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美国的“社会主义”

如果我生病因交不起钱被医院拒之门外，如果我的孩子因交不起学费而上不了学，如果我每天辛苦工作12个小时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如果这些都是普遍而不是个别现象，那么你叫它什么主义都无济于事。

2007-09-06 作者：刘瑜 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博士后

2000年美国政治学家Seymour Lipset出了一本书，叫《It Didn’t Happen Here: Why Socialism Failed in the United States》，探讨“为什么社会主义在美国失败了”这个经典问题。据他分析，欧洲各国都出现了大型社会主义政党，相比之下，美国的社会主义政党却始终不成气候。其原因无非是四条：个人主义的立国文化；工人阶级内部的多样性；社会主义政党本身的经营不善；还有美国选举制度不利于小党存活。在这四条因素中，他最强调的，是第一条。

我不很赞同这本书的观点，原因不在Lipset对问题的分析，而在对问题的提法：如果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公有制加计划经济，而包括广泛的福利制度（显然这也是Lipset的理解），社会主义在美国真的失败了吗？这本书过于强调社会主义政党的标志性意义，但如果我们把目光从“政党”转向“政策”，没理由认为“社会主义”在美国遭受了失败。

观察一下2004年美国联邦政府的预算开支：19.9%军费；21.6%社会保障金；19.5%用于资助穷人、老人、残疾人的医疗保险项目Medicare和Medicaid；4.1%其它用于退休者和残疾人的开支；9%用于失业补助，给穷人家庭的住房、食品、收入补助及税收返还；7％偿还债务利息；教育3.8%；老兵补助2.6%；交通2.8%，国际事务1.2%，科研1％……如果我们把社会保障金、医疗保险费、贫困失业补助等算作广义的福利开支，这部分已占据了美国联邦政府开支的一半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能够坦然宣布“美国不是一个福利国家”吗？

事实上，整个20世纪是美国福利制度不断成熟的一百年，尤其是30年代罗斯福新政时期和60年代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时期，福利制度更是突飞猛进。

1910和1920年代，几乎每个州都陆续订立工伤赔偿法。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出台，被视为美国福利保障制度的起点。1937年，住房法案为低收入者提供住房补助。1938年公平劳工法案首次为最低工资立法。1946年，在公立学校提供午餐补贴。1956年推广残疾保险。1964年食品券项目出台防止饥饿。1965年为老人穷人提供医保的Medicare和Medicaid项目创始，同年保证给大学生贷款项目、工作培训项目等也出台。1968年的公平住房法案，消除住房补助中的种族歧视。1975年建立返还穷人税收的“收入税收信用”制度。1990年通过儿童保障拨款法案和残疾人法案。1997年儿童保险项目和税收信用制度出台……据统计，整个20世纪美国有50多个重大社会保险、福利法案及项目出台，上面列举的，只是一些重大例子而已。

正是这些项目的启动及其发展，彻底改变了联邦政府开支的面貌，使得福利开支成为政府预算的主要方向。马列所预言的“资本主义崩溃”没有发生，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通过民主机制，资本主义体系不断吸收社会主义营养，实现了自我修复。换句话说，社会主义并没有被资本主义消灭，而是被资本主义接受了。

当然，如果从福利开支占GDP的比重来说，美国的水平明显低于欧式福利国家。比如，2001年瑞典的福利开支占据GDP的28.9%，挪威23.9%，英国21.8%，加拿大17.8%，日本16.9%，美国14.8%。这个意义上来说，美国的确不如欧洲重视社会福利。但是别忘了，当年美国的人均GDP为34320美元，而瑞典为24180美元，挪威29620美元，英国24160美元，加拿大27130美元，日本25130美元，所以美国人均福利的实际数额并不低，超过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和加拿大、英国等水平相当，与北欧国家差距明显减少。

而且，据另一个政治学家克里斯托弗·霍华德在《The Welfare State Nobody Knows》一书中分析，相对于直接分发福利，美国政府更倾向于使用税收减免、政策倾斜等制度杠杆，来提供“间接福利”。比如给那些为雇员购买医保和养老保险的公司减税，为穷人买房提供贷款担保，给有孩子的贫困家庭提供返还税收等等。

此外，欧洲诸国的经济效率是否受福利制度影响，也一直存在争议。据统计，瑞典这样最典型的高税收高福利国家，其人均GDP比美国最穷的州还低。当然，不同的文化存在不同的偏好，有的以平等和谐为荣，有的以个人奋斗为荣，有的以勤劳为荣，有的以休闲为荣，没必要用美国标准来衡量其他国家，但是同理，也没必要用欧洲标准来要求美国。民意调查也表明，美国人的福利观念不像欧洲人那么强。

近年，中西学界的一个时髦就是批判“美式的新自由主义”。他们说“无限的私有化、市场化、全球化会伤害弱者的利益”，“应该放弃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转而追求北京共识”，这些说法不无道理。但问题是，经过100年福利制度的发展，今天的美国早已不是100年前那个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无论在公共开支、贸易保护、工会势力、收入调节、政策倾斜方面，美国都可说是一个福利国家，而那个“自由放任主义的美国”更像是想象出来的靶子。

如果我生病因交不起钱被医院拒之门外，如果我的孩子因交不起学费而上不了学，如果我每天辛苦工作12个小时还在温饱线上挣扎，如果这些都是普遍而不是个别现象，那么你叫它什么主义都无济于事。如果我的孩子可以免费上学、坐校车、吃午饭，如果我收入低可以住政府盖的房子，如果我失业了可以用政府发的食品券买东西，那么这种制度就是福利制度，你爱叫它什么共识就叫它什么共识。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刘瑜)
http://news.163.com/07/0906/09/3NMQF6K6000121EP.html

【刘瑜】缺乏辩论的大会是寂寞的

【刘瑜】剑桥大学讲师

我上中学时政治课本里，有一句话批判西式民主：“西方议会吵吵嚷嚷、相互攻讦……”

我一直没有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直到有一天，在电视里看到英国议会开会的画面。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议会开会比英国更“恐怖”了：议员按党派面对面入座，状如两军对垒；双方代表像“大学生辩论赛”一样交替起立发言，针尖对麦芒；最有英国特色的，就是议员竟然像看球赛一样，可以随时叫好或者起哄，所以哪怕是首相，要完整地说完一段话，也可能要途经八次叫好和十次喝倒彩。

看到这样的情形，我立刻明白了为什么很多领袖不喜欢“吵吵嚷嚷、互相攻讦”——这对政治家的口才、思维速度、知识量、政策熟悉程度，尤其是心理素质，考验实在太大了。也难怪有些国家议会的辩论会出现斗殴、脱鞋子、扯头发的情形，急了，口才不够，就手脚并用了。

但是英国这种“不成体统”的议会风格，吵了几百年，好像也没有把这个国家给吵垮，相反你吵我闹之间，往往把事情的各个方面都说清楚了，各方利益都平衡了。当然，英国是英国，中国不一定要模仿它。但是，辩论是否要如此极端是一回事，大会有没有辩论则是另一码事。

和谐的、团结的会议气氛固然是件好事，但是假如这种融洽的基础是对社会矛盾的掩饰或者无视，那就成了“伪融洽”了。据统计，近年来我国每年的群体性抗议事件都在6万起左右，也就是说，每天都有至少160多起集体抗议行动。普通民众每一天都在为自己的土地权益、环境权益、国资流失、教育医保等进行艰苦卓绝的抗争，但我们的大会相形而言轻松融洽。请问，代表们的“代表性”何在？莫非民众来自火星，而代表们来自金星？

当然，也有不少代表也呈交议案，但是只见代表“发球”，却不见决策部门如何“接球”，这样的议案有多少意义？民主会议的真谛是不同利益集团间的有效对话，而不是几千人的自言自语。更何况，缺乏对议案的公开辩论，就算议案被通过，这样的民主同样可疑：凭什么它们要被通过？如果代表A支持的恰恰是代表B反对的呢？如果一个代表支持的恰恰是很多民众反对的呢？……

辩论的意义恰在于此。谁也不能保证代表是天使，所以重要的不是他们提出了什么，而是决策部门接受了什么。而政治辩论，就是在这个“提出”和“接受”之间进行过滤。

这两年为了增进民主气氛，国内大会增加了不少民意表达机制，比如网民提建议等。这种举措初衷当然是好的，但是实际效果似乎更像是情绪发泄，而不是制度监督。网民可以在网上叽叽喳喳，代表们却不一定洗耳恭听，你说你的，我爱听不听，这是哪门子民主？把几千人的自言自语扩大到两万人、二十万人，它也还是自言自语。

西式议会的“吵吵嚷嚷、互相攻讦”情形也许不那么优雅，但任何一个多元化社会的基本特点就是利益冲突和理念竞争，如果政治的冲撞恰恰是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它也没有那么可怕。相比把矛盾藏到桌子底下来维持一个桌面上的团结融洽，倒不如把矛盾摆到桌面上来公开讨论。说到底，“混乱”之间失的是“礼”，而沉默之间错过的却是“理”。我以为，在政治当中，道理比礼节更事关重大。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刘瑜)

http://news.163.com/08/0314/08/47011QUF00012I5M.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