个有质感的华人,就从你我间的改变开始……谢谢大家!

本名:方文山
英文名:VINCENT
生日:1969/01/26
籍贯:台湾花莲
毕业:成功工商电子科
曾经职业:送报纸,外劳中介、安装管线工
发掘人:吴宗宪
方文山博客:http://blog.sina.com.cn/fangwenshan(无名小站 方道·文山流)
喜欢周杰伦的歌迷多半也会爱屋及乌的喜欢上方文山的歌词,很多人都评价他是“周杰伦成功背后的男人”,这个雅号虽然听起来比较别扭,但确实能证明方文山对于整个流行乐坛的价值。 周杰伦的新书《D调的华丽》大卖特卖,方文山也紧随其后推出了自己的励志书《演好你自己的偶像剧》,以自己和周围朋友的亲身经历向读者传达一些为人处世的经验之谈。

恢复拍卖20年 中国画作越拍越高

(2008-02-17)

● 何惜薇

  中国画家作品自1989年中国官方解禁而恢复拍卖以来,近年来屡创拍卖纪录,如今已是拍卖场上的闪亮明星。

  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年代,“拍卖”这个市场经济的产物完全绝迹,中国“拍卖第一人”林一平接受本报专访,细说中国拍卖业的前世今生。

  近年来中国画家作品屡创拍卖纪录。单是去年,大放异彩的中国艺术品就有不少。在北京嘉德2007年秋季拍卖会上,明代仇英的《赤壁图》以近8000万人民币(约1580万新元)成交,创下中国绘画作品拍卖世界纪录;同年4月,在香港苏富比拍卖会上,著名画家徐悲鸿的油画《放下你的鞭子》,以7200万港元(约1313万新元)成交,当时创下中国油画的世界拍卖新纪录;被冠以“玩世现实主义”画家之一的岳敏君,其标志性的光头大笑男作品《处决》,去年10月则拍出了590万美元(约840万新元)的高价,刷新了中国当代艺术作品的纪录。

  另外,胡润百富《2008至尚优品——中国千万富豪品牌倾向调查》也显示,中国千万富翁青睐收藏的物品当中,当代艺术品高居榜首,超越了手表和珠宝、古玩以及豪华车。

艺术品曾一度禁止拍卖

  众人竞相收藏艺术品的当下,很难想象这些目前拍卖场上的闪亮明星,曾一度被“禁拍”。在中国实行计划经济的年代,拍卖这个市场经济的产物绝迹了,一直到1989年,中国才在沿海的八大城市设立了拍卖试点。不过,人们对拍卖仍十分陌生,更别说是有相关的法规条文指导该行业的运作了。

  据中国“拍卖第一人”、上海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林一平(54岁)叙述:1990年11月24日,该公司原打算拍卖100件上海市公安局从刑事案件中抄来的古玩艺术品,岂料开槌前,文物管理队以当中涉及超限文物封杀了拍卖活动。当时任公司副经理的林一平急忙把门票费用退还给原先欲竞买的人,门票是五元人民币,每人却退了10元。

  两年后,随着文物政策较放松,不少人在报上发表文章讨论文物政策。林一平在媒体朋友的支持与帮忙下,借势再拍卖那100件古玩艺术品,举行了中国恢复拍卖业以来的第一场艺术品拍卖会。尽管当时只取得了3万5800多元人民币的成交额,与现在艺术品的价格相比,可说是小巫见大巫,却使在上海绝迹了40年的艺术品拍卖重现,并为一场又一场创纪录的中国艺术品拍卖会开了先河。

  林一平说:“现在常议论中国艺术品是谁先拍的,那肯定是我,有报纸为证,后来人家比我拍得好,但是最早发起的肯定是我。我们是在1992年6月6日促成这件事情的成功,也引起了后面(艺术品)拍卖的产生。”

他笑说,除了枪炮、鸦片(白粉)、人口不拍外,上海拍卖行什么都拍。连续11年,由它主槌的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广告,更是有中国经济晴雨表之称。去年11月的相关招标会上,由于商家持着对奥运的强烈预期,招标会最终以80亿2800万元人民币成交总额获得圆满成功,比前一年的近68亿元人民币增长了18%。
  除了这个国有企业外,中国大大小小的拍卖行(尤其是艺术品拍卖行)的数量更是不计其数。据报道,截至2006年底,中国拍卖年成交量已达人民币3000多亿元,近十年增长率超过120%;企业数量4055家;国家注册的拍卖师有7218人,从业人员已突破6万人。

  在中国恢复拍卖业20年之际,本报走访了林一平,向他了解中国拍卖业的“前世今生”。他在1986年利用业余时间攻读商业经济学本科,其毕业论文就以拍卖为主题。

中国“拍卖第一人”林一平访谈录

●林一平 ●记者

●请你介绍中国恢复拍卖业的情况。听说上海拍卖行当时好不容易才完成第一笔生意?

●中国自1870年就有拍卖行了,至今已经100多年,但这100多年是有间隔的。中国解放以后实行计划经济,计划经济不承认市场经济,对拍卖这种市场经济的组成部分是排斥、不认可的。到了1958年,拍卖就消失了。直到邓小平时代改革开放、引进市场经济,才有了恢复它的必要。应该说拍卖行的运作比较早的是在上海,比如我们公司就是在1989年成立,成立的初衷是把拍卖搞成政府机关处理罚没物资的机构,但是力度不够,执法部门(海关,公安、法院)都不理会。拍卖行成立了,拥有罚没物资的单位又不理你,公司难以为继,头两年是亏损的,因为没东西可拍,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我觉得拍卖不是专门为罚没物资服务的,而是应该拍卖比较紧俏、紧缺的东西。当时什么东西最紧缺?是汽车牌照!上海是上税最多的城市之一,没有钱来发展经济,道路非常拥挤,1992年就已经有私家车的需求了,牌照很紧张。我当时也觉得土地是好资源,觉得使用权利应该“是拍,不是批租”。当时手机也非常紧缺,必须拿身份证到有关部门登记,半年后才开通。还有就是BB机(即传呼机),登记三个月后才开通。

  不过,相关部门就是不接受我们的观点。第一,是对拍卖不了解,不然就是说东西已经卖得很好、供不应求了,为什么还要拍卖?第二个障碍在于它们都是国营部门,老觉不允许卖高价。但是,我们没有气馁,最后说服了最小的部门,也就是卖BB机的。我们说,机器卖高价违反物价政策,但号码也是资源,是附加的资源,应该给它一个价格,就把比较吉利的号码,比如8888、6666拿出来拍卖。

  1992年4月初,我们争取到12个号码,底价总共是6000块,我们就为了6000块欢欣鼓舞,精心策划了一场拍卖会。发出消息后,市场反应非常强烈,我邀请了车管部门、土地管理部门、大哥大管理部门到现场来。4月25日,场上很热闹。由于当时不是对拍卖太了解,出了不少笑话,但一下子就把6000块的底价,拍卖到7万600块,增加了10几倍。各部门知道拍卖的好处,媒体也报道了,就把拍卖行名声打响了。

有了这么一个案例,我赶紧去争取大哥大号码,也拿了10几个号码,拍了100多万,那是6月份的事,7月份我们就拿了14张汽车牌照,拍了200多万。最关键的是1992年7月21日,《人民日报》报道了拍卖情况,全国各地的经委带了企业与政府官员涌到上海来取经。我们公司当时就只有六个人,四个在职的,两个退休的,租了个很小、很破烂的房间。大家来到一看,觉得地方寒酸,“破”归“破”,经验是我们创造的。

  从那时起我们就尝到走向市场经济的甜头了,就树立了两条腿走路的方针:一条腿就是为政府的罚没物资服务,另一条就是到市场去找拍卖品、找甜头。这些年来我们不断地发展、找拍品,拍卖行现在有六七十个人了。

●艺术品的拍卖和收藏现在火红,你有什么看法?

●艺术品拍卖的顾客或受众现在有两块:收藏家和投资者。中国好像是投资者的比例比较大,很多人觉得艺术品会赚钱,藏一藏、捂一捂就会捂出钱来。我觉得国外比较成熟,收藏的比例比较多。但是随着艺术品市场不断发展、完善,这也会改变。我们不断地告诉受众或顾客,要不断地增强收藏意识、提高鉴赏能力和收藏的格调或层次水平。收藏品很特别,很难鉴别,关键在于它具备艺术价值的魅力。

  艺术品现在是完全市场化的拍卖,我其实有点后悔,为什么1990年代初没有大量地去做这件事情,但这也是很正常的,因为我国有企业的机制是很死的。做艺术品需要先投入,我们就没有这个权限。做艺术拍卖,首先得有专业人才,其次就是体制活不活,再者就是有没有经济实力。人才是对艺术品有鉴赏能力,能够保证它的真实程度。我们没有专业人才、没有库存、没有人脉圈子,最主要的是当时没有意识,最关键的是没有体制,就觉得应做比较简单的、熟悉的、能掌控的。当时如果有我现在的意识,那我就去做这个(艺术品拍卖),因为它完全是市场的、不受人控制;只要不断地提高服务质量就可以了,不愁没东西拍。人家说乱世收藏黄金,盛世收藏艺术品,我觉得中国改革开放那么快,对精神需求越来越大,所以现在进行艺术品拍卖是非常非常好的。

●你觉得还有什么东西是应该拍卖的?

●上海到目前为止,属于政府拿出来的一级土地,一块都没有拍过。我们所拍卖的土地都是法院拿出来的,强制执行的;例如地产商欠了很多债,就拿下的土地拍卖还债。全国不少地方都有政府拿出土地来拍卖,就是上海没有。上海有特殊的情况,现在有种理论,上海房价已经很高了,如果地再拍高,房价会更高,就不符合中央政策、老百姓的利益。现在这种说法占了上风。

  我觉得有些政府控制的资源性的东西(如矿场资源、土地资源)不应该用权力去控制,要转让的话,通过拍卖比较好,否则可能出现暗仓操作的情况。公共资源如何分配,我认为拍卖也是个很好的方式。

http://zaobao.com/zg/zg080217_511.shtml

Friday, February 15, 2008

【秦晖】普京之谜——俄罗斯民主的前景

2008-01-18 南方周末 
 
  在俄罗斯这样一个专制极权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大国,评价民主的进展须有一个宏观尺度。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教授

20世纪后半叶,中俄两个大国几乎同时开始了艰辛的社会转型过程,并从此执手相望,惺惺相惜。“俄罗斯惟一的选择就是做强国。”8年前,普京的这句话言犹在耳。如今,随着他行将离任,俄罗斯已然“中兴在望”。不过,俄罗斯的转型依然充斥着众多不确定性,但不确定性却正是转型的魅力所在。

作为曾经拥有相似的计划体制的国家,我们关注俄罗斯转型,关注普京时代对于俄罗斯未来的意义,关注俄罗斯存在的种种不确定性,当然是希望以此对中国有所启迪。谁又能说,俄罗斯不是中国最好的参照?

希望关心大国转型的读者能从秦晖先生和金雁女士的文章中有所发现。

评价普京时代,很多人都会提到两条:经济高速发展,民主出现倒退。

但是这两条的背后都有太多的争议。“经济发展”是否可持续,“民主倒退”是否实质性逆转,都值得研究。尽管普京的俄罗斯问题多多,尽管横向比较,按西方标准看,普京的“民主倒退”确实明显,然而普京改变了叶利钦以来的转轨方向吗?他真的表现出“苏维埃情结”、转向“新苏共”了吗?如果纵向,而不是横向比较,在专制传统悠久的俄罗斯,普京时代应该如何定位?

普京是“又一个斯大林”吗?

“今天恢复斯大林格勒之名,会产生猜疑,使人觉得我们要回到斯大林主义时代去,这不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好处。”

笔者认为,一些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评论明显是一厢情愿的。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所谓普京“亲斯大林”的说法。普京为纪念卫国战争、弘扬爱国主义而把莫斯科亚历山大花园“英雄城市”纪念石墩上的伏尔加格勒恢复为斯大林格勒,曾经引起国内一些传媒的欢呼,说是普京崇敬斯大林了。其实,“英雄城市”石墩是个历史纪念标志,与城市的现名及现状无关。例如众所周知,列宁格勒剧变后已经改名,可是石墩上的“英雄城市”列宁格勒并未改动,你不能以此否认该城现在叫圣彼得堡。“英雄城市”名单上的11个城市中,基辅、明斯克等6个都位于前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如今并不属于俄罗斯,难道石墩上有其名就意味着俄罗斯对它们还有主权?同样,石墩上的“斯大林格勒”并非今天的城市名,更与今天对斯大林的评价无关。

二战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早已载入史册,即便是西方最反共的史学著作也没有把它改称“伏尔加格勒战役”。一些西方大城市,如巴黎和伦敦至今都有为纪念此战命名的斯大林格勒广场、斯大林格勒地铁站等,这与“崇敬斯大林”了不相干。赫鲁晓夫当年推行“非斯大林化”不仅把城市的现名改了,连历史上命名“卫国战争英雄城市”时的名称也改了,这本身就很荒唐。这种否定一个人就要消除其一切历史痕迹的做法恰恰是旧时的传统,实际上是“以斯大林的方式否定斯大林”。而普京恢复“英雄城市”纪念石墩上的历史名称只是恢复常识。而选择卫国战争逢十纪念日来做这件事,当然也有宣扬爱国主义弘扬民族精神的用意。但说是恢复对斯大林的崇敬那就不着边了。

因政治荣辱无常而频繁改地名,的确是沙俄-苏联专制文化传统的独特现象。尤其在19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高潮中随着“大人物”的倏兴倏灭,不少城市都更名数次。最多的巴塔尔帕辛斯克市(今俄罗斯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首府切尔克斯克)甚至三年间四易其名,两个“名主”(苏利莫夫与叶若夫)先后上了断头台。以至于人们常说那时地图的出版都跟不上政治变化。1990年代“剧变”后俄国出现了又一次改名风,这次虽然有过去的逻辑在起作用,毕竟理性多了。每次都经过当地的居民公决,结果并不一样,也不可能在长官意志下“一风吹”。如叶利钦时代虽然列宁格勒这个城市经全民投票恢复了圣彼得堡的旧名,但该城周围的州仍然叫列宁格勒州,莫斯科开往圣彼得堡的火车站也仍然叫列宁格勒车站。剧变后这十多年来,在联邦体制下左派虽然从未主持中央政府,但一些州政府早在叶利钦时期就有左派通过民主竞选上台的,他们也曾恢复了一些剧变时废除的苏联时期地名,如列宁的故乡辛比尔斯克就恢复为乌里扬诺夫斯克(乌里扬诺夫是列宁原姓)。唯独“斯大林格勒”,尽管从2002年起,左派占优势的伏尔加格勒州杜马几次提案要求恢复斯大林格勒之名,但都受到普京的明确反对。他说:“今天恢复斯大林格勒之名,会产生猜疑,使人觉得我们要回到斯大林主义时代去,这不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好处。”正是由于普京的这种态度,今天的伏尔加格勒并没有恢复旧名。

不仅“斯大林格勒”,前苏联时期全国曾有三十多个城市以斯大林命名(斯大林、斯大林诺、斯大林斯克、斯大林诺哥尔斯克、斯大林纳巴德等等),迄今也无一恢复。而如前所述,这些年左派“复名”的努力对其他人并不是毫无成效的。

当然,“斯大林城”虽未复名,普京时代确实曾经出现过“斯大林热”(尽管其热度往往被夸大)。除了少数左派真是基于斯大林主义,一般人主要是在“大国”、“秩序”和“保障”这三个方面对现实不满,因而出现“怀旧”。这并不奇怪。斯大林毕竟死去已半个多世纪,他的体制垮台也已十多年,人们对当下的困境总是比久远的苦难感受更多。俄罗斯古谚说:“死人都是好人”。如果忘掉秘密警察、大清洗、大饥荒、肃反、古拉格群岛,那个时代无疑有值得怀念之处。但是关键恰恰在于,由于俄国体制近十来年的根本改变,那些东西已经不太可能回来了。在斯大林体制不复存在而且难以回复的情况下怀念那个已经死去不再可能专制的斯大林,怀念那个仅仅作为“大国”和“福利”象征的老人,这与仍存在斯大林体制的时代借斯大林崇拜来阻挠变革,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同样,今天“怀念斯大林”的俄国人也许比叶利钦时代多,但投共产党票的人却显然比叶利钦时代更少,这两者都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在当今俄国的条件下,对死人斯大林的怀念如果可以取代对活领袖的顶礼膜拜——目前的确有此苗头——那它甚至也许更有利于消除斯大林体制复归的可能。

民主“向右倒退”

普京时代的景象是“倒退”,但是却并非向“左”倒退,而是向“右”倒退;不是倒退回苏联,而是向沙俄“传统”倒退;不是向列宁-斯大林主义,而是向东正教“倒退”。

普京时代的真实氛围可以通过普京与当年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这两年互相高调赞赏看出来。2006年以来,索尔仁尼琴一改他过去在苏联时代乃至在叶利钦时代对统治者的批判态度,对普京给予了高度评价。而普京也高调地为他祝寿,授予他最高级别的国家荣誉——过去叶利钦也要授予,但索尔仁尼琴拒绝了,如今他却欣然接受了普京的授予。更有甚者,2007年普京还发动其各级公务员学习索尔仁尼琴的著述,尤其是他对俄国革命的评论。

不同背景的人对他们的这种表现评价不一。国内有媒体说,最近连索尔仁尼琴都“忏悔”了,他曾斥责叶利钦的“西化”和怀念斯大林的“大国”。我没有见过这种言论,倒是见过他近期仍然严厉谴责极权时代。他在叶利钦时期也的确有过“今不如昔”之论。如果有人解读成叶利钦不如斯大林,在某种意义上也不能算错。然而索尔仁尼琴不会说叶利钦不如列宁,而斯大林不如沙皇倒是他的一贯思想。事实上不光是索尔仁尼琴,我国媒体最近广为流传的一则俄罗斯民意调查就是如此。据说在这则民调中叶利钦得到的评价不如斯大林,但同时斯大林得到的评价远不如彼得大帝则被忽略了。其实,这些说法都透露了一个共同的信息:即今天如果俄罗斯人在某种意义上“怀念斯大林”,那多半不是把他当作列宁的继承人,而是当作沙皇的继承人来“怀念”的

去年在1917年革命90周年纪念中,引起争议的主要不是“十月革命”,而是推翻沙皇的二月民主革命。普京把索尔仁尼琴多年前写下的《二月革命反思录》作为“学习材料”广为印发给他的官员阅读,普京的智库首领尼科诺夫则宣称:二月革命“毁掉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因此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与此相反,作为普京政府右翼反对派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亚夫林斯基则反驳说:“二月精神”是不朽的,尽管“二月民主”的成果不幸被布尔什维克以暴力毁掉了,但它在1990年代终于重现辉煌。看来在这场争论中索尔仁尼琴一方是主流,亚夫林斯基是非主流,而传统上对“二月”、“十月”都予以肯定的俄共声音却被这场争论淹没了。

显然,普京、尼科诺夫与索尔仁尼琴如今都不以“二月”为然,其理由恰恰在于:在他们看来正是“二月革命”打开了他们认为更为邪恶的“十月革命”这个潘多拉之盒。而这种看法其来久矣。早在1970年代,在当时同样反体制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中,就发生了主张走西方式自由民主道路的萨哈罗夫与主张“远离西方、回归东正教”的索尔仁尼琴的激烈争论。后来索氏穷晚年二十多年精力写作多卷巨著《红轮》,就是要系统阐述他这种把苏联看作“西方来的(启蒙与革命)邪恶”,而要俄罗斯人在东正教中寻找救赎的主张。普京如今极力推荐的《二月革命反思录》就是这部巨著的提要。可见,所谓“索尔仁尼琴忏悔”纯属无稽之谈。几十年来索氏的这种思想只有不断深化,从来没有放弃。

而普京的很多行为逻辑都可以从这种思想中得到解释。事实上,如今西方强烈批评普京时代俄罗斯“民主倒退”,而俄共却指责普京“比叶利钦走得更远”。这两种说法恐怕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矛盾:以今天西方人的立场看,近年来俄罗斯的民主的确“倒退”了,但是却并非向“左”倒退,而是向“右”倒退;不是倒退回苏联,而是向沙俄“传统”倒退;不是向列宁-斯大林主义,而是向东正教“倒退”。而这在叶利钦时代实际上就已开始,普京时代无疑更为明显。所以俄共说普京“比叶利钦走得更远”,也没错。当然,作为一个现实政治中的精明政客,普京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事,并不经常把“主义”挂在嘴边。但是如果他也有“主义”的话,类似于《红轮》的那种斯拉夫保守主义可能是其主要成分。

“向右倒退”的限度

1993年建立的俄罗斯议会沿用了沙俄的称呼即国家杜马。今天的杜马不仅有反对党,而且从未采用剥夺权利的手段来排斥反对派。尽管有缺陷,今天的俄罗斯已经基本有了宪政民主。

当然,“向左倒退”与“向右倒退”相对于完善的民主来说毕竟都是“倒退”。早在20世纪初,沙俄总理大臣、著名改革家维特伯爵就指出:尽管当时“红帮”(左翼暴力组织)与“黑帮”(右翼暴力组织)势不两立,其心理状态与行为规则却极相像。虽然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沙皇时代的“父爱专制”远不像斯大林鼓动“阶级斗争”的“专政”那么严酷,但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俄罗斯,拥护民主的人们毕竟不会满意沙俄那种状态。

但是普京真想、如果想的话又真能“倒退”到那种状态吗?我以为可能性极小。

其实叶利钦时代“传统”色彩就已经明显可见。且不说“新俄罗斯”的标志性符号(国旗、国徽)来自沙俄,一些制度安排也有沙俄特点,而与沙俄时代的反对派包括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主张有异。本来在俄国历史上,沙皇的议会叫“杜马”(俄语原意为思考),共产党时期的议会叫苏维埃(俄语原意为协商),两者都出自古俄语。而从19世纪初的十二月党人直到1918年的民主派,当时俄国的进步人士,包括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们要求建立的议会都是用源自西方的外来词“立宪会议”来称呼的。这种“用词”的不同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1917年“二月民主”时期临时政府颁示解散杜马,召开立宪会议。后来普选产生的全俄立宪会议被布尔什维克以武力驱散,高尔基当时曾悲愤地写下“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以哀悼宪政民主实验的失败。

剧变后,叶利钦主持于1993年建立的俄罗斯议会自然不叫苏维埃,但也不叫立宪会议,而沿用沙俄的称呼即国家杜马。沙皇时代的杜马共有四届,1993年的国家杜马便自称是第五届。显然,这时的宪政法统,一开始就不是来自二月革命后的共和民主临时政府,而是来自沙俄晚期的君主立宪。而且这一年通过的俄罗斯宪法(今天仍沿用)确立了“强总统弱议会”体制。该体制下的国家杜马的确不像西方议会那样拥有充分的民主权威。因此俄罗斯的民主一开始就与西方式的民主有距离,与当时多数中东欧转轨国家也有差距,而呈现某种沙俄色彩。

但是无论叶利钦他们怎么想,毕竟“新俄罗斯”的议会制度是当代世界性民主潮流的产物,因此它与沙俄的杜马以及苏联时期作为“橡皮图章”的最高苏维埃还是有质的区别。我国学者曾指出:沙俄晚期是沙皇政府控制着立法主动权,杜马只有被动的否决权(法律不经杜马通过不能生效)。而现在正相反:俄罗斯作为共和制民主联邦国家,立法主动权转到了国家杜马手里,总统虽强,这方面拥有的不过是被动的否决权。官吏任免权过去完全属于沙皇,如今杜马至少拥有了一部分官员的任免权和批准权。沙俄时期国家杜马竭力争取而未实现的责任内阁,当今俄罗斯已经实现。过去沙皇可以随意解散杜马,现在总统解散杜马的条件被严格限制,实际上沙俄时期的四届杜马有三届是被解散的,而1990年代以来尽管杜马中反对派强大,与总统经常对立,却从未被解散过。另一方面,现在的杜马不仅对政府有更大的制约权,还有权提出罢免乃至弹劾总统的指控,尽管条件苛刻程序繁琐,但这种权利在沙俄时代是绝对不可能的。

更重要的是沙俄杜马与苏联的苏维埃都是等级选举:沙俄时妇女没有选举权,土地所有者1票等于企业主3票,等于农民15票,等于工人45票,苏联时期则反过来,工人1票等于农民6票,“资产阶级”更被剥夺了选举权。只有今天的杜马是实行全民平等一人一票的普选制。沙俄杜马允许有反对派,但政府经常宣布剥夺某些反对派人士的被选举权,斯托雷平正是用这种剥夺权利的办法把第一、二届“立宪民主党杜马”变成了第三、四届“保皇杜马”,而苏联时期干脆就不允许反对派存在。今天的杜马不仅有反对党,而且从未采用剥夺权利的手段来排斥反对派(1991年八·一九政变的几位策划者曾被短期剥夺权利,但那时还没有杜马,在1990年代这些人也都恢复了权利)。总之,尽管有缺陷,今天的俄罗斯已经基本有了宪政民主。

今日俄罗斯会出现“新沙皇”吗?

普京的声望比叶利钦高,但在制度上总统的权力也并未增加。套用一句老话讲:在普京时代的俄罗斯,自由民主不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的问题。

上述的情况是在叶利钦时代。到了普京时代,总统对国家杜马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主要是通过扶植“政权党”、依靠其多数席位来实现的,宪政的规则并未改变。普京的声望比叶利钦高,但在制度上总统的权力也并未增加。

在多党制、竞争性选举方面,早在1995年杜马大选时,叶利钦就曾极力促使俄国政局“中派化”,为此他授意切尔诺梅尔金与雷布金分别组建“中右”与“中左”力量,企图排挤极左与极右,建立自由保守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二元制衡的议会政治。但是当时社会危机严重,社会情绪比较极端化,致使叶利钦的方案失败了。十年以后,在社会趋于稳定、人们情绪趋于平和的条件下,普京实现了叶利钦未能成功的“人造中右”、“人造中左”两党唱红白脸的游戏,通过提高议会门槛把得票不多的反对党拦在院外,在竞选时利用媒体资源方面也扩大了叶利钦时代已有的不平等。然而,“人造两党”之外,真正的反对党仍然拥有很大空间。其实,就是公开的“人造两党”,至少也比一党黑箱中的派系斗争要透明:在公众面前光明正大地斗争,总比宫廷中关起门来勾心斗角强得多。不平等的竞选毕竟也是竞选,并非领袖所能完全操控。

在新闻、传媒与言论自由方面,普京时代的管制比叶利钦时代更多了。但1990年代以来俄罗斯已经开放报禁,而民营媒体再管制,也比官办媒体一统天下要强。普京执政期间多次发生暗杀记者和报人的事件,这固然是民主孱弱的体现,但从另一方面讲,这至少证明权势者无法通过垄断传媒、控制“饭碗”、撤换记者乃至干脆通过公开的清洗与专政等方式来封他们的嘴,以至于不得不偷偷摸摸出此下策。

就以刚刚结束的12月杜马选举而论,尽管“政权党”在行政资源、竞选经费和利用媒体方面拥有压倒的优势,反对党的宣传不多,但街头演讲、辩论、示威不断,竞争气氛仍然很浓,政权党也可以说是全力以赴,不敢掉以轻心。总之,套用一句老话讲:在普京时代的俄罗斯,自由民主不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的问题。

在经济上,普京的“重新国有化”还是有限的,个案性的。当然,应该说叶利钦时代的私有化也没有原来一些人讲的那么激进,尤其在对待外资方面,俄罗斯一向很保守。普京时代在进一步市场化方面有所进展,如通过了叶利钦时代长期搁置的《土地法》,进一步放开地权、推进福利制度改革等。尽管由于民主倒退使这些改革带有“斯托雷平式的”不公平色彩,但是在俄罗斯目前的“有限民主”下,改革中公开的利益博弈仍有相当空间,政府常常也不能不让步。因此,普京时代国家强化经济垄断的趋势的确存在,但总体上并未扭转走向市场经济的方向。

“漫天要价”,为的是“就地还钱”?

俄罗斯民主化进程的成就,已经使一个哪怕像普京那样强势的统治者也不能一意孤行无所顾忌。即便普京真想当“新沙皇”,现在的“倒退”趋势能否持续,也仍然是非常不确定的。

更重要的是,普京的许多“倒退”仍是建立在个人魅力的基础上,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并不是一以贯之。普京第一任期内的总理卡西亚诺夫自由民主派的色彩浓厚,在尤科斯事件等问题上与普京闹翻而离去。现在他颇有声望,大有成为“非俄共反对派”的头号人物之势(这与叶利钦跟戈尔巴乔夫闹翻、鲁茨科伊跟叶利钦闹翻后作为反对派领袖崛起一样,都是无论沙俄还是苏联时期皆不可能发生的事,这本身就是政治自由有了相当发展的体现)。所谓倒退主要指他的第二任期。但是如今他即将卸任之际在“梅花三弄”之后,却又出人意料地起用梅德韦杰夫来接班。而后者在现今的普京团队中又是最具自由派色彩的人。早有人指出:普京在任期后半段做出的种种咄咄逼人的举动,包括国内的“倒退”和国际上的“反美”,很可能都有故意在下台前“漫天要价”,以便下任可以“就地还钱”的考虑,犹如我国一些王朝的精明君主晚年会故意示“猛”,而使继君能够以“宽”示德于天下。

这种揣测当然没有太多根据。但即便普京真想当“新沙皇”,现在的“倒退”趋势能否持续,也仍然是非常不确定的。

关键在于:俄罗斯民主化进程虽然还任重道远前途坎坷,但迄至今日的成就,已经使一个哪怕像普京那样强势的统治者也不能一意孤行无所顾忌。普京已经表示他遵守宪法任期而不会改宪加冕,但又要继续从政而不会归隐山林,甚至将来还可能考虑“曲线复辟”梅开二度。然而任何一条途径都充满变数。当议长、当党魁等选择,在权衡利弊后已经被放弃了,现在看来他似乎愿意当总理。可是他这个强势总统自己造成(或强化)的俄罗斯政治规则是“强总统弱总理”、“荣誉归总统,倒霉归政府”、“总统弄权,总理担责”,这在他自己当总理后不会变成“请君入瓮”吗?

他选了更为自由化的梅德韦杰夫作为接班人,如果本来就是为的让他“就地还钱”,那普京就根本无所谓“倒退”。如果只是让他做傀儡而为自己“梅开二度”铺路,那风险就相当大:新总统要是坚持自己的理念怎么办?他能像对卡西亚诺夫那样挥之即去吗?在已有的规则下他这个总理要干好了,不会是为梅德韦杰夫增加威望和人气吗?如果干得不好,不会把自己总统任内积累的人气赔掉吗?当然,普京也可以修宪改规则,变成“强总理弱总统”,但这样做要付出的代价难道会比修宪延长任期更小吗?如果梅德韦杰夫具有与普京不同而且更为自由化的理念,同时在“强总统”规则不变的情况下,他又能压抑自己的理念而自觉给总理当傀儡,甚至甘愿向普京让人气、为普京背黑锅,这不是太勉为其难了吗?即便他现在对普京有私下承诺,到时靠得住吗?

更直接的问题是:按剧变以来16年的惯例,俄罗斯总理主要是对国民经济负责。而普京恰恰从未表现出这方面的才能,作为总统他过去也不太需要这种才能。普京第一任期俄罗斯经济出现转折性繁荣是在卡西亚诺夫总理治下,此人如今已是普京的对手。普京第二任期经济继续繁荣则很大程度上是靠能源出口价格大涨,而俄罗斯经济两大根本问题即结构改革和福利改革尚无明显进展,已成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大制约。同时俄罗斯能源工业本身也后劲不足,将面临一个大规模资本更新周期。普京恰在此“经济敏感期”当总理,风险确实不小:以后国际油气价格即便维持涨势,如果俄罗斯能源生产不能持续增长,也只能望梅止渴。即便价格涨势与产量增势都按现有状态持续,普京也就是个维持会长而已。而这两个条件只要有一个中止或弱化(这种可能性并不小),俄罗斯经济目前的乐观形势与“普京总理”的声望就会面临变数。在这种情况下“普京总理”在经济上要有较大作为,只有推进结构改革与福利改革。普京过去那种“强国主义”和斯拉夫保守主义对这两项改革并无帮助。特别是后一项改革,不改不行,而在民主协商机制不充分的状态下硬改,普京如今的“父爱总统”形象恐怕就要终结了。到时不但反对派会乘机打民主牌,连“自由派”总统也不是不可能对他打这张牌的。

历史的启示

不只是普京,不光是俄国,历史上的许多过程显示:强力控制下的大帝国没有一个是永垂不朽的

其实不只是普京,不光是俄罗斯,历史上的许多过程显示:强力控制下的大帝国没有一个是永垂不朽的。越是强力控制,越难以形成替代组织资源,一旦解体就更难建立正常秩序。因此民主化经历阵痛固然毫不奇怪,民主化失败,持续的混乱使人厌倦,最终呼唤出一位铁腕人物建立新的强力控制也极有可能。但是尽管“帝国后遗症”中今不如昔的议论与事实均不少,真能回到昔日的可能却几乎没有。我国民初混乱时代今不如昔的怨声不绝,但几乎无人愿意回到帝制,袁世凯称帝与溥仪的复辟都被唾弃。1917年以后的俄国、1918年以后的德国等等也莫不如此。

在“不稳定民主”或“魏玛式危机”的混乱中产生新强权史上不乏其例,但这种强权通常都有两个特点:一是比原先的旧专制更加严酷(如清末民初乱世之后的党国较之于前清、魏玛危机之后的纳粹德国较之于霍亨索伦王朝、1917年内战之后的布尔什维克较之于沙皇)。道理很简单:在“不健全的民主”与混乱并存的情况下,如果不选择以健全民主法治来结束混乱,而打算重新祭起铁腕的话,那么这一铁腕既要粉碎民主派,又要粉碎其他铁腕觊觎者的竞争,这比“常态专制”只需要维持已有秩序更难,因此通常会导致所谓“乱世重典”。靠比过去更软的“温和专制”来既避免民主前途,又克服混乱与权力竞争,很少可能。

二是新强权通常都与“不稳定民主”之前的传统强权方向相反,例如传统若是右翼专制,则新强权就是左翼专制,反之亦然。

法国革命初期混乱之后出现的拿破仑帝国是一个对内镇压波旁王党、对外“输出革命”而与欧洲几乎所有传统王朝敌对的“反传统”帝国;德国魏玛共和之后的纳粹极权是一种来自下层的右翼民粹暴力,与魏玛前的普鲁士容克贵族政体大异其趣;在俄国取代二月民主的布尔什维克专政与以前的沙皇专制、中国民初乱世后的“党国”专政与前清的专制之“反向”,更是众所周知。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混乱民主”之前与之后的专制也几乎都是寡头强权(考迪略主义)与民粹强权(庇隆主义)的更替,并非同一性质强权的重复。而历史上已经日暮途穷的旧强权即便能“复辟”,通常也只是走向民主过程中的一件外衣,而不太可能重新“强”起来。如英法两国当年的复辟王朝、今天东欧民主制下“重新上台”的左派政党(实际上根据今天的史学研究,中国当年假如袁世凯乃至张勋支持下的溥仪真能“复辟”帝制,其君主立宪的程度也会大大超过清末“新政”,而专权程度不太可能超过后来的“党国”)。

俄罗斯向何处去?

普京的“民主倒退”不太可能走得很远。往好里说,他的“斯拉夫保守主义”毕竟是在21世纪,不太可能昧于天下大势。

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俄罗斯,叶利钦时代的“混乱民主”远远没有上述各国如此之甚,混乱中民众对铁腕人物的渴望也不算典型,今天普京的“民主倒退”之所以远远达不到上述各国的地步,应该说主要并非由于普京个人的开明,而是他没有这种社会条件。就上述第一个特点而论,“民主倒退”的普京远远谈不上比沙俄、更不用说比斯大林更严酷。而第二个特点则意味着由俄共来重建“专政”应该说几无可能,这已经为今天俄国的现实所证明。事实上,今天越来越多地对普京打“民主牌”的俄共将来即便会上台,恐怕也如东欧各国的左派政党一样必须以社会民主党化为前提。至于由普京通过“民主向右倒退”来实现一种方向相反而程度更严酷的专制,那首先就意味着他会煽起一场反共歇斯底里。我们看到的情况却是相反:普京对俄共乃至对历史上的苏联如果说并不比叶利钦更友善,至少也更温和。作为“斯拉夫保守主义者”的普京近年来发表的许多所谓“亲苏联”言论,与其说意味着他正在变成“新斯大林”,毋宁说意味着他不太可能成为“新沙皇”。

因此普京的“民主倒退”不太可能走得很远。往好里说,他的“斯拉夫保守主义”毕竟是在21世纪,不太可能昧于天下大势。就如他今天捧得很高的索尔仁尼琴虽然一贯批判“西化”,也不可能是真正的专制主义者(相反,他为民主所作的贡献不会因他近年来的“奇谈怪论”而消失)。2004年,普京在第二任期开始前夕曾声称:“1990年代初过渡到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做法得到了俄罗斯公民最积极和最坚决的支持,他们作出了最后的——我还想再强调一下——也是不可改变的选择,决定实行民主。这是俄罗斯人民的伟大和实际的成就,我想这也是我国在20世纪的最大成就之一。”考虑到普京本人也曾是1990年代初民主派的宠儿,他的这一说法也许是由衷的。

如果这只是言不由衷,那么往坏里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普京顶多也只能在“民主无量、独裁无胆”的两难中徘徊。尽管普京还不老,但除非俄罗斯出现战争或者大崩溃,这些情况在他政治生涯延续的年代里不太可能改变。而在太平年月,普京之后出现更厉害的“强人”而且为俄国人所接受的几率更低。当然,如果太平到了万事无忧的“黄金时代”,俄罗斯人也不会有多少进一步推进民主的动力。但是,俄罗斯未来出现“大崩溃”或者“黄金时代”这两种情况的概率都极低,最大的可能仍然是“发展而仍有积弊,危机但不致崩溃”。民主化进程也仍然曲折地持续。尽管如今典型的自由民主主义势力似乎处于剧变以来的低谷,但既然连久加诺夫也认为“自由主义反对派”于俄罗斯有益,这种力量又会再低到哪里去呢?

因此,俄罗斯民主“翻船”与实质性逆转的最大风险期还是在叶利钦的“混乱时代”,这个坎过去了,今后尽管俄罗斯民主之路还会有坎坷与反复,但最大的可能(我从不相信什么“必然”或者“客观规律”)是像凯末尔之后的土耳其那样渐进地发展,像长期“多党制下一党独大”的日本或“母死子继”的印度那样“有特色”,当然,更可能的是有我们现在还不能清楚描绘的某种俄罗斯自身的特色——当然是在民主的普世基本特征的基础上。

在俄罗斯这样一个专制极权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大国,评价民主的进展须有一个宏观尺度。2007年是俄罗斯历史上上一次“剧变”——1917年俄罗斯帝国垮台90周年。当年的“帝国后遗症”导致天下大乱和死亡一千万人的残酷内战,而帝国之后的“二月民主”只存活了10个月就被“来复枪驱散”了。相比之下,1991年苏维埃帝国的垮台是和平的,转轨的混乱虽比中东欧诸国严重,与1917年相比那简直就太“顺”了。而民主制度尽管不完善还有所“倒退”,毕竟已经存活了16年。当然这并不妨碍人们探讨最近这次转轨进程中的失误,正如普京所说,一个大国的解体是令人痛心的。前苏联各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寻求代价更小(既避免帝国解体,也避免民主倒退)的民主化转型之路,是非常必要的。但如果把当年那场残酷血腥的“剧变”说成伟大的“新纪元”,而和平的剧变反而是“亡国奇祸”,这种意识形态偏见就未免过甚了。与之相比,普京、索尔仁尼琴从“斯拉夫保守主义”出发对这两次解体都表示惋惜倒更容易理解。而这种惋惜与肯定民主转轨的进步意义并不矛盾。尤其是以当年短暂的“二月民主”与新俄罗斯水平不高但迄今仍持续的民主相比,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能看到历史毕竟在进步,历史也将继续进步。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秦晖)

http://news.163.com/08/0118/14/42GD810300012GG5.html

【秦晖】交易费用理论在中国被扭曲

2008-02-15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教授

  其突出表现,就是过去一段时期在我国经济学界的“左”“右”两翼都颇为流行的、对“交易成本”理论的滥用与误用。



据说最近经济学家遭受“道德批评”的问题变得十分突出。而许多批评又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有关。其实这后面一种关系,在发达国家中与在我们这里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在他们那里,这种关系说的其实是公平竞争的后果如何控制:有竞争才能出效率,但竞争就得分输赢,输赢的结果就不平等。输赢都一样,还有什么竞争,没竞争怎能有效率?于是就有了效率与公平(其实就是竞争与结果平等)的矛盾,有了赢家不能通吃之说。

但是对于原始积累过程中的我们来说,公平竞争并非既有的前提,其本身还有待人们去争取。因此我们首先面临的不是赢家能不能通吃的问题,而是权家能不能通赢的问题。权家通赢的“竞争”规则不平等,过程不公正,机会被垄断,因而是不公平竞争,或曰“伪竞争”。这样的“伪竞争”一般认为是损害效率的,至于破坏公平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根本谈不上什么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我主张“公正至上,效率与公平皆在其中”,就是就此而言。

过去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说法,在西方或许会被理解为自由竞争优先,兼顾社会保障。但在中国,这话常常被理解为权家优先,连形式公平(所谓规则公平或竞争过程的公平)也只能“兼顾”而已,这问题就大去了。所以我向来不认为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来说明中国的问题在一个时期是正确了,而现在似乎过时了或不正确了。恰恰相反,我认为这个口号提得太早:我们本来应该先以“公正至上”来消除“权家通赢”之弊,然后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才可以讲效率优先兼顾社会保障。而我们如今是权家通赢继之以赢家通吃,或者干脆就是权家通赢导致了赢家通吃,结果反过来却给了权家以借口,使他们可以打着反对赢家通吃的旗号谋求进一步扩张权力、操控市场,使中国面临“不公平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正”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的威胁。

这样的状况当然首先是体制的问题,我国的学者,首先是经济学者并没有造成如此循环的神通。但是今天反思起来,经济学界是否有为“权家优先,连形式公平也只能‘兼顾’”制造“理论根据”的现象?我以为不但有,而且这个毛病不但发生在如今颇招物议的所谓“主流经济学”中,在动辄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所谓 “非主流”中也存在。其突出表现,就是过去一段时期在我国经济学界的“左”“右”两翼都颇为流行的、对“交易成本”理论的滥用与误用。

交易成本,或曰交易费用学说本身并不是为权家张本的。但在中国的土壤上,这些年却发展出一种用强权手段来降低“交易费用”的说法。“左派”用它为强权下的化私为公辩护:据说国家与无数分散的小农打交道“交易费用太大”,于是搞统购统销和集体化就是“降低交易费用”之举。“右派”用它为强权下的化公为私辩护:处置公产搞“公共选择”也是“交易费用太大”,最好我想怎样就怎样,我想把公产给谁就给谁,工人说赶走就赶走,土地说圈就圈了。不许你们讨价还价就可以“降低交易费用”,而 “降低交易费用”就可以达到效率最大化。这就不是应不应该搞福利的问题,而是应不应该制止抢劫的问题;不是照顾不照顾弱者的问题,而是抢劫不抢劫弱者的问题了:两个人做买卖讨价还价太费事,干脆我掏出刀来把你抢了不就“降低交易费用”了吗?

据说降低交易费用之说来自“科斯定理”,这个定理成不成立另说,但是科斯谈的并不是我们的问题。科斯认为企业这种组织的意义就在于减少交易费用。但是他并没有说用劳改营来减少交易费用。企业本身是自由契约组织,不是劳改营也不是奴隶庄园。所谓企业降低交易费用,意思是说整合化的交易比分散交易费用低,不是说“不准交易”或剥夺交易权利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如果是后一个意思,那科斯何必讲什么企业?奴隶制不是更能“降低交易费用”吗?在科斯那里,保障交易权利是理所当然,无须特别赘述。但在我们这里它并非理所当然,搞不好就变成借口降低交易费用来剥夺交易权利(主要是弱势群体的讨价还价权利)了。不是有人就明确说:工会会增加与工人打交道的 “交易费用”,所以在中国不能讲劳工权利,甚至“奴工制”也是中国的“优势”,取消不得?还说国家与众多小农打交道“交易费用太大”,所以需要统购统销、集体化。统购统销就是剥夺农民的交易权利,集体化则是连农民的生产自主权乃至人身自由权都取消了。当时这么搞有某种历史原因,要为之辩护也不是不可以,但要说是为着“降低交易费用”,那倒不如直接说古拉格群岛最能降低交易费用,因此比科斯扯的什么企业更有存在价值了

更有甚者,以强权的观点理解“费用”的解释还走火入魔,从不许弱者讨价还价以降低“交易成本”,发展到剥夺弱者的生命权利来降低“信息成本”:前年一位经济学者提出 “对中国古代连坐、保甲制度的经济学解释”,认为什伍连坐、株连九族之类的酷法符合“现代激励理论”,是“小政府”节约“信息成本” 来进行统治的成功办法。而过去人们把这些酷法批判为“残暴、落后”,则似乎成了过时的陋见。根据这样的逻辑,只要不搞福利,就是“小政府”,哪怕他杀人如麻,也不过是节约“交易费用”的一种方式。“经济学解释”灵通到如此地步,也真让人叹为观止了。

在中国讲“交易费用”还有另一种扭曲:科斯本来讲的是降低全社会的交易成本,而不是只为“交易”的某一方、强势一方降低“买价”。然而在我们的一些著述中,没有工会,老板可以任意压低工资,这就叫“降低交易费用”,有了工会,老板要多掏钱,就是“交易费用增大”了,科斯有这么说话的吗?从工人的立场看,有了工会不是恰恰降低了他们跟老板博弈的“交易费用”吗?如果同一件事从不同立场看其“交易费用”的大小相反,那“交易费用”这个东西还有什么确定性,还怎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学术概念?当然科斯讲的根本就不是这回事。他讲的“降低交易费用”既不是给老板节省工资,也不是给工人节省劳动,如果在劳资关系上使用这个概念,它只能指降低全社会维持劳资关系的总成本。其实从全社会观点看,工会这种集体谈判方式与企业这种契约整合方式一样,恰恰是比无组织的工人各自与老板进行非理性抗争(如当年英国工人破坏机器的“卢得运动”和我国近年屡屡发生的职工杀害老板事件)更节约“交易费用”的办法。

同样,所谓集体农庄可以“降低交易费用”的说法也是很荒唐的。从官府立场讲统购统销加集体农庄可以压低粮食收购价,甚至从濒死的饥民口中廉价地夺走活命粮,它在这方面的“效率”人们的确是领教够了,但这能叫“降低交易成本”吗?如果从农民的立场看,他们为这种“交易”付出的“成本”还不够惨重吗?所谓 “农户太分散国家很难与之逐一交易”也是个伪问题:世界各国的农业不管现代的还是传统的,就经营单位而言大多数都是家庭农户,而不是科斯所谓能够降低交易费用的“企业”——大农场。不管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搞大农场的不是没有,但的确不多。那么“交易费用”怎么降低?只要有经常性的交易要求,人们自然会演进出某种组织来整合交易、降低“费用”:可以是联合谈判组织——农民协会,可以是自由合作社、公司加农户,甚至是传统的村社与家族,而在条件适宜的地方也会出现科斯讲的那种“企业”化农场。但有一点:即人们必须是自愿而非被迫地结合为这种组织。就像科斯说的企业(自由契约组织)——而非奴隶制 ——能够降低交易费用一样。

而按我们某位学者的说法,组织化对“交易费用”的影响却可以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官办集体农庄不用说是比自由小农更能降低“交易费用”的,可是农民如果自己组织成农会,那交易费用似乎反比他们一盘散沙时大得多——据说印度经济之所以不如中国,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会农会太强大了,因而极大地增加了强势者与工农打交道的“交易费用”(说的明白些就是组织起来的弱者最不好欺负)。而与一盘散沙的小农打交道的“交易费用”如果还不够小,把他们赶进古拉格式的 “组织”里“交易费用”就更低了(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该学者还真引了一句俄国农奴制下的谚语来说明这个“道理”:“放一群牲口当然比一头一头地放更轻松”!原来其心目中“降低交易费用”就是剥夺人的自由,将其圈进“畜群”里!如果圈不进,那就只好多付一点“交易费用”,“一头一头地放”吧,但千万不能让那些人自由地结成“人群”,否则那“交易费用”就会大到不得了了!

有趣的是,在中国持这种主张的人有的居然属于所谓“新左派”。他们最喜欢大骂“新自由主义”。可是偏偏他们又最喜欢把“降低交易费用”这个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命题”挂在嘴边——众所周知,坚决反对福利国家、主张自由市场原则可以扩大到原来被认为不宜的外部性领域的科斯,应该算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吧。当然,笔者决无意因此把“新自由主义”这顶帽子倒扣在他们头上,因为他们确实说的与科斯不是一回事。尽管科斯的某些说法也不能成立,但至少农奴制思想、抢劫思想他绝对是没有的。换言之,中国的有些“新左派”其实比科斯这样的“右派”还“右”得多。

可见,不管“左”的还是“右”的理论,传进中国后都可能发生多么可怕的扭曲!就交易费用理论而言,本来它适用的前提有两条:第一,交易费用理论是以承认合法交易权利不可剥夺为不言自明的前提的。因此“降低交易费用”只能通过整合契约的自由人组织、而不能通过以强权剥夺人们合法交易权利、只许逆来顺受不许讨价还价的方式来达致。第二,所谓交易费用是全社会为进行交易活动付出的运作成本,不是交易一方付出的价格,不能把这个概念用来给单方面为某一阶层(尤其是强势阶层)行方便的做法提供理据。我们可以同意或不同意科斯的理论,但如果违反了这两条,那就是歪曲了这一理论,科斯是不能对此负责的。

总之,中国的经济学家的确应该反思,但决不是仅仅应该单向地反思什么新自由主义。

如今社会上对经济学家的“道德批判”似乎很热,对此应当怎么看?很简单,以“道德批判”来解决学术问题显然不对,犹如让“公共舆论”来评价科学家一样。如果实行“全民选举教授”,大学一定垮台。中国过去这方面的教训很多,如今也的确存在这种危险——尤其在把经济学反思变成对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单向大批判时。

但是另一方面,现在许多学者,尤其是经济学者除了纯学术研究者(他们其实很少受到“道德批判”的困扰,当然他们在社会上,而不是在专业圈内,也没有多大名气)外,不少人还扮演着影响公共政策的经济幕僚或策士角色。这种角色本来不仅无可非议,而且在今天这个转型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讲,提出对策比建立理论更重要。但人们应当认识到的是,学者与策士从根本上讲是两种不同的思想活动:对策研究要以“可采纳性”(注意:不是“可行性”。可行之策但不被采纳,仍属徒劳)为基础,而学理上的逻辑性相对来说倒是次要的。高明的策士可以对不同的决策者提出不同的可采纳对策,而这些对策在学理上是否严谨,逻辑上是否一以贯之,倒属无足轻重。但转轨经济学作为一种学理,则应当强调理论逻辑的自洽,以求达到认知上的进步,至于这理论是否为决策者嘉纳,反而不必考虑。同样道理,这些学理是否受到公众欢迎,也是不重要的。

然而一项公共政策就不同,是否为决策者嘉纳很重要,而是否受到公众欢迎,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幕僚与决策者一样,由于其活动的公共性而成为公共人物,也因此必须接受公众批评,乃至公众的 “酷评”。不仅是所谓“道德批判”,即便是道德上并非不偏不倚无懈可击的、带有特定利益诉求的批判,他们也必须耐心倾听。尤其在代议政治并不发达的体制中,多元化利益诉求不能体现为议会辩论,能反映在公共舆论上也算是一种弥补。合格的策士重视这种公论犹如重视议会辩论一样,应该是一种基本功。

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学者在扮演策士角色时,一方面正确地非常重视“可采纳性”,并且常常为此牺牲了学理上的逻辑严谨(前述对于“交易费用”那种牵强附会的乱用就是典型例子)。然而另一方面对公众舆论,尤其是对关于公正性的批评却非常漠视,乃至蔑视。他们以坚持学术性为这种蔑视寻找理由,但在他们为 “可采纳性”而牺牲学术严谨时,这种理由已遭破坏。事实上,一些人重视“可采纳性”而轻视公论的对比如此鲜明,以至于他们有时并不以学术性、而是直接以 “可采纳性”来拒斥公众舆论——声称自己的主张已邀圣准,而指责批评者以“反政府”之罪。然而当其口出此言时,学术独立性的大话已经不好讲了:学术性固然应该独立于公意,但学术性难道就可以依附于上意?本来这也不必苛责,因为一个不是在“革命”、而是在改良、妥协中求发展的社会是需要策士的,而作为策士不能以纯学者来要求,对他们而言为“可采纳性”牺牲学术性是可以理解、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被同情的。然而这就要以其所提供之策的公正性为前提,因此他们也就必须重视社会上对自己的“道德批判”,而不能傲慢地以纯学者自居把这些批判不当一回事(同时又太把“可采纳性”当一回事)——当然,所谓重视不等于认同,他们完全可以在道德与公正性方面为自己辩护。

所以尽管一人兼二任、既当学者又当策士是可以的,而且学者当策士总比不学无术者乱出馊主意好吧,但是他具体做某件事、写某篇文章时可要想好:他可以今天写一篇学术论文,明天写一篇奏折。但是不能把同一篇文章既当学术论文又当奏折。尽管学术论文有时也能作用于决策、影响社会,但这应当并非初衷。学术文章的初衷只能是产生知识增量,因而不能为“可采纳性”牺牲学术逻辑。而作为奏折就不能这么要求。但作为奏折既然其初衷就是为了形成公共决策及影响社会,当然就不能回避公论而只考虑“可采纳性”,更不能在公论面前摆学者的架子。

显然,如果说“全民选举教授”是荒唐的,那么“策士漠视民意”至少同样荒唐。作为学者不能无视学理逻辑,作为策士不能不讲公正与道德。而且,在我们如今体制下学者兼策士的人们中,对这两种规则的违反常常同时发生,并互为因果——先为过分追求“可采纳”而牺牲学术逻辑,又因只顾“可采纳”而漠视公平。而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这两种弊病并不仅发生在某一“主义”的经济学家中,那些如今热衷于斥责所谓“新自由主义”的人中,许多人上述两种弊病并不比被其批判者少。

(本文来源:千龙网 作者:秦晖)
http://news.163.com/08/0215/15/44OIU7FK000121EP.html

Thursday, February 14, 2008

Challenge your tolerance for Chinese to the limit 恒源祥12生肖广告遭炮轰 观众称无法忍受



2008-02-15 09:48:23 来源: 新华社(北京) 
  核心提示:2月6日(除夕)夜开始,一则著名毛纺品牌“恒源祥”的电视广告在全国多家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1分钟内,广告背景音从“鼠鼠鼠”一直叫到“猪猪猪”,把12生肖叫了个遍,其单调创意和高密度播出,遭到许多观众炮轰。

重庆商报2月15日报道 2月6日(除夕)夜开始,一则著名毛纺品牌“恒源祥”的电视广告在全国多家电视台的黄金时段播出,1分钟的时间里,广告背景音从“鼠鼠鼠”一直叫到“猪猪猪”,把十二生肖叫了个遍,其单调的创意和高密度的播出,遭到许多观众炮轰。

十二生肖说个遍 恶俗广告招反感

这则名为“十二生肖”的广告制作其实很简单,也可以算是该品牌“羊羊羊”系列的延伸。在长达1分钟的时间内,由北京奥运会会徽和恒源祥商标组成的画面一直静止不动,广告语则由原来的“恒源祥,羊羊羊”,变成了由童声念出的“恒源祥,北京奥运会赞助商,鼠鼠鼠”(以下依次将十二生肖叫了个遍,直至猪猪猪)”。

“我还以为我家电视机坏了!”这是春节期间在家初次看到这则广告时,市民孙小姐的第一反应。她的感受是:“太恶俗了,比脑白金和黄金搭档的广告,还要考验观众的忍耐力”。

与孙小姐一样,很多网友认为这则新版的广告就是简单而机械的重复,而且时间长达一分钟,令人无法忍受。

广告年前就做好 要开论坛做解释

恒源祥的旧版“羊羊羊”广告曾开创了一种新的广告营销模式,这个广告语一用就是10年,可爱的童音“羊羊羊”也成了恒源祥广告的记忆点。2006年,恒源祥曾尝试着将“羊羊羊”改为“牛牛牛”,不过效果并不好,这次干脆来个一锅端,这种强制记忆会不会引发消费者的抵触情绪,还有待观察。

浙大经济学系副主任叶航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低俗广告会直接损害该广告后面播出的广告投放单位,因为很多观众看到该类广告就会直接转换频道,导致其他广告达不到预期传播到位率。

昨天下午,记者就此事咨询上海恒源祥集团,集团广告部的岳小姐告诉记者,这个广告是“羊羊羊”的延伸,是恒源祥广告部在年前独立制作的。

记者问:这样一个广告,会不会招至观众反感?对此,岳小姐先是声称官方发言人不在,之后又打起了太极,只是表示本月17日他们会在北京就此事举办一个论坛,邀请相关专家、媒体参与。届时,他们将针对这个广告的所有问题做出详尽解答。

作为奥运会的合作伙伴,这则广告是否会在奥运会期间播出?岳小姐的回答很官方:“目前还很难说”,对于广告投播的整体费用也拒绝透漏。

播一次最少九千广告审核仅半天

恒源祥这个广告片花了多少钱?记者查询了东方卫视2008年的广告价目表,最贵的广告时段是周末的《周末大娱乐》插播广告,每播30秒88000元,最便宜的广告时段是周一到周五的早间7点到9点,每播30秒15000元。

东方卫视的广告由一家叫好榜样的广告公司在做代理,“1分钟的时段很难啊”,记者以广告投放商的身份电话咨询该公司工作人员。对方显得十分热情,不过当记者提出要做时段为1分钟的广告时,这名男性工作人员显得比较为难。他告诉记者,1分钟也就是60秒的广告,价钱就等于30秒的价钱乘以2,不过因为时段长,建议记者最好做软广告,也就是专题广告。

“恒源祥的广告就有1分钟啊!”听到记者这么说,该工作人员显得很得意,他明确告诉记者,恒源祥投的是硬广告,而且这两天就此事来咨询的人特别多。“那他们给了多少钱?”工作人员虽未明确透漏数字,但他透露,1分钟的广告白天是3折,晚上是4折,也就是说恒源祥的十二生肖广告在东方卫视每播一次,最低需要9000元,最高需要52800元。

除东方卫视外,这则广告还在包括湖南卫视在内的另外5家地方卫视台播出。记者了解到,目前电视台对于广告样片的审核速度很快,一般只需半天左右,如果内容没有太大问题,就可以播出。(来源:重庆商报)

Wednesday, February 13, 2008

指中国“没制止苏丹在达尔富尔暴行” 斯皮尔伯格辞任北京奥运艺术顾问

(2008-02-14)

● 于泽远(北京)

美国著名导演司匹堡曾两度给胡锦涛写信,呼吁中国对苏丹政府施压,停止暴力镇压达尔富尔地区的叛乱,让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该地。他昨天在声明中说,他现在不能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北京奥运会的开闭幕式上,而要全力帮助结束达尔富尔地区的暴行。

  美国著名导演司匹堡(Steven Spielberg,斯皮尔伯格)昨天宣布辞去北京奥运会艺术顾问职务,原因是中国没有尽力制止发生在苏丹达尔富尔的暴行。包括八名诺贝尔和平奖在内的一批国际知名人士近日也在一封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信件上签名,敦促中国发扬奥运理念,为达尔富尔地区达成公正和平作出贡献。

  司匹堡在一份声明中说:“苏丹政府对于正在发生的暴行负有大部分责任,但是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应该做出更多努力,结束达尔富尔地区的苦难。”

  以导演《辛德勒名单》、《拯救大兵瑞恩》等大片而闻名世界的司匹堡此前曾两度给胡锦涛写信,呼吁中国对苏丹政府施压,停止暴力镇压达尔富尔地区的叛乱,让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该地。他昨天在声明中说,他现在不能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北京奥运会的开闭幕式上,而要全力帮助结束达尔富尔地区的暴行。

  北京奥组委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工作人员对本报说,北京奥组委于2006年7月向司匹堡颁发聘书,请他做北京奥运会艺术顾问,司匹堡当时很愉快地接受了聘任。但去年5月以来司匹堡借口苏丹问题一直没有与北京奥组委正式签约,他也基本没有参与奥运会的开闭幕式的创作,辞职应该不会对开闭幕式有大的影响。

  八名签署信件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包括卡洛斯·贝洛主教(Bishop Carlos Belo)、图图大主教(Archbishop Desmond Tutu)等。而写信的发起人是好莱坞影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米亚·法罗(Mia Farrow)。

  中国在苏丹的石油项目投资已经达到150亿美元(213亿新元),7%的石油进口来自苏丹。苏丹石油合作项目是中石油公司在海外最大的合作项目。

  一些西方政界人士和人权组织认为,中国是苏丹石油最大的进口国,并向苏丹政府出口大量军火,是苏丹政府最有力的支持者,中国有能力发挥更大的作用解决达尔富尔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一些国会议员曾倡议国际社会利用奥运会给中国施压,让中国更加积极地推动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数次反驳有关人士和组织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强调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

对苏丹问题 中国民众所知甚少

  中国民众对苏丹问题知之甚少,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要对这个非洲国家的内战负这么大的责任。中国人民大学一名对国际时事比较关心的博士研究生对本报说,他在新闻中常听到达尔富尔的名字,但确实不清楚那里的局势和中国有多大关系,甚至有人要为此抵制北京奥运会:“真是莫名其妙。”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学者说,司匹堡将北京奥运会同苏丹问题联系起来过于牵强,西方政客和人权组织在苏丹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恐怕不仅是为了达尔富尔的暴行,也是要遏制中国在非洲的影响。

  不过这名学者指出,司匹堡和一些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借达尔富尔问题给北京奥运会施压应该引起中国官方的重视。不管这种施压是对是错,官方应该拿出诚意与有关方面沟通,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

什么是达尔富尔问题?

  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西部,面积5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600多万。达尔富尔地区居住着包括阿拉伯人、富尔人和黑人等80多个部族。近年来,随着达尔富尔地区石油等矿产资源不断被开发,部族之间为争夺资源的斗争日趋激烈,一些邻国也以各种形式卷入其中。

  2003年2月后,达尔富尔地区黑人居民先后组成“苏丹解放军”、“正义与平等运动”等多支武装力量,以政府未能保护土著黑人的权益为由,要求实行地区自治,并攻城略地,与政府军作战。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的冲突至今造成1万多人丧生,100多万人流离失所。西方人权组织认为,过去4年的冲突已造成20万人丧生,200多万人逃离家园。

  为促成达尔富尔冲突各方和平解决问题,联合国先后通过5个决议,并于去年7月决定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大约2万6000人的联合国和非盟混合维和部队。2007年10月,苏丹政府和达尔富尔7个反政府派别参加的达尔富尔问题和平谈判在利比亚举行。苏丹官方27日宣布,苏丹政府从即日起在达尔富尔地区实施单方面停火,以便为和谈营造合适的氛围。

  2007年11月,中国赴达尔富尔维和部队先遣分队的140名官兵抵达南达尔富尔州首府尼亚拉,成为联合国第一支进驻该地区的维和部队。

2007年12月31日,非盟驻苏丹达尔富尔维和部队在北达尔富尔州首府法希尔向联合国和非盟混合维和部队正式移交维和任务。


http://zaobao.com/zg/zg080214_501.shtml

Spielberg in Darfur snub to China

US film director Steven Spielberg has withdrawn as an artistic adviser for the 2008 Olympics in Beijing.

In a statement, he accused China of not doing enough to pressure Sudan to end the "continuing human suffering" in the troubled western Darfur region.

At least 200,000 people have been killed and two million forced from their homes in the five-year conflict.

Beijing has not yet responded to the move, which correspondents say is its first big setback in staging the Games.

A source in the Beijing Olympic Committee said a response was being discussed at the highest levels but had not yet been made public.

But the BBC's James Reynolds in Beijing says the decision will anger and worry the authorities there.

Since Beijing won the right to host the Games it has always tried to keep China's politics and China's Olympics separate, he says, and it has attacked anyone who has tried to link the two.

Boycott call

Mr Spielberg, who had been brought in as artistic adviser for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ceremonies of the Games, said the cause of Darfur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his role.

"I find that my conscience will not allow me to continue business as usual," he said in a statement.

"At this point, my time and energy must be spent not on Olympic ceremonies, but on doing all I can to help bring an end to the unspeakable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that continue to be committed in Darfur."

OLYMPICS ROW

Famous names involved in advising the Olympics include director Zhang Yimou and Kung Fu star Jackie Chan

Hollywood stars Mia Farrow and George Clooney have criticised China over Darfur
Architect Ai Weiwei, who designed the main Olympic stadium, says the Games are a "public relations sham"

He added: "Sudan's government bears the bulk of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se on-going crimes, bu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particularly China, should be doing more."

Rebel groups in Darfur said this was exactly the kind of pressure that was needed to get Beijing to change its policy towards the Sudanese government.

"This is a noble move by Spielberg," Sudan Liberation Movement (SLM) leader Abdul Wahid Mohammad Ahmed al-Nur told the Sudan Tribune newspaper.

"He will certainly go down in history as someone who gave human lives precedence over fame and money."

Ahmed Abdel Shafi, who leads an SLM splinter group, told the BBC: "I commend him for his strong position. This is a lesson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at people should distance themselves from China."

The real question is why the Olympics were awarded to China in the first place

Vladi, California

Another group, the Justice and Equality Movement, has appealed to countries sending teams to boycott the games.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said the decision was a personal one made by Mr Spielberg.

"The IOC recognise Darfur is a highly complex issue, with tragic circumstances, but is a matter for the UN to resolve," the committee said in a statement.

'Desperate time'

Sudan, with its vast oil reserves, sells some two-thirds of its oil to Beijing.

In turn, Beijing sells weapons to the Sudanese government and has defended Khartoum i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s a result, China has been criticised for its links with a government ostracised by many for its role in the ongoing crisis in Darfur.

Earlier on Tuesday, as part of a "Global Day of Action" focusing on Darfur, an open letter signed by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s and former Olympians was sent to China's president.

Actress Mia Farrow, who signed the letter and had pressed Mr Spielberg to end his involvement, said his decision sent out the right signa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e said: "I'm delighted by his decision and it's a desperate time for Darfur, so this is a shred of good news in a very bleak week."

Story from BBC NEWS:
http://news.bbc.co.uk/go/pr/fr/-/2/hi/asia-pacific/7242016.stm

Published: 2008/02/13 11:47:52 GMT

© BBC MMVIII

胡紫微事件后遗症:武警将开幕式上控制高官原配?



胡紫微事件后遗症:武警将开幕式上控制高官原配?

新闻来源: 网络评论 于January 02, 2008

胡紫微大闹CCTV5改名新闻发布会,这成为07年12月28日在网络上爆出的大新闻,继“3377事件”之后又一次集中了广大群众的目光,让网络用户们不仅有机会满足探索事件背后真相的八卦欲,又可以有机会对与当事人相关的公共领域事件发表评述。事件的传播过程再一次证明网络的力量、和谐的力量、民众对一个突发事件的参与力度。事件本身也再一次说明这个时代的特征(诚如JohnHartley所言):公与私难以区分,公领域与私领域纠缠在一起,公民身份与消费者身份合二为一。

今天又留意到一些英文新闻网站开始描绘或评述此事,将这件中国当局不希望过多宣传的突发事件传播到英语世界,并解读出其他意义。于是决定来记录两笔。

说“大闹”,其实不太确切。胡紫微不过突然出现在“CCTV-5”改名为“奥运频道”的新闻发布会现场,出现在该频道诸位领导人面前,出现在出席这次发布会的记者们面前,出现在打算将王楠介绍上台的张斌面前,试图去拿话筒,在沙桐等人不甚激烈的拦阻下,在一名工作人员执着的赶撵下,忍不住出声道:“你们就这样对待一个弱女子吗?”她情绪激动,尚能自控,未能深思熟虑打好腹稿,话语也被一再打断,但还是讲了两件事:一、两小时前她得知她的丈夫张斌与另一位女子保持着不正当关系;二、她认为中国要借奥运之风成为一个大国,首先要普通人的价值观能够过关,正如法国一位外交部长说过,中国在没有能够输出价值观之前不能成为一个大国。

第一条十分明确,大家由此知道张斌有了第三者,发生了婚姻延续期内的非法性关系。第二条看法表达得断断续续,逻辑关系不很强,后来被网络用户们所诟病:请问你究竟想讲什么?你的家庭私事和中国是否大国有什么必然联系?

此事的传播过程是一个典型的案例。实况不可避免地被在场一位“同志”用手机拍下(视频中可以听到工作人员提醒“请停止拍摄”)。视频先是在国内的“土豆网”上播放,之后又被搬去国外的youtube,继续吸引大量访问者,避免被“和谐”的命运。相关文章在网络论坛里被广泛转载,引发讨论。在新浪删除了相关视频,某些论坛删除了相关帖子的情况下,youtube的视频依旧播放正常,并且成为当日最热门的视频之一,迄今为止有二十多万的点击(点击中大概不乏外国用户的贡献,也许他们被其热门性所吸引,点击之后面对中文不明所以,只好高呼一声“what‘s thefxxx!”-_-!)。鉴于在场的还有众多记者,闪光灯过后,亦有大量现场照片流落到了服务器在国外的网站上,比如这里。Globalvoice的Kennedy做了详细的英文报道,同时翻译了胡在视频中所说的话,以及某bbs网友的回帖。

“尽管中国试图控制与奥运相关的新闻与形象建构,但这个突发事件表明,明年八月到来时候,任何一个人,只要有手机,就能成为报道者。”

手机、互联网,在这里看来,技术的进步确实具有解放性的意义,使得信息的传播更加便捷更加快速更加无处不在而不可收拾。其实相关管理部门还是可以采取粗暴的方式在源头上控制事情的传播范围,比如曝光在场记者的胶卷,删除一切摄录工具包括手机在内的视频,每人发一个新闻通稿类的统一视频和照片,这从技术上做得到,为什么不这么做?或许可以解释为这些机构还缺乏快速反应能力,缺乏危机处理意识;似乎更可以解释为,现在的管理人员不再会采取这样粗暴干涉记者报道的方式,因为知道如果这么做就是一桩丑闻,在这个背后是观念的变化。

当然和谐的力量也是巨大的。新华网的相关英文新闻只字未提此事,连张斌都没有进入新闻照片。当我在非.cn的google上搜索关键词“胡紫微”与“奥运”时,出来的第一篇是新华网湖南分站的相关新闻,点击进去则显示为网页现在不存在。 从用户接受方面来看,论坛用户对此事件的反应是多方面的、多义性的。有人将此解读为又一起“转正小三”事件,从社会道德观出发,认为小三因小四遭到报应,不值得同情。有人将此解读为电视明星的娱乐八卦事件,深挖当事人当年的女追男恋爱经历,深挖当事人的网志,深挖并试图弄清男当事人的原配是谁,现在的第三者又是谁,并曝光深挖出来的第三者的多张照片。有人联系上相关人等的更多八卦,表达对乌七八糟电视圈的鄙视。更有人立刻将胡紫微的发泄与她今年年中在北京电视台受到的不公正待遇联系起来,认为胡的“弱女子”意有它指,指向她因报道海尔售后服务的负面新闻而遭到内部打压排挤的职业生涯。网络用户之善于挖掘貌似私事的八卦后的属于公共领域的实践,已非首次。即使是八卦笑料满天飞的3377事件,也在后来演变成对于商业贿赂、权钱交易等黑幕的揭露。

胡紫微劫持了奥运议程,将公事变成揭露私事的机会。对她而言,这是一场很可能导致她婚姻事业双双破败的冒险,对她曾经爱过的男人而言,这是一场颜面尽失的批评,对奥运相关部门而言,这是又一个需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的案例。当我看到这样的戏谑言论,说在奥运开幕式上要让武装警察把高官的原配都控制起来以防她们出来哭诉,不由为这个日益失去道德规范的社会而感到悲哀。


http://www.youtube.com/watch?v=0MUW5HP_Tfk
lotusian (1 month ago)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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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遇是事小?"泼妇"事大?
原则性错误小于方式错误?
理性搞外遇胜于感性宣泄?
理直气壮搞婚外恋也见怪不怪?
私生活如此混乱的男人还如此坦荡富有尊严的站在中央台?
社会需要反思

国家面子 男人面子胜于一切?
拜托国人还是诚实的面对现实吧

Dovejj (4 weeks ag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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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要反思了, 这是社会道德全面沉沦,中华文化全面消失的必然恶果.
bosizhiye (1 month ago)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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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斌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bosizhiye (1 month ago)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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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紫微讲了很多人不敢讲的话,讲了让某些人害怕的话。她讲了些实话,真话。那些人让她下去,只因为她讲了些真话?还让我们继续活 在某些人编织的梦里?

Tuesday, February 12, 2008

【黃創夏-郭至楨】四大非典團隊 馬英九的基因解碼



馬英九是被國民黨奶水哺育長大,但卻和國民黨有些不同,和國民黨的文化與思維,有點「格格不入」。圖為2006年故總統蔣經國逝世18週年紀錄片首映會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舉行,馬英九感性分享過去與經國先生接觸的點滴。(王英豪攝)



馬英九身上一直有著四個「非國民黨」隱性基因,形成了馬英九鮮為人知的「非典型團隊」,幫馬英九部署隊伍,刺激馬英九另類思考與決策‧‧‧

台灣政壇中,「馬英九」這三個字,不僅具爭議,且是個迷!

且看他處理「特別費」、「綠卡」、周美青之「兆豐金股票」‧‧‧一路走來,始終如一,七零八落、拖拖拉拉,簡單的事情總是搞成很複雜,他和他的團隊,實在不像一個戰力精實、反應靈敏的戰鬥體。

但是儘管如此,馬英九依舊是個政治天王!

怎麼會這樣?不論是馬英九;還是他那個頭重腳輕、有將無兵,各巨頭各自努力的「馬辦」;或是那個戰力始終都不強的「國民黨」,實在無法讓人理解,這種部隊,怎麼可能讓馬英九能夠在多次選舉中過關斬將?台北市贏了、馬、王之戰贏了、如今在2008總統大選中,仍暫居領先。

》》》只看「國民黨」,認不清馬英九

是因馬英九的「魅力」嗎?台灣有多少政治人物都曾有過超高魅力,政黨輪替前,峰頭上的李登輝、陳水扁、宋楚瑜等人的「魅力」未必比馬英九差。他們卻不只有當時的魅力,還有讓人驚歎,組織綿密、反應過人的戰鬥團隊。鮮有人如馬英九般,帶著總是「2266」(閩南語:哩哩啦啦)團隊,孤馬奔螣,卻拉到這麼高的人氣。

另一方面,馬英九分明是被國民黨奶水哺育長大,他卻和國民黨有些不同,和國民黨的那種文化與思維,有點「格格不入」。有時候,馬英九一些決策國民黨內「八大公、九大老」儘管搖頭,卻仍幫馬英九過了關。是誰,協助了馬英九形成另類思考?

謎樣的「馬英九」身上,其實一直有四個「非國民黨」隱性基因,不論在組織動員或思考決策上,早就形成了馬英九一個鮮為人知的「非典型團隊」,幫馬英九部署,刺激馬英九做另類決策,同步創造出他的高人氣。

這四大「非國民黨」DNA分別是:
‧DNA1:「愛心媽媽」土豆藤蔓延全台
‧DNA2:「靈活的藍」別動隊--關家軍
‧DNA3:蕭萬長刨李登輝的「綠根」
‧DNA4:嚴管勤教之馬英九的「哥哥」們

想要解馬英九之「謎」,如果只看他身上的「國民黨」DNA,看國民黨機器、看國民黨公職、看國民黨文化,就會看不到全貌。

》》》兩種DNA會「病變」嗎?

馬英九的隱憂也正在此,在他身上,「國民黨」與「非國民黨」的DNA同異並存。現在也許相安無事,誰又知道,這同異基因間,彼此真能夠永遠並存?還是終究無法融合?誰也不確定,哪一天,這兩股DNA是否會互喫呢?或者,「基因」病變,形成「腫瘤」?到那時,才是馬英九真正的難關!

並不是危言聳聽,要是馬英九無法改變這些日子以來,他已多次曝露出來之那一種猶豫不決,東方也要聽、西方也想滿足、南方打算解釋、北方決心道歉‧‧‧老是想要面面俱到的個性。

更重要的是,在教養上「溫良恭簡讓」,政治風格上卻忘不了蔣經國之馬英九,也總愛模仿「天威難測」、「寡頭決策」之風格,不想讓別人或幕僚對他「下指導棋」。往往會不經意就別出心裁,問東聽西,刻意讓人抓不住。

但馬英九卻沒想到的是,第一,蔣經國曾經歷過14年西伯利亞之冰天雪地,對人間世有刻骨銘心之淬練,遠非無災無難到公卿之馬英九可比。其次,蔣經國權歸一統,大家不敢質疑。但民主時代下,支持馬英九的力量卻是那麼的多元,也那麼的不一樣,也會有不滿意的公然表達與批評!

身上的DNA如此複雜又異質的馬英九,要是遲遲不能找出一個更明快與透明的決策之道,馬英九終究會有「面面不到」危機的那一天。

◎DNA1:「愛心媽媽」土豆藤蔓延全台

走進馬英九的已陸續開張的競選總部中,不論是全國總部,還是各地分部,都會看到一群「婆婆媽媽」,三三兩兩地忙著,招呼東,接待西,忙碌得緊。被國民黨黨工稱為「愛心媽媽」。

別小看「婆婆媽媽」群,國民黨與泛藍起起落落政治領袖中,只有馬英九有這般「終極武器」,遍灑台灣各地,不知已有幾萬,還是幾十萬個「愛心媽媽」,讓馬英九在1998年、2002年台北市長之役,以及和王金平「黨主席之爭」三場戰役中,總能異軍突起,獲得壓倒性的勝利。

她們的番號叫「土豆志工團」,男女老少都有,資深女公民是主力,目前由前台北市副市長葉金川負責領隊。前台北市民政局長何鴻榮穿梭打雜,負責行政連繫,擴大全國性部署。

這些不靠國民黨力量建構起的「兵團」是馬英九於2006年10月提出構想,2007年3月3日誓師建軍,馬英九提出建立百萬「土豆」,如落花生般鄉野蔓延,成為「催票」輔助部隊。

「土豆志工團」已在各鄉鎮建立組織,去年中,以台中市為例,就已有77個分團,1540個團員,民進黨的「聖地」宜蘭,「蘭陽分團」已超過300個成員,台東、高雄、嘉義‧‧‧均已各自成立了數十個分團。

》》》「愛心媽媽」動員力,立委諸公都害怕

不要小看這些「愛心媽媽」,這屆國民黨中常委改選,沒有政治背景,卻以「黑馬」之勢,在31個中常委中,勇奪排名第16名中常委的台中技術學院副教授邱潤容,就是「全國土豆志工團」副團長,「土豆」動員力量,連許多資深立法委員都忘塵莫及。

會發展「土豆」戰法,乃因馬英九並不迷戀國民黨黨機器,從1998年第一次參選起,馬英九就引入了類似民間社會「多層次傳銷」或「老鼠會」模式,成了他選舉時,輔助動員催票的秘密部隊。

土豆中,黃桂美是眾人公推的老大姐,個性爽朗、熱情,老公事業有成,家勢頗豐,從不需要候選人或競選總部給予贊助,兒女中還有人目前是縣市政府局處長,可說是毫無後顧之憂,所以能全心投入。1998年馬英九參選台北市長後,馬迷黃桂美就到馬總部幫忙,帶著賦閒在家的婆婆媽媽,一群姐妹淘到總部參與團體生活,打掃、接電話、交流廚藝,弄孫心得、養體護生,成了生活的一部分。選後,這群姐妹依舊相聚,馬英九若行程排得出來,通常都會和她們相聚。

以此雛形累積,2002年再擴大,當時,馬總部在二樓專設義工團辦公室,每日總有上百名婆婆媽媽們在此打電話拉票,交換心得,或相約選後到哪兒去遊山玩水。2005年和王金平黨主席之爭,「愛心媽媽團」集結成「螞蟻雄兵」,靠著她們的人脈和親友鄉親脈絡,形成綿密關係網,跨出了台北市,開始全國部署。

義工團擴大過程中,還有一關鍵人物,前財政部次長何顯重的女兒,勤美證券投顧總經理何美頤,是馬英九的世交,她熱情地出錢又出力,讓這群「愛心媽媽」更持續茁壯。

》》》柴米油鹽醬醋茶,姐姐妹妹一起來

有這麼一群積極、主動,又不需要花錢的「後援總隊」,馬英九的「Long Stay」部分安排,也沿用這種部署,擴大多層次傳銷模式,第一站就在前台中縣長廖了乙的配合下,建構並補強早已鬆散多時的國民黨基層組織的新方法。

馬英九每到一地,「行政事務」總管詹春柏都下令地方黨組織「不准」動員黨員來「充場面」,要求國民黨地方黨組織,透過宣傳車,或個人的親友鄉里脈絡,到大街小巷廣播,幾點幾分,在什麼地方,馬英九會來和鄉親抬槓(閩南語:聊天)。

群眾招攬來後,馬英九工作小組會在門口發放小卡片,不強迫而聽任民眾主動填寫,讓有興趣的民眾,自動留下姓名、住址、聯絡電話等基本資料。不要小看這些效果,一個場子六、七百人到場,往往有三、四百人願意填寫資料,光是在台中縣東勢這一地,曾一個下午,就蒐集了一千多張卡片。

這些卡片,地方上黨組織留存一份、執政的縣市內,縣市長和該區立委也有一份、非執政縣市,有心參選的立委或爭取下任縣長提名者也有一份,並且都在一、兩天內,彙整到馬英九競選辦公室,由義工群建立電腦資料庫,「土豆志工團」再和這些地方熱情人士分享心得,讓一顆顆「土豆」遍地發芽。

馬英九離開當地,工作小組就會根據蒐集到的資料,打電話感謝這些群眾,接手後續的連絡。最特殊的一點是,這些媽媽們和許多留下資料的人,據總部分析後,竟發現他們的特質和「慈濟媽媽」頗為雷同,曾為馬英九副市長的葉金川,恰是「慈濟人」,當然順理成章成了這系統的「分身」,葉金川四處奔走,協助將這些散兵、游勇,組織成一、二十人不等的「土豆志工團」。

》》》阿嬤拉阿公,複式動員齊催票

「土豆志工團」和過去「李登輝之友」、「連戰之友」、「宋楚瑜之友」不同的是,不是「由上而下」組織力量去發動,而是「由下而上」成長,發自基層民眾之主動,平時還可以分享生活的柴米油鹽瑣事,相互照顧與關懷,凝聚與動員的熱情反而比那種黨員組織更強。

除了平常發放文宣,到各地總部幫忙外,「土豆志工團」最主要功能,就是在投票日的當天,發動他們身邊的「人脈關係」,密集「樓頂招樓下、阿嬤拉阿公」到投票所去投票。協助國民黨黨組織的動員,形成四次、五次「催票」的「複式動員網」。

1998年,馬英九靠這個「催票武器」擊敗陳水扁,2002年馬英九依然靠這武器壓倒性讓李應元重挫,但都僅限於在台北市區域中。和王金平爭奪黨主席之役,黨員系統開始全面布局,正因為初步「土豆志工團」奏效,雖然當時國民黨的絕大多數派系領袖、民意代表,都出面挺王,但馬英九仍以七:三的壓倒性優勢,讓王金平飲恨。

面對民進黨的執政優勢、加上國民黨日益凋零的基層黨組織,地面作戰上,別光看馬英九老是孤馬奔跑,其實馬英九正透過一波又一波的「Long Stay」,為「土豆」播種,再由葉金川接續耕稼,構築綿密的全台灣大街小巷都存在的「土豆兵團」,以便在3月22日貫徹催票,讓支持度都能成功轉化成「得票數」。

◎DNA2:「靈活的藍」別動隊--關家軍

除「土豆志工團」專攻婆婆媽媽與銀髮族外,螞蟻雄兵中還有一群人,未必具有國民黨籍、可能從來沒踏進國民黨中央過、甚至連馬英九可能都沒有當面聊過,在馬英九的競選總統之路上,卻是一支攻勢靈活、四處突襲的「別動隊」。被國民黨黨中央稱為「靈活的藍」。

「別動隊」沒有正式成軍,勉強可稱為「關家軍」吧。在情感上,奉國民黨副主席關中為精神象徵,但多數並非專業的政治工作者,分布在各行各業,各有點小成就,這批以四十到五十歲的專業中產階級,對政治一向很關注熱心,事實上,在他們年少輕狂的歲月中,都曾有過高度參政意願。

這是關中在當國民黨組工會時代就布下的樁,在解嚴前舊國民黨工體系中,關中一向被視為思想較為開明,當時關中提出,國民黨政權只依靠地方派系的時代終將被淘汰,文宣戰才是未來選舉的主軸

為貫澈想法,關中除搞「雙十園」聚集了一批已畢業年輕人外,他還透過國民黨「知青黨部」在大學校園中推動「種子計畫」,二十多年後,種子已在各地開枝散葉,如今剛好讓馬英九來收割。

種子計畫以當時主要大學,如台大、政大、東吳、東海、輔大、成大、中山為目標,挑選學生社團活躍分子,如代聯會、活動中心幹部,或是山服社、仁愛工作社、辯論社、校刊社等等活躍學生。組成方式有點像美國長春藤校園「兄弟會」,設定是「菁英組織」,需學長引薦、團體考核才能入會

除各校「知青黨部」連繫與訓練外,關中透過各類學生活動,進行親帶親教,碰到選舉,還讓他們參加文宣製作,見習選舉操作。有點類似蔣經國以前的「三青團」,或是中共之「共青團」。這作法也讓關中在黨內招忌,認為他是培養「私家軍」。

》》》當年關中播種,如今小馬收割

1990年立法委員、省議員選舉與縣市長選舉中,有心改變國民黨選舉思維的關中,欲透過黨內初選機制,徹底消滅地方派系,引起黨內極大的反彈,不但和相信地方派系的宋楚瑜交惡,在國民黨中常會裡,林洋港、吳伯雄、高育仁、張建邦、謝深山、許水德與倪文亞等七位中常委均發言反對,其中吳伯雄、高育仁都是分屬桃園與台南地方派系出身的大老。

黨內衝突的結果,國民黨在省議員選舉提名派系出身的比例下降,但在立法委員與縣市長名單中則上升。不過,面對台灣的民主化浪潮,與民眾反對分贓政治的趨勢中。國民黨提名的20席縣市長大受挫敗,僅拿下13席,關中因此下台。

國民黨更擔憂失去政權,反而更想借地方派系當助力保政權。宋楚瑜接任秘書長之後,頻頻走訪地方,以更加相互依存的連結,調整中央與地方的結盟關係。更奠下了關、宋兩人對國民黨發展方針的基本差異,形成多年心結。

原本是國民黨「明日之星」的關中失了勢,被視為他「私家軍」之「種子們」因此失去了在黨內發揮與發展空間,這些當時台灣領先群大學之活躍分子,斷了從政之路,但因學有專精,回到各自領域,各自發展,二十多年下來,各有一片天。

「種子們」多數是法政科系的學生,也有清、交與成大的理工人。其中,最為台灣政壇所知的就是「威肯」公關體系,但這只是「種子」中很小一圈。那些在各行各業打拚,每一段時間就固定聚會,緬懷年少輕狂的人,分布在北中南各地,時常聚會聯誼。成員中,還有大學副校長、系主任、教授、甚至有金控公司的高層、上市精密機械公司副總經理、在竹科中,也有兩大晶圓廠某副廠長列身其中‧‧‧

他們,約在40歲到50歲之間,社會中洗禮二十多年,觀念與思想更開放,對舊國民黨許多弊端並不認同,甚至反感,常在網路上發表文章抨擊。

另一方面,他們心有所憾,眼看當年許許多多在校園中,一起搞社團、一起打麻將的同輩,多人在那個民主化浪頭中,走向黨外,搭上民進黨「羅馬兵團」(羅文嘉、馬永成之童子軍集團)列車,竟在幾年間成了綠朝新貴,「種子們」總是有所感歎。

》》》尋找藍色「影武者」,中產階級特攻隊

但要這些已事業有小成的人放下事業,直接跳入政治圈,風險太大。這批數百人的「種子」就形成了「尋找影武者」政治參與風格,尋覓認同對象,在私底下協助動員,幫忙出文宣點子、組織後援會,成了關中手中一隻隨時可以遞補上陣的後援隊。

1998年,威肯體系這部分人在關中引介下,幫馬英九競選,這批種子和馬英九有了第一次連結。連戰在2000年大選,請關中重出江湖,關中替連戰部署全國各地的「連友會」,基礎仍是批種子,這批種子在失散已十多年後再聚首,但他們對連戰未太正面認同,2004年,連宋再戰,不少人仍採壁上觀。

儘管如此,他們還是流著「藍血」,寄望國民黨能世代交替,展現新風貌。政黨輪替後,各地「種子」自由發揮,如胡志強選台中市、朱立倫選桃園縣、謝深山參與補選花連縣、還有板橋市長、中永和市長選舉,在地「關家軍」都有參與。事實上,郝龍斌參選台北市長,也有關家軍的身影,台北市副市長吳秀光、立委吳育昇、馬英九前民政局長何鴻榮、都和這批「種子」有密切關係。

目前,關中正在民進黨執政的中南部布樁、挖牆腳,此次立委在高雄縣與高雄市,包含2006年黃俊英參選高雄市長的文宣班底,有不少人都是出身「種子」,都是那些回到家鄉,在地經營一、二十年的班底。

這次立委與總統選舉中,以「反貪腐聯盟」為名,對民進黨攻勢不斷的文宣作品,據瞭解,有些「種子」參與甚深。

除了搞文宣,關中親征南台灣之各鄉鎮,所依賴的第一塊墊基石,幾乎,都是由「種子」們在當先鋒,主攻在地的中產階級。形成了馬英九在國民黨既有黨基層組織外的另一隻獨特隊伍。

◎DNA3:蕭萬長刨李登輝的「綠根」

若把馬英九搭檔蕭萬長,僅僅視為是一個資深的「財經專家」,就太小看蕭萬長在這場選戰中的角色了。

2007年6月,馬英九找了蕭萬長當搭檔後,怎樣發揮蕭萬長的功能?一度讓馬辦左右為難。事實上,馬英九多數幕僚對蕭萬長並不熟悉,而蕭萬長也相當「客氣」。面對過去的行政院長「老前輩」,馬英九也不好指派任務;但馬未正式授權,蕭萬長也不好意思「逾越」;馬、蕭兩人「相敬如賓」了好一陣子。

經過一個多月的摸索,加上馬英九要正式下鄉「Long Stay」,才請蕭萬長負責起「選舉事務」總督導,又一起請出蕭萬長信任的詹啟賢,蕭萬長才漸漸地主動「輔佐」起馬英九,針對馬英九不擅長的本土鄉紳伸展手腳。

》》》相敬如賓,馬、蕭仍在「磨合」

2007年10月後,蕭萬長自己成立了「策略小組」,招攬了許多打不進馬英九舊核心的「熱心人士」,專門蒐集非國民黨系統,與貼近本土想法的策略,目標是要和馬英九分進合擊。過程中,因兩路人馬認知差異多,常因此讓蕭萬長提出一些和國民黨中央不同調的意見,至今,還不時傳出蕭萬長與詹啟賢的觀點,常和馬英九的舊核心,常發生爭執。

雖然馬、蕭的「磨合」仍需努力,但不影響蕭萬長深耕本土的布局。從2007年9月後,在馬英九的競選隊伍裡,蕭萬長除了協助馬英九擘畫「國政藍圖」外,他更重要,卻被人忽略掉的角色,就是「刨根」──刨掉本土意識仕紳,這個馬英九最弱「綠」根。

威權時代之「黨外」到民進黨成立,台灣反對國民黨勢力的主要結構,社會基層與台灣傳統仕紳結構為兩大基礎,馬英九的「Long Stay」直攻社會基層,蕭萬長則專在仕紳結構中,幫馬英九穿針引線。

仕紳結構人數並不多,但在地方上幾乎都有一甲子以上的根基,是各地方的意見領袖。仕紳結構主力是醫師、地方學校之校長、和數十年,甚至百年之產業家族、以及各種本土性宗教的意見領袖,他們一向很「惜皮」(閩南語:愛習羽毛,不出風頭),默默出錢出力,鮮少站到檯面上。

》》》「惜皮」的台灣仕紳,民主路上不缺席

惜皮,不代表仕紳結構不關心政治,因1947年「228事件」加上後來軍隊「清鄉」與「白色恐怖」,仕紳們都在幕後。他們曾贊助過雷震的「自由中國」、捐款給黃信介、施明德的「美麗島雜誌」,開放中央級選舉後,50萬元、100萬元的捐助,目前檯面上的民進黨領袖,大概都被捐助過。

1996年的總統大選,是仕紳結構第一次集結起點,李登輝除了動用傳統國民黨力量外,還有三大基金會幕後幫他結合仕紳結構。分別是「李連基金會」、「南海基金會」、及「台原文教基金會」。

當時李登輝欽定的競選總幹事就是蕭萬長,當時,黨務有吳伯雄、黃昆輝與許水德,地方派系有宋楚瑜、民代有王金平、行政體系是徐立德在操盤、財經圈有劉泰英、文宣則有賴東明。蕭萬長這位總幹事似乎都插不上手,李登輝於是就讓蕭萬長負責聯絡台灣仕紳結構。

其實,李登輝對蕭萬長栽培心意很重,更早之前,他就替蕭萬長布局仕紳脈絡了,那是當蕭萬長因與錢復互動有問題,離開經建會副主委之時,就是李登輝破例欽選蕭萬長當國民黨組工會主委,替蕭萬長打造地方脈絡之根基。

》》》李登輝的老友,也是蕭萬長之友

李登輝的本土仕紳三大基金會中,「李連基金會」由黃正雄和黃昆揮操盤,一向台獨本土意識較濃厚。「南海文教基金會」以知識分子和教育界及老企業主為主脈,1996年李登輝選用「台灣戰歌」當競選主打歌,正是「南海」的手筆。

「南海先生」何暨明是和李登輝在二次大戰後,被日本遣返回台同船留日學生,228事變後清鄉,李登輝就躲在台北淡水何暨明家「南海米店」逃過一劫。南海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曾有位戴一義,合森企業董事長並曾任台塑石油董事長,和蕭萬長同屬政商聯誼團體「大蟲隊」,私交甚篤。

戴一義等人對蕭萬長也是絕對地情義相挺,1997年金融風暴期間,蕭萬長因處理決策上和李登輝、劉泰英失和,一度失去李登輝的關愛眼神。百般寂寥的蕭萬長在1998年上半年,只能默默像個中小企業處長,四處到小工業區去看小工廠。

幫蕭萬長在李登輝面前緩頰的,就是常到官邸陪李登輝聊天的「南海」體系,他們在李登輝面前替蕭萬長轉達施政考量與難處。一向低調的他們,還在那段時間內,破例地出面找過一些批評蕭萬長最嚴厲的媒體,替蕭萬長解說金融風暴期間施政的種種情非得已,對蕭萬長情深義厚。

蕭萬長和馬英九站在一塊了,他們,雖不見得立刻轉向,但和老朋友見見面,聽一聽想法,總無妨吧。這也是蕭萬長的輔選行程總是很神秘,老是跑一些「小攤」,沒幾個人,因他去見的就是這些老鄉紳,去安排老鄉紳給馬英九一個「面試」的機會。

台原文教基金會則是結合台灣文史耆宿,負責人是林經甫,林經甫正是2000年陳水扁就職典禮的籌備負責人之一。林經甫曾參與印尼巴譚島開發,和印尼前總統哈比比交好。蕭萬長在經濟部時推動台灣航太工業,負責印尼工業的哈比比8度來台,就是林經甫牽線。90年代,李登輝到東南亞的「度假外交」,林經甫的人脈也幫了不少忙,以及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時,蕭萬長到東南亞考察實況,除了他在馬來西亞之老友馬哈迪協助外,印尼等國家,林經甫也出了力。

》》》「棄扁保台」,老蕭之漸進式說帖

和被馬蕭競選辦公室執行總幹事詹啟賢所「拔樁」的台灣中南部醫界菁英同樣,陳水扁八年施政,也讓許多台灣的仕紳階級與文史耆qí老失望。蕭萬長和這些仕紳與耆老素有交情,這段日子以來,他不停地去拜會這些仕紳。據馬競選團隊宣稱,在蕭萬長解說,且李登輝靜觀其變未介入干預下,成果「將比醫界挺馬更好。」

蕭萬長是以「漸進式說服」在進展「刨綠根」,主軸是「棄扁保台,給馬英九一個機會」,捍衛台灣社會的核心價值,需「忍痛」捨棄陳水扁與謝長廷。

在蕭萬長牽引下,仕紳結構有許多人都和馬英九私下「口試」。有些人已表態「無法公開支持馬英九,但絕不支持謝長廷與陳水扁」、多人願意「給馬英九這『古意人』試看麥」,或宣稱「挺馬不挺藍」。馬英九陣營已在籌畫在春節後適當時機,再說服一些人現身挺馬。

泛綠的上層結構,正和醫界一樣,因陳水扁亂政作為,經過一甲子的抗拒外來者,有些人,已在是否要跳開「族群認同」間躊躇了。

蕭萬長刨綠根布署中,還有個「別動隊」,專門針對各地方的老校長、和資深教師,靠的是師範體系出身的前教育部長楊朝祥,八年以來,民進黨用的教育部長多是大學教授出身,對於基礎教育的退休老校長、資深教師未深耕。這些地方上老師範體系,桃李滿天下,可能連在地縣長都是學生,雖然沒幾票,但還是能在象徵意義,幫馬英九多拉點在地力量。

◎DNA4:嚴管勤教之馬英九「哥哥」們

2007年底,曾去日本訪問的馬英九,被「日華議員懇談會」副會長玉澤德一郎當面公開質問:為什麼馬英九的釣魚台立場,對日本不友善。

這些日本議員「功課」並未作足,事實上,「釣魚台」是馬英九政治生命中重要的里程碑,30多年前,「釣魚台」讓馬英九對政治有了興趣,馬英九還因此獲得了數十年以來,對他嚴管勤教、守護有加「哥哥們」的照顧,更讓馬英九對他從小所受的國民黨黨國意識,有了可能不一樣的「啟蒙」。

當年「保釣」以台大為中心,健將如名作家張系國、政論家南方朔、台大哲學系教授王曉波、作家陳曉林、評論家錢永祥等,還有和民進黨親近的洪三雄、陳玲玉夫婦等。馬英九的大姐馬以南,在台大時也很活躍,和張系國、王曉波一夥「小左派」交情甚篤,馬英九考進台大後,就把她家中瑰寶馬英九介紹給了這群學長認識。馬英九因跟隨學長也成保釣一員。

》》》馬英九也有「年少輕狂」歲月

馬英九和「學長們」,卻為馬父馬鶴凌「惹了麻煩」,當時馬鶴凌認為年輕人「愛國、有理想」值得鼓勵,鼓吹國民黨應傾聽學子建言,在台大舉辦好幾場青年座談會。這批當年「小左派」面對李煥等黨國高官,竟批評國民黨缺失。馬鶴凌因此丟官,仕途畫上休止符

馬鶴凌卻不埋怨這群年青人,直到晚年,還稱許這批年青人是「人才」,支持馬英九和這些「哥哥們」多學習。恰好,當時王曉波、南方朔等人租屋在馬英九家附近小巷,從小就住在姐妹成群「女生宿舍」的馬英九,有了個新天地,他喜愛下課後,跑到這批「哥哥們」的蝸居混日子。

那日子該是馬英九拘謹生命中最「解放」時光吧!秉燭夜談、吞雲吐霧、煮酒論政,馬英九雖然話不多,默默聽。但他從「哥哥們」身上,知道了他所不知的「白色恐怖」,聽到了他未聽聞的「樁腳政治」、瞭解到舊國民黨的「派系內鬥」‧‧‧

這些「哥哥們」許多人一輩子批判執政黨,許多人因「殷海光事件」、「台大哲學系事件」受過牽累,對舊國民黨與威權體制都有深刻與嚴厲的反省與批判。和這些「哥哥們」共處,馬英九雖然未必完全理解「哥哥們」說的是什麼?但點點滴滴的不一樣的觀點,還是讓吃國民黨「奶水」長大的馬英九,啟發了他對舊國民黨許多問題的認識。

30多年以來,這批年青人都各有成就,但每年還是固定會聚在一塊兒「喝春酒」,就算政治立場已有顯著差異,他們青年時代的情懷與友誼仍不變,如綠朝新貴洪三雄夫婦幾乎必到。

習慣性的,馬英九依然是他們的「小老弟」,這些「哥哥們」依然用那種「愛護小弟」模式,指正馬英九這不好,提醒馬英九哪兒該改,國民黨又有哪些事情不對‧‧‧馬英九仍和小時候一樣,默默地聽著。

別小看這種模式,馬英九決心參選總統和不顧父親馬鶴凌的反對,爭取國民黨黨主席,「哥哥們」就比「父親」更有力。

》》》守護不求官,馬英九最信賴

那是在2005年春節後,當著馬英九的面,「哥哥們」不留情面指出馬英九頂多是「時勢所造的英雄,卻不是造時勢之英雄」,不服氣的馬英九漲紅臉、握緊拳頭、兩眼直瞪「哥哥們」直辯:「我會證明你們錯了」。後來馬英九接受「天下雜誌」訪問,兩度直呼:「我會證明我能夠造時勢!」可見他心中的委曲與不滿。

不過,馬英九仍非常「依賴」這些「哥哥們」,這些「哥哥」幾乎從不向馬英九求什麼,但永遠都關切馬英九的動向,替馬英九思考該怎樣應對,替馬英九想方向‧‧‧他們卻從來不會主動打電話給馬英九,就算接到馬英九的「討論」電話,事後,都會尊重馬英九,往往是講過就好,最後要怎麼做,還是該讓馬英九自己決定。

坦白講,馬英九通常也未必言必聽、計必從,還是常常搞砸,或是東拼西湊,搞成「四不像」。但他們頂多氣到跳腳,覺得這小弟「不受教」,卻絕不會主動去告訴馬英九,「非如此不可」。真如「哥哥」一樣,在幕後關注著任何可能和馬英九相關的大小事,勤管嚴教,守護著這位「小弟」。

馬英九為什麼「信賴」或「依靠」這些「哥哥們」?是因為他們不像那些民代、黨官、市府團隊,他們幾乎都是不想當官之輩,讓馬英九心無負擔,他們從不主動找馬英九,都是馬英九去找他們,讓馬英九擁有絕對「自主」空間。

馬英九雖然常常對這些「哥哥」的指正,臉紅勃子粗的頂嘴,抗議,或是像小學生一樣,拿著筆記本猛記。但他就像是「小弟」般,每當他猶疑難決某些重大決策時,馬英九首先想到可以商量、且能較不夾帶個人利益的徵詢對象,不是黨中央,也非「市府團隊」,他習慣性地就會拿起話機,一一撥給他的「哥哥們」,東聽西問,尋找另類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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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創夏】 比馬英九更龜毛的周美青 2008.02.12


馬英九夫人周美青父親周兆溎公祭儀式,馬英九跪在岳父靈前哽咽說:與周美青結婚後,從事公職期間讓周美青受到許多委屈,希望丈人能夠原諒他。圖為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馬英九(右)緊牽著夫人周美青(左)的手伴隨著靈柩緩緩前行。(陳怡誠攝)

周美青曾向手帕交們表態,若馬英九當選總統,她將辭去兆豐金的工作,「免得落人口實」,更不會當那種「門戶大開」、收禮券鑽戒的「官夫人」。

睽違了快10年,1998年第一次和馬英九同台的周美青,終於,要在今年的情人節,第二度和馬英九一同公開亮相了。

比起馬英九,周美青更是一個「謎」,她的生活,她的言行,都像藏在霧裡,讓人摸不透,看不清。

另一方面,從「形象塑造」的角度上來看,周美青卻似乎更成功,她的「低調」,已經為她創造了一種固定的公眾認知與印象。

例如,2007年11月22日,台灣《蘋果日報》報導國民黨立委蔡正元介入「三立電視台」股權,有則新聞稱馬英九夫人周美青曾幫蔡正元「關說」。一大清早,「馬蕭競選辦公室」幕僚們看到報紙,想都不想,就判斷是「烏龍」。

一馬蕭競選幹部這樣講:如果是馬大姐(馬以南),個性熱情,愛助人,也許可能無意間落人口實,需要求證。周美青「連求證都不必,直接寫駁斥聲明,就對了。」

同樣地,對於周美青的「兆豐金股票」也是一樣,面對謝陣營封為「新股神」,馬之幕僚也沒有懷疑過周美青,因周美青都有依法申報在監察院的財產申報外,幕僚打個電話給正在父喪期間的周美青,沒多久,傷慟中周美青還是能夠把細節都和幕僚交待的清清楚楚,並沒有像馬英九之「綠卡」般,拖泥帶水,「馬辦」對「新股神」乙事,信心十足,認為不會再出事。

為什麼馬英九的幕僚們會對周美青這麼有信心?馬英九從政以來,周美青就從不介入馬英九任何公務,所有和馬英九共識過的人都知之甚詳。周美青幾乎不進馬英九在台北市政府的辦公室,除了報稅時對資料,和要求市府安排馬英九「家庭聚會」行程外,周美青幾乎不打電話到台北市政府。

》》》堅壁清野,周美青緊閉「門戶」

「關說」和「搞內線」?似乎無法和周美青連結在一塊兒!

周美青對公私防線之徹底,嚴謹程度比號稱「龜毛」的馬英九更「龜毛」。馬英九從政後,周美青就從不接家中的電話,一些她的朋友更指出,周美青也不給她們行動電話號碼,要找周美青,只能打到她上班的地方,請兆豐金總機轉接,防止任何被「有心人」纏到的機會。

去年春節過後,因馬英九參選起跑,原本和幾位在美留學時間認識的姐妹們,相約到她們喜愛聚會,位在台北市舊中華商場一家老店例行聚會,周美青都告假缺席,理由是:「瓜田李下,私下聚會,就會給人找到說東講西的機會。」
電話不接、聚餐取消,怎麼可能介入「關說」!馬蕭辦公室自信心十足。據瞭解,周美青也曾向手帕交們表態,若馬英九真的當選總統,她將會辭去兆豐金的工作,「免得落人口實」,未來,也許她將投身公益事業中,扮演「社會正面意義」的「合理角色」。

身為傑出職場女強人,自信的中產階級,事實上,周美青對時事有觀察,更有見解,和她的手帕交相聚時,也從不掩飾她對時局的批判。但只要牽涉到台北市政或馬英九相關的公務,周美青必三緘其口,既不表態,也不轉達,但是,周美青都在專注地傾聽著。她的一位在美就相熟的老友講:周美青不願讓人覺得,她是那種「門戶大開」,可送法國菜、鑽戒、和禮券的「官夫人」。

刻意斬斷任何會牽涉到「干政」的機會和攻訐,周美青「堅壁清野」,連私誼都可慧劍斬。不過,周美青也不是完完全全不會去「制衡」馬英九,通常聽到有關國民黨、馬英九與政治等話題,周美青都不多話,也不願表示看法。

但是,一些她見到,或聽到的市政府不便民,或遲遲拖延沒去處理,許多人都抱怨的市府施政,而且,已經擺了好幾天,媒體仍未報導,市府也未處理,如哪邊的積水好幾天、哪裡的景觀被破壞卻遲遲不見處理、哪裡的無障礙空間不方便‧‧‧周美青還是會自居是「中產階級的眼睛」,很直接地告訴馬英九,哪些事情,你該盯一盯給市民交待。但據瞭解,周美青從不講具體個案,她僅是提醒馬英九,有些地方該去看看「螺絲」是否已鬆了。

這麼絕決,並不代表周美青就是冷冰冰的個性。事實上,和朋友相聚時,她是直爽的、熱情的、自主性強的,且對人情世故,心思比馬英九更細膩了許多。

》》》周氏心法,細膩而不著痕跡

馬父馬鶴凌在世時,談起愛子,最津津熱道的馬英九往事中,有一件事就是馬英九不到六歲的時候,在家門口玩,看到一位流浪漢又瘦又乾,馬英九就一直很難過,非要拖著祖母拿饅頭和白飯給流浪漢吃。如今,聽到有如「塊肉餘生錄」新聞時,馬英九會感傷,產生該「雪中送炭」之念頭。

馬英九卻不會「錦上添花」!不但對黨內大老不知時時晨昏定省,噓寒問暖,連他擔任台北市長期間,曾有位和馬英九已相識十幾年的市府局處長,中年再婚得子,這等喜事,馬英九只淡淡的恭喜兩句,「冷淡」得讓當事人難免「心酸」。沒想到周美青對他那口子太了解了,她主動「適時補位」,她在那年馬家家庭聚會時,特別邀了這位局處長過去,還自掏腰包買蛋糕幫他祝賀,細膩又不著痕跡。

這樣的細膩,在馬英九在2007年2月13日被起訴更展現,當晚,周美青和馬母秦厚修都只堅定向馬英九講:不論你要怎麼做,都支持你。就讓心緒複雜的馬英九一個人靜思未來,既不哭又不焦慮,沉沉穩穩地當馬英九的後盾。在馬英九因「特別費」被起訴的陰暗期這段日子內,周美青還會放下工作,陪著馬英九出外散心,專程到台中去看胡志強與受傷的邵曉玲,這位「女強人」,也有她不為人知的柔情又細膩內助心法。

在選舉上,周美青希望能夠完全不涉入,但周美青心知肚明這是不可能之事。但要周美青和其他政治人物夫人一樣四處奔走,拉朋引伴,則是完全不符合周氏風格。馬英九競選幹部指出,從1998年以來,重大選舉時,到了最後關頭,周美青有空的話,也會和馬英九一起參加一些討論。

這時候的周美青,「會刻意忘了她是馬太太」,讓馬英九幹部印象深刻的是,周美青如同她自居是「中產階級的眼睛」一樣,聽馬英九的政見和說法,通常不多話,但聽不下去時,也會以「不懂得你們那些政治計算」的小市民自居,直接吐嘈:「講這些,和人民有什麼關係?選民何必聽你講這些無關緊要的瑣事」。正因為周美青平日不多言,當她明快、直接的發言時,反而讓馬英九特別重視,常讓正沉迷自我風采,渾然忘我的馬英九,立刻警覺,回到凡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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