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國崛起 — 轉捩點上的關鍵抉擇 作者／張亞中

最焦新聞／2008.04.09

作者／張亞中 
出版：聯經出版公司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Focus/2007Cti-Focus-Print/0,4640,9704090213%2097040920%200%20102143%200,00.html

關鍵抉擇：崛起的軌跡

每一個國家都希望崛起，不只是大國，小國也是如此。求生存、逐發展、爭榮耀，幾乎是每一個人與國家必然的思考，關鍵在於他們有沒有格局與能力來完成他們的夢想。本書並不在討論有關小國崛起的一些公共政策問題，而是從歷史來探討每一個國家所面臨的關鍵性時刻所作出的戰略抉擇，有的時刻非常明顯，有的時刻卻是緩慢的自然演進。

■商業至上：不受意識形態左右
做為一個小國，商業幾乎是唯一的選擇，也是致富的唯一途徑。有的小國終其歲月，只是商業環結上的一個小點，有的小國卻可以開創新局，成就一片江山。

尼德蘭與威尼斯一樣，都是「商人共和國」，政府就是一個股份公司。在尼德蘭，荷蘭的大議長就是總經理；在威尼斯，總經理是總督。在尼德蘭，議會是董事會，在威尼斯，參議院是董事會。在這兩個國家，人民都是股份公司的持有人。所不同的，尼德蘭創造了一個真正的股份有限公司—東印度公司與一個可以做股票買賣的阿姆斯特丹銀行，而威尼斯還是以個別的商人來成就他們的事業。

這兩個商業共和國，所有的政治體制都是為商業而服務，威尼斯是一個標準的重商國家，政府的一切作為都是為了商人創造商業利益；尼德蘭則是另一種意義的重商國家，政府的一切作為都以不妨害人民追求商業利益，以現代的述語來說，尼德蘭走的是自由放任式的經濟政策道路。

對於小國而言，「以商立國」幾乎是唯一的選擇，它不可能玩得起大國的軍事遊戲，就如同威尼斯無法長期的與土耳其對峙，最後也不是拿破崙大軍的對手，尼德蘭最後也難以抗拒英、法等國的軍事挑戰。近代的小國，例如瑞士、芬蘭、愛爾蘭，都是努力從商業上尋求自己的國際定位，也是積極地將意識形態放在兩邊。即使當代從戰敗爬起的西德，也是放棄自己的「軍事大國」之夢，排除經由擴張領土求發展的國家戰略，而將自己定位為「商業王國」，用科技來支撐這個王國，用商業來拓展它的版圖，而不是用「軍事強權」或參與強權「地緣競逐」來增加國家威望。

■有容乃大：廣納人才的戰略

商業不可能建立在狹隘的自我之上，一個不開放的國家不可能創造商業的繁榮。為了讓自己有更強的競爭力，江海之納百川的包容政策就顯得特別重要。

「有容乃大」這句話，不只適合於大國，更適合於小國。從尼德蘭、瑞士與普魯士的歷史中，我們看到「有容乃大」如何為這些國家創造契機與財富，而缺少包容的國家卻因此而失去了競爭的優勢。

舉例來說，當法國路易十四於1685 年撤銷給予胡格諾教派一些政治權利的《南特詔書》後，二十多萬勤勞的胡格諾教徒逃到瑞士、普魯士、尼德蘭、英格蘭等地，他們不僅為當地帶來了法蘭西的技術、資金，而且帶來了先進的文化、思維與生活方式。

這一群為了逃難的移民者為瑞士帶來了鐘錶技術，逐漸形成和奠定了今日聞名世界的瑞士鐘錶工業地位；另一批移民者帶著技術、資金來到尼德蘭，為當地的絲織與手工業奠定了發展的基礎；還有一批避難者進入普魯士，補充了當地因為三十年戰爭而失去的大量人口，並在當地建起了羊毛、亞麻等細布紡織廠，另外也給普魯士帶來了絲綢、金銀、珠寶、帽子、手套、刺繡等幾十種新行業，教會普魯士人烤製香甜可口的小麥粉麵包。當時柏林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法國人，法語同德語一樣通行，灌溉了貧瘠的普魯士文化沙漠。

如果瑞士不能包容，國內的四大語言族群一定會撕裂多元的瑞士；如果荷蘭不能包容，1585 年安特衛普的數千名手工業者、商人與銀行家不會逃往阿姆斯特丹，使得阿姆斯特丹搖身成為世界的商業與金融中心。

大國如果不能包容都會衰敗，何況小國。小國需要的不叫做團結，而是包容，歷史就是如此，「有容乃大」不只是一個國家應有的修為，更是崛起發展的戰略。

■我為人人：創造被需要的價值

一個小國要想在這個世界生存發展，不可能依靠它的資源或人口，但是可以憑藉它為世人所創造的被需要的價值。

很多人在討論小國時，經常舉瑞士中立的例子，以期證明小國最好的策略就是不要捲入大國爭執的漩渦。瑞士的經驗卻顯示，能夠確保其國家安全與發展的因素並不是表面的中立，而是瑞士創造出了被需要的價值。

近代史上，瑞士地處四個強權中間，國內又有四個不同語言的族群，所以不管瑞士站在哪一邊，對外對內都是問題，這是瑞士先天必須走向中立的原因。如果沒有周邊強權的同意，瑞士的中立根本不可能成立。對於周邊強權而言，與其說是讓瑞士中立，不如說是讓瑞士成為彼此權力競逐的「緩衝區」，而且這個「緩衝區」最好還是一個有「武裝」的「緩衝區」。道理很簡單，一個有武裝的瑞士，更能負責任地扮演好緩衝區的角色，讓彼此的敵人軍隊在經過瑞士時必須付出較大的代價。
瑞士在鄰國發生內部問題時，成為少數菁英的避難地，在鄰國發生戰爭時，盡量默不作聲。瑞士的中立絕對不是孤傲式的中立或所謂的國際法上有法律保障的中立，而是避免激怒，或者不得罪強權式的中立。瑞士在一次大戰後讓日內瓦成為國際聯盟的總部，二次大戰期間，同意讓德國的軍隊穿越瑞士的隧道、為德國提供戰略物資、准許德國將收刮猶太人的財產存入瑞士銀行。二次大戰後，創造東西方對話的場域，靠著一間會議室、一張桌子，幾把椅子，就成為世界外交的重要舞台，也為瑞士帶來大把鈔票。

瑞士不是靠中立來保證國家的安全，而是創造了被周邊國家與世界所需要的價值。從昔日的「瑞士傭兵」、「武裝緩衝區」到今日的「匿名存款」制度，甚而到「觀光旅遊」，瑞士都在創造一個被需要的價值。就是這個「被需要的價值」，確保了瑞士的安全，也讓瑞士成為今日耀眼的一顆明星。

■謹小慎微：不挑釁身邊的強權

二千五百年以前，齊宣王問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芬蘭在二次大戰期間，連續與蘇聯打了兩場戰爭，使得先前的經濟成果幾乎毀於一旦。戰後芬蘭改弦易轍，用「謹小慎微」的態度與強權蘇聯相處。這樣的路線並不是某一個政黨或個人的政治路線，而是芬蘭舉國上下所共同認知的選擇。芬蘭了解到，地理位置限制了芬蘭能夠擁有的外交空間，中立只能說說而已，實際上要謹慎地了解蘇聯的感覺與憂慮，蘇聯的友善與體諒比美國的麵包與西方的武器來得重要多了。

芬蘭不是一個天生沒有個性的民族，更不是個懦弱不敢戰鬥的民族。與蘇聯的「冬戰」與「續戰」，芬蘭都是「以小博大」，即使從結果來說，芬蘭是輸了，但是以戰爭的過程來看，芬蘭英勇的表現其實非常出色，因此人民只有戰敗的痛苦，而沒有戰敗的屈辱。不過，即使在精神層面沒有屈辱的感覺，戰後的芬蘭還是務實地認識到，「對抗」、「結盟」、「軍備」或許是國際社會中其他國家常用的方法，但是對於芬蘭並不適用，謹慎而自制的「巴錫基維—吉科寧路線」因此成為芬蘭人的自己選擇，並成為幾乎舉國一致同意的路線。芬蘭在任何國際場合中都是小心謹慎，害怕得罪蘇聯。這種「謹小慎微」當然不是出自卑微的反應，而是來自理性的選擇。

冷戰期間，國際間經常用「芬蘭化」來嘲諷那些屈服於強權的國家，這些負面的批評並不能左右芬蘭自我理性的選擇。冷戰結束，蘇聯瓦解，芬蘭卻依然存在，證明最後的勝利者是小國芬蘭，而不是大國蘇聯。芬蘭隨後加入歐洲聯盟，在經濟上與歐洲融為一體，不過芬蘭並沒有在興奮之餘，忘掉了自己的地理位置，芬蘭堅持不加入北約，保留一點未來迴旋的空間。

「謹小慎微」並不只有芬蘭而已，瑞士也是個佼佼者。沒有「謹小慎微」是無法扮演好中立的角色。從宣布中立那一天開始，六百年來，瑞士官方對於國際衝突從來沒有積極主動地表達過什麼樣的意見，美其名為「客觀」或「不介入」，其實一言以蔽之，就是「謹小慎微」，借用孟子的話，「惟智者以小事大」，瑞士與芬蘭應該算是國際政治中的智者了。

■體制開放：政治思想決定崛起的路徑

什麼樣的政治思想就會產生什麼樣的政治制度，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就會決定國家用何種方式發展。對於想要崛起的國家而言，政治思想當然也決定了崛起軌跡。

■地利勿失：必須站在巨人肩膀
威尼斯雄霸南歐數個世紀，尼德蘭是十七世紀的海上霸主。但是人口太少，土地不多是它們先天的宿命，當西班牙、法國逐漸發展成為民族經濟體時，威尼斯就必然感受到了壓力。當英國完成光榮革命與開啟工業革命時，尼德蘭已經注定不是對手。這些小國固然可以發展成為以服務業或金融業為主的「虛擬國家」，即「頭腦國家」，但是它也必須想想，供養養分的「身體」在那裡，它如何與一個既是「頭腦」又是「身體」的大國競爭。

精明的荷蘭知道本身的局限，很快的了解到，必須以歐洲大陸做為發展的身體，在二次大戰後，荷蘭是最積極推動歐洲共同體的國家之一。荷蘭經由共同體的機制把歐洲變成它的身體，用以推動荷蘭的全球企業。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上，荷蘭知道打不過英國、法國或是德國，但是在共同體內，這三個國家反而成為荷蘭推動全球企業或爭取商機的助力。

威尼斯、熱那亞、米蘭、佛羅倫斯，都是義大利的重要商業城市或共和國，由於它們的分裂與無法合作，導致無法與強大的民族經濟體競爭，最終使得南歐的經濟一直落後西北歐，一直到今日。我們可以試想，如果當時以威尼斯為首的義大利城邦也有經濟共同體或共同市場的概念，十七世紀的荷蘭，十八世紀的英國，不見得是義大利城邦共同體的對手。

對於小國而言，它不可能以一己之力去開創自己的未來，把大國拉在身邊，用它的人口、土地與資源創造商機，是崛起的不二法門。「站在巨人肩膀才能看得比巨人更為遙遠」，「借力使力」才能夠放大自己的能量。歐洲聯盟的經驗可以看出，小國爭先恐後的急於加入，為的就是強化自己的腹地與市場。我們還沒有聽說歐洲那一個國家要自外於歐洲統合，也很難理解，那一個亞洲國家仍然排除在亞洲經濟整合之外而不覺痛癢，當然也更難想像，那一個國家會自願放棄鄰近大國的商業市場。
■天予要取：抓住全球化的機會

歷史總是會給每一個國家一些機會，如果能夠順勢，自然可以有機會崛起，如果天予不取，那麼不只失去機會，而有可能反受其咎。

如果區域整合是小國的必要選擇，那麼全球化時代的來臨等於給了小國更多的機會。愛爾蘭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如果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愛爾蘭不太容易成為大英國協的自治領，如果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愛爾蘭的獨立時間可能還沒有到來。愛爾蘭的大多數政治菁英不是憑空地追求國家獨立，而是累積能量，然後抓住時機，長達近八個世紀的期待終於成為事實。

1990 年以後是資本主義席捲全球的新世紀，一個全球市場已經形成。愛爾蘭知道一個內部紛爭的國家無法成為跨國公司投資的標的，它終於願意與英國共同放下關於北愛爾蘭問題的爭議，同意以和平的方式解決。雖然愛爾蘭不願放棄自己獨特的語言，但是它更了解到英語才是它迎接全球化的工具，也是全球企業願意來愛爾蘭投資設廠的主要原因。沒有英語的優勢，全球公司要進軍歐盟，不會選擇愛爾蘭，沒有英語做基礎，愛爾蘭也不可能成功地成為歐洲的「電子轉運中心」（e-hub）。

愛爾蘭抓住了英國不願意加入歐元的機會，吸引了大批願意進駐歐盟國家的跨國企業，帶來了先進的技術與全球的市場網絡。愛爾蘭也將它過去的歷史轉換為發展的動力，一批一批昔日為了新生活而被迫移民美國的愛爾蘭後裔回到愛爾蘭，成為了經濟發展最重要的人力資源。

如果不是處於全球化的時代，居於一隅的小國，它們的發展難以跨越地理的局限，但是一個懂得把握機會的小國，會知道得利用它的優勢。例如愛爾蘭利用它的語言優勢，瑞士運用它的地緣優勢，芬蘭掌握它的科技優勢，當然，還有西歐現在所有的小國，都擴張它們的西方文化優勢，為自己創造崛起的契機。

正如同很難想像一國小國會放棄自己的地利優勢，我們也更難想像一個小國會自願忽視上天所授予它的良機。全球化固然有利於大國在經濟上攻城略地，但是超越地理限制的全球化不是更給了缺少土地的小國一個更好的機會？只要它們能夠以開放的思想、包容的態度、靈活的身段、優質的人力，何嘗不會崛起。

■讓人尊敬：小國崛起的終極方向

正如同一個人的偉大並不完全在於他的功業，更在於他的人格。小國或許無法在功業上與大國並駕齊驅，但是也可以在另一些事業上得到別人讚賞與尊敬。

如果要問現代的世人，願意做一個小國寡民的瑞士公民，還是做一個有著悠久歷史文明的印度、俄羅斯等大國國民？希望提出這個問題沒有對這些國家不敬，不過，答案可能是，除了這些國家的國民以外，大多數人願意選擇前者。為什麼？其實很簡單，因為在國際印象上，瑞士是一個愛好和平的中立國家，與全世界各國沒有任何衝突，它富裕、美麗與感覺上安詳，拿它的護照可以走遍全世界，而且多數不需要簽證，這不就是夢寐以求的桃花源嗎？

真實的瑞士並不是如外表所展現出來的面貌，它的高額稅率讓人感受壓力，它的社會秩序讓人無法輕易放鬆，它的高昂物價讓人瞠目結舌。更深入的了解後還可以察覺，這個國家在關鍵時刻只考慮自己的國家利益，而不願在道德是非問題上表態，已經受到世界很大的指責。在歐洲各國中，無論大國還是小國，瑞士其實是個最標準的現實主義者，從各樣的戰爭中，可以看到瑞士是如何對待流亡或移民者，二次大戰期間瑞士又是如何成為納粹默契下的自私自利者。

我們也可以看到其他北歐小國，它們雖然並沒有在本書出現，但是它們對於世界的關懷從來不落人後，不只在對外金錢援助上大方，對於環境的保護也投入相當大的心力。這些國家不僅成功地發展了自己，也得到世界的尊重。

人類的歷史不斷前行，在過程中，有的國家崛起，有的衰落，有的依然在世界舞台上當一個小配角。國家崛起的意義應當在於為自己的國民創造幸福，為世界帶來和平。我們希望每一個小國都能崛起，但是也期望它們不是利用它國的衝突而崛起，不是在仇恨中崛起，而是在良性的發展中崛起，帶給世界的是祥和與美好，做一個令人尊敬的小國。

■誰是小國：看與周邊的誰比
為什麼要寫「小國崛起」？很簡單，小國如何崛起更值得討論！

每一個國家都有機會走向強國之路，也有可能掉入衰亡之途。對於大國而言，由於天生人口多、土地廣、資源豐，在國家發展上即使走錯路，還有機會可以從頭再來。但是對於小國而言，如果沒有方向與策略，輕則永遠寄人籬下，重則亡國滅種。歷史上有太多的故事可供訴說，本書就不多提了。

不少人或許會問，如何界定小國？這的確是個問題。如果從學術上找定義，可以找到一些概念與分類，但是這樣的概念與分類有沒有意義？

首先是在 1648 年的《西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中，把小國定義為：「在國際政治上，無法確定自主性發言權的國家。」以當時的國際情勢來說，區別的標準當然就是軍事力量。研究戰爭的學者也認為應該由軍事力量與潛在軍事力量來分類國家。但是隨著國際關係不斷發展，一些非軍事的政治議題的重要性愈來愈高，界定大國還是小國的標準也愈來愈複雜。

如何界定「大國」與「小國」、「強國」與「弱國」，大多數人都是由客觀的實質條件做標準。例如：在軍事方面，一個國家是否能夠只靠自己的力量來防衛、武器是否需要仰賴國際進口、軍力的動員程度、長期作戰的潛力。在經濟方面，人口、國民生產毛額的多寡、工業發達程度、產品種類集中程度、國內市場規模、研發能力、依賴外國資本程度。在國際體系方面，是否只是對鄰近事務有興趣，能否影響權力均衡或國際體系的本質，外交政策是否主動，敢否冒險，易否被滲透，是否認同國際法、規範與組織等等，都是可以參考的指標。

這樣的界定，固然有助於區分「大國」與「小國」的客觀差別，但是國際社會大小國的差別應該建立在彼此之間的關聯性才有意義。假如兩個國家彼此並沒有密切的互動與影響，討論誰是大國、誰是小國，似乎並沒有多大的必要。在有互動的國家中，「大」、「小」應該是個「相對」的概念，例如某個中等國家面對美國與俄羅斯時，可能是個小國，但是如果把它放在南太平洋，相對於當地的島國，就可能是個大國。

從這個觀點來看，相對於拜占庭帝國，威尼斯只是一個城市小國；相對於英國與法國，尼德蘭也是個小國；相對於當時的瑞典、法國，普魯士是個不毛之地；相對周邊的國家，瑞士也是小國；相對於俄羅斯、瑞典而言，芬蘭是小國；相對於英國，愛爾蘭毫無疑問的也是個小國。

從歷史上來看，有些國家天生具有大國所需要的人口與土地，例如中國與俄羅斯。也有很多我們現在認知的大國，是從小國慢慢崛起而成，例如原來是北美十三州的美國，孤懸在大西洋東岸的英倫三島，明治維新前的日本，也有如葡萄牙、荷蘭，它們是小國，但是都曾經是世界上的大國或強國。

因此，是否稱它是「小國」，是與鄰近的國家，或者與最有關係的國家作比較而定。「小國」或許在土地面積與人口上無法與鄰近的大國相比，但是可以在經濟、文化等力量上強過對方，而使對方成為「弱國」。小國可以是「強國」，小國也可以變成「大國」。

嚴格來說，大國容易崛起，但是小國要崛起並不簡單。有的小國，開始時人口少、土地小、資源稀，但是最終站上了世界的重要舞台。有的小國終其一生，永遠只是國際社會中的配角。本書討論的就是一些小國如何能夠崛起的真實故事，以及其中一些小國為何無法持續壯大的關鍵因素。

■他山之石：關鍵時刻的抉擇
歷史是人類走過的足跡，從中可以看到國家的興衰；歷史也是一面鏡子，可以看到前人成功與挫敗的原因。小國崛起的撰寫，自然希望從過去的歷史中找到可以借鏡的啟發。

那些小國是值得思考與觀察？在不斷的反覆考量後，決定以威尼斯、尼德蘭、瑞士、普魯士、芬蘭與愛爾蘭做為討論的焦點。這些國家的歷史有其獨特性，每個國家的生存發展策略也有相異性。

威尼斯以小小水鄉之地，如何蛻變為中世紀末期的霸主，成為「世界的珠寶盒」長達六個世紀？
尼德蘭這個北海堤岸的沼澤地，如何變成了十七世紀的海上帝國？
操著四種不同語言，夾雜在阿爾卑斯山脈的高山國家瑞士，如何避免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戰火，而從週邊的強權中求生存與發展？
普魯士原來只是一個歐洲邊陲的落後地區，為何可以經由鐵與血統一了整個日耳曼，什麼樣的崛起因素最後卻給世界帶來災難？又為何後來西邊的德意志統一了東邊的德意志時，世界才有了真正的安全感？
處在天涯海角的芬蘭如何在政治與生活的惡劣環境下求生存，它如何定位自己，又如何在西方與俄羅斯間忍辱負重，顧及現實謀求發展？
長期被英國壓制，也是人口外移最嚴重的愛爾蘭，如何卻成為了二十一世紀的「翠綠之島」？

不只小國，國家能夠崛起，有些因素是必然的，例如好的政策與結構，以及妥善運用資源的能力，對於現代國家而言，這些因素包括經濟、貨幣、財政、所得、貿易競爭等政策；政治、經濟、社會等制度結構；自然、人力、科技、資本、文化等資源。本書認為這些都是國家崛起的重要因素。但是主要關切的是，崛起的小國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做了什麼樣不同於其他國家的正確抉擇。也就是說，在關鍵時刻，不論是來自於外在環境刺激，還是自己創造的機遇，它們的「自我定位」與「發展戰略」為何，是什麼樣的抉擇使得它們免於災難並有機會崛起。

期望本書不僅是一本歷史性的作品，更是一本能夠對於國家應該何去何從有所啟發的著作。因此在撰寫時，並不是以純粹的歷史作鋪陳，而是希望能夠用特殊的觀點作為切入。以歷史為寫作舞台，但是用不同的分析途徑對各個國家的「自我定位」與「戰略抉擇」提出解釋。

討論威尼斯與尼德蘭時，以「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作為切入的主軸，討論這兩個「商業共和國」內外的政治與經濟關係，以及它們用什麼樣的態度與方式來追求國家與商人的利益。寫到瑞士時，則是從「中立」的討論著手，以期還原瑞士「中立」的本質。探索到底是如大家所說的，國際法的中立為瑞士創造了安全與發展，還是「創造被需要的價值」才是瑞士崛起的真正因素。

分析普魯士的崛起時，重點放在日耳曼民族的「政治思想」與普魯士獨特的「軍」「國」間的關聯性，以及在普魯士統一日耳曼過程中的重要性。雖然這些政治思想引導了普魯士崛起，但是也讓德意志很快的殞落，並為普魯士、德意志與世界帶來災難。二次大戰後德意志的再一次崛起，依靠的又是什麼？

論及芬蘭時，則是以「國際關係」的知識作為切入，了解芬蘭如何「謹小慎微」務實地處理與周邊國家的關係，「自我定位」抉擇對於芬蘭崛起的貢獻。

最後是對愛爾蘭崛起的討論，重點則是放在外在環境變遷對於愛爾蘭的影響。從「人物」的素描作為切入，希望從他們的身上看到愛爾蘭如何追求自己的未來，了解愛爾蘭如何「創造人和」、「運用地利」與「抓住天時」，終而在爭取獨立近八百年後順利崛起。

在寫作的體例上，本書儘量兼顧歷史性、專業性、知識性、故事性與啟發性，希望不只是學校裡面的師生，社會上各行各業的朋友也能夠有所感受。在寫作順序的安排上，根據的原則是每一個國家以完整形式出現在國際舞台的時間，因此，順序是威尼斯、尼德蘭、瑞士、普魯士、芬蘭與愛爾蘭。在每一章的分配上，對於歷史愈近代的國家，愈多討論當代的崛起因素。

另外，「他山之石」並不表示外國的月亮一定比較圓，「小國崛起」也並不意味崛起之後不會衰落，因此本書用了相當的篇幅在檢討為何有些小國不再崛起？某些國家，原來崛起的因素消失了，而另一些國家，崛起時的抉擇也是失敗的理由。

錯誤盡量不要多犯，但是經驗教訓永不嫌少，他山之石永遠是歷史留給後人的寶藏。小國崛起的經驗與錯誤的教訓，不只對於小國，對於大國當然也有參考的價值。隨著本書，一起走入千年的歷史時空吧！

《人間》馬英九的紅包

季季

看到這個題目，想必不少人覺得驚訝：不是都說馬英九清廉嗎，他怎麼會收紅包？或者，也可能有人逆向思考：是誰收了馬英九的紅包？

紅包有各種物質層次與情感意涵，常常呈現熱鬧歡悅的喜劇。紅包也可能沉淪到罪惡與罪犯的深淵，呈現人性貪慾的悲劇。在講究禮數的東方社會，每天不知有多少紅包穿梭於不同的時空，從這裡到那裡，從這雙手到另一雙手。

一個人如果一生沒有送過紅包也沒收過紅包，那個生命是無情的。因為每一個紅包的背後，都隱藏著一個「情的故事」。這裡的兩個，是馬英九的紅包故事。

「美國著名的短篇小說家Ｓ．安德森，出生於貧困家庭，十四歲就離開學校，到處打工。後來積了些錢，開了一家小型的油漆廠，自任經理。四十歲那年，有一天突然丟下他的工廠，他的家，帶著簡便的行李和不到十塊美金的現款，從故鄉俄亥俄跑到克利夫蘭，替廣告社撰稿，開始寫小說﹔那年就出版了第一部小說集《麥克斐遜之子》。

安德森的每篇小說，都是「靈魂的探究」，他獨創的小說風格，對後來的佛克納、海明威，都有很大的影響。

中國時報系的董事長余紀忠先生，四十歲那年立志辦報，創設了《中國時報》的前身《徵信新聞》，據說全部員工不足三十人，有時余先生還親自騎腳踏車送報。經過四十年的努力，如今《中國時報》成為台灣第一大報，報系員工超過五千人。

四十歲，曾經扭轉了歷史上、現代史上許多人的一生，使他們以圓熟的智慧、堅忍的毅力，為時代締造各種深具影響力的貢獻。基於這個認知，今年適逢《中國時報》創報四十周年，「人間」副刊乃策劃了「四十歲的心情」專欄，邀請各界菁英四十人，抒發他們的四十歲經驗、看法或心得，於七月三十一日開始刊登，獲得許多讀者的共鳴。」

上面的幾段話，引自我為《四十歲的心情》所寫的書序〈閱讀《四十歲的心情》的心情〉，發表於一九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人間」副刊；十月二日即是《中國時報》四十周年紀念日，當時我是「人間」主編。

「四十歲的心情」推出之前，我與「人間」同仁擬了一份當時年齡四十歲左右的各界菁英名單，開始分頭邀稿。在四十個菁英名單裡，只有六個人那年恰好四十歲﹔行政院研考會主委馬英九，人類學家胡台麗，攝影家阮義忠，「勞動黨」主席羅美文，散文家阿盛，民進黨中央評議委員暨台灣人權促進會總幹事陳菊。

●

邀稿是一門精細的功課，有時寫幾封信或打多少個電話也未必能竟其功。譬如我向馬英九邀稿，起先也是遭到婉拒的。

那年七月上旬我打電話去他家，說出我的名字之後，竟聽到他說：「我是看妳的小說長大的耶。」我心裡暗自想著我有那麼老了嗎﹖也暗自做了一下算數和回顧：我比馬英九年長六歲，二十歲即來台北做職業作家，青年期的確發表了不少小說；那時馬英九還是中學生，他那句話似非言過其實。

於是釋然答道：多年忙於編務，已經好久沒寫小說了，「現在打電話來也是編務，是來請你寫稿的。」

我說了邀寫「四十歲的心情」緣由後，他委婉的說，過幾天就要出國，最近工作比較忙，「恐怕沒空寫哦，對不起啊。」

我問他去哪裡，他說去美國加州參加「浩然研習營」。不過他又說，很巧合的，七月十三日四十歲生日的下午，正好輪到他報告「台灣的政治改革」，由盧修一與劉興善兩位立委講評。

我說，那出國回來再寫啊，把這一段也寫進去，他仍然沒有應允，謙稱文筆不好，「人間副刊名家那麼多，我怎麼好意思在那裡寫稿啊？」

七月三十一日，「四十歲的心情」開始登場，第一天推出歌仔戲天王楊麗花〈一個廣闊的人生高原〉，人權醫師陳永興〈反省與告白〉，木刻家吳榮賜〈不認輸的意志〉﹔八月一日推出東海生物系教授林俊義〈為大學說幾句話〉。

那時馬英九已返台，我又打電話給他。他說看過他們四人的文章，「看了很感動，台灣同胞真的都很有心，也都很努力﹗」我說，「你也一樣啊，而且你今年正好四十歲，更應該寫。」他仍然說剛回來比較忙，「讓我再想一想好不好？」

過了一周再打去，他說，已經開始構想，但是，「很怕寫不好讓妳失望啊。」又過了一周，他說，已經開始寫，因為公務繁忙，只能吃過晚飯後在家寫，進度很慢，「再給我幾天時間好不好？」

九月初，馬英九的稿子寄達「人間」辦公室。就一個文學編輯而言，收到一篇好不容易邀到的文稿，也像是收到一個情意深重的紅包，當晚即打電話去道謝，並特別謝謝他對我的家鄉雲林縣的關懷。

九月十一日，馬英九〈反哺的一代──四十感懷〉在「人間」副刊發表。提到雲林縣那段是他就讀大學的時期：

當我們發現雲林縣台西鄉的農民每天收入只有六元台幣時，我們開始籌組「社會服務團」，要做「百萬小時的奉獻」。

而當其他的大學生在忙於檢討別人的時候，我也曾算過：一個公立大學的學生，每翹課一堂課，國家就要浪費新台幣十七元左右，幾乎是雲林農民每天收入的三倍！（當時牛肉水餃一個五角，一菜一湯的客飯只要八元。）

雲林是農業縣，主要作物為稻米、蔬菜、水果，是台灣最窮的縣。台西鄉靠海，土地鹽分過高，甚至連農業也難以發展，是雲林最窮的鄉。作為雲林子民，讀到這一段自是十分感慨的。

●
一九九五年春天，雲林子民的兒子準備結婚，我又打電話給馬英九。那時他擔任法務部長，想必公務更為繁忙了。

「這次不是來請你寫稿，」我說：「是想請你做證婚人──」

我的話還沒說完，電話那端傳來了笑聲。

「我的年齡──」他遲疑的繼續笑著﹕「做證婚人，好像不大合適吧？」──那年他四十五歲。

不過他仍禮貌的問我是為哪家的新人證婚？我簡單介紹了吾兒吾媳的學經歷和吾媳的家世背景。聽到吾媳出身於法律家庭，其父擔任台南高分檢檢察長，他的語氣轉為親切，電話裡又傳來了笑聲：「哦，原來妳要和李檢察長結親家啊﹖每次我去台南視察，李檢察長都幫我很多忙，他真是一個可敬的長者，恭喜妳啊，婚禮是在哪一天？」

婚禮的前一天是周末，我打電話說準備次日請人去接他，電話那端又傳來了笑聲：「我又不是小孩子，幹嘛要人接﹖我自己來就好。」

三月五日中午，馬英九準時到了希爾頓三樓寶島廳。賓客陸續抵達，看到他都又驚又喜，爭著和他握手，合照。婚禮進行時，要在結婚證書上用印，他說沒經驗，不知道要帶印章，悄聲對李檢察長說：「你回法務部開會時再帶來讓我補印。」

不過他的證婚人致詞倒不像沒有經驗，而且是有備而來。他讚揚李檢察長，「一向奉公守法，法律見解非常高超。」他引述胡適的治學名言「大膽假設，小心求證」，「但是，在婚姻生活中，最好是大膽的信任，小心的假設」，才能「互愛互信互諒」，建立長久的夫妻關係。他也說了三句祝福的話，以最後一句最富笑果。

他說，二三十年後台灣可能面臨人口危機，新婚夫婦應有憂患意識；「舉一反三，應該是一個可以接受的數字，而且，時間不可以拖太久。關於這一點，台南高分檢要列入考核。」

賓客聽到這句都笑翻了，想不到平時電視裡那個不茍言笑的法務部長，私下裡會說出這麼幽默的話來。

筵席開始後，他和同桌的林海音談《城南舊事》，與何凡談他的專欄「玻璃墊上」，對於其中提到的一些民生議題，熱切的向何凡請教與討論。

但是吃完兩道菜後，他輕聲說對不起，有事要先告辭，我一時有點驚慌，因為那天該給的各種紅包我都託六妹保管，本想筵席結束才致贈給他。等我去鄰桌向六妹拿了紅包走到電梯口，親家已陪他先下去了。

我搭電梯到了一樓，卻不見他們的人影。還好親家下來找到我，說馬英九到二樓去了，他太太和小孩在那裡等他。我們到了二樓西餐廳，他有點靦腆的向我們介紹太太和兩個女兒，並且解釋說，平時太忙，沒空陪家人，「禮拜天一定要陪她們吃吃飯聊聊天。」

我怕打擾他們團聚，趕緊拿出紅包請他收下，他卻一再推辭不收。我說這是台灣人的禮俗，福報會回饋給新人，而且紅包禮絕對沒有違反公務員收禮標準，請他務必收下。

他發現旁邊的客人頻頻轉頭注目，惟恐過度驚擾，這才十分勉強的收下。

●
兩個紅包的故事，早已成為歷史。三月二十二日馬英九獲得勝選那晚，我找出〈反哺的一代〉重讀，也把《四十歲的心情》各篇再瀏覽一番，不禁覺得歷史如旅人，腳步繼續行走，也覺得歷史像鏡子，映照各種旅人的身影。

與馬英九同年的陳菊，在《四十歲的心情》裡寫〈不會滾動的石頭〉，詳述前半生投入反對運動的心路歷程，其中兩段最能突顯她的形象與風範：

「當同齡的女性徜徉在父兄、伴侶的呵護中時，我卻在恐懼、壓迫中成長。如果一個人因年齡而有青、中年階段性差異，我認為自己是從十九歲的青年期就開始有中年的負擔和沉重。……

真的，四十歲的心情有些複雜，雖然尚未視茫髮蒼但難免有「中年的哀愁」，十九歲時見聞到的不公與不義，竟用了二十一年的歲月來抗爭，使我體認到實現美好理想的道路是曲折漫長的。……」

如今，陳菊於二○○六年底當選高雄市長，馬英九則於今春當選總統。一個成了民進黨總統敗選後黨內最有權力的女人，一個成了國民黨勝選後最有權力的男人。

在〈反哺的一代〉中，馬英九對台灣歷史、社會、文化、環保等議題都有其理念闡釋與省思，彷彿那時已開始描摹一幅縮小版的治國藍圖。

尤其是文化，他希望「尋回失去的人文價值，進而整合與光大我們的文化理想」，讓台灣不再被國際媒體稱為「貪婪之島」，而應是「優雅之島」，中華民國不再被謔稱為「賭場之國」，而應是「文化之國」。

這個四十歲時的理想，當選了總統的馬英九想必沒有忘記吧？「優雅之島」，「文化之國」，應該是他上任後努力送給我們全民的最重要的紅包。我們等待著。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Focus/2007Cti-Focus-SoftContent/0,4786,9704092101+970409200+0+151043+0,0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