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總統就職演說全文
【中時電子報∕綜合報導】
中華民國第十二任總統馬英九伉儷及副總統蕭萬長伉儷今天上午參加在台北小巨蛋舉行的就職慶祝大會，總統並以「人民奮起，台灣新生」為題，發表就職演說，演說全文為：
各位友邦元首、各位貴賓、各位僑胞、各位鄉親父老、各位電視機前與網路上的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一、二次政黨輪替的歷史意義
今年三月二十二日中華民國總統選舉，台灣人民投下了改變台灣未來的一票。今天，我們在這裡不是慶祝政黨或個人的勝利，而是一起見證，台灣的民主已經跨越了一個歷史性的里程碑。
我們的民主走過了一段顛簸的道路，現在終於有機會邁向成熟的坦途。在過去這一段波折的歲月裡，人民對政府的信賴跌到谷底，政治操作扭曲了社會的核心價值，人民失去了經濟安全感，台灣的國際支持也受到空前的折損。值得慶幸的是，跟很多年輕的民主國家相比，我們民主成長的陣痛期並不算長，台灣人民卻能展現日趨成熟的民主風範，在關鍵時刻，作出明確的抉擇：人民選擇政治清廉、經濟開放、族群和諧、兩岸和平與迎向未來。
尤其重要的是，台灣人民一同找回了善良、正直、勤奮、誠信、包容、進取這一些傳統的核心價值。這一段不平凡的民主成長經驗，讓我們獲得了「台灣是亞洲和世界民主的燈塔」的讚譽，值得所有台灣人引以為傲。顯然，中華民國已經成為一個受國際社會尊敬的民主國家。
不過，我們不會以此自滿。我們要進一步追求民主品質的提升與民主內涵的充實，讓台灣大步邁向「優質的民主」：在憲政主義的原則下，人權獲得保障、法治得到貫徹、司法獨立而公正、公民社會得以蓬勃發展。台灣的民主將不會再有非法監聽、選擇性辦案、以及政治干預媒體或選務機關的現象。這是我們共同的願景，也是我們下一階段民主改革的目標。
在開票當天，全球有數億的華人透過電視與網路的直播，密切關注選舉的結果。因為台灣是全球唯一在中華文化土壤中，順利完成二次政黨輪替的民主範例，是全球華人寄以厚望的政治實驗。如果這個政治實驗能夠成功，我們將為全球華人的民主發展作出史無前例的貢獻，這是我們無法推卸的歷史責任。
二、新時代的任務
未來新政府最緊迫的任務，就是帶領台灣勇敢地迎接全球化帶來的挑戰。當前全球經濟正處於巨變之中，新興國家迅速崛起，我們必須快速提升台灣的國際競爭力，挽回過去流失的機會。當前全球經濟環境的不穩定，將是我們振興經濟必須克服的困難。但是，我們深信，只要我們的戰略正確、決心堅定，我們一定能達成我們的預定目標。
台灣是一個海島，開放則興盛、閉鎖則衰敗，這是歷史的鐵律。所以我們要堅持開放、大幅鬆綁、釋放民間的活力、發揮台灣的優勢；我們要引導企業立足台灣、聯結亞太、佈局全球；我們要協助勞工適應快速的科技變遷與產業調整；我們還要用心培育我們的下一代，讓他們具有健全人格、公民素養、國際視野與終身學習的能力，同時要排除各種意識形態對教育的不當干擾。我們在回應全球化挑戰的同時，一定要維護弱勢群體的基本保障與發展的機會，也一定要兼顧台灣與全球生態環境的永續經營。
新政府另外一項重要任務就是導正政治風氣，恢復人民對政府的信賴。我們將共同努力創造一個尊重人性、崇尚理性、保障多元、和解共生的環境。我們將促進族群以及新舊移民間的和諧，倡導政黨良性競爭，並充分尊重媒體的監督與新聞自由。
新政府將樹立廉能政治的新典範，嚴格要求官員的清廉與效能，並重建政商互動規範，防範金權政治的污染。我希望每一位行使公權力的公僕，都要牢牢記住「權力使人腐化，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的腐化」這一句著名的警語。我們將身體力行誠信政治，實踐國民黨「完全執政、完全負責」的政見。新政府所有的施政都要從全民福祉的高度出發，超越黨派利益，貫徹行政中立。我們要讓政府不再是拖累社會進步的絆腳石，而是領導台灣進步的發動機。
我堅信，中華民國總統最神聖的職責就是守護憲法。在一個年輕的民主國家，遵憲與行憲比修憲更重要。身為總統，我的首要任務就是樹立憲法的權威與彰顯守憲的價值。我一定會以身作則，嚴守憲政分際，真正落實權責相符的憲政體制。我們一定要做到：政府全面依法行政，行政院依法對立法院負責，司法機關落實法治人權，考試院健全文官體制，監察院糾彈違法失職。現在是我們建立優良憲政傳統的最好機會，我們一定要牢牢把握。
我們要讓台灣成為國際社會中受人敬重的成員。我們將以「尊嚴、自主、務實、靈活」作為處理對外關係與爭取國際空間的指導原則。中華民國將善盡她國際公民的責任，在維護自由經濟秩序、禁止核子擴散、防制全球暖化、遏阻恐怖活動、以及加強人道援助等全球議題上，承擔我們應負的責任。我們要積極參與亞太區域合作，進一步加強與主要貿易夥伴的經貿關係，全面融入東亞經濟整合，並對東亞的和平與繁榮作出積極貢獻。
我們要強化與美國這一位安全盟友及貿易夥伴的合作關係；我們也要珍惜邦交國的情誼，信守相互的承諾；我們更要與所有理念相通的國家和衷共濟，擴大合作。我們有防衛台灣安全的決心，將編列合理的國防預算，並採購必要的防衛性武器，以打造一支堅實的國防勁旅。追求兩岸和平與維持區域穩定，是我們不變的目標。台灣未來一定要成為和平的締造者，讓國際社會刮目相看。
英九由衷的盼望，海峽兩岸能抓住當前難得的歷史機遇，從今天開始，共同開啟和平共榮的歷史新頁。我們將以最符合台灣主流民意的「不統、不獨、不武」的理念，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台灣海峽的現狀。一九九二年，兩岸曾經達成「一中各表」的共識，隨後並完成多次協商，促成兩岸關係順利的發展。英九在此重申，我們今後將繼續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儘早恢復協商，並秉持四月十二日在博鰲論壇中提出的「正視現實，開創未來；擱置爭議，追求雙贏」，尋求共同利益的平衡點。兩岸走向雙贏的起點，是經貿往來與文化交流的全面正常化，我們已經做好協商的準備。希望七月即將開始的週末包機直航與大陸觀光客來台，能讓兩岸關係跨入一個嶄新的時代。
未來我們也將與大陸就台灣國際空間與兩岸和平協議進行協商。台灣要安全、要繁榮、更要尊嚴！唯有台灣在國際上不被孤立，兩岸關係才能夠向前發展。我們注意到胡錦濤先生最近三次有關兩岸關係的談話，分別是三月二十六日與美國布希總統談到「九二共識」、四月十二日在博鰲論壇提出「四個繼續」、以及四月二十九日主張兩岸要「建立互信、擱置爭議、求同存異、共創雙贏」，這些觀點都與我方的理念相當的一致。因此，英九願意在此誠懇的呼籲：兩岸不論在台灣海峽或國際社會，都應該和解休兵，並在國際組織及活動中相互協助、彼此尊重。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本應各盡所能，齊頭並進，共同貢獻國際社會，而非惡性競爭、虛耗資源。我深信，以世界之大、中華民族智慧之高，台灣與大陸一定可以找到和平共榮之道。
英九堅信，兩岸問題最終解決的關鍵不在主權爭議，而在生活方式與核心價值。我們真誠關心大陸十三億同胞的福祉，由衷盼望中國大陸能繼續走向自由、民主與均富的大道，為兩岸關係的長遠和平發展，創造雙贏的歷史條件。
最近四川發生大地震，災情十分的慘重，台灣人民不分黨派，都表達由衷的關切，並願意提供即時的援助，希望救災工作順利，災民安置與災區重建早日完成。
三、台灣的傳承與願景
從宣誓就職的這一刻開始，英九深知個人已經肩負二千三百萬人民的付託，這是我一生最光榮的職務，也是我一生最重大的責任。英九雖然不是在台灣出生，但台灣是我成長的故鄉，是我親人埋骨的所在。我尤其感念台灣社會對我這樣一個戰後新移民的包容之義、栽培之恩與擁抱之情。我義無反顧，別無懸念，只有勇往直前，全力以赴！
四百多年來，台灣這塊土地一直慷慨的接納著先來後到的移民，滋養、庇護著我們，提供我們及後代子孫安身立命的空間，並以高峻的山峰、壯闊的大海，充實、淬礪著我們的心靈。我們繼承的種種歷史文化，不但在這片土地上得到延續，更得到擴充與創新，進而開創出豐盛多元的人文風景。
中華民國也在台灣得到了新生。在我任內，我們將慶祝中華民國開國一百週年。這一個亞洲最早誕生的民主共和國，在大陸的時間只有三十八年，在台灣的歲月卻將超過一甲子。在這將近六十年間，中華民國與台灣的命運已經緊緊的結合在一起，共同經歷了艱難險阻與悲歡歲月，更在追求民主的曲折道路上，有了長足的進步。國父孫中山先生的民主憲政理想，當年在中國大陸沒有能夠實現，但今天在台灣終於生根、開花、結果。
面對台灣的未來，英九充滿了信心。多年來我走遍台灣各個角落，在與各行各業的互動當中，讓我感受最深刻的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善良、正直、勤奮、誠信、包容、進取這一些傳統的核心價值，不但洋溢在台灣人的生活言行，也早已深植在台灣人的本性裡。這是台灣一切進步力量的泉源，也是「台灣精神」的真諦。
盱xu1衡時局，環顧東亞，台灣擁有絕佳的地理位置、珍貴的文化資產、深厚的人文素養、日漸成熟的民主、活力創新的企業、多元和諧的社會、活躍海內外的民間組織、遍佈全球的愛鄉僑民，以及來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只要我們秉持「台灣精神」，善用我們的優勢，並堅持「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的施政原則，我們一定可以將台澎金馬建設為舉世稱羨的樂土、我們引以為傲的美麗家園。
台灣的振興不只要靠政府的努力，更要靠人民的力量；需要借重民間的智慧、需要朝野協商合作、需要所有社會成員積極的投入。各位親愛的父老兄弟姊妹們，我們要從此刻開始，捲起袖子，立即行動，打造美麗家園，為子孫奠定百年盛世的基礎。讓我們心連心、手牽手，大家一起來奮鬥！
最後，請大家跟我一起高呼：台灣民主萬歲！ 中華民國萬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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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May 19, 2008
Tuesday, April 29, 2008
赖幸媛：民主的真谛不在于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多数应该尊重少数
赖幸媛：两岸开放 两原则一必要
（台湾） (2008-04-29)
（联合早报网讯）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准陆委会主委赖幸媛昨（28）日接受经济日报专访时强调，推动两岸开放政策，应该掌握「两个原则、一个必要」，就是要有配套措施、利益要全民共享、必须务实。她说，只要是有利民众的政策就会积极执行。
赖幸媛说，大陆政策由总统、国安会、行政院相关部会包括陆委会、海基会等协商后共同制定，总统定案后由陆委会执行，涉及公权力的两岸事务，陆委会就授权海基会去做，陆委会一直都参与决策，虽然陆委会主委、海基会董事长隶属不同政党，但不至于政出多门。以下为专访纪要：
不统不独不武 理念一致
问：为何答应接任陆委会主委？
答：马先生跟刘院长跟我详谈时提到，追求和谐的两岸关系是台湾主流民意，应该在维护台湾主体性，以及照顾台湾人民利益的理念下推动两岸政策，我们的理念颇为契合。
目前主流民意希望维持现状，也就就是「中国民国台湾」、「不统、不独、不武」。在这样的现状下追求和谐的两岸关系，这个理念也跟我一致。
接下这个工作是满大的挑战，需要有勇气去承担。我也认知到，两岸关系与大陆政策攸关全民利益，我认为大陆的政策主要目的就是：维持台海稳定、促进东亚和平、增进台湾人民幸福。马先生与刘院长也非常能够认同我的看法。
问：大陆投资上限40%是否松绑、开放陆资来台，尤其是投资房地产这些问题，理念是否和马萧一致？
答：这不是理念，这是政策、措施。也就是说，你可以有十种措施，甚至20种、100种，可能是观光、包机、40%限制、房地产、人民币，但只要是跟开放相关的措施，都要抓住「两个原则、一个必要」。
所有开放利益 全民共享
第一是任何开放措施都需要有完善的配套，这样才能降低外部性效果。外部性效果都是负面的，可能是环保、是失业、贫富不均等等，所以一定要有配套措施。
第二个原则是，所有开放利益应该由全民来共享，不能只被特定利益团体独享，要照顾到中下阶层跟弱势族群。
一个必要是什么？两岸关系的任何作为，不是说台湾要开放就能开放，一定要双方都有善意跟共同努力，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务实。
问：怎么看待「九二共识」？
答：我觉得中文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常常会误导。「九二共识」是2000年4月形成的，当时双方有了「understanding」，决定先搁置高度争议的问题尽早展开协商，双方愿意采取暂时搁置的方式来处理。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在「九二共识」这个词里面绕，这只是个名词，不要陷入说文解字。
「一中各表」是符合当年的事实，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今年3月26日布希跟胡锦涛通电话，新华社的英文版也有提到「一中各表」，而我方的「一中各表」就是「中华民国」，也就是互不去否认对方。
问：如何看待外界对你出任主委产生的不同声音？
答：我可以理解，但我们应该看怎么做比较重要。民主的真谛不在于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多数应该尊重少数，这样才能形成完整的民意。
为什么要形成完整的民意？因为两岸关系太敏感、太复杂，我们必须扩大它的社会基础，否则无法追求和谐的两岸关系，也没有办法巩固我们自己的主体性与利益，投给民进党544万张选票所代表的民意跟意志必须得到尊重，政府是全民的。
问：过去似乎较少参与两岸事务？
答：我参与非常的多，两岸、国际跟国安是我的专业。我在国安会四年，涉及所有的案子全部跟两岸有关。但因为这都是机密性质，所以外界不知道，这可是很实在的经验。
两岸国际国安 我的专业
问：准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近期对两岸事务发表很多看法，会否影响你日后与江的互动？
答：政府只有一个，不会政出多门，大陆政策就是由总统拍版定案，大陆政策体系我们有严谨的法律架构。海基会董事长是高度象徵意义的职位，政府委派的人都有很高的声望，包括江董事长，我相信海陆两会还是会维持过去优良的传统。
问：怎么看待外界将你和八年前蔡英文出任陆委会主委做比较？
答：这是你们拿来比的啊！蔡主委八年前不是讲过一句名言，「橘子是橘子，苹果是苹果，橘子怎么跟苹果比？」我很尊敬她，未来也会向她请益。
http://zaobao.com/special/newspapers/2008/04/taiwan080429c.shtml
第二波内阁名单公布 最具争议人事安排
台联前立委赖幸媛 接掌陆委会主委
（2008-04-29）
年龄： 52岁
籍贯： 台湾台中
现职： 无
学历： 英国萨塞克斯(Sussex)大学发展政治社会学博士、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暨比较政治学硕士
经历： 台联党立委、国家安全会咨询委员、WTO入会谈判执行人、台湾经济研究院专任副研究员兼国际事务处处长、中华台北亚太经济合作研究中心创办人、淡江大学国际企业经营系兼任副教授、记者
马英九跨党派用人
学者：是好牌、高招
海洋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兼任副教授王昆义向本报表示，启用赖幸媛，显示马英九有意把两岸路线调整为“相较于太右的连战(国民党荣誉主席)及太左的陈水扁，反而比较中间的李登辉路线（有限度的开放、2007年时否认支持台独）”，一来可向500多万支持民进党的选民展现最佳回应，二来可透过陆委会与海基会的分工切割，由海基会执掌三通及经贸事务协商，陆委会担负国家主权谈判的挡箭牌，不仅不会违背马英九在经贸政见的承诺，同时增加政治议题谈判的回旋空间。
王昆义说：“赖幸媛这张牌对民进党以及中共来说，是张好牌、高招。”
东海大学政治系主任傅恒德向本报表示，赖幸媛任陆委会主委，可在新政府上路后所产生“西进躁进现象”，产生平衡的路线微调，在两岸政策的对内协调上，可从政党平衡的角度出发，与对岸进行对等谈判；未来推动两岸事务政策，难免出现协调上的问题，相信从政人物会有心态及作法的调整。
（台湾） (2008-04-29)
（联合早报网讯）据台湾联合报报道，准陆委会主委赖幸媛昨（28）日接受经济日报专访时强调，推动两岸开放政策，应该掌握「两个原则、一个必要」，就是要有配套措施、利益要全民共享、必须务实。她说，只要是有利民众的政策就会积极执行。
赖幸媛说，大陆政策由总统、国安会、行政院相关部会包括陆委会、海基会等协商后共同制定，总统定案后由陆委会执行，涉及公权力的两岸事务，陆委会就授权海基会去做，陆委会一直都参与决策，虽然陆委会主委、海基会董事长隶属不同政党，但不至于政出多门。以下为专访纪要：
不统不独不武 理念一致
问：为何答应接任陆委会主委？
答：马先生跟刘院长跟我详谈时提到，追求和谐的两岸关系是台湾主流民意，应该在维护台湾主体性，以及照顾台湾人民利益的理念下推动两岸政策，我们的理念颇为契合。
目前主流民意希望维持现状，也就就是「中国民国台湾」、「不统、不独、不武」。在这样的现状下追求和谐的两岸关系，这个理念也跟我一致。
接下这个工作是满大的挑战，需要有勇气去承担。我也认知到，两岸关系与大陆政策攸关全民利益，我认为大陆的政策主要目的就是：维持台海稳定、促进东亚和平、增进台湾人民幸福。马先生与刘院长也非常能够认同我的看法。
问：大陆投资上限40%是否松绑、开放陆资来台，尤其是投资房地产这些问题，理念是否和马萧一致？
答：这不是理念，这是政策、措施。也就是说，你可以有十种措施，甚至20种、100种，可能是观光、包机、40%限制、房地产、人民币，但只要是跟开放相关的措施，都要抓住「两个原则、一个必要」。
所有开放利益 全民共享
第一是任何开放措施都需要有完善的配套，这样才能降低外部性效果。外部性效果都是负面的，可能是环保、是失业、贫富不均等等，所以一定要有配套措施。
第二个原则是，所有开放利益应该由全民来共享，不能只被特定利益团体独享，要照顾到中下阶层跟弱势族群。
一个必要是什么？两岸关系的任何作为，不是说台湾要开放就能开放，一定要双方都有善意跟共同努力，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务实。
问：怎么看待「九二共识」？
答：我觉得中文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常常会误导。「九二共识」是2000年4月形成的，当时双方有了「understanding」，决定先搁置高度争议的问题尽早展开协商，双方愿意采取暂时搁置的方式来处理。我觉得我们不需要在「九二共识」这个词里面绕，这只是个名词，不要陷入说文解字。
「一中各表」是符合当年的事实，就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今年3月26日布希跟胡锦涛通电话，新华社的英文版也有提到「一中各表」，而我方的「一中各表」就是「中华民国」，也就是互不去否认对方。
问：如何看待外界对你出任主委产生的不同声音？
答：我可以理解，但我们应该看怎么做比较重要。民主的真谛不在于少数服从多数，而是多数应该尊重少数，这样才能形成完整的民意。
为什么要形成完整的民意？因为两岸关系太敏感、太复杂，我们必须扩大它的社会基础，否则无法追求和谐的两岸关系，也没有办法巩固我们自己的主体性与利益，投给民进党544万张选票所代表的民意跟意志必须得到尊重，政府是全民的。
问：过去似乎较少参与两岸事务？
答：我参与非常的多，两岸、国际跟国安是我的专业。我在国安会四年，涉及所有的案子全部跟两岸有关。但因为这都是机密性质，所以外界不知道，这可是很实在的经验。
两岸国际国安 我的专业
问：准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近期对两岸事务发表很多看法，会否影响你日后与江的互动？
答：政府只有一个，不会政出多门，大陆政策就是由总统拍版定案，大陆政策体系我们有严谨的法律架构。海基会董事长是高度象徵意义的职位，政府委派的人都有很高的声望，包括江董事长，我相信海陆两会还是会维持过去优良的传统。
问：怎么看待外界将你和八年前蔡英文出任陆委会主委做比较？
答：这是你们拿来比的啊！蔡主委八年前不是讲过一句名言，「橘子是橘子，苹果是苹果，橘子怎么跟苹果比？」我很尊敬她，未来也会向她请益。
http://zaobao.com/special/newspapers/2008/04/taiwan080429c.shtml
第二波内阁名单公布 最具争议人事安排
台联前立委赖幸媛 接掌陆委会主委
（2008-04-29）
年龄： 52岁
籍贯： 台湾台中
现职： 无
学历： 英国萨塞克斯(Sussex)大学发展政治社会学博士、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国际关系暨比较政治学硕士
经历： 台联党立委、国家安全会咨询委员、WTO入会谈判执行人、台湾经济研究院专任副研究员兼国际事务处处长、中华台北亚太经济合作研究中心创办人、淡江大学国际企业经营系兼任副教授、记者
马英九跨党派用人
学者：是好牌、高招
海洋大学通识教育中心兼任副教授王昆义向本报表示，启用赖幸媛，显示马英九有意把两岸路线调整为“相较于太右的连战(国民党荣誉主席)及太左的陈水扁，反而比较中间的李登辉路线（有限度的开放、2007年时否认支持台独）”，一来可向500多万支持民进党的选民展现最佳回应，二来可透过陆委会与海基会的分工切割，由海基会执掌三通及经贸事务协商，陆委会担负国家主权谈判的挡箭牌，不仅不会违背马英九在经贸政见的承诺，同时增加政治议题谈判的回旋空间。
王昆义说：“赖幸媛这张牌对民进党以及中共来说，是张好牌、高招。”
东海大学政治系主任傅恒德向本报表示，赖幸媛任陆委会主委，可在新政府上路后所产生“西进躁进现象”，产生平衡的路线微调，在两岸政策的对内协调上，可从政党平衡的角度出发，与对岸进行对等谈判；未来推动两岸事务政策，难免出现协调上的问题，相信从政人物会有心态及作法的调整。
Thursday, March 20, 2008
【龍應台】 給我們一個政治家
【新新聞】第1098期
政治家和政客一樣，也要懂得民主的精算和權力的技術，但是我想政治家和政客之間有一個根本的不同：政客祇看見眼前在廣場上搖旗吶喊的成人，政治家的心中，卻一定有一個六歲的孩子，孩子的未來，他真心在乎。
誰可以給我們六歲的孩子最好的環境長大 誰就是最好的總統
第一他有基本的品格。
選擇這樣的總統，我不必擔心六歲的孩子會以凌弱為神氣，以粗暴為威風，以鬥爭為成就。
第二他有無限大的包容力。
我希望將來的總統有那個胸襟說，真的沒有藍跟綠了，讓我們為受傷的手塗上舒緩的藥膏，讓我們彌補隙縫，以無限的包容尊重彼此。
第三他有寬闊的全球視野。
我希望我們選出的總統會說，台灣太小，自我封鎖是致命的，讓我們打開所有的窗吧。
第四他有悲憫心。
我希望將來的總統，是個有悲憫心的人，能夠將心比心體會弱者的痛苦，因為體會弱者的痛苦，他會把保護弱者看做施政的重點。
１
台灣需要什麼樣的總統？
二○○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國會進行罷免總統的投票，我曾經針對陳水扁總統寫了「今天這一課：品格」，說，一個國家的元首，在我的理解，有四個核心的責任：
第一，不管國家處境多麼艱困，他要有能耐使人民以自己的國家為榮，使國民有一種健康的自豪感。
第二，不管在野勢力如何強悍，他要有能耐凝聚人民的認同感，對國家認同，對社會認同，尤其是對彼此認同。
第三，他要有能耐提得出國家的長遠願景。人民認同這個願景，心甘情願為這個願景共同努力。
第四，他不必是聖人，但他必須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去對外代表全體人民，對內象徵社會的價值共識。小學生在寫「我的志願」時，還可能以他為人生立志的效法對象。
今天是二○○八年三月十八日，距離總統選舉還有三天。兩千三百萬人在思索：台灣，需要什麼樣的總統？
２
初到歐洲時，一個完全沒人在意的街頭小細節被我看在眼裡。
過十字路口時，人們不耐煩地等候紅燈轉綠，總有一半的人，兩邊張望一下，腳步不停，一個箭步就搶著穿過了紅燈街口。但是，如果在等候過街的一群人裡，有一個父親或母親手裡牽著一個幼兒，站在路口，我發現，那一整群急躁的人就忍著，忍著，忍到綠燈真的亮起，才開始快快走動。
那牽著手的父親或母親，可能在滾動的人群裡低頭跟孩子說話，「你看，紅燈不能走，要等綠燈。」
我很驚訝：這是什麼樣的社會默契啊。不需要開口，一群不相干的人都知道，而且接受，而且切身實踐一件事：
你怎麼做，孩子就怎麼學，所以，不要給孩子錯的示範。
同樣的默契，也有別的表達方式。開車經過美國的鄉野，經過一片一片漫無邊際的玉米田，突然出現一個小村。進村的第一個牌子，寫的不是什麼偉大的標語，而是，這麼一句話：
我們村子有五十三個孩子。所以請慢慢地開。
這是村民和過客的默契：為了孩子的幸福，請以身作則。
二○○六年百萬台灣人穿上紅衫到凱達格蘭大道去抗議時，我曾經在午夜時穿越廣場。疲憊的人們彼此交談，認識的與不認識的。穿越整個廣場，最常聽見的一句話，起起落落在廣場的夜空裡，就是：
你教我們怎麼教孩子？
○八年三月十六日，身為教育部官員的莊國榮面對群眾，用正常的父母禁止孩子說出口的穢語侮辱對手過世的父親。他當晚就被迫辭職，並且道歉。我可以想像，當時在現場的父母們，錯愕之餘，心裡想的，多半也是這麼一句話：
你教我們怎麼教孩子？
有一種東西，是不管歐洲美洲，都緊緊抓著不放的；有一種東西，是不管藍營綠營，都真正在乎的，那個東西，叫做核心價值。
核心價值，可以因階級、因族群、因利益之所導、因意識型態之所在而有所分歧，但是，給孩子一個最好的未來，卻是最大的公約數，它絕對超越政治，無關立場。
３
所以，台灣需要什麼樣的總統？一個清晰的衡量標準應該是，誰可以給我們六歲的孩子最好的環境長大，誰就是最好的總統。
六歲的孩子正要脫離父母的懷抱，進入小學，開始他社會化的過程。國家，透過政府的運作，正要開始塑造他的人格、培養他的眼光、訓練他的智能、決定他的未來。我們把孩子交給學校，也同時把他交給了這個國家裡頭所有的機構」」教育部決定了他將如何學習、學習什麼，文化部將影響他的品味，國防部決定了他離戰爭或和平有多近，經濟政策會影響到他十八歲時有多大能力去面對競爭，環境政策會影響他的健康，媒體政策會影響他的判斷力和見解，外交政策會影響到他做為一個國民的自尊或自卑。
這些國家機構所制訂的規矩、政策、法律，都可能形塑社會的風氣。為政者不廉，社會就貪；為政者不公，社會就爭；為政者亂法犯禁，社會就上下交征利；為政者挾私好鬥，社會就黨同伐異。
總統是什麼？他就是我們將這所有機構託付的人，我們同時將自己六歲孩子的未來也託給了他。
當我們為六歲的台灣孩子著想時，我們的思索就不再侷限於四年或八年這一個小方格裡了。我們會深思：這四年或八年會直接造成怎樣的十二年和十六年？十六年後，六歲的孩子才剛剛大學畢業」」他會變成一個什麼素質的人？他會有什麼樣的教育準備去面對全世界？
以這樣稍長的線來思索，我們可能就會發現眼前吵翻天的許多問題，譬如市場是中還是台，譬如開放幾個港口來三通、每年賺幾個觀光客，都顯得「短」，而比賽誰更愛台灣，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４
我認為六歲的孩子的未來，是最根本的政治標竿，因為他的未來，就是這個社會的未來。
如果我是那個牽著孩子的手要過紅綠燈的人，面對十字路口，我會選這樣的人做總統：
第一他有基本的品格。
不，他不必是聖人，他祇要在孩子面前不闖紅燈就好。他祇要做到所有的小學老師都會教孩子的基本道德就很足夠：
小學老師說，你不可以偷竊。所以總統必須廉潔自持，一介不取。
小學老師說，你不可以對人粗魯。所以總統不能口出惡言，他所挑選任用的人，也不能口出惡言。
小學老師說，「溫良恭儉讓」是傳統美德，就是為人溫潤，心地善良，對人謙恭，勤儉度日，禮讓弱者。所以總統懂得「溫良恭儉讓」的道理就行。他和他任用的人，都必須知道，權力與謙卑就是要成正比。
選擇這樣的總統，我不必擔心六歲的孩子會以凌弱為神氣，以粗暴為威風，以鬥爭為成就。
５
第二他有無限大的包容力。
我不願意再讓六歲的孩子去目睹中正紀念堂的拆或草山行館的毀，也不願意再讓孩子坐在歷史課堂裡聽老師說，教科書又改了，她不知怎麼教。我更不願讓孩子在拆和毀之後，又以同樣的方法被迫去目睹原物的重建、牌匾的歸位，或者看見教科書以同樣的粗暴方式又改寫回來。
我希望台灣六歲的孩子在真正的、不打折扣的自由風氣中成長。我希望我們選出的總統會說，不論是荷蘭城堡、大清砲台、抗清遺址、日本神社、蔣公行館，拆除或立碑，讓社會文明而深刻地辯論吧。不論地圖是站著看還是躺著看，不論歷史要從這頭寫還是那頭寫，讓社會文明而深刻地辯論吧。我希望我們選出的總統會說，不要急著把我們的黨、我們的團的立場用權力和命令交下，不要把我們自以為是的結論強迫灌給我們的孩子，讓我們的孩子首先學會包容歧見，聆聽異議，讓台灣的孩子首先學會文明而深刻的思辨吧。
我希望將來的總統有那個胸襟說，真的沒有藍跟綠了，讓我們為受傷的手塗上舒緩的藥膏，讓我們彌補隙縫，讓我們從此謹守公平的原則，以無限的包容尊重彼此。把「愛台灣」的定義變成「愛台灣的民主自由」。
６
第三他有寬闊的全球視野。
今天台灣的孩子，打開電視幾乎看不見國際新聞，翻開報紙幾乎讀不到國際分析，坐在教室裡，公民老師問他「你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他的學校裡，很少外國同學，他的生活圈裡，沒有人談國際的事情。當他和父母坐下來吃晚餐，電視上國家的執政者，用激情的聲音、激情的手勢，吼著「愛台灣」；反對者，用激情的聲音、激情的手勢，吼著「我也愛台灣」。群眾，則狂喊「台灣優先」。
我希望台灣六歲的孩子，能夠在從容不迫、理性而開闊的氣氛中長大。我希望我們選出的總統會說，台灣太小，自我封鎖是致命的，讓我們打開所有的窗吧。
我希望他會說，讓我們停止對中國大陸妖魔化，把自己「小白兔化」，讓我們把巨人似的大陸和小小的台灣都放到一個全球的地圖上去，用全球的眼光、戰略的思維、未來的角度，去思考全新的可能。新加坡在龐大的穆斯林環圍中，是如何找到生存的技術的？卡達，夾在強大的阿拉伯世界和強大的西方世界之中，是如何周旋平衡的？台灣，要怎樣掙脫捆了六十年之久的「兩岸」思維，開使用全球的眼光去重新界定和大陸的關係以及自己的處境？
我希望選出的總統會要求他的教育部長說：台灣的孩子需要培養全球公民素養。我們要努力教會未來的公民三件事：一，讓他深刻地認識國際歷史和複雜的全球議題；二，鍛鍊他的公民能力，使他懂得如何思考、辯論，懂得如何進行組織、串連，學會和國際社會協商、合作以及訂定遊戲規則的所有技術和手段。三，培養台灣孩子的寬闊胸襟。他所關懷的人權、公平、正義等等價值，不僅祇限於台灣，而可以擴及全球。非洲的戰爭難民、中國大陸的愛滋孤兒、柬埔寨的貧窮失學兒童，都可以是他關懷奉獻的弱者。
我希望將來的總統會說，以台灣的經濟力量和公民社會的「軟力量」，未來的台灣對於全球人類社區是可以有更大的貢獻的。所以，我們要培養胸襟開闊、眼光遠大、有理想有能力的少年，為這樣的貢獻，有所準備。
有這樣的總統，我才可以想像，台灣今天六歲的孩子，將來可能可以長成一個頂天立地的全球公民。
７
第四他有悲憫心。
我不知道今天台灣六歲的孩子怎麼看外籍新娘的孩子。坐在同一個教室裡，他是否會瞧不起身旁的小伙伴，因為人家說，那小伙伴的媽是個越南人、印尼人、大陸人？他的父親和母親是否會以極其輕蔑的口吻或粗暴的凌虐來對待家中那膚色較深的看護或佣人？
如果六歲的孩子看見的成人，都是這樣以強凌弱的，而且以種族、經濟地位和政治立場來做分野，我不知道要怎麼教孩子「人權」這個概念。
我希望將來的總統，是個有悲憫心的人。有悲憫心的他，能夠將心比心體會弱者的痛苦，因為體會弱者的痛苦，他會把保護弱者看作施政的重點，而弱者，可能包括外勞、外籍新娘、遭歧視的同性戀者、經濟受剝削的原住民、身心障礙者……真正有悲憫心的總統，才可能是個人權總統。
整個社會是關切人權的，我們六歲的孩子，也才可能在將來長成一個把人權看作核心價值的公民。
８
台灣人總共才經歷過幾個總統？蔣氏父子，李登輝，陳水扁，算是三代。第一代是強人總統，第二代是從強人艱辛過度到民主的總統，要「破」許多東西，也要「立」許多東西，但「破」與「立」之間，很多的犬牙交錯。第三代，就是陳水扁，政權徹底轉換後第一個民主實驗。他，完全的不及格，然而他個人的不及格並不等於台灣人的不及格。事實上，陳水扁的八年對台灣民主特別有貢獻：他使我們清楚地知道我們不要什麼樣的總統，切膚的教訓，無比分明。以後什麼人當選，大概都不會再重蹈覆轍；台灣人，是更成熟了。
經過這三代，台灣人真的有理由希望：給我們一個政治家，不是政客。
政治家和政客一樣，也要懂得民主的精算和權力的技術，但是我想政治家和政客之間有一個根本的不同：政客祇看見眼前在廣場上搖旗吶喊的成人，政治家的心中，卻一定有一個六歲的孩子，孩子的未來，他真心在乎。
http://news.yam.com/view/mkmnews.php/581259
政治家和政客一樣，也要懂得民主的精算和權力的技術，但是我想政治家和政客之間有一個根本的不同：政客祇看見眼前在廣場上搖旗吶喊的成人，政治家的心中，卻一定有一個六歲的孩子，孩子的未來，他真心在乎。
誰可以給我們六歲的孩子最好的環境長大 誰就是最好的總統
第一他有基本的品格。
選擇這樣的總統，我不必擔心六歲的孩子會以凌弱為神氣，以粗暴為威風，以鬥爭為成就。
第二他有無限大的包容力。
我希望將來的總統有那個胸襟說，真的沒有藍跟綠了，讓我們為受傷的手塗上舒緩的藥膏，讓我們彌補隙縫，以無限的包容尊重彼此。
第三他有寬闊的全球視野。
我希望我們選出的總統會說，台灣太小，自我封鎖是致命的，讓我們打開所有的窗吧。
第四他有悲憫心。
我希望將來的總統，是個有悲憫心的人，能夠將心比心體會弱者的痛苦，因為體會弱者的痛苦，他會把保護弱者看做施政的重點。
１
台灣需要什麼樣的總統？
二○○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國會進行罷免總統的投票，我曾經針對陳水扁總統寫了「今天這一課：品格」，說，一個國家的元首，在我的理解，有四個核心的責任：
第一，不管國家處境多麼艱困，他要有能耐使人民以自己的國家為榮，使國民有一種健康的自豪感。
第二，不管在野勢力如何強悍，他要有能耐凝聚人民的認同感，對國家認同，對社會認同，尤其是對彼此認同。
第三，他要有能耐提得出國家的長遠願景。人民認同這個願景，心甘情願為這個願景共同努力。
第四，他不必是聖人，但他必須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去對外代表全體人民，對內象徵社會的價值共識。小學生在寫「我的志願」時，還可能以他為人生立志的效法對象。
今天是二○○八年三月十八日，距離總統選舉還有三天。兩千三百萬人在思索：台灣，需要什麼樣的總統？
２
初到歐洲時，一個完全沒人在意的街頭小細節被我看在眼裡。
過十字路口時，人們不耐煩地等候紅燈轉綠，總有一半的人，兩邊張望一下，腳步不停，一個箭步就搶著穿過了紅燈街口。但是，如果在等候過街的一群人裡，有一個父親或母親手裡牽著一個幼兒，站在路口，我發現，那一整群急躁的人就忍著，忍著，忍到綠燈真的亮起，才開始快快走動。
那牽著手的父親或母親，可能在滾動的人群裡低頭跟孩子說話，「你看，紅燈不能走，要等綠燈。」
我很驚訝：這是什麼樣的社會默契啊。不需要開口，一群不相干的人都知道，而且接受，而且切身實踐一件事：
你怎麼做，孩子就怎麼學，所以，不要給孩子錯的示範。
同樣的默契，也有別的表達方式。開車經過美國的鄉野，經過一片一片漫無邊際的玉米田，突然出現一個小村。進村的第一個牌子，寫的不是什麼偉大的標語，而是，這麼一句話：
我們村子有五十三個孩子。所以請慢慢地開。
這是村民和過客的默契：為了孩子的幸福，請以身作則。
二○○六年百萬台灣人穿上紅衫到凱達格蘭大道去抗議時，我曾經在午夜時穿越廣場。疲憊的人們彼此交談，認識的與不認識的。穿越整個廣場，最常聽見的一句話，起起落落在廣場的夜空裡，就是：
你教我們怎麼教孩子？
○八年三月十六日，身為教育部官員的莊國榮面對群眾，用正常的父母禁止孩子說出口的穢語侮辱對手過世的父親。他當晚就被迫辭職，並且道歉。我可以想像，當時在現場的父母們，錯愕之餘，心裡想的，多半也是這麼一句話：
你教我們怎麼教孩子？
有一種東西，是不管歐洲美洲，都緊緊抓著不放的；有一種東西，是不管藍營綠營，都真正在乎的，那個東西，叫做核心價值。
核心價值，可以因階級、因族群、因利益之所導、因意識型態之所在而有所分歧，但是，給孩子一個最好的未來，卻是最大的公約數，它絕對超越政治，無關立場。
３
所以，台灣需要什麼樣的總統？一個清晰的衡量標準應該是，誰可以給我們六歲的孩子最好的環境長大，誰就是最好的總統。
六歲的孩子正要脫離父母的懷抱，進入小學，開始他社會化的過程。國家，透過政府的運作，正要開始塑造他的人格、培養他的眼光、訓練他的智能、決定他的未來。我們把孩子交給學校，也同時把他交給了這個國家裡頭所有的機構」」教育部決定了他將如何學習、學習什麼，文化部將影響他的品味，國防部決定了他離戰爭或和平有多近，經濟政策會影響到他十八歲時有多大能力去面對競爭，環境政策會影響他的健康，媒體政策會影響他的判斷力和見解，外交政策會影響到他做為一個國民的自尊或自卑。
這些國家機構所制訂的規矩、政策、法律，都可能形塑社會的風氣。為政者不廉，社會就貪；為政者不公，社會就爭；為政者亂法犯禁，社會就上下交征利；為政者挾私好鬥，社會就黨同伐異。
總統是什麼？他就是我們將這所有機構託付的人，我們同時將自己六歲孩子的未來也託給了他。
當我們為六歲的台灣孩子著想時，我們的思索就不再侷限於四年或八年這一個小方格裡了。我們會深思：這四年或八年會直接造成怎樣的十二年和十六年？十六年後，六歲的孩子才剛剛大學畢業」」他會變成一個什麼素質的人？他會有什麼樣的教育準備去面對全世界？
以這樣稍長的線來思索，我們可能就會發現眼前吵翻天的許多問題，譬如市場是中還是台，譬如開放幾個港口來三通、每年賺幾個觀光客，都顯得「短」，而比賽誰更愛台灣，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４
我認為六歲的孩子的未來，是最根本的政治標竿，因為他的未來，就是這個社會的未來。
如果我是那個牽著孩子的手要過紅綠燈的人，面對十字路口，我會選這樣的人做總統：
第一他有基本的品格。
不，他不必是聖人，他祇要在孩子面前不闖紅燈就好。他祇要做到所有的小學老師都會教孩子的基本道德就很足夠：
小學老師說，你不可以偷竊。所以總統必須廉潔自持，一介不取。
小學老師說，你不可以對人粗魯。所以總統不能口出惡言，他所挑選任用的人，也不能口出惡言。
小學老師說，「溫良恭儉讓」是傳統美德，就是為人溫潤，心地善良，對人謙恭，勤儉度日，禮讓弱者。所以總統懂得「溫良恭儉讓」的道理就行。他和他任用的人，都必須知道，權力與謙卑就是要成正比。
選擇這樣的總統，我不必擔心六歲的孩子會以凌弱為神氣，以粗暴為威風，以鬥爭為成就。
５
第二他有無限大的包容力。
我不願意再讓六歲的孩子去目睹中正紀念堂的拆或草山行館的毀，也不願意再讓孩子坐在歷史課堂裡聽老師說，教科書又改了，她不知怎麼教。我更不願讓孩子在拆和毀之後，又以同樣的方法被迫去目睹原物的重建、牌匾的歸位，或者看見教科書以同樣的粗暴方式又改寫回來。
我希望台灣六歲的孩子在真正的、不打折扣的自由風氣中成長。我希望我們選出的總統會說，不論是荷蘭城堡、大清砲台、抗清遺址、日本神社、蔣公行館，拆除或立碑，讓社會文明而深刻地辯論吧。不論地圖是站著看還是躺著看，不論歷史要從這頭寫還是那頭寫，讓社會文明而深刻地辯論吧。我希望我們選出的總統會說，不要急著把我們的黨、我們的團的立場用權力和命令交下，不要把我們自以為是的結論強迫灌給我們的孩子，讓我們的孩子首先學會包容歧見，聆聽異議，讓台灣的孩子首先學會文明而深刻的思辨吧。
我希望將來的總統有那個胸襟說，真的沒有藍跟綠了，讓我們為受傷的手塗上舒緩的藥膏，讓我們彌補隙縫，讓我們從此謹守公平的原則，以無限的包容尊重彼此。把「愛台灣」的定義變成「愛台灣的民主自由」。
６
第三他有寬闊的全球視野。
今天台灣的孩子，打開電視幾乎看不見國際新聞，翻開報紙幾乎讀不到國際分析，坐在教室裡，公民老師問他「你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他的學校裡，很少外國同學，他的生活圈裡，沒有人談國際的事情。當他和父母坐下來吃晚餐，電視上國家的執政者，用激情的聲音、激情的手勢，吼著「愛台灣」；反對者，用激情的聲音、激情的手勢，吼著「我也愛台灣」。群眾，則狂喊「台灣優先」。
我希望台灣六歲的孩子，能夠在從容不迫、理性而開闊的氣氛中長大。我希望我們選出的總統會說，台灣太小，自我封鎖是致命的，讓我們打開所有的窗吧。
我希望他會說，讓我們停止對中國大陸妖魔化，把自己「小白兔化」，讓我們把巨人似的大陸和小小的台灣都放到一個全球的地圖上去，用全球的眼光、戰略的思維、未來的角度，去思考全新的可能。新加坡在龐大的穆斯林環圍中，是如何找到生存的技術的？卡達，夾在強大的阿拉伯世界和強大的西方世界之中，是如何周旋平衡的？台灣，要怎樣掙脫捆了六十年之久的「兩岸」思維，開使用全球的眼光去重新界定和大陸的關係以及自己的處境？
我希望選出的總統會要求他的教育部長說：台灣的孩子需要培養全球公民素養。我們要努力教會未來的公民三件事：一，讓他深刻地認識國際歷史和複雜的全球議題；二，鍛鍊他的公民能力，使他懂得如何思考、辯論，懂得如何進行組織、串連，學會和國際社會協商、合作以及訂定遊戲規則的所有技術和手段。三，培養台灣孩子的寬闊胸襟。他所關懷的人權、公平、正義等等價值，不僅祇限於台灣，而可以擴及全球。非洲的戰爭難民、中國大陸的愛滋孤兒、柬埔寨的貧窮失學兒童，都可以是他關懷奉獻的弱者。
我希望將來的總統會說，以台灣的經濟力量和公民社會的「軟力量」，未來的台灣對於全球人類社區是可以有更大的貢獻的。所以，我們要培養胸襟開闊、眼光遠大、有理想有能力的少年，為這樣的貢獻，有所準備。
有這樣的總統，我才可以想像，台灣今天六歲的孩子，將來可能可以長成一個頂天立地的全球公民。
７
第四他有悲憫心。
我不知道今天台灣六歲的孩子怎麼看外籍新娘的孩子。坐在同一個教室裡，他是否會瞧不起身旁的小伙伴，因為人家說，那小伙伴的媽是個越南人、印尼人、大陸人？他的父親和母親是否會以極其輕蔑的口吻或粗暴的凌虐來對待家中那膚色較深的看護或佣人？
如果六歲的孩子看見的成人，都是這樣以強凌弱的，而且以種族、經濟地位和政治立場來做分野，我不知道要怎麼教孩子「人權」這個概念。
我希望將來的總統，是個有悲憫心的人。有悲憫心的他，能夠將心比心體會弱者的痛苦，因為體會弱者的痛苦，他會把保護弱者看作施政的重點，而弱者，可能包括外勞、外籍新娘、遭歧視的同性戀者、經濟受剝削的原住民、身心障礙者……真正有悲憫心的總統，才可能是個人權總統。
整個社會是關切人權的，我們六歲的孩子，也才可能在將來長成一個把人權看作核心價值的公民。
８
台灣人總共才經歷過幾個總統？蔣氏父子，李登輝，陳水扁，算是三代。第一代是強人總統，第二代是從強人艱辛過度到民主的總統，要「破」許多東西，也要「立」許多東西，但「破」與「立」之間，很多的犬牙交錯。第三代，就是陳水扁，政權徹底轉換後第一個民主實驗。他，完全的不及格，然而他個人的不及格並不等於台灣人的不及格。事實上，陳水扁的八年對台灣民主特別有貢獻：他使我們清楚地知道我們不要什麼樣的總統，切膚的教訓，無比分明。以後什麼人當選，大概都不會再重蹈覆轍；台灣人，是更成熟了。
經過這三代，台灣人真的有理由希望：給我們一個政治家，不是政客。
政治家和政客一樣，也要懂得民主的精算和權力的技術，但是我想政治家和政客之間有一個根本的不同：政客祇看見眼前在廣場上搖旗吶喊的成人，政治家的心中，卻一定有一個六歲的孩子，孩子的未來，他真心在乎。
http://news.yam.com/view/mkmnews.php/581259
Tuesday, March 18, 2008
深耕基层“博感情” 马英九追求“0.1%打法”
（2008-03-19）
争取台湾南部选民认同，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马英九其实布局已久，其长线操作反映的是突破绿营地方防线的强烈企图心。
自去年2月正式宣布参选总统以后，马英九就积极展开深耕基层的活动，他先在去年5月花了10天的时间，打着“青春铁马行”的旗号，骑着脚踏车跨越台湾南北675公里，途经台湾17个县市，64个乡镇。
尽管当时备受媒体批为“作秀”，但铁马行所刮起的地方效应，也为日后连结基层奠定深厚基础。
去年7月，马英九竞选团队进一步大规模展开中南部的“long stay”下乡长住计划，把台湾分成六大区块，以行政区域划为中彰投(台中、彰化和南投)，云嘉南（云林、嘉义和南投）、高高屏（高雄县市和屏东）、桃竹苗（桃园、新竹和苗栗）、宜花东（宜兰、花莲和台东）、北北基（台北县市和基隆），让“不想整天在办公室想政策”的马英九在每个区块长住10天到20天，每县市停留3天到5天。
尤其是南部行程更安排马英九融入民众生活“搏感情”，改变过去被视为权贵和北部精英的形象。从黎明破晓到夕阳西下，无论是下田插秧，拉牛耕田，挑洗鸭蛋、出海捕鱼，马英九与民众一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问到马英九下乡的成果，国民党台南市议员王家贞告诉本报：“当然有加分啊，马英九这样每天跟乡民生活，亲身体会人民的生活，了解他们的困难。”
第一阶段长达四个月的下乡去年11月结束，据马英九竞选团队统计，他在过程中接触超过16万民众，住了67户民宅69夜，接触行业共200多种，举办了座谈会156场，举行116个小型政策发表会。
马英九也亲身接触了包括稻农、菜农、梨农、柚农、荔枝农、茶农、筍农、槟榔农、鸭蛋农、猪农及酪农等11种农民，借住民宅主人的行业就将近50种。
绿营嘲讽“拢是假”
马英九告诉台湾媒体，他发现人民最关心的问题，第一是经济，第二是教育，第三是治安。
由于long stay抢夺南部选票意味浓厚，而受到特别费案件缠身的马英九又三番兩次回台北出庭，因此遭遇对手绿营冷嘲热讽“拢是假”（台语：都是假的，long stay谐音）。
不过据报道，国民党内部民调显示，马英九开创的“直销式”选战打法已有所斩获。第一波下乡之后，中彰投从领先10个百分点拉大到20个百分点，支持率直逼蓝营票仓桃竹苗，高高屏已从小输变为固定领先，云嘉南打成平盘，甚至曾领先3到5个百分点。
2005年举行县市长选举时，时任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领军，赢得过半县市执政权，但2006年直辖市市长选举，国民党在高雄市长一役意外落败，马英九又身陷特别费风暴案，外界一度认为马英九光环褪色。“马英九跨不过浊水溪以南”的说法，已是台湾政坛和媒体既定的印象。
然而，国民党两个多月前立委选举中横扫千军，包括多个被列为“救弱补强”的选区都逆转获胜，马英九第二波跟随立委下乡长住的光环就被认定发挥一定程度的影响。
立委选后，马英九随即展开第三波下乡行动，以“疼惜台湾”为行程主题，加强关心弱势团体。幕僚形容马英九选举风格是“0.1%的打法”，每次追求一点点支持者，鸭子划水向前迈进。
再过几天，选举结果将证明，他过去一年多的努力，能否得到相应的具体肯定和回报。
http://zaobao.com/zg/zg080319_510_1.shtml
争取台湾南部选民认同，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马英九其实布局已久，其长线操作反映的是突破绿营地方防线的强烈企图心。
自去年2月正式宣布参选总统以后，马英九就积极展开深耕基层的活动，他先在去年5月花了10天的时间，打着“青春铁马行”的旗号，骑着脚踏车跨越台湾南北675公里，途经台湾17个县市，64个乡镇。
尽管当时备受媒体批为“作秀”，但铁马行所刮起的地方效应，也为日后连结基层奠定深厚基础。
去年7月，马英九竞选团队进一步大规模展开中南部的“long stay”下乡长住计划，把台湾分成六大区块，以行政区域划为中彰投(台中、彰化和南投)，云嘉南（云林、嘉义和南投）、高高屏（高雄县市和屏东）、桃竹苗（桃园、新竹和苗栗）、宜花东（宜兰、花莲和台东）、北北基（台北县市和基隆），让“不想整天在办公室想政策”的马英九在每个区块长住10天到20天，每县市停留3天到5天。
尤其是南部行程更安排马英九融入民众生活“搏感情”，改变过去被视为权贵和北部精英的形象。从黎明破晓到夕阳西下，无论是下田插秧，拉牛耕田，挑洗鸭蛋、出海捕鱼，马英九与民众一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问到马英九下乡的成果，国民党台南市议员王家贞告诉本报：“当然有加分啊，马英九这样每天跟乡民生活，亲身体会人民的生活，了解他们的困难。”
第一阶段长达四个月的下乡去年11月结束，据马英九竞选团队统计，他在过程中接触超过16万民众，住了67户民宅69夜，接触行业共200多种，举办了座谈会156场，举行116个小型政策发表会。
马英九也亲身接触了包括稻农、菜农、梨农、柚农、荔枝农、茶农、筍农、槟榔农、鸭蛋农、猪农及酪农等11种农民，借住民宅主人的行业就将近50种。
绿营嘲讽“拢是假”
马英九告诉台湾媒体，他发现人民最关心的问题，第一是经济，第二是教育，第三是治安。
由于long stay抢夺南部选票意味浓厚，而受到特别费案件缠身的马英九又三番兩次回台北出庭，因此遭遇对手绿营冷嘲热讽“拢是假”（台语：都是假的，long stay谐音）。
不过据报道，国民党内部民调显示，马英九开创的“直销式”选战打法已有所斩获。第一波下乡之后，中彰投从领先10个百分点拉大到20个百分点，支持率直逼蓝营票仓桃竹苗，高高屏已从小输变为固定领先，云嘉南打成平盘，甚至曾领先3到5个百分点。
2005年举行县市长选举时，时任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领军，赢得过半县市执政权，但2006年直辖市市长选举，国民党在高雄市长一役意外落败，马英九又身陷特别费风暴案，外界一度认为马英九光环褪色。“马英九跨不过浊水溪以南”的说法，已是台湾政坛和媒体既定的印象。
然而，国民党两个多月前立委选举中横扫千军，包括多个被列为“救弱补强”的选区都逆转获胜，马英九第二波跟随立委下乡长住的光环就被认定发挥一定程度的影响。
立委选后，马英九随即展开第三波下乡行动，以“疼惜台湾”为行程主题，加强关心弱势团体。幕僚形容马英九选举风格是“0.1%的打法”，每次追求一点点支持者，鸭子划水向前迈进。
再过几天，选举结果将证明，他过去一年多的努力，能否得到相应的具体肯定和回报。
http://zaobao.com/zg/zg080319_510_1.shtml
Saturday, March 15, 2008
馬英九競選總統廣告
咱的台灣咱的家~歡聚歌
馬英九競選廣告～台灣向前行（一鏡到底版,國語）
http://tw.youtube.com/watch?v=VXaug0wUd6Y
馬英九競選總統廣告 改變才有希望 婦女政策篇
英九競選總統廣告 改變才有希望 婦女政策篇
新增時間： 西元2008年03月11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YO3FUF2LKAI
馬英九競選總統廣告 台灣精神篇
西元2008年03月11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tGiS5nZo950
馬英九競選總統廣告 改變才有希望 青年政策篇
2008年03月11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FyeUkp3MFr0
馬英九競選總統廣告 壓力篇
西元2008年03月11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bpXKaO_oEF4
馬英九競選總統廣告 改變才有希望 農業政策篇
2008年03月11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bsh2s2JPPEM
馬英九競選總統廣告 改變才有希望 外交政策篇
2008年03月11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OaiWNtP7TY
馬英九競選總統廣告 改變才有希望 633經濟政策篇
西元2008年03月11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IGl1eEHnf5I
馬蕭競選廣告：壯大台灣佈局全球篇
新增時間： 西元2008年01月01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RQf_ImmYJt0
市政篇
下水道篇2008年02月27日
馬英九競選總統廣告 市民眼中的馬英九 part.1
西元2008年02月27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OsDtZ5WVqK4
馬英九競選總統廣告 市民眼中的馬英九 part.2
http://tw.youtube.com/watch?v=j1G6bMEW9z0
馬英九競選總統廣告 市民眼中的馬英九 part.3
http://tw.youtube.com/watch?v=gpgNFyZgFYg
馬英九競選總統廣告 箭靶篇
http://tw.youtube.com/watch?v=ViQkTWMCtb8
馬蕭競選廣告：民進黨執政七年台灣經濟流失篇
西元2008年01月01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ZxXs7p1YRP0
許我們孩子一個未來─馬英九加油！(proud of you)
http://tw.youtube.com/watch?v=enjyQ3l9EQU
因為心有所愛，不忍臺灣傾敗！我們不幸在2000-2008年選了一個失格、失德、失 言、失行的總統，這是整個臺灣的道德危機，我們不是崇拜馬英九，而是我們相信他能夠挽 救臺灣逐漸失去的美好價值。
馬英九 我的未來不是夢 (張雨生) 2002台北市長競選廣告 版本1
http://tw.youtube.com/watch?v=_x0E2lNmCKw
馬英九 蕭萬長 天燈廣告CF 2008年02月20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CuEeBDWKnLY
永久的愛~台灣~馬英九
馬英九是正港台灣人!!愛台灣! 會建設台灣!!
新增時間： 西元2007年11月03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AA6TvwDVesI
馬英九競選廣告～台灣向前行（一鏡到底版,國語）
http://tw.youtube.com/watch?v=VXaug0wUd6Y
馬英九競選總統廣告 改變才有希望 婦女政策篇
英九競選總統廣告 改變才有希望 婦女政策篇
新增時間： 西元2008年03月11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YO3FUF2LKAI
馬英九競選總統廣告 台灣精神篇
西元2008年03月11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tGiS5nZo950
馬英九競選總統廣告 改變才有希望 青年政策篇
2008年03月11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FyeUkp3MFr0
馬英九競選總統廣告 壓力篇
西元2008年03月11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bpXKaO_oEF4
馬英九競選總統廣告 改變才有希望 農業政策篇
2008年03月11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bsh2s2JPPEM
馬英九競選總統廣告 改變才有希望 外交政策篇
2008年03月11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OaiWNtP7TY
馬英九競選總統廣告 改變才有希望 633經濟政策篇
西元2008年03月11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IGl1eEHnf5I
馬蕭競選廣告：壯大台灣佈局全球篇
新增時間： 西元2008年01月01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RQf_ImmYJt0
市政篇
下水道篇2008年02月27日
馬英九競選總統廣告 市民眼中的馬英九 part.1
西元2008年02月27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OsDtZ5WVqK4
馬英九競選總統廣告 市民眼中的馬英九 part.2
http://tw.youtube.com/watch?v=j1G6bMEW9z0
馬英九競選總統廣告 市民眼中的馬英九 part.3
http://tw.youtube.com/watch?v=gpgNFyZgFYg
馬英九競選總統廣告 箭靶篇
http://tw.youtube.com/watch?v=ViQkTWMCtb8
馬蕭競選廣告：民進黨執政七年台灣經濟流失篇
西元2008年01月01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ZxXs7p1YRP0
許我們孩子一個未來─馬英九加油！(proud of you)
http://tw.youtube.com/watch?v=enjyQ3l9EQU
因為心有所愛，不忍臺灣傾敗！我們不幸在2000-2008年選了一個失格、失德、失 言、失行的總統，這是整個臺灣的道德危機，我們不是崇拜馬英九，而是我們相信他能夠挽 救臺灣逐漸失去的美好價值。
馬英九 我的未來不是夢 (張雨生) 2002台北市長競選廣告 版本1
http://tw.youtube.com/watch?v=_x0E2lNmCKw
馬英九 蕭萬長 天燈廣告CF 2008年02月20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CuEeBDWKnLY
永久的愛~台灣~馬英九
馬英九是正港台灣人!!愛台灣! 會建設台灣!!
新增時間： 西元2007年11月03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AA6TvwDVesI
讓我們好好的投
一支年輕學生自己拍的廣告，我認為是這次總統大選最棒的廣告，值得深思也推薦給您，片 長只有96秒，期望這96秒的影片能改變歷史 (較少)
新增時間： 西元2008年03月14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r12iGnmHa74
新增時間： 西元2008年03月14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r12iGnmHa74
Thursday, March 13, 2008
【刘瑜】缺乏辩论的大会是寂寞的
【刘瑜】剑桥大学讲师
我上中学时政治课本里，有一句话批判西式民主：“西方议会吵吵嚷嚷、相互攻讦……”
我一直没有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直到有一天，在电视里看到英国议会开会的画面。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议会开会比英国更“恐怖”了：议员按党派面对面入座，状如两军对垒；双方代表像“大学生辩论赛”一样交替起立发言，针尖对麦芒；最有英国特色的，就是议员竟然像看球赛一样，可以随时叫好或者起哄，所以哪怕是首相，要完整地说完一段话，也可能要途经八次叫好和十次喝倒彩。
看到这样的情形，我立刻明白了为什么很多领袖不喜欢“吵吵嚷嚷、互相攻讦”——这对政治家的口才、思维速度、知识量、政策熟悉程度，尤其是心理素质，考验实在太大了。也难怪有些国家议会的辩论会出现斗殴、脱鞋子、扯头发的情形，急了，口才不够，就手脚并用了。
但是英国这种“不成体统”的议会风格，吵了几百年，好像也没有把这个国家给吵垮，相反你吵我闹之间，往往把事情的各个方面都说清楚了，各方利益都平衡了。当然，英国是英国，中国不一定要模仿它。但是，辩论是否要如此极端是一回事，大会有没有辩论则是另一码事。
和谐的、团结的会议气氛固然是件好事，但是假如这种融洽的基础是对社会矛盾的掩饰或者无视，那就成了“伪融洽”了。据统计，近年来我国每年的群体性抗议事件都在6万起左右，也就是说，每天都有至少160多起集体抗议行动。普通民众每一天都在为自己的土地权益、环境权益、国资流失、教育医保等进行艰苦卓绝的抗争，但我们的大会相形而言轻松融洽。请问，代表们的“代表性”何在？莫非民众来自火星，而代表们来自金星？
当然，也有不少代表也呈交议案，但是只见代表“发球”，却不见决策部门如何“接球”，这样的议案有多少意义？民主会议的真谛是不同利益集团间的有效对话，而不是几千人的自言自语。更何况，缺乏对议案的公开辩论，就算议案被通过，这样的民主同样可疑：凭什么它们要被通过？如果代表A支持的恰恰是代表B反对的呢？如果一个代表支持的恰恰是很多民众反对的呢？……
辩论的意义恰在于此。谁也不能保证代表是天使，所以重要的不是他们提出了什么，而是决策部门接受了什么。而政治辩论，就是在这个“提出”和“接受”之间进行过滤。
这两年为了增进民主气氛，国内大会增加了不少民意表达机制，比如网民提建议等。这种举措初衷当然是好的，但是实际效果似乎更像是情绪发泄，而不是制度监督。网民可以在网上叽叽喳喳，代表们却不一定洗耳恭听，你说你的，我爱听不听，这是哪门子民主？把几千人的自言自语扩大到两万人、二十万人，它也还是自言自语。
西式议会的“吵吵嚷嚷、互相攻讦”情形也许不那么优雅，但任何一个多元化社会的基本特点就是利益冲突和理念竞争，如果政治的冲撞恰恰是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它也没有那么可怕。相比把矛盾藏到桌子底下来维持一个桌面上的团结融洽，倒不如把矛盾摆到桌面上来公开讨论。说到底，“混乱”之间失的是“礼”，而沉默之间错过的却是“理”。我以为，在政治当中，道理比礼节更事关重大。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刘瑜)
http://news.163.com/08/0314/08/47011QUF00012I5M.html
我上中学时政治课本里，有一句话批判西式民主：“西方议会吵吵嚷嚷、相互攻讦……”
我一直没有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直到有一天，在电视里看到英国议会开会的画面。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议会开会比英国更“恐怖”了：议员按党派面对面入座，状如两军对垒；双方代表像“大学生辩论赛”一样交替起立发言，针尖对麦芒；最有英国特色的，就是议员竟然像看球赛一样，可以随时叫好或者起哄，所以哪怕是首相，要完整地说完一段话，也可能要途经八次叫好和十次喝倒彩。
看到这样的情形，我立刻明白了为什么很多领袖不喜欢“吵吵嚷嚷、互相攻讦”——这对政治家的口才、思维速度、知识量、政策熟悉程度，尤其是心理素质，考验实在太大了。也难怪有些国家议会的辩论会出现斗殴、脱鞋子、扯头发的情形，急了，口才不够，就手脚并用了。
但是英国这种“不成体统”的议会风格，吵了几百年，好像也没有把这个国家给吵垮，相反你吵我闹之间，往往把事情的各个方面都说清楚了，各方利益都平衡了。当然，英国是英国，中国不一定要模仿它。但是，辩论是否要如此极端是一回事，大会有没有辩论则是另一码事。
和谐的、团结的会议气氛固然是件好事，但是假如这种融洽的基础是对社会矛盾的掩饰或者无视，那就成了“伪融洽”了。据统计，近年来我国每年的群体性抗议事件都在6万起左右，也就是说，每天都有至少160多起集体抗议行动。普通民众每一天都在为自己的土地权益、环境权益、国资流失、教育医保等进行艰苦卓绝的抗争，但我们的大会相形而言轻松融洽。请问，代表们的“代表性”何在？莫非民众来自火星，而代表们来自金星？
当然，也有不少代表也呈交议案，但是只见代表“发球”，却不见决策部门如何“接球”，这样的议案有多少意义？民主会议的真谛是不同利益集团间的有效对话，而不是几千人的自言自语。更何况，缺乏对议案的公开辩论，就算议案被通过，这样的民主同样可疑：凭什么它们要被通过？如果代表A支持的恰恰是代表B反对的呢？如果一个代表支持的恰恰是很多民众反对的呢？……
辩论的意义恰在于此。谁也不能保证代表是天使，所以重要的不是他们提出了什么，而是决策部门接受了什么。而政治辩论，就是在这个“提出”和“接受”之间进行过滤。
这两年为了增进民主气氛，国内大会增加了不少民意表达机制，比如网民提建议等。这种举措初衷当然是好的，但是实际效果似乎更像是情绪发泄，而不是制度监督。网民可以在网上叽叽喳喳，代表们却不一定洗耳恭听，你说你的，我爱听不听，这是哪门子民主？把几千人的自言自语扩大到两万人、二十万人，它也还是自言自语。
西式议会的“吵吵嚷嚷、互相攻讦”情形也许不那么优雅，但任何一个多元化社会的基本特点就是利益冲突和理念竞争，如果政治的冲撞恰恰是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它也没有那么可怕。相比把矛盾藏到桌子底下来维持一个桌面上的团结融洽，倒不如把矛盾摆到桌面上来公开讨论。说到底，“混乱”之间失的是“礼”，而沉默之间错过的却是“理”。我以为，在政治当中，道理比礼节更事关重大。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刘瑜)
http://news.163.com/08/0314/08/47011QUF00012I5M.html
Sunday, March 9, 2008
Socialists Win Spanish Election, Retaining Power
March 9, 2008
By ELAINE SCIOLINO
MADRID — Spain’s ruling Socialists triumphed in a national election on Sunday, giving Prime Minister 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 a fresh mandate to pursue his agenda of sweep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The outcome was a validation of Mr. Zapatero’s boldest decisions, including the withdrawal of Spain’s troops from Iraq, the granting of more autonomy to Spain’s regions, and changes that include fast-track divorce and the legalization of same-sex marriage.
“I will govern by continuing with the things that we’ve done well and correcting mistakes,” Mr. Zapatero said in accepting victory outside his party headquarters. He added, “I will govern for all, but thinking above all of those people who do not have everything.”
In particular, Mr. Zapatero said he would work to fulfill the aspirations of women and young people and provide more support for the country’s elderly.
With 96 percent of the vote counted, Mr. Zapatero’s party won 43.7 percent of the vote, and the conservative Popular Party 40.1 percent, according to the Interior Ministry.
Turnout was high — an estimated 75.4 percent of the country’s 35 million eligible voters — only a shade below the 75.7 percent turnout in 2004.
The election was a rematch of the bitter contest four years ago between Mr. Zapatero and Mariano Rajoy, the head of the Popular Party.
Throughout the last four years, Mr. Rajoy and his party called into doubt Mr. Zapatero’s legitimacy and relentlessly tried to block his ambitious progressive agenda.
So it was not surprising that in his speech conceding defeat on Sunday night, Mr. Rajoy stood firm on principle, but said nothing about the need for national unity. “Everyone knows we are predictable,” he said. “Everyone knows what we stand for. Everyone knows what I believe in.”
Mr. Zapatero appealed for a high turnout as he voted Sunday morning at a polling station near Moncloa Palace, the official residence.
“Spain is stronger if democracy is stronger; democracy is stronger if all citizens turn out to vote, to exercise our right to choose the future of our country,” he said.
Spain is perhaps more polarized politically now than it has been in decades, and when Mr. Zapatero emerged, he was met with both hearty applause and angry shouts of “Out! Out! Out!”
The voting was overshadowed by the slaying of a Socialist politician in the Basque region on Friday, a killing that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opposition blamed on the outlawed Basque separatist group ETA. But it is too soon to say what impact the slaying may have had on the vote.
After casting his ballot, Mr. Rajoy expressed hope that the will of the people would prevail — without disruption. “All I wish is that the only news today is that we have held elections, and that those who the people of Spain want to win will win,” he said.
But the atmosphere was significantly calmer than election day four years ago.
It was then that Mr. Zapatero unexpectedly swept into power after many Spaniards who had considered staying home turned out instead to deliver a message of anger against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of the Popular Party.
Three days before that election, Madrid was struck by terrorist bombings that left 191 people dead. Voters blamed the government for its participation in the American-led occupation in Iraq and its deception in dismissing evidence that radical Islamists, not ETA militants, were responsible.
In the months before this election, Mr. Zapatero held a small but steady lead in all opinion polling.
In casting their ballots, many voters expressed both frustration with the political infighting that has dominated the campaign and worry about the sudden downturn in the Spanish economy.
In the affluent Madrid neighborhood of Salamanca, Gloria Perez, a 58-year-old librarian, said the poor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Mr. Zapatero’s government prompted her to shift her vote this time from the Socialists to the United Left, which is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Zapatero has not done enough to bring down the price of rents, control mortgage costs, help young people and get us workers better salaries,” Ms. Perez said. She added that she was unimpressed by tax incentives offered by both of the main parties, including the Socialists’ promise to give every taxpayer a tax rebate of 400 euros (about $600).
“What good is 400 euros going to do me?” she said. “That’s bread today, hunger tomorrow. We need reforms that will help us in the long term: better work contracts, better salaries, less inflation.”
Gloria Logares, a 65-year-old homemaker, cast her vote for the Popular Party as she has in the past, branding the Socialist government soft on terrorism for holding talks with ETA. “Four years ago, we were voting with death hanging over us, and here we are with death hanging over us again,” she said. “People are voting in a climate of terror. This is the price we pay for negotiating with terrorists.”
Mr. Zapatero both won and lost voters over his ambitious social and political agenda that has ushered in such changes as the legalization of gay marriage, fast-track divorce, recognition for the victims of the fascist Franco dictatorship and more autonomy for some of Spain’s 17 regions.
“Zapatero has given us more rights than any leader to the people of Spain: the old, the young, gays, men, women,” said Santiago Cruz, 69, a retired plumber who lives in the working-class Madrid suburb of Vallecas, which has a large immigrant population. “I grew up under Franco with no rights. I grew up having to sing Franco’s anthem so that his fascist supporters would throw me scraps of cabbage.”
Other voters claimed that Mr. Zapatero’s social changes were destroying Spain’s value system.
“Zapatero is breaking with the traditional Christian values that we have espoused our whole lives,” said Miguel María Santos de Quevedo, a 76-year old retired notary in Tomares, a town in Andalucía, who voted for the Popular Party. “He wants to impose his relativist values on everyone, to claim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good and bad.”
The election of the prime minister involves a complicated process in which voters do not vote for one candidate but for one party list of candidates for deputies in Parliament.
Voters had the choice of more than two dozen party lists, including mainstream parties like the Popular and Socialist parties and tiny ones lik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eoples of Spain and the rightist Falange, which opposes immigration and supports the memory of the late dictator Gen. Francisco Franco.
A small new party headed by a Socialist former lawmaker who broke with Mr. Zapatero because of his negotiations with ETA also ran in the election.
Victoria Burnett contributed reporting.
http://www.nytimes.com/2008/03/09/world/europe/09cnd-spain.html?_r=1&oref=slogin&ref=world&pagewanted=print
By ELAINE SCIOLINO
MADRID — Spain’s ruling Socialists triumphed in a national election on Sunday, giving Prime Minister 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 a fresh mandate to pursue his agenda of sweep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The outcome was a validation of Mr. Zapatero’s boldest decisions, including the withdrawal of Spain’s troops from Iraq, the granting of more autonomy to Spain’s regions, and changes that include fast-track divorce and the legalization of same-sex marriage.
“I will govern by continuing with the things that we’ve done well and correcting mistakes,” Mr. Zapatero said in accepting victory outside his party headquarters. He added, “I will govern for all, but thinking above all of those people who do not have everything.”
In particular, Mr. Zapatero said he would work to fulfill the aspirations of women and young people and provide more support for the country’s elderly.
With 96 percent of the vote counted, Mr. Zapatero’s party won 43.7 percent of the vote, and the conservative Popular Party 40.1 percent, according to the Interior Ministry.
Turnout was high — an estimated 75.4 percent of the country’s 35 million eligible voters — only a shade below the 75.7 percent turnout in 2004.
The election was a rematch of the bitter contest four years ago between Mr. Zapatero and Mariano Rajoy, the head of the Popular Party.
Throughout the last four years, Mr. Rajoy and his party called into doubt Mr. Zapatero’s legitimacy and relentlessly tried to block his ambitious progressive agenda.
So it was not surprising that in his speech conceding defeat on Sunday night, Mr. Rajoy stood firm on principle, but said nothing about the need for national unity. “Everyone knows we are predictable,” he said. “Everyone knows what we stand for. Everyone knows what I believe in.”
Mr. Zapatero appealed for a high turnout as he voted Sunday morning at a polling station near Moncloa Palace, the official residence.
“Spain is stronger if democracy is stronger; democracy is stronger if all citizens turn out to vote, to exercise our right to choose the future of our country,” he said.
Spain is perhaps more polarized politically now than it has been in decades, and when Mr. Zapatero emerged, he was met with both hearty applause and angry shouts of “Out! Out! Out!”
The voting was overshadowed by the slaying of a Socialist politician in the Basque region on Friday, a killing that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opposition blamed on the outlawed Basque separatist group ETA. But it is too soon to say what impact the slaying may have had on the vote.
After casting his ballot, Mr. Rajoy expressed hope that the will of the people would prevail — without disruption. “All I wish is that the only news today is that we have held elections, and that those who the people of Spain want to win will win,” he said.
But the atmosphere was significantly calmer than election day four years ago.
It was then that Mr. Zapatero unexpectedly swept into power after many Spaniards who had considered staying home turned out instead to deliver a message of anger against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of the Popular Party.
Three days before that election, Madrid was struck by terrorist bombings that left 191 people dead. Voters blamed the government for its participation in the American-led occupation in Iraq and its deception in dismissing evidence that radical Islamists, not ETA militants, were responsible.
In the months before this election, Mr. Zapatero held a small but steady lead in all opinion polling.
In casting their ballots, many voters expressed both frustration with the political infighting that has dominated the campaign and worry about the sudden downturn in the Spanish economy.
In the affluent Madrid neighborhood of Salamanca, Gloria Perez, a 58-year-old librarian, said the poor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Mr. Zapatero’s government prompted her to shift her vote this time from the Socialists to the United Left, which is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Zapatero has not done enough to bring down the price of rents, control mortgage costs, help young people and get us workers better salaries,” Ms. Perez said. She added that she was unimpressed by tax incentives offered by both of the main parties, including the Socialists’ promise to give every taxpayer a tax rebate of 400 euros (about $600).
“What good is 400 euros going to do me?” she said. “That’s bread today, hunger tomorrow. We need reforms that will help us in the long term: better work contracts, better salaries, less inflation.”
Gloria Logares, a 65-year-old homemaker, cast her vote for the Popular Party as she has in the past, branding the Socialist government soft on terrorism for holding talks with ETA. “Four years ago, we were voting with death hanging over us, and here we are with death hanging over us again,” she said. “People are voting in a climate of terror. This is the price we pay for negotiating with terrorists.”
Mr. Zapatero both won and lost voters over his ambitious social and political agenda that has ushered in such changes as the legalization of gay marriage, fast-track divorce, recognition for the victims of the fascist Franco dictatorship and more autonomy for some of Spain’s 17 regions.
“Zapatero has given us more rights than any leader to the people of Spain: the old, the young, gays, men, women,” said Santiago Cruz, 69, a retired plumber who lives in the working-class Madrid suburb of Vallecas, which has a large immigrant population. “I grew up under Franco with no rights. I grew up having to sing Franco’s anthem so that his fascist supporters would throw me scraps of cabbage.”
Other voters claimed that Mr. Zapatero’s social changes were destroying Spain’s value system.
“Zapatero is breaking with the traditional Christian values that we have espoused our whole lives,” said Miguel María Santos de Quevedo, a 76-year old retired notary in Tomares, a town in Andalucía, who voted for the Popular Party. “He wants to impose his relativist values on everyone, to claim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good and bad.”
The election of the prime minister involves a complicated process in which voters do not vote for one candidate but for one party list of candidates for deputies in Parliament.
Voters had the choice of more than two dozen party lists, including mainstream parties like the Popular and Socialist parties and tiny ones lik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eoples of Spain and the rightist Falange, which opposes immigration and supports the memory of the late dictator Gen. Francisco Franco.
A small new party headed by a Socialist former lawmaker who broke with Mr. Zapatero because of his negotiations with ETA also ran in the election.
Victoria Burnett contributed reporting.
http://www.nytimes.com/2008/03/09/world/europe/09cnd-spain.html?_r=1&oref=slogin&ref=world&pagewanted=print
Thursday, March 6, 2008
【陈志武】我们的政府有多大？
2008年2月23日《经济观察报》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这里，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角度来把握其“大小”。
跟历史比、跟美国比
相对朝廷时期的政府规模如何？既然今天又是盛世中国，我们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参照。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工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或许，我们或说当时中国其他地方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工人收入作为标准，降低了为供养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数。但，那时的全国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在1950年时，北京的人均收入属全国平均水平，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1950年代实行国有制计划经济之后，北京的相对人均收入才开始飙升，把全国其他地方甩在身后。退一步讲，即使乾隆时期全国城镇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么，朝廷岁入也只是410万人的年收入，跟今天需要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历史上的中国政府没有像今天这么大过。
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它现代产业全球最发达，它也是世界警察，所以，它的政府职责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在社会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因此，美国政府的规模应该可以作为判断中国政府规模太大还是太小的参照系。
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
中国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
政府规模是如何变迁的
过去30年里，中国的政府规模并非历来就这么大。如果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1978至1995年间的确是照此方向走。改革之初的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方方面面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
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见图一和图二）。到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最小”的政府了。
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头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经常有人说，在别国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国就水土不服。之所以如此，不是中国人与别国不一样，而是人家在权力受民主制约下的分税制体系，搬到中国后，当然会走样，因为在中国的各级都没有对征税权的根本性约束。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源在于有没有对权力的民主制约上。
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政府规模，我们的政府达到历史“最大”规模。
我们也可以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国的三大群体。那么，从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哪个群体受益最多呢？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图三给出三群体的累计收入增长情况。
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 改革开放的成果由政府享受的最多，城市居民次之，农民分享的最少。
政府作为最大的资产和土地所有者
不过，上面的计算只是反映了政府总收入的一部分，另外，还有预算外的政府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不在其内。也就是说，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据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去年，中国GDP增长11.4%，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GDP同样的速度升值（资产升值速度一般高于GDP），这意味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比财政税收的5.1万亿多80%！
2007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因此，去年国家作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
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是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亿农民的纯收入。这种政府规模的确是乾隆政府、今天的美国政府所远不可比的。
中美民间财富结构对比
当然中国家庭也有财富，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等，只不过主要是城镇居民有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太多储蓄，他们的财富很少。据发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的速度增值，亦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一。
中国民间资产加国有资产共115.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7倍。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7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4倍，比中国的总资产与GDP比值略高一些。其原因是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程度全球最高，资产流动性越大，其资本价值就越高。但，两国的总资产与GDP之比，大致相当。
可是，在两国，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享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
其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模式上、产业结构上、法治发展上，等等。这里，让我们集中看看，这种结构对国家和民间在财富赛跑上有什么影响，谁会赢大头？
美国家庭资产73万亿美元中，有近35万亿来自过去十年的资产增值，而从劳动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计储蓄的才1.5万亿美元。所以，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产升值，而由劳动等所得的非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去年为8.4万亿美元）基本全部花掉，这即是为什么美国的储蓄率现在为-1%，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内需这么强盛。好在美国的资产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政府不会与民争利，所以，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水平上升。
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的。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国有制割断了从资产升值到内需增长的传导链。这也是为什么在私有制国家，经济增长给民间社会的家庭带来财富，而在国有制国家里，经济增长产生的资产财富升值主要由国家独享，给民间家庭带来的只有高一点的劳动收入，没有太多财富。所以，今天在中国，最大的贫富差距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而不是在多数国民之间。
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
按照上面谈到的，去年政府财政税收5.1万亿，国有资产与土地升值至少9万亿，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政府有15.7万亿的收入可以花，这些钱花在哪里呢？如果政府把钱花在民生上，那不是从相当程度上代替了老百姓花吗？在效果上，由老百姓自己花这些钱和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这两种安排会有大的区别吗？按照许多主张政府要推出各种名目税收的人的说法，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政府能够实现“第二次再分配”，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实际真的如此吗？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先生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不管按绝对数字，还是按相对水平，美国政府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都远高于中国，尽管美国是十足的私有经济。按照国有化运动的初衷，国有制本应该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我们本应该看到完全相反的情况。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它市场经济国家比。——这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占GDP才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问题，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正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老百姓享受到的收入和资产财富份额极低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
既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而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那么，在中国政府控制社会这么多收入、这么多资产财富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中国家庭呢？比如，也给他们寄去汇票？国民们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企的红利了。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我们国民自己的。
http://chenzhiwublog.blog.163.com/blog/static/48024204200812503132657/?fromre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这里，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角度来把握其“大小”。
跟历史比、跟美国比
相对朝廷时期的政府规模如何？既然今天又是盛世中国，我们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参照。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工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或许，我们或说当时中国其他地方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工人收入作为标准，降低了为供养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数。但，那时的全国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在1950年时，北京的人均收入属全国平均水平，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1950年代实行国有制计划经济之后，北京的相对人均收入才开始飙升，把全国其他地方甩在身后。退一步讲，即使乾隆时期全国城镇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么，朝廷岁入也只是410万人的年收入，跟今天需要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历史上的中国政府没有像今天这么大过。
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它现代产业全球最发达，它也是世界警察，所以，它的政府职责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在社会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因此，美国政府的规模应该可以作为判断中国政府规模太大还是太小的参照系。
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
中国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
政府规模是如何变迁的
过去30年里，中国的政府规模并非历来就这么大。如果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1978至1995年间的确是照此方向走。改革之初的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方方面面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
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见图一和图二）。到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最小”的政府了。
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头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经常有人说，在别国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国就水土不服。之所以如此，不是中国人与别国不一样，而是人家在权力受民主制约下的分税制体系，搬到中国后，当然会走样，因为在中国的各级都没有对征税权的根本性约束。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源在于有没有对权力的民主制约上。
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政府规模，我们的政府达到历史“最大”规模。
我们也可以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国的三大群体。那么，从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哪个群体受益最多呢？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图三给出三群体的累计收入增长情况。
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 改革开放的成果由政府享受的最多，城市居民次之，农民分享的最少。
政府作为最大的资产和土地所有者
不过，上面的计算只是反映了政府总收入的一部分，另外，还有预算外的政府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不在其内。也就是说，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据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去年，中国GDP增长11.4%，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GDP同样的速度升值（资产升值速度一般高于GDP），这意味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比财政税收的5.1万亿多80%！
2007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因此，去年国家作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
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是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亿农民的纯收入。这种政府规模的确是乾隆政府、今天的美国政府所远不可比的。
中美民间财富结构对比
当然中国家庭也有财富，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等，只不过主要是城镇居民有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太多储蓄，他们的财富很少。据发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的速度增值，亦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一。
中国民间资产加国有资产共115.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7倍。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7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4倍，比中国的总资产与GDP比值略高一些。其原因是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程度全球最高，资产流动性越大，其资本价值就越高。但，两国的总资产与GDP之比，大致相当。
可是，在两国，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享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
其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模式上、产业结构上、法治发展上，等等。这里，让我们集中看看，这种结构对国家和民间在财富赛跑上有什么影响，谁会赢大头？
美国家庭资产73万亿美元中，有近35万亿来自过去十年的资产增值，而从劳动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计储蓄的才1.5万亿美元。所以，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产升值，而由劳动等所得的非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去年为8.4万亿美元）基本全部花掉，这即是为什么美国的储蓄率现在为-1%，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内需这么强盛。好在美国的资产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政府不会与民争利，所以，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水平上升。
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的。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国有制割断了从资产升值到内需增长的传导链。这也是为什么在私有制国家，经济增长给民间社会的家庭带来财富，而在国有制国家里，经济增长产生的资产财富升值主要由国家独享，给民间家庭带来的只有高一点的劳动收入，没有太多财富。所以，今天在中国，最大的贫富差距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而不是在多数国民之间。
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
按照上面谈到的，去年政府财政税收5.1万亿，国有资产与土地升值至少9万亿，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政府有15.7万亿的收入可以花，这些钱花在哪里呢？如果政府把钱花在民生上，那不是从相当程度上代替了老百姓花吗？在效果上，由老百姓自己花这些钱和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这两种安排会有大的区别吗？按照许多主张政府要推出各种名目税收的人的说法，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政府能够实现“第二次再分配”，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实际真的如此吗？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先生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不管按绝对数字，还是按相对水平，美国政府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都远高于中国，尽管美国是十足的私有经济。按照国有化运动的初衷，国有制本应该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我们本应该看到完全相反的情况。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它市场经济国家比。——这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占GDP才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问题，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正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老百姓享受到的收入和资产财富份额极低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
既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而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那么，在中国政府控制社会这么多收入、这么多资产财富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中国家庭呢？比如，也给他们寄去汇票？国民们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企的红利了。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我们国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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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March 3, 2008
【蔡定剑】民主政治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2008-03-04 来源: 南方网
民主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和平、管理效率、政治和谐。然而，较之专制政权，民主政治最终达到这些目标的希望要大得多。
作者：蔡定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
民主才能真正创造奇迹
经济崛起不算什么奇迹。
30年的改革开放，2007年中国GDP总量34200多美元，居世界第4位。有人说，只有中国人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我的基本观点是，一个社会只要不搞动乱，让民众休养生息，30年就能产生一个经济奇迹。下面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日本高速增长期(1955-1973年)。18年间GDP增加了12.5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0倍多，年均增长9.8%。其中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执行期间(1961-1971年)，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均增率达10%以上，最高达到16%。1955年日本GDP不足美国10%，1995年是4万亿美元，达美国71.3%。
韩国经济高速增长(1962-1991)。国民生产总值(GNP)从1962年的23.6亿美元发展到1991年的2808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2年的87美元上升到1991年的6498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6%。
台湾地区经济高速发展。1963-1973年，工业年均增长率高达18.3%，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时，台湾GDP已经高达3100亿美元，人均GDP也有14000美元 。
支撑经济崛起的是民主制度。
中国古代那么多盛世，5000年创造的财富哪里去了？就是因为古代中国没有一个制度来提供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前两年热播的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讲了11个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等的崛起。我们看到这些国家的崛起历史，专制和强权、战争和掠夺、奴役殖民、经济贸易、科技和发明，都可以成为国家强盛的手段，但多少专制国家崛起后又倒下，葡萄牙、西班牙、德国、日本、俄罗斯。只有那些民主的国家，在崛起以后通过民主的改革，制度的改革、才持续地站立着。所以说，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什么奇迹，真正的奇迹是民主制度把经济持续发展的社会保持下去。
民主与社会稳定
谬误之一：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这会产生多数人暴政。
这种对民主的认识非常肤浅，对民主基本的原理和概念都没有搞清楚。民主是由全体公民支配政府，政府对公民负责的政治体制，它有八项原则：(1)民主国家必须是由公民定期选举产生政府统治，而这种选举是由全体公民平等参加的、自由、平等、公正的、差额竞争的选举。(2)民主还是公众直接广泛参与政府和自己利益相关事务的过程。(3)民主政府避免使中央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地方有广泛的自治和自主的权利。(4)民主政府知道其首要职能是保护公民的表达自由、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平等权，以法律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5)民主政府遵循法治，权力依法行使，确保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因此，通常实行独立的司法和法官的职业化以保证社会纠纷及时、依法地裁决。(6)民主制度遵循多元化，对各种不同的政治、社会观点和文化生活特点予以充分尊重。(7)民主社会的新闻自由受法律保护。(8)民主制实行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个人与少数人的权利为原则。
谬误之二：民主不利于稳定！
事实上，民主是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这本来是被世界历史所证明的真理。哈耶克说，“民主乃是人类有史以来发现的唯一的和平变革的方法。”民主社会之所以稳定，是因为政府的权力转移，通常在有序的程序中进行。作为一种和平、自由与温雅的方式，权力斗争输赢和更迭都是“精神性”，而非“肉体性”的，是暂时的，而非长久的。
反民主论者常常以一些威权国家取得的经济成就来说明威权统治的必要和好处，但他们严重忽视了威权统治带来的社会乱象和灾难。无论在拉丁美洲，还是东南亚地区，威权统治时期都不断地爆发社会冲突和流血事件，社会极不稳定。
韩国现代史就是证明。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韩国独立后进入威权统治时期。在这30多年中，韩国发生革命、起义、政变、政治谋杀，街头抗议、暴力冲突及流血事件不断。虽然在朴正熙时代经济有过快速发展，但军人独裁统治造成社会极其动荡，不仅是人民付出巨大的代价，就是统治者本人也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在专制统治的30年中，韩国历任总统中：李承晚被流放海外，客死他乡；朴正熙饮弹身亡，他的政府高级领导人像车智辙、金载圭、郑升和或被谋杀或被绞死，或死因不详。直到1987年，卢泰愚实行政治改革，实行总统直选，韩国才结束靠政变和谋杀取得权力的独裁统治历史，开始走向稳定。1997年金大中被选为总统，在韩国实现了执政党向反对党和平移交政权的政府。事实证明，是民主制真正带来了韩国的社会稳定，也给政治领导人带来了安全。民主社会是宽容的，像全斗焕这样被判处死罪的前独裁者也能被赦免。自1997年韩国民主化以后，韩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严重危机，1997年的金融危机的打击，2004年卢武铉总统上台不久后立即遭弹劾案和迁都风波等，都没有使韩国社会出现任何动乱。可以说，韩国的民主制已经巩固，暴力和谋杀已经没有市场，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都可以在宪法和法律程序下消解。
印度是民主有利于解决社会稳定的最有力例证。1947年印度独立时，国家处于混乱之中，政治派系林立，社会暴力盛行。半个世纪后，在民主制度的作用下，政治分歧都能在宪法框架内解决，政权更迭也能通过民主程序顺利过渡。正因为民主，印度才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通过民主，印度还成功地解决了语言和宗教问题。印度除了有一些历史根源很深的种族分离主义和教派冲突造成的暴力和不稳定外，政治领导层的暴力冲突和政变没有发生，这与同类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相同的国家，像南亚、东南亚、拉美和非洲等国经常发生政变和社会动乱的情况相比，简直是一个奇迹。印度的议会民主制把各种政治力量纳入了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从而避免了大规模暴力革命、军事政变和社会动乱发生。
如果说发展中国家搞民主不稳定，不是民主制本身不利于稳定，而是从不民主向民主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不稳定。因此，我们不是不要民主，而是应该怎么避免向民主过渡中的不稳定。经验教训是，不要等社会矛盾和危机重重的时候再来进行民主改革，而应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时候及时进行政治改革。被动的、不适当时候的改革会导致动乱！
民主与经济发展
谬误之三：民主影响经济发展和效率；威权体制有利于发展经济。
民主制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是一个已被历史证明得很清楚的问题。从国际社会的版图看，民主制国家大多是经济发达国家，非民主国家大多是经济落后国家。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民主”的国家也未必都能把经济搞好，非民主的国家也不是都不能搞好经济。在经济起飞的国家中，威权政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威权统治可能把经济推向高速发展，也可能把经济推向崩溃。
在这里，我引用陈志武教授的一些观点，经济增长是一个多变量函数，决定经济增长至少有以下四个变量：(1)制度(也可称之为制度资本)，如产权保护、民主、法治等等；(2)自然资源，如石油、矿产储藏，交通等；(3)劳动力，它的数量、成本、素质等等；(4)土地。这四大要素中间的任何一项越多，该国的经济增长就可以越快一些。同时，这四大要素互相之间又有替代性，一个经济体只要一个或几个要素非常突出，即使其它要素差一些，其经济照样可以有很大的发展。民主制度、法治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已。
那么，民主制为什么有利于经济发展呢？有两个促进经济发展不可否定的因素：一是经济发展一定需要经济自由和市场竞争，民主制比其他制度为此提供了更有利的制度条件。二是民主为资本发展必不可少的财产权利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威权统治又为什么能促进经济发展呢？它通过政府力量，提高劳动力、资源和土地的利用，如降低劳动力成本、不讲代价地使用资源和土地等。但是，在一个缺少廉洁“好政府”和法制不健全的社会中，这种经济发展必然导致严重腐败、贫富不均，并可能因此引起社会动乱和崩溃。民主制度下的经济发展恰恰可以避免此种危险。
谬误之四：民主导致拉美化。
实际上，“拉美化”现象并不是出现在民主政府时期，而是在军人独裁统治或威权政府时期。在拉丁美洲，很多最有效和最有前景的改革计划，都是由后权威的民主政府所实施的。比如阿根廷军事统治时经济一团糟，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阿根廷民选总统阿方辛开放民主，90年代第二届民选总统梅内姆在巩固民主和经济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迅速控制通货膨胀，并使经济走向市场化，出现经济增长、政局稳定的局面。巴西也是在实行民主转型前经济处于危机中，经过两届政府民主转型后，经济改革才有效。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开始走上向民主化转型之路，出现了一系列民主政府。正是这些民主政府才使一些国家较好地克服了过去的经济危机，并使经济向健康方向发展。据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的报告，2005年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4.3%，其中委内瑞拉达到9%，阿根廷8.6%，智利和乌拉圭为6%。
应该看到，一些国家的贫困是固有的，不是民主引起的。民主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和平、管理效率、政治和谐。然而，较之专制政权，民主政治最终达到这些目标的希望要大得多。市场经济由于资本利润原则，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资本利润越来越多，而劳动者福利越来越少，而资本利润部分的产品由于没有消费购买则无法实现价值，社会只有通过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来平衡，民主社会选票作用，强制执政者做有利于劳工的事，社会经济才能获得高发展。
民主与反腐败
谬误之五：民主不能解决腐败，也会导致腐败。
民主选举需要钱，而且容易导致金钱政治。但是，民主国家的实践证明，金钱政治可以通过法制加以控制的。民主可以从根本上防止政府腐败的普遍化。
我们看一下2005年透明国际清廉指数全球排名，廉政指数前20名国家和地区：冰岛、芬兰、新西兰、丹麦、新加坡、瑞典、瑞士、挪威、澳大利亚、奥地利、荷兰、英国、卢森堡、加拿大、中国香港、德国、美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廉政指数后20名国家和地区：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利比里亚、乌兹别克斯坦、刚果、肯尼亚、巴基斯坦、巴拉圭、索马里、苏丹、塔吉克斯坦、安哥拉、象牙海岸、赤道几内亚、尼日利亚、海地、缅甸、土库曼斯坦、孟加拉国、乍得。可以看到，民主制度对遏制腐败的作用非常明显。
民主国家虽然不能避免腐败，但是，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有很大的不同：民主国家的腐败只限于有限领域的腐败，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无所不在；民主国家的腐败通常能得到及时的揭露，而非民主国家的腐败难以揭露，特别是高官的严重腐败通常被掩盖；许多在非民主时期被掩盖的腐败会因为民主化后被揭露；民主国家的腐败是可以医治的，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是不可救药的。历史上尽管也有专制的国家比较清廉，但是，专制国家一旦腐败，没有不是伴随腐败被葬送，而是被治理好了的。
http://news.163.com/08/0304/08/4668EK0300012I5M.html
Wednesday, February 20, 2008
魏胜多：为改革讨个说法 重庆一镇委书记尝试书记镇长直选被免职双规
2008-02-20 来源: 南风窗(广州)
2003年8月，重庆城口县坪坝镇进行一次政治体制改革试验，党委书记和镇长直选，副镇长和各部门领导由镇长组阁。在市、县干预下，改革停止。倡导者、时任坪坝镇党委书记魏胜多被免职和双规15天。4年多来，魏一直在奔走、申诉，但没有得到直接回复。
魏胜多：为改革讨个说法
本刊记者 尹鸿伟 发自重庆
“现在我的职务是重庆市城口县供销合作社副主任，主要任务是建设为新农村服务的流通网络。”曾经推动过重庆乡镇综合政治体制改革实验，后被免职和“双规”的魏胜多，在2008年1月这样介绍自己的最新情况，“现在的工作当然能够为老百姓做些事情，但离我个人的政治抱负有些远了。”
魏胜多说：“到目前为止，我先后给重庆市委、中纪委和全国人大写过16封申诉信，从来没有得到过直接答复。”但是他表示自己不会停下来。
2003年8月，重庆市城口县坪坝镇进行了一次综合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验，是由坪坝镇党委独自进行的。之后在县里、市里的干预下，被迫停止。推动这次改革实验的主要领导，时任坪坝镇党委书记的魏胜多被免职和“双规”了15天，后又被罢免县人大代表资格。时至今日，魏胜多仍然在为当年的行为奔走、申诉，“期望得到一个客观、公正的回应”。
想法
2003年8月，坪坝镇出现了一份发至村级的改革方案：镇党委书记的产生实行三票制，先由党代表预选，再由全民投票选出正式候选人，之后由全体党员直接投票产生党委书记；镇长由全民投票选出；副镇长及各部门领导由镇长组阁；建立党代表常任制，由党员从现任党代表中每一个支部选一人担任；组成镇党内讨论重大事项的议事机构；人大常任代表则由村民直接从现任人大代表中每一个选区选一名，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例会，监督政府财政预决算的全过程，还可以对镇政府提出不信任案等。
推动这场直选实践的主要领导是坪坝镇党委书记，时年34岁的魏胜多。
“我一直觉得地方应该把权力交给人大，交给人民。”魏胜多说，“现在地方党委、政府和人大的关系不清楚，所有事情都是党委说了算，党委书记说了算；但是如果出了问题，都是由政府承担，而地方党委是不能被追究的。”
“党内更需要民主，这是改革的必须，我决定拿出我的位置来。”魏胜多又说，“我觉得仅仅选举镇长是不够的，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党委书记也要直接选举担任。”
2001年魏胜多到坪坝镇任党委书记后，“就一直希望能够这样做”，也多次向上级领导谈了想法。一次重庆市的一名领导来视察工作，他便在会议上提出了这样的想法，但是被县里陪同的一名领导把话打断了；还有一次他又对县里下去检查工作的一名领导提出，但是县领导认为：最好不要这样做，如果选出一个农民当镇长怎么办？
魏胜多回答说：“如果是人民群众的意愿，我觉得这样就说明我们现在的镇长不行，而新的镇长可以带领大家脱贫奔小康。”县领导最后说：“我不好表态。”
在得不到上级领导的明确支持后，魏胜多觉得“非常着急，这样的现状不能再继续了”，他说：“我读了不少书，进行过不少思考，许多人之所以不愿意这样做，是有他们的考虑，也许是利益，也许是不愿意惹麻烦，更可能是没有政治机会。”
“而作为一名镇党委书记，我觉得自己有这样的机会。”魏胜多说，“我没有正式向县委报告，因为我知道一定会有领导出面让选举无法进行。”
魏胜多是想做完之后请县委来评判对错，有问题由他来承担，不给县委添麻烦。2008年1月，魏胜多回忆起自己当时的天真想法：等选出了群众满意的镇领导再报上去，请上级领导支持、批准。
曾经有人提出，这次改革应该放到下届乡镇政府换届时进行，这就可以避免“违法”操作。魏胜多认为这是空想，他说：“之所以要现在搞这个，是想再为坪坝的百姓做件事，为所有的干部认认真真地给老百姓办事立个‘规矩’，即建立一套完善的扩大基层民主的长效机制，把权力还给人民，而不再把群众的利益、乡村的发展寄托在某一个清官上。”
魏胜多认为乡镇领导在地方建立起权威，没有两三年的时间是不行的，但是坪坝镇的干部调动比较频繁。他回忆说：“我刚来坪坝时，干群关系非常紧张，群众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愤恨到极点。我一是抓经济，努力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二是改进工作作风，大刹干部吃喝风，把农民负担从120元减至50元，群众才开始接受我。”
“有了群众基础才能进行乡镇体制改革，如果等到明年的换届，我被调动了，这个改革何时能够实施？”事隔4年有余，魏胜多仍然记得自己当时的话。
竞选
“在最初的几天没有任何人到选举委员会报名。”魏胜多在2008年1月回忆说。
原因之一是候选人资格的限制：书记和镇长候选人的年龄必须在25~40岁之间，而且具有大专学历。这样的年龄及学历限制，除镇党委和政府工作人员，或镇中学的教师外，绝大多数农村的基层干部或群众都不符合条件。
魏胜多说：“政府和党委的工作人员担心直接与自己的上司竞争领导职位会带来以后的不便。”
反应不强烈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历史上坪坝群众还从来没有参与镇长的直接选举，更遑论党委书记。
1992~1993年间，该镇在人大选举中，上级圈定的副乡长人选连续两次投票都没过半，人大代表周永华被选为副乡长。然而一个月后，周被上级免职，理由是“贿选”；而落选的副乡长人选随即被另行任命为乡党委副书记，还是坪坝镇的领导之一。这次事件几乎摧毁了坪坝人对“选举”的信任。
然而，还是有人愿意“重蹈覆辙”。2003年8月22日，经过几天的焦急等候之后，坪坝镇中学的政教处主任马茂林在校长曾会兵(镇选举委员会成员)的反复动员下出来参加镇长竞选。但是党委书记的位置却一直没有人报名，魏胜多说：“也许是大家觉得我做书记还不错，竞争不过我，但没有对手让我觉得有点遗憾。”
8月26日上午在坪坝镇政府礼堂召开了“坪坝镇综合政治体制改革竞选演讲会”。由报名参选的3名候选人进行竞选的演讲。参加会议的人包括镇上的居民，各村的干部，以及愿意参加这个会的所有选民，实际到会人员有200多人，会议由镇人大主席刘廷文主持。简单的开场白后，刘介绍了第一名候选人魏胜多。魏胜多发表了镇党委书记的竞选演讲，尽管他是唯一的候选人。
随后，毕业于西南石油学院计算机专业的马茂林，从体制创新、科技创新、改善交通人居环境、减轻农民负担等方面阐述了他的施政纲领，并强调改善干群关系，承诺分村分点每月下基层20天。
开始时，马茂林表示他只是出来“陪选”的。他说：“以往的选举都是村干部代替村民投票，每个干部手里拿着几十张选票，在这种情况下我根本不可能获胜。”但是后来他被告知此次选举将加以改革，“委托票不允许家庭以外成员代投；候选人可以派自己的选举观察员到各投票站现场观察，候选人可以组织竞选班子，下乡开展竞选活动”。他决定认真地当一次候选人，进行一场真正的竞选。
马茂林的竞选活动似乎给第三名候选人，时任镇长何云明造成了压力，大家起先都不当回事的“假”戏，似乎要真做了。在前一天，有人建议何云明也搞竞选活动，何说：“我不搞那庸俗的活动，不搞花架子，不作不现实的承诺。”事实上，他在公开辩论中作了不少具体承诺，称自己有“以人为本，人格至上”的现代行为理念，“有时为了人民的利益，即使是受委屈，或者丢官摘帽也在所不惜。”
时年34岁的何云明，农民出身。1995年他从一个桑蚕技术员的岗位上凭着自己的苦干被人大代表“另选他人”选到副乡长的位置上，成为国家公职人员。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从票箱里跳出来的副乡长。”
据知情者介绍，何云明开始抱着一种“游戏”的态度，认为自己稳操胜券。但是看到别人一活动，加之他自己曾有过的那段经历，他开始有点坐不住了。后来有人认为，如果何云明对魏胜多的改革实验多一些支持，比如他报名竞选书记，坪坝选举的结局也许会有所不同。曾经有人问何云明如果落选怎么办时，他没有作答。在竞选演讲会上，有许多选民代表都积极站起来对各名竞选人提出了种种自己关心的问题。
8月27日，离投票还有两天，马茂林一早便赶往光明村，挨家挨户走访选民。镇中学也组成10个竞选后援团到各村、厂镇为他造势。一些村民回忆说：“当时我们的积极性被两名镇长候选人的竞选调动起来了，大家都开始议论谁做镇长更好了。”
双规
2003年8月28日下午3时许，城口县的几名干部突然来到坪坝镇镇政府。10分钟后，镇党委副书记林依模透露：“情况有变。”半小时后，这些来人代表县委召开了镇党委会议，宣布坪坝镇的直选乡镇领导综合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向县委报告；在不是换届的时候进行换届，破坏了《选举法》，镇长直选也违反《宪法》的行为，违反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必须立刻停止。同时马茂林接到镇里正式通知，说“明天的选举不搞了”。
次日晚上10点钟，刚刚从村里回来的魏胜多，连晚饭都没顾上吃就被等候多时的县里人带上一辆吉普车，向县城方向驶去。11点，县纪委副书记对魏胜多宣读了一份县委的决定：鉴于他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即日起免去他坪坝镇党委书记的职务，对他实行“双规”。
“魏书记被免职、双规”的消息迅速在坪坝镇传开，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和议论。8月30日，县纪委的一名常委被任命为坪坝镇党委书记。
8月29日起，魏胜多被关在县纪委的一间办公室，之后又转移到县政府宾馆，房间里的电视搬走了，报纸也不让看，每天有六七个人24小时轮班陪着。县纪委副书记告诉他：“你必须认真交待问题，反思自己的行为。”
2008年1月，魏胜多回忆当时的情形：“我告诉他们我确实认真地思索了，生长在农村的我太了解农民的疾苦和愿望了。促使我最终作出改革决定的因素，是群众利益应该高于一切。”
这次改革前，有人对魏胜多提到他的这次改革风险很大，问他的底线是什么？魏胜多在屋里转了两圈后回答：“不坐牢。”“那你可能会失去很多。”别人提醒说。
“其实也无所谓，我敢拿我的政治生命去搏，就不会在乎那些，我妻子说我是一个工作狂。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我会感到对不起他们。”
在被双规的15天里，不断有人来找魏胜多谈话，希望他能够主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争取“组织的宽大处理”。但是他坚持认为：“我没有错，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不是为自己才做这样的事情，我是为了坪坝的群众，为了我们这个国家的未来而做。”
魏胜多回忆说：“在失去自由的那些日子里，我要求工作组让我学习十六大的报告，我想看看自己的行为与党的会议精神有没有相违背，但是这样的要求一直都没有得到满足。”
“我在外面看了十六大的报告，主动拿了一份材料交给工作组，希望他们转给魏胜多学习，但是他们没有给。”魏胜多的妻子说，“相反是有领导来找我谈话，希望我以后多关心、帮助他，但是我不相信我的丈夫会犯政治错误，因为我了解他。”
“我觉得上级领导缺乏气量，”魏胜多说，“如果觉得不妥，他们可以先叫停，然后坐下来讨论，没有必要一来就把人带走。”
后来有人提醒魏胜多：“这个问题不是坪坝的问题，而是中国的问题。在上级，特别是中央没有相关规定以前，你扛不动这个问题，县委、市委领导也不敢站出来支持你。”
存款
“我亲眼看到工作组的人到镇里的信用社查账，后来有人说那是去查魏胜多的存款。”坪坝镇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有关人士说，“按照他们的理解，像魏胜多这样位置的人，一定会有许多说不清楚来历的存款。”
“但是我让他们失望了，我所有的存款只有18元多一点。”魏胜多说，“我每个月的工资都花完了。”
无论是以前在其它地方任乡镇领导，还是到了坪坝镇任书记，魏胜多一直坚持不报销出差费、电话费，所有钱都是他自己用工资开支了，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城口是国家级贫困县，镇里的经费更是困难，我想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少花一点，就可以省下很多钱来做其它事情。”
2003年前后魏胜多每个月的工资大约是七八百元，他的妻子在税务局工作，收入比他高，他妻子说：“以前我和女儿只能用我的工资，自从他被撤职后所有的钱都交回家了，现在我们家里比以前有钱用了。”
很多人认为魏胜多做了这么多年乡镇领导，不应该是这样的经济情况。但是工作组查了所有与他相关的人后，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一名市委工作组的领导后来对城口县的一些干部说：“这个人的清正廉洁是你们学习的榜样。”
“也许我也可以像其他一些干部一样，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弄点钱，然后往上面送，让自己坐得稳点，甚至步步高升。” 魏胜多回忆说，“但是我不愿意这样做，而不是没有机会做，我也有许多做生意的朋友，特别是守着这么多的自然资源。镇上2万人中还有2000人因为贫穷出门打工，让我很心痛。”
魏胜多很希望能够将坪坝镇的农民负担降为零，那时候给予他底气和信心的是他出面谈判成功即将到坪坝投资的几家企业。其中一家是重庆龙泉水泥厂，计划到坪坝投资2500万建一家水泥厂，可以解决1000多人的劳动岗位；另一家是县里的星鑫矿业公司，原来准备去西安投资的，被魏胜多打动决定改到坪坝来投资。
“但是政治的行动明显影响到经济活动的运作，我被双规后，几家企业都表示不来投资了。”魏胜多遗憾地说，“特别是有一名老板后来告诉我，就连你这样正派的书记都说免就免了，我们怎么还敢去城口县投资。”
“恢复自由后走在街上，经常会有人主动问我的情况怎么样了，有没有什么结果。我很感动，因为关心、理解我的人很多，只是他们不敢，也没有机会站出来说话。”魏胜多说。
“双规”的第10天，重庆市委工作组的领导跟魏胜多有过一次谈话，他们认为，魏胜多为人清正廉洁，如果不出这事是优秀的县级后备干部。他们肯定了魏胜多心怀群众、舍弃小我进行改革的愿望是好的，但开的药方是错的。
“用他们的话说，我前进一步是先进，前进两步就是先烈，前进三步、四步就没人敢说这是好的了。”魏胜多说，“我请他们来开个药方，但是他们无言以对。”
另外几名改革实验的“重要参与者”后来也命运各异：马茂林于2006年被调到县教育局；何云明几个月后改任坪坝镇人大主任，后来又被调到左岚乡任乡长至今；刘廷文随后被赋闲，不久后退休养老。
结论
“2003年9月13日被“双规”了15天后，县委有关领导与我谈话，对我提了几点要求，包括不许和记者见面，不许私自回坪坝镇，正确认识自己的错误等等。后来我发现这些要求已经波及城口县的所有干部和坪坝镇的所有群众。”2008年1月，魏胜多回忆说，“我觉得这些要求都太没有道理，如果是一件是非明确的事情，有什么必要遮遮掩掩呢？”
2003年9月15日，听来探望他的朋友透露：坪坝镇的群众正在签名上书，请他回去当书记，已有几千人签了名。魏胜多立刻请来人带话，千万不要这样做。随后不久的一天，魏胜多实在忍不住偷偷回到了坪坝，看见自己的宿舍和办公桌被工作组搜查后的一片狼藉，听说工作组去查他的存款，他说：“那时候，我开始有种心寒的感觉。”
一名坪坝镇的居民说：“那天我们看见魏书记回来，以为他官复原职了，于是奔走相告。”群众自发买了许多鞭炮放起来，以表达自己的情绪，但是他们的判断错了，不久后县纪委开来了一辆车，要求魏胜多立刻离开。
2004年4月，魏胜多又被“罢免”了县人大代表资格，这些结果显然就是对他和他推动的改革给出了最后的结论。
随后，魏胜多被调到县扶贫办任普通干部，先被安排搞项目调研，后又到培训中心，然后又被安排搞政策研究……这样东一枪、西一枪过了两年多，其间2004年，县扶贫办先后两次安排他到外地学习培训，却都被县里卡住了。
也就在2004年4月魏胜多被“罢免”县人大代表之时，云南省红河州石屏县的7个乡镇悄然举行了乡镇长直选。按照《半月谈》分析，云南红河的实践“符合党的十六大精神，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而坪坝镇的改革实验却被当地领导部门认定为“严重的政治错误”。
魏胜多说：“后来有人对我说，如果当时县里把坪坝的改革作为试点，现在在全国都是第一流、顶呱呱的。”2004年11月的一天，魏胜多带着这期《半月谈》来到县纪委，一名副书记看了上面的报道后表示，红河选举和坪坝改革是不一样的。
2006年5月，城口县分别主管纪委和组织工作的两名县委副书记一起找魏胜多谈话，表示县里要为其“调整领导职位”，但是谈话情形并不愉快，最后魏胜多甚至拂袖而去。魏胜多说：“因为他们一直表示我是有错误的，仍然给我戴了许多政治‘大帽子’，我觉得这样的谈话是没有必要的，我绝不是那种会为官位妥协的人。”
尽管如此，县里仍然公示了对魏胜多的“新任命”，随后就下了调令“任重庆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地属城口县境内)，但是魏胜多隔了一个多月才上任。
“本来我是不愿意去的，因为觉得这样的部门离自己的政治抱负太远。”魏胜多说，“后来了解到保护区的工作内容，觉得到那里也可以为保护区内的老百姓做很多事情。与其自己在扶贫办终日碌碌无为，还不如去保护区做点实事。”
“在保护区认真做了许多事情”后的2007年3月，城口县突然下文把魏胜多调到县供销合作社任副主任，主要任务是建设为新农村服务的流通网络。魏胜多为此找过县里有关领导，领导说了一大堆调动的理由，并表示“是暂时性的安排”。
“现在因为工作关系，我还经常会到坪坝去，见到那里的父老乡亲，心中总是感慨万千。”魏胜多说，“大家都很关心我，因为以前的经历和遭遇，感觉大家和我的关系更好了。一名居委会主任的话令我非常感动，不久前他公开问一名到坪坝视察工作的县领导，‘为什么我们支持的人，你们都要反对？’”
2007年10月，魏胜多第二次去重庆市纪委反映自己的问题，再次接待他的工作人员表示：当初坪坝改革的方向是对的，只是之前没有得到县里的同意、批复。魏胜多认为：市纪委现在的答复与当初的处分决定是不一致的。工作人员又表示：只能这样答复了，对于原来已经处理的事情，他们现在很难表态。
魏胜多说：“我自认为是一名忠心为共产党，希望党更好的普通党员干部，而数年来所遭遇的一切让我觉得委屈；但我不会放弃正常的渠道反映情况，因为我对上级、对中央一直是信任的，相信他们终究会给我一个客观、公正的回应。”他希望将来自己仍然能够有机会选择一种自己真正热心的工作，为老百姓、为社会做点实事。 (本文来源：南风窗 作者：尹鸿伟)
http://news.163.com/08/0220/14/455D722Q00011SM9.html
Tuesday, February 19, 2008
台湾前新闻局长邵玉铭自述开放报禁秘辛
2008-02-20 来源: 四川在线(成都)
报纸一开放，记者什么都写，骂这个批评那个，人家都有反弹，他们不找报纸老板，找我们“新闻局”。他们跟我讲，你干脆出个《记者法》来管这些记者。我心里想，第一个，有民法、刑法，你当事人不满意你去告我们，美国也没有行政机关管媒体的。
解除报禁是台湾政治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自1951年6月10日起实行的报纸登记限制和1955年起实行的报纸增张限制，在1988年1月1日正式走入历史；更重要的变化是，对报道内容的管制开始不再名正言顺。作为台湾解除报禁的核心当事人，邵玉铭对此感触良多。
玩真的还是玩假的
1987年4月29日，我奉命调到“新闻局”。
1949年到台湾后，国民党对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国外留学机构都讲自由民主，你讲了38年，做了没有呢？不能再拖了，开放太早，还没有准备好，恐怕不能掌握全局，会产生混乱；开放太晚，民进党他们党外人士会闹事。
后来就有了经国先生的4个步骤：开放党禁、解除戒严、开放老兵大陆探亲和解除报禁，在1年半之内循序渐进。开放报禁时，他们叫我不要问太多，只问“行政院长”俞国华有什么样的指示，我需要注意什么事情。我要弄清楚他们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是70%、80%还是100%地开放？没有，没有给我任何的指示，他就是说，你看着办，你认为该怎么开放报禁你就怎么做，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任何反对性指示我们首先开放的地方是“警备总部”，戒严时期它负责文化审检工作，报纸杂志书籍唱片录影带它都管的。解除戒严以后，这个单位就不管这些事了，都归“新闻局”管了。
开放老兵探亲就更不得了了，后来过去的不都是老兵了。特别是学者，带回来一大堆大陆的出版物，比如说他在大陆参加辛亥革命会议，带回来一大堆资料，或者研究大陆问题的专家带回来一堆“文化大革命”或毛泽东的资料。戒严时，这些资料都要被没收上来放到图书馆的专柜里锁起来，要用的话你自己来看，来看的时候只能抄，不许你影印，不许传播。
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有些灰色地带，开头我也在摸索，后来就正式开放了。除非上级主动问，我不请示。我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反对性的指示。这些大陆的出版物也没有人再检查了，慢慢地全部放开了。凌峰和悲情城市的挑战我们那时固然是解除戒严，但是并没有允许去大陆做节目。台湾有个歌手叫凌峰，这位老兄跑大陆做节目《八千里路云和月》去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在电视上一播，台湾观众看到蒙古、西藏都很新鲜，这时我们所谓的安全单位常常会打来电话，说凌峰拍的都是大陆阳光的一面，应该拍一些阴暗面，让我去跟凌峰交涉。我没有那么笨，我去交涉的话，让凌峰传出去我会更丢人。我们的政府虽然已经开放，但是有些官员心理上还没有适应开放。
有一部电影叫《悲情城市》讲“2·28”事件的，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根据规定，得过国际奖的电影，不仅要在台湾放映，还要发100万元的奖金。以前电影的审查是公务人员来做，我说这次我们不要政府来审，他们一定会从严，而要找社会公正人士。我从学术界、电影艺术界挑选了21位人士，结果他们全票通过《悲情城市》。
那年国民党选举还是赢了，但是也有小败，“行政院”会议上就有人批评我。我是当时的“新闻局长”，所以所有的问题都变成了我的问题。我的处理方法就是民主、自由和开放，我们要赢得人心。既然民主到了这个地步，你要是再压的话，“立法委员”、报纸和知识分子一定反弹，政府受不了压力，又会妥协，那还不如一开始就不管算了。
记者没人听我的
报纸一开放，记者什么都写，骂这个批评那个，人家都有反弹，他们不找报纸老板，找我们“新闻局”。他们跟我讲，你干脆出个《记者法》来管这些记者。我心里想，第一个，有民法、刑法，你当事人不满意你去告我们，美国也没有行政机关管媒体的。假如攻击的是个人，这个当事人要去法院上诉，我们行政机关不能来替你办这个事情，这不合民主程序。
1987年6月，俞国华去新加坡访问，我作为发言人要随行。新加坡的媒体被管得很严，说你们只能有15家媒体来。15个名额我怎么分配呢？很简单，我按各个媒体的分量来给，但凡是我没有放进去的，它们都骂我。我也没办法，我被他们骂，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我没有放在心上。
这种事情其实很多。大概是在1990年，我陪李登辉去新加坡访问。新加坡把台湾媒体管得很严，李登辉和我去的地方都不让台湾媒体跟着。媒体记者很无聊，就打电话问大陆驻新加坡的大使，请他就李登辉访问新加坡发表评论。
新加坡政府就叫我管一管这些媒体。我就在晚上把他们找来聊天，希望他们不要搞得太过头，但没有人听我的。那时既解除戒严也开放报禁了，禁止报纸报道是违法的。
《中央日报》没落我是“罪魁祸首”
我从大学到政府机关工作，是借调，4年为一任。4年后我就决定，我还是教书比较好。后来李登辉先生又叫我回去，1995年至1999年到“国统会”，后来国民党中央党部找我当副秘书长，搞政党外交。后来没多久，国民党选败了，连战主席叫我到《中央日报》。
我在“新闻局”的时候，《中央日报》是台湾的第一大报，它一直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但是2001年我去的时候，形势就好比是船都快沉了叫我去救这个船。《中央日报》鼎盛的时候1000多人，我去的时候只有300多人，干了一年只剩100人，没钱了。因为这是个党报，假如说它有第一手资料，别人找不到，当然也很牛，但政治民主化后，其他两大报的消息很灵通，有时候国民党有什么消息也先给人家讲，因为人家有影响力，读者多，你卖的份数不够，为什么跟你讲呢？
实际上《中央日报》的没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解除报禁的结果，我是“罪魁祸首”。《中央日报》的结束对于我来讲，反而证明中国国民党是走向政治民主化的一个指标。
http://history.163.com/08/0220/10/454TPMHE00011247.html
报纸一开放，记者什么都写，骂这个批评那个，人家都有反弹，他们不找报纸老板，找我们“新闻局”。他们跟我讲，你干脆出个《记者法》来管这些记者。我心里想，第一个，有民法、刑法，你当事人不满意你去告我们，美国也没有行政机关管媒体的。
解除报禁是台湾政治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自1951年6月10日起实行的报纸登记限制和1955年起实行的报纸增张限制，在1988年1月1日正式走入历史；更重要的变化是，对报道内容的管制开始不再名正言顺。作为台湾解除报禁的核心当事人，邵玉铭对此感触良多。
玩真的还是玩假的
1987年4月29日，我奉命调到“新闻局”。
1949年到台湾后，国民党对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国外留学机构都讲自由民主，你讲了38年，做了没有呢？不能再拖了，开放太早，还没有准备好，恐怕不能掌握全局，会产生混乱；开放太晚，民进党他们党外人士会闹事。
后来就有了经国先生的4个步骤：开放党禁、解除戒严、开放老兵大陆探亲和解除报禁，在1年半之内循序渐进。开放报禁时，他们叫我不要问太多，只问“行政院长”俞国华有什么样的指示，我需要注意什么事情。我要弄清楚他们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是70%、80%还是100%地开放？没有，没有给我任何的指示，他就是说，你看着办，你认为该怎么开放报禁你就怎么做，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任何反对性指示我们首先开放的地方是“警备总部”，戒严时期它负责文化审检工作，报纸杂志书籍唱片录影带它都管的。解除戒严以后，这个单位就不管这些事了，都归“新闻局”管了。
开放老兵探亲就更不得了了，后来过去的不都是老兵了。特别是学者，带回来一大堆大陆的出版物，比如说他在大陆参加辛亥革命会议，带回来一大堆资料，或者研究大陆问题的专家带回来一堆“文化大革命”或毛泽东的资料。戒严时，这些资料都要被没收上来放到图书馆的专柜里锁起来，要用的话你自己来看，来看的时候只能抄，不许你影印，不许传播。
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有些灰色地带，开头我也在摸索，后来就正式开放了。除非上级主动问，我不请示。我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反对性的指示。这些大陆的出版物也没有人再检查了，慢慢地全部放开了。凌峰和悲情城市的挑战我们那时固然是解除戒严，但是并没有允许去大陆做节目。台湾有个歌手叫凌峰，这位老兄跑大陆做节目《八千里路云和月》去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在电视上一播，台湾观众看到蒙古、西藏都很新鲜，这时我们所谓的安全单位常常会打来电话，说凌峰拍的都是大陆阳光的一面，应该拍一些阴暗面，让我去跟凌峰交涉。我没有那么笨，我去交涉的话，让凌峰传出去我会更丢人。我们的政府虽然已经开放，但是有些官员心理上还没有适应开放。
有一部电影叫《悲情城市》讲“2·28”事件的，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根据规定，得过国际奖的电影，不仅要在台湾放映，还要发100万元的奖金。以前电影的审查是公务人员来做，我说这次我们不要政府来审，他们一定会从严，而要找社会公正人士。我从学术界、电影艺术界挑选了21位人士，结果他们全票通过《悲情城市》。
那年国民党选举还是赢了，但是也有小败，“行政院”会议上就有人批评我。我是当时的“新闻局长”，所以所有的问题都变成了我的问题。我的处理方法就是民主、自由和开放，我们要赢得人心。既然民主到了这个地步，你要是再压的话，“立法委员”、报纸和知识分子一定反弹，政府受不了压力，又会妥协，那还不如一开始就不管算了。
记者没人听我的
报纸一开放，记者什么都写，骂这个批评那个，人家都有反弹，他们不找报纸老板，找我们“新闻局”。他们跟我讲，你干脆出个《记者法》来管这些记者。我心里想，第一个，有民法、刑法，你当事人不满意你去告我们，美国也没有行政机关管媒体的。假如攻击的是个人，这个当事人要去法院上诉，我们行政机关不能来替你办这个事情，这不合民主程序。
1987年6月，俞国华去新加坡访问，我作为发言人要随行。新加坡的媒体被管得很严，说你们只能有15家媒体来。15个名额我怎么分配呢？很简单，我按各个媒体的分量来给，但凡是我没有放进去的，它们都骂我。我也没办法，我被他们骂，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我没有放在心上。
这种事情其实很多。大概是在1990年，我陪李登辉去新加坡访问。新加坡把台湾媒体管得很严，李登辉和我去的地方都不让台湾媒体跟着。媒体记者很无聊，就打电话问大陆驻新加坡的大使，请他就李登辉访问新加坡发表评论。
新加坡政府就叫我管一管这些媒体。我就在晚上把他们找来聊天，希望他们不要搞得太过头，但没有人听我的。那时既解除戒严也开放报禁了，禁止报纸报道是违法的。
《中央日报》没落我是“罪魁祸首”
我从大学到政府机关工作，是借调，4年为一任。4年后我就决定，我还是教书比较好。后来李登辉先生又叫我回去，1995年至1999年到“国统会”，后来国民党中央党部找我当副秘书长，搞政党外交。后来没多久，国民党选败了，连战主席叫我到《中央日报》。
我在“新闻局”的时候，《中央日报》是台湾的第一大报，它一直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但是2001年我去的时候，形势就好比是船都快沉了叫我去救这个船。《中央日报》鼎盛的时候1000多人，我去的时候只有300多人，干了一年只剩100人，没钱了。因为这是个党报，假如说它有第一手资料，别人找不到，当然也很牛，但政治民主化后，其他两大报的消息很灵通，有时候国民党有什么消息也先给人家讲，因为人家有影响力，读者多，你卖的份数不够，为什么跟你讲呢？
实际上《中央日报》的没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解除报禁的结果，我是“罪魁祸首”。《中央日报》的结束对于我来讲，反而证明中国国民党是走向政治民主化的一个指标。
http://history.163.com/08/0220/10/454TPMHE00011247.html
Friday, February 15, 2008
【秦晖】普京之谜——俄罗斯民主的前景
2008-01-18 南方周末
在俄罗斯这样一个专制极权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大国，评价民主的进展须有一个宏观尺度。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教授
20世纪后半叶，中俄两个大国几乎同时开始了艰辛的社会转型过程，并从此执手相望，惺惺相惜。“俄罗斯惟一的选择就是做强国。”8年前，普京的这句话言犹在耳。如今，随着他行将离任，俄罗斯已然“中兴在望”。不过，俄罗斯的转型依然充斥着众多不确定性，但不确定性却正是转型的魅力所在。
作为曾经拥有相似的计划体制的国家，我们关注俄罗斯转型，关注普京时代对于俄罗斯未来的意义，关注俄罗斯存在的种种不确定性，当然是希望以此对中国有所启迪。谁又能说，俄罗斯不是中国最好的参照？
希望关心大国转型的读者能从秦晖先生和金雁女士的文章中有所发现。
评价普京时代，很多人都会提到两条：经济高速发展，民主出现倒退。
但是这两条的背后都有太多的争议。“经济发展”是否可持续，“民主倒退”是否实质性逆转，都值得研究。尽管普京的俄罗斯问题多多，尽管横向比较，按西方标准看，普京的“民主倒退”确实明显，然而普京改变了叶利钦以来的转轨方向吗？他真的表现出“苏维埃情结”、转向“新苏共”了吗？如果纵向，而不是横向比较，在专制传统悠久的俄罗斯，普京时代应该如何定位？
普京是“又一个斯大林”吗？
“今天恢复斯大林格勒之名，会产生猜疑，使人觉得我们要回到斯大林主义时代去，这不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好处。”
笔者认为，一些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评论明显是一厢情愿的。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所谓普京“亲斯大林”的说法。普京为纪念卫国战争、弘扬爱国主义而把莫斯科亚历山大花园“英雄城市”纪念石墩上的伏尔加格勒恢复为斯大林格勒，曾经引起国内一些传媒的欢呼，说是普京崇敬斯大林了。其实，“英雄城市”石墩是个历史纪念标志，与城市的现名及现状无关。例如众所周知，列宁格勒剧变后已经改名，可是石墩上的“英雄城市”列宁格勒并未改动，你不能以此否认该城现在叫圣彼得堡。“英雄城市”名单上的11个城市中，基辅、明斯克等6个都位于前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如今并不属于俄罗斯，难道石墩上有其名就意味着俄罗斯对它们还有主权？同样，石墩上的“斯大林格勒”并非今天的城市名，更与今天对斯大林的评价无关。
二战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早已载入史册，即便是西方最反共的史学著作也没有把它改称“伏尔加格勒战役”。一些西方大城市，如巴黎和伦敦至今都有为纪念此战命名的斯大林格勒广场、斯大林格勒地铁站等，这与“崇敬斯大林”了不相干。赫鲁晓夫当年推行“非斯大林化”不仅把城市的现名改了，连历史上命名“卫国战争英雄城市”时的名称也改了，这本身就很荒唐。这种否定一个人就要消除其一切历史痕迹的做法恰恰是旧时的传统，实际上是“以斯大林的方式否定斯大林”。而普京恢复“英雄城市”纪念石墩上的历史名称只是恢复常识。而选择卫国战争逢十纪念日来做这件事，当然也有宣扬爱国主义弘扬民族精神的用意。但说是恢复对斯大林的崇敬那就不着边了。
因政治荣辱无常而频繁改地名，的确是沙俄－苏联专制文化传统的独特现象。尤其在19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高潮中随着“大人物”的倏兴倏灭，不少城市都更名数次。最多的巴塔尔帕辛斯克市(今俄罗斯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首府切尔克斯克)甚至三年间四易其名，两个“名主”(苏利莫夫与叶若夫)先后上了断头台。以至于人们常说那时地图的出版都跟不上政治变化。1990年代“剧变”后俄国出现了又一次改名风，这次虽然有过去的逻辑在起作用，毕竟理性多了。每次都经过当地的居民公决，结果并不一样，也不可能在长官意志下“一风吹”。如叶利钦时代虽然列宁格勒这个城市经全民投票恢复了圣彼得堡的旧名，但该城周围的州仍然叫列宁格勒州，莫斯科开往圣彼得堡的火车站也仍然叫列宁格勒车站。剧变后这十多年来，在联邦体制下左派虽然从未主持中央政府，但一些州政府早在叶利钦时期就有左派通过民主竞选上台的，他们也曾恢复了一些剧变时废除的苏联时期地名，如列宁的故乡辛比尔斯克就恢复为乌里扬诺夫斯克(乌里扬诺夫是列宁原姓)。唯独“斯大林格勒”，尽管从2002年起，左派占优势的伏尔加格勒州杜马几次提案要求恢复斯大林格勒之名，但都受到普京的明确反对。他说：“今天恢复斯大林格勒之名，会产生猜疑，使人觉得我们要回到斯大林主义时代去，这不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好处。”正是由于普京的这种态度，今天的伏尔加格勒并没有恢复旧名。
不仅“斯大林格勒”，前苏联时期全国曾有三十多个城市以斯大林命名(斯大林、斯大林诺、斯大林斯克、斯大林诺哥尔斯克、斯大林纳巴德等等)，迄今也无一恢复。而如前所述，这些年左派“复名”的努力对其他人并不是毫无成效的。
当然，“斯大林城”虽未复名，普京时代确实曾经出现过“斯大林热”(尽管其热度往往被夸大)。除了少数左派真是基于斯大林主义，一般人主要是在“大国”、“秩序”和“保障”这三个方面对现实不满，因而出现“怀旧”。这并不奇怪。斯大林毕竟死去已半个多世纪，他的体制垮台也已十多年，人们对当下的困境总是比久远的苦难感受更多。俄罗斯古谚说：“死人都是好人”。如果忘掉秘密警察、大清洗、大饥荒、肃反、古拉格群岛，那个时代无疑有值得怀念之处。但是关键恰恰在于，由于俄国体制近十来年的根本改变，那些东西已经不太可能回来了。在斯大林体制不复存在而且难以回复的情况下怀念那个已经死去不再可能专制的斯大林，怀念那个仅仅作为“大国”和“福利”象征的老人，这与仍存在斯大林体制的时代借斯大林崇拜来阻挠变革，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同样，今天“怀念斯大林”的俄国人也许比叶利钦时代多，但投共产党票的人却显然比叶利钦时代更少，这两者都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在当今俄国的条件下，对死人斯大林的怀念如果可以取代对活领袖的顶礼膜拜——目前的确有此苗头——那它甚至也许更有利于消除斯大林体制复归的可能。
民主“向右倒退”
普京时代的景象是“倒退”，但是却并非向“左”倒退，而是向“右”倒退；不是倒退回苏联，而是向沙俄“传统”倒退；不是向列宁－斯大林主义，而是向东正教“倒退”。
普京时代的真实氛围可以通过普京与当年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这两年互相高调赞赏看出来。2006年以来，索尔仁尼琴一改他过去在苏联时代乃至在叶利钦时代对统治者的批判态度，对普京给予了高度评价。而普京也高调地为他祝寿，授予他最高级别的国家荣誉——过去叶利钦也要授予，但索尔仁尼琴拒绝了，如今他却欣然接受了普京的授予。更有甚者，2007年普京还发动其各级公务员学习索尔仁尼琴的著述，尤其是他对俄国革命的评论。
不同背景的人对他们的这种表现评价不一。国内有媒体说，最近连索尔仁尼琴都“忏悔”了，他曾斥责叶利钦的“西化”和怀念斯大林的“大国”。我没有见过这种言论，倒是见过他近期仍然严厉谴责极权时代。他在叶利钦时期也的确有过“今不如昔”之论。如果有人解读成叶利钦不如斯大林，在某种意义上也不能算错。然而索尔仁尼琴不会说叶利钦不如列宁，而斯大林不如沙皇倒是他的一贯思想。事实上不光是索尔仁尼琴，我国媒体最近广为流传的一则俄罗斯民意调查就是如此。据说在这则民调中叶利钦得到的评价不如斯大林，但同时斯大林得到的评价远不如彼得大帝则被忽略了。其实，这些说法都透露了一个共同的信息：即今天如果俄罗斯人在某种意义上“怀念斯大林”，那多半不是把他当作列宁的继承人，而是当作沙皇的继承人来“怀念”的。
去年在1917年革命90周年纪念中，引起争议的主要不是“十月革命”，而是推翻沙皇的二月民主革命。普京把索尔仁尼琴多年前写下的《二月革命反思录》作为“学习材料”广为印发给他的官员阅读，普京的智库首领尼科诺夫则宣称：二月革命“毁掉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因此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与此相反，作为普京政府右翼反对派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亚夫林斯基则反驳说：“二月精神”是不朽的，尽管“二月民主”的成果不幸被布尔什维克以暴力毁掉了，但它在1990年代终于重现辉煌。看来在这场争论中索尔仁尼琴一方是主流，亚夫林斯基是非主流，而传统上对“二月”、“十月”都予以肯定的俄共声音却被这场争论淹没了。
显然，普京、尼科诺夫与索尔仁尼琴如今都不以“二月”为然，其理由恰恰在于：在他们看来正是“二月革命”打开了他们认为更为邪恶的“十月革命”这个潘多拉之盒。而这种看法其来久矣。早在1970年代，在当时同样反体制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中，就发生了主张走西方式自由民主道路的萨哈罗夫与主张“远离西方、回归东正教”的索尔仁尼琴的激烈争论。后来索氏穷晚年二十多年精力写作多卷巨著《红轮》，就是要系统阐述他这种把苏联看作“西方来的(启蒙与革命)邪恶”，而要俄罗斯人在东正教中寻找救赎的主张。普京如今极力推荐的《二月革命反思录》就是这部巨著的提要。可见，所谓“索尔仁尼琴忏悔”纯属无稽之谈。几十年来索氏的这种思想只有不断深化，从来没有放弃。
而普京的很多行为逻辑都可以从这种思想中得到解释。事实上，如今西方强烈批评普京时代俄罗斯“民主倒退”，而俄共却指责普京“比叶利钦走得更远”。这两种说法恐怕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矛盾：以今天西方人的立场看，近年来俄罗斯的民主的确“倒退”了，但是却并非向“左”倒退，而是向“右”倒退；不是倒退回苏联，而是向沙俄“传统”倒退；不是向列宁－斯大林主义，而是向东正教“倒退”。而这在叶利钦时代实际上就已开始，普京时代无疑更为明显。所以俄共说普京“比叶利钦走得更远”，也没错。当然，作为一个现实政治中的精明政客，普京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事，并不经常把“主义”挂在嘴边。但是如果他也有“主义”的话，类似于《红轮》的那种斯拉夫保守主义可能是其主要成分。
“向右倒退”的限度
1993年建立的俄罗斯议会沿用了沙俄的称呼即国家杜马。今天的杜马不仅有反对党，而且从未采用剥夺权利的手段来排斥反对派。尽管有缺陷，今天的俄罗斯已经基本有了宪政民主。
当然，“向左倒退”与“向右倒退”相对于完善的民主来说毕竟都是“倒退”。早在20世纪初，沙俄总理大臣、著名改革家维特伯爵就指出：尽管当时“红帮”(左翼暴力组织)与“黑帮”(右翼暴力组织)势不两立，其心理状态与行为规则却极相像。虽然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沙皇时代的“父爱专制”远不像斯大林鼓动“阶级斗争”的“专政”那么严酷，但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俄罗斯，拥护民主的人们毕竟不会满意沙俄那种状态。
但是普京真想、如果想的话又真能“倒退”到那种状态吗？我以为可能性极小。
其实叶利钦时代“传统”色彩就已经明显可见。且不说“新俄罗斯”的标志性符号(国旗、国徽)来自沙俄，一些制度安排也有沙俄特点，而与沙俄时代的反对派包括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主张有异。本来在俄国历史上，沙皇的议会叫“杜马”(俄语原意为思考)，共产党时期的议会叫苏维埃(俄语原意为协商)，两者都出自古俄语。而从19世纪初的十二月党人直到1918年的民主派，当时俄国的进步人士，包括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们要求建立的议会都是用源自西方的外来词“立宪会议”来称呼的。这种“用词”的不同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1917年“二月民主”时期临时政府颁示解散杜马，召开立宪会议。后来普选产生的全俄立宪会议被布尔什维克以武力驱散，高尔基当时曾悲愤地写下“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以哀悼宪政民主实验的失败。
剧变后，叶利钦主持于1993年建立的俄罗斯议会自然不叫苏维埃，但也不叫立宪会议，而沿用沙俄的称呼即国家杜马。沙皇时代的杜马共有四届，1993年的国家杜马便自称是第五届。显然，这时的宪政法统，一开始就不是来自二月革命后的共和民主临时政府，而是来自沙俄晚期的君主立宪。而且这一年通过的俄罗斯宪法(今天仍沿用)确立了“强总统弱议会”体制。该体制下的国家杜马的确不像西方议会那样拥有充分的民主权威。因此俄罗斯的民主一开始就与西方式的民主有距离，与当时多数中东欧转轨国家也有差距，而呈现某种沙俄色彩。
但是无论叶利钦他们怎么想，毕竟“新俄罗斯”的议会制度是当代世界性民主潮流的产物，因此它与沙俄的杜马以及苏联时期作为“橡皮图章”的最高苏维埃还是有质的区别。我国学者曾指出：沙俄晚期是沙皇政府控制着立法主动权，杜马只有被动的否决权(法律不经杜马通过不能生效)。而现在正相反：俄罗斯作为共和制民主联邦国家，立法主动权转到了国家杜马手里，总统虽强，这方面拥有的不过是被动的否决权。官吏任免权过去完全属于沙皇，如今杜马至少拥有了一部分官员的任免权和批准权。沙俄时期国家杜马竭力争取而未实现的责任内阁，当今俄罗斯已经实现。过去沙皇可以随意解散杜马，现在总统解散杜马的条件被严格限制，实际上沙俄时期的四届杜马有三届是被解散的，而1990年代以来尽管杜马中反对派强大，与总统经常对立，却从未被解散过。另一方面，现在的杜马不仅对政府有更大的制约权，还有权提出罢免乃至弹劾总统的指控，尽管条件苛刻程序繁琐，但这种权利在沙俄时代是绝对不可能的。
更重要的是沙俄杜马与苏联的苏维埃都是等级选举：沙俄时妇女没有选举权，土地所有者1票等于企业主3票，等于农民15票，等于工人45票，苏联时期则反过来，工人1票等于农民6票，“资产阶级”更被剥夺了选举权。只有今天的杜马是实行全民平等一人一票的普选制。沙俄杜马允许有反对派，但政府经常宣布剥夺某些反对派人士的被选举权，斯托雷平正是用这种剥夺权利的办法把第一、二届“立宪民主党杜马”变成了第三、四届“保皇杜马”，而苏联时期干脆就不允许反对派存在。今天的杜马不仅有反对党，而且从未采用剥夺权利的手段来排斥反对派(1991年八·一九政变的几位策划者曾被短期剥夺权利，但那时还没有杜马，在1990年代这些人也都恢复了权利)。总之，尽管有缺陷，今天的俄罗斯已经基本有了宪政民主。
今日俄罗斯会出现“新沙皇”吗？
普京的声望比叶利钦高，但在制度上总统的权力也并未增加。套用一句老话讲：在普京时代的俄罗斯，自由民主不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的问题。
上述的情况是在叶利钦时代。到了普京时代，总统对国家杜马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主要是通过扶植“政权党”、依靠其多数席位来实现的，宪政的规则并未改变。普京的声望比叶利钦高，但在制度上总统的权力也并未增加。
在多党制、竞争性选举方面，早在1995年杜马大选时，叶利钦就曾极力促使俄国政局“中派化”，为此他授意切尔诺梅尔金与雷布金分别组建“中右”与“中左”力量，企图排挤极左与极右，建立自由保守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二元制衡的议会政治。但是当时社会危机严重，社会情绪比较极端化，致使叶利钦的方案失败了。十年以后，在社会趋于稳定、人们情绪趋于平和的条件下，普京实现了叶利钦未能成功的“人造中右”、“人造中左”两党唱红白脸的游戏，通过提高议会门槛把得票不多的反对党拦在院外，在竞选时利用媒体资源方面也扩大了叶利钦时代已有的不平等。然而，“人造两党”之外，真正的反对党仍然拥有很大空间。其实，就是公开的“人造两党”，至少也比一党黑箱中的派系斗争要透明：在公众面前光明正大地斗争，总比宫廷中关起门来勾心斗角强得多。不平等的竞选毕竟也是竞选，并非领袖所能完全操控。
在新闻、传媒与言论自由方面，普京时代的管制比叶利钦时代更多了。但1990年代以来俄罗斯已经开放报禁，而民营媒体再管制，也比官办媒体一统天下要强。普京执政期间多次发生暗杀记者和报人的事件，这固然是民主孱弱的体现，但从另一方面讲，这至少证明权势者无法通过垄断传媒、控制“饭碗”、撤换记者乃至干脆通过公开的清洗与专政等方式来封他们的嘴，以至于不得不偷偷摸摸出此下策。
就以刚刚结束的12月杜马选举而论，尽管“政权党”在行政资源、竞选经费和利用媒体方面拥有压倒的优势，反对党的宣传不多，但街头演讲、辩论、示威不断，竞争气氛仍然很浓，政权党也可以说是全力以赴，不敢掉以轻心。总之，套用一句老话讲：在普京时代的俄罗斯，自由民主不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的问题。
在经济上，普京的“重新国有化”还是有限的，个案性的。当然，应该说叶利钦时代的私有化也没有原来一些人讲的那么激进，尤其在对待外资方面，俄罗斯一向很保守。普京时代在进一步市场化方面有所进展，如通过了叶利钦时代长期搁置的《土地法》，进一步放开地权、推进福利制度改革等。尽管由于民主倒退使这些改革带有“斯托雷平式的”不公平色彩，但是在俄罗斯目前的“有限民主”下，改革中公开的利益博弈仍有相当空间，政府常常也不能不让步。因此，普京时代国家强化经济垄断的趋势的确存在，但总体上并未扭转走向市场经济的方向。
“漫天要价”，为的是“就地还钱”？
俄罗斯民主化进程的成就，已经使一个哪怕像普京那样强势的统治者也不能一意孤行无所顾忌。即便普京真想当“新沙皇”，现在的“倒退”趋势能否持续，也仍然是非常不确定的。
更重要的是，普京的许多“倒退”仍是建立在个人魅力的基础上，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并不是一以贯之。普京第一任期内的总理卡西亚诺夫自由民主派的色彩浓厚，在尤科斯事件等问题上与普京闹翻而离去。现在他颇有声望，大有成为“非俄共反对派”的头号人物之势(这与叶利钦跟戈尔巴乔夫闹翻、鲁茨科伊跟叶利钦闹翻后作为反对派领袖崛起一样，都是无论沙俄还是苏联时期皆不可能发生的事，这本身就是政治自由有了相当发展的体现)。所谓倒退主要指他的第二任期。但是如今他即将卸任之际在“梅花三弄”之后，却又出人意料地起用梅德韦杰夫来接班。而后者在现今的普京团队中又是最具自由派色彩的人。早有人指出：普京在任期后半段做出的种种咄咄逼人的举动，包括国内的“倒退”和国际上的“反美”，很可能都有故意在下台前“漫天要价”，以便下任可以“就地还钱”的考虑，犹如我国一些王朝的精明君主晚年会故意示“猛”，而使继君能够以“宽”示德于天下。
这种揣测当然没有太多根据。但即便普京真想当“新沙皇”，现在的“倒退”趋势能否持续，也仍然是非常不确定的。
关键在于：俄罗斯民主化进程虽然还任重道远前途坎坷，但迄至今日的成就，已经使一个哪怕像普京那样强势的统治者也不能一意孤行无所顾忌。普京已经表示他遵守宪法任期而不会改宪加冕，但又要继续从政而不会归隐山林，甚至将来还可能考虑“曲线复辟”梅开二度。然而任何一条途径都充满变数。当议长、当党魁等选择，在权衡利弊后已经被放弃了，现在看来他似乎愿意当总理。可是他这个强势总统自己造成(或强化)的俄罗斯政治规则是“强总统弱总理”、“荣誉归总统，倒霉归政府”、“总统弄权，总理担责”，这在他自己当总理后不会变成“请君入瓮”吗？
他选了更为自由化的梅德韦杰夫作为接班人，如果本来就是为的让他“就地还钱”，那普京就根本无所谓“倒退”。如果只是让他做傀儡而为自己“梅开二度”铺路，那风险就相当大：新总统要是坚持自己的理念怎么办？他能像对卡西亚诺夫那样挥之即去吗？在已有的规则下他这个总理要干好了，不会是为梅德韦杰夫增加威望和人气吗？如果干得不好，不会把自己总统任内积累的人气赔掉吗？当然，普京也可以修宪改规则，变成“强总理弱总统”，但这样做要付出的代价难道会比修宪延长任期更小吗？如果梅德韦杰夫具有与普京不同而且更为自由化的理念，同时在“强总统”规则不变的情况下，他又能压抑自己的理念而自觉给总理当傀儡，甚至甘愿向普京让人气、为普京背黑锅，这不是太勉为其难了吗？即便他现在对普京有私下承诺，到时靠得住吗？
更直接的问题是：按剧变以来16年的惯例，俄罗斯总理主要是对国民经济负责。而普京恰恰从未表现出这方面的才能，作为总统他过去也不太需要这种才能。普京第一任期俄罗斯经济出现转折性繁荣是在卡西亚诺夫总理治下，此人如今已是普京的对手。普京第二任期经济继续繁荣则很大程度上是靠能源出口价格大涨，而俄罗斯经济两大根本问题即结构改革和福利改革尚无明显进展，已成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大制约。同时俄罗斯能源工业本身也后劲不足，将面临一个大规模资本更新周期。普京恰在此“经济敏感期”当总理，风险确实不小：以后国际油气价格即便维持涨势，如果俄罗斯能源生产不能持续增长，也只能望梅止渴。即便价格涨势与产量增势都按现有状态持续，普京也就是个维持会长而已。而这两个条件只要有一个中止或弱化(这种可能性并不小)，俄罗斯经济目前的乐观形势与“普京总理”的声望就会面临变数。在这种情况下“普京总理”在经济上要有较大作为，只有推进结构改革与福利改革。普京过去那种“强国主义”和斯拉夫保守主义对这两项改革并无帮助。特别是后一项改革，不改不行，而在民主协商机制不充分的状态下硬改，普京如今的“父爱总统”形象恐怕就要终结了。到时不但反对派会乘机打民主牌，连“自由派”总统也不是不可能对他打这张牌的。
历史的启示
不只是普京，不光是俄国，历史上的许多过程显示：强力控制下的大帝国没有一个是永垂不朽的
其实不只是普京，不光是俄罗斯，历史上的许多过程显示：强力控制下的大帝国没有一个是永垂不朽的。越是强力控制，越难以形成替代组织资源，一旦解体就更难建立正常秩序。因此民主化经历阵痛固然毫不奇怪，民主化失败，持续的混乱使人厌倦，最终呼唤出一位铁腕人物建立新的强力控制也极有可能。但是尽管“帝国后遗症”中今不如昔的议论与事实均不少，真能回到昔日的可能却几乎没有。我国民初混乱时代今不如昔的怨声不绝，但几乎无人愿意回到帝制，袁世凯称帝与溥仪的复辟都被唾弃。1917年以后的俄国、1918年以后的德国等等也莫不如此。
在“不稳定民主”或“魏玛式危机”的混乱中产生新强权史上不乏其例，但这种强权通常都有两个特点：一是比原先的旧专制更加严酷(如清末民初乱世之后的党国较之于前清、魏玛危机之后的纳粹德国较之于霍亨索伦王朝、1917年内战之后的布尔什维克较之于沙皇)。道理很简单：在“不健全的民主”与混乱并存的情况下，如果不选择以健全民主法治来结束混乱，而打算重新祭起铁腕的话，那么这一铁腕既要粉碎民主派，又要粉碎其他铁腕觊觎者的竞争，这比“常态专制”只需要维持已有秩序更难，因此通常会导致所谓“乱世重典”。靠比过去更软的“温和专制”来既避免民主前途，又克服混乱与权力竞争，很少可能。
二是新强权通常都与“不稳定民主”之前的传统强权方向相反，例如传统若是右翼专制，则新强权就是左翼专制，反之亦然。
法国革命初期混乱之后出现的拿破仑帝国是一个对内镇压波旁王党、对外“输出革命”而与欧洲几乎所有传统王朝敌对的“反传统”帝国；德国魏玛共和之后的纳粹极权是一种来自下层的右翼民粹暴力，与魏玛前的普鲁士容克贵族政体大异其趣；在俄国取代二月民主的布尔什维克专政与以前的沙皇专制、中国民初乱世后的“党国”专政与前清的专制之“反向”，更是众所周知。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混乱民主”之前与之后的专制也几乎都是寡头强权(考迪略主义)与民粹强权(庇隆主义)的更替，并非同一性质强权的重复。而历史上已经日暮途穷的旧强权即便能“复辟”，通常也只是走向民主过程中的一件外衣，而不太可能重新“强”起来。如英法两国当年的复辟王朝、今天东欧民主制下“重新上台”的左派政党(实际上根据今天的史学研究，中国当年假如袁世凯乃至张勋支持下的溥仪真能“复辟”帝制，其君主立宪的程度也会大大超过清末“新政”，而专权程度不太可能超过后来的“党国”)。
俄罗斯向何处去？
普京的“民主倒退”不太可能走得很远。往好里说，他的“斯拉夫保守主义”毕竟是在21世纪，不太可能昧于天下大势。
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俄罗斯，叶利钦时代的“混乱民主”远远没有上述各国如此之甚，混乱中民众对铁腕人物的渴望也不算典型，今天普京的“民主倒退”之所以远远达不到上述各国的地步，应该说主要并非由于普京个人的开明，而是他没有这种社会条件。就上述第一个特点而论，“民主倒退”的普京远远谈不上比沙俄、更不用说比斯大林更严酷。而第二个特点则意味着由俄共来重建“专政”应该说几无可能，这已经为今天俄国的现实所证明。事实上，今天越来越多地对普京打“民主牌”的俄共将来即便会上台，恐怕也如东欧各国的左派政党一样必须以社会民主党化为前提。至于由普京通过“民主向右倒退”来实现一种方向相反而程度更严酷的专制，那首先就意味着他会煽起一场反共歇斯底里。我们看到的情况却是相反：普京对俄共乃至对历史上的苏联如果说并不比叶利钦更友善，至少也更温和。作为“斯拉夫保守主义者”的普京近年来发表的许多所谓“亲苏联”言论，与其说意味着他正在变成“新斯大林”，毋宁说意味着他不太可能成为“新沙皇”。
因此普京的“民主倒退”不太可能走得很远。往好里说，他的“斯拉夫保守主义”毕竟是在21世纪，不太可能昧于天下大势。就如他今天捧得很高的索尔仁尼琴虽然一贯批判“西化”，也不可能是真正的专制主义者(相反，他为民主所作的贡献不会因他近年来的“奇谈怪论”而消失)。2004年，普京在第二任期开始前夕曾声称：“1990年代初过渡到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做法得到了俄罗斯公民最积极和最坚决的支持，他们作出了最后的——我还想再强调一下——也是不可改变的选择，决定实行民主。这是俄罗斯人民的伟大和实际的成就，我想这也是我国在20世纪的最大成就之一。”考虑到普京本人也曾是1990年代初民主派的宠儿，他的这一说法也许是由衷的。
如果这只是言不由衷，那么往坏里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普京顶多也只能在“民主无量、独裁无胆”的两难中徘徊。尽管普京还不老，但除非俄罗斯出现战争或者大崩溃，这些情况在他政治生涯延续的年代里不太可能改变。而在太平年月，普京之后出现更厉害的“强人”而且为俄国人所接受的几率更低。当然，如果太平到了万事无忧的“黄金时代”，俄罗斯人也不会有多少进一步推进民主的动力。但是，俄罗斯未来出现“大崩溃”或者“黄金时代”这两种情况的概率都极低，最大的可能仍然是“发展而仍有积弊，危机但不致崩溃”。民主化进程也仍然曲折地持续。尽管如今典型的自由民主主义势力似乎处于剧变以来的低谷，但既然连久加诺夫也认为“自由主义反对派”于俄罗斯有益，这种力量又会再低到哪里去呢？
因此，俄罗斯民主“翻船”与实质性逆转的最大风险期还是在叶利钦的“混乱时代”，这个坎过去了，今后尽管俄罗斯民主之路还会有坎坷与反复，但最大的可能(我从不相信什么“必然”或者“客观规律”)是像凯末尔之后的土耳其那样渐进地发展，像长期“多党制下一党独大”的日本或“母死子继”的印度那样“有特色”，当然，更可能的是有我们现在还不能清楚描绘的某种俄罗斯自身的特色——当然是在民主的普世基本特征的基础上。
在俄罗斯这样一个专制极权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大国，评价民主的进展须有一个宏观尺度。2007年是俄罗斯历史上上一次“剧变”——1917年俄罗斯帝国垮台90周年。当年的“帝国后遗症”导致天下大乱和死亡一千万人的残酷内战，而帝国之后的“二月民主”只存活了10个月就被“来复枪驱散”了。相比之下，1991年苏维埃帝国的垮台是和平的，转轨的混乱虽比中东欧诸国严重，与1917年相比那简直就太“顺”了。而民主制度尽管不完善还有所“倒退”，毕竟已经存活了16年。当然这并不妨碍人们探讨最近这次转轨进程中的失误，正如普京所说，一个大国的解体是令人痛心的。前苏联各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寻求代价更小(既避免帝国解体，也避免民主倒退)的民主化转型之路，是非常必要的。但如果把当年那场残酷血腥的“剧变”说成伟大的“新纪元”，而和平的剧变反而是“亡国奇祸”，这种意识形态偏见就未免过甚了。与之相比，普京、索尔仁尼琴从“斯拉夫保守主义”出发对这两次解体都表示惋惜倒更容易理解。而这种惋惜与肯定民主转轨的进步意义并不矛盾。尤其是以当年短暂的“二月民主”与新俄罗斯水平不高但迄今仍持续的民主相比，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能看到历史毕竟在进步，历史也将继续进步。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秦晖)
http://news.163.com/08/0118/14/42GD810300012GG5.html
在俄罗斯这样一个专制极权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大国，评价民主的进展须有一个宏观尺度。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教授
20世纪后半叶，中俄两个大国几乎同时开始了艰辛的社会转型过程，并从此执手相望，惺惺相惜。“俄罗斯惟一的选择就是做强国。”8年前，普京的这句话言犹在耳。如今，随着他行将离任，俄罗斯已然“中兴在望”。不过，俄罗斯的转型依然充斥着众多不确定性，但不确定性却正是转型的魅力所在。
作为曾经拥有相似的计划体制的国家，我们关注俄罗斯转型，关注普京时代对于俄罗斯未来的意义，关注俄罗斯存在的种种不确定性，当然是希望以此对中国有所启迪。谁又能说，俄罗斯不是中国最好的参照？
希望关心大国转型的读者能从秦晖先生和金雁女士的文章中有所发现。
评价普京时代，很多人都会提到两条：经济高速发展，民主出现倒退。
但是这两条的背后都有太多的争议。“经济发展”是否可持续，“民主倒退”是否实质性逆转，都值得研究。尽管普京的俄罗斯问题多多，尽管横向比较，按西方标准看，普京的“民主倒退”确实明显，然而普京改变了叶利钦以来的转轨方向吗？他真的表现出“苏维埃情结”、转向“新苏共”了吗？如果纵向，而不是横向比较，在专制传统悠久的俄罗斯，普京时代应该如何定位？
普京是“又一个斯大林”吗？
“今天恢复斯大林格勒之名，会产生猜疑，使人觉得我们要回到斯大林主义时代去，这不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好处。”
笔者认为，一些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评论明显是一厢情愿的。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所谓普京“亲斯大林”的说法。普京为纪念卫国战争、弘扬爱国主义而把莫斯科亚历山大花园“英雄城市”纪念石墩上的伏尔加格勒恢复为斯大林格勒，曾经引起国内一些传媒的欢呼，说是普京崇敬斯大林了。其实，“英雄城市”石墩是个历史纪念标志，与城市的现名及现状无关。例如众所周知，列宁格勒剧变后已经改名，可是石墩上的“英雄城市”列宁格勒并未改动，你不能以此否认该城现在叫圣彼得堡。“英雄城市”名单上的11个城市中，基辅、明斯克等6个都位于前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如今并不属于俄罗斯，难道石墩上有其名就意味着俄罗斯对它们还有主权？同样，石墩上的“斯大林格勒”并非今天的城市名，更与今天对斯大林的评价无关。
二战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早已载入史册，即便是西方最反共的史学著作也没有把它改称“伏尔加格勒战役”。一些西方大城市，如巴黎和伦敦至今都有为纪念此战命名的斯大林格勒广场、斯大林格勒地铁站等，这与“崇敬斯大林”了不相干。赫鲁晓夫当年推行“非斯大林化”不仅把城市的现名改了，连历史上命名“卫国战争英雄城市”时的名称也改了，这本身就很荒唐。这种否定一个人就要消除其一切历史痕迹的做法恰恰是旧时的传统，实际上是“以斯大林的方式否定斯大林”。而普京恢复“英雄城市”纪念石墩上的历史名称只是恢复常识。而选择卫国战争逢十纪念日来做这件事，当然也有宣扬爱国主义弘扬民族精神的用意。但说是恢复对斯大林的崇敬那就不着边了。
因政治荣辱无常而频繁改地名，的确是沙俄－苏联专制文化传统的独特现象。尤其在19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高潮中随着“大人物”的倏兴倏灭，不少城市都更名数次。最多的巴塔尔帕辛斯克市(今俄罗斯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首府切尔克斯克)甚至三年间四易其名，两个“名主”(苏利莫夫与叶若夫)先后上了断头台。以至于人们常说那时地图的出版都跟不上政治变化。1990年代“剧变”后俄国出现了又一次改名风，这次虽然有过去的逻辑在起作用，毕竟理性多了。每次都经过当地的居民公决，结果并不一样，也不可能在长官意志下“一风吹”。如叶利钦时代虽然列宁格勒这个城市经全民投票恢复了圣彼得堡的旧名，但该城周围的州仍然叫列宁格勒州，莫斯科开往圣彼得堡的火车站也仍然叫列宁格勒车站。剧变后这十多年来，在联邦体制下左派虽然从未主持中央政府，但一些州政府早在叶利钦时期就有左派通过民主竞选上台的，他们也曾恢复了一些剧变时废除的苏联时期地名，如列宁的故乡辛比尔斯克就恢复为乌里扬诺夫斯克(乌里扬诺夫是列宁原姓)。唯独“斯大林格勒”，尽管从2002年起，左派占优势的伏尔加格勒州杜马几次提案要求恢复斯大林格勒之名，但都受到普京的明确反对。他说：“今天恢复斯大林格勒之名，会产生猜疑，使人觉得我们要回到斯大林主义时代去，这不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好处。”正是由于普京的这种态度，今天的伏尔加格勒并没有恢复旧名。
不仅“斯大林格勒”，前苏联时期全国曾有三十多个城市以斯大林命名(斯大林、斯大林诺、斯大林斯克、斯大林诺哥尔斯克、斯大林纳巴德等等)，迄今也无一恢复。而如前所述，这些年左派“复名”的努力对其他人并不是毫无成效的。
当然，“斯大林城”虽未复名，普京时代确实曾经出现过“斯大林热”(尽管其热度往往被夸大)。除了少数左派真是基于斯大林主义，一般人主要是在“大国”、“秩序”和“保障”这三个方面对现实不满，因而出现“怀旧”。这并不奇怪。斯大林毕竟死去已半个多世纪，他的体制垮台也已十多年，人们对当下的困境总是比久远的苦难感受更多。俄罗斯古谚说：“死人都是好人”。如果忘掉秘密警察、大清洗、大饥荒、肃反、古拉格群岛，那个时代无疑有值得怀念之处。但是关键恰恰在于，由于俄国体制近十来年的根本改变，那些东西已经不太可能回来了。在斯大林体制不复存在而且难以回复的情况下怀念那个已经死去不再可能专制的斯大林，怀念那个仅仅作为“大国”和“福利”象征的老人，这与仍存在斯大林体制的时代借斯大林崇拜来阻挠变革，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同样，今天“怀念斯大林”的俄国人也许比叶利钦时代多，但投共产党票的人却显然比叶利钦时代更少，这两者都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在当今俄国的条件下，对死人斯大林的怀念如果可以取代对活领袖的顶礼膜拜——目前的确有此苗头——那它甚至也许更有利于消除斯大林体制复归的可能。
民主“向右倒退”
普京时代的景象是“倒退”，但是却并非向“左”倒退，而是向“右”倒退；不是倒退回苏联，而是向沙俄“传统”倒退；不是向列宁－斯大林主义，而是向东正教“倒退”。
普京时代的真实氛围可以通过普京与当年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这两年互相高调赞赏看出来。2006年以来，索尔仁尼琴一改他过去在苏联时代乃至在叶利钦时代对统治者的批判态度，对普京给予了高度评价。而普京也高调地为他祝寿，授予他最高级别的国家荣誉——过去叶利钦也要授予，但索尔仁尼琴拒绝了，如今他却欣然接受了普京的授予。更有甚者，2007年普京还发动其各级公务员学习索尔仁尼琴的著述，尤其是他对俄国革命的评论。
不同背景的人对他们的这种表现评价不一。国内有媒体说，最近连索尔仁尼琴都“忏悔”了，他曾斥责叶利钦的“西化”和怀念斯大林的“大国”。我没有见过这种言论，倒是见过他近期仍然严厉谴责极权时代。他在叶利钦时期也的确有过“今不如昔”之论。如果有人解读成叶利钦不如斯大林，在某种意义上也不能算错。然而索尔仁尼琴不会说叶利钦不如列宁，而斯大林不如沙皇倒是他的一贯思想。事实上不光是索尔仁尼琴，我国媒体最近广为流传的一则俄罗斯民意调查就是如此。据说在这则民调中叶利钦得到的评价不如斯大林，但同时斯大林得到的评价远不如彼得大帝则被忽略了。其实，这些说法都透露了一个共同的信息：即今天如果俄罗斯人在某种意义上“怀念斯大林”，那多半不是把他当作列宁的继承人，而是当作沙皇的继承人来“怀念”的。
去年在1917年革命90周年纪念中，引起争议的主要不是“十月革命”，而是推翻沙皇的二月民主革命。普京把索尔仁尼琴多年前写下的《二月革命反思录》作为“学习材料”广为印发给他的官员阅读，普京的智库首领尼科诺夫则宣称：二月革命“毁掉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因此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与此相反，作为普京政府右翼反对派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亚夫林斯基则反驳说：“二月精神”是不朽的，尽管“二月民主”的成果不幸被布尔什维克以暴力毁掉了，但它在1990年代终于重现辉煌。看来在这场争论中索尔仁尼琴一方是主流，亚夫林斯基是非主流，而传统上对“二月”、“十月”都予以肯定的俄共声音却被这场争论淹没了。
显然，普京、尼科诺夫与索尔仁尼琴如今都不以“二月”为然，其理由恰恰在于：在他们看来正是“二月革命”打开了他们认为更为邪恶的“十月革命”这个潘多拉之盒。而这种看法其来久矣。早在1970年代，在当时同样反体制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中，就发生了主张走西方式自由民主道路的萨哈罗夫与主张“远离西方、回归东正教”的索尔仁尼琴的激烈争论。后来索氏穷晚年二十多年精力写作多卷巨著《红轮》，就是要系统阐述他这种把苏联看作“西方来的(启蒙与革命)邪恶”，而要俄罗斯人在东正教中寻找救赎的主张。普京如今极力推荐的《二月革命反思录》就是这部巨著的提要。可见，所谓“索尔仁尼琴忏悔”纯属无稽之谈。几十年来索氏的这种思想只有不断深化，从来没有放弃。
而普京的很多行为逻辑都可以从这种思想中得到解释。事实上，如今西方强烈批评普京时代俄罗斯“民主倒退”，而俄共却指责普京“比叶利钦走得更远”。这两种说法恐怕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矛盾：以今天西方人的立场看，近年来俄罗斯的民主的确“倒退”了，但是却并非向“左”倒退，而是向“右”倒退；不是倒退回苏联，而是向沙俄“传统”倒退；不是向列宁－斯大林主义，而是向东正教“倒退”。而这在叶利钦时代实际上就已开始，普京时代无疑更为明显。所以俄共说普京“比叶利钦走得更远”，也没错。当然，作为一个现实政治中的精明政客，普京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事，并不经常把“主义”挂在嘴边。但是如果他也有“主义”的话，类似于《红轮》的那种斯拉夫保守主义可能是其主要成分。
“向右倒退”的限度
1993年建立的俄罗斯议会沿用了沙俄的称呼即国家杜马。今天的杜马不仅有反对党，而且从未采用剥夺权利的手段来排斥反对派。尽管有缺陷，今天的俄罗斯已经基本有了宪政民主。
当然，“向左倒退”与“向右倒退”相对于完善的民主来说毕竟都是“倒退”。早在20世纪初，沙俄总理大臣、著名改革家维特伯爵就指出：尽管当时“红帮”(左翼暴力组织)与“黑帮”(右翼暴力组织)势不两立，其心理状态与行为规则却极相像。虽然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沙皇时代的“父爱专制”远不像斯大林鼓动“阶级斗争”的“专政”那么严酷，但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俄罗斯，拥护民主的人们毕竟不会满意沙俄那种状态。
但是普京真想、如果想的话又真能“倒退”到那种状态吗？我以为可能性极小。
其实叶利钦时代“传统”色彩就已经明显可见。且不说“新俄罗斯”的标志性符号(国旗、国徽)来自沙俄，一些制度安排也有沙俄特点，而与沙俄时代的反对派包括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主张有异。本来在俄国历史上，沙皇的议会叫“杜马”(俄语原意为思考)，共产党时期的议会叫苏维埃(俄语原意为协商)，两者都出自古俄语。而从19世纪初的十二月党人直到1918年的民主派，当时俄国的进步人士，包括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们要求建立的议会都是用源自西方的外来词“立宪会议”来称呼的。这种“用词”的不同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1917年“二月民主”时期临时政府颁示解散杜马，召开立宪会议。后来普选产生的全俄立宪会议被布尔什维克以武力驱散，高尔基当时曾悲愤地写下“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以哀悼宪政民主实验的失败。
剧变后，叶利钦主持于1993年建立的俄罗斯议会自然不叫苏维埃，但也不叫立宪会议，而沿用沙俄的称呼即国家杜马。沙皇时代的杜马共有四届，1993年的国家杜马便自称是第五届。显然，这时的宪政法统，一开始就不是来自二月革命后的共和民主临时政府，而是来自沙俄晚期的君主立宪。而且这一年通过的俄罗斯宪法(今天仍沿用)确立了“强总统弱议会”体制。该体制下的国家杜马的确不像西方议会那样拥有充分的民主权威。因此俄罗斯的民主一开始就与西方式的民主有距离，与当时多数中东欧转轨国家也有差距，而呈现某种沙俄色彩。
但是无论叶利钦他们怎么想，毕竟“新俄罗斯”的议会制度是当代世界性民主潮流的产物，因此它与沙俄的杜马以及苏联时期作为“橡皮图章”的最高苏维埃还是有质的区别。我国学者曾指出：沙俄晚期是沙皇政府控制着立法主动权，杜马只有被动的否决权(法律不经杜马通过不能生效)。而现在正相反：俄罗斯作为共和制民主联邦国家，立法主动权转到了国家杜马手里，总统虽强，这方面拥有的不过是被动的否决权。官吏任免权过去完全属于沙皇，如今杜马至少拥有了一部分官员的任免权和批准权。沙俄时期国家杜马竭力争取而未实现的责任内阁，当今俄罗斯已经实现。过去沙皇可以随意解散杜马，现在总统解散杜马的条件被严格限制，实际上沙俄时期的四届杜马有三届是被解散的，而1990年代以来尽管杜马中反对派强大，与总统经常对立，却从未被解散过。另一方面，现在的杜马不仅对政府有更大的制约权，还有权提出罢免乃至弹劾总统的指控，尽管条件苛刻程序繁琐，但这种权利在沙俄时代是绝对不可能的。
更重要的是沙俄杜马与苏联的苏维埃都是等级选举：沙俄时妇女没有选举权，土地所有者1票等于企业主3票，等于农民15票，等于工人45票，苏联时期则反过来，工人1票等于农民6票，“资产阶级”更被剥夺了选举权。只有今天的杜马是实行全民平等一人一票的普选制。沙俄杜马允许有反对派，但政府经常宣布剥夺某些反对派人士的被选举权，斯托雷平正是用这种剥夺权利的办法把第一、二届“立宪民主党杜马”变成了第三、四届“保皇杜马”，而苏联时期干脆就不允许反对派存在。今天的杜马不仅有反对党，而且从未采用剥夺权利的手段来排斥反对派(1991年八·一九政变的几位策划者曾被短期剥夺权利，但那时还没有杜马，在1990年代这些人也都恢复了权利)。总之，尽管有缺陷，今天的俄罗斯已经基本有了宪政民主。
今日俄罗斯会出现“新沙皇”吗？
普京的声望比叶利钦高，但在制度上总统的权力也并未增加。套用一句老话讲：在普京时代的俄罗斯，自由民主不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的问题。
上述的情况是在叶利钦时代。到了普京时代，总统对国家杜马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主要是通过扶植“政权党”、依靠其多数席位来实现的，宪政的规则并未改变。普京的声望比叶利钦高，但在制度上总统的权力也并未增加。
在多党制、竞争性选举方面，早在1995年杜马大选时，叶利钦就曾极力促使俄国政局“中派化”，为此他授意切尔诺梅尔金与雷布金分别组建“中右”与“中左”力量，企图排挤极左与极右，建立自由保守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二元制衡的议会政治。但是当时社会危机严重，社会情绪比较极端化，致使叶利钦的方案失败了。十年以后，在社会趋于稳定、人们情绪趋于平和的条件下，普京实现了叶利钦未能成功的“人造中右”、“人造中左”两党唱红白脸的游戏，通过提高议会门槛把得票不多的反对党拦在院外，在竞选时利用媒体资源方面也扩大了叶利钦时代已有的不平等。然而，“人造两党”之外，真正的反对党仍然拥有很大空间。其实，就是公开的“人造两党”，至少也比一党黑箱中的派系斗争要透明：在公众面前光明正大地斗争，总比宫廷中关起门来勾心斗角强得多。不平等的竞选毕竟也是竞选，并非领袖所能完全操控。
在新闻、传媒与言论自由方面，普京时代的管制比叶利钦时代更多了。但1990年代以来俄罗斯已经开放报禁，而民营媒体再管制，也比官办媒体一统天下要强。普京执政期间多次发生暗杀记者和报人的事件，这固然是民主孱弱的体现，但从另一方面讲，这至少证明权势者无法通过垄断传媒、控制“饭碗”、撤换记者乃至干脆通过公开的清洗与专政等方式来封他们的嘴，以至于不得不偷偷摸摸出此下策。
就以刚刚结束的12月杜马选举而论，尽管“政权党”在行政资源、竞选经费和利用媒体方面拥有压倒的优势，反对党的宣传不多，但街头演讲、辩论、示威不断，竞争气氛仍然很浓，政权党也可以说是全力以赴，不敢掉以轻心。总之，套用一句老话讲：在普京时代的俄罗斯，自由民主不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的问题。
在经济上，普京的“重新国有化”还是有限的，个案性的。当然，应该说叶利钦时代的私有化也没有原来一些人讲的那么激进，尤其在对待外资方面，俄罗斯一向很保守。普京时代在进一步市场化方面有所进展，如通过了叶利钦时代长期搁置的《土地法》，进一步放开地权、推进福利制度改革等。尽管由于民主倒退使这些改革带有“斯托雷平式的”不公平色彩，但是在俄罗斯目前的“有限民主”下，改革中公开的利益博弈仍有相当空间，政府常常也不能不让步。因此，普京时代国家强化经济垄断的趋势的确存在，但总体上并未扭转走向市场经济的方向。
“漫天要价”，为的是“就地还钱”？
俄罗斯民主化进程的成就，已经使一个哪怕像普京那样强势的统治者也不能一意孤行无所顾忌。即便普京真想当“新沙皇”，现在的“倒退”趋势能否持续，也仍然是非常不确定的。
更重要的是，普京的许多“倒退”仍是建立在个人魅力的基础上，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并不是一以贯之。普京第一任期内的总理卡西亚诺夫自由民主派的色彩浓厚，在尤科斯事件等问题上与普京闹翻而离去。现在他颇有声望，大有成为“非俄共反对派”的头号人物之势(这与叶利钦跟戈尔巴乔夫闹翻、鲁茨科伊跟叶利钦闹翻后作为反对派领袖崛起一样，都是无论沙俄还是苏联时期皆不可能发生的事，这本身就是政治自由有了相当发展的体现)。所谓倒退主要指他的第二任期。但是如今他即将卸任之际在“梅花三弄”之后，却又出人意料地起用梅德韦杰夫来接班。而后者在现今的普京团队中又是最具自由派色彩的人。早有人指出：普京在任期后半段做出的种种咄咄逼人的举动，包括国内的“倒退”和国际上的“反美”，很可能都有故意在下台前“漫天要价”，以便下任可以“就地还钱”的考虑，犹如我国一些王朝的精明君主晚年会故意示“猛”，而使继君能够以“宽”示德于天下。
这种揣测当然没有太多根据。但即便普京真想当“新沙皇”，现在的“倒退”趋势能否持续，也仍然是非常不确定的。
关键在于：俄罗斯民主化进程虽然还任重道远前途坎坷，但迄至今日的成就，已经使一个哪怕像普京那样强势的统治者也不能一意孤行无所顾忌。普京已经表示他遵守宪法任期而不会改宪加冕，但又要继续从政而不会归隐山林，甚至将来还可能考虑“曲线复辟”梅开二度。然而任何一条途径都充满变数。当议长、当党魁等选择，在权衡利弊后已经被放弃了，现在看来他似乎愿意当总理。可是他这个强势总统自己造成(或强化)的俄罗斯政治规则是“强总统弱总理”、“荣誉归总统，倒霉归政府”、“总统弄权，总理担责”，这在他自己当总理后不会变成“请君入瓮”吗？
他选了更为自由化的梅德韦杰夫作为接班人，如果本来就是为的让他“就地还钱”，那普京就根本无所谓“倒退”。如果只是让他做傀儡而为自己“梅开二度”铺路，那风险就相当大：新总统要是坚持自己的理念怎么办？他能像对卡西亚诺夫那样挥之即去吗？在已有的规则下他这个总理要干好了，不会是为梅德韦杰夫增加威望和人气吗？如果干得不好，不会把自己总统任内积累的人气赔掉吗？当然，普京也可以修宪改规则，变成“强总理弱总统”，但这样做要付出的代价难道会比修宪延长任期更小吗？如果梅德韦杰夫具有与普京不同而且更为自由化的理念，同时在“强总统”规则不变的情况下，他又能压抑自己的理念而自觉给总理当傀儡，甚至甘愿向普京让人气、为普京背黑锅，这不是太勉为其难了吗？即便他现在对普京有私下承诺，到时靠得住吗？
更直接的问题是：按剧变以来16年的惯例，俄罗斯总理主要是对国民经济负责。而普京恰恰从未表现出这方面的才能，作为总统他过去也不太需要这种才能。普京第一任期俄罗斯经济出现转折性繁荣是在卡西亚诺夫总理治下，此人如今已是普京的对手。普京第二任期经济继续繁荣则很大程度上是靠能源出口价格大涨，而俄罗斯经济两大根本问题即结构改革和福利改革尚无明显进展，已成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大制约。同时俄罗斯能源工业本身也后劲不足，将面临一个大规模资本更新周期。普京恰在此“经济敏感期”当总理，风险确实不小：以后国际油气价格即便维持涨势，如果俄罗斯能源生产不能持续增长，也只能望梅止渴。即便价格涨势与产量增势都按现有状态持续，普京也就是个维持会长而已。而这两个条件只要有一个中止或弱化(这种可能性并不小)，俄罗斯经济目前的乐观形势与“普京总理”的声望就会面临变数。在这种情况下“普京总理”在经济上要有较大作为，只有推进结构改革与福利改革。普京过去那种“强国主义”和斯拉夫保守主义对这两项改革并无帮助。特别是后一项改革，不改不行，而在民主协商机制不充分的状态下硬改，普京如今的“父爱总统”形象恐怕就要终结了。到时不但反对派会乘机打民主牌，连“自由派”总统也不是不可能对他打这张牌的。
历史的启示
不只是普京，不光是俄国，历史上的许多过程显示：强力控制下的大帝国没有一个是永垂不朽的
其实不只是普京，不光是俄罗斯，历史上的许多过程显示：强力控制下的大帝国没有一个是永垂不朽的。越是强力控制，越难以形成替代组织资源，一旦解体就更难建立正常秩序。因此民主化经历阵痛固然毫不奇怪，民主化失败，持续的混乱使人厌倦，最终呼唤出一位铁腕人物建立新的强力控制也极有可能。但是尽管“帝国后遗症”中今不如昔的议论与事实均不少，真能回到昔日的可能却几乎没有。我国民初混乱时代今不如昔的怨声不绝，但几乎无人愿意回到帝制，袁世凯称帝与溥仪的复辟都被唾弃。1917年以后的俄国、1918年以后的德国等等也莫不如此。
在“不稳定民主”或“魏玛式危机”的混乱中产生新强权史上不乏其例，但这种强权通常都有两个特点：一是比原先的旧专制更加严酷(如清末民初乱世之后的党国较之于前清、魏玛危机之后的纳粹德国较之于霍亨索伦王朝、1917年内战之后的布尔什维克较之于沙皇)。道理很简单：在“不健全的民主”与混乱并存的情况下，如果不选择以健全民主法治来结束混乱，而打算重新祭起铁腕的话，那么这一铁腕既要粉碎民主派，又要粉碎其他铁腕觊觎者的竞争，这比“常态专制”只需要维持已有秩序更难，因此通常会导致所谓“乱世重典”。靠比过去更软的“温和专制”来既避免民主前途，又克服混乱与权力竞争，很少可能。
二是新强权通常都与“不稳定民主”之前的传统强权方向相反，例如传统若是右翼专制，则新强权就是左翼专制，反之亦然。
法国革命初期混乱之后出现的拿破仑帝国是一个对内镇压波旁王党、对外“输出革命”而与欧洲几乎所有传统王朝敌对的“反传统”帝国；德国魏玛共和之后的纳粹极权是一种来自下层的右翼民粹暴力，与魏玛前的普鲁士容克贵族政体大异其趣；在俄国取代二月民主的布尔什维克专政与以前的沙皇专制、中国民初乱世后的“党国”专政与前清的专制之“反向”，更是众所周知。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混乱民主”之前与之后的专制也几乎都是寡头强权(考迪略主义)与民粹强权(庇隆主义)的更替，并非同一性质强权的重复。而历史上已经日暮途穷的旧强权即便能“复辟”，通常也只是走向民主过程中的一件外衣，而不太可能重新“强”起来。如英法两国当年的复辟王朝、今天东欧民主制下“重新上台”的左派政党(实际上根据今天的史学研究，中国当年假如袁世凯乃至张勋支持下的溥仪真能“复辟”帝制，其君主立宪的程度也会大大超过清末“新政”，而专权程度不太可能超过后来的“党国”)。
俄罗斯向何处去？
普京的“民主倒退”不太可能走得很远。往好里说，他的“斯拉夫保守主义”毕竟是在21世纪，不太可能昧于天下大势。
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俄罗斯，叶利钦时代的“混乱民主”远远没有上述各国如此之甚，混乱中民众对铁腕人物的渴望也不算典型，今天普京的“民主倒退”之所以远远达不到上述各国的地步，应该说主要并非由于普京个人的开明，而是他没有这种社会条件。就上述第一个特点而论，“民主倒退”的普京远远谈不上比沙俄、更不用说比斯大林更严酷。而第二个特点则意味着由俄共来重建“专政”应该说几无可能，这已经为今天俄国的现实所证明。事实上，今天越来越多地对普京打“民主牌”的俄共将来即便会上台，恐怕也如东欧各国的左派政党一样必须以社会民主党化为前提。至于由普京通过“民主向右倒退”来实现一种方向相反而程度更严酷的专制，那首先就意味着他会煽起一场反共歇斯底里。我们看到的情况却是相反：普京对俄共乃至对历史上的苏联如果说并不比叶利钦更友善，至少也更温和。作为“斯拉夫保守主义者”的普京近年来发表的许多所谓“亲苏联”言论，与其说意味着他正在变成“新斯大林”，毋宁说意味着他不太可能成为“新沙皇”。
因此普京的“民主倒退”不太可能走得很远。往好里说，他的“斯拉夫保守主义”毕竟是在21世纪，不太可能昧于天下大势。就如他今天捧得很高的索尔仁尼琴虽然一贯批判“西化”，也不可能是真正的专制主义者(相反，他为民主所作的贡献不会因他近年来的“奇谈怪论”而消失)。2004年，普京在第二任期开始前夕曾声称：“1990年代初过渡到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做法得到了俄罗斯公民最积极和最坚决的支持，他们作出了最后的——我还想再强调一下——也是不可改变的选择，决定实行民主。这是俄罗斯人民的伟大和实际的成就，我想这也是我国在20世纪的最大成就之一。”考虑到普京本人也曾是1990年代初民主派的宠儿，他的这一说法也许是由衷的。
如果这只是言不由衷，那么往坏里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普京顶多也只能在“民主无量、独裁无胆”的两难中徘徊。尽管普京还不老，但除非俄罗斯出现战争或者大崩溃，这些情况在他政治生涯延续的年代里不太可能改变。而在太平年月，普京之后出现更厉害的“强人”而且为俄国人所接受的几率更低。当然，如果太平到了万事无忧的“黄金时代”，俄罗斯人也不会有多少进一步推进民主的动力。但是，俄罗斯未来出现“大崩溃”或者“黄金时代”这两种情况的概率都极低，最大的可能仍然是“发展而仍有积弊，危机但不致崩溃”。民主化进程也仍然曲折地持续。尽管如今典型的自由民主主义势力似乎处于剧变以来的低谷，但既然连久加诺夫也认为“自由主义反对派”于俄罗斯有益，这种力量又会再低到哪里去呢？
因此，俄罗斯民主“翻船”与实质性逆转的最大风险期还是在叶利钦的“混乱时代”，这个坎过去了，今后尽管俄罗斯民主之路还会有坎坷与反复，但最大的可能(我从不相信什么“必然”或者“客观规律”)是像凯末尔之后的土耳其那样渐进地发展，像长期“多党制下一党独大”的日本或“母死子继”的印度那样“有特色”，当然，更可能的是有我们现在还不能清楚描绘的某种俄罗斯自身的特色——当然是在民主的普世基本特征的基础上。
在俄罗斯这样一个专制极权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大国，评价民主的进展须有一个宏观尺度。2007年是俄罗斯历史上上一次“剧变”——1917年俄罗斯帝国垮台90周年。当年的“帝国后遗症”导致天下大乱和死亡一千万人的残酷内战，而帝国之后的“二月民主”只存活了10个月就被“来复枪驱散”了。相比之下，1991年苏维埃帝国的垮台是和平的，转轨的混乱虽比中东欧诸国严重，与1917年相比那简直就太“顺”了。而民主制度尽管不完善还有所“倒退”，毕竟已经存活了16年。当然这并不妨碍人们探讨最近这次转轨进程中的失误，正如普京所说，一个大国的解体是令人痛心的。前苏联各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寻求代价更小(既避免帝国解体，也避免民主倒退)的民主化转型之路，是非常必要的。但如果把当年那场残酷血腥的“剧变”说成伟大的“新纪元”，而和平的剧变反而是“亡国奇祸”，这种意识形态偏见就未免过甚了。与之相比，普京、索尔仁尼琴从“斯拉夫保守主义”出发对这两次解体都表示惋惜倒更容易理解。而这种惋惜与肯定民主转轨的进步意义并不矛盾。尤其是以当年短暂的“二月民主”与新俄罗斯水平不高但迄今仍持续的民主相比，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能看到历史毕竟在进步，历史也将继续进步。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秦晖)
http://news.163.com/08/0118/14/42GD810300012GG5.html
Sunday, February 3, 2008
How Democracy Produced a Monster
Artist: Andrea Dezsö
February 3, 2008
NY Times OP-ED CONTRIBUTOR
By IAN KERSHAW
Sheffield, England
COULD something like it happen again? That is invariably the first question that comes to mind when recalling that Hitler was given power in Germany 75 years ago last week. With the world now facing such great tensions and instability, the question seems more obvious than ever.
Hitler came to power in a democracy with a highly liberal Constitution, and in part by using democratic freedoms to undermine and then destroy democracy itself. That democracy, established in 1919, was a product of defeat in world war and revolution and was never accepted by most of the German elites, notably the military, large landholders and big industry.
Troubled by irreconcilable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divisions from the beginning, the new democracy survived serious threats to its existence in the early postwar years and found a semblance of stability from 1924 to 1928, only to be submerged by the collapse of the economy after the Wall Street crash of 1929.
The Nazis’ spectacular surge in popular support (2.6 percent of the vote in the 1928 legislative elections, 18.3 percent in 1930, 37.4 percent in July 1932) reflected the anger, frustration and resentment — but also hope — that Hitler was able to tap among millions of Germans. Democracy had failed them, they felt. Their country was divided, impoverished and humiliated. Scapegoats were needed.
It was easy to turn hatred against Jews, who could be made to represent the imagined external threat to Germany by both 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and Bolshevism. Internally, Jews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political left — Socialist and Communist — which was made responsible by Hitler and his followers for Germany’s plight.
Increasingly, Hitler seemed to a good third of the German electorate the only hope to putting the country back on its feet, restoring pride and bringing about national salvation. By 1930 it was effectively impossible to rule Germany without Nazi backing. But while Nazi electoral gains could block democracy, they were insufficient to bring Hitler to power.
From 1930 onwards, therefore, the German state was locked in stalemate. Democratic forms remained. But democracy itself was in effect dead, or at least dying. The anti-democratic elites tried to broker solutions, but failed on account of Hitler’s intransigence. Ultimately, because he could find no other authoritarian solution, President Paul von Hindenburg appointed Hitler as head of government, or chancellor, on Jan. 30, 1933. What followed led to disaster for Germany, for Europe and for the world.
These distant events still have echoes today. In Europe, in the wake of increased immigration, most countries have experienced some revival of neo-fascist, racist movements. Not so long ago, Serbian nationalism, inflamed by President Slobodan Milosevic, set off war and ethnic cleansing within the continent.
Today, too, skillful politicians around the globe have proved adept at manipulating populist sentiment and using democratic structures to erect forms of personalized, authoritarian rule.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has gradually moved Russia, a country increasingly flexing its muscles internationally again, in that direction. Venezuela, under President Hugo Chávez, has also showed distinct authoritarian tendencies, though these have been at least partly blocked through his defeat in the December referendum to change its Constitution.
In Zimbabwe, President Robert Mugabe has turned democracy into personal rule, ruining his country in the process. In Pakistan, democracy largely provides a facade for military rule, even if President Pervez Musharraf has now put aside his uniform. Most worryingly, perhaps, President Mahmoud Ahmadinejad has used populist support in a pluralist system to push Iran into a hazardous foreign policy, though he does remain formally subordinate to the “supreme leader,” Ayatollah Ali Khamenei.
None of these examples, however, poses a close parallel to what happened in Germany in 1933. Neo-fascist movements in Europe can certainly terrorize minorities. And they have had success in stirring such resentment about immigrants that mainstream political parties have taken account of the swell of feeling.
However, short of some unforeseeable eventualities like major war or, perhaps less unlikely, another meltdown of the economic system, neo-fascist movements will remain on the fringes of politics. And none of these parties, unappealing though their internal policies are, can today conceive of preparing for a war of conquest with the ultimate aim of a grasp at world power.
Elsewhere, there are — and always will be — nasty forms of authoritarianism (some supported by democratic governments). But neither in their acquisition of power nor in their use of it do modern authoritarian rulers much resemble Hitl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that did not exist in interwar Europe — the United Nations, the European Union, the World Bank,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also provide some barriers to the sort of calamity that engulfed Germany.
Moreover, democracies under pressure can still pose obstacles to creeping authoritarianism. Vladimir Putin looks as if he will indeed step down as president and not risk a breach of the Constitution (though effective power will probably remain in his own hands), while Hugo Chávez has been forced (maybe temporarily) to give up his ambitions to become a president for life. Even once Hitler had been appointed chancellor, it took the Reichstag fire, a month later, to begi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last vestiges of democracy and pave the way to his full control.
Mercifully, what happened in Germany in 1933, and its aftermath, will remain a uniquely terrible episode in history. What took place then reminds us even so of the illusory assumption that democracy will always be a favored choice of a population torn apart by war, facing enormous privations and burning with resentment at national humiliation through perceived foreign interference. It also reminds us — if such a reminder is necessary — of the need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restrain potential “mad dogs” in world politics before they are dangerous enough to bite.
Ian Kershaw, a professor of modern history at Sheffield University, is the author of the forthcoming “Hitler, the German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http://www.nytimes.com/2008/02/03/opinion/03kershaw.html?pagewanted=print
Saturday, February 2, 2008
【解放动物庄园 岁末特稿】为了阳光，我们何惧风雨—十亿草根狂怒之社论
解放动物庄园(又名重返共和)的博客
平安夜的钟声仿佛仍在回响，2007年即将成为记忆。
圣诞老人从未降临过的这一个古国，在时代进步光芒泛滥的宏大背景下，依然倔强、固执地成为人类文明的孤岛。
曾经以为，这一年会成为一个时期的终结，另一个时期的开始。但，赤裸现实让人们不得不收起那偶发的、可笑的、弱智的心动和梦幻。冰冷的土地，灰暗的天空，这才是生活的真实。正如一位总设计师的算卦和占卜，已然50年不变，不知是否还要再坚持50年？
以改革名义发动的中华文明复兴之旅，已跌跌撞撞走过30年。年届而立，上推乃是近花甲之年，本以为对家国前途、民族命运和人类进步能有更多担当，能捡回多年来被抛弃和践踏的承诺。但人民只能心碎地听到，咬字不清、吐词不明的花言巧语。我们亦深知，这是扮懵、故意和回避。我们能感受，所谓责任，已在这个国家消逝了数十年之久。
这一年，金猪成“疯猪”，酝酿多年的通货膨胀终于总爆发。本已虚弱不堪、遍体鳞伤、被迫受命承担改革成本之重的普罗大众，在物价飞涨的漩涡中，了无任何生命迹象，仅因为怒气、怨气经年积聚，而一息仅存。若究通胀之病因，四字以蔽之，富国穷民。
这一年，十亿低种姓阶层，不得不在三亿自封代表的高种姓阶层驱赶下，戴着镣铐演出一幕幕击穿人类文明底线的悲苦大片和恐怖巨作。我们必须记住山西黑砖窑的奴隶们，他们的存在，足以让五千年文明战栗。我们必须记住山东华源矿难的172名亡者，他们的亡魂尚在几百米的地底深处挣扎；我们也不会忘记包括山西洪洞矿难105名遇难者在内的全年总计至少1000多个矿难冤魂，仍在荒野游荡，无法找到皈依。我们必须记住聂树斌案、郝金安临汾失肾案，我们也还记得起高莺莺案、廖梦君案，这些泣血的冤案，愤然洗尽司法系统头上国徽假设之底色。此悲此惨，何以为解。答案总归二则，已成公理，其一，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其二，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这一年，我们看到了若干本色剧。财政收入昂首冲破3万亿，百姓收入依旧惨兮兮；统计官员称百姓收入增幅超物价增幅，生活当然很幸福；税局官员说税负其实已很低，草民理该谢皇恩；石油大鳄、电力老虎轮番进攻，发改委虚意招架，实则诱奸，均视百姓为鱼肉；北京银行成儿童乐园，股市仿如过山车；重庆“牛钉”当然是罕闻，“更多牛钉倒在道路上”（“南都”小语）；贫富差距其实并不大，穷人只是“待富者”（厉以宁高论）。如此等等，直截了当，毫不掩饰地表现了党国本色。仲大军先生之类腐儒，居然称“目前的形势让我感到很紧张”，实则是诳言臆语，杞人忧天。
这一年，我们有幸目睹了无数荒诞剧。周老虎盛大演出，东莞市禁摩禁猪，邳州令衣锦还乡，彭宇案扑朔迷离，许霆案赶上尾场。也算丰富了这个大舞台。
这一年，我们还欣赏了若干文化片。《记念刘和珍君》遭逐，极其讽刺；群儒力驳德人顾宾之“中国文学垃圾论”，理所当然；广电局不准批评国产片，相当得体；郭敬明入作协，顺理成脏。所谓文化，连“遮羞布”都不是了。
这一年，我们也看了一些地理片。淮河发洪水，太湖生蓝藻；神州是几度风雨几度旱，均创历史新高。气象专家们众口一词，称肯定是百年一遇，乃至千年一遇。遗下如斯后人，大禹、李冰等先人，岂能不羞？
这一年，我们饱览色情片。上海一哥也是怜香惜玉之徒，无论如何有点挫伤百姓们单调的心灵；杜世成、陈同庆共用情妇，段义和爆炸香车美女，庞家钰遭情妇举报，湘西州长强奸北大女生，浙省镇官裸聊殉职，等等，均是剧情很精彩，动作无限制。众多好色之辈，无耻之徒，也称公仆，无怪乎西人以为吾国尽是奸夫淫妇。
这一年，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动作片。广州、云南等地之事，均是真枪实弹；各地城管，更是重装上阵，公然阅兵，闹市追打，誓与小民成水火。此等火爆场面，动作片大师吴宇森亦无力复制。
这一年，我们更是欣慰地看到了很多体育片。80、90后之学子俨然已非围攻美国大使馆之学长之衰样，而是热衷于街头散步。厦门PX散步时，学生定然不少；郑州轻工院、遵义医学院以至著名的南开，学生们不仅热衷散步，更爱手推汽车。毕竟，生命在于运动，多活动一下还是有益于身心健康。
这一年，港台剧也很丰富。香港之地，弹丸小岛，领导发话，自治成空；纵泛民跳梁，奈特首太极，普选成梦；幸陈太上阵，终挽一局；若不然，英人定笑我，何必搞两制，一制多省事。台湾方面，民进、国民两党你来我往，煞是好看；隔岸观战，终不过瘾，欲伸手过去，奈台海水深，美舰虎视，奈何，奈何，己身如此不修，尚欲修人耶？
这一年，即是金堆银彻之08奥运之前一年。类比历史，我们可见亚洲近邻日本、韩国办奥运，不但在短时间内经济大增长，政治亦获大飞跃。若只为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如此劳民伤财，于国何益，于民何益？
来一年，定会很热闹。不管如何视而不见，王顾左右而言它，通胀方兴未艾之势头无法回避，亿万百姓饱受煎熬之苦楚，何日是尽头？
来一年，动作也很多。三月例行的两大仪式，当会一如既往地上演“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的毫无任何创意的传统话本戏。当国内外期待的政体改革，被偷换成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后，“大部制”无非是重演98年乃至N年来重复多次之旧戏，大筐装小筐，大箩装小箩，看上去简洁整齐，很是好看。然兵不会精，官只会加；权不会放，利依然逐。
官员监督机制，如同千层布，缝了一块又块补丁，但凡地球人均觉相当有中国特色。可是，小儿皆知，左手怎会打右手。难道多年来，外国人看我们的笑话还不够吗？前赴后继的群体性官员贪腐，叛逃的数千贪官、卷走的千百亿赃款还不触目惊心吗？如此重症，还要讳疾忌医，避谈“三权”吗？
来一年，国库仍会很丰盈。一如税局官员所言，我们仍将保持世界罕有的“低税负、高福利”政策，让全世界人民都遗憾自己怎么不“不幸生在中国”。一如李荣融主任所赞，各“中字号”打头的央企，定会再接再厉，越战越勇，发挥超世界一流企业之人才优势和管理实力，肆无忌惮地搜刮百姓钱财，吸干国家血脉。
来一年，大戏自然不会少。虽然不能准确地预测会有哪些巨作上演，但就让我们眯缝着早已无泪的眼睛去斜视，揣着早已无血之内心去感受，我们就是要看看，还有什么样的人间奇迹会发生。
回顾一年，展望一岁。拉拉杂杂，言不尽意，意不由衷。然敲字之间，凝屏之际，竟也哽咽。
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这是一种怎样的苦难。十亿人，数十年，还不够吗？非要天崩地烈，遍地狼烟，玉石俱焚才行吗？
我们盼望，我们亦幻想，体制内能有一众精英能真正抛开个人和小团体得失，站在国家和民族的高度，大义承担，走出历史和体制巢臼，开创一条通往伽南的新生之路。若如此，于国家，于民族，于个人，皆是千秋万代不朽之功业。
当然，饱受磨难的民众亦深知，天上不会掉馅饼，幸福还需亲手创。走过了三年大饥荒，走过了十年文革，人世间几千年来曾经有过的所有灾难和恐惧，我们在短短几十年间，即已集中承受。拥有这种历史的民众是懦弱的、可悲的、可耻的、可怜的、可恨的，但同样也是可怕的、可期待的，正如俗语所云，对奴隶来说，失去的不过是一条锁链，换来的却将是一个新世界。这种愿望虽然长期沉默，但终有爆发之日。
中国，这是我们亿万民众自己的中国，是若干先人含辛茹苦、披荆斩棘、浴血奋战传给我们的自己的家园。不是哪一家一姓之天下。这是曾经创造过辉煌文明的山河，这是曾经拥有幸福生活的乐土，而不是任由胡作非为、恣意暴政的地狱。
我们不会接受捍然的代表，我们也不会无视公开的羞辱，我们更不会忍受长久的欺压。
清末错失戊戌，缓行宪政，终致武昌首义。
以史为鉴，我们倍感沉重，然更感无穷力量在滋生，无数火苗在窜动。
站在这个历史长河不知何去何从、将流向何方的大拐弯时代，亿万民众有理由、有信心、有力量发出呐喊，做出承诺，定下誓言，“为了阳光，我们何惧风雨”！
http://blog.cat898.com/boke.asp?jifa.showtopic.130192.html
平安夜的钟声仿佛仍在回响，2007年即将成为记忆。
圣诞老人从未降临过的这一个古国，在时代进步光芒泛滥的宏大背景下，依然倔强、固执地成为人类文明的孤岛。
曾经以为，这一年会成为一个时期的终结，另一个时期的开始。但，赤裸现实让人们不得不收起那偶发的、可笑的、弱智的心动和梦幻。冰冷的土地，灰暗的天空，这才是生活的真实。正如一位总设计师的算卦和占卜，已然50年不变，不知是否还要再坚持50年？
以改革名义发动的中华文明复兴之旅，已跌跌撞撞走过30年。年届而立，上推乃是近花甲之年，本以为对家国前途、民族命运和人类进步能有更多担当，能捡回多年来被抛弃和践踏的承诺。但人民只能心碎地听到，咬字不清、吐词不明的花言巧语。我们亦深知，这是扮懵、故意和回避。我们能感受，所谓责任，已在这个国家消逝了数十年之久。
这一年，金猪成“疯猪”，酝酿多年的通货膨胀终于总爆发。本已虚弱不堪、遍体鳞伤、被迫受命承担改革成本之重的普罗大众，在物价飞涨的漩涡中，了无任何生命迹象，仅因为怒气、怨气经年积聚，而一息仅存。若究通胀之病因，四字以蔽之，富国穷民。
这一年，十亿低种姓阶层，不得不在三亿自封代表的高种姓阶层驱赶下，戴着镣铐演出一幕幕击穿人类文明底线的悲苦大片和恐怖巨作。我们必须记住山西黑砖窑的奴隶们，他们的存在，足以让五千年文明战栗。我们必须记住山东华源矿难的172名亡者，他们的亡魂尚在几百米的地底深处挣扎；我们也不会忘记包括山西洪洞矿难105名遇难者在内的全年总计至少1000多个矿难冤魂，仍在荒野游荡，无法找到皈依。我们必须记住聂树斌案、郝金安临汾失肾案，我们也还记得起高莺莺案、廖梦君案，这些泣血的冤案，愤然洗尽司法系统头上国徽假设之底色。此悲此惨，何以为解。答案总归二则，已成公理，其一，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其二，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这一年，我们看到了若干本色剧。财政收入昂首冲破3万亿，百姓收入依旧惨兮兮；统计官员称百姓收入增幅超物价增幅，生活当然很幸福；税局官员说税负其实已很低，草民理该谢皇恩；石油大鳄、电力老虎轮番进攻，发改委虚意招架，实则诱奸，均视百姓为鱼肉；北京银行成儿童乐园，股市仿如过山车；重庆“牛钉”当然是罕闻，“更多牛钉倒在道路上”（“南都”小语）；贫富差距其实并不大，穷人只是“待富者”（厉以宁高论）。如此等等，直截了当，毫不掩饰地表现了党国本色。仲大军先生之类腐儒，居然称“目前的形势让我感到很紧张”，实则是诳言臆语，杞人忧天。
这一年，我们有幸目睹了无数荒诞剧。周老虎盛大演出，东莞市禁摩禁猪，邳州令衣锦还乡，彭宇案扑朔迷离，许霆案赶上尾场。也算丰富了这个大舞台。
这一年，我们还欣赏了若干文化片。《记念刘和珍君》遭逐，极其讽刺；群儒力驳德人顾宾之“中国文学垃圾论”，理所当然；广电局不准批评国产片，相当得体；郭敬明入作协，顺理成脏。所谓文化，连“遮羞布”都不是了。
这一年，我们也看了一些地理片。淮河发洪水，太湖生蓝藻；神州是几度风雨几度旱，均创历史新高。气象专家们众口一词，称肯定是百年一遇，乃至千年一遇。遗下如斯后人，大禹、李冰等先人，岂能不羞？
这一年，我们饱览色情片。上海一哥也是怜香惜玉之徒，无论如何有点挫伤百姓们单调的心灵；杜世成、陈同庆共用情妇，段义和爆炸香车美女，庞家钰遭情妇举报，湘西州长强奸北大女生，浙省镇官裸聊殉职，等等，均是剧情很精彩，动作无限制。众多好色之辈，无耻之徒，也称公仆，无怪乎西人以为吾国尽是奸夫淫妇。
这一年，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动作片。广州、云南等地之事，均是真枪实弹；各地城管，更是重装上阵，公然阅兵，闹市追打，誓与小民成水火。此等火爆场面，动作片大师吴宇森亦无力复制。
这一年，我们更是欣慰地看到了很多体育片。80、90后之学子俨然已非围攻美国大使馆之学长之衰样，而是热衷于街头散步。厦门PX散步时，学生定然不少；郑州轻工院、遵义医学院以至著名的南开，学生们不仅热衷散步，更爱手推汽车。毕竟，生命在于运动，多活动一下还是有益于身心健康。
这一年，港台剧也很丰富。香港之地，弹丸小岛，领导发话，自治成空；纵泛民跳梁，奈特首太极，普选成梦；幸陈太上阵，终挽一局；若不然，英人定笑我，何必搞两制，一制多省事。台湾方面，民进、国民两党你来我往，煞是好看；隔岸观战，终不过瘾，欲伸手过去，奈台海水深，美舰虎视，奈何，奈何，己身如此不修，尚欲修人耶？
这一年，即是金堆银彻之08奥运之前一年。类比历史，我们可见亚洲近邻日本、韩国办奥运，不但在短时间内经济大增长，政治亦获大飞跃。若只为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如此劳民伤财，于国何益，于民何益？
来一年，定会很热闹。不管如何视而不见，王顾左右而言它，通胀方兴未艾之势头无法回避，亿万百姓饱受煎熬之苦楚，何日是尽头？
来一年，动作也很多。三月例行的两大仪式，当会一如既往地上演“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的毫无任何创意的传统话本戏。当国内外期待的政体改革，被偷换成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后，“大部制”无非是重演98年乃至N年来重复多次之旧戏，大筐装小筐，大箩装小箩，看上去简洁整齐，很是好看。然兵不会精，官只会加；权不会放，利依然逐。
官员监督机制，如同千层布，缝了一块又块补丁，但凡地球人均觉相当有中国特色。可是，小儿皆知，左手怎会打右手。难道多年来，外国人看我们的笑话还不够吗？前赴后继的群体性官员贪腐，叛逃的数千贪官、卷走的千百亿赃款还不触目惊心吗？如此重症，还要讳疾忌医，避谈“三权”吗？
来一年，国库仍会很丰盈。一如税局官员所言，我们仍将保持世界罕有的“低税负、高福利”政策，让全世界人民都遗憾自己怎么不“不幸生在中国”。一如李荣融主任所赞，各“中字号”打头的央企，定会再接再厉，越战越勇，发挥超世界一流企业之人才优势和管理实力，肆无忌惮地搜刮百姓钱财，吸干国家血脉。
来一年，大戏自然不会少。虽然不能准确地预测会有哪些巨作上演，但就让我们眯缝着早已无泪的眼睛去斜视，揣着早已无血之内心去感受，我们就是要看看，还有什么样的人间奇迹会发生。
回顾一年，展望一岁。拉拉杂杂，言不尽意，意不由衷。然敲字之间，凝屏之际，竟也哽咽。
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这是一种怎样的苦难。十亿人，数十年，还不够吗？非要天崩地烈，遍地狼烟，玉石俱焚才行吗？
我们盼望，我们亦幻想，体制内能有一众精英能真正抛开个人和小团体得失，站在国家和民族的高度，大义承担，走出历史和体制巢臼，开创一条通往伽南的新生之路。若如此，于国家，于民族，于个人，皆是千秋万代不朽之功业。
当然，饱受磨难的民众亦深知，天上不会掉馅饼，幸福还需亲手创。走过了三年大饥荒，走过了十年文革，人世间几千年来曾经有过的所有灾难和恐惧，我们在短短几十年间，即已集中承受。拥有这种历史的民众是懦弱的、可悲的、可耻的、可怜的、可恨的，但同样也是可怕的、可期待的，正如俗语所云，对奴隶来说，失去的不过是一条锁链，换来的却将是一个新世界。这种愿望虽然长期沉默，但终有爆发之日。
中国，这是我们亿万民众自己的中国，是若干先人含辛茹苦、披荆斩棘、浴血奋战传给我们的自己的家园。不是哪一家一姓之天下。这是曾经创造过辉煌文明的山河，这是曾经拥有幸福生活的乐土，而不是任由胡作非为、恣意暴政的地狱。
我们不会接受捍然的代表，我们也不会无视公开的羞辱，我们更不会忍受长久的欺压。
清末错失戊戌，缓行宪政，终致武昌首义。
以史为鉴，我们倍感沉重，然更感无穷力量在滋生，无数火苗在窜动。
站在这个历史长河不知何去何从、将流向何方的大拐弯时代，亿万民众有理由、有信心、有力量发出呐喊，做出承诺，定下誓言，“为了阳光，我们何惧风雨”！
http://blog.cat898.com/boke.asp?jifa.showtopic.130192.html
Tuesday, January 29, 2008
余英時：別再為虛幻口號殊死對抗
2008.01.30
余英時：別再為虛幻口號殊死對抗
黃清龍／華府─普林斯頓大學電話專訪
第七屆立委選舉令專家跌破眼鏡，這樣的選舉結果對台灣未來的發展究竟有何意義？長年關注兩岸民主發展的余英時教授指出，台灣立委選舉的最大意義，在於彰顯真實民意與民主化的成熟；民主與中國文化乃是台灣存在的最大動力，也是台灣最寶貴的兩樣資產。
余教授近年專心讀書著作，甚少對時政發表看法。記者徵得他的同意，將日前與他在電話上的訪談內容整理後在本報發表。以下是訪談內容：
立委選舉彰顯真實民意
問：這次台灣立委選舉結果，出乎許多人的意料；從台灣民主發展的軌跡來看，你認為這次選舉代表何種意義？
答：我不是研究選舉的專家，無法評論選舉的具體實務，譬如新的選舉制度是否對民進黨比較不利，這些技術面的問題我並不清楚。但從選舉過程以及結果來看，我認為它突出了三方面的意義：首先，投票日當天平和有序，社會運作如常，顯示台灣人民已經十分習慣民主選舉，把它當成生活的一部份，這在華人社會是很寶貴的資產；其次，選民用選票對民進黨過去幾年執政的表現做出裁判，並願意給已經下台七年的國民黨再一次機會，這是台灣民主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第三、從新的民意來看，台灣人民表達出對兩岸和平與生活改善的強烈願望，這對台灣未來的發展是很重要的訊息，值得朝野重視。
挫敗民進黨非終結本土化
問：有人認為民進黨的挫敗，代表本土化路線已經走到盡頭，你認為呢？
答：這恐怕是太過表面的看法。民主化與本土化之間本來就有著一定的關連，台灣經過近廿年的民主發展，整個社會逐漸走向本土化是必然的趨勢。但是本土化並不等於台獨，也不是哪個政黨的專利。不能說你民進黨最早喊出本土化，所以就只有你一個黨是代表本土的，其他政黨都不是。只要是透過民主的程序、經由人民選票產生的政權，都是本土化，都代表本土。
我認為這次選舉最可貴的，是真實民意得到彰顯，台灣老百姓真正在乎的是和平、安全與生活的改善。過去為了一些虛幻的口號，台灣內部形成兩個集團做殊死對抗，這樣國家發展不可能好。所以國民黨透過選票再贏回來，對台灣內部的和解是很重要的。但這並不表示民進黨已經沒有前途。當初如果不是黨外的努力，台灣的民主發展不起來，這是民進黨對台灣民主的貢獻。但民進黨執政之後，腐化速度加快，選民決定不要它繼續執政。這是台灣選民的自主決定，是人民一票一票投出來的結果。將來民進黨重新整頓，還有機會重來過，這就是民主的精神。
清楚國際現實摒棄激進台獨
問：這次選舉結果，對兩岸關係有何影響？有人說這代表著「終統」路線將成為未來的主流，你的看法呢？
答：不能太過簡單地做這樣的推論。台灣人民追求獨立自主是可以理解的，但台海關係影響區域穩定至關重大，各國基於國家利益都不希望看到衝突發生。以美國來說，台灣對它有很重要的戰略利益，美國也支持台灣發展民主；但美國不可能為了台灣而與中國發生衝突。這不是今天所謂的「中國崛起」之後，美國人才這麼想；當年文革發生時，美國政府就反對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想法，因為中國太大，是個看不到邊際的戰場，美國連北越都打不贏，怎麼會為了台灣去和中國打仗？台灣既然自許為國際民主社會的一員，就不能不考慮到這一點。
國際的現實擺在那裡，台灣老百姓也很清楚，大家並不願意被中共統治，所以香港那一套東西在台灣沒有市場。但台灣人民也不希望為了獨立的空名而發生戰爭，因為那對台灣的傷害將是致命性的。因此激進的台獨路線受到摒棄，大家寧可維持實質的獨立，ＲＯＣ和ＲＯＴ名異實同，你維持中華民國的存在，就可以和中國平起平坐。我相信這才是當前台灣民意的主流，而且是不分族群、省籍的最大共識。
所以即使馬英九當選總統、國民黨重新執政，不必擔心台灣就會被中國吞掉，因為民意不會允許。相反地，正因為馬英九是外省人，我認為他在處理兩岸問題上會更加審慎。馬英九過去對大陸的民主曾表達關切，他對法輪功、六四事件的態度，都是有案可稽的。如果他當選總統，我希望他能繼續堅持下去，不要受國民黨內一些人的利益所牽絆。
民主與中國文化是兩大資產
問：這幾年民進黨政府一些做法被批評是在推動「去中國化」，似乎不如此，台灣的主體性就無法建立；從歷史與文化的角度，你怎麼看所謂的「去中國化」問題？
答：我不清楚這個口號是怎麼開始的？如果「去中國化」是指過去威權時代的國民黨政權或今天在海峽對岸的中共政權，這是可以理解的，但仍不能用「去中國化」這個錯誤的名詞。從歷史文化上說，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因此如果真的公開推動「去中國化」那是很荒唐的事。你的根源明明就是中國文化，不論血緣、文字、語言乃至宗教信仰都是，怎麼可能去掉？一旦去掉了之後，台灣還有什麼？台灣人能夠完全西化，然後變成洋人嗎？台灣的下一代要從小學習希臘、羅馬歷史，乃至歐洲、美國的近現代史嗎？即使是這樣，你也不可能就得到所謂的主體性啊！一個國家的發展，不能脫離它的文化背景。台灣近代以來接受各種文化的影響，追本溯源，還是中國這個大文明體系底下的一部份。這是台灣很大的資產，為什麼要把它去掉呢？
問：近來北京當局對台灣的民主成就多所否定，你認為台灣的民主發展對中國有何意義？
答：台灣的民主發展對中國大陸當然意義重大。民主和中國文化是台灣存在的最大動力，也是台灣最寶貴的兩樣東西。民主不是空洞的理論，而是以文化為根源的實實在在的生活價值；文化也不能固步自封，必須是開放的，吸收世界上一切好的價值和事物。今天台灣能夠把兩者結合，顯示民主政治與中國文化是可以相容的，而不是一些人所說的中國因為國情特殊，所以不適合發展民主體制。這就是台灣民主的價值所在。
我一向對台灣的民主不悲觀，因為台灣人民走過威權統治，會更珍惜今天享有的一切。過去一段時間，台灣的民主發展出現一些亂象，在我看來那是從威權過渡到民主的必經過程。這次選舉證明，台灣的民主已經更加成熟，選舉變動如此之大，社會卻不擾不驚，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台灣雖然很小，影響力卻是巨大的。
（記者現為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東北亞中心訪問學者）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Focus/2007Cti-Focus-Content/0,4518,9701300211+97013021+0+075820+0,00.html
余英時：別再為虛幻口號殊死對抗
黃清龍／華府─普林斯頓大學電話專訪
第七屆立委選舉令專家跌破眼鏡，這樣的選舉結果對台灣未來的發展究竟有何意義？長年關注兩岸民主發展的余英時教授指出，台灣立委選舉的最大意義，在於彰顯真實民意與民主化的成熟；民主與中國文化乃是台灣存在的最大動力，也是台灣最寶貴的兩樣資產。
余教授近年專心讀書著作，甚少對時政發表看法。記者徵得他的同意，將日前與他在電話上的訪談內容整理後在本報發表。以下是訪談內容：
立委選舉彰顯真實民意
問：這次台灣立委選舉結果，出乎許多人的意料；從台灣民主發展的軌跡來看，你認為這次選舉代表何種意義？
答：我不是研究選舉的專家，無法評論選舉的具體實務，譬如新的選舉制度是否對民進黨比較不利，這些技術面的問題我並不清楚。但從選舉過程以及結果來看，我認為它突出了三方面的意義：首先，投票日當天平和有序，社會運作如常，顯示台灣人民已經十分習慣民主選舉，把它當成生活的一部份，這在華人社會是很寶貴的資產；其次，選民用選票對民進黨過去幾年執政的表現做出裁判，並願意給已經下台七年的國民黨再一次機會，這是台灣民主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第三、從新的民意來看，台灣人民表達出對兩岸和平與生活改善的強烈願望，這對台灣未來的發展是很重要的訊息，值得朝野重視。
挫敗民進黨非終結本土化
問：有人認為民進黨的挫敗，代表本土化路線已經走到盡頭，你認為呢？
答：這恐怕是太過表面的看法。民主化與本土化之間本來就有著一定的關連，台灣經過近廿年的民主發展，整個社會逐漸走向本土化是必然的趨勢。但是本土化並不等於台獨，也不是哪個政黨的專利。不能說你民進黨最早喊出本土化，所以就只有你一個黨是代表本土的，其他政黨都不是。只要是透過民主的程序、經由人民選票產生的政權，都是本土化，都代表本土。
我認為這次選舉最可貴的，是真實民意得到彰顯，台灣老百姓真正在乎的是和平、安全與生活的改善。過去為了一些虛幻的口號，台灣內部形成兩個集團做殊死對抗，這樣國家發展不可能好。所以國民黨透過選票再贏回來，對台灣內部的和解是很重要的。但這並不表示民進黨已經沒有前途。當初如果不是黨外的努力，台灣的民主發展不起來，這是民進黨對台灣民主的貢獻。但民進黨執政之後，腐化速度加快，選民決定不要它繼續執政。這是台灣選民的自主決定，是人民一票一票投出來的結果。將來民進黨重新整頓，還有機會重來過，這就是民主的精神。
清楚國際現實摒棄激進台獨
問：這次選舉結果，對兩岸關係有何影響？有人說這代表著「終統」路線將成為未來的主流，你的看法呢？
答：不能太過簡單地做這樣的推論。台灣人民追求獨立自主是可以理解的，但台海關係影響區域穩定至關重大，各國基於國家利益都不希望看到衝突發生。以美國來說，台灣對它有很重要的戰略利益，美國也支持台灣發展民主；但美國不可能為了台灣而與中國發生衝突。這不是今天所謂的「中國崛起」之後，美國人才這麼想；當年文革發生時，美國政府就反對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想法，因為中國太大，是個看不到邊際的戰場，美國連北越都打不贏，怎麼會為了台灣去和中國打仗？台灣既然自許為國際民主社會的一員，就不能不考慮到這一點。
國際的現實擺在那裡，台灣老百姓也很清楚，大家並不願意被中共統治，所以香港那一套東西在台灣沒有市場。但台灣人民也不希望為了獨立的空名而發生戰爭，因為那對台灣的傷害將是致命性的。因此激進的台獨路線受到摒棄，大家寧可維持實質的獨立，ＲＯＣ和ＲＯＴ名異實同，你維持中華民國的存在，就可以和中國平起平坐。我相信這才是當前台灣民意的主流，而且是不分族群、省籍的最大共識。
所以即使馬英九當選總統、國民黨重新執政，不必擔心台灣就會被中國吞掉，因為民意不會允許。相反地，正因為馬英九是外省人，我認為他在處理兩岸問題上會更加審慎。馬英九過去對大陸的民主曾表達關切，他對法輪功、六四事件的態度，都是有案可稽的。如果他當選總統，我希望他能繼續堅持下去，不要受國民黨內一些人的利益所牽絆。
民主與中國文化是兩大資產
問：這幾年民進黨政府一些做法被批評是在推動「去中國化」，似乎不如此，台灣的主體性就無法建立；從歷史與文化的角度，你怎麼看所謂的「去中國化」問題？
答：我不清楚這個口號是怎麼開始的？如果「去中國化」是指過去威權時代的國民黨政權或今天在海峽對岸的中共政權，這是可以理解的，但仍不能用「去中國化」這個錯誤的名詞。從歷史文化上說，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因此如果真的公開推動「去中國化」那是很荒唐的事。你的根源明明就是中國文化，不論血緣、文字、語言乃至宗教信仰都是，怎麼可能去掉？一旦去掉了之後，台灣還有什麼？台灣人能夠完全西化，然後變成洋人嗎？台灣的下一代要從小學習希臘、羅馬歷史，乃至歐洲、美國的近現代史嗎？即使是這樣，你也不可能就得到所謂的主體性啊！一個國家的發展，不能脫離它的文化背景。台灣近代以來接受各種文化的影響，追本溯源，還是中國這個大文明體系底下的一部份。這是台灣很大的資產，為什麼要把它去掉呢？
問：近來北京當局對台灣的民主成就多所否定，你認為台灣的民主發展對中國有何意義？
答：台灣的民主發展對中國大陸當然意義重大。民主和中國文化是台灣存在的最大動力，也是台灣最寶貴的兩樣東西。民主不是空洞的理論，而是以文化為根源的實實在在的生活價值；文化也不能固步自封，必須是開放的，吸收世界上一切好的價值和事物。今天台灣能夠把兩者結合，顯示民主政治與中國文化是可以相容的，而不是一些人所說的中國因為國情特殊，所以不適合發展民主體制。這就是台灣民主的價值所在。
我一向對台灣的民主不悲觀，因為台灣人民走過威權統治，會更珍惜今天享有的一切。過去一段時間，台灣的民主發展出現一些亂象，在我看來那是從威權過渡到民主的必經過程。這次選舉證明，台灣的民主已經更加成熟，選舉變動如此之大，社會卻不擾不驚，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台灣雖然很小，影響力卻是巨大的。
（記者現為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東北亞中心訪問學者）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Focus/2007Cti-Focus-Content/0,4518,9701300211+97013021+0+075820+0,00.html
Monday, May 28, 2007
A Devil in the Details, but Not the Constitution
Supreme Court Memo
By LINDA GREENHOUSE
Published: May 28, 2007
WASHINGTON, May 27 — When people think, if they ever do, about a Supreme Court justice’s daily routine, many undoubtedly envision a life spent contemplating the great issues: due process, equal protection and other resonant constitutional concepts.
What they probably do not imagine is time spent puzzling over whether the phrase “within 75 miles” in a 1993 federal statute means miles as the crow flies — in a straight line that disregards hill and dale — or miles as a car must actually navigate on the ground: around curves, doubling back to avoid geographic barriers, traveling real roads that rarely mark the shortest distance between two poin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possible definitions of “within 75 miles” usually does not matter much. But when it matters, it matters a lot, as it does to a former insurance executive from Oklahoma, Kelly Hackworth.
If the distance between two of her former employer’s offices is measured by “radius miles,” a straight line on the map, Ms. Hackworth was entitled to the protections of the 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 when she lost her job after taking time off to take care of her hospitalized mother. The law applies to companies that employ at least 50 people within 75 miles of the complaining employee’s workplace. If the distance between Ms. Hackworth’s office in Norman, Okla., and a satellite office in Lawton is measured by driving the route along existing roads, she is out of luck by six-tenths of a mile, which is what the federal appeals court in Denver ruled a few months ago.
Her appeal, now awaiting word on whether the justices will accept it for decision, would not appear to be the stuff of a Supreme Court case. But in fact, it is quite typical, more so than people realize. It therefore offers a window on the court’s ordinary life as the 2006-2007 term enters its final, and atypically frantic, month.
More than half the cases the court agrees to hear are not constitutional, but statutory, presenting questions much like the one posed by Hackworth v. Progressive Casualty Insurance Company, No. 06-1300. To whom does a statute apply? Precisely what behavior does it prohibit? How does it fit with another law on the books that seems to suggest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The immigration bill now being fitfully knit together in Congress is a reminder that any major piece of legislation is a result of dozens of big and small compromises. Compromises often leave gaps, and as often as not, the gap itself is part of the compromise.
Many compromises went into the 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 the product of years of Congressional consideration and debate. By the time the final bill passed, there was such a generous exemption for small business that the law covers only about 5 percent of all companies, employing about 40 percent of the work force. Companies with fewer than 50 employees are exempt altogether.
The requirement for 50 employees “within 75 miles” was intended to ensure that an employer would not be too inconvenienced by the need to reassign a worker to cover the duties of one who was out on family or medical leave.
During debates on the bill, as reflected in The Congressional Record, there were several references to a “75-mile radius,” suggesting a straight line. But the word “radius” does not appear in the final text of the statute. Ms. Hackworth’s lawyers argue that Congress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having had radius in mind nonetheless.
But 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10th Circuit refused to make that leap. Congress simply “did not define a method of measuring,” the appeals court said, and “therefore left an implicit statutory gap” that the Department of Labor was authorized to fill by regulation. The department adopted a regulation in 1995 providing that the distance should be measured as “surface miles using surface transportation.” That definition was entitled to deference, the 10th Circuit concluded.
The 73 cases the court selected for argument during the current term included 41 statutory cases, 27 that raised chiefly constitutional issues and 5 other kinds that raised issues of retroactivity and jurisdiction. (These calculations are subject to interpretation; at the margins, the categories can easily overlap, as when the court is asked to interpret a statute in such a way as to avoid a potential constitutional problem.)
Statutory cases are not necessarily less challenging for the justices or less important to the country than constitutional cases; whether the Clean Air Act applies to global warming, to recall one statutory case from the current term, is a question with more impact than whether a certain type of appeal in patent cases meets the jurisdictional requirements of Article III of the Constitution, to recall another case, this time a constitutional one.
The court will probably not accept Ms. Hackworth’s case, a safe prediction when the justices accept only about 1 percent of the appeals that reach them. But on any inventory of recent statutory cases, it does not rank noticeably lower than many, including one the court decided in its last term on whether the “negligent transmission” of mail by the Postal Service includes the careless deposit of a package where someone might predictably trip over it. (It does not.)
But the mail delivery case, in which the court ruled that the Postal Service, statutorily immune from suit for “negligent transmission,” could be sued for careless delivery, had a feature that Ms. Hackworth’s case lacks. The lower courts had disagreed on whether “negligent transmission” included careless delivery, and the Supreme Court felt obliged to step in.
But no such lower-court conflict has developed over how to measure the 75 miles, although the regulation has been on the books for 12 years. Fascinating as the justices may find the issue, they are likely to take a pass.
http://www.nytimes.com/2007/05/28/us/28scotus.html?th&emc=th
By LINDA GREENHOUSE
Published: May 28, 2007
WASHINGTON, May 27 — When people think, if they ever do, about a Supreme Court justice’s daily routine, many undoubtedly envision a life spent contemplating the great issues: due process, equal protection and other resonant constitutional concepts.
What they probably do not imagine is time spent puzzling over whether the phrase “within 75 miles” in a 1993 federal statute means miles as the crow flies — in a straight line that disregards hill and dale — or miles as a car must actually navigate on the ground: around curves, doubling back to avoid geographic barriers, traveling real roads that rarely mark the shortest distance between two poin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possible definitions of “within 75 miles” usually does not matter much. But when it matters, it matters a lot, as it does to a former insurance executive from Oklahoma, Kelly Hackworth.
If the distance between two of her former employer’s offices is measured by “radius miles,” a straight line on the map, Ms. Hackworth was entitled to the protections of the 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 when she lost her job after taking time off to take care of her hospitalized mother. The law applies to companies that employ at least 50 people within 75 miles of the complaining employee’s workplace. If the distance between Ms. Hackworth’s office in Norman, Okla., and a satellite office in Lawton is measured by driving the route along existing roads, she is out of luck by six-tenths of a mile, which is what the federal appeals court in Denver ruled a few months ago.
Her appeal, now awaiting word on whether the justices will accept it for decision, would not appear to be the stuff of a Supreme Court case. But in fact, it is quite typical, more so than people realize. It therefore offers a window on the court’s ordinary life as the 2006-2007 term enters its final, and atypically frantic, month.
More than half the cases the court agrees to hear are not constitutional, but statutory, presenting questions much like the one posed by Hackworth v. Progressive Casualty Insurance Company, No. 06-1300. To whom does a statute apply? Precisely what behavior does it prohibit? How does it fit with another law on the books that seems to suggest something quite different?
The immigration bill now being fitfully knit together in Congress is a reminder that any major piece of legislation is a result of dozens of big and small compromises. Compromises often leave gaps, and as often as not, the gap itself is part of the compromise.
Many compromises went into the 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 the product of years of Congressional consideration and debate. By the time the final bill passed, there was such a generous exemption for small business that the law covers only about 5 percent of all companies, employing about 40 percent of the work force. Companies with fewer than 50 employees are exempt altogether.
The requirement for 50 employees “within 75 miles” was intended to ensure that an employer would not be too inconvenienced by the need to reassign a worker to cover the duties of one who was out on family or medical leave.
During debates on the bill, as reflected in The Congressional Record, there were several references to a “75-mile radius,” suggesting a straight line. But the word “radius” does not appear in the final text of the statute. Ms. Hackworth’s lawyers argue that Congress should be understood as having had radius in mind nonetheless.
But the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10th Circuit refused to make that leap. Congress simply “did not define a method of measuring,” the appeals court said, and “therefore left an implicit statutory gap” that the Department of Labor was authorized to fill by regulation. The department adopted a regulation in 1995 providing that the distance should be measured as “surface miles using surface transportation.” That definition was entitled to deference, the 10th Circuit concluded.
The 73 cases the court selected for argument during the current term included 41 statutory cases, 27 that raised chiefly constitutional issues and 5 other kinds that raised issues of retroactivity and jurisdiction. (These calculations are subject to interpretation; at the margins, the categories can easily overlap, as when the court is asked to interpret a statute in such a way as to avoid a potential constitutional problem.)
Statutory cases are not necessarily less challenging for the justices or less important to the country than constitutional cases; whether the Clean Air Act applies to global warming, to recall one statutory case from the current term, is a question with more impact than whether a certain type of appeal in patent cases meets the jurisdictional requirements of Article III of the Constitution, to recall another case, this time a constitutional one.
The court will probably not accept Ms. Hackworth’s case, a safe prediction when the justices accept only about 1 percent of the appeals that reach them. But on any inventory of recent statutory cases, it does not rank noticeably lower than many, including one the court decided in its last term on whether the “negligent transmission” of mail by the Postal Service includes the careless deposit of a package where someone might predictably trip over it. (It does not.)
But the mail delivery case, in which the court ruled that the Postal Service, statutorily immune from suit for “negligent transmission,” could be sued for careless delivery, had a feature that Ms. Hackworth’s case lacks. The lower courts had disagreed on whether “negligent transmission” included careless delivery, and the Supreme Court felt obliged to step in.
But no such lower-court conflict has developed over how to measure the 75 miles, although the regulation has been on the books for 12 years. Fascinating as the justices may find the issue, they are likely to take a pass.
http://www.nytimes.com/2007/05/28/us/28scotus.html?th&emc=th
Tuesday, April 24, 2007
Line Up and Pick a Dragon: Bhutan Learns to Vote [NY Times]
J. Adam Huggin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The people of the tiny Buddhist nation of Bhutan undertook a sort of fire drill for democracy over the weekend and set down an important marker on their carefully ordered journey toward modernity. In Thimphu, the nation's capital, they lined up to cast their votes in the country's first round of mock elections
At a polling station in Thimphu, Bhutanese voted Sunday in the first round of a mock election for Parliament. The real election is next year.
Election officials tested a voting machine at a polling station in Thimphu before the polls opened to the public for voting.
King Jigme Singye Wangchuck, who recently announced his plan to abdicate, has ordered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next year. In preparation for the real thing, more than 125,000 citizens lined up at voting booths across the country to take part in mock elections.
The king’s call for elections, along with a constitution that will introduce multiparty democracy, forestalls any ferment for freedom, from inside or outside the country.
Line Up and Pick a Dragon: Bhutan Learns to Vote
By SOMINI SENGUPTA
THIMPHU, Bhutan, April 22 — Can “Desperate Housewives,” free trade and multiparty elections deliver happiness?
The people of Bhutan, the tiny Buddhist nation once known as the hermit kingdom of the Himalayas, pondered these questions this weekend as they undertook a sort of fire drill for democracy and set down an important marker on their carefully ordered journey toward modernity.
King Jigme Singye Wangchuck, who recently announced his plan to abdicate, has ordered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next year.
In preparation for the real thing, more than 125,000 citizens, many with more than a little ambivalence, lined up at voting booths across the country on Saturday to take part in mock elections.
They chose among four “dummy” political parties: Druk Blue, Druk Green, Druk Red and Druk Yellow. The Druk, or thunder dragon, is the national symbol.
Having once sealed itself off from the world, the lair of the Druk has cautiously and deliberately begun opening up. Television, including foreign cable stations, was introduced only in 1999 (and more recently featured an episode of “Desperate Housewives” on election day). The Internet came soon after.
There are no McDonald’s golden arches poking out from the blue pine forests yet, though the influence of global consumer culture can be glimpsed in the Pepe jeans on young men and a convenience store here that calls itself 8-Eleven.
The government is considering join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Foreign tourists are allowed to come in somewhat larger numbers than before, though still chaperoned from one high-priced resort to another. “A cautious approach,” Prime Minister Khandu Wangchuck called it. In an interview here on Friday, he added: “We were conscious of the fact that interaction with the world would only benefit us. We have had no reason to put the brakes on.”
Elections, he said, have been embraced, albeit reluctantly, by the citizenry because the king wanted them.
“The objectives are to ensure national security, national sovereignty, well-being and prosperity, which will lead to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also,” the prime minister said. “His Majesty believes this is the best form of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of Bhutan are ready to launch this.”
How the strange lures of modernity will affect the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the unusual yardstick the king invented to measure his nation’s progress, is a matter of uncertainty and wonder in this country.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includes criteria like equity, good government and harmony with nature. It apparently does not include harmony with the 100,000 ethnic Nepalis who fled Bhutan after a royal crackdown on their agitation for democratic rights and have languished since 1990 in refugee camps in Nepal.
In any case, the king’s call for elections, along with a constitution that will introduce multiparty democracy, forestalls any ferment for freedom, from inside or outside the country.
But all that is in its infancy. For the moment at least, Bhutan does not resemble a democracy, particularly compared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Barely two political parties have been formed. It is far from having an outspoken free press or an active civil society. Criticism of government policy is rare, except from abroad.
Not surprisingly, ethnic Nepali dissidents have denounced the elections as a ploy to deflect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from the refugee crisis. The government prefers to call them illegal immigrants who had to be forced out because they threatened to swamp a small, fragile country of about 700,000 people.
The Bhutanese monarchy turns 100 this year, and the king apparently decided that this was an auspicious time to further reduce its power. The national elections next year are part of a process that began nearly a decade ago, when the king introduced nonparty elections for Parliament.
Next, day-to-day administration was handed over to the cabinet. The proposed constitution would remove the king as head of the government, set a mandatory retirement age of 65 for the ruler and empower an elected Parliament to oust him from the throne by a two-thirds vote.
Last December, after more than 30 years in power, the current king announced that he was abdicating in favor of his 26-year-old son, Jigme Khesar Namgyel Wangchuck.
The prospect of self-government seemed to send shivers down many spines here. “Why have politicians?” people wanted to know, expressing doubts about the results of democracy in neighboring countries. Isn’t the king always supposed to know what is best for his people and guide them accordingly?
“I’m a little bit skeptical,” Sonam Wangmo, 38, said as she waited in line Saturday to cast her vote in a neighborhood school with calla lilies blooming in the garden. “I’m not sure whether it will work, or whether it will be better for our country.”
Two long lines formed on the school grounds, one for men, one for women, quiet and well-disciplined, and with only a few grumbles despite waits of up to an hour or more just to reach the voting booth.
Unusually for this part of the world, Bhutan is a very orderly place, where traffic rules are closely obeyed and the color of a shawl denotes social rank. Native dress is mandatory at work and at school. For men that means a knee-length robe, for women a short jacket and long wraparound skirt.
With sustained government spending on health and education in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there have been remarkable gains in basic social indicators, from reducing child mortality to increasing school enrollment.
Bhutan remains a poor country, heavily reliant on foreign aid and with little industry. But it is set to reap the latest bounty from the one natural resource that it has in plenty: the water that comes rushing down from the Himalayas, which it has harnessed, with Indian help, to create hydroelectric power. Most of that power will be exported to India.
What clocks are to Switzerland, water can be for Bhutan. According to the World Bank, the country could see up to 14 percent annual economic growth in the coming years, though it will not necessarily create many jobs.
“The going is good,” said Tshering Tobgay, 42, a former civil servant who is working with a former cabinet minister to start the 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We want more of the same.”
This is one reason, he said, that even would-be politicians like himself find it hard to sell their message to the citizenry. “We are not starting a party because we have an ideology,” he said. “We’re not starting a party because we have a vision for a better Bhutan. We are starting a party because the king has ordered us.”
He sat on the patio of a bar, cupping his beer can in a napkin, because it was Friday and alcohol sales were prohibited on the day before the election. “It’s a big compliment to the king that no one’s very enthusiastic.”
Another patron in the bar, Kesang Dorji, 36, said he was puzzled by the royal order to vote, but intended to obey. “We have to stand fast to the wisdom of our monarch,” he said. “He knows what’s best for us. Any normal person would think, ‘Why this, when everything is O.K.?’ ”
Holding on to the way things are seems to have been Bhutan’s choice in the mock elections. Each of the Druk parties presented a platform. Druk Blue promised to fight corruption and extend free health care and education. Druk Green stood for environment-friendly development. Druk Red promised industrialization. And Druk Yellow asked: “Do you believe in the preservation and promotion of our rich cultural heritage and tradition? Vote for Druk Yellow Party.”
On Sunday, Druk Yellow emerged as the hands-down winner, with 44 percent of the vote, according to the Election Commission. Next month it takes on Druk Red, which won about 20 percent, in a mock runoff.
Tilak Pokharel contributed reporting from Katmandu, Nepal.
http://www.nytimes.com/2007/04/24/world/asia/24bhutan.html?ex=1178078400&en=b58c592a16693300&ei=5070&emc=eta1
Prime Minister Khandu Wangchuk with a portrait of the king. Elections, the prime minister said, have been embraced, albeit reluctantly, by the citizenry because the king wanted them.
Long lines formed, one for men, one for women, quiet and well-disciplined, and with only a few grumbles despite waits of up to an hour or more just to reach the voting booth.
J. Adam Huggin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Tshering Tobgay, who is starting the 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said: "We are not starting a party because we have an ideology. We’re not starting a party because we have a vision for a better Bhutan. We are starting a party because the king has ordered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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