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见闻
韩咏红 (2008-05-30)
都江堰聚缘中学的废墟旁，心情沉痛的家长蹲在瓦砾旁，指出瓦砾堆中暴露出来的折弯生锈钢筋，用四川话缓缓地说些什么。他身旁有个人在录像，另一个年轻人拿笔记录些什么。我最初以为他们都是中国国内记者。
我一周前走访这个在地震中倒塌、导致500多个师生遇难的学校，是因为看到西方通讯社报道说，悲愤的家长准备连署要求政府彻查学校建筑质量。
同一范围内其实不少建筑还伫立着，像附近的聚源小学虽然也成了危楼，但校舍没坍塌，师生得以及时逃生，因此坍倒得一塌糊涂的聚缘中学更显刺眼。在地震一周后，附近仍有群众在废墟堆旁议论着校舍的豆腐渣级质量，有一个老百姓从都江堰过来寻人，她的邻居在地震中遇难了，而邻居的女儿也在这个学校念书，她于是过来看看能否替亡故的邻居找到女儿，哪怕是尸骨也好。附近，两名痛失爱儿的家长在废墟前徘徊不去。
我上前问那个悲痛的父亲，是否知道家长连署上告的事情，政府至今给他们作了什么交代。父亲一愣，只说当然必须要政府给予交代，对于连署一事却没听说。
这时他身旁的年轻人抢过话头说，国家现在全力在救灾，责任问题以后会追究。说罢，他又告诫随后来到现场的另两个青年说，别跟外国记者多谈。我后来知道，他们是从外地来到灾区想帮忙的年轻志愿者。
震后采访，我不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场面——年轻人跳出来义正词严地说：“现在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或者，试图制止其他人和我谈关于工程质量的问题，以防外国媒体做出对中国不利的负面报道。
然而，也是在地震悲剧的场景下，我对年轻人的行为感到无名的愤怒。一个国家的国民有强烈爱国心、强大的民族荣誉感，还有因饱受多年屈辱不平而形成强烈自尊，这些都可以理解。然而，当这种民族自尊与骄傲驱使他们打断灾民的谈话时，就让人难以接受了。
汶川大地震让中国展示出强大而令人动容的凝聚力和爱国热情，举国上下，从儿童到70多岁的老人纷纷挺身而出参与救灾、赈灾，有人捐出压岁钱，更有人冲上前线抢当志愿者。
灾后冷静分析，这股热情的背后除了中华文化固有传统价值观的支撑，今年3月西藏骚乱以来，个别西方媒体人和影视界明星支持藏独的言行，奥运火炬险些被抢，中国社会与西方舆论对立的氛围，种种背景相信或多或少都加强了中国社会的危机感和凝聚力。到了地震的重大灾难时刻，强烈爱国意识和民族主义情怀得到几十年来不见的正面表达机会。
人们说，民族主义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在汶川地震中，中国民族主义做出闪亮的积极表现，在整个四川灾区随处可见互助友爱的感人画面。但积极氛围中，一些年轻人试图要外媒“只报喜不报忧”的行为，又十分可议。
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也许是无意识的做法，已踩到专制的边缘。
幸好中国政府不是这样的态度。反之，它这一次由于开放和透明，而获得更多国际支持与尊敬。现在考验是在年轻一代身上：中国将不可阻挡地逐渐崛起、强大，新一代青年的能量和民族意识很可能随之更加高涨，但要怎么运用这股握在他们手中的力量，如何在保持团结的同时继续开放和积极对外的心态，还是护短且期待所有人和他们想法一致？时代将检测出年轻人的态度，外界也在密切关注。
《联合早报》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zaodian/pages1/zaodian_jing080530.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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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May 30, 2008
Wednesday, April 9, 2008
小國崛起 — 轉捩點上的關鍵抉擇 作者／張亞中
最焦新聞／2008.04.09
作者／張亞中 出版：聯經出版公司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Focus/2007Cti-Focus-Print/0,4640,9704090213%2097040920%200%20102143%200,00.html
關鍵抉擇：崛起的軌跡
每一個國家都希望崛起，不只是大國，小國也是如此。求生存、逐發展、爭榮耀，幾乎是每一個人與國家必然的思考，關鍵在於他們有沒有格局與能力來完成他們的夢想。本書並不在討論有關小國崛起的一些公共政策問題，而是從歷史來探討每一個國家所面臨的關鍵性時刻所作出的戰略抉擇，有的時刻非常明顯，有的時刻卻是緩慢的自然演進。
■商業至上：不受意識形態左右
做為一個小國，商業幾乎是唯一的選擇，也是致富的唯一途徑。有的小國終其歲月，只是商業環結上的一個小點，有的小國卻可以開創新局，成就一片江山。
尼德蘭與威尼斯一樣，都是「商人共和國」，政府就是一個股份公司。在尼德蘭，荷蘭的大議長就是總經理；在威尼斯，總經理是總督。在尼德蘭，議會是董事會，在威尼斯，參議院是董事會。在這兩個國家，人民都是股份公司的持有人。所不同的，尼德蘭創造了一個真正的股份有限公司—東印度公司與一個可以做股票買賣的阿姆斯特丹銀行，而威尼斯還是以個別的商人來成就他們的事業。
這兩個商業共和國，所有的政治體制都是為商業而服務，威尼斯是一個標準的重商國家，政府的一切作為都是為了商人創造商業利益；尼德蘭則是另一種意義的重商國家，政府的一切作為都以不妨害人民追求商業利益，以現代的述語來說，尼德蘭走的是自由放任式的經濟政策道路。
對於小國而言，「以商立國」幾乎是唯一的選擇，它不可能玩得起大國的軍事遊戲，就如同威尼斯無法長期的與土耳其對峙，最後也不是拿破崙大軍的對手，尼德蘭最後也難以抗拒英、法等國的軍事挑戰。近代的小國，例如瑞士、芬蘭、愛爾蘭，都是努力從商業上尋求自己的國際定位，也是積極地將意識形態放在兩邊。即使當代從戰敗爬起的西德，也是放棄自己的「軍事大國」之夢，排除經由擴張領土求發展的國家戰略，而將自己定位為「商業王國」，用科技來支撐這個王國，用商業來拓展它的版圖，而不是用「軍事強權」或參與強權「地緣競逐」來增加國家威望。
■有容乃大：廣納人才的戰略
商業不可能建立在狹隘的自我之上，一個不開放的國家不可能創造商業的繁榮。為了讓自己有更強的競爭力，江海之納百川的包容政策就顯得特別重要。
「有容乃大」這句話，不只適合於大國，更適合於小國。從尼德蘭、瑞士與普魯士的歷史中，我們看到「有容乃大」如何為這些國家創造契機與財富，而缺少包容的國家卻因此而失去了競爭的優勢。
舉例來說，當法國路易十四於1685 年撤銷給予胡格諾教派一些政治權利的《南特詔書》後，二十多萬勤勞的胡格諾教徒逃到瑞士、普魯士、尼德蘭、英格蘭等地，他們不僅為當地帶來了法蘭西的技術、資金，而且帶來了先進的文化、思維與生活方式。
這一群為了逃難的移民者為瑞士帶來了鐘錶技術，逐漸形成和奠定了今日聞名世界的瑞士鐘錶工業地位；另一批移民者帶著技術、資金來到尼德蘭，為當地的絲織與手工業奠定了發展的基礎；還有一批避難者進入普魯士，補充了當地因為三十年戰爭而失去的大量人口，並在當地建起了羊毛、亞麻等細布紡織廠，另外也給普魯士帶來了絲綢、金銀、珠寶、帽子、手套、刺繡等幾十種新行業，教會普魯士人烤製香甜可口的小麥粉麵包。當時柏林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法國人，法語同德語一樣通行，灌溉了貧瘠的普魯士文化沙漠。
如果瑞士不能包容，國內的四大語言族群一定會撕裂多元的瑞士；如果荷蘭不能包容，1585 年安特衛普的數千名手工業者、商人與銀行家不會逃往阿姆斯特丹，使得阿姆斯特丹搖身成為世界的商業與金融中心。
大國如果不能包容都會衰敗，何況小國。小國需要的不叫做團結，而是包容，歷史就是如此，「有容乃大」不只是一個國家應有的修為，更是崛起發展的戰略。
■我為人人：創造被需要的價值
一個小國要想在這個世界生存發展，不可能依靠它的資源或人口，但是可以憑藉它為世人所創造的被需要的價值。
很多人在討論小國時，經常舉瑞士中立的例子，以期證明小國最好的策略就是不要捲入大國爭執的漩渦。瑞士的經驗卻顯示，能夠確保其國家安全與發展的因素並不是表面的中立，而是瑞士創造出了被需要的價值。
近代史上，瑞士地處四個強權中間，國內又有四個不同語言的族群，所以不管瑞士站在哪一邊，對外對內都是問題，這是瑞士先天必須走向中立的原因。如果沒有周邊強權的同意，瑞士的中立根本不可能成立。對於周邊強權而言，與其說是讓瑞士中立，不如說是讓瑞士成為彼此權力競逐的「緩衝區」，而且這個「緩衝區」最好還是一個有「武裝」的「緩衝區」。道理很簡單，一個有武裝的瑞士，更能負責任地扮演好緩衝區的角色，讓彼此的敵人軍隊在經過瑞士時必須付出較大的代價。
瑞士在鄰國發生內部問題時，成為少數菁英的避難地，在鄰國發生戰爭時，盡量默不作聲。瑞士的中立絕對不是孤傲式的中立或所謂的國際法上有法律保障的中立，而是避免激怒，或者不得罪強權式的中立。瑞士在一次大戰後讓日內瓦成為國際聯盟的總部，二次大戰期間，同意讓德國的軍隊穿越瑞士的隧道、為德國提供戰略物資、准許德國將收刮猶太人的財產存入瑞士銀行。二次大戰後，創造東西方對話的場域，靠著一間會議室、一張桌子，幾把椅子，就成為世界外交的重要舞台，也為瑞士帶來大把鈔票。
瑞士不是靠中立來保證國家的安全，而是創造了被周邊國家與世界所需要的價值。從昔日的「瑞士傭兵」、「武裝緩衝區」到今日的「匿名存款」制度，甚而到「觀光旅遊」，瑞士都在創造一個被需要的價值。就是這個「被需要的價值」，確保了瑞士的安全，也讓瑞士成為今日耀眼的一顆明星。
■謹小慎微：不挑釁身邊的強權
二千五百年以前，齊宣王問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芬蘭在二次大戰期間，連續與蘇聯打了兩場戰爭，使得先前的經濟成果幾乎毀於一旦。戰後芬蘭改弦易轍，用「謹小慎微」的態度與強權蘇聯相處。這樣的路線並不是某一個政黨或個人的政治路線，而是芬蘭舉國上下所共同認知的選擇。芬蘭了解到，地理位置限制了芬蘭能夠擁有的外交空間，中立只能說說而已，實際上要謹慎地了解蘇聯的感覺與憂慮，蘇聯的友善與體諒比美國的麵包與西方的武器來得重要多了。
芬蘭不是一個天生沒有個性的民族，更不是個懦弱不敢戰鬥的民族。與蘇聯的「冬戰」與「續戰」，芬蘭都是「以小博大」，即使從結果來說，芬蘭是輸了，但是以戰爭的過程來看，芬蘭英勇的表現其實非常出色，因此人民只有戰敗的痛苦，而沒有戰敗的屈辱。不過，即使在精神層面沒有屈辱的感覺，戰後的芬蘭還是務實地認識到，「對抗」、「結盟」、「軍備」或許是國際社會中其他國家常用的方法，但是對於芬蘭並不適用，謹慎而自制的「巴錫基維—吉科寧路線」因此成為芬蘭人的自己選擇，並成為幾乎舉國一致同意的路線。芬蘭在任何國際場合中都是小心謹慎，害怕得罪蘇聯。這種「謹小慎微」當然不是出自卑微的反應，而是來自理性的選擇。
冷戰期間，國際間經常用「芬蘭化」來嘲諷那些屈服於強權的國家，這些負面的批評並不能左右芬蘭自我理性的選擇。冷戰結束，蘇聯瓦解，芬蘭卻依然存在，證明最後的勝利者是小國芬蘭，而不是大國蘇聯。芬蘭隨後加入歐洲聯盟，在經濟上與歐洲融為一體，不過芬蘭並沒有在興奮之餘，忘掉了自己的地理位置，芬蘭堅持不加入北約，保留一點未來迴旋的空間。
「謹小慎微」並不只有芬蘭而已，瑞士也是個佼佼者。沒有「謹小慎微」是無法扮演好中立的角色。從宣布中立那一天開始，六百年來，瑞士官方對於國際衝突從來沒有積極主動地表達過什麼樣的意見，美其名為「客觀」或「不介入」，其實一言以蔽之，就是「謹小慎微」，借用孟子的話，「惟智者以小事大」，瑞士與芬蘭應該算是國際政治中的智者了。
■體制開放：政治思想決定崛起的路徑
什麼樣的政治思想就會產生什麼樣的政治制度，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就會決定國家用何種方式發展。對於想要崛起的國家而言，政治思想當然也決定了崛起軌跡。
■地利勿失：必須站在巨人肩膀
威尼斯雄霸南歐數個世紀，尼德蘭是十七世紀的海上霸主。但是人口太少，土地不多是它們先天的宿命，當西班牙、法國逐漸發展成為民族經濟體時，威尼斯就必然感受到了壓力。當英國完成光榮革命與開啟工業革命時，尼德蘭已經注定不是對手。這些小國固然可以發展成為以服務業或金融業為主的「虛擬國家」，即「頭腦國家」，但是它也必須想想，供養養分的「身體」在那裡，它如何與一個既是「頭腦」又是「身體」的大國競爭。
精明的荷蘭知道本身的局限，很快的了解到，必須以歐洲大陸做為發展的身體，在二次大戰後，荷蘭是最積極推動歐洲共同體的國家之一。荷蘭經由共同體的機制把歐洲變成它的身體，用以推動荷蘭的全球企業。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上，荷蘭知道打不過英國、法國或是德國，但是在共同體內，這三個國家反而成為荷蘭推動全球企業或爭取商機的助力。
威尼斯、熱那亞、米蘭、佛羅倫斯，都是義大利的重要商業城市或共和國，由於它們的分裂與無法合作，導致無法與強大的民族經濟體競爭，最終使得南歐的經濟一直落後西北歐，一直到今日。我們可以試想，如果當時以威尼斯為首的義大利城邦也有經濟共同體或共同市場的概念，十七世紀的荷蘭，十八世紀的英國，不見得是義大利城邦共同體的對手。
對於小國而言，它不可能以一己之力去開創自己的未來，把大國拉在身邊，用它的人口、土地與資源創造商機，是崛起的不二法門。「站在巨人肩膀才能看得比巨人更為遙遠」，「借力使力」才能夠放大自己的能量。歐洲聯盟的經驗可以看出，小國爭先恐後的急於加入，為的就是強化自己的腹地與市場。我們還沒有聽說歐洲那一個國家要自外於歐洲統合，也很難理解，那一個亞洲國家仍然排除在亞洲經濟整合之外而不覺痛癢，當然也更難想像，那一個國家會自願放棄鄰近大國的商業市場。
■天予要取：抓住全球化的機會
歷史總是會給每一個國家一些機會，如果能夠順勢，自然可以有機會崛起，如果天予不取，那麼不只失去機會，而有可能反受其咎。
如果區域整合是小國的必要選擇，那麼全球化時代的來臨等於給了小國更多的機會。愛爾蘭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如果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愛爾蘭不太容易成為大英國協的自治領，如果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愛爾蘭的獨立時間可能還沒有到來。愛爾蘭的大多數政治菁英不是憑空地追求國家獨立，而是累積能量，然後抓住時機，長達近八個世紀的期待終於成為事實。
1990 年以後是資本主義席捲全球的新世紀，一個全球市場已經形成。愛爾蘭知道一個內部紛爭的國家無法成為跨國公司投資的標的，它終於願意與英國共同放下關於北愛爾蘭問題的爭議，同意以和平的方式解決。雖然愛爾蘭不願放棄自己獨特的語言，但是它更了解到英語才是它迎接全球化的工具，也是全球企業願意來愛爾蘭投資設廠的主要原因。沒有英語的優勢，全球公司要進軍歐盟，不會選擇愛爾蘭，沒有英語做基礎，愛爾蘭也不可能成功地成為歐洲的「電子轉運中心」（e-hub）。
愛爾蘭抓住了英國不願意加入歐元的機會，吸引了大批願意進駐歐盟國家的跨國企業，帶來了先進的技術與全球的市場網絡。愛爾蘭也將它過去的歷史轉換為發展的動力，一批一批昔日為了新生活而被迫移民美國的愛爾蘭後裔回到愛爾蘭，成為了經濟發展最重要的人力資源。
如果不是處於全球化的時代，居於一隅的小國，它們的發展難以跨越地理的局限，但是一個懂得把握機會的小國，會知道得利用它的優勢。例如愛爾蘭利用它的語言優勢，瑞士運用它的地緣優勢，芬蘭掌握它的科技優勢，當然，還有西歐現在所有的小國，都擴張它們的西方文化優勢，為自己創造崛起的契機。
正如同很難想像一國小國會放棄自己的地利優勢，我們也更難想像一個小國會自願忽視上天所授予它的良機。全球化固然有利於大國在經濟上攻城略地，但是超越地理限制的全球化不是更給了缺少土地的小國一個更好的機會？只要它們能夠以開放的思想、包容的態度、靈活的身段、優質的人力，何嘗不會崛起。
■讓人尊敬：小國崛起的終極方向
正如同一個人的偉大並不完全在於他的功業，更在於他的人格。小國或許無法在功業上與大國並駕齊驅，但是也可以在另一些事業上得到別人讚賞與尊敬。
如果要問現代的世人，願意做一個小國寡民的瑞士公民，還是做一個有著悠久歷史文明的印度、俄羅斯等大國國民？希望提出這個問題沒有對這些國家不敬，不過，答案可能是，除了這些國家的國民以外，大多數人願意選擇前者。為什麼？其實很簡單，因為在國際印象上，瑞士是一個愛好和平的中立國家，與全世界各國沒有任何衝突，它富裕、美麗與感覺上安詳，拿它的護照可以走遍全世界，而且多數不需要簽證，這不就是夢寐以求的桃花源嗎？
真實的瑞士並不是如外表所展現出來的面貌，它的高額稅率讓人感受壓力，它的社會秩序讓人無法輕易放鬆，它的高昂物價讓人瞠目結舌。更深入的了解後還可以察覺，這個國家在關鍵時刻只考慮自己的國家利益，而不願在道德是非問題上表態，已經受到世界很大的指責。在歐洲各國中，無論大國還是小國，瑞士其實是個最標準的現實主義者，從各樣的戰爭中，可以看到瑞士是如何對待流亡或移民者，二次大戰期間瑞士又是如何成為納粹默契下的自私自利者。
我們也可以看到其他北歐小國，它們雖然並沒有在本書出現，但是它們對於世界的關懷從來不落人後，不只在對外金錢援助上大方，對於環境的保護也投入相當大的心力。這些國家不僅成功地發展了自己，也得到世界的尊重。
人類的歷史不斷前行，在過程中，有的國家崛起，有的衰落，有的依然在世界舞台上當一個小配角。國家崛起的意義應當在於為自己的國民創造幸福，為世界帶來和平。我們希望每一個小國都能崛起，但是也期望它們不是利用它國的衝突而崛起，不是在仇恨中崛起，而是在良性的發展中崛起，帶給世界的是祥和與美好，做一個令人尊敬的小國。
■誰是小國：看與周邊的誰比
為什麼要寫「小國崛起」？很簡單，小國如何崛起更值得討論！
每一個國家都有機會走向強國之路，也有可能掉入衰亡之途。對於大國而言，由於天生人口多、土地廣、資源豐，在國家發展上即使走錯路，還有機會可以從頭再來。但是對於小國而言，如果沒有方向與策略，輕則永遠寄人籬下，重則亡國滅種。歷史上有太多的故事可供訴說，本書就不多提了。
不少人或許會問，如何界定小國？這的確是個問題。如果從學術上找定義，可以找到一些概念與分類，但是這樣的概念與分類有沒有意義？
首先是在 1648 年的《西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中，把小國定義為：「在國際政治上，無法確定自主性發言權的國家。」以當時的國際情勢來說，區別的標準當然就是軍事力量。研究戰爭的學者也認為應該由軍事力量與潛在軍事力量來分類國家。但是隨著國際關係不斷發展，一些非軍事的政治議題的重要性愈來愈高，界定大國還是小國的標準也愈來愈複雜。
如何界定「大國」與「小國」、「強國」與「弱國」，大多數人都是由客觀的實質條件做標準。例如：在軍事方面，一個國家是否能夠只靠自己的力量來防衛、武器是否需要仰賴國際進口、軍力的動員程度、長期作戰的潛力。在經濟方面，人口、國民生產毛額的多寡、工業發達程度、產品種類集中程度、國內市場規模、研發能力、依賴外國資本程度。在國際體系方面，是否只是對鄰近事務有興趣，能否影響權力均衡或國際體系的本質，外交政策是否主動，敢否冒險，易否被滲透，是否認同國際法、規範與組織等等，都是可以參考的指標。
這樣的界定，固然有助於區分「大國」與「小國」的客觀差別，但是國際社會大小國的差別應該建立在彼此之間的關聯性才有意義。假如兩個國家彼此並沒有密切的互動與影響，討論誰是大國、誰是小國，似乎並沒有多大的必要。在有互動的國家中，「大」、「小」應該是個「相對」的概念，例如某個中等國家面對美國與俄羅斯時，可能是個小國，但是如果把它放在南太平洋，相對於當地的島國，就可能是個大國。
從這個觀點來看，相對於拜占庭帝國，威尼斯只是一個城市小國；相對於英國與法國，尼德蘭也是個小國；相對於當時的瑞典、法國，普魯士是個不毛之地；相對周邊的國家，瑞士也是小國；相對於俄羅斯、瑞典而言，芬蘭是小國；相對於英國，愛爾蘭毫無疑問的也是個小國。
從歷史上來看，有些國家天生具有大國所需要的人口與土地，例如中國與俄羅斯。也有很多我們現在認知的大國，是從小國慢慢崛起而成，例如原來是北美十三州的美國，孤懸在大西洋東岸的英倫三島，明治維新前的日本，也有如葡萄牙、荷蘭，它們是小國，但是都曾經是世界上的大國或強國。
因此，是否稱它是「小國」，是與鄰近的國家，或者與最有關係的國家作比較而定。「小國」或許在土地面積與人口上無法與鄰近的大國相比，但是可以在經濟、文化等力量上強過對方，而使對方成為「弱國」。小國可以是「強國」，小國也可以變成「大國」。
嚴格來說，大國容易崛起，但是小國要崛起並不簡單。有的小國，開始時人口少、土地小、資源稀，但是最終站上了世界的重要舞台。有的小國終其一生，永遠只是國際社會中的配角。本書討論的就是一些小國如何能夠崛起的真實故事，以及其中一些小國為何無法持續壯大的關鍵因素。
■他山之石：關鍵時刻的抉擇
歷史是人類走過的足跡，從中可以看到國家的興衰；歷史也是一面鏡子，可以看到前人成功與挫敗的原因。小國崛起的撰寫，自然希望從過去的歷史中找到可以借鏡的啟發。
那些小國是值得思考與觀察？在不斷的反覆考量後，決定以威尼斯、尼德蘭、瑞士、普魯士、芬蘭與愛爾蘭做為討論的焦點。這些國家的歷史有其獨特性，每個國家的生存發展策略也有相異性。
威尼斯以小小水鄉之地，如何蛻變為中世紀末期的霸主，成為「世界的珠寶盒」長達六個世紀？
尼德蘭這個北海堤岸的沼澤地，如何變成了十七世紀的海上帝國？
操著四種不同語言，夾雜在阿爾卑斯山脈的高山國家瑞士，如何避免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戰火，而從週邊的強權中求生存與發展？
普魯士原來只是一個歐洲邊陲的落後地區，為何可以經由鐵與血統一了整個日耳曼，什麼樣的崛起因素最後卻給世界帶來災難？又為何後來西邊的德意志統一了東邊的德意志時，世界才有了真正的安全感？
處在天涯海角的芬蘭如何在政治與生活的惡劣環境下求生存，它如何定位自己，又如何在西方與俄羅斯間忍辱負重，顧及現實謀求發展？
長期被英國壓制，也是人口外移最嚴重的愛爾蘭，如何卻成為了二十一世紀的「翠綠之島」？
不只小國，國家能夠崛起，有些因素是必然的，例如好的政策與結構，以及妥善運用資源的能力，對於現代國家而言，這些因素包括經濟、貨幣、財政、所得、貿易競爭等政策；政治、經濟、社會等制度結構；自然、人力、科技、資本、文化等資源。本書認為這些都是國家崛起的重要因素。但是主要關切的是，崛起的小國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做了什麼樣不同於其他國家的正確抉擇。也就是說，在關鍵時刻，不論是來自於外在環境刺激，還是自己創造的機遇，它們的「自我定位」與「發展戰略」為何，是什麼樣的抉擇使得它們免於災難並有機會崛起。
期望本書不僅是一本歷史性的作品，更是一本能夠對於國家應該何去何從有所啟發的著作。因此在撰寫時，並不是以純粹的歷史作鋪陳，而是希望能夠用特殊的觀點作為切入。以歷史為寫作舞台，但是用不同的分析途徑對各個國家的「自我定位」與「戰略抉擇」提出解釋。
討論威尼斯與尼德蘭時，以「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作為切入的主軸，討論這兩個「商業共和國」內外的政治與經濟關係，以及它們用什麼樣的態度與方式來追求國家與商人的利益。寫到瑞士時，則是從「中立」的討論著手，以期還原瑞士「中立」的本質。探索到底是如大家所說的，國際法的中立為瑞士創造了安全與發展，還是「創造被需要的價值」才是瑞士崛起的真正因素。
分析普魯士的崛起時，重點放在日耳曼民族的「政治思想」與普魯士獨特的「軍」「國」間的關聯性，以及在普魯士統一日耳曼過程中的重要性。雖然這些政治思想引導了普魯士崛起，但是也讓德意志很快的殞落，並為普魯士、德意志與世界帶來災難。二次大戰後德意志的再一次崛起，依靠的又是什麼？
論及芬蘭時，則是以「國際關係」的知識作為切入，了解芬蘭如何「謹小慎微」務實地處理與周邊國家的關係，「自我定位」抉擇對於芬蘭崛起的貢獻。
最後是對愛爾蘭崛起的討論，重點則是放在外在環境變遷對於愛爾蘭的影響。從「人物」的素描作為切入，希望從他們的身上看到愛爾蘭如何追求自己的未來，了解愛爾蘭如何「創造人和」、「運用地利」與「抓住天時」，終而在爭取獨立近八百年後順利崛起。
在寫作的體例上，本書儘量兼顧歷史性、專業性、知識性、故事性與啟發性，希望不只是學校裡面的師生，社會上各行各業的朋友也能夠有所感受。在寫作順序的安排上，根據的原則是每一個國家以完整形式出現在國際舞台的時間，因此，順序是威尼斯、尼德蘭、瑞士、普魯士、芬蘭與愛爾蘭。在每一章的分配上，對於歷史愈近代的國家，愈多討論當代的崛起因素。
另外，「他山之石」並不表示外國的月亮一定比較圓，「小國崛起」也並不意味崛起之後不會衰落，因此本書用了相當的篇幅在檢討為何有些小國不再崛起？某些國家，原來崛起的因素消失了，而另一些國家，崛起時的抉擇也是失敗的理由。
錯誤盡量不要多犯，但是經驗教訓永不嫌少，他山之石永遠是歷史留給後人的寶藏。小國崛起的經驗與錯誤的教訓，不只對於小國，對於大國當然也有參考的價值。隨著本書，一起走入千年的歷史時空吧！
作者／張亞中 出版：聯經出版公司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Focus/2007Cti-Focus-Print/0,4640,9704090213%2097040920%200%20102143%200,00.html
關鍵抉擇：崛起的軌跡
每一個國家都希望崛起，不只是大國，小國也是如此。求生存、逐發展、爭榮耀，幾乎是每一個人與國家必然的思考，關鍵在於他們有沒有格局與能力來完成他們的夢想。本書並不在討論有關小國崛起的一些公共政策問題，而是從歷史來探討每一個國家所面臨的關鍵性時刻所作出的戰略抉擇，有的時刻非常明顯，有的時刻卻是緩慢的自然演進。
■商業至上：不受意識形態左右
做為一個小國，商業幾乎是唯一的選擇，也是致富的唯一途徑。有的小國終其歲月，只是商業環結上的一個小點，有的小國卻可以開創新局，成就一片江山。
尼德蘭與威尼斯一樣，都是「商人共和國」，政府就是一個股份公司。在尼德蘭，荷蘭的大議長就是總經理；在威尼斯，總經理是總督。在尼德蘭，議會是董事會，在威尼斯，參議院是董事會。在這兩個國家，人民都是股份公司的持有人。所不同的，尼德蘭創造了一個真正的股份有限公司—東印度公司與一個可以做股票買賣的阿姆斯特丹銀行，而威尼斯還是以個別的商人來成就他們的事業。
這兩個商業共和國，所有的政治體制都是為商業而服務，威尼斯是一個標準的重商國家，政府的一切作為都是為了商人創造商業利益；尼德蘭則是另一種意義的重商國家，政府的一切作為都以不妨害人民追求商業利益，以現代的述語來說，尼德蘭走的是自由放任式的經濟政策道路。
對於小國而言，「以商立國」幾乎是唯一的選擇，它不可能玩得起大國的軍事遊戲，就如同威尼斯無法長期的與土耳其對峙，最後也不是拿破崙大軍的對手，尼德蘭最後也難以抗拒英、法等國的軍事挑戰。近代的小國，例如瑞士、芬蘭、愛爾蘭，都是努力從商業上尋求自己的國際定位，也是積極地將意識形態放在兩邊。即使當代從戰敗爬起的西德，也是放棄自己的「軍事大國」之夢，排除經由擴張領土求發展的國家戰略，而將自己定位為「商業王國」，用科技來支撐這個王國，用商業來拓展它的版圖，而不是用「軍事強權」或參與強權「地緣競逐」來增加國家威望。
■有容乃大：廣納人才的戰略
商業不可能建立在狹隘的自我之上，一個不開放的國家不可能創造商業的繁榮。為了讓自己有更強的競爭力，江海之納百川的包容政策就顯得特別重要。
「有容乃大」這句話，不只適合於大國，更適合於小國。從尼德蘭、瑞士與普魯士的歷史中，我們看到「有容乃大」如何為這些國家創造契機與財富，而缺少包容的國家卻因此而失去了競爭的優勢。
舉例來說，當法國路易十四於1685 年撤銷給予胡格諾教派一些政治權利的《南特詔書》後，二十多萬勤勞的胡格諾教徒逃到瑞士、普魯士、尼德蘭、英格蘭等地，他們不僅為當地帶來了法蘭西的技術、資金，而且帶來了先進的文化、思維與生活方式。
這一群為了逃難的移民者為瑞士帶來了鐘錶技術，逐漸形成和奠定了今日聞名世界的瑞士鐘錶工業地位；另一批移民者帶著技術、資金來到尼德蘭，為當地的絲織與手工業奠定了發展的基礎；還有一批避難者進入普魯士，補充了當地因為三十年戰爭而失去的大量人口，並在當地建起了羊毛、亞麻等細布紡織廠，另外也給普魯士帶來了絲綢、金銀、珠寶、帽子、手套、刺繡等幾十種新行業，教會普魯士人烤製香甜可口的小麥粉麵包。當時柏林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法國人，法語同德語一樣通行，灌溉了貧瘠的普魯士文化沙漠。
如果瑞士不能包容，國內的四大語言族群一定會撕裂多元的瑞士；如果荷蘭不能包容，1585 年安特衛普的數千名手工業者、商人與銀行家不會逃往阿姆斯特丹，使得阿姆斯特丹搖身成為世界的商業與金融中心。
大國如果不能包容都會衰敗，何況小國。小國需要的不叫做團結，而是包容，歷史就是如此，「有容乃大」不只是一個國家應有的修為，更是崛起發展的戰略。
■我為人人：創造被需要的價值
一個小國要想在這個世界生存發展，不可能依靠它的資源或人口，但是可以憑藉它為世人所創造的被需要的價值。
很多人在討論小國時，經常舉瑞士中立的例子，以期證明小國最好的策略就是不要捲入大國爭執的漩渦。瑞士的經驗卻顯示，能夠確保其國家安全與發展的因素並不是表面的中立，而是瑞士創造出了被需要的價值。
近代史上，瑞士地處四個強權中間，國內又有四個不同語言的族群，所以不管瑞士站在哪一邊，對外對內都是問題，這是瑞士先天必須走向中立的原因。如果沒有周邊強權的同意，瑞士的中立根本不可能成立。對於周邊強權而言，與其說是讓瑞士中立，不如說是讓瑞士成為彼此權力競逐的「緩衝區」，而且這個「緩衝區」最好還是一個有「武裝」的「緩衝區」。道理很簡單，一個有武裝的瑞士，更能負責任地扮演好緩衝區的角色，讓彼此的敵人軍隊在經過瑞士時必須付出較大的代價。
瑞士在鄰國發生內部問題時，成為少數菁英的避難地，在鄰國發生戰爭時，盡量默不作聲。瑞士的中立絕對不是孤傲式的中立或所謂的國際法上有法律保障的中立，而是避免激怒，或者不得罪強權式的中立。瑞士在一次大戰後讓日內瓦成為國際聯盟的總部，二次大戰期間，同意讓德國的軍隊穿越瑞士的隧道、為德國提供戰略物資、准許德國將收刮猶太人的財產存入瑞士銀行。二次大戰後，創造東西方對話的場域，靠著一間會議室、一張桌子，幾把椅子，就成為世界外交的重要舞台，也為瑞士帶來大把鈔票。
瑞士不是靠中立來保證國家的安全，而是創造了被周邊國家與世界所需要的價值。從昔日的「瑞士傭兵」、「武裝緩衝區」到今日的「匿名存款」制度，甚而到「觀光旅遊」，瑞士都在創造一個被需要的價值。就是這個「被需要的價值」，確保了瑞士的安全，也讓瑞士成為今日耀眼的一顆明星。
■謹小慎微：不挑釁身邊的強權
二千五百年以前，齊宣王問孟子：「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為能以大事小……，惟智者為能以小事大……。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
芬蘭在二次大戰期間，連續與蘇聯打了兩場戰爭，使得先前的經濟成果幾乎毀於一旦。戰後芬蘭改弦易轍，用「謹小慎微」的態度與強權蘇聯相處。這樣的路線並不是某一個政黨或個人的政治路線，而是芬蘭舉國上下所共同認知的選擇。芬蘭了解到，地理位置限制了芬蘭能夠擁有的外交空間，中立只能說說而已，實際上要謹慎地了解蘇聯的感覺與憂慮，蘇聯的友善與體諒比美國的麵包與西方的武器來得重要多了。
芬蘭不是一個天生沒有個性的民族，更不是個懦弱不敢戰鬥的民族。與蘇聯的「冬戰」與「續戰」，芬蘭都是「以小博大」，即使從結果來說，芬蘭是輸了，但是以戰爭的過程來看，芬蘭英勇的表現其實非常出色，因此人民只有戰敗的痛苦，而沒有戰敗的屈辱。不過，即使在精神層面沒有屈辱的感覺，戰後的芬蘭還是務實地認識到，「對抗」、「結盟」、「軍備」或許是國際社會中其他國家常用的方法，但是對於芬蘭並不適用，謹慎而自制的「巴錫基維—吉科寧路線」因此成為芬蘭人的自己選擇，並成為幾乎舉國一致同意的路線。芬蘭在任何國際場合中都是小心謹慎，害怕得罪蘇聯。這種「謹小慎微」當然不是出自卑微的反應，而是來自理性的選擇。
冷戰期間，國際間經常用「芬蘭化」來嘲諷那些屈服於強權的國家，這些負面的批評並不能左右芬蘭自我理性的選擇。冷戰結束，蘇聯瓦解，芬蘭卻依然存在，證明最後的勝利者是小國芬蘭，而不是大國蘇聯。芬蘭隨後加入歐洲聯盟，在經濟上與歐洲融為一體，不過芬蘭並沒有在興奮之餘，忘掉了自己的地理位置，芬蘭堅持不加入北約，保留一點未來迴旋的空間。
「謹小慎微」並不只有芬蘭而已，瑞士也是個佼佼者。沒有「謹小慎微」是無法扮演好中立的角色。從宣布中立那一天開始，六百年來，瑞士官方對於國際衝突從來沒有積極主動地表達過什麼樣的意見，美其名為「客觀」或「不介入」，其實一言以蔽之，就是「謹小慎微」，借用孟子的話，「惟智者以小事大」，瑞士與芬蘭應該算是國際政治中的智者了。
■體制開放：政治思想決定崛起的路徑
什麼樣的政治思想就會產生什麼樣的政治制度，什麼樣的政治制度就會決定國家用何種方式發展。對於想要崛起的國家而言，政治思想當然也決定了崛起軌跡。
■地利勿失：必須站在巨人肩膀
威尼斯雄霸南歐數個世紀，尼德蘭是十七世紀的海上霸主。但是人口太少，土地不多是它們先天的宿命，當西班牙、法國逐漸發展成為民族經濟體時，威尼斯就必然感受到了壓力。當英國完成光榮革命與開啟工業革命時，尼德蘭已經注定不是對手。這些小國固然可以發展成為以服務業或金融業為主的「虛擬國家」，即「頭腦國家」，但是它也必須想想，供養養分的「身體」在那裡，它如何與一個既是「頭腦」又是「身體」的大國競爭。
精明的荷蘭知道本身的局限，很快的了解到，必須以歐洲大陸做為發展的身體，在二次大戰後，荷蘭是最積極推動歐洲共同體的國家之一。荷蘭經由共同體的機制把歐洲變成它的身體，用以推動荷蘭的全球企業。在歷史的發展過程上，荷蘭知道打不過英國、法國或是德國，但是在共同體內，這三個國家反而成為荷蘭推動全球企業或爭取商機的助力。
威尼斯、熱那亞、米蘭、佛羅倫斯，都是義大利的重要商業城市或共和國，由於它們的分裂與無法合作，導致無法與強大的民族經濟體競爭，最終使得南歐的經濟一直落後西北歐，一直到今日。我們可以試想，如果當時以威尼斯為首的義大利城邦也有經濟共同體或共同市場的概念，十七世紀的荷蘭，十八世紀的英國，不見得是義大利城邦共同體的對手。
對於小國而言，它不可能以一己之力去開創自己的未來，把大國拉在身邊，用它的人口、土地與資源創造商機，是崛起的不二法門。「站在巨人肩膀才能看得比巨人更為遙遠」，「借力使力」才能夠放大自己的能量。歐洲聯盟的經驗可以看出，小國爭先恐後的急於加入，為的就是強化自己的腹地與市場。我們還沒有聽說歐洲那一個國家要自外於歐洲統合，也很難理解，那一個亞洲國家仍然排除在亞洲經濟整合之外而不覺痛癢，當然也更難想像，那一個國家會自願放棄鄰近大國的商業市場。
■天予要取：抓住全球化的機會
歷史總是會給每一個國家一些機會，如果能夠順勢，自然可以有機會崛起，如果天予不取，那麼不只失去機會，而有可能反受其咎。
如果區域整合是小國的必要選擇，那麼全球化時代的來臨等於給了小國更多的機會。愛爾蘭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如果沒有第一次世界大戰，愛爾蘭不太容易成為大英國協的自治領，如果沒有第二次世界大戰，愛爾蘭的獨立時間可能還沒有到來。愛爾蘭的大多數政治菁英不是憑空地追求國家獨立，而是累積能量，然後抓住時機，長達近八個世紀的期待終於成為事實。
1990 年以後是資本主義席捲全球的新世紀，一個全球市場已經形成。愛爾蘭知道一個內部紛爭的國家無法成為跨國公司投資的標的，它終於願意與英國共同放下關於北愛爾蘭問題的爭議，同意以和平的方式解決。雖然愛爾蘭不願放棄自己獨特的語言，但是它更了解到英語才是它迎接全球化的工具，也是全球企業願意來愛爾蘭投資設廠的主要原因。沒有英語的優勢，全球公司要進軍歐盟，不會選擇愛爾蘭，沒有英語做基礎，愛爾蘭也不可能成功地成為歐洲的「電子轉運中心」（e-hub）。
愛爾蘭抓住了英國不願意加入歐元的機會，吸引了大批願意進駐歐盟國家的跨國企業，帶來了先進的技術與全球的市場網絡。愛爾蘭也將它過去的歷史轉換為發展的動力，一批一批昔日為了新生活而被迫移民美國的愛爾蘭後裔回到愛爾蘭，成為了經濟發展最重要的人力資源。
如果不是處於全球化的時代，居於一隅的小國，它們的發展難以跨越地理的局限，但是一個懂得把握機會的小國，會知道得利用它的優勢。例如愛爾蘭利用它的語言優勢，瑞士運用它的地緣優勢，芬蘭掌握它的科技優勢，當然，還有西歐現在所有的小國，都擴張它們的西方文化優勢，為自己創造崛起的契機。
正如同很難想像一國小國會放棄自己的地利優勢，我們也更難想像一個小國會自願忽視上天所授予它的良機。全球化固然有利於大國在經濟上攻城略地，但是超越地理限制的全球化不是更給了缺少土地的小國一個更好的機會？只要它們能夠以開放的思想、包容的態度、靈活的身段、優質的人力，何嘗不會崛起。
■讓人尊敬：小國崛起的終極方向
正如同一個人的偉大並不完全在於他的功業，更在於他的人格。小國或許無法在功業上與大國並駕齊驅，但是也可以在另一些事業上得到別人讚賞與尊敬。
如果要問現代的世人，願意做一個小國寡民的瑞士公民，還是做一個有著悠久歷史文明的印度、俄羅斯等大國國民？希望提出這個問題沒有對這些國家不敬，不過，答案可能是，除了這些國家的國民以外，大多數人願意選擇前者。為什麼？其實很簡單，因為在國際印象上，瑞士是一個愛好和平的中立國家，與全世界各國沒有任何衝突，它富裕、美麗與感覺上安詳，拿它的護照可以走遍全世界，而且多數不需要簽證，這不就是夢寐以求的桃花源嗎？
真實的瑞士並不是如外表所展現出來的面貌，它的高額稅率讓人感受壓力，它的社會秩序讓人無法輕易放鬆，它的高昂物價讓人瞠目結舌。更深入的了解後還可以察覺，這個國家在關鍵時刻只考慮自己的國家利益，而不願在道德是非問題上表態，已經受到世界很大的指責。在歐洲各國中，無論大國還是小國，瑞士其實是個最標準的現實主義者，從各樣的戰爭中，可以看到瑞士是如何對待流亡或移民者，二次大戰期間瑞士又是如何成為納粹默契下的自私自利者。
我們也可以看到其他北歐小國，它們雖然並沒有在本書出現，但是它們對於世界的關懷從來不落人後，不只在對外金錢援助上大方，對於環境的保護也投入相當大的心力。這些國家不僅成功地發展了自己，也得到世界的尊重。
人類的歷史不斷前行，在過程中，有的國家崛起，有的衰落，有的依然在世界舞台上當一個小配角。國家崛起的意義應當在於為自己的國民創造幸福，為世界帶來和平。我們希望每一個小國都能崛起，但是也期望它們不是利用它國的衝突而崛起，不是在仇恨中崛起，而是在良性的發展中崛起，帶給世界的是祥和與美好，做一個令人尊敬的小國。
■誰是小國：看與周邊的誰比
為什麼要寫「小國崛起」？很簡單，小國如何崛起更值得討論！
每一個國家都有機會走向強國之路，也有可能掉入衰亡之途。對於大國而言，由於天生人口多、土地廣、資源豐，在國家發展上即使走錯路，還有機會可以從頭再來。但是對於小國而言，如果沒有方向與策略，輕則永遠寄人籬下，重則亡國滅種。歷史上有太多的故事可供訴說，本書就不多提了。
不少人或許會問，如何界定小國？這的確是個問題。如果從學術上找定義，可以找到一些概念與分類，但是這樣的概念與分類有沒有意義？
首先是在 1648 年的《西伐利亞和約》（Peace of Westphalia）中，把小國定義為：「在國際政治上，無法確定自主性發言權的國家。」以當時的國際情勢來說，區別的標準當然就是軍事力量。研究戰爭的學者也認為應該由軍事力量與潛在軍事力量來分類國家。但是隨著國際關係不斷發展，一些非軍事的政治議題的重要性愈來愈高，界定大國還是小國的標準也愈來愈複雜。
如何界定「大國」與「小國」、「強國」與「弱國」，大多數人都是由客觀的實質條件做標準。例如：在軍事方面，一個國家是否能夠只靠自己的力量來防衛、武器是否需要仰賴國際進口、軍力的動員程度、長期作戰的潛力。在經濟方面，人口、國民生產毛額的多寡、工業發達程度、產品種類集中程度、國內市場規模、研發能力、依賴外國資本程度。在國際體系方面，是否只是對鄰近事務有興趣，能否影響權力均衡或國際體系的本質，外交政策是否主動，敢否冒險，易否被滲透，是否認同國際法、規範與組織等等，都是可以參考的指標。
這樣的界定，固然有助於區分「大國」與「小國」的客觀差別，但是國際社會大小國的差別應該建立在彼此之間的關聯性才有意義。假如兩個國家彼此並沒有密切的互動與影響，討論誰是大國、誰是小國，似乎並沒有多大的必要。在有互動的國家中，「大」、「小」應該是個「相對」的概念，例如某個中等國家面對美國與俄羅斯時，可能是個小國，但是如果把它放在南太平洋，相對於當地的島國，就可能是個大國。
從這個觀點來看，相對於拜占庭帝國，威尼斯只是一個城市小國；相對於英國與法國，尼德蘭也是個小國；相對於當時的瑞典、法國，普魯士是個不毛之地；相對周邊的國家，瑞士也是小國；相對於俄羅斯、瑞典而言，芬蘭是小國；相對於英國，愛爾蘭毫無疑問的也是個小國。
從歷史上來看，有些國家天生具有大國所需要的人口與土地，例如中國與俄羅斯。也有很多我們現在認知的大國，是從小國慢慢崛起而成，例如原來是北美十三州的美國，孤懸在大西洋東岸的英倫三島，明治維新前的日本，也有如葡萄牙、荷蘭，它們是小國，但是都曾經是世界上的大國或強國。
因此，是否稱它是「小國」，是與鄰近的國家，或者與最有關係的國家作比較而定。「小國」或許在土地面積與人口上無法與鄰近的大國相比，但是可以在經濟、文化等力量上強過對方，而使對方成為「弱國」。小國可以是「強國」，小國也可以變成「大國」。
嚴格來說，大國容易崛起，但是小國要崛起並不簡單。有的小國，開始時人口少、土地小、資源稀，但是最終站上了世界的重要舞台。有的小國終其一生，永遠只是國際社會中的配角。本書討論的就是一些小國如何能夠崛起的真實故事，以及其中一些小國為何無法持續壯大的關鍵因素。
■他山之石：關鍵時刻的抉擇
歷史是人類走過的足跡，從中可以看到國家的興衰；歷史也是一面鏡子，可以看到前人成功與挫敗的原因。小國崛起的撰寫，自然希望從過去的歷史中找到可以借鏡的啟發。
那些小國是值得思考與觀察？在不斷的反覆考量後，決定以威尼斯、尼德蘭、瑞士、普魯士、芬蘭與愛爾蘭做為討論的焦點。這些國家的歷史有其獨特性，每個國家的生存發展策略也有相異性。
威尼斯以小小水鄉之地，如何蛻變為中世紀末期的霸主，成為「世界的珠寶盒」長達六個世紀？
尼德蘭這個北海堤岸的沼澤地，如何變成了十七世紀的海上帝國？
操著四種不同語言，夾雜在阿爾卑斯山脈的高山國家瑞士，如何避免了兩次世界大戰的戰火，而從週邊的強權中求生存與發展？
普魯士原來只是一個歐洲邊陲的落後地區，為何可以經由鐵與血統一了整個日耳曼，什麼樣的崛起因素最後卻給世界帶來災難？又為何後來西邊的德意志統一了東邊的德意志時，世界才有了真正的安全感？
處在天涯海角的芬蘭如何在政治與生活的惡劣環境下求生存，它如何定位自己，又如何在西方與俄羅斯間忍辱負重，顧及現實謀求發展？
長期被英國壓制，也是人口外移最嚴重的愛爾蘭，如何卻成為了二十一世紀的「翠綠之島」？
不只小國，國家能夠崛起，有些因素是必然的，例如好的政策與結構，以及妥善運用資源的能力，對於現代國家而言，這些因素包括經濟、貨幣、財政、所得、貿易競爭等政策；政治、經濟、社會等制度結構；自然、人力、科技、資本、文化等資源。本書認為這些都是國家崛起的重要因素。但是主要關切的是，崛起的小國在歷史發展的關鍵時刻做了什麼樣不同於其他國家的正確抉擇。也就是說，在關鍵時刻，不論是來自於外在環境刺激，還是自己創造的機遇，它們的「自我定位」與「發展戰略」為何，是什麼樣的抉擇使得它們免於災難並有機會崛起。
期望本書不僅是一本歷史性的作品，更是一本能夠對於國家應該何去何從有所啟發的著作。因此在撰寫時，並不是以純粹的歷史作鋪陳，而是希望能夠用特殊的觀點作為切入。以歷史為寫作舞台，但是用不同的分析途徑對各個國家的「自我定位」與「戰略抉擇」提出解釋。
討論威尼斯與尼德蘭時，以「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作為切入的主軸，討論這兩個「商業共和國」內外的政治與經濟關係，以及它們用什麼樣的態度與方式來追求國家與商人的利益。寫到瑞士時，則是從「中立」的討論著手，以期還原瑞士「中立」的本質。探索到底是如大家所說的，國際法的中立為瑞士創造了安全與發展，還是「創造被需要的價值」才是瑞士崛起的真正因素。
分析普魯士的崛起時，重點放在日耳曼民族的「政治思想」與普魯士獨特的「軍」「國」間的關聯性，以及在普魯士統一日耳曼過程中的重要性。雖然這些政治思想引導了普魯士崛起，但是也讓德意志很快的殞落，並為普魯士、德意志與世界帶來災難。二次大戰後德意志的再一次崛起，依靠的又是什麼？
論及芬蘭時，則是以「國際關係」的知識作為切入，了解芬蘭如何「謹小慎微」務實地處理與周邊國家的關係，「自我定位」抉擇對於芬蘭崛起的貢獻。
最後是對愛爾蘭崛起的討論，重點則是放在外在環境變遷對於愛爾蘭的影響。從「人物」的素描作為切入，希望從他們的身上看到愛爾蘭如何追求自己的未來，了解愛爾蘭如何「創造人和」、「運用地利」與「抓住天時」，終而在爭取獨立近八百年後順利崛起。
在寫作的體例上，本書儘量兼顧歷史性、專業性、知識性、故事性與啟發性，希望不只是學校裡面的師生，社會上各行各業的朋友也能夠有所感受。在寫作順序的安排上，根據的原則是每一個國家以完整形式出現在國際舞台的時間，因此，順序是威尼斯、尼德蘭、瑞士、普魯士、芬蘭與愛爾蘭。在每一章的分配上，對於歷史愈近代的國家，愈多討論當代的崛起因素。
另外，「他山之石」並不表示外國的月亮一定比較圓，「小國崛起」也並不意味崛起之後不會衰落，因此本書用了相當的篇幅在檢討為何有些小國不再崛起？某些國家，原來崛起的因素消失了，而另一些國家，崛起時的抉擇也是失敗的理由。
錯誤盡量不要多犯，但是經驗教訓永不嫌少，他山之石永遠是歷史留給後人的寶藏。小國崛起的經驗與錯誤的教訓，不只對於小國，對於大國當然也有參考的價值。隨著本書，一起走入千年的歷史時空吧！
Thursday, March 13, 2008
【刘瑜】缺乏辩论的大会是寂寞的
【刘瑜】剑桥大学讲师
我上中学时政治课本里，有一句话批判西式民主：“西方议会吵吵嚷嚷、相互攻讦……”
我一直没有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直到有一天，在电视里看到英国议会开会的画面。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议会开会比英国更“恐怖”了：议员按党派面对面入座，状如两军对垒；双方代表像“大学生辩论赛”一样交替起立发言，针尖对麦芒；最有英国特色的，就是议员竟然像看球赛一样，可以随时叫好或者起哄，所以哪怕是首相，要完整地说完一段话，也可能要途经八次叫好和十次喝倒彩。
看到这样的情形，我立刻明白了为什么很多领袖不喜欢“吵吵嚷嚷、互相攻讦”——这对政治家的口才、思维速度、知识量、政策熟悉程度，尤其是心理素质，考验实在太大了。也难怪有些国家议会的辩论会出现斗殴、脱鞋子、扯头发的情形，急了，口才不够，就手脚并用了。
但是英国这种“不成体统”的议会风格，吵了几百年，好像也没有把这个国家给吵垮，相反你吵我闹之间，往往把事情的各个方面都说清楚了，各方利益都平衡了。当然，英国是英国，中国不一定要模仿它。但是，辩论是否要如此极端是一回事，大会有没有辩论则是另一码事。
和谐的、团结的会议气氛固然是件好事，但是假如这种融洽的基础是对社会矛盾的掩饰或者无视，那就成了“伪融洽”了。据统计，近年来我国每年的群体性抗议事件都在6万起左右，也就是说，每天都有至少160多起集体抗议行动。普通民众每一天都在为自己的土地权益、环境权益、国资流失、教育医保等进行艰苦卓绝的抗争，但我们的大会相形而言轻松融洽。请问，代表们的“代表性”何在？莫非民众来自火星，而代表们来自金星？
当然，也有不少代表也呈交议案，但是只见代表“发球”，却不见决策部门如何“接球”，这样的议案有多少意义？民主会议的真谛是不同利益集团间的有效对话，而不是几千人的自言自语。更何况，缺乏对议案的公开辩论，就算议案被通过，这样的民主同样可疑：凭什么它们要被通过？如果代表A支持的恰恰是代表B反对的呢？如果一个代表支持的恰恰是很多民众反对的呢？……
辩论的意义恰在于此。谁也不能保证代表是天使，所以重要的不是他们提出了什么，而是决策部门接受了什么。而政治辩论，就是在这个“提出”和“接受”之间进行过滤。
这两年为了增进民主气氛，国内大会增加了不少民意表达机制，比如网民提建议等。这种举措初衷当然是好的，但是实际效果似乎更像是情绪发泄，而不是制度监督。网民可以在网上叽叽喳喳，代表们却不一定洗耳恭听，你说你的，我爱听不听，这是哪门子民主？把几千人的自言自语扩大到两万人、二十万人，它也还是自言自语。
西式议会的“吵吵嚷嚷、互相攻讦”情形也许不那么优雅，但任何一个多元化社会的基本特点就是利益冲突和理念竞争，如果政治的冲撞恰恰是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它也没有那么可怕。相比把矛盾藏到桌子底下来维持一个桌面上的团结融洽，倒不如把矛盾摆到桌面上来公开讨论。说到底，“混乱”之间失的是“礼”，而沉默之间错过的却是“理”。我以为，在政治当中，道理比礼节更事关重大。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刘瑜)
http://news.163.com/08/0314/08/47011QUF00012I5M.html
我上中学时政治课本里，有一句话批判西式民主：“西方议会吵吵嚷嚷、相互攻讦……”
我一直没有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直到有一天，在电视里看到英国议会开会的画面。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议会开会比英国更“恐怖”了：议员按党派面对面入座，状如两军对垒；双方代表像“大学生辩论赛”一样交替起立发言，针尖对麦芒；最有英国特色的，就是议员竟然像看球赛一样，可以随时叫好或者起哄，所以哪怕是首相，要完整地说完一段话，也可能要途经八次叫好和十次喝倒彩。
看到这样的情形，我立刻明白了为什么很多领袖不喜欢“吵吵嚷嚷、互相攻讦”——这对政治家的口才、思维速度、知识量、政策熟悉程度，尤其是心理素质，考验实在太大了。也难怪有些国家议会的辩论会出现斗殴、脱鞋子、扯头发的情形，急了，口才不够，就手脚并用了。
但是英国这种“不成体统”的议会风格，吵了几百年，好像也没有把这个国家给吵垮，相反你吵我闹之间，往往把事情的各个方面都说清楚了，各方利益都平衡了。当然，英国是英国，中国不一定要模仿它。但是，辩论是否要如此极端是一回事，大会有没有辩论则是另一码事。
和谐的、团结的会议气氛固然是件好事，但是假如这种融洽的基础是对社会矛盾的掩饰或者无视，那就成了“伪融洽”了。据统计，近年来我国每年的群体性抗议事件都在6万起左右，也就是说，每天都有至少160多起集体抗议行动。普通民众每一天都在为自己的土地权益、环境权益、国资流失、教育医保等进行艰苦卓绝的抗争，但我们的大会相形而言轻松融洽。请问，代表们的“代表性”何在？莫非民众来自火星，而代表们来自金星？
当然，也有不少代表也呈交议案，但是只见代表“发球”，却不见决策部门如何“接球”，这样的议案有多少意义？民主会议的真谛是不同利益集团间的有效对话，而不是几千人的自言自语。更何况，缺乏对议案的公开辩论，就算议案被通过，这样的民主同样可疑：凭什么它们要被通过？如果代表A支持的恰恰是代表B反对的呢？如果一个代表支持的恰恰是很多民众反对的呢？……
辩论的意义恰在于此。谁也不能保证代表是天使，所以重要的不是他们提出了什么，而是决策部门接受了什么。而政治辩论，就是在这个“提出”和“接受”之间进行过滤。
这两年为了增进民主气氛，国内大会增加了不少民意表达机制，比如网民提建议等。这种举措初衷当然是好的，但是实际效果似乎更像是情绪发泄，而不是制度监督。网民可以在网上叽叽喳喳，代表们却不一定洗耳恭听，你说你的，我爱听不听，这是哪门子民主？把几千人的自言自语扩大到两万人、二十万人，它也还是自言自语。
西式议会的“吵吵嚷嚷、互相攻讦”情形也许不那么优雅，但任何一个多元化社会的基本特点就是利益冲突和理念竞争，如果政治的冲撞恰恰是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它也没有那么可怕。相比把矛盾藏到桌子底下来维持一个桌面上的团结融洽，倒不如把矛盾摆到桌面上来公开讨论。说到底，“混乱”之间失的是“礼”，而沉默之间错过的却是“理”。我以为，在政治当中，道理比礼节更事关重大。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刘瑜)
http://news.163.com/08/0314/08/47011QUF00012I5M.html
Sunday, March 9, 2008
Socialists Win Spanish Election, Retaining Power
March 9, 2008
By ELAINE SCIOLINO
MADRID — Spain’s ruling Socialists triumphed in a national election on Sunday, giving Prime Minister 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 a fresh mandate to pursue his agenda of sweep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The outcome was a validation of Mr. Zapatero’s boldest decisions, including the withdrawal of Spain’s troops from Iraq, the granting of more autonomy to Spain’s regions, and changes that include fast-track divorce and the legalization of same-sex marriage.
“I will govern by continuing with the things that we’ve done well and correcting mistakes,” Mr. Zapatero said in accepting victory outside his party headquarters. He added, “I will govern for all, but thinking above all of those people who do not have everything.”
In particular, Mr. Zapatero said he would work to fulfill the aspirations of women and young people and provide more support for the country’s elderly.
With 96 percent of the vote counted, Mr. Zapatero’s party won 43.7 percent of the vote, and the conservative Popular Party 40.1 percent, according to the Interior Ministry.
Turnout was high — an estimated 75.4 percent of the country’s 35 million eligible voters — only a shade below the 75.7 percent turnout in 2004.
The election was a rematch of the bitter contest four years ago between Mr. Zapatero and Mariano Rajoy, the head of the Popular Party.
Throughout the last four years, Mr. Rajoy and his party called into doubt Mr. Zapatero’s legitimacy and relentlessly tried to block his ambitious progressive agenda.
So it was not surprising that in his speech conceding defeat on Sunday night, Mr. Rajoy stood firm on principle, but said nothing about the need for national unity. “Everyone knows we are predictable,” he said. “Everyone knows what we stand for. Everyone knows what I believe in.”
Mr. Zapatero appealed for a high turnout as he voted Sunday morning at a polling station near Moncloa Palace, the official residence.
“Spain is stronger if democracy is stronger; democracy is stronger if all citizens turn out to vote, to exercise our right to choose the future of our country,” he said.
Spain is perhaps more polarized politically now than it has been in decades, and when Mr. Zapatero emerged, he was met with both hearty applause and angry shouts of “Out! Out! Out!”
The voting was overshadowed by the slaying of a Socialist politician in the Basque region on Friday, a killing that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opposition blamed on the outlawed Basque separatist group ETA. But it is too soon to say what impact the slaying may have had on the vote.
After casting his ballot, Mr. Rajoy expressed hope that the will of the people would prevail — without disruption. “All I wish is that the only news today is that we have held elections, and that those who the people of Spain want to win will win,” he said.
But the atmosphere was significantly calmer than election day four years ago.
It was then that Mr. Zapatero unexpectedly swept into power after many Spaniards who had considered staying home turned out instead to deliver a message of anger against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of the Popular Party.
Three days before that election, Madrid was struck by terrorist bombings that left 191 people dead. Voters blamed the government for its participation in the American-led occupation in Iraq and its deception in dismissing evidence that radical Islamists, not ETA militants, were responsible.
In the months before this election, Mr. Zapatero held a small but steady lead in all opinion polling.
In casting their ballots, many voters expressed both frustration with the political infighting that has dominated the campaign and worry about the sudden downturn in the Spanish economy.
In the affluent Madrid neighborhood of Salamanca, Gloria Perez, a 58-year-old librarian, said the poor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Mr. Zapatero’s government prompted her to shift her vote this time from the Socialists to the United Left, which is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Zapatero has not done enough to bring down the price of rents, control mortgage costs, help young people and get us workers better salaries,” Ms. Perez said. She added that she was unimpressed by tax incentives offered by both of the main parties, including the Socialists’ promise to give every taxpayer a tax rebate of 400 euros (about $600).
“What good is 400 euros going to do me?” she said. “That’s bread today, hunger tomorrow. We need reforms that will help us in the long term: better work contracts, better salaries, less inflation.”
Gloria Logares, a 65-year-old homemaker, cast her vote for the Popular Party as she has in the past, branding the Socialist government soft on terrorism for holding talks with ETA. “Four years ago, we were voting with death hanging over us, and here we are with death hanging over us again,” she said. “People are voting in a climate of terror. This is the price we pay for negotiating with terrorists.”
Mr. Zapatero both won and lost voters over his ambitious social and political agenda that has ushered in such changes as the legalization of gay marriage, fast-track divorce, recognition for the victims of the fascist Franco dictatorship and more autonomy for some of Spain’s 17 regions.
“Zapatero has given us more rights than any leader to the people of Spain: the old, the young, gays, men, women,” said Santiago Cruz, 69, a retired plumber who lives in the working-class Madrid suburb of Vallecas, which has a large immigrant population. “I grew up under Franco with no rights. I grew up having to sing Franco’s anthem so that his fascist supporters would throw me scraps of cabbage.”
Other voters claimed that Mr. Zapatero’s social changes were destroying Spain’s value system.
“Zapatero is breaking with the traditional Christian values that we have espoused our whole lives,” said Miguel María Santos de Quevedo, a 76-year old retired notary in Tomares, a town in Andalucía, who voted for the Popular Party. “He wants to impose his relativist values on everyone, to claim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good and bad.”
The election of the prime minister involves a complicated process in which voters do not vote for one candidate but for one party list of candidates for deputies in Parliament.
Voters had the choice of more than two dozen party lists, including mainstream parties like the Popular and Socialist parties and tiny ones lik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eoples of Spain and the rightist Falange, which opposes immigration and supports the memory of the late dictator Gen. Francisco Franco.
A small new party headed by a Socialist former lawmaker who broke with Mr. Zapatero because of his negotiations with ETA also ran in the election.
Victoria Burnett contributed reporting.
http://www.nytimes.com/2008/03/09/world/europe/09cnd-spain.html?_r=1&oref=slogin&ref=world&pagewanted=print
By ELAINE SCIOLINO
MADRID — Spain’s ruling Socialists triumphed in a national election on Sunday, giving Prime Minister 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 a fresh mandate to pursue his agenda of sweep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The outcome was a validation of Mr. Zapatero’s boldest decisions, including the withdrawal of Spain’s troops from Iraq, the granting of more autonomy to Spain’s regions, and changes that include fast-track divorce and the legalization of same-sex marriage.
“I will govern by continuing with the things that we’ve done well and correcting mistakes,” Mr. Zapatero said in accepting victory outside his party headquarters. He added, “I will govern for all, but thinking above all of those people who do not have everything.”
In particular, Mr. Zapatero said he would work to fulfill the aspirations of women and young people and provide more support for the country’s elderly.
With 96 percent of the vote counted, Mr. Zapatero’s party won 43.7 percent of the vote, and the conservative Popular Party 40.1 percent, according to the Interior Ministry.
Turnout was high — an estimated 75.4 percent of the country’s 35 million eligible voters — only a shade below the 75.7 percent turnout in 2004.
The election was a rematch of the bitter contest four years ago between Mr. Zapatero and Mariano Rajoy, the head of the Popular Party.
Throughout the last four years, Mr. Rajoy and his party called into doubt Mr. Zapatero’s legitimacy and relentlessly tried to block his ambitious progressive agenda.
So it was not surprising that in his speech conceding defeat on Sunday night, Mr. Rajoy stood firm on principle, but said nothing about the need for national unity. “Everyone knows we are predictable,” he said. “Everyone knows what we stand for. Everyone knows what I believe in.”
Mr. Zapatero appealed for a high turnout as he voted Sunday morning at a polling station near Moncloa Palace, the official residence.
“Spain is stronger if democracy is stronger; democracy is stronger if all citizens turn out to vote, to exercise our right to choose the future of our country,” he said.
Spain is perhaps more polarized politically now than it has been in decades, and when Mr. Zapatero emerged, he was met with both hearty applause and angry shouts of “Out! Out! Out!”
The voting was overshadowed by the slaying of a Socialist politician in the Basque region on Friday, a killing that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opposition blamed on the outlawed Basque separatist group ETA. But it is too soon to say what impact the slaying may have had on the vote.
After casting his ballot, Mr. Rajoy expressed hope that the will of the people would prevail — without disruption. “All I wish is that the only news today is that we have held elections, and that those who the people of Spain want to win will win,” he said.
But the atmosphere was significantly calmer than election day four years ago.
It was then that Mr. Zapatero unexpectedly swept into power after many Spaniards who had considered staying home turned out instead to deliver a message of anger against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of the Popular Party.
Three days before that election, Madrid was struck by terrorist bombings that left 191 people dead. Voters blamed the government for its participation in the American-led occupation in Iraq and its deception in dismissing evidence that radical Islamists, not ETA militants, were responsible.
In the months before this election, Mr. Zapatero held a small but steady lead in all opinion polling.
In casting their ballots, many voters expressed both frustration with the political infighting that has dominated the campaign and worry about the sudden downturn in the Spanish economy.
In the affluent Madrid neighborhood of Salamanca, Gloria Perez, a 58-year-old librarian, said the poor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Mr. Zapatero’s government prompted her to shift her vote this time from the Socialists to the United Left, which is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Zapatero has not done enough to bring down the price of rents, control mortgage costs, help young people and get us workers better salaries,” Ms. Perez said. She added that she was unimpressed by tax incentives offered by both of the main parties, including the Socialists’ promise to give every taxpayer a tax rebate of 400 euros (about $600).
“What good is 400 euros going to do me?” she said. “That’s bread today, hunger tomorrow. We need reforms that will help us in the long term: better work contracts, better salaries, less inflation.”
Gloria Logares, a 65-year-old homemaker, cast her vote for the Popular Party as she has in the past, branding the Socialist government soft on terrorism for holding talks with ETA. “Four years ago, we were voting with death hanging over us, and here we are with death hanging over us again,” she said. “People are voting in a climate of terror. This is the price we pay for negotiating with terrorists.”
Mr. Zapatero both won and lost voters over his ambitious social and political agenda that has ushered in such changes as the legalization of gay marriage, fast-track divorce, recognition for the victims of the fascist Franco dictatorship and more autonomy for some of Spain’s 17 regions.
“Zapatero has given us more rights than any leader to the people of Spain: the old, the young, gays, men, women,” said Santiago Cruz, 69, a retired plumber who lives in the working-class Madrid suburb of Vallecas, which has a large immigrant population. “I grew up under Franco with no rights. I grew up having to sing Franco’s anthem so that his fascist supporters would throw me scraps of cabbage.”
Other voters claimed that Mr. Zapatero’s social changes were destroying Spain’s value system.
“Zapatero is breaking with the traditional Christian values that we have espoused our whole lives,” said Miguel María Santos de Quevedo, a 76-year old retired notary in Tomares, a town in Andalucía, who voted for the Popular Party. “He wants to impose his relativist values on everyone, to claim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good and bad.”
The election of the prime minister involves a complicated process in which voters do not vote for one candidate but for one party list of candidates for deputies in Parliament.
Voters had the choice of more than two dozen party lists, including mainstream parties like the Popular and Socialist parties and tiny ones lik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eoples of Spain and the rightist Falange, which opposes immigration and supports the memory of the late dictator Gen. Francisco Franco.
A small new party headed by a Socialist former lawmaker who broke with Mr. Zapatero because of his negotiations with ETA also ran in the election.
Victoria Burnett contributed reporting.
http://www.nytimes.com/2008/03/09/world/europe/09cnd-spain.html?_r=1&oref=slogin&ref=world&pagewanted=print
Monday, March 3, 2008
【蔡定剑】民主政治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2008-03-04 来源: 南方网
民主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和平、管理效率、政治和谐。然而，较之专制政权，民主政治最终达到这些目标的希望要大得多。
作者：蔡定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
民主才能真正创造奇迹
经济崛起不算什么奇迹。
30年的改革开放，2007年中国GDP总量34200多美元，居世界第4位。有人说，只有中国人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我的基本观点是，一个社会只要不搞动乱，让民众休养生息，30年就能产生一个经济奇迹。下面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日本高速增长期(1955-1973年)。18年间GDP增加了12.5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0倍多，年均增长9.8%。其中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执行期间(1961-1971年)，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均增率达10%以上，最高达到16%。1955年日本GDP不足美国10%，1995年是4万亿美元，达美国71.3%。
韩国经济高速增长(1962-1991)。国民生产总值(GNP)从1962年的23.6亿美元发展到1991年的2808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2年的87美元上升到1991年的6498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6%。
台湾地区经济高速发展。1963-1973年，工业年均增长率高达18.3%，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时，台湾GDP已经高达3100亿美元，人均GDP也有14000美元 。
支撑经济崛起的是民主制度。
中国古代那么多盛世，5000年创造的财富哪里去了？就是因为古代中国没有一个制度来提供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前两年热播的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讲了11个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等的崛起。我们看到这些国家的崛起历史，专制和强权、战争和掠夺、奴役殖民、经济贸易、科技和发明，都可以成为国家强盛的手段，但多少专制国家崛起后又倒下，葡萄牙、西班牙、德国、日本、俄罗斯。只有那些民主的国家，在崛起以后通过民主的改革，制度的改革、才持续地站立着。所以说，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什么奇迹，真正的奇迹是民主制度把经济持续发展的社会保持下去。
民主与社会稳定
谬误之一：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这会产生多数人暴政。
这种对民主的认识非常肤浅，对民主基本的原理和概念都没有搞清楚。民主是由全体公民支配政府，政府对公民负责的政治体制，它有八项原则：(1)民主国家必须是由公民定期选举产生政府统治，而这种选举是由全体公民平等参加的、自由、平等、公正的、差额竞争的选举。(2)民主还是公众直接广泛参与政府和自己利益相关事务的过程。(3)民主政府避免使中央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地方有广泛的自治和自主的权利。(4)民主政府知道其首要职能是保护公民的表达自由、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平等权，以法律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5)民主政府遵循法治，权力依法行使，确保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因此，通常实行独立的司法和法官的职业化以保证社会纠纷及时、依法地裁决。(6)民主制度遵循多元化，对各种不同的政治、社会观点和文化生活特点予以充分尊重。(7)民主社会的新闻自由受法律保护。(8)民主制实行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个人与少数人的权利为原则。
谬误之二：民主不利于稳定！
事实上，民主是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这本来是被世界历史所证明的真理。哈耶克说，“民主乃是人类有史以来发现的唯一的和平变革的方法。”民主社会之所以稳定，是因为政府的权力转移，通常在有序的程序中进行。作为一种和平、自由与温雅的方式，权力斗争输赢和更迭都是“精神性”，而非“肉体性”的，是暂时的，而非长久的。
反民主论者常常以一些威权国家取得的经济成就来说明威权统治的必要和好处，但他们严重忽视了威权统治带来的社会乱象和灾难。无论在拉丁美洲，还是东南亚地区，威权统治时期都不断地爆发社会冲突和流血事件，社会极不稳定。
韩国现代史就是证明。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韩国独立后进入威权统治时期。在这30多年中，韩国发生革命、起义、政变、政治谋杀，街头抗议、暴力冲突及流血事件不断。虽然在朴正熙时代经济有过快速发展，但军人独裁统治造成社会极其动荡，不仅是人民付出巨大的代价，就是统治者本人也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在专制统治的30年中，韩国历任总统中：李承晚被流放海外，客死他乡；朴正熙饮弹身亡，他的政府高级领导人像车智辙、金载圭、郑升和或被谋杀或被绞死，或死因不详。直到1987年，卢泰愚实行政治改革，实行总统直选，韩国才结束靠政变和谋杀取得权力的独裁统治历史，开始走向稳定。1997年金大中被选为总统，在韩国实现了执政党向反对党和平移交政权的政府。事实证明，是民主制真正带来了韩国的社会稳定，也给政治领导人带来了安全。民主社会是宽容的，像全斗焕这样被判处死罪的前独裁者也能被赦免。自1997年韩国民主化以后，韩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严重危机，1997年的金融危机的打击，2004年卢武铉总统上台不久后立即遭弹劾案和迁都风波等，都没有使韩国社会出现任何动乱。可以说，韩国的民主制已经巩固，暴力和谋杀已经没有市场，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都可以在宪法和法律程序下消解。
印度是民主有利于解决社会稳定的最有力例证。1947年印度独立时，国家处于混乱之中，政治派系林立，社会暴力盛行。半个世纪后，在民主制度的作用下，政治分歧都能在宪法框架内解决，政权更迭也能通过民主程序顺利过渡。正因为民主，印度才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通过民主，印度还成功地解决了语言和宗教问题。印度除了有一些历史根源很深的种族分离主义和教派冲突造成的暴力和不稳定外，政治领导层的暴力冲突和政变没有发生，这与同类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相同的国家，像南亚、东南亚、拉美和非洲等国经常发生政变和社会动乱的情况相比，简直是一个奇迹。印度的议会民主制把各种政治力量纳入了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从而避免了大规模暴力革命、军事政变和社会动乱发生。
如果说发展中国家搞民主不稳定，不是民主制本身不利于稳定，而是从不民主向民主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不稳定。因此，我们不是不要民主，而是应该怎么避免向民主过渡中的不稳定。经验教训是，不要等社会矛盾和危机重重的时候再来进行民主改革，而应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时候及时进行政治改革。被动的、不适当时候的改革会导致动乱！
民主与经济发展
谬误之三：民主影响经济发展和效率；威权体制有利于发展经济。
民主制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是一个已被历史证明得很清楚的问题。从国际社会的版图看，民主制国家大多是经济发达国家，非民主国家大多是经济落后国家。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民主”的国家也未必都能把经济搞好，非民主的国家也不是都不能搞好经济。在经济起飞的国家中，威权政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威权统治可能把经济推向高速发展，也可能把经济推向崩溃。
在这里，我引用陈志武教授的一些观点，经济增长是一个多变量函数，决定经济增长至少有以下四个变量：(1)制度(也可称之为制度资本)，如产权保护、民主、法治等等；(2)自然资源，如石油、矿产储藏，交通等；(3)劳动力，它的数量、成本、素质等等；(4)土地。这四大要素中间的任何一项越多，该国的经济增长就可以越快一些。同时，这四大要素互相之间又有替代性，一个经济体只要一个或几个要素非常突出，即使其它要素差一些，其经济照样可以有很大的发展。民主制度、法治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已。
那么，民主制为什么有利于经济发展呢？有两个促进经济发展不可否定的因素：一是经济发展一定需要经济自由和市场竞争，民主制比其他制度为此提供了更有利的制度条件。二是民主为资本发展必不可少的财产权利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威权统治又为什么能促进经济发展呢？它通过政府力量，提高劳动力、资源和土地的利用，如降低劳动力成本、不讲代价地使用资源和土地等。但是，在一个缺少廉洁“好政府”和法制不健全的社会中，这种经济发展必然导致严重腐败、贫富不均，并可能因此引起社会动乱和崩溃。民主制度下的经济发展恰恰可以避免此种危险。
谬误之四：民主导致拉美化。
实际上，“拉美化”现象并不是出现在民主政府时期，而是在军人独裁统治或威权政府时期。在拉丁美洲，很多最有效和最有前景的改革计划，都是由后权威的民主政府所实施的。比如阿根廷军事统治时经济一团糟，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阿根廷民选总统阿方辛开放民主，90年代第二届民选总统梅内姆在巩固民主和经济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迅速控制通货膨胀，并使经济走向市场化，出现经济增长、政局稳定的局面。巴西也是在实行民主转型前经济处于危机中，经过两届政府民主转型后，经济改革才有效。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开始走上向民主化转型之路，出现了一系列民主政府。正是这些民主政府才使一些国家较好地克服了过去的经济危机，并使经济向健康方向发展。据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的报告，2005年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4.3%，其中委内瑞拉达到9%，阿根廷8.6%，智利和乌拉圭为6%。
应该看到，一些国家的贫困是固有的，不是民主引起的。民主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和平、管理效率、政治和谐。然而，较之专制政权，民主政治最终达到这些目标的希望要大得多。市场经济由于资本利润原则，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资本利润越来越多，而劳动者福利越来越少，而资本利润部分的产品由于没有消费购买则无法实现价值，社会只有通过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来平衡，民主社会选票作用，强制执政者做有利于劳工的事，社会经济才能获得高发展。
民主与反腐败
谬误之五：民主不能解决腐败，也会导致腐败。
民主选举需要钱，而且容易导致金钱政治。但是，民主国家的实践证明，金钱政治可以通过法制加以控制的。民主可以从根本上防止政府腐败的普遍化。
我们看一下2005年透明国际清廉指数全球排名，廉政指数前20名国家和地区：冰岛、芬兰、新西兰、丹麦、新加坡、瑞典、瑞士、挪威、澳大利亚、奥地利、荷兰、英国、卢森堡、加拿大、中国香港、德国、美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廉政指数后20名国家和地区：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利比里亚、乌兹别克斯坦、刚果、肯尼亚、巴基斯坦、巴拉圭、索马里、苏丹、塔吉克斯坦、安哥拉、象牙海岸、赤道几内亚、尼日利亚、海地、缅甸、土库曼斯坦、孟加拉国、乍得。可以看到，民主制度对遏制腐败的作用非常明显。
民主国家虽然不能避免腐败，但是，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有很大的不同：民主国家的腐败只限于有限领域的腐败，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无所不在；民主国家的腐败通常能得到及时的揭露，而非民主国家的腐败难以揭露，特别是高官的严重腐败通常被掩盖；许多在非民主时期被掩盖的腐败会因为民主化后被揭露；民主国家的腐败是可以医治的，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是不可救药的。历史上尽管也有专制的国家比较清廉，但是，专制国家一旦腐败，没有不是伴随腐败被葬送，而是被治理好了的。
http://news.163.com/08/0304/08/4668EK0300012I5M.html
Saturday, February 16, 2008
【方文山】北大演讲：华人是一个没有质感的民族
新闻来源: 北方网 February 16, 2008
很高兴来到北京大学和各位同学进行这场文化上的交流与经验的分享。我今天所要演讲的题目是：“一个没有质感的民族。”我在这里所指的民族，不是别人，就是我们华人自己。而华人一词的称谓泛指包括内地、台湾、香港、星马、与东南亚一带的传统华侨，以及美加地区的华裔新移民等。
我想可能很多同学都已注意到，我写了很多所谓“中国风”的歌词作品，譬如《娘子》、《双截棍》、《爷爷泡的茶》、《东风破》，还有最近的《菊花台》、《千里之外》等。其实这些歌词中浓厚的古诗词韵味并不是偶然间产生的，作品是最能够反映一个人的价值观跟性格的。一直以来我就是一个民族意识很重的人，长期性的关注跟民族、传统、与文化相关联的议题。当我这种文化意识跟音乐相结合起来时，就自然而然的孕育出所谓“中国风”的歌词，这是首先跟大家解释为何我会创作出如此倾向的作品。
现在开始进入我们的主题。我长期以来观察到一个现象，那就是，我认为我们华人并不是一个很有“质感”的民族。所谓的“质感”指的就是一个东西的材质、与它外观上的美学设计，及其整体的精致度。我们会喜欢买一些价钱偏高的名牌包，譬如LV、Gucci等，是因为直觉的就喜欢那些名牌所代表的价值与品味。一般人总是很自然的会去追求名牌衣饰的质感，但却忽略了买此类商品的人，其本身却往往没有什么质感。我对台湾比较熟，所以现主要以我在台湾所观察到的现象举例。像一些在北市闹区逛街的年轻女生，很多时候的穿着并不是很协调：她可能上身套一件优雅的洋装，下半身却穿着嘻哈风的牛仔裤，然后脚上硬生生的一双廉价的夹趾拖鞋。当然此类的造型，某些时候美其名为混搭，问题是，大部份的人都搭配的很没有风格。常常自己的穿着品味的调性并不具备一致性，没有基本的美学素养，但却盲目地去追求名牌，这是精神错乱式的荒谬。大部份的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都懂得会去追求衣服、皮包、汽车等物品的质感。因为美的东西其价值是有共通性的，没有人不喜欢美的东西。但大家在拼命追求商品外在质感的同时，却常常忽略了自身对穿着打扮很基本的美学素养，变成需借助与依赖这些名牌的材质去衬托自己的行情。
举例来说，以台湾人对婚嫁与丧礼等此类人生大事的态度来看，台湾人对美的基本尊重，便已严重的不及格。那是个应该要很庄严的场合，但来参加的来宾中通常都一定会有人直接就穿夹趾拖鞋或是汗衫来。不管是尊重已往生的死者，或对婚礼上正沐浴喜悦中的男女双方而言，穿载整齐是合乎礼的一个最起码的要求，但大多数的人却不这么严肃看待。我们再观看时下流行音乐的MTV，或是正在热门档期中的国片，如果你有心观察的话你会发现，明明就是华人的电影、华人的歌手，但只要有婚礼或葬礼出现的场景就一定是西式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西式丧礼比较肃穆，而西式的婚礼的确也比较浪漫。要拍唯美的婚礼就一定上教堂，尽管男女主角并不是基督徒。难道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西式的婚丧形式比较有美，比较适合戏剧上的表现吗？台湾很多电影和MV的场景，都喜欢用西式的婚礼和葬礼去呈现。莫非因为华人的婚礼的形式比较吵杂、丧礼的仪式比较低俗？所以比较不适合表现在强调美学构图，与故事张力的戏剧上！？
现再以城市为例来说明，不禁要问为何大多数华人居住的地区都不是很有质感。城市建筑是国家形象最具体的象征。但在台北市，据我所知，大楼外观的建筑形式与色彩调性从来就没有被规范过。市区街上，每个店面的装潢都很有特色，看的出有某种美学的追求，都可以被独栋独店的欣赏。但你只要把镜头一拉开，一扩大，用较大的视野全方位的去看整条街、整个城市的轮廓，你就会发现根本就杂乱无章，城市基调混乱，房子盖的毫无章法。一个城市的建筑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质感。有质感的东西是可以深入骨髓的，那是文化底蕴浓稠度的一种展现。当你犹如追星族去追求昂贵的舶来品时，实际上正是以某种自卑的心态去追求你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一种心理上的反差与补偿心理。而台北就像个浓妆艳抹下的模特儿，急于讨好国际上的眼光，却根本就已模糊了自己原本的面貌，完全没有了自己的风格。
台湾的一些老旧建筑，比如传统的四合院、日据时期留下的官舍等。这些建筑如果屋瓦毁损了，一般就用很简单很便宜的铁片去搭盖。很少有人会按原先建筑的形式，用原来的建材、风格去修复，这其实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漠视，因为从没有人认为恢复古厝的外观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也几乎没人实际这么做。四年前当我初次来北京时，我发现北京很多胡同、四合院都在拆，因为要迎接奥运。那时候我和出版社的人去那些待拆的胡同捡拾门牌，比如刻有“某某胡同”的门牌，我喜欢那种带着旧时记忆象征性的小东西。虽然知道拆掉那些老旧胡同是为了整个城市建设的需要，可我心里还是觉得很可惜。因为“胡同”是北京的城市建筑的象征，也是一种有形的文化资产。当观光客来到上海、香港、台北，北京等华人聚集的城市闹区时，只要不把镜头对准那些具有象征性的地标，你根本就分不清楚你现在位于哪个城市，因为它门所有建筑结构都是西式的，所有的大楼都是玻璃帷幕，或钢骨结构，每个城市的景观都很像。上述那些城市都只有林立的建筑而没有城市文化。胡同是北京的一种象征，外地人来北京看到胡同会感受到一种文化的具体表现。当然，不拆这些胡同也无法大幅度地去建设或改进交通，这也是两难。其实刚开始我老觉得那些旧建筑拆了可惜，但后来发现如果不拆，它整体看起来也是破破旧旧的，散发一种家道中落破败的感觉，一个衰弱的王朝的象征，外观老旧斑驳，也并不是那么吸引人。那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是我们传统的建筑形式根本就不适合现代生活的需要吗？
我小时候看过一些欧洲小镇的风景明信片，当时以为那只是为了拍照印刷好看，而特地去找来很罕见的景致，目的也只是为了让画面更赏心悦目。一直到后来才知道风景明信片里的村庄是真的都有人居住，那不是欧洲版的中影文化城、他们是一整个村庄、一整个城市，甚至整个国家的风景都是如此的美。我以为明信片上美丽的风景只是在取景时回避掉某些角度，只单拍这个景（比如一座古堡、一段城墙），就像美编过的电影海报一样。后来看了一些在欧洲取景的电影，藉由镜头360度的回转，发现他们是整座村庄、整个城市都是一种统一的色调与建筑风格。台湾的老建筑通常只是得到“点”的保留。所谓的“点”就是一栋独立的建筑物被评为三级古迹，但附近就只有它孤零零的一栋古迹而已，在它旁边很可能是一栋钢筋水泥的玻璃帷幕大楼。古迹旁边的景观视野通常并没有被重视与限建。所以对古迹的保护，很难形成一条线、一个面。当然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台湾根本也没有年代久远且数量庞大到能够让人连成一条街的古建筑群，更别说能够形成一个像村镇一样面积的古城区，这是做梦都不会发生的事。
欧洲有很多中世纪的古建筑，它数量庞大到轻易就能连成一条街，以及一个构成一个村庄。欧洲对于城市建筑的外在色调，很重视其一致性，在盖新的建筑时，会考虑到建物本身与周遭环境的配合，譬如建物外观的颜色、风格，不能太突兀。整个城市的规划和外形是一致的。像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城市基本调性，就是红瓦、白墙，整齐的天际线，犹如童话世界一般。而同样都是老建筑，北京胡同的高度却都只有一楼高，就算不拆，外观上也很低矮，不会很新颖。北京胡同的基调就是灰色的，屋顶的瓦与墙上的砖都是同一种色调，一种保守而没有生气的“灰”。
一个民族美学的素养与人的质感是反映在各个方面的。在台湾，有些人就直接在路边摊上狼吞虎咽的吃起东西。你说这是风土人情也罢，说是生活习惯也行，但在路边摊翘起二郎腿来吃东西，而旁边就有人在洗碗筷。其实既不卫生也不美观。但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无所谓，也不觉得哪里不对劲。问题是，如此一来，街道就像是工寮，整个城市的景观就被破坏了。还有很多民众家里私人的装潢空间都很讲究设计感，布置的很漂亮，但只要一出了门，到了公有地，就不再会去关心周遭环境的景观。那种心态好像只要是公众的利益，大家就默不关心，自私的心态赤裸裸的显露无遗。这现象好像还不只有台北会发生，香港、上海，以及北京等地，居民的心态与状况也没有改善到哪里去。大部分人不会去在意城市整体景观的维护与协调，甚至花一点时间做环保义工都不愿意，但对于私人住宅，花再多钱装潢都毫不心软。
其实美学的鉴赏是需要从小到大一点一滴的教育，向下扎根，慢慢培养。这种公民意识的形成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蕴酿，养成一整个民族的素质则更需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对我而言，出国旅游是投资报酬率最高的行为，尤其是到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欧洲国家。因为他们整个民族花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时间建立起来的文明，你可能只需一、二万人民币就能浏览他们细心维护下的城市景观，那其实是很震摄人心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拉格的捷克守军为了维护古城的完整，宁愿选择投降，也不忍先人所耗费心力所建立的城市文明成为瓦砾。而几乎在同一时间，远在东方的中国，在抗战时期却做了完全不同的选择。当时湖南长沙聚集了许多战备物资，国民党为避免日军掠夺这些物资，但又不想浪费一兵一卒去守城，折损自己部队的战力。不待日军进攻，竟自行纵火焚烧整座长沙古城，引发中外著名的《文夕大火》。一个屹立数百年古色古香的长沙城就这样瞬间化为灰尘。当政者就为了保存自己的军力，还有所谓的面子，竟可毫不顾及历代祖先辛苦营建的心血。反观捷克的守军，宁愿当代的自己受辱投降，也不愿历代祖先的心血化为乌有。两相对比之下，不禁令人感概万分。完全不同文化背景所熏陶下的民族，对自身文化遗产的态度，及其所下的决定迥然不同， 当然命运也就不一样。
我们的城市规划主要还是以建设、商业为目的去进行。台湾的老旧建筑汰旧换新的速度很快，现举台湾特有的“眷村”为例。所谓“眷村”就是当初跟国民党部队撤退到台湾去的那些军人与眷属所住的地方，其村落设置的地点遍布台湾各地。但政府从来就不认为那些眷村有保留的价值，因为它实际上也就四、五十年的历史，因为要百年以上的建物才够资格被认定为古迹。但如果现在连这种四、五十年的建物都不设法保留而一律拆毁的话，那到底台湾要怎么累积百年以上的建物呢？“眷村”它代表的是一个族群(外省人)共同的生活记忆。台湾的政府就是如此的不尊重住民的历史记忆，这是一个可以用来衡量为政者到底有没有“文化质感”的一个指标。
有外国人说，台北是一个最没有自己风格与气质的城市。在台湾,任何人长大后回到十几二十年前的家乡，几乎都已找不到儿时的记忆空间，因为改建的速度很快。可能小时候看过的树、走过的桥、和邻居小孩玩耍的树林全部都因为改建而消失，几乎再也找不到共同记忆，因为共同记忆都被拆光了。建筑物本身所代表的历史记忆不被认为是有意义的。你能够想够想象你儿时生活过的地方，游戏过的公园、住过的小巷、吃过的小馆子，这些生活记忆十几二十年后都彻底的消失是个怎样的状况吗？而台湾每天都在重复一样的戏码，拆了又盖，盖了又拆。我想北京现阶段为了迎接奥运，老旧建筑拆得很快。
在台湾，传统节日时很多人会来参加庙会的活动，比如迎神赛会、舞龙舞狮，但他们的穿著却很奇怪：上面的传统服装可能是唐衫或道袍，下面却是牛仔裤甚至是拖鞋。他没有意识到一个小细节的维护就是对传统的尊重。但这也不是台湾独有的现象，我透过报章杂志、与网络信息的了解，也很少看到内地有哪个城市的居民会集体在那个传统节日穿着传统服装出来一起庆祝。国外比如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传统节庆，整个小镇的居民都会不约而同自发性的穿载起传统服装，那画面很令人感动。
现在大家拼命在讲全球化，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出国旅游什么最吸引你？就是那迥然不同的文化差异。去印度，看到印度教的僧侣在冥想；去西班牙，看到他们在斗牛；去南美洲感受桑巴舞；去日本看他们传统的樱花祭，就是那股异国的情调与神秘感在吸引着我们。如果全世界的建筑都盖一模一样，所有的人穿着打扮也都一个样，饮食、庆典、风土民情也不再有各自的特色，那其实已经没有观光的必要了，因为去到哪里都是一样的。所以就我的认知，全球化应该指的是经贸方面的交流，而绝对不应该是文化上的统一。
台湾很多歌手都喜欢去国外拍MV，比如意大利的罗马、日本的北海道，拍出来都很宏伟、精致与耐看。但我却没有发现过有外国歌手的MV来台湾取景。因为我们的市容不整齐，整个镜头一拉开，这边可能是钢筋水泥的建筑，那边可能是四合院，景观的调性很不一致。我去了好几趟日本，日本人对传统聚落的维持一直很用心保存的良好，去那取景所拍出来的MV也很耐看。最讽刺的就是，比如青岛的租界区、上海的十里洋场了。这些曾被殖民者占据过的地方，都反而留下了为数不少而且很有质感的西式建筑。青岛这城市的天际线、上海外滩上林立的大楼都很漂亮。这不免有些讽刺，怎么那些占领时期所留下的建筑都保存得这么好？甚至已变成这些城市建筑里最美的元素。那我们是否应该感谢曾被占领过呢？否则那里来这么好的建筑艺术。
前一阵子我去北京王府井闲逛时看到一个外国教堂，教会对教堂的建筑外观通常都很讲究的，那整个教堂就维持的就很好。因为王府井的整条街都是近代才兴建起的西式办公大楼，看不到任何一栋有传统风格的中式建筑。虽然王府井号称是北京最古老的一条商业街，但我所看到最古老的建筑，却是那座外国教堂。除非有人告诉我这是曾经是清朝的最热闹的商业街，否则我根本就完全看不出来那里曾是所谓的百年老街。台湾状况也是如此，日本占领时期留下了很多漂亮的巴洛克建筑，台湾的一些重要的政府机关都还一直沿用这些建筑。这问题跟上海外滩一样都很反讽，台北市最精致的建筑元素也都是当初的占领者所留下来的。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问题出在那呢？莫非中式的古建筑不大气，建筑的格局与形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
就我的认知，新加坡可能是一个特外，它是一个由移民的华人所成立的国家，国家本身的历史不长但他们却很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有些旧式的建筑保存得很好，他们认为那是国家的象征，甚至是观光旅游的资源。而且新加坡人大概是所有的华人中最守法的，其国民的法治观念很强，整体而言，素质较高。
常常我们旅游到了欧洲国家，你会发现他们都很注重与维护自己传统建筑的外观，当地住民也很重视自己独特的节庆。常在传统节日穿戴起自己国家的民族服装，整条街道、整个村庄的人都盛装出席。这点是自诩为文明古国的我们所不及的。我很少，甚至可说没有见过在什么中秋或端午节等传统节日看见我们华人会整个村庄的人特地穿着传统服饰去庆祝。我今天所谈到的都是一些自己的观察和心得，并非严谨的学术调查，因为我想认真的调查起来或许问题更严重。这些发生在你我身边随时随地都在上演的文化现象，各位同学不妨偶尔静下心来观察，绝对会让你有完全不一样的体悟。我一向很关注这些文化现象，有自己所坚持的价值观。后来我的文字因缘际会的跟杰伦的音乐相结合，所以才创作出那么多“中国风”的歌曲来，并且很荣幸的得到了许多人的肯定与喜爱。
讲到质感的问题，在这里不得不提到日本这个国家。日本人很奇怪，他对中国人一直有种崇古蔑今的心态。他们极度崇拜古代的中国，像《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典故，他们都很熟悉，甚至比中国内地的一些少数民族都还要熟悉。他们不仅崇拜而且还继承下了一些中华文化。比如日本的小学生到现在还有书道比赛，国家也很重视书法这项传统，也并不认为这是外国的东西。如果到东京街头，随便找个路人问他们关羽、张飞、孔子、孙悟空等，他们都知道是谁，甚至已经将他们吸收进自己文化里，并且消化成电动玩具、漫画等等。
去过日本，发现他们对美学设计是很讲究的，整个城市里的居民穿着打扮都有很自己的风格，也就是有型。街道很干净，连一个排水沟的盖子都有城市的特有标志。整个街道的招牌、店面，都很素雅。他们很重视产品的包装；也很重视古建筑的维护。美学的观念很发达。如果说拿中国文化跟西方文明来强加比较，或许有人会说因为文化的源头不一样，思维本来就会不一样，因为一开始他们的建筑、绘画、音乐等文化的方向就跟我们不一样。如果你是这样认为的话。那么日本就是最好比较的对象了，一样受儒家学说影响并且在使用汉字的东方人，文化源头的同构型很高。但他们对传统文化却很用心去维系，举凡茶道、剑道、书道、能剧，以及成年礼等，还有相扑。相扑是一个国际运动项目，延续了几千年都不曾中断。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去观察、比较的。
一般而言，电影、MV中如有需要出现婚丧的场景，有需要唯美的画面时，通常剧组都会整队拉去教堂拍摄，或是到充满十字架的墓园取景。就算没有受过正统美学的教育和训练，一般我们人的眼睛都还是会凭直觉分辨出好跟不好，美与不美。每当我看到犹太人逃难的纪录片时，我就深感讶异，五、六十年前犹太人逃难时的穿著，甚至在市区被德军集体遣送时的服装都是很整齐，有一定的素质：男性都穿西装大衣，戴帽子；女性则都会拿个小皮夹，或拎个皮包之类的；也没看到任何一个犹太小孩是打赤脚的。此时他们的身份是难民，但其民族整体表现出来的教育水平，则很令人敬佩与感慨。犹太人是一个很优秀的民族，这个民族出了许许多多几乎与其人口数等量的科学家与艺术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很大。我个人觉得他们是个质感很高的民族。我以前在想为何关于二次大战跟犹太人相关的电影拍不完呢？原来因为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是科学家、艺术家，每个人对美学的追求有基本的素养，整个民族文化的有一定层次的水平，所以这里面很多关于心理层面的故事可以发掘用来拍电影。但关于我们被日军侵略迫害的电影，至今我还没有看到一部很好看、拍的有质感的。我常在反思，到底是因为我们的电影工业不强，还是因为种族的心理层面很肤浅，没有东西可以发掘的？如果你个人不要求与累积身为人的质感，最后极可能就会影响到整体文化份量的累积。
举个最极端的例子。假设一百年前有颗陨石从外层空间掉到地球，刚好就落在中国的正中央，整个中华民族从此消失了，但旁边的国家都完全没有被波及。那么回过头来看百年后的今天，现阶段世界上各项的科技文明，与现代化的生活水平都还是会维持着，没有丝毫的影响。并没有因为我们消失了，整个人类文明倒退一百年。现代文明会不中断的持续，还是一样会发明手机、DV、电话、网络、飞机和汽车等，所有的物质文明一样都不会缺少。因为一百年前，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处于十分衰落的境地，对世界的文明进展并没有太大的贡献。简而言之，假设一百年前中华民族彻底绝灭了，我们来看现在的科技文明，也不会缺少了什么东西。还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都知道，当你学习晋升到某个阶段时都会直接读英文原文书，尤其是医学、数学、物理、化学等领域。也就是摆明了说，近代的汉字文明有其严重的断层，读到某些高等教育时，汉字就完全无用武之地，再也无法提供学习所需的养份了。
教育是提升民族质感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如果一个民族不重视现代化的教育，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又缺少认同感，长期以往，教育的资源分配不均，造成本国人民的素质参疵不齐，你可能人口很多，但并没有等量的优秀。当然在座的各位同学无庸置疑的都很优秀，是金字塔顶层出类拔粹的北大学生，但若跟内地庞大的人口数相比，人数还是少的可怜。反观犹太人，犹太人大概是世界上种族质感最高的民族之一了。犹太人虽然颠沛流离，去很多国家都被歧视，受到很多限制，比如不得从事什么工作等，但在这种环境下，他们反而更努力地去维系与巩固自己的传统文化，对自身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很强。一个民族一定要对自己文化有很强的认同感，才会塑造出自己的风格，形成自己的美学观，这无形中也带动了国家创意产业的发展。我今天强调的是，如果个人不重视与提升自己的质感，不管是在教育训练、穿着打扮、以及美学设计等各个方面，那么你我这个没有质感的个体，将会像癌症般慢慢的影响它周遭的人事物。最后，影响到一个团体、一个公司、甚至一个城市、一个社会，以及一整个民族。
但现在因为全球化的缘故，所有民族的传统服饰、所有国家的建筑、所有的价值观、所有的美学几乎都被现代化了，也就是所谓的西化，大家都采取同一种标准在看事情。像工厂同一套模具的输出品一样，城市与城市间的建筑，人民与人民间的穿著，格局越来越像，打扮越来越一样。我觉得这真的很可惜，很多不同文化体系的美不见了，很多独特的思维也就会跟着消失了。我们会重视物种的灭绝，假如青蛙、蝴蝶消失了一两个品种，就觉得很可惜。可是对于自己的文化、语言、文字正在快速的消失，我们难道就没有查觉那里不对劲吗？没有任何警觉吗？
我一直都很喜欢汉字，尤其是传统的繁体字，是因为汉字是现今世界上唯一的表意文字，其它所有的文字都是拼音文字。不论是从拉丁文衍生出的法文、英文、德文，或是中东世界通用的阿拉伯文，或是我们亚洲近邻的韩文、泰文、以及日本的假名等，这些全都是以字母为发音基楚的拼音文字，地球上现还在通用并且流传的活文字里，唯有汉字是唯一一种尚在使用的表意文字，这是一项何等骄傲的事情啊！在现今强调物种多元、文化多元的国际社会，相异于基督教文明与回教传统的东方文化，其地位显得很特别。维护中华文化中独一无二与无可被取代的特性，更显其有意义。最后恳请大家重视今天所讨论的议题，当一个有质感的华人，就从你我间的改变开始……谢谢大家！
本名：方文山
英文名：VINCENT
生日：1969/01/26
籍贯：台湾花莲
毕业：成功工商电子科
曾经职业：送报纸，外劳中介、安装管线工
发掘人：吴宗宪
方文山博客：http://blog.sina.com.cn/fangwenshan（无名小站 方道·文山流）
喜欢周杰伦的歌迷多半也会爱屋及乌的喜欢上方文山的歌词，很多人都评价他是“周杰伦成功背后的男人”，这个雅号虽然听起来比较别扭，但确实能证明方文山对于整个流行乐坛的价值。 周杰伦的新书《D调的华丽》大卖特卖，方文山也紧随其后推出了自己的励志书《演好你自己的偶像剧》，以自己和周围朋友的亲身经历向读者传达一些为人处世的经验之谈。
很高兴来到北京大学和各位同学进行这场文化上的交流与经验的分享。我今天所要演讲的题目是：“一个没有质感的民族。”我在这里所指的民族，不是别人，就是我们华人自己。而华人一词的称谓泛指包括内地、台湾、香港、星马、与东南亚一带的传统华侨，以及美加地区的华裔新移民等。
我想可能很多同学都已注意到，我写了很多所谓“中国风”的歌词作品，譬如《娘子》、《双截棍》、《爷爷泡的茶》、《东风破》，还有最近的《菊花台》、《千里之外》等。其实这些歌词中浓厚的古诗词韵味并不是偶然间产生的，作品是最能够反映一个人的价值观跟性格的。一直以来我就是一个民族意识很重的人，长期性的关注跟民族、传统、与文化相关联的议题。当我这种文化意识跟音乐相结合起来时，就自然而然的孕育出所谓“中国风”的歌词，这是首先跟大家解释为何我会创作出如此倾向的作品。
现在开始进入我们的主题。我长期以来观察到一个现象，那就是，我认为我们华人并不是一个很有“质感”的民族。所谓的“质感”指的就是一个东西的材质、与它外观上的美学设计，及其整体的精致度。我们会喜欢买一些价钱偏高的名牌包，譬如LV、Gucci等，是因为直觉的就喜欢那些名牌所代表的价值与品味。一般人总是很自然的会去追求名牌衣饰的质感，但却忽略了买此类商品的人，其本身却往往没有什么质感。我对台湾比较熟，所以现主要以我在台湾所观察到的现象举例。像一些在北市闹区逛街的年轻女生，很多时候的穿着并不是很协调：她可能上身套一件优雅的洋装，下半身却穿着嘻哈风的牛仔裤，然后脚上硬生生的一双廉价的夹趾拖鞋。当然此类的造型，某些时候美其名为混搭，问题是，大部份的人都搭配的很没有风格。常常自己的穿着品味的调性并不具备一致性，没有基本的美学素养，但却盲目地去追求名牌，这是精神错乱式的荒谬。大部份的消费者在挑选商品时，都懂得会去追求衣服、皮包、汽车等物品的质感。因为美的东西其价值是有共通性的，没有人不喜欢美的东西。但大家在拼命追求商品外在质感的同时，却常常忽略了自身对穿着打扮很基本的美学素养，变成需借助与依赖这些名牌的材质去衬托自己的行情。
举例来说，以台湾人对婚嫁与丧礼等此类人生大事的态度来看，台湾人对美的基本尊重，便已严重的不及格。那是个应该要很庄严的场合，但来参加的来宾中通常都一定会有人直接就穿夹趾拖鞋或是汗衫来。不管是尊重已往生的死者，或对婚礼上正沐浴喜悦中的男女双方而言，穿载整齐是合乎礼的一个最起码的要求，但大多数的人却不这么严肃看待。我们再观看时下流行音乐的MTV，或是正在热门档期中的国片，如果你有心观察的话你会发现，明明就是华人的电影、华人的歌手，但只要有婚礼或葬礼出现的场景就一定是西式的，因为大家都觉得西式丧礼比较肃穆，而西式的婚礼的确也比较浪漫。要拍唯美的婚礼就一定上教堂，尽管男女主角并不是基督徒。难道是因为大家都觉得西式的婚丧形式比较有美，比较适合戏剧上的表现吗？台湾很多电影和MV的场景，都喜欢用西式的婚礼和葬礼去呈现。莫非因为华人的婚礼的形式比较吵杂、丧礼的仪式比较低俗？所以比较不适合表现在强调美学构图，与故事张力的戏剧上！？
现再以城市为例来说明，不禁要问为何大多数华人居住的地区都不是很有质感。城市建筑是国家形象最具体的象征。但在台北市，据我所知，大楼外观的建筑形式与色彩调性从来就没有被规范过。市区街上，每个店面的装潢都很有特色，看的出有某种美学的追求，都可以被独栋独店的欣赏。但你只要把镜头一拉开，一扩大，用较大的视野全方位的去看整条街、整个城市的轮廓，你就会发现根本就杂乱无章，城市基调混乱，房子盖的毫无章法。一个城市的建筑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质感。有质感的东西是可以深入骨髓的，那是文化底蕴浓稠度的一种展现。当你犹如追星族去追求昂贵的舶来品时，实际上正是以某种自卑的心态去追求你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东西，一种心理上的反差与补偿心理。而台北就像个浓妆艳抹下的模特儿，急于讨好国际上的眼光，却根本就已模糊了自己原本的面貌，完全没有了自己的风格。
台湾的一些老旧建筑，比如传统的四合院、日据时期留下的官舍等。这些建筑如果屋瓦毁损了，一般就用很简单很便宜的铁片去搭盖。很少有人会按原先建筑的形式，用原来的建材、风格去修复，这其实就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漠视，因为从没有人认为恢复古厝的外观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也几乎没人实际这么做。四年前当我初次来北京时，我发现北京很多胡同、四合院都在拆，因为要迎接奥运。那时候我和出版社的人去那些待拆的胡同捡拾门牌，比如刻有“某某胡同”的门牌，我喜欢那种带着旧时记忆象征性的小东西。虽然知道拆掉那些老旧胡同是为了整个城市建设的需要，可我心里还是觉得很可惜。因为“胡同”是北京的城市建筑的象征，也是一种有形的文化资产。当观光客来到上海、香港、台北，北京等华人聚集的城市闹区时，只要不把镜头对准那些具有象征性的地标，你根本就分不清楚你现在位于哪个城市，因为它门所有建筑结构都是西式的，所有的大楼都是玻璃帷幕，或钢骨结构，每个城市的景观都很像。上述那些城市都只有林立的建筑而没有城市文化。胡同是北京的一种象征，外地人来北京看到胡同会感受到一种文化的具体表现。当然，不拆这些胡同也无法大幅度地去建设或改进交通，这也是两难。其实刚开始我老觉得那些旧建筑拆了可惜，但后来发现如果不拆，它整体看起来也是破破旧旧的，散发一种家道中落破败的感觉，一个衰弱的王朝的象征，外观老旧斑驳，也并不是那么吸引人。那到底哪里出了问题呢？是我们传统的建筑形式根本就不适合现代生活的需要吗？
我小时候看过一些欧洲小镇的风景明信片，当时以为那只是为了拍照印刷好看，而特地去找来很罕见的景致，目的也只是为了让画面更赏心悦目。一直到后来才知道风景明信片里的村庄是真的都有人居住，那不是欧洲版的中影文化城、他们是一整个村庄、一整个城市，甚至整个国家的风景都是如此的美。我以为明信片上美丽的风景只是在取景时回避掉某些角度，只单拍这个景（比如一座古堡、一段城墙），就像美编过的电影海报一样。后来看了一些在欧洲取景的电影，藉由镜头360度的回转，发现他们是整座村庄、整个城市都是一种统一的色调与建筑风格。台湾的老建筑通常只是得到“点”的保留。所谓的“点”就是一栋独立的建筑物被评为三级古迹，但附近就只有它孤零零的一栋古迹而已，在它旁边很可能是一栋钢筋水泥的玻璃帷幕大楼。古迹旁边的景观视野通常并没有被重视与限建。所以对古迹的保护，很难形成一条线、一个面。当然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台湾根本也没有年代久远且数量庞大到能够让人连成一条街的古建筑群，更别说能够形成一个像村镇一样面积的古城区，这是做梦都不会发生的事。
欧洲有很多中世纪的古建筑，它数量庞大到轻易就能连成一条街，以及一个构成一个村庄。欧洲对于城市建筑的外在色调，很重视其一致性，在盖新的建筑时，会考虑到建物本身与周遭环境的配合，譬如建物外观的颜色、风格，不能太突兀。整个城市的规划和外形是一致的。像捷克首都布拉格的城市基本调性，就是红瓦、白墙，整齐的天际线，犹如童话世界一般。而同样都是老建筑，北京胡同的高度却都只有一楼高，就算不拆，外观上也很低矮，不会很新颖。北京胡同的基调就是灰色的，屋顶的瓦与墙上的砖都是同一种色调，一种保守而没有生气的“灰”。
一个民族美学的素养与人的质感是反映在各个方面的。在台湾，有些人就直接在路边摊上狼吞虎咽的吃起东西。你说这是风土人情也罢，说是生活习惯也行，但在路边摊翘起二郎腿来吃东西，而旁边就有人在洗碗筷。其实既不卫生也不美观。但大多数的人都认为无所谓，也不觉得哪里不对劲。问题是，如此一来，街道就像是工寮，整个城市的景观就被破坏了。还有很多民众家里私人的装潢空间都很讲究设计感，布置的很漂亮，但只要一出了门，到了公有地，就不再会去关心周遭环境的景观。那种心态好像只要是公众的利益，大家就默不关心，自私的心态赤裸裸的显露无遗。这现象好像还不只有台北会发生，香港、上海，以及北京等地，居民的心态与状况也没有改善到哪里去。大部分人不会去在意城市整体景观的维护与协调，甚至花一点时间做环保义工都不愿意，但对于私人住宅，花再多钱装潢都毫不心软。
其实美学的鉴赏是需要从小到大一点一滴的教育，向下扎根，慢慢培养。这种公民意识的形成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蕴酿，养成一整个民族的素质则更需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对我而言，出国旅游是投资报酬率最高的行为，尤其是到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的欧洲国家。因为他们整个民族花了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时间建立起来的文明，你可能只需一、二万人民币就能浏览他们细心维护下的城市景观，那其实是很震摄人心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布拉格的捷克守军为了维护古城的完整，宁愿选择投降，也不忍先人所耗费心力所建立的城市文明成为瓦砾。而几乎在同一时间，远在东方的中国，在抗战时期却做了完全不同的选择。当时湖南长沙聚集了许多战备物资，国民党为避免日军掠夺这些物资，但又不想浪费一兵一卒去守城，折损自己部队的战力。不待日军进攻，竟自行纵火焚烧整座长沙古城，引发中外著名的《文夕大火》。一个屹立数百年古色古香的长沙城就这样瞬间化为灰尘。当政者就为了保存自己的军力，还有所谓的面子，竟可毫不顾及历代祖先辛苦营建的心血。反观捷克的守军，宁愿当代的自己受辱投降，也不愿历代祖先的心血化为乌有。两相对比之下，不禁令人感概万分。完全不同文化背景所熏陶下的民族，对自身文化遗产的态度，及其所下的决定迥然不同， 当然命运也就不一样。
我们的城市规划主要还是以建设、商业为目的去进行。台湾的老旧建筑汰旧换新的速度很快，现举台湾特有的“眷村”为例。所谓“眷村”就是当初跟国民党部队撤退到台湾去的那些军人与眷属所住的地方，其村落设置的地点遍布台湾各地。但政府从来就不认为那些眷村有保留的价值，因为它实际上也就四、五十年的历史，因为要百年以上的建物才够资格被认定为古迹。但如果现在连这种四、五十年的建物都不设法保留而一律拆毁的话，那到底台湾要怎么累积百年以上的建物呢？“眷村”它代表的是一个族群(外省人)共同的生活记忆。台湾的政府就是如此的不尊重住民的历史记忆，这是一个可以用来衡量为政者到底有没有“文化质感”的一个指标。
有外国人说，台北是一个最没有自己风格与气质的城市。在台湾,任何人长大后回到十几二十年前的家乡，几乎都已找不到儿时的记忆空间，因为改建的速度很快。可能小时候看过的树、走过的桥、和邻居小孩玩耍的树林全部都因为改建而消失，几乎再也找不到共同记忆，因为共同记忆都被拆光了。建筑物本身所代表的历史记忆不被认为是有意义的。你能够想够想象你儿时生活过的地方，游戏过的公园、住过的小巷、吃过的小馆子，这些生活记忆十几二十年后都彻底的消失是个怎样的状况吗？而台湾每天都在重复一样的戏码，拆了又盖，盖了又拆。我想北京现阶段为了迎接奥运，老旧建筑拆得很快。
在台湾，传统节日时很多人会来参加庙会的活动，比如迎神赛会、舞龙舞狮，但他们的穿著却很奇怪：上面的传统服装可能是唐衫或道袍，下面却是牛仔裤甚至是拖鞋。他没有意识到一个小细节的维护就是对传统的尊重。但这也不是台湾独有的现象，我透过报章杂志、与网络信息的了解，也很少看到内地有哪个城市的居民会集体在那个传统节日穿着传统服装出来一起庆祝。国外比如西班牙、法国、意大利等国家的传统节庆，整个小镇的居民都会不约而同自发性的穿载起传统服装，那画面很令人感动。
现在大家拼命在讲全球化，但大家有没有想过，出国旅游什么最吸引你？就是那迥然不同的文化差异。去印度，看到印度教的僧侣在冥想；去西班牙，看到他们在斗牛；去南美洲感受桑巴舞；去日本看他们传统的樱花祭，就是那股异国的情调与神秘感在吸引着我们。如果全世界的建筑都盖一模一样，所有的人穿着打扮也都一个样，饮食、庆典、风土民情也不再有各自的特色，那其实已经没有观光的必要了，因为去到哪里都是一样的。所以就我的认知，全球化应该指的是经贸方面的交流，而绝对不应该是文化上的统一。
台湾很多歌手都喜欢去国外拍MV，比如意大利的罗马、日本的北海道，拍出来都很宏伟、精致与耐看。但我却没有发现过有外国歌手的MV来台湾取景。因为我们的市容不整齐，整个镜头一拉开，这边可能是钢筋水泥的建筑，那边可能是四合院，景观的调性很不一致。我去了好几趟日本，日本人对传统聚落的维持一直很用心保存的良好，去那取景所拍出来的MV也很耐看。最讽刺的就是，比如青岛的租界区、上海的十里洋场了。这些曾被殖民者占据过的地方，都反而留下了为数不少而且很有质感的西式建筑。青岛这城市的天际线、上海外滩上林立的大楼都很漂亮。这不免有些讽刺，怎么那些占领时期所留下的建筑都保存得这么好？甚至已变成这些城市建筑里最美的元素。那我们是否应该感谢曾被占领过呢？否则那里来这么好的建筑艺术。
前一阵子我去北京王府井闲逛时看到一个外国教堂，教会对教堂的建筑外观通常都很讲究的，那整个教堂就维持的就很好。因为王府井的整条街都是近代才兴建起的西式办公大楼，看不到任何一栋有传统风格的中式建筑。虽然王府井号称是北京最古老的一条商业街，但我所看到最古老的建筑，却是那座外国教堂。除非有人告诉我这是曾经是清朝的最热闹的商业街，否则我根本就完全看不出来那里曾是所谓的百年老街。台湾状况也是如此，日本占领时期留下了很多漂亮的巴洛克建筑，台湾的一些重要的政府机关都还一直沿用这些建筑。这问题跟上海外滩一样都很反讽，台北市最精致的建筑元素也都是当初的占领者所留下来的。大家有没有想过到底问题出在那呢？莫非中式的古建筑不大气，建筑的格局与形式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要求！
就我的认知，新加坡可能是一个特外，它是一个由移民的华人所成立的国家，国家本身的历史不长但他们却很重视自己的传统文化，有些旧式的建筑保存得很好，他们认为那是国家的象征，甚至是观光旅游的资源。而且新加坡人大概是所有的华人中最守法的，其国民的法治观念很强，整体而言，素质较高。
常常我们旅游到了欧洲国家，你会发现他们都很注重与维护自己传统建筑的外观，当地住民也很重视自己独特的节庆。常在传统节日穿戴起自己国家的民族服装，整条街道、整个村庄的人都盛装出席。这点是自诩为文明古国的我们所不及的。我很少，甚至可说没有见过在什么中秋或端午节等传统节日看见我们华人会整个村庄的人特地穿着传统服饰去庆祝。我今天所谈到的都是一些自己的观察和心得，并非严谨的学术调查，因为我想认真的调查起来或许问题更严重。这些发生在你我身边随时随地都在上演的文化现象，各位同学不妨偶尔静下心来观察，绝对会让你有完全不一样的体悟。我一向很关注这些文化现象，有自己所坚持的价值观。后来我的文字因缘际会的跟杰伦的音乐相结合，所以才创作出那么多“中国风”的歌曲来，并且很荣幸的得到了许多人的肯定与喜爱。
讲到质感的问题，在这里不得不提到日本这个国家。日本人很奇怪，他对中国人一直有种崇古蔑今的心态。他们极度崇拜古代的中国，像《西游记》、《封神榜》、《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典故，他们都很熟悉，甚至比中国内地的一些少数民族都还要熟悉。他们不仅崇拜而且还继承下了一些中华文化。比如日本的小学生到现在还有书道比赛，国家也很重视书法这项传统，也并不认为这是外国的东西。如果到东京街头，随便找个路人问他们关羽、张飞、孔子、孙悟空等，他们都知道是谁，甚至已经将他们吸收进自己文化里，并且消化成电动玩具、漫画等等。
去过日本，发现他们对美学设计是很讲究的，整个城市里的居民穿着打扮都有很自己的风格，也就是有型。街道很干净，连一个排水沟的盖子都有城市的特有标志。整个街道的招牌、店面，都很素雅。他们很重视产品的包装；也很重视古建筑的维护。美学的观念很发达。如果说拿中国文化跟西方文明来强加比较，或许有人会说因为文化的源头不一样，思维本来就会不一样，因为一开始他们的建筑、绘画、音乐等文化的方向就跟我们不一样。如果你是这样认为的话。那么日本就是最好比较的对象了，一样受儒家学说影响并且在使用汉字的东方人，文化源头的同构型很高。但他们对传统文化却很用心去维系，举凡茶道、剑道、书道、能剧，以及成年礼等，还有相扑。相扑是一个国际运动项目，延续了几千年都不曾中断。我觉得这是很值得我们去观察、比较的。
一般而言，电影、MV中如有需要出现婚丧的场景，有需要唯美的画面时，通常剧组都会整队拉去教堂拍摄，或是到充满十字架的墓园取景。就算没有受过正统美学的教育和训练，一般我们人的眼睛都还是会凭直觉分辨出好跟不好，美与不美。每当我看到犹太人逃难的纪录片时，我就深感讶异，五、六十年前犹太人逃难时的穿著，甚至在市区被德军集体遣送时的服装都是很整齐，有一定的素质：男性都穿西装大衣，戴帽子；女性则都会拿个小皮夹，或拎个皮包之类的；也没看到任何一个犹太小孩是打赤脚的。此时他们的身份是难民，但其民族整体表现出来的教育水平，则很令人敬佩与感慨。犹太人是一个很优秀的民族，这个民族出了许许多多几乎与其人口数等量的科学家与艺术家，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是很大。我个人觉得他们是个质感很高的民族。我以前在想为何关于二次大战跟犹太人相关的电影拍不完呢？原来因为他们之中很多人都是科学家、艺术家，每个人对美学的追求有基本的素养，整个民族文化的有一定层次的水平，所以这里面很多关于心理层面的故事可以发掘用来拍电影。但关于我们被日军侵略迫害的电影，至今我还没有看到一部很好看、拍的有质感的。我常在反思，到底是因为我们的电影工业不强，还是因为种族的心理层面很肤浅，没有东西可以发掘的？如果你个人不要求与累积身为人的质感，最后极可能就会影响到整体文化份量的累积。
举个最极端的例子。假设一百年前有颗陨石从外层空间掉到地球，刚好就落在中国的正中央，整个中华民族从此消失了，但旁边的国家都完全没有被波及。那么回过头来看百年后的今天，现阶段世界上各项的科技文明，与现代化的生活水平都还是会维持着，没有丝毫的影响。并没有因为我们消失了，整个人类文明倒退一百年。现代文明会不中断的持续，还是一样会发明手机、DV、电话、网络、飞机和汽车等，所有的物质文明一样都不会缺少。因为一百年前，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处于十分衰落的境地，对世界的文明进展并没有太大的贡献。简而言之，假设一百年前中华民族彻底绝灭了，我们来看现在的科技文明，也不会缺少了什么东西。还有受过大学教育的人都知道，当你学习晋升到某个阶段时都会直接读英文原文书，尤其是医学、数学、物理、化学等领域。也就是摆明了说，近代的汉字文明有其严重的断层，读到某些高等教育时，汉字就完全无用武之地，再也无法提供学习所需的养份了。
教育是提升民族质感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如果一个民族不重视现代化的教育，对自己的传统文化又缺少认同感，长期以往，教育的资源分配不均，造成本国人民的素质参疵不齐，你可能人口很多，但并没有等量的优秀。当然在座的各位同学无庸置疑的都很优秀，是金字塔顶层出类拔粹的北大学生，但若跟内地庞大的人口数相比，人数还是少的可怜。反观犹太人，犹太人大概是世界上种族质感最高的民族之一了。犹太人虽然颠沛流离，去很多国家都被歧视，受到很多限制，比如不得从事什么工作等，但在这种环境下，他们反而更努力地去维系与巩固自己的传统文化，对自身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很强。一个民族一定要对自己文化有很强的认同感，才会塑造出自己的风格，形成自己的美学观，这无形中也带动了国家创意产业的发展。我今天强调的是，如果个人不重视与提升自己的质感，不管是在教育训练、穿着打扮、以及美学设计等各个方面，那么你我这个没有质感的个体，将会像癌症般慢慢的影响它周遭的人事物。最后，影响到一个团体、一个公司、甚至一个城市、一个社会，以及一整个民族。
我希望大家先从重视自己本身所谓“华人”的民族气质与质感开始。除了使用与欣赏国际名牌的质感外，同时也要了解那些品牌之所以能够在国际市场屹立不摇的原因，正是因为他们对美学品味的追求从不懈怠。你不能只是为了暴发户式的证明你穿戴得起名牌，但却对自己服装上的褡配品味完全不会，或者根本不协调。名牌在你身上反而呈现出俗艳的质感。例假日时我自己常在台北郊区开车闲逛，眼睛每次总会停留在刚刚惊鸿一瞥路过的日式官舍、闽南式四合院，以及古厝周遭景色调性很一致的风景上。如果你可以在一百年前就展开环绕全球性的自助旅行，那你肯定是很幸福的，因为那时还没有全球化，所有国家的建筑都具备浓厚的本民族特色。譬如你到了越南的河内，看到的就是越式风情；到东京，看到的就是和式建筑；不论去到任何一个国家与民族，他们穿的衣服和城市的建筑都有着很鲜明的本民族特色。这时你看到的是一个完整的，传承自身文化的国家，没有外来的文化杂质，整座城市，不论是传统建筑，人民身上的服饰，其文化的调性都很一致，可以想象那真是一种铺天盖地属于本民族极致美学的画面。
但现在因为全球化的缘故，所有民族的传统服饰、所有国家的建筑、所有的价值观、所有的美学几乎都被现代化了，也就是所谓的西化，大家都采取同一种标准在看事情。像工厂同一套模具的输出品一样，城市与城市间的建筑，人民与人民间的穿著，格局越来越像，打扮越来越一样。我觉得这真的很可惜，很多不同文化体系的美不见了，很多独特的思维也就会跟着消失了。我们会重视物种的灭绝，假如青蛙、蝴蝶消失了一两个品种，就觉得很可惜。可是对于自己的文化、语言、文字正在快速的消失，我们难道就没有查觉那里不对劲吗？没有任何警觉吗？
我一直都很喜欢汉字，尤其是传统的繁体字，是因为汉字是现今世界上唯一的表意文字，其它所有的文字都是拼音文字。不论是从拉丁文衍生出的法文、英文、德文，或是中东世界通用的阿拉伯文，或是我们亚洲近邻的韩文、泰文、以及日本的假名等，这些全都是以字母为发音基楚的拼音文字，地球上现还在通用并且流传的活文字里，唯有汉字是唯一一种尚在使用的表意文字，这是一项何等骄傲的事情啊！在现今强调物种多元、文化多元的国际社会，相异于基督教文明与回教传统的东方文化，其地位显得很特别。维护中华文化中独一无二与无可被取代的特性，更显其有意义。最后恳请大家重视今天所讨论的议题，当一个有质感的华人，就从你我间的改变开始……谢谢大家！
本名：方文山
英文名：VINCENT
生日：1969/01/26
籍贯：台湾花莲
毕业：成功工商电子科
曾经职业：送报纸，外劳中介、安装管线工
发掘人：吴宗宪
方文山博客：http://blog.sina.com.cn/fangwenshan（无名小站 方道·文山流）
喜欢周杰伦的歌迷多半也会爱屋及乌的喜欢上方文山的歌词，很多人都评价他是“周杰伦成功背后的男人”，这个雅号虽然听起来比较别扭，但确实能证明方文山对于整个流行乐坛的价值。 周杰伦的新书《D调的华丽》大卖特卖，方文山也紧随其后推出了自己的励志书《演好你自己的偶像剧》，以自己和周围朋友的亲身经历向读者传达一些为人处世的经验之谈。
Friday, February 15, 2008
【秦晖】普京之谜——俄罗斯民主的前景
2008-01-18 南方周末
在俄罗斯这样一个专制极权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大国，评价民主的进展须有一个宏观尺度。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教授
20世纪后半叶，中俄两个大国几乎同时开始了艰辛的社会转型过程，并从此执手相望，惺惺相惜。“俄罗斯惟一的选择就是做强国。”8年前，普京的这句话言犹在耳。如今，随着他行将离任，俄罗斯已然“中兴在望”。不过，俄罗斯的转型依然充斥着众多不确定性，但不确定性却正是转型的魅力所在。
作为曾经拥有相似的计划体制的国家，我们关注俄罗斯转型，关注普京时代对于俄罗斯未来的意义，关注俄罗斯存在的种种不确定性，当然是希望以此对中国有所启迪。谁又能说，俄罗斯不是中国最好的参照？
希望关心大国转型的读者能从秦晖先生和金雁女士的文章中有所发现。
评价普京时代，很多人都会提到两条：经济高速发展，民主出现倒退。
但是这两条的背后都有太多的争议。“经济发展”是否可持续，“民主倒退”是否实质性逆转，都值得研究。尽管普京的俄罗斯问题多多，尽管横向比较，按西方标准看，普京的“民主倒退”确实明显，然而普京改变了叶利钦以来的转轨方向吗？他真的表现出“苏维埃情结”、转向“新苏共”了吗？如果纵向，而不是横向比较，在专制传统悠久的俄罗斯，普京时代应该如何定位？
普京是“又一个斯大林”吗？
“今天恢复斯大林格勒之名，会产生猜疑，使人觉得我们要回到斯大林主义时代去，这不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好处。”
笔者认为，一些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评论明显是一厢情愿的。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所谓普京“亲斯大林”的说法。普京为纪念卫国战争、弘扬爱国主义而把莫斯科亚历山大花园“英雄城市”纪念石墩上的伏尔加格勒恢复为斯大林格勒，曾经引起国内一些传媒的欢呼，说是普京崇敬斯大林了。其实，“英雄城市”石墩是个历史纪念标志，与城市的现名及现状无关。例如众所周知，列宁格勒剧变后已经改名，可是石墩上的“英雄城市”列宁格勒并未改动，你不能以此否认该城现在叫圣彼得堡。“英雄城市”名单上的11个城市中，基辅、明斯克等6个都位于前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如今并不属于俄罗斯，难道石墩上有其名就意味着俄罗斯对它们还有主权？同样，石墩上的“斯大林格勒”并非今天的城市名，更与今天对斯大林的评价无关。
二战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早已载入史册，即便是西方最反共的史学著作也没有把它改称“伏尔加格勒战役”。一些西方大城市，如巴黎和伦敦至今都有为纪念此战命名的斯大林格勒广场、斯大林格勒地铁站等，这与“崇敬斯大林”了不相干。赫鲁晓夫当年推行“非斯大林化”不仅把城市的现名改了，连历史上命名“卫国战争英雄城市”时的名称也改了，这本身就很荒唐。这种否定一个人就要消除其一切历史痕迹的做法恰恰是旧时的传统，实际上是“以斯大林的方式否定斯大林”。而普京恢复“英雄城市”纪念石墩上的历史名称只是恢复常识。而选择卫国战争逢十纪念日来做这件事，当然也有宣扬爱国主义弘扬民族精神的用意。但说是恢复对斯大林的崇敬那就不着边了。
因政治荣辱无常而频繁改地名，的确是沙俄－苏联专制文化传统的独特现象。尤其在19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高潮中随着“大人物”的倏兴倏灭，不少城市都更名数次。最多的巴塔尔帕辛斯克市(今俄罗斯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首府切尔克斯克)甚至三年间四易其名，两个“名主”(苏利莫夫与叶若夫)先后上了断头台。以至于人们常说那时地图的出版都跟不上政治变化。1990年代“剧变”后俄国出现了又一次改名风，这次虽然有过去的逻辑在起作用，毕竟理性多了。每次都经过当地的居民公决，结果并不一样，也不可能在长官意志下“一风吹”。如叶利钦时代虽然列宁格勒这个城市经全民投票恢复了圣彼得堡的旧名，但该城周围的州仍然叫列宁格勒州，莫斯科开往圣彼得堡的火车站也仍然叫列宁格勒车站。剧变后这十多年来，在联邦体制下左派虽然从未主持中央政府，但一些州政府早在叶利钦时期就有左派通过民主竞选上台的，他们也曾恢复了一些剧变时废除的苏联时期地名，如列宁的故乡辛比尔斯克就恢复为乌里扬诺夫斯克(乌里扬诺夫是列宁原姓)。唯独“斯大林格勒”，尽管从2002年起，左派占优势的伏尔加格勒州杜马几次提案要求恢复斯大林格勒之名，但都受到普京的明确反对。他说：“今天恢复斯大林格勒之名，会产生猜疑，使人觉得我们要回到斯大林主义时代去，这不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好处。”正是由于普京的这种态度，今天的伏尔加格勒并没有恢复旧名。
不仅“斯大林格勒”，前苏联时期全国曾有三十多个城市以斯大林命名(斯大林、斯大林诺、斯大林斯克、斯大林诺哥尔斯克、斯大林纳巴德等等)，迄今也无一恢复。而如前所述，这些年左派“复名”的努力对其他人并不是毫无成效的。
当然，“斯大林城”虽未复名，普京时代确实曾经出现过“斯大林热”(尽管其热度往往被夸大)。除了少数左派真是基于斯大林主义，一般人主要是在“大国”、“秩序”和“保障”这三个方面对现实不满，因而出现“怀旧”。这并不奇怪。斯大林毕竟死去已半个多世纪，他的体制垮台也已十多年，人们对当下的困境总是比久远的苦难感受更多。俄罗斯古谚说：“死人都是好人”。如果忘掉秘密警察、大清洗、大饥荒、肃反、古拉格群岛，那个时代无疑有值得怀念之处。但是关键恰恰在于，由于俄国体制近十来年的根本改变，那些东西已经不太可能回来了。在斯大林体制不复存在而且难以回复的情况下怀念那个已经死去不再可能专制的斯大林，怀念那个仅仅作为“大国”和“福利”象征的老人，这与仍存在斯大林体制的时代借斯大林崇拜来阻挠变革，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同样，今天“怀念斯大林”的俄国人也许比叶利钦时代多，但投共产党票的人却显然比叶利钦时代更少，这两者都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在当今俄国的条件下，对死人斯大林的怀念如果可以取代对活领袖的顶礼膜拜——目前的确有此苗头——那它甚至也许更有利于消除斯大林体制复归的可能。
民主“向右倒退”
普京时代的景象是“倒退”，但是却并非向“左”倒退，而是向“右”倒退；不是倒退回苏联，而是向沙俄“传统”倒退；不是向列宁－斯大林主义，而是向东正教“倒退”。
普京时代的真实氛围可以通过普京与当年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这两年互相高调赞赏看出来。2006年以来，索尔仁尼琴一改他过去在苏联时代乃至在叶利钦时代对统治者的批判态度，对普京给予了高度评价。而普京也高调地为他祝寿，授予他最高级别的国家荣誉——过去叶利钦也要授予，但索尔仁尼琴拒绝了，如今他却欣然接受了普京的授予。更有甚者，2007年普京还发动其各级公务员学习索尔仁尼琴的著述，尤其是他对俄国革命的评论。
不同背景的人对他们的这种表现评价不一。国内有媒体说，最近连索尔仁尼琴都“忏悔”了，他曾斥责叶利钦的“西化”和怀念斯大林的“大国”。我没有见过这种言论，倒是见过他近期仍然严厉谴责极权时代。他在叶利钦时期也的确有过“今不如昔”之论。如果有人解读成叶利钦不如斯大林，在某种意义上也不能算错。然而索尔仁尼琴不会说叶利钦不如列宁，而斯大林不如沙皇倒是他的一贯思想。事实上不光是索尔仁尼琴，我国媒体最近广为流传的一则俄罗斯民意调查就是如此。据说在这则民调中叶利钦得到的评价不如斯大林，但同时斯大林得到的评价远不如彼得大帝则被忽略了。其实，这些说法都透露了一个共同的信息：即今天如果俄罗斯人在某种意义上“怀念斯大林”，那多半不是把他当作列宁的继承人，而是当作沙皇的继承人来“怀念”的。
去年在1917年革命90周年纪念中，引起争议的主要不是“十月革命”，而是推翻沙皇的二月民主革命。普京把索尔仁尼琴多年前写下的《二月革命反思录》作为“学习材料”广为印发给他的官员阅读，普京的智库首领尼科诺夫则宣称：二月革命“毁掉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因此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与此相反，作为普京政府右翼反对派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亚夫林斯基则反驳说：“二月精神”是不朽的，尽管“二月民主”的成果不幸被布尔什维克以暴力毁掉了，但它在1990年代终于重现辉煌。看来在这场争论中索尔仁尼琴一方是主流，亚夫林斯基是非主流，而传统上对“二月”、“十月”都予以肯定的俄共声音却被这场争论淹没了。
显然，普京、尼科诺夫与索尔仁尼琴如今都不以“二月”为然，其理由恰恰在于：在他们看来正是“二月革命”打开了他们认为更为邪恶的“十月革命”这个潘多拉之盒。而这种看法其来久矣。早在1970年代，在当时同样反体制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中，就发生了主张走西方式自由民主道路的萨哈罗夫与主张“远离西方、回归东正教”的索尔仁尼琴的激烈争论。后来索氏穷晚年二十多年精力写作多卷巨著《红轮》，就是要系统阐述他这种把苏联看作“西方来的(启蒙与革命)邪恶”，而要俄罗斯人在东正教中寻找救赎的主张。普京如今极力推荐的《二月革命反思录》就是这部巨著的提要。可见，所谓“索尔仁尼琴忏悔”纯属无稽之谈。几十年来索氏的这种思想只有不断深化，从来没有放弃。
而普京的很多行为逻辑都可以从这种思想中得到解释。事实上，如今西方强烈批评普京时代俄罗斯“民主倒退”，而俄共却指责普京“比叶利钦走得更远”。这两种说法恐怕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矛盾：以今天西方人的立场看，近年来俄罗斯的民主的确“倒退”了，但是却并非向“左”倒退，而是向“右”倒退；不是倒退回苏联，而是向沙俄“传统”倒退；不是向列宁－斯大林主义，而是向东正教“倒退”。而这在叶利钦时代实际上就已开始，普京时代无疑更为明显。所以俄共说普京“比叶利钦走得更远”，也没错。当然，作为一个现实政治中的精明政客，普京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事，并不经常把“主义”挂在嘴边。但是如果他也有“主义”的话，类似于《红轮》的那种斯拉夫保守主义可能是其主要成分。
“向右倒退”的限度
1993年建立的俄罗斯议会沿用了沙俄的称呼即国家杜马。今天的杜马不仅有反对党，而且从未采用剥夺权利的手段来排斥反对派。尽管有缺陷，今天的俄罗斯已经基本有了宪政民主。
当然，“向左倒退”与“向右倒退”相对于完善的民主来说毕竟都是“倒退”。早在20世纪初，沙俄总理大臣、著名改革家维特伯爵就指出：尽管当时“红帮”(左翼暴力组织)与“黑帮”(右翼暴力组织)势不两立，其心理状态与行为规则却极相像。虽然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沙皇时代的“父爱专制”远不像斯大林鼓动“阶级斗争”的“专政”那么严酷，但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俄罗斯，拥护民主的人们毕竟不会满意沙俄那种状态。
但是普京真想、如果想的话又真能“倒退”到那种状态吗？我以为可能性极小。
其实叶利钦时代“传统”色彩就已经明显可见。且不说“新俄罗斯”的标志性符号(国旗、国徽)来自沙俄，一些制度安排也有沙俄特点，而与沙俄时代的反对派包括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主张有异。本来在俄国历史上，沙皇的议会叫“杜马”(俄语原意为思考)，共产党时期的议会叫苏维埃(俄语原意为协商)，两者都出自古俄语。而从19世纪初的十二月党人直到1918年的民主派，当时俄国的进步人士，包括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们要求建立的议会都是用源自西方的外来词“立宪会议”来称呼的。这种“用词”的不同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1917年“二月民主”时期临时政府颁示解散杜马，召开立宪会议。后来普选产生的全俄立宪会议被布尔什维克以武力驱散，高尔基当时曾悲愤地写下“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以哀悼宪政民主实验的失败。
剧变后，叶利钦主持于1993年建立的俄罗斯议会自然不叫苏维埃，但也不叫立宪会议，而沿用沙俄的称呼即国家杜马。沙皇时代的杜马共有四届，1993年的国家杜马便自称是第五届。显然，这时的宪政法统，一开始就不是来自二月革命后的共和民主临时政府，而是来自沙俄晚期的君主立宪。而且这一年通过的俄罗斯宪法(今天仍沿用)确立了“强总统弱议会”体制。该体制下的国家杜马的确不像西方议会那样拥有充分的民主权威。因此俄罗斯的民主一开始就与西方式的民主有距离，与当时多数中东欧转轨国家也有差距，而呈现某种沙俄色彩。
但是无论叶利钦他们怎么想，毕竟“新俄罗斯”的议会制度是当代世界性民主潮流的产物，因此它与沙俄的杜马以及苏联时期作为“橡皮图章”的最高苏维埃还是有质的区别。我国学者曾指出：沙俄晚期是沙皇政府控制着立法主动权，杜马只有被动的否决权(法律不经杜马通过不能生效)。而现在正相反：俄罗斯作为共和制民主联邦国家，立法主动权转到了国家杜马手里，总统虽强，这方面拥有的不过是被动的否决权。官吏任免权过去完全属于沙皇，如今杜马至少拥有了一部分官员的任免权和批准权。沙俄时期国家杜马竭力争取而未实现的责任内阁，当今俄罗斯已经实现。过去沙皇可以随意解散杜马，现在总统解散杜马的条件被严格限制，实际上沙俄时期的四届杜马有三届是被解散的，而1990年代以来尽管杜马中反对派强大，与总统经常对立，却从未被解散过。另一方面，现在的杜马不仅对政府有更大的制约权，还有权提出罢免乃至弹劾总统的指控，尽管条件苛刻程序繁琐，但这种权利在沙俄时代是绝对不可能的。
更重要的是沙俄杜马与苏联的苏维埃都是等级选举：沙俄时妇女没有选举权，土地所有者1票等于企业主3票，等于农民15票，等于工人45票，苏联时期则反过来，工人1票等于农民6票，“资产阶级”更被剥夺了选举权。只有今天的杜马是实行全民平等一人一票的普选制。沙俄杜马允许有反对派，但政府经常宣布剥夺某些反对派人士的被选举权，斯托雷平正是用这种剥夺权利的办法把第一、二届“立宪民主党杜马”变成了第三、四届“保皇杜马”，而苏联时期干脆就不允许反对派存在。今天的杜马不仅有反对党，而且从未采用剥夺权利的手段来排斥反对派(1991年八·一九政变的几位策划者曾被短期剥夺权利，但那时还没有杜马，在1990年代这些人也都恢复了权利)。总之，尽管有缺陷，今天的俄罗斯已经基本有了宪政民主。
今日俄罗斯会出现“新沙皇”吗？
普京的声望比叶利钦高，但在制度上总统的权力也并未增加。套用一句老话讲：在普京时代的俄罗斯，自由民主不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的问题。
上述的情况是在叶利钦时代。到了普京时代，总统对国家杜马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主要是通过扶植“政权党”、依靠其多数席位来实现的，宪政的规则并未改变。普京的声望比叶利钦高，但在制度上总统的权力也并未增加。
在多党制、竞争性选举方面，早在1995年杜马大选时，叶利钦就曾极力促使俄国政局“中派化”，为此他授意切尔诺梅尔金与雷布金分别组建“中右”与“中左”力量，企图排挤极左与极右，建立自由保守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二元制衡的议会政治。但是当时社会危机严重，社会情绪比较极端化，致使叶利钦的方案失败了。十年以后，在社会趋于稳定、人们情绪趋于平和的条件下，普京实现了叶利钦未能成功的“人造中右”、“人造中左”两党唱红白脸的游戏，通过提高议会门槛把得票不多的反对党拦在院外，在竞选时利用媒体资源方面也扩大了叶利钦时代已有的不平等。然而，“人造两党”之外，真正的反对党仍然拥有很大空间。其实，就是公开的“人造两党”，至少也比一党黑箱中的派系斗争要透明：在公众面前光明正大地斗争，总比宫廷中关起门来勾心斗角强得多。不平等的竞选毕竟也是竞选，并非领袖所能完全操控。
在新闻、传媒与言论自由方面，普京时代的管制比叶利钦时代更多了。但1990年代以来俄罗斯已经开放报禁，而民营媒体再管制，也比官办媒体一统天下要强。普京执政期间多次发生暗杀记者和报人的事件，这固然是民主孱弱的体现，但从另一方面讲，这至少证明权势者无法通过垄断传媒、控制“饭碗”、撤换记者乃至干脆通过公开的清洗与专政等方式来封他们的嘴，以至于不得不偷偷摸摸出此下策。
就以刚刚结束的12月杜马选举而论，尽管“政权党”在行政资源、竞选经费和利用媒体方面拥有压倒的优势，反对党的宣传不多，但街头演讲、辩论、示威不断，竞争气氛仍然很浓，政权党也可以说是全力以赴，不敢掉以轻心。总之，套用一句老话讲：在普京时代的俄罗斯，自由民主不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的问题。
在经济上，普京的“重新国有化”还是有限的，个案性的。当然，应该说叶利钦时代的私有化也没有原来一些人讲的那么激进，尤其在对待外资方面，俄罗斯一向很保守。普京时代在进一步市场化方面有所进展，如通过了叶利钦时代长期搁置的《土地法》，进一步放开地权、推进福利制度改革等。尽管由于民主倒退使这些改革带有“斯托雷平式的”不公平色彩，但是在俄罗斯目前的“有限民主”下，改革中公开的利益博弈仍有相当空间，政府常常也不能不让步。因此，普京时代国家强化经济垄断的趋势的确存在，但总体上并未扭转走向市场经济的方向。
“漫天要价”，为的是“就地还钱”？
俄罗斯民主化进程的成就，已经使一个哪怕像普京那样强势的统治者也不能一意孤行无所顾忌。即便普京真想当“新沙皇”，现在的“倒退”趋势能否持续，也仍然是非常不确定的。
更重要的是，普京的许多“倒退”仍是建立在个人魅力的基础上，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并不是一以贯之。普京第一任期内的总理卡西亚诺夫自由民主派的色彩浓厚，在尤科斯事件等问题上与普京闹翻而离去。现在他颇有声望，大有成为“非俄共反对派”的头号人物之势(这与叶利钦跟戈尔巴乔夫闹翻、鲁茨科伊跟叶利钦闹翻后作为反对派领袖崛起一样，都是无论沙俄还是苏联时期皆不可能发生的事，这本身就是政治自由有了相当发展的体现)。所谓倒退主要指他的第二任期。但是如今他即将卸任之际在“梅花三弄”之后，却又出人意料地起用梅德韦杰夫来接班。而后者在现今的普京团队中又是最具自由派色彩的人。早有人指出：普京在任期后半段做出的种种咄咄逼人的举动，包括国内的“倒退”和国际上的“反美”，很可能都有故意在下台前“漫天要价”，以便下任可以“就地还钱”的考虑，犹如我国一些王朝的精明君主晚年会故意示“猛”，而使继君能够以“宽”示德于天下。
这种揣测当然没有太多根据。但即便普京真想当“新沙皇”，现在的“倒退”趋势能否持续，也仍然是非常不确定的。
关键在于：俄罗斯民主化进程虽然还任重道远前途坎坷，但迄至今日的成就，已经使一个哪怕像普京那样强势的统治者也不能一意孤行无所顾忌。普京已经表示他遵守宪法任期而不会改宪加冕，但又要继续从政而不会归隐山林，甚至将来还可能考虑“曲线复辟”梅开二度。然而任何一条途径都充满变数。当议长、当党魁等选择，在权衡利弊后已经被放弃了，现在看来他似乎愿意当总理。可是他这个强势总统自己造成(或强化)的俄罗斯政治规则是“强总统弱总理”、“荣誉归总统，倒霉归政府”、“总统弄权，总理担责”，这在他自己当总理后不会变成“请君入瓮”吗？
他选了更为自由化的梅德韦杰夫作为接班人，如果本来就是为的让他“就地还钱”，那普京就根本无所谓“倒退”。如果只是让他做傀儡而为自己“梅开二度”铺路，那风险就相当大：新总统要是坚持自己的理念怎么办？他能像对卡西亚诺夫那样挥之即去吗？在已有的规则下他这个总理要干好了，不会是为梅德韦杰夫增加威望和人气吗？如果干得不好，不会把自己总统任内积累的人气赔掉吗？当然，普京也可以修宪改规则，变成“强总理弱总统”，但这样做要付出的代价难道会比修宪延长任期更小吗？如果梅德韦杰夫具有与普京不同而且更为自由化的理念，同时在“强总统”规则不变的情况下，他又能压抑自己的理念而自觉给总理当傀儡，甚至甘愿向普京让人气、为普京背黑锅，这不是太勉为其难了吗？即便他现在对普京有私下承诺，到时靠得住吗？
更直接的问题是：按剧变以来16年的惯例，俄罗斯总理主要是对国民经济负责。而普京恰恰从未表现出这方面的才能，作为总统他过去也不太需要这种才能。普京第一任期俄罗斯经济出现转折性繁荣是在卡西亚诺夫总理治下，此人如今已是普京的对手。普京第二任期经济继续繁荣则很大程度上是靠能源出口价格大涨，而俄罗斯经济两大根本问题即结构改革和福利改革尚无明显进展，已成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大制约。同时俄罗斯能源工业本身也后劲不足，将面临一个大规模资本更新周期。普京恰在此“经济敏感期”当总理，风险确实不小：以后国际油气价格即便维持涨势，如果俄罗斯能源生产不能持续增长，也只能望梅止渴。即便价格涨势与产量增势都按现有状态持续，普京也就是个维持会长而已。而这两个条件只要有一个中止或弱化(这种可能性并不小)，俄罗斯经济目前的乐观形势与“普京总理”的声望就会面临变数。在这种情况下“普京总理”在经济上要有较大作为，只有推进结构改革与福利改革。普京过去那种“强国主义”和斯拉夫保守主义对这两项改革并无帮助。特别是后一项改革，不改不行，而在民主协商机制不充分的状态下硬改，普京如今的“父爱总统”形象恐怕就要终结了。到时不但反对派会乘机打民主牌，连“自由派”总统也不是不可能对他打这张牌的。
历史的启示
不只是普京，不光是俄国，历史上的许多过程显示：强力控制下的大帝国没有一个是永垂不朽的
其实不只是普京，不光是俄罗斯，历史上的许多过程显示：强力控制下的大帝国没有一个是永垂不朽的。越是强力控制，越难以形成替代组织资源，一旦解体就更难建立正常秩序。因此民主化经历阵痛固然毫不奇怪，民主化失败，持续的混乱使人厌倦，最终呼唤出一位铁腕人物建立新的强力控制也极有可能。但是尽管“帝国后遗症”中今不如昔的议论与事实均不少，真能回到昔日的可能却几乎没有。我国民初混乱时代今不如昔的怨声不绝，但几乎无人愿意回到帝制，袁世凯称帝与溥仪的复辟都被唾弃。1917年以后的俄国、1918年以后的德国等等也莫不如此。
在“不稳定民主”或“魏玛式危机”的混乱中产生新强权史上不乏其例，但这种强权通常都有两个特点：一是比原先的旧专制更加严酷(如清末民初乱世之后的党国较之于前清、魏玛危机之后的纳粹德国较之于霍亨索伦王朝、1917年内战之后的布尔什维克较之于沙皇)。道理很简单：在“不健全的民主”与混乱并存的情况下，如果不选择以健全民主法治来结束混乱，而打算重新祭起铁腕的话，那么这一铁腕既要粉碎民主派，又要粉碎其他铁腕觊觎者的竞争，这比“常态专制”只需要维持已有秩序更难，因此通常会导致所谓“乱世重典”。靠比过去更软的“温和专制”来既避免民主前途，又克服混乱与权力竞争，很少可能。
二是新强权通常都与“不稳定民主”之前的传统强权方向相反，例如传统若是右翼专制，则新强权就是左翼专制，反之亦然。
法国革命初期混乱之后出现的拿破仑帝国是一个对内镇压波旁王党、对外“输出革命”而与欧洲几乎所有传统王朝敌对的“反传统”帝国；德国魏玛共和之后的纳粹极权是一种来自下层的右翼民粹暴力，与魏玛前的普鲁士容克贵族政体大异其趣；在俄国取代二月民主的布尔什维克专政与以前的沙皇专制、中国民初乱世后的“党国”专政与前清的专制之“反向”，更是众所周知。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混乱民主”之前与之后的专制也几乎都是寡头强权(考迪略主义)与民粹强权(庇隆主义)的更替，并非同一性质强权的重复。而历史上已经日暮途穷的旧强权即便能“复辟”，通常也只是走向民主过程中的一件外衣，而不太可能重新“强”起来。如英法两国当年的复辟王朝、今天东欧民主制下“重新上台”的左派政党(实际上根据今天的史学研究，中国当年假如袁世凯乃至张勋支持下的溥仪真能“复辟”帝制，其君主立宪的程度也会大大超过清末“新政”，而专权程度不太可能超过后来的“党国”)。
俄罗斯向何处去？
普京的“民主倒退”不太可能走得很远。往好里说，他的“斯拉夫保守主义”毕竟是在21世纪，不太可能昧于天下大势。
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俄罗斯，叶利钦时代的“混乱民主”远远没有上述各国如此之甚，混乱中民众对铁腕人物的渴望也不算典型，今天普京的“民主倒退”之所以远远达不到上述各国的地步，应该说主要并非由于普京个人的开明，而是他没有这种社会条件。就上述第一个特点而论，“民主倒退”的普京远远谈不上比沙俄、更不用说比斯大林更严酷。而第二个特点则意味着由俄共来重建“专政”应该说几无可能，这已经为今天俄国的现实所证明。事实上，今天越来越多地对普京打“民主牌”的俄共将来即便会上台，恐怕也如东欧各国的左派政党一样必须以社会民主党化为前提。至于由普京通过“民主向右倒退”来实现一种方向相反而程度更严酷的专制，那首先就意味着他会煽起一场反共歇斯底里。我们看到的情况却是相反：普京对俄共乃至对历史上的苏联如果说并不比叶利钦更友善，至少也更温和。作为“斯拉夫保守主义者”的普京近年来发表的许多所谓“亲苏联”言论，与其说意味着他正在变成“新斯大林”，毋宁说意味着他不太可能成为“新沙皇”。
因此普京的“民主倒退”不太可能走得很远。往好里说，他的“斯拉夫保守主义”毕竟是在21世纪，不太可能昧于天下大势。就如他今天捧得很高的索尔仁尼琴虽然一贯批判“西化”，也不可能是真正的专制主义者(相反，他为民主所作的贡献不会因他近年来的“奇谈怪论”而消失)。2004年，普京在第二任期开始前夕曾声称：“1990年代初过渡到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做法得到了俄罗斯公民最积极和最坚决的支持，他们作出了最后的——我还想再强调一下——也是不可改变的选择，决定实行民主。这是俄罗斯人民的伟大和实际的成就，我想这也是我国在20世纪的最大成就之一。”考虑到普京本人也曾是1990年代初民主派的宠儿，他的这一说法也许是由衷的。
如果这只是言不由衷，那么往坏里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普京顶多也只能在“民主无量、独裁无胆”的两难中徘徊。尽管普京还不老，但除非俄罗斯出现战争或者大崩溃，这些情况在他政治生涯延续的年代里不太可能改变。而在太平年月，普京之后出现更厉害的“强人”而且为俄国人所接受的几率更低。当然，如果太平到了万事无忧的“黄金时代”，俄罗斯人也不会有多少进一步推进民主的动力。但是，俄罗斯未来出现“大崩溃”或者“黄金时代”这两种情况的概率都极低，最大的可能仍然是“发展而仍有积弊，危机但不致崩溃”。民主化进程也仍然曲折地持续。尽管如今典型的自由民主主义势力似乎处于剧变以来的低谷，但既然连久加诺夫也认为“自由主义反对派”于俄罗斯有益，这种力量又会再低到哪里去呢？
因此，俄罗斯民主“翻船”与实质性逆转的最大风险期还是在叶利钦的“混乱时代”，这个坎过去了，今后尽管俄罗斯民主之路还会有坎坷与反复，但最大的可能(我从不相信什么“必然”或者“客观规律”)是像凯末尔之后的土耳其那样渐进地发展，像长期“多党制下一党独大”的日本或“母死子继”的印度那样“有特色”，当然，更可能的是有我们现在还不能清楚描绘的某种俄罗斯自身的特色——当然是在民主的普世基本特征的基础上。
在俄罗斯这样一个专制极权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大国，评价民主的进展须有一个宏观尺度。2007年是俄罗斯历史上上一次“剧变”——1917年俄罗斯帝国垮台90周年。当年的“帝国后遗症”导致天下大乱和死亡一千万人的残酷内战，而帝国之后的“二月民主”只存活了10个月就被“来复枪驱散”了。相比之下，1991年苏维埃帝国的垮台是和平的，转轨的混乱虽比中东欧诸国严重，与1917年相比那简直就太“顺”了。而民主制度尽管不完善还有所“倒退”，毕竟已经存活了16年。当然这并不妨碍人们探讨最近这次转轨进程中的失误，正如普京所说，一个大国的解体是令人痛心的。前苏联各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寻求代价更小(既避免帝国解体，也避免民主倒退)的民主化转型之路，是非常必要的。但如果把当年那场残酷血腥的“剧变”说成伟大的“新纪元”，而和平的剧变反而是“亡国奇祸”，这种意识形态偏见就未免过甚了。与之相比，普京、索尔仁尼琴从“斯拉夫保守主义”出发对这两次解体都表示惋惜倒更容易理解。而这种惋惜与肯定民主转轨的进步意义并不矛盾。尤其是以当年短暂的“二月民主”与新俄罗斯水平不高但迄今仍持续的民主相比，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能看到历史毕竟在进步，历史也将继续进步。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秦晖)
http://news.163.com/08/0118/14/42GD810300012GG5.html
在俄罗斯这样一个专制极权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大国，评价民主的进展须有一个宏观尺度。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教授
20世纪后半叶，中俄两个大国几乎同时开始了艰辛的社会转型过程，并从此执手相望，惺惺相惜。“俄罗斯惟一的选择就是做强国。”8年前，普京的这句话言犹在耳。如今，随着他行将离任，俄罗斯已然“中兴在望”。不过，俄罗斯的转型依然充斥着众多不确定性，但不确定性却正是转型的魅力所在。
作为曾经拥有相似的计划体制的国家，我们关注俄罗斯转型，关注普京时代对于俄罗斯未来的意义，关注俄罗斯存在的种种不确定性，当然是希望以此对中国有所启迪。谁又能说，俄罗斯不是中国最好的参照？
希望关心大国转型的读者能从秦晖先生和金雁女士的文章中有所发现。
评价普京时代，很多人都会提到两条：经济高速发展，民主出现倒退。
但是这两条的背后都有太多的争议。“经济发展”是否可持续，“民主倒退”是否实质性逆转，都值得研究。尽管普京的俄罗斯问题多多，尽管横向比较，按西方标准看，普京的“民主倒退”确实明显，然而普京改变了叶利钦以来的转轨方向吗？他真的表现出“苏维埃情结”、转向“新苏共”了吗？如果纵向，而不是横向比较，在专制传统悠久的俄罗斯，普京时代应该如何定位？
普京是“又一个斯大林”吗？
“今天恢复斯大林格勒之名，会产生猜疑，使人觉得我们要回到斯大林主义时代去，这不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好处。”
笔者认为，一些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评论明显是一厢情愿的。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所谓普京“亲斯大林”的说法。普京为纪念卫国战争、弘扬爱国主义而把莫斯科亚历山大花园“英雄城市”纪念石墩上的伏尔加格勒恢复为斯大林格勒，曾经引起国内一些传媒的欢呼，说是普京崇敬斯大林了。其实，“英雄城市”石墩是个历史纪念标志，与城市的现名及现状无关。例如众所周知，列宁格勒剧变后已经改名，可是石墩上的“英雄城市”列宁格勒并未改动，你不能以此否认该城现在叫圣彼得堡。“英雄城市”名单上的11个城市中，基辅、明斯克等6个都位于前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如今并不属于俄罗斯，难道石墩上有其名就意味着俄罗斯对它们还有主权？同样，石墩上的“斯大林格勒”并非今天的城市名，更与今天对斯大林的评价无关。
二战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早已载入史册，即便是西方最反共的史学著作也没有把它改称“伏尔加格勒战役”。一些西方大城市，如巴黎和伦敦至今都有为纪念此战命名的斯大林格勒广场、斯大林格勒地铁站等，这与“崇敬斯大林”了不相干。赫鲁晓夫当年推行“非斯大林化”不仅把城市的现名改了，连历史上命名“卫国战争英雄城市”时的名称也改了，这本身就很荒唐。这种否定一个人就要消除其一切历史痕迹的做法恰恰是旧时的传统，实际上是“以斯大林的方式否定斯大林”。而普京恢复“英雄城市”纪念石墩上的历史名称只是恢复常识。而选择卫国战争逢十纪念日来做这件事，当然也有宣扬爱国主义弘扬民族精神的用意。但说是恢复对斯大林的崇敬那就不着边了。
因政治荣辱无常而频繁改地名，的确是沙俄－苏联专制文化传统的独特现象。尤其在19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高潮中随着“大人物”的倏兴倏灭，不少城市都更名数次。最多的巴塔尔帕辛斯克市(今俄罗斯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首府切尔克斯克)甚至三年间四易其名，两个“名主”(苏利莫夫与叶若夫)先后上了断头台。以至于人们常说那时地图的出版都跟不上政治变化。1990年代“剧变”后俄国出现了又一次改名风，这次虽然有过去的逻辑在起作用，毕竟理性多了。每次都经过当地的居民公决，结果并不一样，也不可能在长官意志下“一风吹”。如叶利钦时代虽然列宁格勒这个城市经全民投票恢复了圣彼得堡的旧名，但该城周围的州仍然叫列宁格勒州，莫斯科开往圣彼得堡的火车站也仍然叫列宁格勒车站。剧变后这十多年来，在联邦体制下左派虽然从未主持中央政府，但一些州政府早在叶利钦时期就有左派通过民主竞选上台的，他们也曾恢复了一些剧变时废除的苏联时期地名，如列宁的故乡辛比尔斯克就恢复为乌里扬诺夫斯克(乌里扬诺夫是列宁原姓)。唯独“斯大林格勒”，尽管从2002年起，左派占优势的伏尔加格勒州杜马几次提案要求恢复斯大林格勒之名，但都受到普京的明确反对。他说：“今天恢复斯大林格勒之名，会产生猜疑，使人觉得我们要回到斯大林主义时代去，这不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好处。”正是由于普京的这种态度，今天的伏尔加格勒并没有恢复旧名。
不仅“斯大林格勒”，前苏联时期全国曾有三十多个城市以斯大林命名(斯大林、斯大林诺、斯大林斯克、斯大林诺哥尔斯克、斯大林纳巴德等等)，迄今也无一恢复。而如前所述，这些年左派“复名”的努力对其他人并不是毫无成效的。
当然，“斯大林城”虽未复名，普京时代确实曾经出现过“斯大林热”(尽管其热度往往被夸大)。除了少数左派真是基于斯大林主义，一般人主要是在“大国”、“秩序”和“保障”这三个方面对现实不满，因而出现“怀旧”。这并不奇怪。斯大林毕竟死去已半个多世纪，他的体制垮台也已十多年，人们对当下的困境总是比久远的苦难感受更多。俄罗斯古谚说：“死人都是好人”。如果忘掉秘密警察、大清洗、大饥荒、肃反、古拉格群岛，那个时代无疑有值得怀念之处。但是关键恰恰在于，由于俄国体制近十来年的根本改变，那些东西已经不太可能回来了。在斯大林体制不复存在而且难以回复的情况下怀念那个已经死去不再可能专制的斯大林，怀念那个仅仅作为“大国”和“福利”象征的老人，这与仍存在斯大林体制的时代借斯大林崇拜来阻挠变革，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同样，今天“怀念斯大林”的俄国人也许比叶利钦时代多，但投共产党票的人却显然比叶利钦时代更少，这两者都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在当今俄国的条件下，对死人斯大林的怀念如果可以取代对活领袖的顶礼膜拜——目前的确有此苗头——那它甚至也许更有利于消除斯大林体制复归的可能。
民主“向右倒退”
普京时代的景象是“倒退”，但是却并非向“左”倒退，而是向“右”倒退；不是倒退回苏联，而是向沙俄“传统”倒退；不是向列宁－斯大林主义，而是向东正教“倒退”。
普京时代的真实氛围可以通过普京与当年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这两年互相高调赞赏看出来。2006年以来，索尔仁尼琴一改他过去在苏联时代乃至在叶利钦时代对统治者的批判态度，对普京给予了高度评价。而普京也高调地为他祝寿，授予他最高级别的国家荣誉——过去叶利钦也要授予，但索尔仁尼琴拒绝了，如今他却欣然接受了普京的授予。更有甚者，2007年普京还发动其各级公务员学习索尔仁尼琴的著述，尤其是他对俄国革命的评论。
不同背景的人对他们的这种表现评价不一。国内有媒体说，最近连索尔仁尼琴都“忏悔”了，他曾斥责叶利钦的“西化”和怀念斯大林的“大国”。我没有见过这种言论，倒是见过他近期仍然严厉谴责极权时代。他在叶利钦时期也的确有过“今不如昔”之论。如果有人解读成叶利钦不如斯大林，在某种意义上也不能算错。然而索尔仁尼琴不会说叶利钦不如列宁，而斯大林不如沙皇倒是他的一贯思想。事实上不光是索尔仁尼琴，我国媒体最近广为流传的一则俄罗斯民意调查就是如此。据说在这则民调中叶利钦得到的评价不如斯大林，但同时斯大林得到的评价远不如彼得大帝则被忽略了。其实，这些说法都透露了一个共同的信息：即今天如果俄罗斯人在某种意义上“怀念斯大林”，那多半不是把他当作列宁的继承人，而是当作沙皇的继承人来“怀念”的。
去年在1917年革命90周年纪念中，引起争议的主要不是“十月革命”，而是推翻沙皇的二月民主革命。普京把索尔仁尼琴多年前写下的《二月革命反思录》作为“学习材料”广为印发给他的官员阅读，普京的智库首领尼科诺夫则宣称：二月革命“毁掉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因此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与此相反，作为普京政府右翼反对派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亚夫林斯基则反驳说：“二月精神”是不朽的，尽管“二月民主”的成果不幸被布尔什维克以暴力毁掉了，但它在1990年代终于重现辉煌。看来在这场争论中索尔仁尼琴一方是主流，亚夫林斯基是非主流，而传统上对“二月”、“十月”都予以肯定的俄共声音却被这场争论淹没了。
显然，普京、尼科诺夫与索尔仁尼琴如今都不以“二月”为然，其理由恰恰在于：在他们看来正是“二月革命”打开了他们认为更为邪恶的“十月革命”这个潘多拉之盒。而这种看法其来久矣。早在1970年代，在当时同样反体制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中，就发生了主张走西方式自由民主道路的萨哈罗夫与主张“远离西方、回归东正教”的索尔仁尼琴的激烈争论。后来索氏穷晚年二十多年精力写作多卷巨著《红轮》，就是要系统阐述他这种把苏联看作“西方来的(启蒙与革命)邪恶”，而要俄罗斯人在东正教中寻找救赎的主张。普京如今极力推荐的《二月革命反思录》就是这部巨著的提要。可见，所谓“索尔仁尼琴忏悔”纯属无稽之谈。几十年来索氏的这种思想只有不断深化，从来没有放弃。
而普京的很多行为逻辑都可以从这种思想中得到解释。事实上，如今西方强烈批评普京时代俄罗斯“民主倒退”，而俄共却指责普京“比叶利钦走得更远”。这两种说法恐怕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矛盾：以今天西方人的立场看，近年来俄罗斯的民主的确“倒退”了，但是却并非向“左”倒退，而是向“右”倒退；不是倒退回苏联，而是向沙俄“传统”倒退；不是向列宁－斯大林主义，而是向东正教“倒退”。而这在叶利钦时代实际上就已开始，普京时代无疑更为明显。所以俄共说普京“比叶利钦走得更远”，也没错。当然，作为一个现实政治中的精明政客，普京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事，并不经常把“主义”挂在嘴边。但是如果他也有“主义”的话，类似于《红轮》的那种斯拉夫保守主义可能是其主要成分。
“向右倒退”的限度
1993年建立的俄罗斯议会沿用了沙俄的称呼即国家杜马。今天的杜马不仅有反对党，而且从未采用剥夺权利的手段来排斥反对派。尽管有缺陷，今天的俄罗斯已经基本有了宪政民主。
当然，“向左倒退”与“向右倒退”相对于完善的民主来说毕竟都是“倒退”。早在20世纪初，沙俄总理大臣、著名改革家维特伯爵就指出：尽管当时“红帮”(左翼暴力组织)与“黑帮”(右翼暴力组织)势不两立，其心理状态与行为规则却极相像。虽然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沙皇时代的“父爱专制”远不像斯大林鼓动“阶级斗争”的“专政”那么严酷，但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俄罗斯，拥护民主的人们毕竟不会满意沙俄那种状态。
但是普京真想、如果想的话又真能“倒退”到那种状态吗？我以为可能性极小。
其实叶利钦时代“传统”色彩就已经明显可见。且不说“新俄罗斯”的标志性符号(国旗、国徽)来自沙俄，一些制度安排也有沙俄特点，而与沙俄时代的反对派包括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主张有异。本来在俄国历史上，沙皇的议会叫“杜马”(俄语原意为思考)，共产党时期的议会叫苏维埃(俄语原意为协商)，两者都出自古俄语。而从19世纪初的十二月党人直到1918年的民主派，当时俄国的进步人士，包括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们要求建立的议会都是用源自西方的外来词“立宪会议”来称呼的。这种“用词”的不同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1917年“二月民主”时期临时政府颁示解散杜马，召开立宪会议。后来普选产生的全俄立宪会议被布尔什维克以武力驱散，高尔基当时曾悲愤地写下“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以哀悼宪政民主实验的失败。
剧变后，叶利钦主持于1993年建立的俄罗斯议会自然不叫苏维埃，但也不叫立宪会议，而沿用沙俄的称呼即国家杜马。沙皇时代的杜马共有四届，1993年的国家杜马便自称是第五届。显然，这时的宪政法统，一开始就不是来自二月革命后的共和民主临时政府，而是来自沙俄晚期的君主立宪。而且这一年通过的俄罗斯宪法(今天仍沿用)确立了“强总统弱议会”体制。该体制下的国家杜马的确不像西方议会那样拥有充分的民主权威。因此俄罗斯的民主一开始就与西方式的民主有距离，与当时多数中东欧转轨国家也有差距，而呈现某种沙俄色彩。
但是无论叶利钦他们怎么想，毕竟“新俄罗斯”的议会制度是当代世界性民主潮流的产物，因此它与沙俄的杜马以及苏联时期作为“橡皮图章”的最高苏维埃还是有质的区别。我国学者曾指出：沙俄晚期是沙皇政府控制着立法主动权，杜马只有被动的否决权(法律不经杜马通过不能生效)。而现在正相反：俄罗斯作为共和制民主联邦国家，立法主动权转到了国家杜马手里，总统虽强，这方面拥有的不过是被动的否决权。官吏任免权过去完全属于沙皇，如今杜马至少拥有了一部分官员的任免权和批准权。沙俄时期国家杜马竭力争取而未实现的责任内阁，当今俄罗斯已经实现。过去沙皇可以随意解散杜马，现在总统解散杜马的条件被严格限制，实际上沙俄时期的四届杜马有三届是被解散的，而1990年代以来尽管杜马中反对派强大，与总统经常对立，却从未被解散过。另一方面，现在的杜马不仅对政府有更大的制约权，还有权提出罢免乃至弹劾总统的指控，尽管条件苛刻程序繁琐，但这种权利在沙俄时代是绝对不可能的。
更重要的是沙俄杜马与苏联的苏维埃都是等级选举：沙俄时妇女没有选举权，土地所有者1票等于企业主3票，等于农民15票，等于工人45票，苏联时期则反过来，工人1票等于农民6票，“资产阶级”更被剥夺了选举权。只有今天的杜马是实行全民平等一人一票的普选制。沙俄杜马允许有反对派，但政府经常宣布剥夺某些反对派人士的被选举权，斯托雷平正是用这种剥夺权利的办法把第一、二届“立宪民主党杜马”变成了第三、四届“保皇杜马”，而苏联时期干脆就不允许反对派存在。今天的杜马不仅有反对党，而且从未采用剥夺权利的手段来排斥反对派(1991年八·一九政变的几位策划者曾被短期剥夺权利，但那时还没有杜马，在1990年代这些人也都恢复了权利)。总之，尽管有缺陷，今天的俄罗斯已经基本有了宪政民主。
今日俄罗斯会出现“新沙皇”吗？
普京的声望比叶利钦高，但在制度上总统的权力也并未增加。套用一句老话讲：在普京时代的俄罗斯，自由民主不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的问题。
上述的情况是在叶利钦时代。到了普京时代，总统对国家杜马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主要是通过扶植“政权党”、依靠其多数席位来实现的，宪政的规则并未改变。普京的声望比叶利钦高，但在制度上总统的权力也并未增加。
在多党制、竞争性选举方面，早在1995年杜马大选时，叶利钦就曾极力促使俄国政局“中派化”，为此他授意切尔诺梅尔金与雷布金分别组建“中右”与“中左”力量，企图排挤极左与极右，建立自由保守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二元制衡的议会政治。但是当时社会危机严重，社会情绪比较极端化，致使叶利钦的方案失败了。十年以后，在社会趋于稳定、人们情绪趋于平和的条件下，普京实现了叶利钦未能成功的“人造中右”、“人造中左”两党唱红白脸的游戏，通过提高议会门槛把得票不多的反对党拦在院外，在竞选时利用媒体资源方面也扩大了叶利钦时代已有的不平等。然而，“人造两党”之外，真正的反对党仍然拥有很大空间。其实，就是公开的“人造两党”，至少也比一党黑箱中的派系斗争要透明：在公众面前光明正大地斗争，总比宫廷中关起门来勾心斗角强得多。不平等的竞选毕竟也是竞选，并非领袖所能完全操控。
在新闻、传媒与言论自由方面，普京时代的管制比叶利钦时代更多了。但1990年代以来俄罗斯已经开放报禁，而民营媒体再管制，也比官办媒体一统天下要强。普京执政期间多次发生暗杀记者和报人的事件，这固然是民主孱弱的体现，但从另一方面讲，这至少证明权势者无法通过垄断传媒、控制“饭碗”、撤换记者乃至干脆通过公开的清洗与专政等方式来封他们的嘴，以至于不得不偷偷摸摸出此下策。
就以刚刚结束的12月杜马选举而论，尽管“政权党”在行政资源、竞选经费和利用媒体方面拥有压倒的优势，反对党的宣传不多，但街头演讲、辩论、示威不断，竞争气氛仍然很浓，政权党也可以说是全力以赴，不敢掉以轻心。总之，套用一句老话讲：在普京时代的俄罗斯，自由民主不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的问题。
在经济上，普京的“重新国有化”还是有限的，个案性的。当然，应该说叶利钦时代的私有化也没有原来一些人讲的那么激进，尤其在对待外资方面，俄罗斯一向很保守。普京时代在进一步市场化方面有所进展，如通过了叶利钦时代长期搁置的《土地法》，进一步放开地权、推进福利制度改革等。尽管由于民主倒退使这些改革带有“斯托雷平式的”不公平色彩，但是在俄罗斯目前的“有限民主”下，改革中公开的利益博弈仍有相当空间，政府常常也不能不让步。因此，普京时代国家强化经济垄断的趋势的确存在，但总体上并未扭转走向市场经济的方向。
“漫天要价”，为的是“就地还钱”？
俄罗斯民主化进程的成就，已经使一个哪怕像普京那样强势的统治者也不能一意孤行无所顾忌。即便普京真想当“新沙皇”，现在的“倒退”趋势能否持续，也仍然是非常不确定的。
更重要的是，普京的许多“倒退”仍是建立在个人魅力的基础上，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并不是一以贯之。普京第一任期内的总理卡西亚诺夫自由民主派的色彩浓厚，在尤科斯事件等问题上与普京闹翻而离去。现在他颇有声望，大有成为“非俄共反对派”的头号人物之势(这与叶利钦跟戈尔巴乔夫闹翻、鲁茨科伊跟叶利钦闹翻后作为反对派领袖崛起一样，都是无论沙俄还是苏联时期皆不可能发生的事，这本身就是政治自由有了相当发展的体现)。所谓倒退主要指他的第二任期。但是如今他即将卸任之际在“梅花三弄”之后，却又出人意料地起用梅德韦杰夫来接班。而后者在现今的普京团队中又是最具自由派色彩的人。早有人指出：普京在任期后半段做出的种种咄咄逼人的举动，包括国内的“倒退”和国际上的“反美”，很可能都有故意在下台前“漫天要价”，以便下任可以“就地还钱”的考虑，犹如我国一些王朝的精明君主晚年会故意示“猛”，而使继君能够以“宽”示德于天下。
这种揣测当然没有太多根据。但即便普京真想当“新沙皇”，现在的“倒退”趋势能否持续，也仍然是非常不确定的。
关键在于：俄罗斯民主化进程虽然还任重道远前途坎坷，但迄至今日的成就，已经使一个哪怕像普京那样强势的统治者也不能一意孤行无所顾忌。普京已经表示他遵守宪法任期而不会改宪加冕，但又要继续从政而不会归隐山林，甚至将来还可能考虑“曲线复辟”梅开二度。然而任何一条途径都充满变数。当议长、当党魁等选择，在权衡利弊后已经被放弃了，现在看来他似乎愿意当总理。可是他这个强势总统自己造成(或强化)的俄罗斯政治规则是“强总统弱总理”、“荣誉归总统，倒霉归政府”、“总统弄权，总理担责”，这在他自己当总理后不会变成“请君入瓮”吗？
他选了更为自由化的梅德韦杰夫作为接班人，如果本来就是为的让他“就地还钱”，那普京就根本无所谓“倒退”。如果只是让他做傀儡而为自己“梅开二度”铺路，那风险就相当大：新总统要是坚持自己的理念怎么办？他能像对卡西亚诺夫那样挥之即去吗？在已有的规则下他这个总理要干好了，不会是为梅德韦杰夫增加威望和人气吗？如果干得不好，不会把自己总统任内积累的人气赔掉吗？当然，普京也可以修宪改规则，变成“强总理弱总统”，但这样做要付出的代价难道会比修宪延长任期更小吗？如果梅德韦杰夫具有与普京不同而且更为自由化的理念，同时在“强总统”规则不变的情况下，他又能压抑自己的理念而自觉给总理当傀儡，甚至甘愿向普京让人气、为普京背黑锅，这不是太勉为其难了吗？即便他现在对普京有私下承诺，到时靠得住吗？
更直接的问题是：按剧变以来16年的惯例，俄罗斯总理主要是对国民经济负责。而普京恰恰从未表现出这方面的才能，作为总统他过去也不太需要这种才能。普京第一任期俄罗斯经济出现转折性繁荣是在卡西亚诺夫总理治下，此人如今已是普京的对手。普京第二任期经济继续繁荣则很大程度上是靠能源出口价格大涨，而俄罗斯经济两大根本问题即结构改革和福利改革尚无明显进展，已成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大制约。同时俄罗斯能源工业本身也后劲不足，将面临一个大规模资本更新周期。普京恰在此“经济敏感期”当总理，风险确实不小：以后国际油气价格即便维持涨势，如果俄罗斯能源生产不能持续增长，也只能望梅止渴。即便价格涨势与产量增势都按现有状态持续，普京也就是个维持会长而已。而这两个条件只要有一个中止或弱化(这种可能性并不小)，俄罗斯经济目前的乐观形势与“普京总理”的声望就会面临变数。在这种情况下“普京总理”在经济上要有较大作为，只有推进结构改革与福利改革。普京过去那种“强国主义”和斯拉夫保守主义对这两项改革并无帮助。特别是后一项改革，不改不行，而在民主协商机制不充分的状态下硬改，普京如今的“父爱总统”形象恐怕就要终结了。到时不但反对派会乘机打民主牌，连“自由派”总统也不是不可能对他打这张牌的。
历史的启示
不只是普京，不光是俄国，历史上的许多过程显示：强力控制下的大帝国没有一个是永垂不朽的
其实不只是普京，不光是俄罗斯，历史上的许多过程显示：强力控制下的大帝国没有一个是永垂不朽的。越是强力控制，越难以形成替代组织资源，一旦解体就更难建立正常秩序。因此民主化经历阵痛固然毫不奇怪，民主化失败，持续的混乱使人厌倦，最终呼唤出一位铁腕人物建立新的强力控制也极有可能。但是尽管“帝国后遗症”中今不如昔的议论与事实均不少，真能回到昔日的可能却几乎没有。我国民初混乱时代今不如昔的怨声不绝，但几乎无人愿意回到帝制，袁世凯称帝与溥仪的复辟都被唾弃。1917年以后的俄国、1918年以后的德国等等也莫不如此。
在“不稳定民主”或“魏玛式危机”的混乱中产生新强权史上不乏其例，但这种强权通常都有两个特点：一是比原先的旧专制更加严酷(如清末民初乱世之后的党国较之于前清、魏玛危机之后的纳粹德国较之于霍亨索伦王朝、1917年内战之后的布尔什维克较之于沙皇)。道理很简单：在“不健全的民主”与混乱并存的情况下，如果不选择以健全民主法治来结束混乱，而打算重新祭起铁腕的话，那么这一铁腕既要粉碎民主派，又要粉碎其他铁腕觊觎者的竞争，这比“常态专制”只需要维持已有秩序更难，因此通常会导致所谓“乱世重典”。靠比过去更软的“温和专制”来既避免民主前途，又克服混乱与权力竞争，很少可能。
二是新强权通常都与“不稳定民主”之前的传统强权方向相反，例如传统若是右翼专制，则新强权就是左翼专制，反之亦然。
法国革命初期混乱之后出现的拿破仑帝国是一个对内镇压波旁王党、对外“输出革命”而与欧洲几乎所有传统王朝敌对的“反传统”帝国；德国魏玛共和之后的纳粹极权是一种来自下层的右翼民粹暴力，与魏玛前的普鲁士容克贵族政体大异其趣；在俄国取代二月民主的布尔什维克专政与以前的沙皇专制、中国民初乱世后的“党国”专政与前清的专制之“反向”，更是众所周知。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混乱民主”之前与之后的专制也几乎都是寡头强权(考迪略主义)与民粹强权(庇隆主义)的更替，并非同一性质强权的重复。而历史上已经日暮途穷的旧强权即便能“复辟”，通常也只是走向民主过程中的一件外衣，而不太可能重新“强”起来。如英法两国当年的复辟王朝、今天东欧民主制下“重新上台”的左派政党(实际上根据今天的史学研究，中国当年假如袁世凯乃至张勋支持下的溥仪真能“复辟”帝制，其君主立宪的程度也会大大超过清末“新政”，而专权程度不太可能超过后来的“党国”)。
俄罗斯向何处去？
普京的“民主倒退”不太可能走得很远。往好里说，他的“斯拉夫保守主义”毕竟是在21世纪，不太可能昧于天下大势。
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俄罗斯，叶利钦时代的“混乱民主”远远没有上述各国如此之甚，混乱中民众对铁腕人物的渴望也不算典型，今天普京的“民主倒退”之所以远远达不到上述各国的地步，应该说主要并非由于普京个人的开明，而是他没有这种社会条件。就上述第一个特点而论，“民主倒退”的普京远远谈不上比沙俄、更不用说比斯大林更严酷。而第二个特点则意味着由俄共来重建“专政”应该说几无可能，这已经为今天俄国的现实所证明。事实上，今天越来越多地对普京打“民主牌”的俄共将来即便会上台，恐怕也如东欧各国的左派政党一样必须以社会民主党化为前提。至于由普京通过“民主向右倒退”来实现一种方向相反而程度更严酷的专制，那首先就意味着他会煽起一场反共歇斯底里。我们看到的情况却是相反：普京对俄共乃至对历史上的苏联如果说并不比叶利钦更友善，至少也更温和。作为“斯拉夫保守主义者”的普京近年来发表的许多所谓“亲苏联”言论，与其说意味着他正在变成“新斯大林”，毋宁说意味着他不太可能成为“新沙皇”。
因此普京的“民主倒退”不太可能走得很远。往好里说，他的“斯拉夫保守主义”毕竟是在21世纪，不太可能昧于天下大势。就如他今天捧得很高的索尔仁尼琴虽然一贯批判“西化”，也不可能是真正的专制主义者(相反，他为民主所作的贡献不会因他近年来的“奇谈怪论”而消失)。2004年，普京在第二任期开始前夕曾声称：“1990年代初过渡到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做法得到了俄罗斯公民最积极和最坚决的支持，他们作出了最后的——我还想再强调一下——也是不可改变的选择，决定实行民主。这是俄罗斯人民的伟大和实际的成就，我想这也是我国在20世纪的最大成就之一。”考虑到普京本人也曾是1990年代初民主派的宠儿，他的这一说法也许是由衷的。
如果这只是言不由衷，那么往坏里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普京顶多也只能在“民主无量、独裁无胆”的两难中徘徊。尽管普京还不老，但除非俄罗斯出现战争或者大崩溃，这些情况在他政治生涯延续的年代里不太可能改变。而在太平年月，普京之后出现更厉害的“强人”而且为俄国人所接受的几率更低。当然，如果太平到了万事无忧的“黄金时代”，俄罗斯人也不会有多少进一步推进民主的动力。但是，俄罗斯未来出现“大崩溃”或者“黄金时代”这两种情况的概率都极低，最大的可能仍然是“发展而仍有积弊，危机但不致崩溃”。民主化进程也仍然曲折地持续。尽管如今典型的自由民主主义势力似乎处于剧变以来的低谷，但既然连久加诺夫也认为“自由主义反对派”于俄罗斯有益，这种力量又会再低到哪里去呢？
因此，俄罗斯民主“翻船”与实质性逆转的最大风险期还是在叶利钦的“混乱时代”，这个坎过去了，今后尽管俄罗斯民主之路还会有坎坷与反复，但最大的可能(我从不相信什么“必然”或者“客观规律”)是像凯末尔之后的土耳其那样渐进地发展，像长期“多党制下一党独大”的日本或“母死子继”的印度那样“有特色”，当然，更可能的是有我们现在还不能清楚描绘的某种俄罗斯自身的特色——当然是在民主的普世基本特征的基础上。
在俄罗斯这样一个专制极权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大国，评价民主的进展须有一个宏观尺度。2007年是俄罗斯历史上上一次“剧变”——1917年俄罗斯帝国垮台90周年。当年的“帝国后遗症”导致天下大乱和死亡一千万人的残酷内战，而帝国之后的“二月民主”只存活了10个月就被“来复枪驱散”了。相比之下，1991年苏维埃帝国的垮台是和平的，转轨的混乱虽比中东欧诸国严重，与1917年相比那简直就太“顺”了。而民主制度尽管不完善还有所“倒退”，毕竟已经存活了16年。当然这并不妨碍人们探讨最近这次转轨进程中的失误，正如普京所说，一个大国的解体是令人痛心的。前苏联各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寻求代价更小(既避免帝国解体，也避免民主倒退)的民主化转型之路，是非常必要的。但如果把当年那场残酷血腥的“剧变”说成伟大的“新纪元”，而和平的剧变反而是“亡国奇祸”，这种意识形态偏见就未免过甚了。与之相比，普京、索尔仁尼琴从“斯拉夫保守主义”出发对这两次解体都表示惋惜倒更容易理解。而这种惋惜与肯定民主转轨的进步意义并不矛盾。尤其是以当年短暂的“二月民主”与新俄罗斯水平不高但迄今仍持续的民主相比，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能看到历史毕竟在进步，历史也将继续进步。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秦晖)
http://news.163.com/08/0118/14/42GD810300012GG5.html
Wednesday, February 13, 2008
指中国“没制止苏丹在达尔富尔暴行” 斯皮尔伯格辞任北京奥运艺术顾问
（2008-02-14）
● 于泽远(北京)
美国著名导演司匹堡曾两度给胡锦涛写信，呼吁中国对苏丹政府施压，停止暴力镇压达尔富尔地区的叛乱，让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该地。他昨天在声明中说，他现在不能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北京奥运会的开闭幕式上，而要全力帮助结束达尔富尔地区的暴行。
美国著名导演司匹堡（Steven Spielberg，斯皮尔伯格）昨天宣布辞去北京奥运会艺术顾问职务，原因是中国没有尽力制止发生在苏丹达尔富尔的暴行。包括八名诺贝尔和平奖在内的一批国际知名人士近日也在一封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信件上签名，敦促中国发扬奥运理念，为达尔富尔地区达成公正和平作出贡献。
司匹堡在一份声明中说：“苏丹政府对于正在发生的暴行负有大部分责任，但是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应该做出更多努力，结束达尔富尔地区的苦难。”
以导演《辛德勒名单》、《拯救大兵瑞恩》等大片而闻名世界的司匹堡此前曾两度给胡锦涛写信，呼吁中国对苏丹政府施压，停止暴力镇压达尔富尔地区的叛乱，让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该地。他昨天在声明中说，他现在不能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北京奥运会的开闭幕式上，而要全力帮助结束达尔富尔地区的暴行。
北京奥组委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工作人员对本报说，北京奥组委于2006年7月向司匹堡颁发聘书，请他做北京奥运会艺术顾问，司匹堡当时很愉快地接受了聘任。但去年5月以来司匹堡借口苏丹问题一直没有与北京奥组委正式签约，他也基本没有参与奥运会的开闭幕式的创作，辞职应该不会对开闭幕式有大的影响。
八名签署信件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包括卡洛斯·贝洛主教（Bishop Carlos Belo）、图图大主教（Archbishop Desmond Tutu）等。而写信的发起人是好莱坞影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米亚·法罗（Mia Farrow）。
中国在苏丹的石油项目投资已经达到150亿美元（213亿新元），7%的石油进口来自苏丹。苏丹石油合作项目是中石油公司在海外最大的合作项目。
一些西方政界人士和人权组织认为，中国是苏丹石油最大的进口国，并向苏丹政府出口大量军火，是苏丹政府最有力的支持者，中国有能力发挥更大的作用解决达尔富尔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一些国会议员曾倡议国际社会利用奥运会给中国施压，让中国更加积极地推动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数次反驳有关人士和组织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强调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
对苏丹问题 中国民众所知甚少
中国民众对苏丹问题知之甚少，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要对这个非洲国家的内战负这么大的责任。中国人民大学一名对国际时事比较关心的博士研究生对本报说，他在新闻中常听到达尔富尔的名字，但确实不清楚那里的局势和中国有多大关系，甚至有人要为此抵制北京奥运会：“真是莫名其妙。”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学者说，司匹堡将北京奥运会同苏丹问题联系起来过于牵强，西方政客和人权组织在苏丹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恐怕不仅是为了达尔富尔的暴行，也是要遏制中国在非洲的影响。
不过这名学者指出，司匹堡和一些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借达尔富尔问题给北京奥运会施压应该引起中国官方的重视。不管这种施压是对是错，官方应该拿出诚意与有关方面沟通，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
什么是达尔富尔问题？
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西部，面积5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600多万。达尔富尔地区居住着包括阿拉伯人、富尔人和黑人等80多个部族。近年来，随着达尔富尔地区石油等矿产资源不断被开发，部族之间为争夺资源的斗争日趋激烈，一些邻国也以各种形式卷入其中。
2003年2月后，达尔富尔地区黑人居民先后组成“苏丹解放军”、“正义与平等运动”等多支武装力量，以政府未能保护土著黑人的权益为由，要求实行地区自治，并攻城略地，与政府军作战。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的冲突至今造成1万多人丧生，100多万人流离失所。西方人权组织认为，过去4年的冲突已造成20万人丧生，200多万人逃离家园。
为促成达尔富尔冲突各方和平解决问题，联合国先后通过5个决议，并于去年7月决定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大约2万6000人的联合国和非盟混合维和部队。2007年10月，苏丹政府和达尔富尔7个反政府派别参加的达尔富尔问题和平谈判在利比亚举行。苏丹官方27日宣布，苏丹政府从即日起在达尔富尔地区实施单方面停火，以便为和谈营造合适的氛围。
2007年11月，中国赴达尔富尔维和部队先遣分队的140名官兵抵达南达尔富尔州首府尼亚拉，成为联合国第一支进驻该地区的维和部队。
2007年12月31日，非盟驻苏丹达尔富尔维和部队在北达尔富尔州首府法希尔向联合国和非盟混合维和部队正式移交维和任务。
http://zaobao.com/zg/zg080214_501.shtml
● 于泽远(北京)
美国著名导演司匹堡曾两度给胡锦涛写信，呼吁中国对苏丹政府施压，停止暴力镇压达尔富尔地区的叛乱，让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该地。他昨天在声明中说，他现在不能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北京奥运会的开闭幕式上，而要全力帮助结束达尔富尔地区的暴行。
美国著名导演司匹堡（Steven Spielberg，斯皮尔伯格）昨天宣布辞去北京奥运会艺术顾问职务，原因是中国没有尽力制止发生在苏丹达尔富尔的暴行。包括八名诺贝尔和平奖在内的一批国际知名人士近日也在一封给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的信件上签名，敦促中国发扬奥运理念，为达尔富尔地区达成公正和平作出贡献。
司匹堡在一份声明中说：“苏丹政府对于正在发生的暴行负有大部分责任，但是国际社会，特别是中国应该做出更多努力，结束达尔富尔地区的苦难。”
以导演《辛德勒名单》、《拯救大兵瑞恩》等大片而闻名世界的司匹堡此前曾两度给胡锦涛写信，呼吁中国对苏丹政府施压，停止暴力镇压达尔富尔地区的叛乱，让联合国维和部队进驻该地。他昨天在声明中说，他现在不能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北京奥运会的开闭幕式上，而要全力帮助结束达尔富尔地区的暴行。
北京奥组委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工作人员对本报说，北京奥组委于2006年7月向司匹堡颁发聘书，请他做北京奥运会艺术顾问，司匹堡当时很愉快地接受了聘任。但去年5月以来司匹堡借口苏丹问题一直没有与北京奥组委正式签约，他也基本没有参与奥运会的开闭幕式的创作，辞职应该不会对开闭幕式有大的影响。
八名签署信件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包括卡洛斯·贝洛主教（Bishop Carlos Belo）、图图大主教（Archbishop Desmond Tutu）等。而写信的发起人是好莱坞影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米亚·法罗（Mia Farrow）。
中国在苏丹的石油项目投资已经达到150亿美元（213亿新元），7%的石油进口来自苏丹。苏丹石油合作项目是中石油公司在海外最大的合作项目。
一些西方政界人士和人权组织认为，中国是苏丹石油最大的进口国，并向苏丹政府出口大量军火，是苏丹政府最有力的支持者，中国有能力发挥更大的作用解决达尔富尔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美国和欧洲国家的一些国会议员曾倡议国际社会利用奥运会给中国施压，让中国更加积极地推动达尔富尔问题的解决。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数次反驳有关人士和组织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强调中国在达尔富尔问题上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
对苏丹问题 中国民众所知甚少
中国民众对苏丹问题知之甚少，也不明白为什么中国要对这个非洲国家的内战负这么大的责任。中国人民大学一名对国际时事比较关心的博士研究生对本报说，他在新闻中常听到达尔富尔的名字，但确实不清楚那里的局势和中国有多大关系，甚至有人要为此抵制北京奥运会：“真是莫名其妙。”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一名学者说，司匹堡将北京奥运会同苏丹问题联系起来过于牵强，西方政客和人权组织在苏丹问题上对中国的指责恐怕不仅是为了达尔富尔的暴行，也是要遏制中国在非洲的影响。
不过这名学者指出，司匹堡和一些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借达尔富尔问题给北京奥运会施压应该引起中国官方的重视。不管这种施压是对是错，官方应该拿出诚意与有关方面沟通，争取国际社会的理解。
什么是达尔富尔问题？
达尔富尔地区位于苏丹西部，面积50多万平方公里，人口600多万。达尔富尔地区居住着包括阿拉伯人、富尔人和黑人等80多个部族。近年来，随着达尔富尔地区石油等矿产资源不断被开发，部族之间为争夺资源的斗争日趋激烈，一些邻国也以各种形式卷入其中。
2003年2月后，达尔富尔地区黑人居民先后组成“苏丹解放军”、“正义与平等运动”等多支武装力量，以政府未能保护土著黑人的权益为由，要求实行地区自治，并攻城略地，与政府军作战。政府军与反政府武装的冲突至今造成1万多人丧生，100多万人流离失所。西方人权组织认为，过去4年的冲突已造成20万人丧生，200多万人逃离家园。
为促成达尔富尔冲突各方和平解决问题，联合国先后通过5个决议，并于去年7月决定向达尔富尔地区派遣大约2万6000人的联合国和非盟混合维和部队。2007年10月，苏丹政府和达尔富尔7个反政府派别参加的达尔富尔问题和平谈判在利比亚举行。苏丹官方27日宣布，苏丹政府从即日起在达尔富尔地区实施单方面停火，以便为和谈营造合适的氛围。
2007年11月，中国赴达尔富尔维和部队先遣分队的140名官兵抵达南达尔富尔州首府尼亚拉，成为联合国第一支进驻该地区的维和部队。
2007年12月31日，非盟驻苏丹达尔富尔维和部队在北达尔富尔州首府法希尔向联合国和非盟混合维和部队正式移交维和任务。
http://zaobao.com/zg/zg080214_501.shtml
Spielberg in Darfur snub to China
US film director Steven Spielberg has withdrawn as an artistic adviser for the 2008 Olympics in Beijing.
In a statement, he accused China of not doing enough to pressure Sudan to end the "continuing human suffering" in the troubled western Darfur region.
At least 200,000 people have been killed and two million forced from their homes in the five-year conflict.
Beijing has not yet responded to the move, which correspondents say is its first big setback in staging the Games.
A source in the Beijing Olympic Committee said a response was being discussed at the highest levels but had not yet been made public.
But the BBC's James Reynolds in Beijing says the decision will anger and worry the authorities there.
Since Beijing won the right to host the Games it has always tried to keep China's politics and China's Olympics separate, he says, and it has attacked anyone who has tried to link the two.
Boycott call
Mr Spielberg, who had been brought in as artistic adviser for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ceremonies of the Games, said the cause of Darfur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his role.
"I find that my conscience will not allow me to continue business as usual," he said in a statement.
"At this point, my time and energy must be spent not on Olympic ceremonies, but on doing all I can to help bring an end to the unspeakable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that continue to be committed in Darfur."
OLYMPICS ROW
Famous names involved in advising the Olympics include director Zhang Yimou and Kung Fu star Jackie Chan
Hollywood stars Mia Farrow and George Clooney have criticised China over Darfur
Architect Ai Weiwei, who designed the main Olympic stadium, says the Games are a "public relations sham"
He added: "Sudan's government bears the bulk of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se on-going crimes, bu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particularly China, should be doing more."
Rebel groups in Darfur said this was exactly the kind of pressure that was needed to get Beijing to change its policy towards the Sudanese government.
"This is a noble move by Spielberg," Sudan Liberation Movement (SLM) leader Abdul Wahid Mohammad Ahmed al-Nur told the Sudan Tribune newspaper.
"He will certainly go down in history as someone who gave human lives precedence over fame and money."
Ahmed Abdel Shafi, who leads an SLM splinter group, told the BBC: "I commend him for his strong position. This is a lesson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at people should distance themselves from China."
The real question is why the Olympics were awarded to China in the first place
Vladi, California
Another group, the Justice and Equality Movement, has appealed to countries sending teams to boycott the games.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said the decision was a personal one made by Mr Spielberg.
"The IOC recognise Darfur is a highly complex issue, with tragic circumstances, but is a matter for the UN to resolve," the committee said in a statement.
'Desperate time'
Sudan, with its vast oil reserves, sells some two-thirds of its oil to Beijing.
In turn, Beijing sells weapons to the Sudanese government and has defended Khartoum i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s a result, China has been criticised for its links with a government ostracised by many for its role in the ongoing crisis in Darfur.
Earlier on Tuesday, as part of a "Global Day of Action" focusing on Darfur, an open letter signed by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s and former Olympians was sent to China's president.
Actress Mia Farrow, who signed the letter and had pressed Mr Spielberg to end his involvement, said his decision sent out the right signa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e said: "I'm delighted by his decision and it's a desperate time for Darfur, so this is a shred of good news in a very bleak week."
Story from BBC NEWS:
http://news.bbc.co.uk/go/pr/fr/-/2/hi/asia-pacific/7242016.stm
Published: 2008/02/13 11:47:52 GMT
© BBC MMVIII
In a statement, he accused China of not doing enough to pressure Sudan to end the "continuing human suffering" in the troubled western Darfur region.
At least 200,000 people have been killed and two million forced from their homes in the five-year conflict.
Beijing has not yet responded to the move, which correspondents say is its first big setback in staging the Games.
A source in the Beijing Olympic Committee said a response was being discussed at the highest levels but had not yet been made public.
But the BBC's James Reynolds in Beijing says the decision will anger and worry the authorities there.
Since Beijing won the right to host the Games it has always tried to keep China's politics and China's Olympics separate, he says, and it has attacked anyone who has tried to link the two.
Boycott call
Mr Spielberg, who had been brought in as artistic adviser for the opening and closing ceremonies of the Games, said the cause of Darfur was more important than his role.
"I find that my conscience will not allow me to continue business as usual," he said in a statement.
"At this point, my time and energy must be spent not on Olympic ceremonies, but on doing all I can to help bring an end to the unspeakable crimes against humanity that continue to be committed in Darfur."
OLYMPICS ROW
Famous names involved in advising the Olympics include director Zhang Yimou and Kung Fu star Jackie Chan
Hollywood stars Mia Farrow and George Clooney have criticised China over Darfur
Architect Ai Weiwei, who designed the main Olympic stadium, says the Games are a "public relations sham"
He added: "Sudan's government bears the bulk of 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se on-going crimes, but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particularly China, should be doing more."
Rebel groups in Darfur said this was exactly the kind of pressure that was needed to get Beijing to change its policy towards the Sudanese government.
"This is a noble move by Spielberg," Sudan Liberation Movement (SLM) leader Abdul Wahid Mohammad Ahmed al-Nur told the Sudan Tribune newspaper.
"He will certainly go down in history as someone who gave human lives precedence over fame and money."
Ahmed Abdel Shafi, who leads an SLM splinter group, told the BBC: "I commend him for his strong position. This is a lesson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that people should distance themselves from China."
The real question is why the Olympics were awarded to China in the first place
Vladi, California
Another group, the Justice and Equality Movement, has appealed to countries sending teams to boycott the games.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said the decision was a personal one made by Mr Spielberg.
"The IOC recognise Darfur is a highly complex issue, with tragic circumstances, but is a matter for the UN to resolve," the committee said in a statement.
'Desperate time'
Sudan, with its vast oil reserves, sells some two-thirds of its oil to Beijing.
In turn, Beijing sells weapons to the Sudanese government and has defended Khartoum i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As a result, China has been criticised for its links with a government ostracised by many for its role in the ongoing crisis in Darfur.
Earlier on Tuesday, as part of a "Global Day of Action" focusing on Darfur, an open letter signed by Nobel Peace Prize laureates and former Olympians was sent to China's president.
Actress Mia Farrow, who signed the letter and had pressed Mr Spielberg to end his involvement, said his decision sent out the right signa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he said: "I'm delighted by his decision and it's a desperate time for Darfur, so this is a shred of good news in a very bleak week."
Story from BBC NEWS:
http://news.bbc.co.uk/go/pr/fr/-/2/hi/asia-pacific/7242016.stm
Published: 2008/02/13 11:47:52 GMT
© BBC MMVIII
Sunday, February 3, 2008
How Democracy Produced a Monster
Artist: Andrea Dezsö
February 3, 2008
NY Times OP-ED CONTRIBUTOR
By IAN KERSHAW
Sheffield, England
COULD something like it happen again? That is invariably the first question that comes to mind when recalling that Hitler was given power in Germany 75 years ago last week. With the world now facing such great tensions and instability, the question seems more obvious than ever.
Hitler came to power in a democracy with a highly liberal Constitution, and in part by using democratic freedoms to undermine and then destroy democracy itself. That democracy, established in 1919, was a product of defeat in world war and revolution and was never accepted by most of the German elites, notably the military, large landholders and big industry.
Troubled by irreconcilable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divisions from the beginning, the new democracy survived serious threats to its existence in the early postwar years and found a semblance of stability from 1924 to 1928, only to be submerged by the collapse of the economy after the Wall Street crash of 1929.
The Nazis’ spectacular surge in popular support (2.6 percent of the vote in the 1928 legislative elections, 18.3 percent in 1930, 37.4 percent in July 1932) reflected the anger, frustration and resentment — but also hope — that Hitler was able to tap among millions of Germans. Democracy had failed them, they felt. Their country was divided, impoverished and humiliated. Scapegoats were needed.
It was easy to turn hatred against Jews, who could be made to represent the imagined external threat to Germany by both 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and Bolshevism. Internally, Jews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political left — Socialist and Communist — which was made responsible by Hitler and his followers for Germany’s plight.
Increasingly, Hitler seemed to a good third of the German electorate the only hope to putting the country back on its feet, restoring pride and bringing about national salvation. By 1930 it was effectively impossible to rule Germany without Nazi backing. But while Nazi electoral gains could block democracy, they were insufficient to bring Hitler to power.
From 1930 onwards, therefore, the German state was locked in stalemate. Democratic forms remained. But democracy itself was in effect dead, or at least dying. The anti-democratic elites tried to broker solutions, but failed on account of Hitler’s intransigence. Ultimately, because he could find no other authoritarian solution, President Paul von Hindenburg appointed Hitler as head of government, or chancellor, on Jan. 30, 1933. What followed led to disaster for Germany, for Europe and for the world.
These distant events still have echoes today. In Europe, in the wake of increased immigration, most countries have experienced some revival of neo-fascist, racist movements. Not so long ago, Serbian nationalism, inflamed by President Slobodan Milosevic, set off war and ethnic cleansing within the continent.
Today, too, skillful politicians around the globe have proved adept at manipulating populist sentiment and using democratic structures to erect forms of personalized, authoritarian rule.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has gradually moved Russia, a country increasingly flexing its muscles internationally again, in that direction. Venezuela, under President Hugo Chávez, has also showed distinct authoritarian tendencies, though these have been at least partly blocked through his defeat in the December referendum to change its Constitution.
In Zimbabwe, President Robert Mugabe has turned democracy into personal rule, ruining his country in the process. In Pakistan, democracy largely provides a facade for military rule, even if President Pervez Musharraf has now put aside his uniform. Most worryingly, perhaps, President Mahmoud Ahmadinejad has used populist support in a pluralist system to push Iran into a hazardous foreign policy, though he does remain formally subordinate to the “supreme leader,” Ayatollah Ali Khamenei.
None of these examples, however, poses a close parallel to what happened in Germany in 1933. Neo-fascist movements in Europe can certainly terrorize minorities. And they have had success in stirring such resentment about immigrants that mainstream political parties have taken account of the swell of feeling.
However, short of some unforeseeable eventualities like major war or, perhaps less unlikely, another meltdown of the economic system, neo-fascist movements will remain on the fringes of politics. And none of these parties, unappealing though their internal policies are, can today conceive of preparing for a war of conquest with the ultimate aim of a grasp at world power.
Elsewhere, there are — and always will be — nasty forms of authoritarianism (some supported by democratic governments). But neither in their acquisition of power nor in their use of it do modern authoritarian rulers much resemble Hitl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that did not exist in interwar Europe — the United Nations, the European Union, the World Bank,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also provide some barriers to the sort of calamity that engulfed Germany.
Moreover, democracies under pressure can still pose obstacles to creeping authoritarianism. Vladimir Putin looks as if he will indeed step down as president and not risk a breach of the Constitution (though effective power will probably remain in his own hands), while Hugo Chávez has been forced (maybe temporarily) to give up his ambitions to become a president for life. Even once Hitler had been appointed chancellor, it took the Reichstag fire, a month later, to begi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last vestiges of democracy and pave the way to his full control.
Mercifully, what happened in Germany in 1933, and its aftermath, will remain a uniquely terrible episode in history. What took place then reminds us even so of the illusory assumption that democracy will always be a favored choice of a population torn apart by war, facing enormous privations and burning with resentment at national humiliation through perceived foreign interference. It also reminds us — if such a reminder is necessary — of the need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restrain potential “mad dogs” in world politics before they are dangerous enough to bite.
Ian Kershaw, a professor of modern history at Sheffield University, is the author of the forthcoming “Hitler, the German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http://www.nytimes.com/2008/02/03/opinion/03kershaw.html?pagewanted=print
Motivated by a Tax, Irish Spurn Plastic Bags
Reusable cloth shopping bags, like this one at a Superquinn grocery checkout in Dublin, have replaced those stretchy, crinkly plastic shopping bags, which are subject to a 33-cent tax per bag.
By ELISABETH ROSENTHAL
Published: February 2, 2008
DUBLIN — There is something missing from this otherwise typical bustling cityscape. There are taxis and buses. There are hip bars and pollution. Every other person is talking into a cellphone. But there are no plastic shopping bags, the ubiquitous symbol of urban life.
In 2002, Ireland passed a tax on plastic bags; customers who want them must now pay 33 cents per bag at the register. There was an advertising awareness campaign. And then something happened that was bigger than the sum of these parts.
Within weeks, plastic bag use dropped 94 percent. Within a year, nearly everyone had bought reusable cloth bags, keeping them in offices and in the backs of cars. Plastic bags were not outlawed, but carrying them became socially unacceptable — on a par with wearing a fur coat or not cleaning up after one’s dog.
“When my roommate brings one in the flat it annoys the hell out of me,” said Edel Egan, a photographer, carrying groceries last week in a red backpack.
Drowning in a sea of plastic bags, countries from China to Australia, cities from San Francisco to New York have in the past year adopted a flurry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address the problem, so far with mixed success. The New York City Council, for example, in the face of stiff resistance from business interests, passed a measure requiring only that stores that hand out plastic bags take them back for recycling.
But in the parking lot of a Superquinn Market, Ireland’s largest grocery chain, it is clear that the country is well into the post-plastic-bag era. “I used to get half a dozen with every shop. Now I’d never ever buy one,” said Cathal McKeown, 40, a civil servant carrying two large black cloth bags bearing the bright green Superquinn motto. “If I forgot these, I’d just take the cart of groceries and put them loose in the boot of the car, rather than buy a bag.”
Gerry McCartney, 50, a data processor, has also switched to cloth. “The tax is not so much, but it completely changed a very bad habit,” he said. “Now you never see plastic.”
In January almost 42 billion plastic bags were used worldwide, according to reusablebags.com; the figure increases by more than half a million bags every minute. A vast majority are not reused, ending up as waste — in landfills or as litter. Because plastic bags are light and compressible, they constitute only 2 percent of landfill, but since most are not biodegradable, they will remain there.
In a few countries, including Germany, grocers have long charged a nominal fee for plastic bags, and cloth carrier bags are common. But they are the exception.
In the past few months, several countries have announced plans to eliminate the bags. Bangladesh and some African nations have sought to ban them because they clog fragile sewerage systems, creating a health hazard. Starting this summer, China will prohibit sellers from handing out free plastic shopping bags, but the price they should charge is not specified, and there is little capacity for enforcement. Australia says it wants to end free plastic bags by the end of the year, but has not decided how.
Efforts to tax plastic bags have failed in many places because of heated opposition from manufacturers as well as from merchants, who have said a tax would be bad for business. In Britain, Los Angeles and San Francisco, proposed taxes failed to gain political approval, though San Francisco passed a ban last year. Some countries, like Italy, have settled for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But there were no plastic bag makers in Ireland (most bags here came from China), and a forceful environment minister gave reluctant shopkeepers little wiggle room, making it illegal for them to pay for the bags on behalf of customers. The government collects the tax, which finances environmental enforcement and cleanup programs.
Furthermore, the environment minister told shopkeepers that if they changed from plastic to paper, he would tax those bags, too.
While paper bags, which degrade, are in some ways better for the environment, studies suggest that more greenhouse gases are released in their manufacture and transportation than in the production of plastic bags.
Today, Ireland’s retailers are great promoters of taxing the bags. “I spent many months arguing against this tax with the minister; I thought customers wouldn’t accept it,” said Senator Feargal Quinn, founder of the Superquinn chain. “But I have become a big, big enthusiast.”
Mr. Quinn is also president of EuroCommerce, a group representing six million European retailers. In that capacity, he has encouraged a plastic bag tax in other countries. But members are not buying it. “They say: ‘Oh, no, no. It wouldn’t work. It wouldn’t be acceptable in our country,’ ” Mr. Quinn said.
As nations fail to act decisively, some environmentally conscious chains have moved in with their own policies. Whole Foods Market announced in January that its stores would no longer offer disposable plastic bags, using recycled paper or cloth instead, and many chains are starting to charge customers for plastic bags.
But such ad hoc efforts are unlikely to have the impact of a national tax. Mr. Quinn said that when his Superquinn stores tried a decade ago to charge 1 cent for plastic bags, customers rebelled. He found himself standing at the cash register buying bags for customers with change from his own pocket to prevent them from going elsewhere.
After five years of the plastic bag tax, Ireland has changed the image of cloth bags, a feat advocates hope to achieve in the United States. Vincent Cobb, the president of reusablebags.com, who founded the company four years ago to promote the issue, said: “Using cloth bags has been seen as an extreme act of a crazed environmentalist. We want it to be seen as something a smart, progressive person would carry.”
Some things worked to Ireland’s advantage. Almost all markets are part of chains that are highly computerized, with cash registers that already collect a national sales tax, so adding the bag tax involved a minimum of reprogramming, and there was little room for evasion.
The country also has a young, flexible population that has proved to be a good testing ground for innovation, from cellphone services to nonsmoking laws. Despite these favorable conditions, Ireland still ended up raising the bag tax 50 percent, after officials noted that consumption was rising slightly.
Ireland has moved on with the tax concept, proposing similar taxes on customers for A.T.M. receipts and chewing gum. (The sidewalks of Dublin are dotted with old wads.) The gum tax has been avoided for the time being because the chewing gum giant Wrigley agreed to create a public cleanup fund as an alternative. This year, the government plans to ban conventional light bulbs, making only low-energy, long-life fluorescent bulbs available.
http://www.nytimes.com/2008/02/02/world/europe/02bags.html?em&ex=1202187600&en=a0cb9e6b4946bd27&ei=5087%0A
Sunday, June 10, 2007
Corporate Korea Corks the Bottle as Women Rise
June 10, 2007
Corporate Korea Corks the Bottle as Women Rise
By NORIMITSU ONISHI
SEOUL, South Korea — In a time-honored practice in South Korea’s corporate culture, the 38-year-old manager at an online game company took his 10-person team on twice-weekly after-work drinking bouts. He exhorted his subordinates to drink, including a 29-year-old graphic designer who protested that her limit was two glasses of beer.
“Either you drink or you get it from me tomorrow,” the boss told her one evening.
She drank, fearing that refusing to do so would hurt her career. But eventually, unable to take the drinking any longer, she quit and sued.
In May, in the first ruling of its kind, the Seoul High Court said that forcing a subordinate to drink alcohol was illegal, and it pronounced the manager guilty of a “violation of human dignity.” The court awarded the woman $32,000 in damages for the incidents, which occurred in 2004.
The ruling was as much a testament to women’s growing presence in corporate life here as a confirmation of changes already under way. A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women have joined companies as professionals in the past half decade, corporate South Korea has struggled to change the country’s thoroughly male-centered corporate culture, starting with alcohol.
An evening out with colleagues here follows a predictable, alcohol-centered pattern: dinner, usually some grilled pork, washed down with soju, Korea’s national vodkalike drink; then a second round at a beer hall; then whiskey and singing at a “norae bang,” a Korean karaoke club. Exhorted by their bosses to drink, the corporate warriors bond, literally, so that the sight of dark-suited men holding hands, leaning on one another, staggering toward taxis, is part of this city’s nighttime streetscape. The next morning, back at the office, they are ready to fight, with reaffirmed unity, for more markets at home and abroad.
Many professional women manage to avoid much of the drinking by adopting well-known strategies. They slip away while their male colleagues indulge in a second or third round of drinking. They pour the drinks into potted plants. They rely on male colleagues, called “knights in shining armor,” to take their turns in drinking games.
Companies, too, have begun to respond. Since 2005, Posco, the steel manufacturer, has limited company outings to two hours at its mill in South Korea’s southwest. Employees can raise a red card if they do not want to drink or a yellow card if they want to go home early. At Woori Bank, one of South Korea’s largest, an alarm rings at 10 p.m. to encourage workers to stop drinking and go home usi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which stops running before midnight.
“My boss used to be all about, ‘Let’s drink till we die!’ ” said Wi Su-jung, a 31-year-old woman employed at a small shipping company.
Ms. Wi, who was out enjoying the sun in downtown Seoul, said the atmosphere began changing as more women joined her company in the past couple of years. “The women got together and complained about the drinking and the pressure to drink,” she said. “So things changed last year. Now we sometimes go to musicals or movies instead.”
Kim Chil-jong, who was taking a walk on his lunch hour, said he owned a nine-person publishing company. In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he hired two women for the first time.
“We drink less because of their presence,” Mr. Kim, 47, said. “Before, I’d encourage my workers to drink whenever we went out, but I don’t do that anymore.”
Still, at least 90 percent of company outings — called “hoishik,” or coming together to eat — still center on alcohol, according to the Korean Alcohol Research Foundation. The percentage of women who drink has increased over all as they have joined companies.
Over all, South Koreans consume less alcohol than, say, most Europeans, according to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a research organization financed by industrialized nations.
But Cho Sung-gie, the alcohol foundation’s research director, estimates that South Koreans rank first in binge drinking: the goal is to drink as much as possible, as quickly as possible, so that co-workers loosen up.
Companies have awakened to the potential dangers of bingeing: health threats, decreased productivity and, with more women working, the risk of sexual harassment.
The foundation, though financed largely by the alcohol industry, is considered the authority on the country’s drinking culture. It runs programs on responsible drinking and abstinence, and assists companies to organize outings not centered on alcohol. Chang Kih-wung, a manager in the education team, has even joined company outings to the movies.
“Usually, a company decides to do something about drinking after a guest, often a foreigner, visits and makes a comment like, ‘Man, people drink like crazy here!’ ” Mr. Chang said. “So they’ll invite me for a lecture or organize a single activity — then they forget about it and go back to drinking.”
Traditionally, this corporate culture often began at the job interview itself. Asked whether they liked to drink, applicants knew that there was only one correct answer.
“If they said they didn’t drink, we’d think that we couldn’t work closely together,” said Lee Jai-ho, 40, an engineer at a paper mill that was bought by Norske Skog of Sweden in the late 1990s.
Mr. Lee said he was asked whether he was a good drinker during his job interview in 1992, and he asked the same question of job candidates later. The company’s hard-drinking culture changed, however, after it changed to foreign ownership.
It is this fear of not being accepted as full members of the team that has led many women to drink to excess. A 31-year-old lawyer for a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y, who asked that her name not be used, blacked out during a company outing shortly after she became the first Korean woman to serve as a lawyer in the legal division three years ago. “During my studies, I always competed against men,” she said. “So I didn’t want to lose to men at hoishik.”
She drank so much during dinner at a Chinese restaurant that she remembered nothing past 9 p.m., though the outing lasted until 1 a.m.
However, as more women have joined her division, she said, the emphasis on alcohol has decreased.
“Before it was always grilled pork with soju followed by mixed drinks,” she said. “Now, I can suggest that we go to a Thai or Italian restaurant.”
Not all men were so flexible, though. In the case of the 29-year-old graphic designer, when she was interviewed at the 240-employee online game company in 2004, she was also forced to submit to an “alcohol interview,” according to the court ruling. She could drink only two glasses of beer and no soju at all, she said.
Her boss, though, liked to go out with his 10-person marketing team — six men and four women — at least twice a week until the predawn hours and brooked no excuses.
One time, he told her that if she called upon a “knight in shining armor,” she would have to kiss him. So she drank two glasses of soju. Another time, after she slipped away early, he called her at home and ordered her to come back. She refused.
At the trial, the boss said he was so intent on having his subordinates bond that he sometimes used his own money to take them out drinking. He called the woman a weirdo and said of the lawsuit, “I’m the victim.”
Corporate Korea Corks the Bottle as Women Rise
By NORIMITSU ONISHI
SEOUL, South Korea — In a time-honored practice in South Korea’s corporate culture, the 38-year-old manager at an online game company took his 10-person team on twice-weekly after-work drinking bouts. He exhorted his subordinates to drink, including a 29-year-old graphic designer who protested that her limit was two glasses of beer.
“Either you drink or you get it from me tomorrow,” the boss told her one evening.
She drank, fearing that refusing to do so would hurt her career. But eventually, unable to take the drinking any longer, she quit and sued.
In May, in the first ruling of its kind, the Seoul High Court said that forcing a subordinate to drink alcohol was illegal, and it pronounced the manager guilty of a “violation of human dignity.” The court awarded the woman $32,000 in damages for the incidents, which occurred in 2004.
The ruling was as much a testament to women’s growing presence in corporate life here as a confirmation of changes already under way. A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women have joined companies as professionals in the past half decade, corporate South Korea has struggled to change the country’s thoroughly male-centered corporate culture, starting with alcohol.
An evening out with colleagues here follows a predictable, alcohol-centered pattern: dinner, usually some grilled pork, washed down with soju, Korea’s national vodkalike drink; then a second round at a beer hall; then whiskey and singing at a “norae bang,” a Korean karaoke club. Exhorted by their bosses to drink, the corporate warriors bond, literally, so that the sight of dark-suited men holding hands, leaning on one another, staggering toward taxis, is part of this city’s nighttime streetscape. The next morning, back at the office, they are ready to fight, with reaffirmed unity, for more markets at home and abroad.
Many professional women manage to avoid much of the drinking by adopting well-known strategies. They slip away while their male colleagues indulge in a second or third round of drinking. They pour the drinks into potted plants. They rely on male colleagues, called “knights in shining armor,” to take their turns in drinking games.
Companies, too, have begun to respond. Since 2005, Posco, the steel manufacturer, has limited company outings to two hours at its mill in South Korea’s southwest. Employees can raise a red card if they do not want to drink or a yellow card if they want to go home early. At Woori Bank, one of South Korea’s largest, an alarm rings at 10 p.m. to encourage workers to stop drinking and go home using public transportation, which stops running before midnight.
“My boss used to be all about, ‘Let’s drink till we die!’ ” said Wi Su-jung, a 31-year-old woman employed at a small shipping company.
Ms. Wi, who was out enjoying the sun in downtown Seoul, said the atmosphere began changing as more women joined her company in the past couple of years. “The women got together and complained about the drinking and the pressure to drink,” she said. “So things changed last year. Now we sometimes go to musicals or movies instead.”
Kim Chil-jong, who was taking a walk on his lunch hour, said he owned a nine-person publishing company. In the last couple of years, he hired two women for the first time.
“We drink less because of their presence,” Mr. Kim, 47, said. “Before, I’d encourage my workers to drink whenever we went out, but I don’t do that anymore.”
Still, at least 90 percent of company outings — called “hoishik,” or coming together to eat — still center on alcohol, according to the Korean Alcohol Research Foundation. The percentage of women who drink has increased over all as they have joined companies.
Over all, South Koreans consume less alcohol than, say, most Europeans, according to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a research organization financed by industrialized nations.
But Cho Sung-gie, the alcohol foundation’s research director, estimates that South Koreans rank first in binge drinking: the goal is to drink as much as possible, as quickly as possible, so that co-workers loosen up.
Companies have awakened to the potential dangers of bingeing: health threats, decreased productivity and, with more women working, the risk of sexual harassment.
The foundation, though financed largely by the alcohol industry, is considered the authority on the country’s drinking culture. It runs programs on responsible drinking and abstinence, and assists companies to organize outings not centered on alcohol. Chang Kih-wung, a manager in the education team, has even joined company outings to the movies.
“Usually, a company decides to do something about drinking after a guest, often a foreigner, visits and makes a comment like, ‘Man, people drink like crazy here!’ ” Mr. Chang said. “So they’ll invite me for a lecture or organize a single activity — then they forget about it and go back to drinking.”
Traditionally, this corporate culture often began at the job interview itself. Asked whether they liked to drink, applicants knew that there was only one correct answer.
“If they said they didn’t drink, we’d think that we couldn’t work closely together,” said Lee Jai-ho, 40, an engineer at a paper mill that was bought by Norske Skog of Sweden in the late 1990s.
Mr. Lee said he was asked whether he was a good drinker during his job interview in 1992, and he asked the same question of job candidates later. The company’s hard-drinking culture changed, however, after it changed to foreign ownership.
It is this fear of not being accepted as full members of the team that has led many women to drink to excess. A 31-year-old lawyer for a telecommunications company, who asked that her name not be used, blacked out during a company outing shortly after she became the first Korean woman to serve as a lawyer in the legal division three years ago. “During my studies, I always competed against men,” she said. “So I didn’t want to lose to men at hoishik.”
She drank so much during dinner at a Chinese restaurant that she remembered nothing past 9 p.m., though the outing lasted until 1 a.m.
However, as more women have joined her division, she said, the emphasis on alcohol has decreased.
“Before it was always grilled pork with soju followed by mixed drinks,” she said. “Now, I can suggest that we go to a Thai or Italian restaurant.”
Not all men were so flexible, though. In the case of the 29-year-old graphic designer, when she was interviewed at the 240-employee online game company in 2004, she was also forced to submit to an “alcohol interview,” according to the court ruling. She could drink only two glasses of beer and no soju at all, she said.
Her boss, though, liked to go out with his 10-person marketing team — six men and four women — at least twice a week until the predawn hours and brooked no excuses.
One time, he told her that if she called upon a “knight in shining armor,” she would have to kiss him. So she drank two glasses of soju. Another time, after she slipped away early, he called her at home and ordered her to come back. She refused.
At the trial, the boss said he was so intent on having his subordinates bond that he sometimes used his own money to take them out drinking. He called the woman a weirdo and said of the lawsuit, “I’m the victim.”
For One Visit, Bush Will Feel Pro-U.S. Glow
For One Visit, Bush Will Feel Pro-U.S. Glow
http://www.nytimes.com/2007/06/09/world/europe/09albania.html?em&ex=1181620800&en=6c0473e76408e8cd&ei=5087%0A
By CRAIG S. SMITH
Published: June 9, 2007
TIRANA, Albania, June 8 — The highlight of President Bush’s European tour may well be his visit on Sunday to this tiny country, one of the few places left where he can bask in unabashed pro-American sentiment without a protester in 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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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ar Kryeziu/Associated Press
Women passing the day at a park in Tirana, Albania, where the American and Albanian flags are on display in anticipation of President Bush’s visit Sunday. He will be the first sitting American president to stop by.
The New York Times
The mayor of Tirana calls Albania “the most pro-American country.”
Americans here are greeted with a refreshing adoration that feels as though it comes from another time.
“Albania is for sure the most pro-American country in Europe, maybe even in the world,” said Edi Rama, Tirana’s mayor and leader of the opposition Socialists. “Nowhere else can you find such respect and hospitality for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Even in Michigan, he wouldn’t be as welcome.”
Thousands of young Albanians have been named Bill or Hillary thanks to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role in rescuing ethnic Albanians from the Kosovo war. After the visit on Sunday, some people expect to see a rash of babies named George.
So eager is the country to accommodate Mr. Bush that Parliament unanimously approved a bill last month allowing “American forces to engage in any kind of operation, including the use of force, in order to provide security for the president.” One newspaper, reporting on the effusive mood, published a headline that read, “Please Occupy Us!”
There are, to be sure, signs that the rest of Europe is tilting a bit more in America’s direction,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old” and “new” Europe that opened with disagreements over the Iraq war.
France’s new president, Nicolas Sarkozy, wants to forget the acrimony that marked his predecessor’s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even appointing a pro-American foreign minister, Bernard Kouchner, who supported the United States’ invasion of Iraq.
Shortly after taking office,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declared that Germany did “not have as many values in common with Russia as it does with America.” She has since proposed a new trans-Atlantic economic partnership that would get rid of many non-tariff barriers to trade.
And Gordon Brown, who will succeed Tony Blair as Britain’s prime minister this month, has vacationed several times on Cape Cod and befriended a succession of Treasury officials. He is expected to maintain what Britons call the country’s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head of other American allies.
So “old Europe” has warmed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although there has been no fundamental shift toward more American-friendly policies. But even in “new Europe,” as the post-Communist stat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have been called, Albania is special.
Much of Eastern Europe has grown more critical of Mr. Bush, worried that the antimissile defense shield he is pushing will antagonize Russia and lead to another cold war. Many Eastern Europeans, Czechs and Poles among them, are also angr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maintained cumbersome visa requirements even though their countries are now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Union.
But here in Albania, which has not wavered in its unblinking support for American policie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Mr. Bush can do no wrong. While much of the world berates Mr. Bush for warmongering, unilateralism, trampling civil liberties and even turning a blind eye to torture, Albania still loves him without restraint.
Mr. Bush will be the first sitting American president to visit the country, and his arrival could not come on a more auspicious day: the eighth anniversary of the start of Serbian troop withdrawals from Kosovo and ratification by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of the American-brokered peace accord that ended the fighting. Mr. Bush is pushing the Security Council to approve a plan that would lead to qualified Kosovo independence.
Albanians are pouring into the capital from across the region. Hotel rooms are as scarce as anti-American feelings.
Albanians’ support for the war in Iraq is nearly unanimous, and any perceived failing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re studiously ignored. A two-day effort to find anyone of prominence who might offer some criticism of the United States turned up just one name, and that person was out of the country.
Every school child in Albania can tell you that President Woodrow Wilson saved Albania from being split up among its neighbors after World War I, and nearly every adult repeats the story when asked why Albanians are so infatuat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James A. Baker III was mobbed when he visited the country as secretary of state in 1991. There was even a move to hold a referendum declaring the country America’s 51st state around that time.
“The excitement among Albanians over this visit is immeasurable, beyond words,” said Albania’s new foreign minister, Lulzim Basha, during an interview in his office, decorated with an elegant portrait of Faik Konica, who became the first Albanian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26. “We truly believe that this is a historic moment that people will look back on decades later and talk about what it meant for the country.”
Mr. Bush’s visit is a reward for Albania’s unflinching performance as an unquestioning ally. The country was among the first American allies to support Washington’s refusal to submit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t was one of the first countries to send troops to Afghanistan and one of the first to join the forces in Iraq. It has soldiers in both places.
“They will continue to be deployed as long as the Americans are there,” Albania’s president, Alfred Moisiu, said proudly in an interview.
Most recently, the country has quietly taken several former detainees from the base at Guantánamo Bay, Cuba, off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hands when sending them to their home countries was out of the question. There are eight so far, and Mr. Moisiu said he is open to accepting more.
Mr. Rama, Tirana’s mayor, says he is offended when Albania’s pro-Americanism is cast as an expression of “provincial submission.”
“It’s not about being blind,” he said, wearing a black T-shirt emblazoned with the Great Seal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U.S. is something that is really crucial for the destiny of the world.”
The pro-American feeling has strayed into government-commercial relations. The Albanian government has hired former Homeland Security Secretary Tom Ridge as a consultant on a range of issues, includ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national identity card.
Many people questioned the procedures under which a joint venture led by Bechtel won Albania’s largest public spending project ever, a contract to build a highway linking Albania and Kosovo. President Moisiu said state prosecutors were now looking at the deal.
In preparation for Mr. Bush’s six-hour visit, Tirana has been draped in American flags and banners that proclaim, “Proud to be Partners.” A portrait of Mr. Bush hangs on the “Pyramid,” a cultural center in the middle of town that was built as a monument to Albania’s Communist strongman, Enver Hoxha. State television is repeatedly playing a slickly produced spot in which Prime Minister Sali Berisha welcomes Mr. Bush in English.
What Mr. Bush will get in return from the visit is the sight of cheering crowds in a predominantly Muslim nation. When asked by an Albanian reporter before leaving Washington what came to mind when he thought of Albania, Mr. Bush replied, “Muslim people who can live at peace.”
Albania is about 70 percent Muslim, with large Orthodox and Catholic populations. To underscore the country’s history of tolerance, President Moisiu will present Mr. Bush with the reproduction of an 18th-century Orthodox icon depicting the Virgin Mary and baby Jesus flanked by two mosques.
“President Bush is safer in Albania than in America,” said Ermin Gjinishti, a Muslim leader in Albania.
Tim Golden contributed reporting from Tirana, and Alan Cowell from London.
http://www.nytimes.com/2007/06/09/world/europe/09albania.html?em&ex=1181620800&en=6c0473e76408e8cd&ei=5087%0A
By CRAIG S. SMITH
Published: June 9, 2007
TIRANA, Albania, June 8 — The highlight of President Bush’s European tour may well be his visit on Sunday to this tiny country, one of the few places left where he can bask in unabashed pro-American sentiment without a protester in s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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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sar Kryeziu/Associated Press
Women passing the day at a park in Tirana, Albania, where the American and Albanian flags are on display in anticipation of President Bush’s visit Sunday. He will be the first sitting American president to stop by.
The New York Times
The mayor of Tirana calls Albania “the most pro-American country.”
Americans here are greeted with a refreshing adoration that feels as though it comes from another time.
“Albania is for sure the most pro-American country in Europe, maybe even in the world,” said Edi Rama, Tirana’s mayor and leader of the opposition Socialists. “Nowhere else can you find such respect and hospitality for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Even in Michigan, he wouldn’t be as welcome.”
Thousands of young Albanians have been named Bill or Hillary thanks to the Clinton administration’s role in rescuing ethnic Albanians from the Kosovo war. After the visit on Sunday, some people expect to see a rash of babies named George.
So eager is the country to accommodate Mr. Bush that Parliament unanimously approved a bill last month allowing “American forces to engage in any kind of operation, including the use of force, in order to provide security for the president.” One newspaper, reporting on the effusive mood, published a headline that read, “Please Occupy Us!”
There are, to be sure, signs that the rest of Europe is tilting a bit more in America’s direction,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old” and “new” Europe that opened with disagreements over the Iraq war.
France’s new president, Nicolas Sarkozy, wants to forget the acrimony that marked his predecessor’s relat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even appointing a pro-American foreign minister, Bernard Kouchner, who supported the United States’ invasion of Iraq.
Shortly after taking office, Chancellor Angela Merkel declared that Germany did “not have as many values in common with Russia as it does with America.” She has since proposed a new trans-Atlantic economic partnership that would get rid of many non-tariff barriers to trade.
And Gordon Brown, who will succeed Tony Blair as Britain’s prime minister this month, has vacationed several times on Cape Cod and befriended a succession of Treasury officials. He is expected to maintain what Britons call the country’s “speci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head of other American allies.
So “old Europe” has warmed toward the United States, although there has been no fundamental shift toward more American-friendly policies. But even in “new Europe,” as the post-Communist states of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have been called, Albania is special.
Much of Eastern Europe has grown more critical of Mr. Bush, worried that the antimissile defense shield he is pushing will antagonize Russia and lead to another cold war. Many Eastern Europeans, Czechs and Poles among them, are also angry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maintained cumbersome visa requirements even though their countries are now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Union.
But here in Albania, which has not wavered in its unblinking support for American policie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Mr. Bush can do no wrong. While much of the world berates Mr. Bush for warmongering, unilateralism, trampling civil liberties and even turning a blind eye to torture, Albania still loves him without restraint.
Mr. Bush will be the first sitting American president to visit the country, and his arrival could not come on a more auspicious day: the eighth anniversary of the start of Serbian troop withdrawals from Kosovo and ratification by the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of the American-brokered peace accord that ended the fighting. Mr. Bush is pushing the Security Council to approve a plan that would lead to qualified Kosovo independence.
Albanians are pouring into the capital from across the region. Hotel rooms are as scarce as anti-American feelings.
Albanians’ support for the war in Iraq is nearly unanimous, and any perceived failings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are studiously ignored. A two-day effort to find anyone of prominence who might offer some criticism of the United States turned up just one name, and that person was out of the country.
Every school child in Albania can tell you that President Woodrow Wilson saved Albania from being split up among its neighbors after World War I, and nearly every adult repeats the story when asked why Albanians are so infatuat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James A. Baker III was mobbed when he visited the country as secretary of state in 1991. There was even a move to hold a referendum declaring the country America’s 51st state around that time.
“The excitement among Albanians over this visit is immeasurable, beyond words,” said Albania’s new foreign minister, Lulzim Basha, during an interview in his office, decorated with an elegant portrait of Faik Konica, who became the first Albanian ambassador to the United States in 1926. “We truly believe that this is a historic moment that people will look back on decades later and talk about what it meant for the country.”
Mr. Bush’s visit is a reward for Albania’s unflinching performance as an unquestioning ally. The country was among the first American allies to support Washington’s refusal to submit to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It was one of the first countries to send troops to Afghanistan and one of the first to join the forces in Iraq. It has soldiers in both places.
“They will continue to be deployed as long as the Americans are there,” Albania’s president, Alfred Moisiu, said proudly in an interview.
Most recently, the country has quietly taken several former detainees from the base at Guantánamo Bay, Cuba, off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hands when sending them to their home countries was out of the question. There are eight so far, and Mr. Moisiu said he is open to accepting more.
Mr. Rama, Tirana’s mayor, says he is offended when Albania’s pro-Americanism is cast as an expression of “provincial submission.”
“It’s not about being blind,” he said, wearing a black T-shirt emblazoned with the Great Seal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U.S. is something that is really crucial for the destiny of the world.”
The pro-American feeling has strayed into government-commercial relations. The Albanian government has hired former Homeland Security Secretary Tom Ridge as a consultant on a range of issues, includ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a national identity card.
Many people questioned the procedures under which a joint venture led by Bechtel won Albania’s largest public spending project ever, a contract to build a highway linking Albania and Kosovo. President Moisiu said state prosecutors were now looking at the deal.
In preparation for Mr. Bush’s six-hour visit, Tirana has been draped in American flags and banners that proclaim, “Proud to be Partners.” A portrait of Mr. Bush hangs on the “Pyramid,” a cultural center in the middle of town that was built as a monument to Albania’s Communist strongman, Enver Hoxha. State television is repeatedly playing a slickly produced spot in which Prime Minister Sali Berisha welcomes Mr. Bush in English.
What Mr. Bush will get in return from the visit is the sight of cheering crowds in a predominantly Muslim nation. When asked by an Albanian reporter before leaving Washington what came to mind when he thought of Albania, Mr. Bush replied, “Muslim people who can live at peace.”
Albania is about 70 percent Muslim, with large Orthodox and Catholic populations. To underscore the country’s history of tolerance, President Moisiu will present Mr. Bush with the reproduction of an 18th-century Orthodox icon depicting the Virgin Mary and baby Jesus flanked by two mosques.
“President Bush is safer in Albania than in America,” said Ermin Gjinishti, a Muslim leader in Albania.
Tim Golden contributed reporting from Tirana, and Alan Cowell from London.
Tuesday, April 24, 2007
Line Up and Pick a Dragon: Bhutan Learns to Vote [NY Times]
J. Adam Huggin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The people of the tiny Buddhist nation of Bhutan undertook a sort of fire drill for democracy over the weekend and set down an important marker on their carefully ordered journey toward modernity. In Thimphu, the nation's capital, they lined up to cast their votes in the country's first round of mock elections
At a polling station in Thimphu, Bhutanese voted Sunday in the first round of a mock election for Parliament. The real election is next year.
Election officials tested a voting machine at a polling station in Thimphu before the polls opened to the public for voting.
King Jigme Singye Wangchuck, who recently announced his plan to abdicate, has ordered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next year. In preparation for the real thing, more than 125,000 citizens lined up at voting booths across the country to take part in mock elections.
The king’s call for elections, along with a constitution that will introduce multiparty democracy, forestalls any ferment for freedom, from inside or outside the country.
Line Up and Pick a Dragon: Bhutan Learns to Vote
By SOMINI SENGUPTA
THIMPHU, Bhutan, April 22 — Can “Desperate Housewives,” free trade and multiparty elections deliver happiness?
The people of Bhutan, the tiny Buddhist nation once known as the hermit kingdom of the Himalayas, pondered these questions this weekend as they undertook a sort of fire drill for democracy and set down an important marker on their carefully ordered journey toward modernity.
King Jigme Singye Wangchuck, who recently announced his plan to abdicate, has ordered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next year.
In preparation for the real thing, more than 125,000 citizens, many with more than a little ambivalence, lined up at voting booths across the country on Saturday to take part in mock elections.
They chose among four “dummy” political parties: Druk Blue, Druk Green, Druk Red and Druk Yellow. The Druk, or thunder dragon, is the national symbol.
Having once sealed itself off from the world, the lair of the Druk has cautiously and deliberately begun opening up. Television, including foreign cable stations, was introduced only in 1999 (and more recently featured an episode of “Desperate Housewives” on election day). The Internet came soon after.
There are no McDonald’s golden arches poking out from the blue pine forests yet, though the influence of global consumer culture can be glimpsed in the Pepe jeans on young men and a convenience store here that calls itself 8-Eleven.
The government is considering join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Foreign tourists are allowed to come in somewhat larger numbers than before, though still chaperoned from one high-priced resort to another. “A cautious approach,” Prime Minister Khandu Wangchuck called it. In an interview here on Friday, he added: “We were conscious of the fact that interaction with the world would only benefit us. We have had no reason to put the brakes on.”
Elections, he said, have been embraced, albeit reluctantly, by the citizenry because the king wanted them.
“The objectives are to ensure national security, national sovereignty, well-being and prosperity, which will lead to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also,” the prime minister said. “His Majesty believes this is the best form of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of Bhutan are ready to launch this.”
How the strange lures of modernity will affect the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the unusual yardstick the king invented to measure his nation’s progress, is a matter of uncertainty and wonder in this country.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includes criteria like equity, good government and harmony with nature. It apparently does not include harmony with the 100,000 ethnic Nepalis who fled Bhutan after a royal crackdown on their agitation for democratic rights and have languished since 1990 in refugee camps in Nepal.
In any case, the king’s call for elections, along with a constitution that will introduce multiparty democracy, forestalls any ferment for freedom, from inside or outside the country.
But all that is in its infancy. For the moment at least, Bhutan does not resemble a democracy, particularly compared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Barely two political parties have been formed. It is far from having an outspoken free press or an active civil society. Criticism of government policy is rare, except from abroad.
Not surprisingly, ethnic Nepali dissidents have denounced the elections as a ploy to deflect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from the refugee crisis. The government prefers to call them illegal immigrants who had to be forced out because they threatened to swamp a small, fragile country of about 700,000 people.
The Bhutanese monarchy turns 100 this year, and the king apparently decided that this was an auspicious time to further reduce its power. The national elections next year are part of a process that began nearly a decade ago, when the king introduced nonparty elections for Parliament.
Next, day-to-day administration was handed over to the cabinet. The proposed constitution would remove the king as head of the government, set a mandatory retirement age of 65 for the ruler and empower an elected Parliament to oust him from the throne by a two-thirds vote.
Last December, after more than 30 years in power, the current king announced that he was abdicating in favor of his 26-year-old son, Jigme Khesar Namgyel Wangchuck.
The prospect of self-government seemed to send shivers down many spines here. “Why have politicians?” people wanted to know, expressing doubts about the results of democracy in neighboring countries. Isn’t the king always supposed to know what is best for his people and guide them accordingly?
“I’m a little bit skeptical,” Sonam Wangmo, 38, said as she waited in line Saturday to cast her vote in a neighborhood school with calla lilies blooming in the garden. “I’m not sure whether it will work, or whether it will be better for our country.”
Two long lines formed on the school grounds, one for men, one for women, quiet and well-disciplined, and with only a few grumbles despite waits of up to an hour or more just to reach the voting booth.
Unusually for this part of the world, Bhutan is a very orderly place, where traffic rules are closely obeyed and the color of a shawl denotes social rank. Native dress is mandatory at work and at school. For men that means a knee-length robe, for women a short jacket and long wraparound skirt.
With sustained government spending on health and education in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there have been remarkable gains in basic social indicators, from reducing child mortality to increasing school enrollment.
Bhutan remains a poor country, heavily reliant on foreign aid and with little industry. But it is set to reap the latest bounty from the one natural resource that it has in plenty: the water that comes rushing down from the Himalayas, which it has harnessed, with Indian help, to create hydroelectric power. Most of that power will be exported to India.
What clocks are to Switzerland, water can be for Bhutan. According to the World Bank, the country could see up to 14 percent annual economic growth in the coming years, though it will not necessarily create many jobs.
“The going is good,” said Tshering Tobgay, 42, a former civil servant who is working with a former cabinet minister to start the 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We want more of the same.”
This is one reason, he said, that even would-be politicians like himself find it hard to sell their message to the citizenry. “We are not starting a party because we have an ideology,” he said. “We’re not starting a party because we have a vision for a better Bhutan. We are starting a party because the king has ordered us.”
He sat on the patio of a bar, cupping his beer can in a napkin, because it was Friday and alcohol sales were prohibited on the day before the election. “It’s a big compliment to the king that no one’s very enthusiastic.”
Another patron in the bar, Kesang Dorji, 36, said he was puzzled by the royal order to vote, but intended to obey. “We have to stand fast to the wisdom of our monarch,” he said. “He knows what’s best for us. Any normal person would think, ‘Why this, when everything is O.K.?’ ”
Holding on to the way things are seems to have been Bhutan’s choice in the mock elections. Each of the Druk parties presented a platform. Druk Blue promised to fight corruption and extend free health care and education. Druk Green stood for environment-friendly development. Druk Red promised industrialization. And Druk Yellow asked: “Do you believe in the preservation and promotion of our rich cultural heritage and tradition? Vote for Druk Yellow Party.”
On Sunday, Druk Yellow emerged as the hands-down winner, with 44 percent of the vote, according to the Election Commission. Next month it takes on Druk Red, which won about 20 percent, in a mock runoff.
Tilak Pokharel contributed reporting from Katmandu, Nepal.
http://www.nytimes.com/2007/04/24/world/asia/24bhutan.html?ex=1178078400&en=b58c592a16693300&ei=5070&emc=eta1
Prime Minister Khandu Wangchuk with a portrait of the king. Elections, the prime minister said, have been embraced, albeit reluctantly, by the citizenry because the king wanted them.
Long lines formed, one for men, one for women, quiet and well-disciplined, and with only a few grumbles despite waits of up to an hour or more just to reach the voting booth.
J. Adam Huggin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Tshering Tobgay, who is starting the 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said: "We are not starting a party because we have an ideology. We’re not starting a party because we have a vision for a better Bhutan. We are starting a party because the king has ordered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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