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见闻 /韩咏红

另一种见闻
韩咏红 (2008-05-30)

　　都江堰聚缘中学的废墟旁，心情沉痛的家长蹲在瓦砾旁，指出瓦砾堆中暴露出来的折弯生锈钢筋，用四川话缓缓地说些什么。他身旁有个人在录像，另一个年轻人拿笔记录些什么。我最初以为他们都是中国国内记者。

　　我一周前走访这个在地震中倒塌、导致500多个师生遇难的学校，是因为看到西方通讯社报道说，悲愤的家长准备连署要求政府彻查学校建筑质量。

　　同一范围内其实不少建筑还伫立着，像附近的聚源小学虽然也成了危楼，但校舍没坍塌，师生得以及时逃生，因此坍倒得一塌糊涂的聚缘中学更显刺眼。在地震一周后，附近仍有群众在废墟堆旁议论着校舍的豆腐渣级质量，有一个老百姓从都江堰过来寻人，她的邻居在地震中遇难了，而邻居的女儿也在这个学校念书，她于是过来看看能否替亡故的邻居找到女儿，哪怕是尸骨也好。附近，两名痛失爱儿的家长在废墟前徘徊不去。

　　我上前问那个悲痛的父亲，是否知道家长连署上告的事情，政府至今给他们作了什么交代。父亲一愣，只说当然必须要政府给予交代，对于连署一事却没听说。

这时他身旁的年轻人抢过话头说，国家现在全力在救灾，责任问题以后会追究。说罢，他又告诫随后来到现场的另两个青年说，别跟外国记者多谈。我后来知道，他们是从外地来到灾区想帮忙的年轻志愿者。

　　震后采访，我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场面——年轻人跳出来义正词严地说：“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或者，试图制止其他人和我谈关于工程质量的问题，以防外国媒体做出对中国不利的负面报道。

　　然而，也是在地震悲剧的场景下，我对年轻人的行为感到无名的愤怒。一个国家的国民有强烈爱国心、强大的民族荣誉感，还有因饱受多年屈辱不平而形成强烈自尊，这些都可以理解。然而，当这种民族自尊与骄傲驱使他们打断灾民的谈话时，就让人难以接受了。

　　汶川大地震让中国展示出强大而令人动容的凝聚力和爱国热情，举国上下，从儿童到70多岁的老人纷纷挺身而出参与救灾、赈灾，有人捐出压岁钱，更有人冲上前线抢当志愿者。

　　灾后冷静分析，这股热情的背后除了中华文化固有传统价值观的支撑，今年3月西藏骚乱以来，个别西方媒体人和影视界明星支持藏独的言行，奥运火炬险些被抢，中国社会与西方舆论对立的氛围，种种背景相信或多或少都加强了中国社会的危机感和凝聚力。到了地震的重大灾难时刻，强烈爱国意识和民族主义情怀得到几十年来不见的正面表达机会。

　　人们说，民族主义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在汶川地震中，中国民族主义做出闪亮的积极表现，在整个四川灾区随处可见互助友爱的感人画面。但积极氛围中，一些年轻人试图要外媒“只报喜不报忧”的行为，又十分可议。

　　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也许是无意识的做法，已踩到专制的边缘。

　　幸好中国政府不是这样的态度。反之，它这一次由于开放和透明，而获得更多国际支持与尊敬。现在考验是在年轻一代身上：中国将不可阻挡地逐渐崛起、强大，新一代青年的能量和民族意识很可能随之更加高涨，但要怎么运用这股握在他们手中的力量，如何在保持团结的同时继续开放和积极对外的心态，还是护短且期待所有人和他们想法一致？时代将检测出年轻人的态度，外界也在密切关注。

《联合早报》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zaodian/pages1/zaodian_jing080530.shtml

【张闳】愤青的狂暴已经接近病态

张闳:愤青的狂暴已经接近病态
2007-07-26 　来源: 南方网　

　　话语暴力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无非是借助“爱国”的道义力量，为话语暴力确定合法性保护和爆炸性力量，与“爱国”与否本身关系不大。

策划：林斌 执行：谢海涛 景锦

受访人：张闳 上海同济大学哲学系主任、文化批评研究所教授。

理想主义愤青时代

南都周刊：据说“愤青”一词本源自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西方，指欧美左翼思潮中，那些主张颠覆传统社会价值的叛逆青年。在中国大陆，最早的愤青是指那些上山下乡的知青，你认为是什么具体原因促使愤青在“文革”前后的产生？和国外的愤青相比，他们有哪些异同点？

张闳：由“知青”变“愤青”，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些“知青”的前身是“红卫兵”，多半是一些抱有革命情怀的年轻人。在成为“知青”的初期，也依然相信自己将在农村广阔天地里大有作为。但事实上呢？他们被放逐到陌生的环境里，为生存而苦苦挣扎。当初的理想破灭，人生毫无前途。尤其是在“九一三”事件之后，他们开始反思，1970年代中期，一些觉悟的青年通过阅读禁书和小氛围的思想交流，重新寻找人生的价值。直到“文革”结束后，他们的声音开始浮出水面，表现为“今天派诗歌”和“伤痕小说”等。

与1960年代西方的左翼愤青相比，知青一代的中国愤青更理性。1960年代西方学生造反运动与“嬉皮士”运动密不可分，他们更强调欲望、生命激情，在形式上跟“红卫兵”运动很像。但知青一代则是通过对“文革”和“红卫兵”运动的反思和背离，来表达自己的。他们虽然表现出某种程度上的叛逆姿态，但更多的是耽于思考而疏于行动，较少具有破坏性。虽然他们也并没有表现出强大的建设性，但充满了对新的理想和价值的呼吁。在旧的理想和价值业已破产的情况下，甚至扮演了新的道德代言人的角色。

南都周刊：“文革”以后的1980年代，是慷慨悲歌的理想主义的天下，从文学上看，大批“知青小说”，表现一代知识青年在那场荒谬的历史运动中所显示出的理想追求和人格精神，另有一些作家以平民代言人的角色，描写社会下层的追求及幻灭，默默无闻中孕育的愤怒和反抗。有人说，以上社会因素促成了理想主义愤青的成长，比如梁晓声就公开宣布：我是一个愤青。这一阶段的愤青有什么特征？

张闳：“文革”后，国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通过高考、返城、招工等措施，知青大多得到了安置。更为重要的是，全社会有了新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实现现代化。至于如何实现且不论，但至少在理论上承诺了每个人都有自我价值实现的可能。在此种情况下，愤怒的理由不多。纵然个人有诸多不满，但在当时都被解释为改革过程中不可避免但“阵痛”。因此，当时的“愤青”所针对的大多依然是“文革”。

接下来的问题是，新时期的社会理想虽然在理论上高唱的是“实现四化”，但公众的日常生活却越来越务实，越来越物质化。而对“红卫兵”、“知青”运动的否定，同时也包含着对一代人青春的否定。一代人已然失去了青春，如果又得到多少物质利益的话，他们的生命价值就显得很低廉了。所以才会有梁晓声这样的作家，他们试图通过文学重新在“知青”生活中发掘激情和理想辉光。让那些在新时代并没有得到多少利益的普通人，在对昔日时光的回忆中重拾青春理想，以赢得自我肯定。这是一个善意的动机，是一个浪漫主义的旧梦，一个“一无所有者”的精神鸦片。

更年轻的一代人则不同，比如崔健。这一代对“一无所有”的理解，表现得更加坦然。他们更愿意以一种游荡的姿态，表达对现存秩序和价值的反叛。由此看来，梁晓声既不愤、也不青。崔健才是那个时代的愤青代言人。

南都周刊：1980年代后期，是理想主义逐渐告别中国的时期。一个例子，就是后来电影《保尔·柯察金》，解构了保尔·柯察金这个影响中国几代人心灵的理想主义英雄形象。这是否意味着理想主义愤青的归隐江湖，其原因是什么？

张闳：保尔·柯察金的故事是一个问题男孩变成革命战士的成长小说，这个过程，“知青”一代人已经演绎过一回了。对于他们来说，这个故事除了怀旧之外，不再有其他功能。而对于更年轻一代人来说，成为革命战士的机会也不多。即使没有这样一个剧本去建构它，它的意义也不如当年。人们在英雄梦想破灭之后，更愿意看见真实的、普通的自己。这个解构的故事只是这个时代精神变化的结果。如此而已。

民族主义愤青的崛起

南都周刊：1990年代，全球化日益加深，民族主义再度兴起。此时，愤青概念也开始分化，一些人逐渐与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联系在一起，被冠以民族愤青之名。你怎么看待这一类愤青产生的背景？

张闳：一般而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是在民族国家面临生存危机的情况下，才容易出现的。它出现在1990年代的中国，情况确实非常特殊。这个时期，中国开始进入全球化的国际秩序当中，一般而言，这是中国国家发展的一个新的机遇。毫无疑问，它同时也是一个挑战。进入全球化体系会引发民族认同危机吗？

新的国际秩序需要学会新的外交原则。这些原则既有“丛林原则”式的强权政治，又有多重势力相互妥协的商谈政治。这两种交往原则，中国人都没有学会。既无力应对强权，又不懂得妥协。挫败感无可避免。这就刺激了100多年来中国公众最敏感的心理旧创——民族屈辱。100年的历史仿佛是一个圆环。在民族主义这一点上，官方新的意识形态与民间文化心理达成了空前的契合。对于愤青来说，适当地表达一下民族义愤，这在政治上是正确的，在心理上也是安全的。

南都周刊：1996年，《中国可以说不》的流行，标志着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升温，它有着怎样的影响？

张闳：尽管《中国可以说不》是一本刻意制造出来的粗糙之作，但它确实是合时宜的。“说不”，是表达愤怒的通行手段。国家可以“说不”，这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说不”行为以合法性，而且，有可能将“说不”行为上升到民族国家大义的高度来予以肯定。这对愤青是一个强大的心理支撑。尽管他们未必知道为什么要“说不”、对什么东西“说不”和如何“说不”。

南都周刊：伴随着网络的普及，“愤青”一词频频出现在BBS及QQ群聊天室。充斥论坛的往往是各种漫骂和煽动性的“爱国言论”，粗鄙的人身攻击和诋毁，还有对战争的无原则鼓吹。最新的一个事例，就是上海大学教授葛红兵被骂为汉奸，被迫失声。怎样看待网络极端愤青的杀伤力？

张闳：互联网话语暴力，并非仅限于民族主义愤青。这是中国大陆一个普遍化的暴力倾向。话语暴力与民族主义的结合，无非是借助“爱国”的道义力量，为话语暴力确定合法性保护和爆炸性力量，与“爱国”与否本身关系不大。葛红兵的言论确实有诸多值得商榷之处，但他恐怕还没有资格被称之为“汉奸”。

其实，愤青是话语权利资源相当稀薄的一群，如果没有互联网，他们很少有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一旦有了这样一个意见发布平台和表达权利，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来使用它。互联网的匿名性和群体效应，为愤青提供了很好的心理保护，愤青只能满足于在虚拟空间里获得一些虚幻的表达权。虽然他们依靠数量和音量，似乎发出了很强的声音，但实际上他们的声音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因而也就变得可有可无、无关紧要了。

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依然是话语上的“弱势群体”。他们的表达权相当有限，而且得不到有效的保障。一个版主随随便便在几秒钟之内，就可以把他们的言论删除得一干二净。所以，这种貌似强大的声音，实际上是弱不禁风。虽然我不支持愤青们的暴力化的表达，但我觉得社会应该为他们提供更充分和更可靠的表达权利和表达空间，否则，这种暴力化的反弹将会更严重，后果也更危险。

这些人是靠不住的

南都周刊：就目前来看，极端民族主义愤青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反日和反美愤青；第二类人则是反美愤青的分支，不顾道德和国际法则，通过将本·拉丹和萨达姆等人奉为英雄，来发泄心中的情绪。第三类人是要求武力攻台者。在全球化时代，从国与国以及国与地区的关系来看，民间的民族主义具有微妙的制衡机能，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引导并建构一种健康的民族主义，如何来看待这一类愤青的影响？

张闳：我对这种极端民族主义的言论并不特别在意，无论它是反美还是反日。一般而言，它还只是停留在盲目的情绪冲动的层面。这种盲目的本能冲动，隐含着某种危险性。但要传化为危险的行动，还需要一些重要条件。一是极端主义理论。比如本·拉丹的基地组织，有伊斯兰原教旨为理论基础。二是强人式的领袖。目前中国所谓“极端民族主义”愤青，缺乏这样的条件。

民族主义是一个含混的、似是而非的概念，根本就没有足够强大的心理凝聚力，而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强人式的精神领袖似乎也没有可能出现。缺乏这两者，愤青就只能沦为乌合之众。依靠盲目的本能冲动纠集在一道，一有什么危险的风吹草动，旋即做鸟兽散。萨达姆就上了这些人的当。当初他们支持萨达姆，狂热反美，结果怎么样呢？国家真有危难，这些人是靠不住的。

南都周刊：从国内原因来讲，有学者认为，极端民族主义愤青以及极端民族主义的泛滥，会形成一种深层的“受害意识”，不利于我们民族奋力争取富强的精神资源；而且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这种激愤民族主义将有可能走向“闭关锁国论”，又必然与极左思潮的死灰复燃相联系，这个有没有道理？

张闳：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对外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对内的极左思潮是最容易结盟的。这二者的同盟一旦建立，将是社会政治生态急剧恶化的征兆。不过，这还要看这种思潮所影响的人群。在现代政治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对国家发展走向起决定性作用的，不是依靠人群的数量。如果人数能决定国事，那政治改革就已经完成了。

南都周刊：有社会学家认为，极端民族主义愤青虽然爱国，但其激进的思维方式和言论却有可能因“遮蔽了真理”而最终导致误国。鲁迅先生早在许多年前称他们为打着爱国旗号的“爱国贼”。如何评价以上言论？

张闳：我在网上已经看到过称鲁迅为“汉奸”的言论。这已经够极端的了吧。如果鲁迅也是“汉奸”的话，我就不知道这些“爱国者”所爱的“国”是一个什么东西了。我只能称他为“无赖”。这种无赖实际上什么都不爱，只爱一个空洞的、子虚乌有的“国”，用来应对自己内心的麻木、愚顽和冷漠。对这种人，有一个西方思想家说得一针见血：爱国主义是无赖最后的避难所。

粪青玷污愤青的名字

南都周刊：从积极的意义上考虑，有一种愤青，是具有正义感、责任心、公民意识觉醒的人。他们嫉恶如仇，鞭挞时弊、为己为民争权利。然而愤青的概念发展到今天，他们也似乎已经被妖魔化、边缘化，被“一锅煮”，有没有为愤青正名的必要？

张闳：“愤青”原是指那些有理想、有激情、有勇气、有正义感和有责任心的年轻人。有正义和责任在心，才会对不公有愤怒。事实上，任何一个正直的人，在年轻的时候，都不同程度上是“愤青”。而如今，“愤青”已被写作“粪青”，表达了人们对那些盲目、愚昧、没有理性、不负责任的言行的不满。“粪青”的种种无端的狂暴情绪，已经接近病态了。他们对具体的事物漠不关心，对具体的不公视若无睹，对身边的事物也没有爱。只有一派歇斯底里的狂吼乱叫。如果这不是心理病态的话，那么，就是没有廉耻。“愤青”已经成为“无赖”的代名词，很难再纠正。“粪青”应该为“愤青”这个可爱的名字被玷污负责。

http://news.163.com/07/0726/08/3KAK1AHI000121EP.html

【张晓舟】 弄他! 弄他!

据说很多重庆人看了不爽，所以贴出来让大家都一起来不爽一下吧。
至于有记者就这篇文章想要采访我，我看就不必了吧。

　　重庆就是一座很“搞”的城市。

　　这个暧昧的动词意味着“搞笑”和“恶搞”。高架桥把古城墙摁在胯下，米开朗基罗的肌肉男雕像守卫着长江大桥，宋代古镇磁器口的茶社里键盘为三把二胡伴着电子节奏，江滩的庙会上响彻震耳欲聋的 “We will We will rock you”―――可译为“我们就是要搞你”。

　　这个暧昧的动词当然还意味着“搞”女人乃至“搞”男人。每天总有人往你宾馆房间的门缝下塞形形色色的名片，有的冠名为“大学生商务中心”，宣称为客户提供优雅浪漫的女大学生，而名为“欣丝路”的则宣布：“本公司长期提供处女”。

　　似乎没有哪个城市会像重庆这样电视上成天不断轰炸的是“男性广告”―――准确地说是“男根广告”，在重庆，男根广告对隆胸广告占有压倒性优势。在关于东亚四强赛的电视节目间歇，你不时会听到广告在苦大仇深地哭爹喊娘―――“男人的尴尬，男人的伤心……”而且真的把他娘给喊来了。在广告中，老婆向婆婆投诉她儿子不中用，老太太脸一哆嗦，恍然大悟，仿佛从此明白了人生真谛和革命道理，而她可怜的儿子像个委琐的特务一样缩在门后偷听，露出革命叛徒的羞悔之色，而广告语不忘对他加强核打击力度：“再小声，有些事也会让人知道！”这意思很明白：您要么赶紧来我们“男性生殖健康医院”，要么死了算球。

　　你必须具备受虐狂的修养，才能忍受这样的广告轰炸。而重庆，似乎正是一座阴性的城市，或者说阴阳有些倒转调换的角色，女人比男人泼辣，女人比男人能干。盛志民的电影《浮生》在这方面有所表现。在嘉陵江的美丽夜色中，我看到一幢楼巍然耸立在江边，楼顶四个灿烂辉煌的大字―――“求精中学”。如果你长大了不想去男性生殖健康医院，最好先来报考这个中学。“求精中学”，俨然成了本城地标男性图腾。

　　于是，你该明白了，为什么重庆是“雄起”的老巢，为什么重庆球迷那么爱喊“雄起”，或者说那么需要有一个地方能让数万男人排山倒海地一起“雄起”。尽管为了减抑球迷对日本队的敌意，组委会作了个姿态特意在中日之战看台上高悬“礼仪重庆，诚信重庆，书香重庆，魅力重庆”。但毫无疑问，“雄起重庆”才是最伟大的重庆城市口号。

　　然而，这座城市已失去了中超，萧条的大田湾被沸腾的奥体中心取代了吗？可是亚洲杯和东亚四强赛多少年才能轮到一回？中韩、中日两仗上座率6成，但随着中国队接连败北，东亚四强赛颇有提前结束的感觉，还有多少球迷愿意花钱啃后面的鸡肋。―――即使那是一只雄起的雄鸡……鸡肋？

　　“前列腺的事，交给爱德华”，那么雄起的事，就得交给“爱我中华”。爱德华是一家男性医院的名字，看来主治医生肯定是剪刀手爱德华。重庆球迷爱我中华心切而狂嘘日本队可以理解，而他们不嘘中国队而仅仅针对主席台上的谢亚龙高喊“下课”，已经算是很客气的了。只是庙大船小的奥体中心马上又要长时间归于沉寂，重庆球迷找乐和泄愤的机会好不容易轮到一回，马上又没了。重庆男人该去哪儿雄起呢？桑拿中心和医院都不大合适啊。

　　重庆的城市名片似乎已渐渐从足球转为电影，但《疯狂的石头》再好看也不能老看。不如去婚介中心。嘉陵江边有家婚介中心门外赫然大书特书大得吓人的承诺―――“如假赔十万”。

　　李玮峰和对方发生冲突时，全场高呼“弄他！弄他！弄他！”“弄他”是“雄起”精神的进一步深化和落实。不管是对韩国队日本队，还是对千夫所指的中国足协，重庆球迷惟有“弄不到他”的不爽。

----------------------写于2008年2月20日--------------------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12b6e801008mr5.html

国务院新闻办彭波：中国互联网将很好很强大

2008-02-24 08:22:11　来源: 南方都市报(广州)　

　　22日，彭波在致辞中说：“我们对中国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将有更多的期许―――
明天中国的互联网，
一定会很美很绿色、
很棒很健康、
很好很强大!”

本报讯 (记者 王风)22日，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国际在线、央视国际、中青网、中国经济网、中国广播网等8家中央网络媒体在京签署《中国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自律公约》。公约倡议，不传播渲染暴力、色情、赌博、恐怖等互联网视听节目。

在这个反黄反暴力的签约仪式上，国务院新闻办网络新闻局副局长彭波致辞，期许“明天中国的互联网，一定会很美很绿色、很棒很健康、很好很强大!”

互联网主管部门领导说出“很好很强大”这一“年度网络流行语”，让网友们感到很亲切，引发热烈讨论。

致辞连用3个“很*很**”

22日，彭波在致辞中说：“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各种网络应用层出不穷。在众多网络应用中，视听节目服务成长最为迅速。在我国2.1亿网民中，约80%的网民是网络视听节目用户。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已经成为比肩电子邮件、搜索、即时通讯等的互联网主流应用服务。在座各位的共同努力，成就了我国互联网的又一个奇迹。”

“提供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网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平台，不仅仅是一个信息平台，更是一个具有传播功能的社会公器。承担社会责任，应是自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懂得自律，学会自律，标志着走向成熟。从今天的签字仪式开始，我们对中国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将有更多的期许―――明天中国的互联网，一定会很美很绿色、很棒很健康、很好很强大!”

签字仪式结束后不久，人民网就以《国务院新闻办彭波：中国互联网的明天会很好很强大》进行了报道。

反黄反暴力，很好很强大

很好很强大是去年以来网上最流行的语句之一，在百度上可以找到154万个搜索结果。在各种论坛里，以“很好很强大”为标题的各种帖子都数不胜数，从推荐一本好看的书到讽刺一个社会现象，从嘲笑一款游戏到谈论一段爱情，都可以使用。

此后又衍生出“很黄很暴力”、“很傻很天真”等很多类似句式表达，成为网络上的流行表达方式，大多带有反讽意味。

看到中国互联网的最高主管部门国新办网络局的领导在正式场合说出“很好很强大”，并创造出“很美很绿色、很棒很健康”，让很多网友不敢相信，查证后十分惊喜。“看来领导们也是与时俱进啊!”

“反黄反暴力，很好很强大!”有网友这么评价。

很好很强大演变

“很好很强大”这个句式在网上流传已久，特别是在各种游戏论坛里十分常见，是玩家们常用的表达，比如NGA论坛2005年就出现过以“很好很强大”为标题的帖子。

就很好很强大的演变，网友们考证出很多说法：

●这句话最先看到是在暗黑破坏神里面看到的，当时你把某件带属性的装备卖给他的时候，他回复你一句：“verygoodverystrong”

●日本漫画里很常见，特别是恶搞类漫画

●U9等游戏论坛几年前就在用了

●2004年，一位天涯网友发过一个技术咨询帖，2007年5月，自己以路人的姿态进行了回复解答，跟帖的另一网友发现后调侃说：自挖自坟自问自答自娱自乐很好很强大

●2007年6月28日，南方都市报《魔兽世界更新露骨亡灵长肉》一文报道，魔兽世界被和谐，亡灵长出血肉。报道中转载了魔兽世界官网就此事配发的一张图片，图片上写着“和谐的魔兽世界，很好，很强大”

从此，很好很强大走向更加广阔的网络世界。

http://tech.163.com/08/0224/08/45F1FC7B000915BF.html

网易跟帖网易论坛 > 科技跟贴 评论共199条 显示11条

【韩寒】文坛是个屁 谁都别装逼

2006-03-16　　

前天看了文学评论家白烨的大文（此人行文还严重不简洁，看得我头晕，看了一大段观点重复的文字后，发现那还是下篇，太牛了，最牛的还在后面，一看标题，这还是篇简要分析），摘抄一些：

80后作家这样一种姿态坚持下去，成为主流文学的后备作家是完全可能的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80后”写作从整体上说还不是文学写作，充其量只能算是文学的“票友”写作。所谓“票友”是个借用词，用来说明“80后”这批写手实际上不能看作真正的作家，而主要是文学创作的爱好者。

我以前说过 “80后”作者和他们的作品，进入了市场，尚未进人文坛；这是有感于他们中的“明星作者”很少在文学杂志亮相，文坛对他们只知其名，而不知其人与其文；而他们也似乎满足于已有的成功，并未有走出市场、走向文坛的意向。


作为我本人，非常讨厌以年代划分作者，每个优秀作者都是个性鲜明的人，哪能分类。同一年生的就是一类，卖猪崽呢。难道1966年到1976年间生的人都叫“文革类”？文革失败了，难道那批人就叫“文革败类”？时代划分人，明显不科学。

但是，这不是关键，关键是，他坚持认为，他认识的那批人（也就是照过面的吃过饭的那些码字的），写的东西才算文学。并假装以引导教育的口吻，指引年轻作者。

文学和电影，都是谁都能做的，没有任何门槛。某些人所谓文学评论家就非常愚蠢，对畅销书从来置之不理，觉得卖的好的都不是纯文学，觉得似乎读者全是傻逼，就丫一人清醒，在那看着行文罗嗦晦涩表达的中心就围绕着“装丫挺”三个字的所谓纯文学。但倘若哪天，群众抽风了，那所谓纯文学突然又卖的特火，更装丫挺的评论家估计马上观点又要变化。

书卖的好不好，和文学不文学没多大关系。比如这位白烨，行文罗嗦，观点重复，很没有灵气和文采，我要不是憋着要说两句，真是没耐心看完这样水平的文字。所以，可以想象，他要写一小说，势必要花去一万字描写一棵树。小说卖不好，肯定又要觉得这年代阅读风气出了问题。绝对是便秘怪马桶。

比如我，我的写作可以说是中国难得的纯文学。写我所想，并不参加任何宣传活动。也从不假惺惺叫帮人开个研讨会之类。新书也更无任何的发布会。卖的好，是因为写的好。有终一日卖不好，是因为总有那天，也没关系。很多的畅销书作家，写的都是纯文学。因为，无论他们怎么写，都有人送钱，所以，就彻底不用考虑什么取悦读者，迎合市场，想写什么写什么。相反，很多书卖的不好的号称纯文学作家，必须时不时考虑，我要加点吸引眼球的东西啊，我第80页要上个床（还得野外）啊，100页要同性恋（并且3P）一下啊，200页得来点暴力（必须死人）啊，400页得来点乱伦（还是母女）啊。（通常种类作者写东西还特别长，没500页打不住），440页文革一下啊。评论家一看，惊了，我操，都是人性啊，都是社会的边缘啊，都是性格的错乱啊，关心人类啊，牛逼，纯文学。

蛋，就是这么扯的。

还有，白先生文章里显露出的险隘的圈子意识。文坛什么，文坛什么，要进入文坛怎么怎么，听着怎么像小孩玩过家家似的。好像白老人家一点头，你丫才算是进入了文坛。其实，每个写博客的人，都算进入了文坛。别搞的多高深似的，每个作者都是独特的，每部小说都是艺术的，文坛算个屁，矛盾文学奖算个屁，纯文学期刊算个屁，也就是一百人手淫，一百人看。人家这边早干的热火朝天了，姿势都换了不少了，您老还在那说，来，看我怎么手淫的，学这点，要和我的动作频率一样，你丫才算是进入了淫坛。

部分前辈们应该认真写点东西，别非黄既暴，其实内心比年轻人还骚动，别凑一起搞些什么东西假装什么坛什么圈的，什么坛到最后也都是祭坛，什么圈到最后也都是花圈。我早说过，真正的武林高手都是一个人的，顶多带一武功差点的美女，只有小娄娄才扎堆。

至于年轻人，文学就是认真的随意写。人能做的只有这些，其他都看造化了。文学是唯一不能死磕和苦练的东西。更不能如虚伪的大多数前辈们一样。文学的最危险境界就是，着实虚伪，但自己还觉得自己特真诚。

（此文稍色，日后改正。对付迂腐固执的家伙，就得行色。我发表完观点了，不参与任何愚蠢的笔战论战之类。我很忙，我要进入车坛。）

http://culture.163.com/06/0316/17/2CBQAA4000281MU3.html

【方文山】北大演讲：华人是一个没有质感的民族

新闻来源: 北方网 February 16, 2008

很高兴来到北京大学和各位同学进行这场文化上的交流与经验的分享。我今天所要演讲的题目是：“一个没有质感的民族。”我在这里所指的民族，不是别人，就是我们华人自己。而华人一词的称谓泛指包括内地、台湾、香港、星马、与东南亚一带的传统华侨，以及美加地区的华裔新移民等。

我想可能很多同学都已注意到，我写了很多所谓“中国风”的歌词作品，譬如《娘子》、《双截棍》、《爷爷泡的茶》、《东风破》，还有最近的《菊花台》、《千里之外》等。其实这些歌词中浓厚的古诗词韵味并不是偶然间产生的，作品是最能够反映一个人的价值观跟性格的。一直以来我就是一个民族意识很重的人，长期性的关注跟民族、传统、与文化相关联的议题。当我这种文化意识跟音乐相结合起来时，就自然而然的孕育出所谓“中国风”的歌词，这是首先跟大家解释为何我会创作出如此倾向的作品。

现在开始进入我们的主题。我长期以来观察到一个现象，那就是，我认为我们华人并不是一个很有“质感”的民族。所谓的“质感”指的就是一个东西的材质、与它外观上的美学设计，及其整体的精致度。我们会喜欢买一些价钱偏高的名牌包，譬如LV、Gucci等，是因为直觉的就喜欢那些名牌所代表的价值与品味。一般人总是很自然的会去追求名牌衣饰的质感，但却忽略了买此类商品的人，其本身却往往没有什么质感。我对台湾比较熟，所以现主要以我在台湾所观察到的现象举例。像一些在北市闹区逛街的年轻女生，很多时候的穿着并不是很协调：她可能上身套一件优雅的洋装，下半身却穿着嘻哈风的牛仔裤，然后脚上硬生生的一双廉价的夹趾拖鞋。当然此类的造型，某些时候美其名为混搭，问题是，大部份的人都搭配的很没有风格。常常自己的穿着品味的调性并不具备一致性，没有基本的美学素养，但却盲目地去追求名牌，这是精神错乱式的荒谬。大部份的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都懂得会去追求衣服、皮包、汽车等物品的质感。因为美的东西其价值是有共通性的，没有人不喜欢美的东西。但大家在拼命追求商品外在质感的同时，却常常忽略了自身对穿着打扮很基本的美学素养，变成需借助与依赖这些名牌的材质去衬托自己的行情。

举例来说，以台湾人对婚嫁与丧礼等此类人生大事的态度来看，台湾人对美的基本尊重，便已严重的不及格。那是个应该要很庄严的场合，但来参加的来宾中通常都一定会有人直接就穿夹趾拖鞋或是汗衫来。不管是尊重已往生的死者，或对婚礼上正沐浴喜悦中的男女双方而言，穿载整齐是合乎礼的一个最起码的要求，但大多数的人却不这么严肃看待。我们再观看时下流行音乐的MTV，或是正在热门档期中的国片，如果你有心观察的话你会发现，明明就是华人的电影、华人的歌手，但只要有婚礼或葬礼出现的场景就一定是西式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西式丧礼比较肃穆，而西式的婚礼的确也比较浪漫。要拍唯美的婚礼就一定上教堂，尽管男女主角并不是基督徒。难道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西式的婚丧形式比较有美，比较适合戏剧上的表现吗？台湾很多电影和MV的场景，都喜欢用西式的婚礼和葬礼去呈现。莫非因为华人的婚礼的形式比较吵杂、丧礼的仪式比较低俗？所以比较不适合表现在强调美学构图，与故事张力的戏剧上！？

现再以城市为例来说明，不禁要问为何大多数华人居住的地区都不是很有质感。城市建筑是国家形象最具体的象征。但在台北市，据我所知，大楼外观的建筑形式与色彩调性从来就没有被规范过。市区街上，每个店面的装潢都很有特色，看的出有某种美学的追求，都可以被独栋独店的欣赏。但你只要把镜头一拉开，一扩大，用较大的视野全方位的去看整条街、整个城市的轮廓，你就会发现根本就杂乱无章，城市基调混乱，房子盖的毫无章法。一个城市的建筑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质感。有质感的东西是可以深入骨髓的，那是文化底蕴浓稠度的一种展现。当你犹如追星族去追求昂贵的舶来品时，实际上正是以某种自卑的心态去追求你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一种心理上的反差与补偿心理。而台北就像个浓妆艳抹下的模特儿，急于讨好国际上的眼光，却根本就已模糊了自己原本的面貌，完全没有了自己的风格。

台湾的一些老旧建筑，比如传统的四合院、日据时期留下的官舍等。这些建筑如果屋瓦毁损了，一般就用很简单很便宜的铁片去搭盖。很少有人会按原先建筑的形式，用原来的建材、风格去修复，这其实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漠视，因为从没有人认为恢复古厝的外观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也几乎没人实际这么做。四年前当我初次来北京时，我发现北京很多胡同、四合院都在拆，因为要迎接奥运。那时候我和出版社的人去那些待拆的胡同捡拾门牌，比如刻有“某某胡同”的门牌，我喜欢那种带着旧时记忆象征性的小东西。虽然知道拆掉那些老旧胡同是为了整个城市建设的需要，可我心里还是觉得很可惜。因为“胡同”是北京的城市建筑的象征，也是一种有形的文化资产。当观光客来到上海、香港、台北，北京等华人聚集的城市闹区时，只要不把镜头对准那些具有象征性的地标，你根本就分不清楚你现在位于哪个城市，因为它门所有建筑结构都是西式的，所有的大楼都是玻璃帷幕，或钢骨结构，每个城市的景观都很像。上述那些城市都只有林立的建筑而没有城市文化。胡同是北京的一种象征，外地人来北京看到胡同会感受到一种文化的具体表现。当然，不拆这些胡同也无法大幅度地去建设或改进交通，这也是两难。其实刚开始我老觉得那些旧建筑拆了可惜，但后来发现如果不拆，它整体看起来也是破破旧旧的，散发一种家道中落破败的感觉，一个衰弱的王朝的象征，外观老旧斑驳，也并不是那么吸引人。那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是我们传统的建筑形式根本就不适合现代生活的需要吗？

我小时候看过一些欧洲小镇的风景明信片，当时以为那只是为了拍照印刷好看，而特地去找来很罕见的景致，目的也只是为了让画面更赏心悦目。一直到后来才知道风景明信片里的村庄是真的都有人居住，那不是欧洲版的中影文化城、他们是一整个村庄、一整个城市，甚至整个国家的风景都是如此的美。我以为明信片上美丽的风景只是在取景时回避掉某些角度，只单拍这个景（比如一座古堡、一段城墙），就像美编过的电影海报一样。后来看了一些在欧洲取景的电影，藉由镜头360度的回转，发现他们是整座村庄、整个城市都是一种统一的色调与建筑风格。台湾的老建筑通常只是得到“点”的保留。所谓的“点”就是一栋独立的建筑物被评为三级古迹，但附近就只有它孤零零的一栋古迹而已，在它旁边很可能是一栋钢筋水泥的玻璃帷幕大楼。古迹旁边的景观视野通常并没有被重视与限建。所以对古迹的保护，很难形成一条线、一个面。当然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台湾根本也没有年代久远且数量庞大到能够让人连成一条街的古建筑群，更别说能够形成一个像村镇一样面积的古城区，这是做梦都不会发生的事。

欧洲有很多中世纪的古建筑，它数量庞大到轻易就能连成一条街，以及一个构成一个村庄。欧洲对于城市建筑的外在色调，很重视其一致性，在盖新的建筑时，会考虑到建物本身与周遭环境的配合，譬如建物外观的颜色、风格，不能太突兀。整个城市的规划和外形是一致的。像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城市基本调性，就是红瓦、白墙，整齐的天际线，犹如童话世界一般。而同样都是老建筑，北京胡同的高度却都只有一楼高，就算不拆，外观上也很低矮，不会很新颖。北京胡同的基调就是灰色的，屋顶的瓦与墙上的砖都是同一种色调，一种保守而没有生气的“灰”。

一个民族美学的素养与人的质感是反映在各个方面的。在台湾，有些人就直接在路边摊上狼吞虎咽的吃起东西。你说这是风土人情也罢，说是生活习惯也行，但在路边摊翘起二郎腿来吃东西，而旁边就有人在洗碗筷。其实既不卫生也不美观。但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无所谓，也不觉得哪里不对劲。问题是，如此一来，街道就像是工寮，整个城市的景观就被破坏了。还有很多民众家里私人的装潢空间都很讲究设计感，布置的很漂亮，但只要一出了门，到了公有地，就不再会去关心周遭环境的景观。那种心态好像只要是公众的利益，大家就默不关心，自私的心态赤裸裸的显露无遗。这现象好像还不只有台北会发生，香港、上海，以及北京等地，居民的心态与状况也没有改善到哪里去。大部分人不会去在意城市整体景观的维护与协调，甚至花一点时间做环保义工都不愿意，但对于私人住宅，花再多钱装潢都毫不心软。　　

其实美学的鉴赏是需要从小到大一点一滴的教育，向下扎根，慢慢培养。这种公民意识的形成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蕴酿，养成一整个民族的素质则更需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对我而言，出国旅游是投资报酬率最高的行为，尤其是到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欧洲国家。因为他们整个民族花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时间建立起来的文明，你可能只需一、二万人民币就能浏览他们细心维护下的城市景观，那其实是很震摄人心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拉格的捷克守军为了维护古城的完整，宁愿选择投降，也不忍先人所耗费心力所建立的城市文明成为瓦砾。而几乎在同一时间，远在东方的中国，在抗战时期却做了完全不同的选择。当时湖南长沙聚集了许多战备物资，国民党为避免日军掠夺这些物资，但又不想浪费一兵一卒去守城，折损自己部队的战力。不待日军进攻，竟自行纵火焚烧整座长沙古城，引发中外著名的《文夕大火》。一个屹立数百年古色古香的长沙城就这样瞬间化为灰尘。当政者就为了保存自己的军力，还有所谓的面子，竟可毫不顾及历代祖先辛苦营建的心血。反观捷克的守军，宁愿当代的自己受辱投降，也不愿历代祖先的心血化为乌有。两相对比之下，不禁令人感概万分。完全不同文化背景所熏陶下的民族，对自身文化遗产的态度，及其所下的决定迥然不同， 当然命运也就不一样。

我们的城市规划主要还是以建设、商业为目的去进行。台湾的老旧建筑汰旧换新的速度很快，现举台湾特有的“眷村”为例。所谓“眷村”就是当初跟国民党部队撤退到台湾去的那些军人与眷属所住的地方，其村落设置的地点遍布台湾各地。但政府从来就不认为那些眷村有保留的价值，因为它实际上也就四、五十年的历史，因为要百年以上的建物才够资格被认定为古迹。但如果现在连这种四、五十年的建物都不设法保留而一律拆毁的话，那到底台湾要怎么累积百年以上的建物呢？“眷村”它代表的是一个族群(外省人)共同的生活记忆。台湾的政府就是如此的不尊重住民的历史记忆，这是一个可以用来衡量为政者到底有没有“文化质感”的一个指标。

有外国人说，台北是一个最没有自己风格与气质的城市。在台湾,任何人长大后回到十几二十年前的家乡，几乎都已找不到儿时的记忆空间，因为改建的速度很快。可能小时候看过的树、走过的桥、和邻居小孩玩耍的树林全部都因为改建而消失，几乎再也找不到共同记忆，因为共同记忆都被拆光了。建筑物本身所代表的历史记忆不被认为是有意义的。你能够想够想象你儿时生活过的地方，游戏过的公园、住过的小巷、吃过的小馆子，这些生活记忆十几二十年后都彻底的消失是个怎样的状况吗？而台湾每天都在重复一样的戏码，拆了又盖，盖了又拆。我想北京现阶段为了迎接奥运，老旧建筑拆得很快。

在台湾，传统节日时很多人会来参加庙会的活动，比如迎神赛会、舞龙舞狮，但他们的穿著却很奇怪：上面的传统服装可能是唐衫或道袍，下面却是牛仔裤甚至是拖鞋。他没有意识到一个小细节的维护就是对传统的尊重。但这也不是台湾独有的现象，我透过报章杂志、与网络信息的了解，也很少看到内地有哪个城市的居民会集体在那个传统节日穿着传统服装出来一起庆祝。国外比如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传统节庆，整个小镇的居民都会不约而同自发性的穿载起传统服装，那画面很令人感动。

现在大家拼命在讲全球化，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出国旅游什么最吸引你？就是那迥然不同的文化差异。去印度，看到印度教的僧侣在冥想；去西班牙，看到他们在斗牛；去南美洲感受桑巴舞；去日本看他们传统的樱花祭，就是那股异国的情调与神秘感在吸引着我们。如果全世界的建筑都盖一模一样，所有的人穿着打扮也都一个样，饮食、庆典、风土民情也不再有各自的特色，那其实已经没有观光的必要了，因为去到哪里都是一样的。所以就我的认知，全球化应该指的是经贸方面的交流，而绝对不应该是文化上的统一。

台湾很多歌手都喜欢去国外拍MV，比如意大利的罗马、日本的北海道，拍出来都很宏伟、精致与耐看。但我却没有发现过有外国歌手的MV来台湾取景。因为我们的市容不整齐，整个镜头一拉开，这边可能是钢筋水泥的建筑，那边可能是四合院，景观的调性很不一致。我去了好几趟日本，日本人对传统聚落的维持一直很用心保存的良好，去那取景所拍出来的MV也很耐看。最讽刺的就是，比如青岛的租界区、上海的十里洋场了。这些曾被殖民者占据过的地方，都反而留下了为数不少而且很有质感的西式建筑。青岛这城市的天际线、上海外滩上林立的大楼都很漂亮。这不免有些讽刺，怎么那些占领时期所留下的建筑都保存得这么好？甚至已变成这些城市建筑里最美的元素。那我们是否应该感谢曾被占领过呢？否则那里来这么好的建筑艺术。 　
　
前一阵子我去北京王府井闲逛时看到一个外国教堂，教会对教堂的建筑外观通常都很讲究的，那整个教堂就维持的就很好。因为王府井的整条街都是近代才兴建起的西式办公大楼，看不到任何一栋有传统风格的中式建筑。虽然王府井号称是北京最古老的一条商业街，但我所看到最古老的建筑，却是那座外国教堂。除非有人告诉我这是曾经是清朝的最热闹的商业街，否则我根本就完全看不出来那里曾是所谓的百年老街。台湾状况也是如此，日本占领时期留下了很多漂亮的巴洛克建筑，台湾的一些重要的政府机关都还一直沿用这些建筑。这问题跟上海外滩一样都很反讽，台北市最精致的建筑元素也都是当初的占领者所留下来的。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问题出在那呢？莫非中式的古建筑不大气，建筑的格局与形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
　　
就我的认知，新加坡可能是一个特外，它是一个由移民的华人所成立的国家，国家本身的历史不长但他们却很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有些旧式的建筑保存得很好，他们认为那是国家的象征，甚至是观光旅游的资源。而且新加坡人大概是所有的华人中最守法的，其国民的法治观念很强，整体而言，素质较高。 　

常常我们旅游到了欧洲国家，你会发现他们都很注重与维护自己传统建筑的外观，当地住民也很重视自己独特的节庆。常在传统节日穿戴起自己国家的民族服装，整条街道、整个村庄的人都盛装出席。这点是自诩为文明古国的我们所不及的。我很少，甚至可说没有见过在什么中秋或端午节等传统节日看见我们华人会整个村庄的人特地穿着传统服饰去庆祝。我今天所谈到的都是一些自己的观察和心得，并非严谨的学术调查，因为我想认真的调查起来或许问题更严重。这些发生在你我身边随时随地都在上演的文化现象，各位同学不妨偶尔静下心来观察，绝对会让你有完全不一样的体悟。我一向很关注这些文化现象，有自己所坚持的价值观。后来我的文字因缘际会的跟杰伦的音乐相结合，所以才创作出那么多“中国风”的歌曲来，并且很荣幸的得到了许多人的肯定与喜爱。

讲到质感的问题，在这里不得不提到日本这个国家。日本人很奇怪，他对中国人一直有种崇古蔑今的心态。他们极度崇拜古代的中国，像《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典故，他们都很熟悉，甚至比中国内地的一些少数民族都还要熟悉。他们不仅崇拜而且还继承下了一些中华文化。比如日本的小学生到现在还有书道比赛，国家也很重视书法这项传统，也并不认为这是外国的东西。如果到东京街头，随便找个路人问他们关羽、张飞、孔子、孙悟空等，他们都知道是谁，甚至已经将他们吸收进自己文化里，并且消化成电动玩具、漫画等等。 　　
　
去过日本，发现他们对美学设计是很讲究的，整个城市里的居民穿着打扮都有很自己的风格，也就是有型。街道很干净，连一个排水沟的盖子都有城市的特有标志。整个街道的招牌、店面，都很素雅。他们很重视产品的包装；也很重视古建筑的维护。美学的观念很发达。如果说拿中国文化跟西方文明来强加比较，或许有人会说因为文化的源头不一样，思维本来就会不一样，因为一开始他们的建筑、绘画、音乐等文化的方向就跟我们不一样。如果你是这样认为的话。那么日本就是最好比较的对象了，一样受儒家学说影响并且在使用汉字的东方人，文化源头的同构型很高。但他们对传统文化却很用心去维系，举凡茶道、剑道、书道、能剧，以及成年礼等，还有相扑。相扑是一个国际运动项目，延续了几千年都不曾中断。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去观察、比较的。

一般而言，电影、MV中如有需要出现婚丧的场景，有需要唯美的画面时，通常剧组都会整队拉去教堂拍摄，或是到充满十字架的墓园取景。就算没有受过正统美学的教育和训练，一般我们人的眼睛都还是会凭直觉分辨出好跟不好，美与不美。每当我看到犹太人逃难的纪录片时，我就深感讶异，五、六十年前犹太人逃难时的穿著，甚至在市区被德军集体遣送时的服装都是很整齐，有一定的素质：男性都穿西装大衣，戴帽子；女性则都会拿个小皮夹，或拎个皮包之类的；也没看到任何一个犹太小孩是打赤脚的。此时他们的身份是难民，但其民族整体表现出来的教育水平，则很令人敬佩与感慨。犹太人是一个很优秀的民族，这个民族出了许许多多几乎与其人口数等量的科学家与艺术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很大。我个人觉得他们是个质感很高的民族。我以前在想为何关于二次大战跟犹太人相关的电影拍不完呢？原来因为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是科学家、艺术家，每个人对美学的追求有基本的素养，整个民族文化的有一定层次的水平，所以这里面很多关于心理层面的故事可以发掘用来拍电影。但关于我们被日军侵略迫害的电影，至今我还没有看到一部很好看、拍的有质感的。我常在反思，到底是因为我们的电影工业不强，还是因为种族的心理层面很肤浅，没有东西可以发掘的？如果你个人不要求与累积身为人的质感，最后极可能就会影响到整体文化份量的累积。 　

举个最极端的例子。假设一百年前有颗陨石从外层空间掉到地球，刚好就落在中国的正中央，整个中华民族从此消失了，但旁边的国家都完全没有被波及。那么回过头来看百年后的今天，现阶段世界上各项的科技文明，与现代化的生活水平都还是会维持着，没有丝毫的影响。并没有因为我们消失了，整个人类文明倒退一百年。现代文明会不中断的持续，还是一样会发明手机、DV、电话、网络、飞机和汽车等，所有的物质文明一样都不会缺少。因为一百年前，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处于十分衰落的境地，对世界的文明进展并没有太大的贡献。简而言之，假设一百年前中华民族彻底绝灭了，我们来看现在的科技文明，也不会缺少了什么东西。还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都知道，当你学习晋升到某个阶段时都会直接读英文原文书，尤其是医学、数学、物理、化学等领域。也就是摆明了说，近代的汉字文明有其严重的断层，读到某些高等教育时，汉字就完全无用武之地，再也无法提供学习所需的养份了。 

　
教育是提升民族质感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如果一个民族不重视现代化的教育，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又缺少认同感，长期以往，教育的资源分配不均，造成本国人民的素质参疵不齐，你可能人口很多，但并没有等量的优秀。当然在座的各位同学无庸置疑的都很优秀，是金字塔顶层出类拔粹的北大学生，但若跟内地庞大的人口数相比，人数还是少的可怜。反观犹太人，犹太人大概是世界上种族质感最高的民族之一了。犹太人虽然颠沛流离，去很多国家都被歧视，受到很多限制，比如不得从事什么工作等，但在这种环境下，他们反而更努力地去维系与巩固自己的传统文化，对自身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很强。一个民族一定要对自己文化有很强的认同感，才会塑造出自己的风格，形成自己的美学观，这无形中也带动了国家创意产业的发展。我今天强调的是，如果个人不重视与提升自己的质感，不管是在教育训练、穿着打扮、以及美学设计等各个方面，那么你我这个没有质感的个体，将会像癌症般慢慢的影响它周遭的人事物。最后，影响到一个团体、一个公司、甚至一个城市、一个社会，以及一整个民族。 　　

我希望大家先从重视自己本身所谓“华人”的民族气质与质感开始。除了使用与欣赏国际名牌的质感外，同时也要了解那些品牌之所以能够在国际市场屹立不摇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对美学品味的追求从不懈怠。你不能只是为了暴发户式的证明你穿戴得起名牌，但却对自己服装上的褡配品味完全不会，或者根本不协调。名牌在你身上反而呈现出俗艳的质感。例假日时我自己常在台北郊区开车闲逛，眼睛每次总会停留在刚刚惊鸿一瞥路过的日式官舍、闽南式四合院，以及古厝周遭景色调性很一致的风景上。如果你可以在一百年前就展开环绕全球性的自助旅行，那你肯定是很幸福的，因为那时还没有全球化，所有国家的建筑都具备浓厚的本民族特色。譬如你到了越南的河内，看到的就是越式风情；到东京，看到的就是和式建筑；不论去到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他们穿的衣服和城市的建筑都有着很鲜明的本民族特色。这时你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传承自身文化的国家，没有外来的文化杂质，整座城市，不论是传统建筑，人民身上的服饰，其文化的调性都很一致，可以想象那真是一种铺天盖地属于本民族极致美学的画面。

但现在因为全球化的缘故，所有民族的传统服饰、所有国家的建筑、所有的价值观、所有的美学几乎都被现代化了，也就是所谓的西化，大家都采取同一种标准在看事情。像工厂同一套模具的输出品一样，城市与城市间的建筑，人民与人民间的穿著，格局越来越像，打扮越来越一样。我觉得这真的很可惜，很多不同文化体系的美不见了，很多独特的思维也就会跟着消失了。我们会重视物种的灭绝，假如青蛙、蝴蝶消失了一两个品种，就觉得很可惜。可是对于自己的文化、语言、文字正在快速的消失，我们难道就没有查觉那里不对劲吗？没有任何警觉吗？ 　　

 
我一直都很喜欢汉字，尤其是传统的繁体字，是因为汉字是现今世界上唯一的表意文字，其它所有的文字都是拼音文字。不论是从拉丁文衍生出的法文、英文、德文，或是中东世界通用的阿拉伯文，或是我们亚洲近邻的韩文、泰文、以及日本的假名等，这些全都是以字母为发音基楚的拼音文字，地球上现还在通用并且流传的活文字里，唯有汉字是唯一一种尚在使用的表意文字，这是一项何等骄傲的事情啊！在现今强调物种多元、文化多元的国际社会，相异于基督教文明与回教传统的东方文化，其地位显得很特别。维护中华文化中独一无二与无可被取代的特性，更显其有意义。最后恳请大家重视今天所讨论的议题，当一个有质感的华人，就从你我间的改变开始……谢谢大家！

本名：方文山
英文名：VINCENT
生日：1969/01/26
籍贯：台湾花莲
毕业：成功工商电子科
曾经职业：送报纸，外劳中介、安装管线工
发掘人：吴宗宪
方文山博客：http://blog.sina.com.cn/fangwenshan（无名小站 方道·文山流）
喜欢周杰伦的歌迷多半也会爱屋及乌的喜欢上方文山的歌词，很多人都评价他是“周杰伦成功背后的男人”，这个雅号虽然听起来比较别扭，但确实能证明方文山对于整个流行乐坛的价值。 周杰伦的新书《D调的华丽》大卖特卖，方文山也紧随其后推出了自己的励志书《演好你自己的偶像剧》，以自己和周围朋友的亲身经历向读者传达一些为人处世的经验之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