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在现代文明的共有平台上

2008-02-24 　来源: 南风窗(广州)　

　　利己利他、性善性恶并不是“左右”分野的真正原因。在这方面争论恐怕是在制造假问题。“利他”和“自由”并不矛盾，而且真正高尚的“利他”就是以自由为前提的。

作者：秦晖　清华大学教授

近年来“左右”成了一个热门话题，1997年有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2004年国企改革讨论与2005年医疗和教育改革讨论实际上也是这类讨论的具体化。

一般历史书上说左右这对概念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当时国民公会议员中主张激进变革的坐左边，保守的或不那么激进的坐右边，于是就有了“左派”“右派”的区别：左派是激进派，右派是保守派。但这显然太过简单：如今有时可见“右翼激进主义者”或者“激进右派”之类的提法，如果说右派本身意味着“保守”而和激进不相容，那“激进右派”的提法不就像说“黑色的白”一样滑稽吗？

所以仅仅讲激进与否，仅仅讲变革与保守，恐怕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关键在于保什么、守什么，所谓变革是要向哪里变。有些人把激进和渐进作为一个对立，这虽然有意义，但是速度毕竟相比方向而言还是第二位的，因此我们首先要弄明白向哪个方向进，然后才有激进和渐进的区别。

但是朝哪里进，并不是打个什么“主义”的招牌就能表明的。今天“左派”说“右派”要维护“资本”，“右派”说“左派”要维护“权贵”，其实他们双方中的许多人或许都是出自好意，自以为维护“国家”或“人民”，但政治哲学、制度偏好和政策主张使他们差异很大。而且，一些差异是假想的，实际未必存在。另一些更深刻的差异却未必被意识到。

利他与利己是假想的差异

如今有人喜欢强调利己利他、性善性恶之别。这个区别有时被说成似乎是“文化”上的：“西方文化”强调性恶论，“中国文化”或所谓儒家文化则强调性善论。有时又被说成是“主义”上的：一些左派朋友常喜欢批评右派主张人性“利己”，而他们则主张利他或利公。据说“资本主义”主张自私自利，计划经济则主张先人后己、大公无私。不管这些说法是在“中西”文化之别的意义上，还是在“左右”主义之别的意义上，大概讲的都是两个意思：

第一作为事实判断，他们否认人性自利，强调现实中有许多高尚的人和高尚行为如雷锋、白求恩等等。近年流行的一部左派活报剧让一个女妖状的“美帝国主义者”怪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尽管这句话本是“国产”而且流行于国人不知“自由”为何物的时代，但据说“自由主义”或“西方文化”信的就是这个。

第二作为价值判断，这些朋友说利己是恶，利他利公是善，应该抑前者而扬后者。人不应只顾自己，应该为别人、为整体利益而奉献，等等。

这两种批评完全不得要领。“西方文化”就不必说了，西方文化本身就包括社会主义一支，马克思、恩格斯不都是西方人吗？如果讲“主义”，那么所谓人必定自利这个事实判断和人应该自利这个价值判断果真是“自由主义”的基础吗？有人常讲西方人都是崇尚自利的，果真如此你怎么能理解基督教在西方的影响？基督教崇拜谁？崇拜耶稣。而耶稣，不管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至少基督徒都相信他是一个为了拯救人类，不惜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如果西方人“崇尚”自利，他们不应该崇拜耶稣，而应该崇拜犹大才对——犹大为了30个银币把耶稣出卖，才是自私的典型。“自私的”西方人为什么不崇拜犹大，而崇拜基督？自由主义者当然并非都是基督徒，它的人性根源是普世性的而不限于某个“文化”，但它大行其道的确是自基督教文明地区始，大量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基督徒，那么，据说是“自私”的主义者怎么会崇拜耶稣这样的无私者呢？

在这里我也要反对一种流行的说法：以往体制的毛病，就是因为太过弘扬理想主义，从反右到“文革”都是鼓吹信仰鼓吹太多了。然而基督教讲信仰、鼓吹崇高，也许一点不下于某种意识形态。他们不但敬拜耶稣，还宣传很多圣徒，各种为拯救众生而受苦蒙难乃至上绞架、上火刑柱的殉教者。在中世纪的确有“以信仰为借口的专制”，但今天西方人同样是基督徒，其信仰、崇高却不再会带来专制，为什么？

两种截然相反的“利他”

显然，无论中西、左右，疾恶向善、赞赏利他是同样的。但同样无论中西左右，“利他”之为“善”都有个关键的前提，即这“利他”是在自由、自愿基础上发生的行为。

是不是任何“利他”都是善？当然不一定！“利他”有时是恶，而且可能是大恶！这显而易见：我们一般认为雷锋做好事是自愿的，那么这是就善。但如果有人拿着刀逼你“利他”，这是好事吗？我自愿把我的东西给你，这叫慈善。如果你拿刀逼我把我的东西给你，这叫什么呢？这就叫抢劫。抢劫是不是善？当然不是。

人类历史上有大量“被迫利他”的例子，奥斯威辛大门上的横额曰：“劳动使人自由”，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门额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不是“好话”吗？但一旦这“好话”用强制的、剥夺自由的办法来实现，那就成为大恶之尤了！ 所以，以利他为善，首先有一个前提，即利他者是充分自由的。没有这个自由，利谁根本不由你，利他利己有什么必要划分？从普罗米修斯、耶稣一直到我们过去宣传的雷锋同志，都有大善之名，就是因为人们相信他们是自愿、而非被迫地作出了那些选择。而有些利他行为，人们之所以有不同的善恶评价，就是因为对其是否自由为之的判断不同，“自由利他是善，被迫利他为恶”的逻辑还是一样的。

另一方面，“利他”行为的对象即受利者在这一过程中显然不是利他而是自利的。那么这自利是不是恶呢？一般人们也认为不是。否则就难办了：比如我是慈善家，我当然很光彩，但接受我慈善的人是不是坏人呢？当然不是。在自由的条件下利他是善，而接受此种善意者当然是在利己，但这也不是恶，因为他没有侵犯他人的权利。但是如果相反，在不自由的条件下出现“利他”，比如土匪抢了一个人，也就是强迫这个人“利他”。那强迫者当然是大邪恶，而被强迫的苦主并非恶人，但是他只是值得同情，并不值得崇尚。无论中西、左右，人们从来不会把被抢劫的人当作“向善”的榜样。

总而言之，以利己利他、性善性恶分“左右”，或者类似地，以“理想主义”（高调向善）与“现实主义”（不向善或不那么高调向善）来区分二者都是糊涂之论。现代文明中的左、右派，至少在这两点上并无区别：第一，他们都认自由利他为善，而受利者也不为恶。第二，他们都认强迫人利他为恶，而被强迫者也不为善。合而言之，“在自由的基础上承认利己而崇尚利他”应该是个共识。

“君子国”里的市场经济

由于过去以“理想”为借口的强制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如今有些被认为属于“右派”的朋友更愿意宣传“现实主义”，不但讲人实际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自利的，而且说如果人都利他反而不好。就像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中那个君子国，里面的人只知利他、不知利己。一般做买卖都是卖者欲贵，买者欲贱，而君子国相反，那里是卖者欲贱买者欲贵，于是吵得一塌糊涂。这个朋友于是说：你看如果双方都是坚决只利他、不利己，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吵得不可开交，也不是什么好事。

另一个朋友，据说是“左派”，就反驳说：你逻辑有问题。如果贱买贵卖会产生矛盾，可以通过讨价还价解决。那么同样贱卖贵买会产生矛盾，为什么就不能通过讨价还价来解决呢？贱买贵卖的人可以做买卖，可以成交，为什么贱卖贵买的人就不能做买卖，就不能成交呢？为什么以此说利他主义行不通，利己主义才行得通？这是没有道理的！

我觉得他问得非常好！他的反问说明：不管双方都是自利的，或者双方都是利他的，在逻辑上都会产生矛盾。但是有矛盾不要紧，可以通过自由协商解决。不仅人人自私的情况下可以设想市场经济，人人是雷锋我们不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吗？那就是李汝珍讲的“君子国”。现实中见不到“君子国”，是因为从经验上讲人人利他不太可能，而不是逻辑上利他主义和市场经济有什么矛盾。纯从逻辑上讲，“纯利他”的“君子国”不是完全可以在市场经济中、乃至在“纯市场经济”乃至“市场社会”（请注意《镜花缘》中的那个“君子国”根本没有“计划”和“专政”的影子）中存在吗？

可怪的恰恰是：今天有人反对市场经济、至少是反对“纯市场经济”的理由，恰恰是说市场规则很不高尚，它只意味着性恶论，所以会败坏人心导致社会堕落云云。根据那个“左派”朋友质疑的逻辑，不正说明他们自己其实并不相信“性善论”吗？这怎么还好批判别人讲“性恶论”呢？

这时另一个“左派”朋友回应道：凭什么说如果这些人都利他，就会争得不可开交？比如在公共汽车上，据他说过去人们道德很高尚，现在的道德就不行了。说以前我们经常在公共汽车上看到几个人谦让，互相让座，这就是君子。但是这些人并没有像李汝珍写的那样争得不可开交，很快让座就让成了，很好嘛，没有什么矛盾。

的确，一般来讲，自由利他引起的矛盾的确没有自由利己引起的矛盾厉害。这个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为什么让座很少引起争执？因为要找到一个接受你让的人应该说并不困难，因此不会发生争执，有点小争执也不会很激烈。这说明在经验上利他的确比利己脆弱，至少在陌生人之间是如此：要找到接受你让座的人，也就是愿意接受你的“利他”以自利的人并不困难，至少比相反的寻找容易。但是我这里要把逻辑再往前推一步：假定这些君子的利他像小人的利己一样坚决，甚至比后者更坚决，那也没什么，像李汝珍所说，自由交易一样可以解决问题。

换句话说，在自由的条件下一切都好办：如果有人自愿利他、有人自愿利己，而且都出于自由意志，那就是一个皆大欢喜的“让座故事”。如果大家都利己，那就做交易，讨价还价而各得其所。如果大家都利他，也很简单，照样讨价还价，就像“君子国”中描写的那样。只要大家都尊重彼此的权利，不拔刀相向滥行强制，“君子国”的交易与“小人国”的交易，乃至君子与小人并存的“普通国”的交易都不会出轨，都可以使人们各得其所。这种秩序不是无矛盾，但保持相对和谐应当不成问题，起码总比滥行强制拔刀相向好。

当然，通常“大家都利他”要比“大家都利己”少见，君子国比小人国少见。因此一些朋友强调人性利己。如果仅指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我想这合乎一般人的经验。不过自由主义的论证似乎并不依赖这种经验，无论市场经济还是民主政治都并不以“大家都利己”为前提。极而言之，即便在人皆利他的“君子国”中，自由主义仍然可以成立。不但如此，正如我还会提到的：我认为那种“大家都利己”的现实体验恰恰可以解释自由制度的建立无论在中在西都何以如此困难，需要理想主义的努力。而社会主义（指民主社会主义）事业的艰难其实也出自同样原因。

搭建共有平台

利己利他、性善性恶并不是“左右”分野的真正原因。在这方面争论恐怕是在制造假问题。“利他”和“自由”并不矛盾，而且真正高尚的“利他”就是以自由为前提的。这无论对于东方还是西方、对于文明的左派还是右派都是不言而喻的，应该说是共识。市场经济要讲“经济人预设”，但并不以事实上人们都自利甚或必须自利为前提。而福利国家不以此为前提就更不待言。至于民主政治在现代文明中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与福利国家的共同背景，左右派的共有平台，当然就更不是“左右”的真正分野。

(本文来源：南风窗 作者：秦晖)
http://news.163.com/08/0224/09/45F6UFRQ000121EP.html

【王琳】不鉴定虎照更浪费纳税人的钱

2008-02-24 　来源: 南方网　

　　两相对照，某些官员的道德操守比起一个喜欢与女伴拍点艳照的艺人来说，确还远远不如。

作者：王琳　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

被誉为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严复曾言，“华风之弊，八字尽之：始于作伪，终于无耻。”在绝大多数专家及公众看来，“陕西华南虎照”系伪造这已是板上钉钉的事实，奈何当事人之一的陕西省林业厅坚挺其发布的照片为真。

就虎照鉴定程序而言，本该由作为发布方的陕西省林业厅证明为真，否则就有浪费纳税人钱财的嫌疑。然而，“虎照门”却是以网友的不断证伪，方将事件推向一个又一个高潮。在“年画虎”出现后，“镇坪虎”真伪已辨，面对汹涌的民意，国家林业局和陕西省政府明令陕西省林业厅提起二次鉴定。这“有关部门”自认为已脱身事外，然而陕西省林业厅作为嫌疑人却并无自裁的勇气，其对二次鉴定虚与委蛇，暗渡陈仓也在情理之中―――中国的官员基于道德自觉而先壮士断腕，后引咎辞职的毕竟凤毛麟角。

国家林业局不会想不到今天这样的结局，其发言人用“二次鉴定已取得突破性进展”来糊弄公众，如果不是昏庸渎职，那也是一种行政不道德―――随时都可能被揭穿的谎言未免太低估了受众的智商和网友坚持打假的决心。而陕西省林业厅为阻止二次鉴定，居然提出“如果鉴定机构认为虎照造假，需还原造假现场和具体环节”的强硬要求，更堪称“无耻至极”。可曾设想有父母提请亲子鉴定时还对鉴定者要求，“如果认定子女与送检人系非血缘关系，请还原造假现场”？

公众当然不能答应“始于作伪”的华南虎照就这样“终于无耻”。众所期盼的“权威的官方鉴定”，其实也大可不必以某方当事人的提请、甚至以刑事案件的确立为前提。昨日媒体又公布了国家两大鉴定机构拒绝虎照鉴定的理由，在我看来，除了“老虎屁股摸不得”这一条之外，其他大都站不住脚。如果说造假嫌疑人的“无耻”是基于自保的最后挣扎，鉴定机构拒绝鉴定则让关注“虎照门”的公众失望之余，也错过了一次为鉴定机构正名的绝好机会―――于中国的司法鉴定而言，背负“多头鉴定”、“重复鉴定”、“随意鉴定”的尴尬已然久矣。

据称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拒绝鉴定“华南虎照”的理由有二，一是只接受公、检、法的委托，鉴定刑事案子，二是不想浪费纳税人的钱。也许公安部鉴定机构的惯常受案范围确系如此，但鉴定机构终归是一种服务组织。司法鉴定多基于诉讼需要而产生，却并非一定要以刑事案件的成立为前提。只要有委托方的委托而又在鉴定机构的服务范围之内，就可以也应该接受。如果既有技术力量也有技术能力能够鉴定却拒不鉴定，不正如的士拒载一样，有浪费鉴定资源之嫌吗？至于“不想浪费纳税人的钱”，其潜台词倒像在说，“华南虎照”根本无须鉴定，以普通人的智力与常识也能一眼辨别。惜乎今日之困局，正在于缺少一份“权威的官方鉴定”来封堵住嫌疑人的“无耻”。鉴定机构正可担此重任，以终结“华南虎照”真伪之争，从而将事件引入究责程序。而今鉴定机构拒不接受，“虎照门”陷入“二次鉴定困局”，这正是造假嫌疑人所乐于见到的。“虎照门”久拖不决，不但行政公信将继续流失，国家也将因此而耗费更多的纳税人财物。

至于司法部司法鉴定中心“只鉴定人，不鉴定动物”的理由，更像是委婉的推辞。“华南虎照”二次鉴定的实质，是影像鉴定。鉴定机构能否鉴定的关键，是有无鉴定能力，而不是自设的鉴定范围。证明照片中的“华南虎”为非活体，在鉴定上有多种方式，只要鉴定机构具备其中一种，即可揭开虎照的真相。鉴定以科学性为唯一标准，提请人提出的任何非具科学性的要求，鉴定机构大可不必理会。

然而回到“虎照门”事件，我们也无须对鉴定机构的拒绝鉴定作过多的道德批判。事实上，“老虎屁股摸不得”这一条已足以成为鉴定机构视二次鉴定为畏途的全部理由。用国家林业局发言人的话来说，这行政机构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而于“虎照门”中缺位的机构，又何止这两家鉴定中心。当有网友向陕西公安部门举报周正龙涉嫌造假骗取国家钱财时，公安机关并未受理而又不解释拒不受理的理由；当越来越多的证据都指出有官员在“虎照门”中涉嫌失职或渎职，检察机关至今仍在保持沉默。当“虎照门”已然成了轰动全球的丑闻时，陕西的“两会”上也未曾听到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就此事向政府提出质询。在制度上我们有很多次终结“虎照门”的选择，惜乎被一一错过。放弃了在法律的程序内追究造假、护假者责任，而一味等待并无可期待的“二次鉴定”，其结果也只能是“终于无耻”。

当官员口中的“突破性进展”就是“没有进展”时，“虎照门”已经倒了。国人应该庆幸“艳照门”的主角陈冠希先生尚无“陕林精神”，否则，陈先生若坚称“艳照”系伪造，并向鉴定机构提出“若鉴定艳照为真，则必须还原现场”，那可如何收场。两相对照，某些官员的道德操守比起一个喜欢与女伴拍点艳照的艺人来说，确还远远不如。

(本文来源：南方网 作者：王琳)

http://news.163.com/08/0224/08/45F3CJK0000121EP.html

国务院新闻办彭波：中国互联网将很好很强大

2008-02-24 08:22:11　来源: 南方都市报(广州)　

　　22日，彭波在致辞中说：“我们对中国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将有更多的期许―――
明天中国的互联网，
一定会很美很绿色、
很棒很健康、
很好很强大!”

本报讯 (记者 王风)22日，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国际在线、央视国际、中青网、中国经济网、中国广播网等8家中央网络媒体在京签署《中国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自律公约》。公约倡议，不传播渲染暴力、色情、赌博、恐怖等互联网视听节目。

在这个反黄反暴力的签约仪式上，国务院新闻办网络新闻局副局长彭波致辞，期许“明天中国的互联网，一定会很美很绿色、很棒很健康、很好很强大!”

互联网主管部门领导说出“很好很强大”这一“年度网络流行语”，让网友们感到很亲切，引发热烈讨论。

致辞连用3个“很*很**”

22日，彭波在致辞中说：“互联网技术快速发展，各种网络应用层出不穷。在众多网络应用中，视听节目服务成长最为迅速。在我国2.1亿网民中，约80%的网民是网络视听节目用户。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已经成为比肩电子邮件、搜索、即时通讯等的互联网主流应用服务。在座各位的共同努力，成就了我国互联网的又一个奇迹。”

“提供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的网站，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平台，不仅仅是一个信息平台，更是一个具有传播功能的社会公器。承担社会责任，应是自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懂得自律，学会自律，标志着走向成熟。从今天的签字仪式开始，我们对中国互联网视听节目服务将有更多的期许―――明天中国的互联网，一定会很美很绿色、很棒很健康、很好很强大!”

签字仪式结束后不久，人民网就以《国务院新闻办彭波：中国互联网的明天会很好很强大》进行了报道。

反黄反暴力，很好很强大

很好很强大是去年以来网上最流行的语句之一，在百度上可以找到154万个搜索结果。在各种论坛里，以“很好很强大”为标题的各种帖子都数不胜数，从推荐一本好看的书到讽刺一个社会现象，从嘲笑一款游戏到谈论一段爱情，都可以使用。

此后又衍生出“很黄很暴力”、“很傻很天真”等很多类似句式表达，成为网络上的流行表达方式，大多带有反讽意味。

看到中国互联网的最高主管部门国新办网络局的领导在正式场合说出“很好很强大”，并创造出“很美很绿色、很棒很健康”，让很多网友不敢相信，查证后十分惊喜。“看来领导们也是与时俱进啊!”

“反黄反暴力，很好很强大!”有网友这么评价。

很好很强大演变

“很好很强大”这个句式在网上流传已久，特别是在各种游戏论坛里十分常见，是玩家们常用的表达，比如NGA论坛2005年就出现过以“很好很强大”为标题的帖子。

就很好很强大的演变，网友们考证出很多说法：

●这句话最先看到是在暗黑破坏神里面看到的，当时你把某件带属性的装备卖给他的时候，他回复你一句：“verygoodverystrong”

●日本漫画里很常见，特别是恶搞类漫画

●U9等游戏论坛几年前就在用了

●2004年，一位天涯网友发过一个技术咨询帖，2007年5月，自己以路人的姿态进行了回复解答，跟帖的另一网友发现后调侃说：自挖自坟自问自答自娱自乐很好很强大

●2007年6月28日，南方都市报《魔兽世界更新露骨亡灵长肉》一文报道，魔兽世界被和谐，亡灵长出血肉。报道中转载了魔兽世界官网就此事配发的一张图片，图片上写着“和谐的魔兽世界，很好，很强大”

从此，很好很强大走向更加广阔的网络世界。

http://tech.163.com/08/0224/08/45F1FC7B000915BF.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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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程翔遇上陈冠希

(2008-02-22)

　　（联合早报网讯）在香港，资深记者程翔和艺人陈冠希同於2月22日举行记者会。程跟陈二人来自不同的年代，有着十分不一样的思维，但两人的出事都跟电脑或信息科技有关，而两人处理事件的方式，也正好对照出两个截然不同的世代。

　　那边厢，程翔在记者会的一番话提及其母亲，其大意是：其母亲认为程翔要逐一致谢曾经帮助程翔出狱的人，其方式是要逐一“请他们饮茶”；在程翔母亲的一代，媒介并不发达；要道谢，就是要通过个人的接触来进行的。也唯有这种个人的接触，人际关系才得以进行。

　　这边厢，陈冠希也郑重再向香港市民，受影响女星及其家人，以及其父母一再致歉。到了陈冠希的年代，媒介实在是空前发达了，但他们也进入了虚拟的时代，一切都似乎要通过媒介，才能体现，这甚至包括最亲密，最私人的时刻，也要靠媒体拍录下来；记忆，恍惚已不可靠。就连陈冠希最初的“道歉”，竟也要以短片的形式公布。

　　程翔和陈冠希的记者会，都有提及其双亲，这背後，似乎也反映出两个世代对父母的印象的不同。

　　程翔提及其坐牢时去的父亲，感到不胜唏嘘，闻者大都动容；他提及母亲一再叮嘱他要向伸出援手的人致谢，程翔也就端出寓意团圆的汤圆请大家品嚐，在一家团聚的元宵让所有在场者感到一点人间暖意。

　　陈冠希的自白，除了向母亲道歉外，并无其他描述，其“母亲”给外界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平面人物”无异。也许，陈冠希跟母亲的关系，并不是如此平面，只是他认为母亲并不是这次风波的主角，不想把她“老人家”给扯进去。

　　但是，正是因为程翔不经意的提及其父母，大众益觉得程翔是个有血有肉的真汉子；形成对比的是，举行过六分钟记者会後的陈冠希，依然予外界一种“按本子办事”的冰冷感觉；即使陈找来其律师颂读有关声明，其实分别不大。

　　程翔和陈冠希的际遇，竟也不巧都跟电脑扯上关系。程翔表示，为了证实自己的坦荡，他不怕把电脑交给国家安全部门审查；陈冠希也承认，近日大部份拍摄的艳照（或慾照），都是他自己拍摄的；只是这批照片给偷走，并在未经他同意的情况下流出；外传他的助手把电脑拿去修理，因此这批照片也就落入不法份子手里了。

　　虽然都跟电脑或信息科技有关，但程翔和陈冠希，对使用电脑却有着两种十分不同的思维。

　　程翔自诩一生爱国，他交出电脑，无非是要证实这点。他使用电脑，也似乎主要为办公事，为了“爱国理想”而工作；程翔的一生追求，恍惚只是为了团体：通过国家，才能体现出个人的价值。

　　相反，陈冠希的使用摄录机，并将有关片段存入电脑，似乎是用来体现个人存在价值的。信息科技，完全是用来体现自我、体现自我的。

　　吊诡的是，程和陈属於两个时代的人物，面对的是两种的困境，但他们竟有着共通的无奈：人生追求的失落，被逼从伊甸园掉落失乐园。程翔自认一生爱国，却落得身陷囹圄的死胡同；陈冠希的行为本来只属私人行为，最终却因为影响到许多许多人而不得不对团体（社会，家庭）道歉，甚至要退出五光十色的香港娱乐圈。 （来源：亚洲时报）

http://zaobao.com/special/newspapers/2008/02/others080222zb.shtml

【韩咏红】 正面还是负面报道？

《联合早报》 >> 新闻 >> 中国早点 >> 京城偶寄
韩咏红 (2008-01-25)

　　夜晚开车送我回宾馆时，L突然问：“你这次来采访是打算写正面报道，还是负面报道？”

　　L是我在郴州遇到的德士司机，人长得精瘦，也很聪明而且仗义。听说我是新加坡来的记者，要求看我的证件，然后就热情地把我带到他老家的山村去了解农民在无电环境下的生活，采访雪灾给林户造成的经济损失。想起来，我在郴州的晚饭都是在他或他族人家里吃的。

　　奔波了两天后，他担心起我的报道方向，好像猛然警醒一样。

　　我莞尔。这种新闻的二分法我听中国官员用过无数遍，印象中最担心被“负面报道”的是当权者，从来没想过有一天会面对来自基层老百姓的同样提问。

　　我决定以最直率的方式回答L：“这是你们有的区分法，新闻应该就是实事求是，无所谓正面还是负面，看到什么如实地报什么。新闻不应该是如此吗？”

　　L喃喃，所谓负面报道就是说批评中国政府。虽然有当官的胡作非为，贪污腐败欺负老百姓，“我们也是很气愤的，国内记者报道我们是很支持的，但我们不喜欢外国人对中国指指点点。”L用浓重的湖南口音，重复了两次。

　　如果政府确实有做得不好的地方呢？我问。

“那么，你的报纸是在国内的，有没有给外国人看？”大概是心急，L的提问开始没头没脑，都知道是新加坡媒体嘛。但我理解他的想法：政府再不济，也是自己的。

　　国家亦然，再怎么多问题，也是自己的国家。

　　这回到郴州采访，我深知在断电断水情况最糟糕的阶段过去后，外人再怎么问，也不可能体会当事人当时的心情。但是郴州社会在灾难中的良好秩序，或者说是湖南地区老百姓顽强能忍和民族精神，依然能从点滴小事中体察感知。

　　刚经历50年一遇的天灾，郴州政府对记者十分欢迎，他们自信在抗冰救灾中尽心竭力，希望媒体大力宣传。何况按照中共官员的传统思维，天灾中没有责任人，有的是官员的忘我奉献，灾难报道的主题当然会突出“社会主义大家庭的温暖”、“一方有难，八方援”的一团和气景象，灾难可以报成喜事一般。

　　官方是一种期待与想象，另一方面，寻常百姓也不轻易对外揭当局的短。采访中走入郴州市第一运输公司破旧的退休职工住所，在雪灾中他们只领到政府发放的6根蜡烛，物价飞涨生活压力加剧，却也不轻言苦。

　　L说，政府还是有作为的：“如果没有政府不是乱了套吗？包括马路上的交警我也是很感谢的，没有他们维持交通我就不能开车了。”

　　这本都是政府该做的，郴州底层老百姓却心存感谢。

　　郴州是出过多名贪官的地方，仅过去的几年，原市委书记李大伦、副书记曾锦春、副市长雷渊利、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主任等都因贪污受贿而相继倒台。考虑到这样的背景，更感受到百姓对政府的体恤和支持。

　　话说回来，雪灾后到郴州，接触的新闻官确实周六、周日无休地工作。但我也看到，救灾与重建工程艰难漫长，恐怕非地方官的经验和能力所能够承担。最终，见报的文字，我不晓得按照L的标准，算是正面呢，还是负面的报道。

http://www.zaobao.com/special/china/zaodian/pages1/zaodian_jing080222.shtml

魏胜多：为改革讨个说法 重庆一镇委书记尝试书记镇长直选被免职双规

2008-02-20　来源: 南风窗(广州)　
　　2003年8月，重庆城口县坪坝镇进行一次政治体制改革试验，党委书记和镇长直选，副镇长和各部门领导由镇长组阁。在市、县干预下，改革停止。倡导者、时任坪坝镇党委书记魏胜多被免职和双规15天。4年多来，魏一直在奔走、申诉，但没有得到直接回复。

魏胜多：为改革讨个说法

本刊记者 尹鸿伟 发自重庆

“现在我的职务是重庆市城口县供销合作社副主任，主要任务是建设为新农村服务的流通网络。”曾经推动过重庆乡镇综合政治体制改革实验，后被免职和“双规”的魏胜多，在2008年1月这样介绍自己的最新情况，“现在的工作当然能够为老百姓做些事情，但离我个人的政治抱负有些远了。”

魏胜多说：“到目前为止，我先后给重庆市委、中纪委和全国人大写过16封申诉信，从来没有得到过直接答复。”但是他表示自己不会停下来。

2003年8月，重庆市城口县坪坝镇进行了一次综合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验，是由坪坝镇党委独自进行的。之后在县里、市里的干预下，被迫停止。推动这次改革实验的主要领导，时任坪坝镇党委书记的魏胜多被免职和“双规”了15天，后又被罢免县人大代表资格。时至今日，魏胜多仍然在为当年的行为奔走、申诉，“期望得到一个客观、公正的回应”。

想法

2003年8月，坪坝镇出现了一份发至村级的改革方案：镇党委书记的产生实行三票制，先由党代表预选，再由全民投票选出正式候选人，之后由全体党员直接投票产生党委书记；镇长由全民投票选出；副镇长及各部门领导由镇长组阁；建立党代表常任制，由党员从现任党代表中每一个支部选一人担任；组成镇党内讨论重大事项的议事机构；人大常任代表则由村民直接从现任人大代表中每一个选区选一名，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例会，监督政府财政预决算的全过程，还可以对镇政府提出不信任案等。

推动这场直选实践的主要领导是坪坝镇党委书记，时年34岁的魏胜多。

“我一直觉得地方应该把权力交给人大，交给人民。”魏胜多说，“现在地方党委、政府和人大的关系不清楚，所有事情都是党委说了算，党委书记说了算；但是如果出了问题，都是由政府承担，而地方党委是不能被追究的。”

“党内更需要民主，这是改革的必须，我决定拿出我的位置来。”魏胜多又说，“我觉得仅仅选举镇长是不够的，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党委书记也要直接选举担任。”

2001年魏胜多到坪坝镇任党委书记后，“就一直希望能够这样做”，也多次向上级领导谈了想法。一次重庆市的一名领导来视察工作，他便在会议上提出了这样的想法，但是被县里陪同的一名领导把话打断了；还有一次他又对县里下去检查工作的一名领导提出，但是县领导认为：最好不要这样做，如果选出一个农民当镇长怎么办？

魏胜多回答说：“如果是人民群众的意愿，我觉得这样就说明我们现在的镇长不行，而新的镇长可以带领大家脱贫奔小康。”县领导最后说：“我不好表态。”

在得不到上级领导的明确支持后，魏胜多觉得“非常着急，这样的现状不能再继续了”，他说：“我读了不少书，进行过不少思考，许多人之所以不愿意这样做，是有他们的考虑，也许是利益，也许是不愿意惹麻烦，更可能是没有政治机会。”

“而作为一名镇党委书记，我觉得自己有这样的机会。”魏胜多说，“我没有正式向县委报告，因为我知道一定会有领导出面让选举无法进行。”

魏胜多是想做完之后请县委来评判对错，有问题由他来承担，不给县委添麻烦。2008年1月，魏胜多回忆起自己当时的天真想法：等选出了群众满意的镇领导再报上去，请上级领导支持、批准。

曾经有人提出，这次改革应该放到下届乡镇政府换届时进行，这就可以避免“违法”操作。魏胜多认为这是空想，他说：“之所以要现在搞这个，是想再为坪坝的百姓做件事，为所有的干部认认真真地给老百姓办事立个‘规矩’，即建立一套完善的扩大基层民主的长效机制，把权力还给人民，而不再把群众的利益、乡村的发展寄托在某一个清官上。”

魏胜多认为乡镇领导在地方建立起权威，没有两三年的时间是不行的，但是坪坝镇的干部调动比较频繁。他回忆说：“我刚来坪坝时，干群关系非常紧张，群众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愤恨到极点。我一是抓经济，努力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二是改进工作作风，大刹干部吃喝风，把农民负担从120元减至50元，群众才开始接受我。”

“有了群众基础才能进行乡镇体制改革，如果等到明年的换届，我被调动了，这个改革何时能够实施？”事隔4年有余，魏胜多仍然记得自己当时的话。

竞选

“在最初的几天没有任何人到选举委员会报名。”魏胜多在2008年1月回忆说。

原因之一是候选人资格的限制：书记和镇长候选人的年龄必须在25~40岁之间，而且具有大专学历。这样的年龄及学历限制，除镇党委和政府工作人员，或镇中学的教师外，绝大多数农村的基层干部或群众都不符合条件。

魏胜多说：“政府和党委的工作人员担心直接与自己的上司竞争领导职位会带来以后的不便。”

反应不强烈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历史上坪坝群众还从来没有参与镇长的直接选举，更遑论党委书记。

1992~1993年间，该镇在人大选举中，上级圈定的副乡长人选连续两次投票都没过半，人大代表周永华被选为副乡长。然而一个月后，周被上级免职，理由是“贿选”；而落选的副乡长人选随即被另行任命为乡党委副书记，还是坪坝镇的领导之一。这次事件几乎摧毁了坪坝人对“选举”的信任。

然而，还是有人愿意“重蹈覆辙”。2003年8月22日，经过几天的焦急等候之后，坪坝镇中学的政教处主任马茂林在校长曾会兵(镇选举委员会成员)的反复动员下出来参加镇长竞选。但是党委书记的位置却一直没有人报名，魏胜多说：“也许是大家觉得我做书记还不错，竞争不过我，但没有对手让我觉得有点遗憾。”

8月26日上午在坪坝镇政府礼堂召开了“坪坝镇综合政治体制改革竞选演讲会”。由报名参选的3名候选人进行竞选的演讲。参加会议的人包括镇上的居民，各村的干部，以及愿意参加这个会的所有选民，实际到会人员有200多人，会议由镇人大主席刘廷文主持。简单的开场白后，刘介绍了第一名候选人魏胜多。魏胜多发表了镇党委书记的竞选演讲，尽管他是唯一的候选人。

随后，毕业于西南石油学院计算机专业的马茂林，从体制创新、科技创新、改善交通人居环境、减轻农民负担等方面阐述了他的施政纲领，并强调改善干群关系，承诺分村分点每月下基层20天。

开始时，马茂林表示他只是出来“陪选”的。他说：“以往的选举都是村干部代替村民投票，每个干部手里拿着几十张选票，在这种情况下我根本不可能获胜。”但是后来他被告知此次选举将加以改革，“委托票不允许家庭以外成员代投；候选人可以派自己的选举观察员到各投票站现场观察，候选人可以组织竞选班子，下乡开展竞选活动”。他决定认真地当一次候选人，进行一场真正的竞选。

马茂林的竞选活动似乎给第三名候选人，时任镇长何云明造成了压力，大家起先都不当回事的“假”戏，似乎要真做了。在前一天，有人建议何云明也搞竞选活动，何说：“我不搞那庸俗的活动，不搞花架子，不作不现实的承诺。”事实上，他在公开辩论中作了不少具体承诺，称自己有“以人为本，人格至上”的现代行为理念，“有时为了人民的利益，即使是受委屈，或者丢官摘帽也在所不惜。”

时年34岁的何云明，农民出身。1995年他从一个桑蚕技术员的岗位上凭着自己的苦干被人大代表“另选他人”选到副乡长的位置上，成为国家公职人员。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从票箱里跳出来的副乡长。”

据知情者介绍，何云明开始抱着一种“游戏”的态度，认为自己稳操胜券。但是看到别人一活动，加之他自己曾有过的那段经历，他开始有点坐不住了。后来有人认为，如果何云明对魏胜多的改革实验多一些支持，比如他报名竞选书记，坪坝选举的结局也许会有所不同。曾经有人问何云明如果落选怎么办时，他没有作答。在竞选演讲会上，有许多选民代表都积极站起来对各名竞选人提出了种种自己关心的问题。

8月27日，离投票还有两天，马茂林一早便赶往光明村，挨家挨户走访选民。镇中学也组成10个竞选后援团到各村、厂镇为他造势。一些村民回忆说：“当时我们的积极性被两名镇长候选人的竞选调动起来了，大家都开始议论谁做镇长更好了。”

双规

2003年8月28日下午3时许，城口县的几名干部突然来到坪坝镇镇政府。10分钟后，镇党委副书记林依模透露：“情况有变。”半小时后，这些来人代表县委召开了镇党委会议，宣布坪坝镇的直选乡镇领导综合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向县委报告；在不是换届的时候进行换届，破坏了《选举法》，镇长直选也违反《宪法》的行为，违反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必须立刻停止。同时马茂林接到镇里正式通知，说“明天的选举不搞了”。

次日晚上10点钟，刚刚从村里回来的魏胜多，连晚饭都没顾上吃就被等候多时的县里人带上一辆吉普车，向县城方向驶去。11点，县纪委副书记对魏胜多宣读了一份县委的决定：鉴于他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即日起免去他坪坝镇党委书记的职务，对他实行“双规”。

“魏书记被免职、双规”的消息迅速在坪坝镇传开，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和议论。8月30日，县纪委的一名常委被任命为坪坝镇党委书记。

8月29日起，魏胜多被关在县纪委的一间办公室，之后又转移到县政府宾馆，房间里的电视搬走了，报纸也不让看，每天有六七个人24小时轮班陪着。县纪委副书记告诉他：“你必须认真交待问题，反思自己的行为。”

2008年1月，魏胜多回忆当时的情形：“我告诉他们我确实认真地思索了，生长在农村的我太了解农民的疾苦和愿望了。促使我最终作出改革决定的因素，是群众利益应该高于一切。”

这次改革前，有人对魏胜多提到他的这次改革风险很大，问他的底线是什么？魏胜多在屋里转了两圈后回答：“不坐牢。”“那你可能会失去很多。”别人提醒说。

“其实也无所谓，我敢拿我的政治生命去搏，就不会在乎那些，我妻子说我是一个工作狂。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我会感到对不起他们。”

在被双规的15天里，不断有人来找魏胜多谈话，希望他能够主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争取“组织的宽大处理”。但是他坚持认为：“我没有错，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不是为自己才做这样的事情，我是为了坪坝的群众，为了我们这个国家的未来而做。”

魏胜多回忆说：“在失去自由的那些日子里，我要求工作组让我学习十六大的报告，我想看看自己的行为与党的会议精神有没有相违背，但是这样的要求一直都没有得到满足。”

“我在外面看了十六大的报告，主动拿了一份材料交给工作组，希望他们转给魏胜多学习，但是他们没有给。”魏胜多的妻子说，“相反是有领导来找我谈话，希望我以后多关心、帮助他，但是我不相信我的丈夫会犯政治错误，因为我了解他。”

“我觉得上级领导缺乏气量，”魏胜多说，“如果觉得不妥，他们可以先叫停，然后坐下来讨论，没有必要一来就把人带走。”

后来有人提醒魏胜多：“这个问题不是坪坝的问题，而是中国的问题。在上级，特别是中央没有相关规定以前，你扛不动这个问题，县委、市委领导也不敢站出来支持你。”

存款

“我亲眼看到工作组的人到镇里的信用社查账，后来有人说那是去查魏胜多的存款。”坪坝镇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有关人士说，“按照他们的理解，像魏胜多这样位置的人，一定会有许多说不清楚来历的存款。”

“但是我让他们失望了，我所有的存款只有18元多一点。”魏胜多说，“我每个月的工资都花完了。”

无论是以前在其它地方任乡镇领导，还是到了坪坝镇任书记，魏胜多一直坚持不报销出差费、电话费，所有钱都是他自己用工资开支了，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城口是国家级贫困县，镇里的经费更是困难，我想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少花一点，就可以省下很多钱来做其它事情。”

2003年前后魏胜多每个月的工资大约是七八百元，他的妻子在税务局工作，收入比他高，他妻子说：“以前我和女儿只能用我的工资，自从他被撤职后所有的钱都交回家了，现在我们家里比以前有钱用了。”

很多人认为魏胜多做了这么多年乡镇领导，不应该是这样的经济情况。但是工作组查了所有与他相关的人后，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一名市委工作组的领导后来对城口县的一些干部说：“这个人的清正廉洁是你们学习的榜样。”

“也许我也可以像其他一些干部一样，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弄点钱，然后往上面送，让自己坐得稳点，甚至步步高升。” 魏胜多回忆说，“但是我不愿意这样做，而不是没有机会做，我也有许多做生意的朋友，特别是守着这么多的自然资源。镇上2万人中还有2000人因为贫穷出门打工，让我很心痛。”

魏胜多很希望能够将坪坝镇的农民负担降为零，那时候给予他底气和信心的是他出面谈判成功即将到坪坝投资的几家企业。其中一家是重庆龙泉水泥厂，计划到坪坝投资2500万建一家水泥厂，可以解决1000多人的劳动岗位；另一家是县里的星鑫矿业公司，原来准备去西安投资的，被魏胜多打动决定改到坪坝来投资。

“但是政治的行动明显影响到经济活动的运作，我被双规后，几家企业都表示不来投资了。”魏胜多遗憾地说，“特别是有一名老板后来告诉我，就连你这样正派的书记都说免就免了，我们怎么还敢去城口县投资。”

“恢复自由后走在街上，经常会有人主动问我的情况怎么样了，有没有什么结果。我很感动，因为关心、理解我的人很多，只是他们不敢，也没有机会站出来说话。”魏胜多说。

“双规”的第10天，重庆市委工作组的领导跟魏胜多有过一次谈话，他们认为，魏胜多为人清正廉洁，如果不出这事是优秀的县级后备干部。他们肯定了魏胜多心怀群众、舍弃小我进行改革的愿望是好的，但开的药方是错的。

“用他们的话说，我前进一步是先进，前进两步就是先烈，前进三步、四步就没人敢说这是好的了。”魏胜多说，“我请他们来开个药方，但是他们无言以对。”

另外几名改革实验的“重要参与者”后来也命运各异：马茂林于2006年被调到县教育局；何云明几个月后改任坪坝镇人大主任，后来又被调到左岚乡任乡长至今；刘廷文随后被赋闲，不久后退休养老。

结论

“2003年9月13日被“双规”了15天后，县委有关领导与我谈话，对我提了几点要求，包括不许和记者见面，不许私自回坪坝镇，正确认识自己的错误等等。后来我发现这些要求已经波及城口县的所有干部和坪坝镇的所有群众。”2008年1月，魏胜多回忆说，“我觉得这些要求都太没有道理，如果是一件是非明确的事情，有什么必要遮遮掩掩呢？”

2003年9月15日，听来探望他的朋友透露：坪坝镇的群众正在签名上书，请他回去当书记，已有几千人签了名。魏胜多立刻请来人带话，千万不要这样做。随后不久的一天，魏胜多实在忍不住偷偷回到了坪坝，看见自己的宿舍和办公桌被工作组搜查后的一片狼藉，听说工作组去查他的存款，他说：“那时候，我开始有种心寒的感觉。”

一名坪坝镇的居民说：“那天我们看见魏书记回来，以为他官复原职了，于是奔走相告。”群众自发买了许多鞭炮放起来，以表达自己的情绪，但是他们的判断错了，不久后县纪委开来了一辆车，要求魏胜多立刻离开。

2004年4月，魏胜多又被“罢免”了县人大代表资格，这些结果显然就是对他和他推动的改革给出了最后的结论。

随后，魏胜多被调到县扶贫办任普通干部，先被安排搞项目调研，后又到培训中心，然后又被安排搞政策研究……这样东一枪、西一枪过了两年多，其间2004年，县扶贫办先后两次安排他到外地学习培训，却都被县里卡住了。

也就在2004年4月魏胜多被“罢免”县人大代表之时，云南省红河州石屏县的7个乡镇悄然举行了乡镇长直选。按照《半月谈》分析，云南红河的实践“符合党的十六大精神，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而坪坝镇的改革实验却被当地领导部门认定为“严重的政治错误”。

魏胜多说：“后来有人对我说，如果当时县里把坪坝的改革作为试点，现在在全国都是第一流、顶呱呱的。”2004年11月的一天，魏胜多带着这期《半月谈》来到县纪委，一名副书记看了上面的报道后表示，红河选举和坪坝改革是不一样的。

2006年5月，城口县分别主管纪委和组织工作的两名县委副书记一起找魏胜多谈话，表示县里要为其“调整领导职位”，但是谈话情形并不愉快，最后魏胜多甚至拂袖而去。魏胜多说：“因为他们一直表示我是有错误的，仍然给我戴了许多政治‘大帽子’，我觉得这样的谈话是没有必要的，我绝不是那种会为官位妥协的人。”

尽管如此，县里仍然公示了对魏胜多的“新任命”，随后就下了调令“任重庆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地属城口县境内)，但是魏胜多隔了一个多月才上任。

“本来我是不愿意去的，因为觉得这样的部门离自己的政治抱负太远。”魏胜多说，“后来了解到保护区的工作内容，觉得到那里也可以为保护区内的老百姓做很多事情。与其自己在扶贫办终日碌碌无为，还不如去保护区做点实事。”

“在保护区认真做了许多事情”后的2007年3月，城口县突然下文把魏胜多调到县供销合作社任副主任，主要任务是建设为新农村服务的流通网络。魏胜多为此找过县里有关领导，领导说了一大堆调动的理由，并表示“是暂时性的安排”。

“现在因为工作关系，我还经常会到坪坝去，见到那里的父老乡亲，心中总是感慨万千。”魏胜多说，“大家都很关心我，因为以前的经历和遭遇，感觉大家和我的关系更好了。一名居委会主任的话令我非常感动，不久前他公开问一名到坪坝视察工作的县领导，‘为什么我们支持的人，你们都要反对？’”

2007年10月，魏胜多第二次去重庆市纪委反映自己的问题，再次接待他的工作人员表示：当初坪坝改革的方向是对的，只是之前没有得到县里的同意、批复。魏胜多认为：市纪委现在的答复与当初的处分决定是不一致的。工作人员又表示：只能这样答复了，对于原来已经处理的事情，他们现在很难表态。

魏胜多说：“我自认为是一名忠心为共产党，希望党更好的普通党员干部，而数年来所遭遇的一切让我觉得委屈；但我不会放弃正常的渠道反映情况，因为我对上级、对中央一直是信任的，相信他们终究会给我一个客观、公正的回应。”他希望将来自己仍然能够有机会选择一种自己真正热心的工作，为老百姓、为社会做点实事。 (本文来源：南风窗 作者：尹鸿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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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革命还是邪教：恢复太平天国本来面目

史式

　　半个世纪以来，太平天国在大陆一直是一门显学，许多有关太平军的故事，也成为大家感兴趣的热门话题。上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多种原因，逐渐受到冷落。

　　最近(指本世纪初，编者注)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了一本书，日《太平杂说》。书中收集了35篇短文，其内容全都是探讨或评价太平天国历史的，作者潘旭澜先生在书中直率地说出了自己的论点：

　　“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是头领们利用迷信发动和发展起来的一支造反队伍。他的一套教义、教规、戒律，不但从精神到物质严厉地控制着参加造反者，而且断绝了一切可能的退路。它们的指归，在于由洪秀全个人占有天下，建立他个人的‘地上天国’。

这种洪氏宗教，披着基督教外衣，拿着天父上帝的幌子，以中国奴隶主和封建帝王的腐朽思想、条规，对他控制下的军民实行极其残酷的剥夺与统治，实际上是一种极端利己主义的政治性邪教。洪秀全造反获得局部成功，是以中国社会的大动乱、大破坏、大倒退为代价的，是以数以百万计军民的生命、鲜血为代价的，是以中国丧失近代的最后机遇而长期沦为帝国主义刀俎下的鱼肉为代价的。尤其可怕的是，这一切还被作为一首英雄史诗，向人们指点通向人间天堂的金光大道。”

　　虽然在过去我们长期拔高、美化太平天国的时候，海内外也有一些学者曾经提出过疑问和异议；但是像如此彻底的否定意见，以前还没有见过。此论一出，有如一石击起千重浪，南北各地报刊纷纷发表争鸣文章，有赞成的，有补充的，有反对的，还有指为“攻击农民起义”的，形形色色，各类都有。看来这场争论针锋相对，没有调和的余地。如果太平天国是革命，能够推动历史前进，那就应该肯定；如果太平天国是邪教，只会造成动乱破坏，那就应该否定。要想解决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探明历史真相，让太平天国本身作出回答。

　　可惜100多年来，我们对太平天国总是雾里看花，难明真相。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从辛亥革命前后开始，就不断地拔高、美化太平天国。发展到今天，人们头脑中对太平天国的印象与真正的历史事实相去甚远，在这种情况下，假作真来真亦假，虽然拿得出真凭实据，想要一朝说出历史真相，使人信服，使人接受，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绝非易事，可以说是一大难题。

　太平天国历史何以扑朔迷离

　　一段时间的历史，传闻失实者有之，因日久而湮没无闻者亦有之。但是像太平天国这样短短十几年的历史一再被人为地修改，古为今用的，却很少见。

　　首先借太平天国历史来“古为今用”的是孙中山先生。他当时公开号召同盟会员、革命志士宣传太平天国，宣传洪秀全，借以激发民气，推翻清廷。他首先以“洪秀全第二”自居，因此大家就以“洪秀全”呼之。他又褒称太平天国诸领袖为“民族英雄”、“老革命党”。

1902年，他鼓励留日学生刘成禺搜集资料，写出一本太平天国史来。1904年成书，定名为《太平天国战史》，孙中山先生为之作序，交由日本东京祖国杂志社出版，作者署名为汉公。此书史实误漏之处甚多，史学价值是谈不上的，可贵之处在于公开反清，号召革命。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先生的序言中有这样一句话：“洪朝亡国距今四十年，典章伟绩，概付焚如。”也就是说，孙先生以为太平天国的史书与典章制度全被烧掉了，一点也没有留下来。由此可以证明，他对太平天国本身的史料丝毫未见，对洪秀全是个什么样的人，对太平天国推行的是什么样的制度，不甚了了。他推崇洪秀全，只不过是因其“起自布衣，提三尺剑，驱逐异胡”而已。

　　在孙先生的倡导之下，革命党人借太平天国史事宣传反清，一时蔚然成风。 革命党人为了宣传革命，推翻清廷，尽量拔高太平天国，拔高洪秀全，只取一点，不问其余，至于是否符合史实，当时根本不及考虑。例如章太炎所作《逐满歌》日：“地狱沉沉二百年，忽遇天王洪秀全；满人逃往热河边，曾国藩来做汉奸。洪家杀尽汉家亡，依旧猢狲作帝王；我今苦口劝兄弟，要把死仇心里记。”这种通俗易懂的唱词，对于鼓舞下层人民奋起反清，起了很大的作用。至于这种说法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势难兼顾。

　　由于孙中山先生曾经有过拔高太平天国的事实，影响所及，国共两党都有了肯定太平天国的思维定势。国民党认为太平天国诸领袖是民族革命的英雄，共产党认为太平天国诸领袖是农民起义的英雄。1949年以前，国民党政府一直认为太平天国是革命的，视之为革命前辈。其间虽然也有杂音——例如推崇曾国藩的“平乱”，大读《曾文正公家书》，但是在正式场合，从不贬低太平天国。1949年以后，新中国把金田起义的人物定为英雄人物、正面人物，只能歌颂，不得批评。凡此均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十年浩劫之前，大家觉得对革命有功的英雄是该推崇，并无多大疑问；可是在十年浩劫中间，四人帮对洪秀全的吹捧，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他们认为洪秀全是真理的化身，所作所为，绝对正确，无可怀疑。在太平天国中除洪秀全外，杨秀清是想篡位的野心家，韦昌辉是混入革命阵营的阶级敌人，石达开是分裂主义者，李秀成忠王不忠，是个大叛徒，一律该杀。好像除了洪秀全这个孤家寡人外，太平天国里再没有一个好人。物极必反，这种极端的说法引起大家极端的反感，大家被迫重新思考，难道历史上真有这样荒唐的事?于是在四人帮垮台之后对太平天国史研究工作重新开始的时候，听到的已经不是清一色的歌颂之声，各式各样的“杂音”都先后出现了：

　　1979年5月，在南京举行太平天国史学术研讨会时，有人提出太平天国也是一个封建政权，其封建专制的程度更甚于清朝。

　　1981年3月，在广州举行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有人提出太平天国实行的是奴隶制，上层搞特权，下层讲平均。

　　1981年8月，在四川石棉举行四川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很多论文都为石达开说话，认为石达开的出走应由洪秀全负主要责任。

　　1983年3月，在南京举行太平天国建都天京130周年学术研讨会时，有论文指责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是公开推行奴隶制，人民全无自由，生产不能发展，历史必然倒退。后来的各种会议，对太平天国的批评意见逐渐增多。

最有代表性的否定意见是一篇公开发表的对冯友兰教授的访问记，冯先生就否定太平天国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之所以否定太平天国，因为太平天国是要推行神权政治。假如太平天国统一了中国，那么中国的历史将倒退到黑暗时期。”他又指出：“有人说，太平天国建立的是农民政权，这无论如何是不对的，中国在历史上未曾建立过农民政权。”他还说：“否定太平天国必然为曾国藩翻案，为曾国藩翻案必然否定太平天国，可以说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在大陆史学界对太平天国的看法逐渐发生变化的同时，台湾史学界也有类似的情况。

　　总而言之，太平天国历史的记载为什么严重失实。是由于以下这样一些原因所造成：

　　一、一百年来，许多政治家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一再拔高太平天国，借宣传太平天国史事来为政治服务，每每只取一点，不问其余。

　　二、史学家本有秉笔直书，追求真理，澄清史实的责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也难免受到政治环境的影响，不能畅所欲言。或者是虽然说了，却得不到重视。

　　三、一般群众对于历史知识不甚了了，只好相信书本，以讹传讹，弄假成真。

　　近二十年来情况有所转变，对太平天国批评、指责的声音已经从无到有，从少到多，这是因为：做学问的环境相对宽松；逐渐开展的对外学术交流，特别是两岸的学术交流，有利于互相切磋，探讨太平天国历史的真相；特别有利的是，近年来陆续发现一些珍贵的史料，有的来自国外，有的来自民间。这些史料是揭开太平天国历史真相的铁证。孙中山先生当年认为已经“概付焚如”的太平天国典章制度，绝大部分都已发现。

　　作为学者的马克思在前后不到10年的时间里，对太平天国产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就是明显的例证。

　　1853年，马克思听到太平军胜利进军的消息，万分高兴，寄予热切的期望，想像以后东方会出现一个崭新的中国。他在《国际述评(一)》中说：

“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八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予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么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
　　中华共和国

　　自由，平等，博爱

　　可惜太平天国太不争气，使他完全失望。1862年，当他知道了太平天国推行的各种暴政之后，又说出了如下的话：

　　“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没有给自己提出任何任务。”

　　“他们给予民众的惊慌比给予老统治者的惊慌还要厉害。他们的全部使命，好像仅仅是用丑恶万状的破坏来对立停滞与腐朽，这种破坏没有一点建设工作的苗头。”

　　“显然，太平军就是中国人的幻想所描绘的那个魔鬼的inpersona(化身)。但是，只有在中国才能有这类魔鬼。这类魔鬼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

　　洪秀全的历史作用

　　对洪秀全的研究，重点在于他后来的所作所为，他与太平天国这一件大事的关系。众所周知，他是太平天国的领袖；也都知道，他既是太平天国的开国之君，又是亡国之君。这其中值得认真探讨。主要探讨洪秀全是不是真有开国的功劳，又是不是应该负亡国的责任?

　　我们不妨先来看看洪秀全是不是应负亡国之责。对这方面的探讨比较容易，因为没有什么争论。天京内讧以后，洪秀全宣布“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一时兴致很高。但是随即手忙脚乱，因为军政大权过去都由杨秀清掌管，他想找人帮忙，又不敢重用外姓，只好提拔亲贵——洪仁发、洪仁达，宠信佞臣——蒙得恩等人，把国事搞得一塌糊涂。以后他的堂弟洪仁玕前来投奔，带来了一份兴国大计——《资政新篇》，他十分高兴，立刻重用，封为精忠军师。但在讨论国家大事之时，他不肯放弃半点封建特权，无法接受推行新政的建议，不久，洪仁玕即遭冷落。陈玉成、李秀成等将领在外苦战，力撑危局，却得不到他的理解与支持，动辄大骂，惩罚，使人心灰意冷。南京被围，形势危急，他还纵容洪仁发洪仁达贪污勒索，垄断粮食，发国难财。到了事无可为之时，李秀成劝他“让城别走”，他大发脾气，说什么“朕之天兵多于水，朕之江山尔不扶，有人扶”等等。洪秀全这些倒行逆施，斑斑可考。

至于他是不是开国之君?请看《李秀成自述》：　“南王冯云山在家读书，其人才干明白，前六人之中。谋立创国者出南王之谋。前做事者皆南王也。”

　　当时太平军全军上下都知道，开国英雄是冯云山。没有冯云山的鼓励，洪秀全不会到艰苦的粤北和广西去；当洪秀全失掉信心退回广东之时，冯云山却独自到紫荆山去开创根据地。根据地已经有了规模，洪秀全还一无所知。

　　冯云山在紫荆山区的活动，是以传教的形式进行的；当时小地主王作新向桂平县告发，说他们图谋不轨，桂平县抓了冯云山等人。冯辩称是在传教，始得脱险。因为鸦片战争以后，英国人争到了传教的特权。他们以传教为掩护才能立足。冯云山把远在广州曾经在教会工作的洪秀全推为教主，对于群众，更增加上帝教的神秘性；对于官府，也可以引广东的教会为后台，以策安全。冯云山出于策略上的考虑，推洪秀全为教主，是完全正确的。因此，洪秀全这个领袖，只起偶像作用，并不需要他真正领导。金田起义以前，洪秀全深藏不露，不与群众见面，当时领导班子的位次是：洪秀全称天上的基督为长兄，他自己是上帝次子，一把手；冯云山是上帝第三子，第二把手；杨秀清是上帝第四子，三把手；以下类推。

　　从金田起义到永安建国，中间经过八个月的苦战，领导班子的情况有了变化。由于战争频繁，军事第一，能够掌握群众的本地实力派杨秀清，萧朝贵地位上升，来自广东的洪秀全，冯云山地位下降。为了确保洪秀全的教主地位，冯云山作了让步，退居四把手，而让杨、萧上升为二、三把手，并由杨总揽军政大权。

　　太平军入南京，洪秀全一头钻进深宫，安享富贵，不坐朝，不见人，连一个国君的基本动作也不做。因此，清方情报专书《贼情汇纂》中说：洪秀全实无其人，喜庆节日大殿上所坐的只是一个木偶。

　　在冯云山支撑大局的时代，洪秀全是偶像。到了杨秀清掌握大权的时代，洪秀全更下降成为木偶。飞扬跋扈的杨秀清看透了洪秀全的无能，只把洪秀全作为一个木偶，一个道具对待，丝毫不加尊重，甚至假借天父下凡的名义指责洪秀全的短处，要打屁股，经百官求告，始予“赦免”。洪对杨积怨已深，又不甘心长期充当木偶，所以在1856年夏，暗中联络了一批对杨不满的人，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杀了杨的全家，并且株连二万余人，杀得全城天昏地暗。

　　今人一再把洪秀全奉为农民起义的领袖，奉为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那么，就请看看洪秀全自己是如何看待农民起义的。1844—1845年，冯云山正在努力开辟农民起义的根据地，洪秀全则在广东老家教书，写作诗文。其中有一篇《百正歌》，劝人崇正辟邪，去恶从善：歌中直指黄巢、李闯等人为邪恶。

洪秀全的私生活也颇有可议之处。如果是匹夫匹妇，私生活是小节，无关大局。但是洪秀全的私生活却严重影响了太平天国的大局，不可不问。作为封建帝王，多妻纵欲，广置嫔妃，这本不足为奇。但是洪秀全与别人不同之处，一是在起义之初脚跟还未站稳的时候拖带一大批女人，二是他的虐待嫔妃到了伤天害理灭绝人性的程度。请看太平天国“旨准颁行”的正式官书《天父诗》一百一十六：　“天兄耶稣在石头脚下凡圣旨：天史曰：咐多小婶有半点嫌弃怠慢我胞弟，云中雪飞。”其中所说天兄下凡的时间为金田起义之后的16天，地点为距金田十多里的石头脚，下凡借萧朝贵之口说的话是：咐多(这么多)小婶(指洪秀全的一群妻子)有半点嫌弃怠慢我胞弟(指洪秀全)，云中雪(刀的隐晤)飞(刀要飞，即指要杀人)。

　　天京宫廷生活中，洪秀全把嫔妃当成一群牲口，功辄打、杀，宫廷生活是一片肃杀之象。请看一看太平天国“旨准颁行”的官书《天父诗》十七、十八中所载对后妃的管教规定：“服事不虔诚，一该打；硬颈不听教，二该打；起眼看丈夫，三该打；问王不虔诚，四该打；躁气不纯净，五该打；讲话极大声，六该打；有喙不应声，七该打；面情不欢喜，八该打；眼左望右望，九该打；讲话不悠然，十该打。”

　　洪秀全对后妃虐待不仅是打，是杀，而且使用各种酷刑来慢慢消遣。《太平天国大辞典》“煲糯米”条中说，天王用来惩处嫔妃的酷刑包括“一说系用硫磺火点天灯，即《御制千字诏》：‘淫乱秽亵，硫磺烧尔’，《天父诗四百九十》：‘晒突乌骚身腥臭，喙饿臭化烧硫磺’。一说是将受刑者绑跪大锅水中，慢火煨水升温。至臀股煮烂而死。”在十多年中间，洪秀全通过一些佞臣，把一批批天真的少女从她们父母手中夺来，关进天王府的深宫以供淫乐，她们有时犯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或者只是因为洪秀全心情不好，看不顺眼，就可能被打，被杀(比较幸运，死得痛快)，遭受酷刑，被慢慢地烧死，烧得乌焦巴弓；被慢慢地煮死，煮得肉尽剩骨。

要问太平天国究竟是革命还是邪教?这不是简单的一句话所能回答，需要说明那十几年中事情发展变化的过程。我在这里只提邪教，不提正当宗教。因为正当宗教有教规约束，不容许成为“叛乱”的温床。当然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正当宗教的机构也会被邪教所利用。在历史上，农民起义或流民起事总不免与宗教有牵连，如汉末黄巾军之与太平道，宋代方腊之与摩尼教，明代朱元璋之与明教，清代各地起事队伍之与白莲教等等。其原因不难理解。在封建社会中，老百姓既不能组党问政，也不能集会结社，只有通过宗教活动，人们才能获得经常聚会的机会。也不论是什么宗教，土生土长的，或是外来的皆可利用。大致开头是借助于正式宗教活动，以后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逐渐转为邪教活动，太平天国就是这样。洪、冯先是在传布基督教的掩护下，到处寻找发展机会。同时借用一些基督教教义，另创上帝教，等到后来他们与杨、萧的力量结合，承认了天父、天兄下凡等神鬼附身的荒唐举动，当然就成了道地的邪教。

　　古今中外都有邪教，从两千年前我国土生土长的邪教，到20世纪美国、日本的新型邪教，名目不同，花样百出，各有各的个性；但是中外古今的各种邪教，也必然有其共性，才能与正当宗教有所区别。这些共性大致是：

　　一，正当宗教要求教徒恪守教规，劝人行善，从宗教信仰上获得精神上的寄托。既不危言耸听，用种种灾祸来恐吓教徒，也不对教徒作空头许诺。邪教则常以世界末日来吓人，并许诺信教可以逃避灾祸，进入天国。太平天国正是一再作出许诺，入教可登入小天堂、大天堂，不入教者在世会有“蛇虎伤人”(《李秀成自述》语)，死后堕入地狱。

　　二、邪教都会装神扮鬼，特别是会吹嘘教主能知天意，能与天神沟通。太平天国除吹嘘洪秀全是天上派来的世界万国独一真主，还按广西“降僮”的迷信习俗吹嘘天父能附杨秀清之身下凡说话，天兄能附萧朝贵之身下凡说话。

　　三、邪教都需要敛财。因为正当宗教能够公开募化，或有经费来源，邪教必须自筹活动经费，否则无法生存，无法发展。太平天国则要求人教者把全部财物交公，做得最为彻底。

　　四、正当宗教只要求内部的宗教职业者遵守教规，对教徒们不作硬性要求，对许多宗教活动也只是自愿参加。邪教是一种半公开半秘密的组织，为了保证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无不对入教者加以严格控制。太平天国军民不分，全民皆兵，入教者都成了“圣兵”，以教规——十款天条作为军律，对内控制之严，堪称空前绝后。

五、还有个怪现象也是古今中外的邪教所专有，而为正当宗教所绝无。这就是邪教的教主都是淫棍，年轻的女教徒都是他们的猎物。因为邪教既从身心两方面都严格控制了所有的教徒，也就给了教主对女教徒为所欲为的可乘之机。太平天国洪、杨两个的多妻纵欲，甚至以天父天兄的圣旨作为根据，也是够荒谬的。

　　以这五项标准来衡量，太平天国正是不折不扣的邪教。那么，是不是就可以在太平天国与邪教之间画了等号? 事情也并不如此简单。可以说，在太平天国的领袖们中间——如开国元勋冯云山、石达开，如后来抱着满腔热诚前来投奔的洪仁歼——是极不愿意让太平天国堕落为邪教组织的。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作了极大的努力，希望力挽狂澜，把太平天国推上正轨，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最后都归于失败，壮志难酬，抱恨终天!

　　历代农民起义或流民起事，大都利用过邪教。邪教是一种破坏的力量，推翻旧王朝需要利用它。它不是一种建设的力量，建立新王朝就用不上它。因此，比较聪明的领袖在取得初步胜利之后，就会断然抛弃邪教，重用知识分子，来建立正规的新王朝，谋得长治久安。

　　在太平天国十多年的短促的历史中，经过了不少波澜起伏。开始依靠邪教以策动起事，这是事非得已，不得不然。但是后来形势发展，一再出现了可以抛弃邪教，改弦易辙的机会。既可能按传统的模式改朝换代，建立一个新王朝，使得士农工商各安生业；还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在古老的东方首先推行新政，实现富国强兵，建立起一个现代的新国家。只可惜机会一失，时不再来。

　　但是我们却不能在太平天国与邪教之间划上等号。如果这样，我们将把冯云山、石达开、洪仁玕这些志士仁人置于何地? 将把成千上万自觉地为了救国救民而奋斗牺牲的忠勇军民置于何地? 就是对那些被愚弄而付出了生命代价的人们，我们也不忍心加以指责。真正应该受到谴责的只是那些暴君、野心家、佞臣、走狗，如此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从一场历史大悲剧中汲取教训，让后人不要再蹈前车的覆辙。思之再三，我觉得对于太平天国可以称之为一场流产了的革命，一场失败了的起义，一个不应该长期延续却可悲地一直延续到覆亡的邪教集团。

(来源：文史天地) 2008年02月18日
http://cul.sohu.com/20080218/n255215689.shtml

台湾前新闻局长邵玉铭自述开放报禁秘辛

2008-02-20　来源: 四川在线(成都)　

　　报纸一开放，记者什么都写，骂这个批评那个，人家都有反弹，他们不找报纸老板，找我们“新闻局”。他们跟我讲，你干脆出个《记者法》来管这些记者。我心里想，第一个，有民法、刑法，你当事人不满意你去告我们，美国也没有行政机关管媒体的。

解除报禁是台湾政治史上一件划时代的大事，自1951年6月10日起实行的报纸登记限制和1955年起实行的报纸增张限制，在1988年1月1日正式走入历史；更重要的变化是，对报道内容的管制开始不再名正言顺。作为台湾解除报禁的核心当事人，邵玉铭对此感触良多。

玩真的还是玩假的

1987年4月29日，我奉命调到“新闻局”。

1949年到台湾后，国民党对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国外留学机构都讲自由民主，你讲了38年，做了没有呢？不能再拖了，开放太早，还没有准备好，恐怕不能掌握全局，会产生混乱；开放太晚，民进党他们党外人士会闹事。

后来就有了经国先生的4个步骤：开放党禁、解除戒严、开放老兵大陆探亲和解除报禁，在1年半之内循序渐进。开放报禁时，他们叫我不要问太多，只问“行政院长”俞国华有什么样的指示，我需要注意什么事情。我要弄清楚他们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是70%、80%还是100%地开放？没有，没有给我任何的指示，他就是说，你看着办，你认为该怎么开放报禁你就怎么做，没有任何的问题。没有任何反对性指示我们首先开放的地方是“警备总部”，戒严时期它负责文化审检工作，报纸杂志书籍唱片录影带它都管的。解除戒严以后，这个单位就不管这些事了，都归“新闻局”管了。

开放老兵探亲就更不得了了，后来过去的不都是老兵了。特别是学者，带回来一大堆大陆的出版物，比如说他在大陆参加辛亥革命会议，带回来一大堆资料，或者研究大陆问题的专家带回来一堆“文化大革命”或毛泽东的资料。戒严时，这些资料都要被没收上来放到图书馆的专柜里锁起来，要用的话你自己来看，来看的时候只能抄，不许你影印，不许传播。

刚开始的时候肯定有些灰色地带，开头我也在摸索，后来就正式开放了。除非上级主动问，我不请示。我也没有得到任何的反对性的指示。这些大陆的出版物也没有人再检查了，慢慢地全部放开了。凌峰和悲情城市的挑战我们那时固然是解除戒严，但是并没有允许去大陆做节目。台湾有个歌手叫凌峰，这位老兄跑大陆做节目《八千里路云和月》去了。《八千里路云和月》在电视上一播，台湾观众看到蒙古、西藏都很新鲜，这时我们所谓的安全单位常常会打来电话，说凌峰拍的都是大陆阳光的一面，应该拍一些阴暗面，让我去跟凌峰交涉。我没有那么笨，我去交涉的话，让凌峰传出去我会更丢人。我们的政府虽然已经开放，但是有些官员心理上还没有适应开放。

有一部电影叫《悲情城市》讲“2·28”事件的，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根据规定，得过国际奖的电影，不仅要在台湾放映，还要发100万元的奖金。以前电影的审查是公务人员来做，我说这次我们不要政府来审，他们一定会从严，而要找社会公正人士。我从学术界、电影艺术界挑选了21位人士，结果他们全票通过《悲情城市》。

那年国民党选举还是赢了，但是也有小败，“行政院”会议上就有人批评我。我是当时的“新闻局长”，所以所有的问题都变成了我的问题。我的处理方法就是民主、自由和开放，我们要赢得人心。既然民主到了这个地步，你要是再压的话，“立法委员”、报纸和知识分子一定反弹，政府受不了压力，又会妥协，那还不如一开始就不管算了。

记者没人听我的

报纸一开放，记者什么都写，骂这个批评那个，人家都有反弹，他们不找报纸老板，找我们“新闻局”。他们跟我讲，你干脆出个《记者法》来管这些记者。我心里想，第一个，有民法、刑法，你当事人不满意你去告我们，美国也没有行政机关管媒体的。假如攻击的是个人，这个当事人要去法院上诉，我们行政机关不能来替你办这个事情，这不合民主程序。

1987年6月，俞国华去新加坡访问，我作为发言人要随行。新加坡的媒体被管得很严，说你们只能有15家媒体来。15个名额我怎么分配呢？很简单，我按各个媒体的分量来给，但凡是我没有放进去的，它们都骂我。我也没办法，我被他们骂，是可以想象得到的，我没有放在心上。

这种事情其实很多。大概是在1990年，我陪李登辉去新加坡访问。新加坡把台湾媒体管得很严，李登辉和我去的地方都不让台湾媒体跟着。媒体记者很无聊，就打电话问大陆驻新加坡的大使，请他就李登辉访问新加坡发表评论。

新加坡政府就叫我管一管这些媒体。我就在晚上把他们找来聊天，希望他们不要搞得太过头，但没有人听我的。那时既解除戒严也开放报禁了，禁止报纸报道是违法的。

《中央日报》没落我是“罪魁祸首”

我从大学到政府机关工作，是借调，4年为一任。4年后我就决定，我还是教书比较好。后来李登辉先生又叫我回去，1995年至1999年到“国统会”，后来国民党中央党部找我当副秘书长，搞政党外交。后来没多久，国民党选败了，连战主席叫我到《中央日报》。

我在“新闻局”的时候，《中央日报》是台湾的第一大报，它一直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但是2001年我去的时候，形势就好比是船都快沉了叫我去救这个船。《中央日报》鼎盛的时候1000多人，我去的时候只有300多人，干了一年只剩100人，没钱了。因为这是个党报，假如说它有第一手资料，别人找不到，当然也很牛，但政治民主化后，其他两大报的消息很灵通，有时候国民党有什么消息也先给人家讲，因为人家有影响力，读者多，你卖的份数不够，为什么跟你讲呢？

实际上《中央日报》的没落，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解除报禁的结果，我是“罪魁祸首”。《中央日报》的结束对于我来讲，反而证明中国国民党是走向政治民主化的一个指标。

http://history.163.com/08/0220/10/454TPMHE00011247.html

袁世凯批准正月初一过"春节" 孙中山不同意

2008-02-06 　来源: 南方网　

　　核心提示：春节在中国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但是，现行“春节”称谓才有95年历史，“春节”之称还是袁世凯批准的。1913年，袁世凯批准以正月初一为“春节”，同意春节例行放假，但这个“春节”是袁世凯批准的，许多倒袁人士都拒绝过这个春节，孙中山在1924年还提出过废除。


春节是中国的传统佳节，有关资料记载，春节在中国已经有4000多年的历史。然而，江苏省天文学会的天文学家却表示，现行“春节”称谓才有95年历史。

中华民族传统历法岁首正月初一，现今无论中国还是海外华人都统一称为“春节”，但在中国历史上却称之为“元旦”。宋人吴自牧在《梦粱录·正月》中说：“正月朔日，谓之元旦，俗称为新年。”

据《史记》载，夏代元旦为正月初一；殷商定在十二月初一；周代提前至十一月初一；秦始皇统一全国以后，再提前至十月初一为元旦，直至西汉初期。到汉武帝时颁行《太初历》，才恢复夏代的以正月初一为元旦。以后历代相沿未改，所以这个历法又叫“夏历”（今俗称为农历）。

中国历史上早有“春节”，不过指的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这在《后汉书·杨震传》中有载：“春节未雨，百僚焦心，而缮修不止，诚致旱之征也。”到南北朝时，“春节”是泛指整个春季。而把正月初一定为“春节”，是辛亥革命以后的事。

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布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随即宣布中国废除旧历采用阳历(即公历)，用民国纪年。这样做带有改朝换代重新确立“皇历”的传统，同时也蕴含着向封建王朝彻底决裂的含义。

不料，孙中山的这个建议，民间一时没有接受，于是民间同时流行了两种历法，阴历和阳历。当年2月18日(壬子年正月初一)民间仍然过了传统新年，其他传统节日也照旧。

众所周知，在民国总统的正式选举中，袁世凯获胜，孙中山败北。1913年(民国二年)7月，当时北京(民国)政府任内务总长的朱启钤向“大总统袁世凯”呈上一份四时节假的报告，称：“我国旧俗，每年四时令节，即应明文规定，拟请定阴历元旦为春节，端午为夏节，中秋为秋节，冬至为冬节，凡我国民都得休息，在公人员，亦准假一日。”

但袁世凯只批准以正月初一为春节(因当时是“五族共和”，端午等汉族节日列为全国节日不妥)，同意春节例行放假，次年(1914年)起开始实行。自此，夏历岁首就由以往的“过年”改成了“春节”。

由于这个“春节”是袁世凯批准的，许多倒袁人士，都拒绝过这个春节。孙中山在1924年还提出过废除这个节日。但没有能够形成气候。清朝的遗老遗少们不同意，对孙中山不满的人也不同意。

1930年，南京政府为了适应当时世界上风行的改历潮流，一些改历人士重新提出，先过“元旦”新年，后过“春节”旧年，新年在前，旧年在后，十分荒唐。南京政府颁行政令，宣布废除旧历和“禁过旧年”。这个政令一颁布，共产党立刻起来反对，民间亲共人士，也抓住这个辫子掀起了新一轮的反对国民党的热潮。结果，国民政府不但没有把旧历新年禁下来，而且还招徕了国内许多反对的声音。

“春节”从“过年而不过节”，经袁世凯批准后，莫名其妙地变成了一个“盛大的传统节日”。90多年来，中国人都重视民族传统的新年，把春节当作真正的“年”来过。人们接受“春节”称谓，是因为它既区别了公历新年元旦，又因其在“立春”前后，“春节”表示春天的到来或开始，与岁首之意相合。 (本文来源：南方网 )

郴州，什么时候 走出黑暗？（2008-02-20）

● 韩咏红（湖南郴州）

　　郴州市郊的农村断电已经20多天了。外界从媒体上得到的印象似乎当地供电已恢复，实际上，除了郴州市区65万市民，以及部分县城居民外，大部分农民依然活在无电的日子。

　　家住荷叶坪村的杨姓老夫妇现在能娴熟地在黑暗中从农舍一个屋子摸到另一个屋子。在厨房里点蜡烛烧饭做菜，勉强看清锅子里的食物，碗中的饭菜，模糊分辨出猪肉、鱼肉。　　

　　“有电就好了。”杨老太太说。荷叶坪村虽然离市区仅20余公里，城乡差距泾渭分明。入夜，驱车经过山村，四周无声仿佛无人烟。晚上9点在一些村口鸣车笛兼大声叫唤，除了家犬吠声回敬，无人搭理。

　　此地的手机讯号上周刚恢复，村民总算有了和外面直接沟通的渠道。

　　少数熬不住“黑”的人家自己买了柴油发电机，但成本很高，一个800瓦功率的发电机每小时耗油本钱将近2元（人民币，下同，约4角新元），何况电力不足时，电饭锅煮出来的米饭是夹生的。

　　记者走访时，荷叶坪村农民议论着听说元宵节有望复电。相比之下，郴州市30公里外的桂阳县，县城区超过70万人是星期天晚（2月17日）才通电。县委宣传部新闻主任周春林告诉记者，政府力争农村通电3月20日完成。换言之，桂阳县67万农民最快还要再等一个月才能恢复电力。

　　更远点的临武县，到截稿前仍在无电世界，来电之日不知还有多远。

　　在无电的农舍转两天，记者有一种要疯掉的感觉。黑夜降临时，身外两米处全看不清，背包放哪里去了？手中拿什么、用什么把握不住。电视和电一起歇业，村民晚间娱乐只剩下烤火聊天。但夜夜如此，也没有那么多好聊的，一小群人很快陷入寂静。

对于城市居民来说，1月26日至2月6日左右那些全市断电、断水、断手机的日子更是场难忘的噩梦。看出乘客是外地来的，德士司机就主动诉说停电时期所受的苦，顺带批评政府几声。

　　外贸商人肖峰说起来一肚子不快：“当时就很烦躁。冷，到哪里坐也坐不住，躲也躲不了。后来手机也打不出去，货不能进出，股票没法卖。找一个有电的饭馆吃饭，找遍整个郴州市。”

　　生产和正常生活一般瘫痪，人们用矿泉水煮饭，很多天不洗澡。有人住进有自备发电机的宾馆，宾馆有热水，但开不动空调。南方天气湿冷，白天室内比户外还冷，出了门又忍受风寒。很快的，发灾难财的无良商人把发电机价格从几千元上调到万元以上，比手指略粗的蜡烛从一根两毛钱暴涨到两三元。取暖烧饭用的蜂窝煤，也像当红的股票，从一个5毛钱翻涨到几元。

　　想逃？你是走投无路。火车发不出去，通往外地两条主干道京珠高速和107国道被冰封，数以万计的车辆滞留路上，军队以继夜赶工破冰，你能往哪里走？

“灾难时不会为难政府”

　　企业老板李辉认为，天灾难以避免，但政府预防和后勤保障工作不力，必须为市民生活失序负很大责任。至今，这场因雪灾引起的灾难——郴州电网被毁灭性破坏，郴州市直接经济损失173亿4900亿元（人民币，约34亿1600万新元），是否存在事先预防不足的疏失，百姓和市民仍有不同意见。

　　灾难中的社会往往和电影一样交织着悲喜因素，商人抓紧时机捞一把，宵小和盗匪却没有趁天灾横行，连一般年节前扒手多的现象都没有出现。工厂经理徐长德谈到郴州市民的素质，十分感慨：“平时还有抢劫的，那时反而没听说。”

　　据说，市民闹事也是发生在断电接近尾声时。年初一，郴州市内两个尚未复电的地区有市民上街抗议，政府被迫封了两条路，出动人员将市民劝退。当晚全城通电，市内秩序很又恢复平静。

　　市外宣办主任张灿军告诉本报：“中国人，在灾难时不会为难政府。”

　　灾难中维护着郴州市不出乱子的，还有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医护人员。道路被冰雪掩盖，摔伤骨折病患暴增，医院在自身供电不足的情况下超常运作，还每天到高速公路巡诊、抢救病人。

当周遭其他医院都陷入瘫痪时，四面八方的产妇涌到人民医院，有49张床位的产科在最高峰时住了149名产妇，还曾在凌晨3点紧急将23名加护婴儿从分院转移到中心医院。医院总值班唐亚丽说起来一脸喜悦兼自豪：“断电期间医院接生了186个婴儿，没有发生一起意外，所有产妇母子平安。”

http://zaobao.com/zg/zg080220_502.shtml

【西风】赵本山弟子下跪，为何很多人不舒服

赵本山收徒仪式，35位徒弟跪地叩拜。

人们之所以对跪拜事件如此敏感和愤怒，因为任何一个有起码的羞耻之心的社会都无法容忍这样的行为。

下跪在男尊女卑的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女”字在象形文字甲骨文中就是屈身下跪的形象。春秋战国时期，跪拜作为礼仪形成了严格的制度。程式繁复、需要耗费大量体力的“三跪九叩”始于满清，是对跪拜礼仪从形式到内容的强化，彰显皇帝的显赫、威严和臣民的卑微、低贱。

1676年，斯帕法里率领俄罗斯使团进入中国境内，为确认身份，拿出康熙写给沙皇的信件，大批满清官员如遭雷击，面向康熙的手谕齐刷刷跪倒在地，令斯帕法里目瞪口呆。他在后来的《中国札记》里写道：“他们竟有如此不分场合的、奴隶般的举止，实在是我所见过的最为卑贱的鞑靼。大汗的政府由一群奴才组成，他的国民羸弱不堪……鞑靼皇帝丝毫没有什么可惧怕的。”

1816年，继1793年英国首次使团访问满清之后，英国的第二批使团到达北京，因拒绝下跪，被嘉庆皇帝驱逐出境。当时的英国报纸评论说：“这就是中国人，昔日人类无与伦比的精英，今天已沦为人类学研究的怪物。”

时间跨到21世纪，没有人不对中国迅速增长的经济实力刮目相看———那么，中国人自己呢？站起来了吗？

继2007年“疯狂英语”的推广者李阳闹得沸沸扬扬的学生集体“下跪”事件之后，2008年1月20日，央视播出了这样一幕：著名学者季羡林正襟危坐，接受弟子钱文忠的跪拜大礼；2月11日，笑星赵本山公开举行收徒仪式，接受35位徒弟的集体跪拜。

在一片激情或理性的声讨中，网上一篇署名为“岳伍”的文章《人有没有下跪磕头的自由？》别出心裁，从宽容和自由的角度为下跪辩护：

“人格尊严不能不和人的自由紧密联系在一起。当学生的跪拜一下老师的自由都没有，当老师的接受学生跪拜一下的自由都没有，那还奢谈什么人格尊严？不论我们怎样定义人格尊严，一个人恒有做他喜欢做的事情的自由，若并无这个自由，那基本上可以肯定地说，那人实无多少人格尊严———文明，若不能容纳异己，悦纳异己，做到君子和而不同，那还能叫文明吗？”

岳伍的观点看似合理，但稍加分析，却大谬不然。自觉自愿、不伤害他人在多数情况下，但却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符合自由的含义。文明意味着包容，但绝不是藏污纳垢，否则，三寸金莲、大烟馆之类反人道、反文明的习俗、设施仍可大行其道。

一个成年人犯贱、找抽，或是苦行僧，或自愿做些难以理喻的事情，只要没有妨害他人的自由，确实有其一定的活动空间，但并不一定意味着道德评判也可保持沉默。任何人只要愿意，随时随地都能以身试法，这就意味着他失去了自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对自由的重大误解。自由的界限是你不能妨害他人的自由。

而用自由来为下跪辩护，无疑是对自由的侮辱和背叛。自由是人类一切正面价值、普世价值的基础和来源，民主、人权、宪政、法治、科学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扩张、享受人的自由而发展起来的制度或学说。

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跪拜并不违反法律，看上去除了当事人，并没对其他人造成影响或损害，但是否违背了自由的原则呢？一个，或几十个、上千个学生集体下跪，严重损害学生人格尊严，破坏现代教育的核心价值：人格的独立和平等。这是对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挑衅。一切道德和法律的建设，最终服务于人的自由。即使学生完全出于自愿跪拜，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对人的自由属性的侵犯。

按照“正派社会”的理论，一个人的自由、人格尊严如果受到侵犯或羞辱，即便受害者本人并没有感觉到，社会也有理由感觉受到了侵犯或羞辱。看起来没有伤害他人、完全出于自愿的跪拜行为，与我们所说的自由完全背道而驰。

是否受到侵犯或羞辱是一种社会共识，这种共识越强烈，这个社会就越正派。人们之所以对跪拜事件如此敏感和愤怒，除了被下意识地勾起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忆，还因为，任何一个有起码的羞耻之心的社会都无法容忍这样的行为。同样，倘若有人长期在家里虐待自己买来的小动物，看起来也符合个人自由的原则，因为这种行为没有伤害任何其他人的自由，但也会遭到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弹，因为这是对自由的误解和滥用，让其他社会成员自由的价值观受到了威胁，那种发自内心的、因爱惜生命的尊严而产生的愤怒，是人类最可宝贵的怜悯和同情之心。

看到在黑砖窑里被锻炼成“自觉自愿”的机器人，人们也一样会感到愤怒，法律不会因为双方你情我愿就放过对黑砖窑老板的惩罚。自由的常识和标准，往往对我们的反应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本文来源：东方网 作者：西风)
http://news.163.com/08/0219/09/4527QPN9000121EP.html

淫照風暴的最大教訓是揭露虛偽【李怡 蘋論】

阿嬌終於站出來面對傳媒與公眾了。她是遲早一定要出來的，因為她不會願意放棄她的演藝事業，她所屬的公司也不想放棄這隻生金蛋的鵝。她說，她以前很天真很，但現在已長大了。短短幾句話，她沒有承認做錯過甚麼，但實際上已承認淫照不是移花接木的合成照了。

事實上，阿嬌以前並不天真，並不，她的天真無邪的小天使形象，是假扮出來的。她前年在偷拍事件後痛哭流涕，表示以後無顏面對視她為偶像的小朋友。她有一次看到兩個影星接吻，表示很惡心，說自己不會這樣做。她出席由大衞城文化中心主辦的「貞潔校園開學禮」，明確表示拒絕婚前性行為。她說這些話的時候（06年），同時在拍淫照。本報留言網中，有人說：「大家鄙視的不是你的放蕩，而是你的虛偽。」

這句話可說一語中的。事實上，虛偽的不僅是阿嬌一人，而是她所屬的英皇娛樂集團，這集團在淫照曝光的第一天，即聲明這些照片是「不法分子」用「移花接木的手法製造」的，並即時報警。虛偽的還有演藝人協會，這個協會在前年阿嬌被偷拍背部的事件中，表現出群情洶湧，面對這次的淫照風暴卻說「不單是娛樂圈的悲哀，亦是香港人的悲哀」。但除了悲君亦自悲、深恐自己的私隱也被曝光的演藝人，除了淫照涉及的藝人，絕大多數香港人在此淫照事件中有何悲哀？娛樂圈個別人的悲哀，何以要拉香港人下水陪一路哭呢？

虛偽的還有警方。未經淫審處對淫照作裁定，警方已拘捕發放一張淫照的網民鍾亦天，並要未經審訊就關押他八個星期。明明是警方為阻嚇網民流傳淫照的行動，卻又妄言鍾亦天另涉詐騙案，因兩宗不相干案件遭還柙，實前所未聞。這是執法的虛偽。警務處長鄧竟成自行「釋法」，宣稱藏有淫照「意圖發放」也違法，警方的阻嚇意圖更為明顯。

警方的虛偽還在於早已知道淫照的源頭是陳冠希的電腦，還要到處找源頭。為甚麼不直接傳訊陳冠希，要求他交代事件，看淫照是偷拍還是被拍者知情下所拍？淫照曾交給甚麼人？怎樣流傳出去？已知源頭卻不找源頭，反而「周街拉人」，更顯示警方執法不公而偽善。

虛偽的還有部份傳媒。它們打道德的旗號，不但批評藏有淫照，觀看淫照者，甚至還批評報道淫照風暴的傳媒，指摘刊登經過剪裁的照片。揭發事實真相，應是傳媒的本份。尤其是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或打扮成純情小天使的藝人，揭發他們的真面目正是為那些被偶像愚弄的Fans敲響警鐘，告訴他們這些人的虛偽本性，使他們醒悟。

淫照風暴牽引出社會上的種種虛偽，很可能是促使「奇拿」在每一個虛偽表現之後發放更多淫照，並不斷使淫照尺度升級的原因之一。淫照風暴告訴我們，有些人認為，只要關起門來，只要不被人知道，或只要沒有具體的事實（照片）呈現在公眾面前，是甚麼髒事都可以做的，是甚麼謊話都可以說的，是甚麼虛偽的姿態都可以擺出來的。

虛偽是甚麼？法律上的虛偽陳述，指的是用語言或行為作出已知與事實不符的任何表示，通俗地說，是指一些使人誤解或欺騙性的陳述。淫照風暴所帶來的一系列虛偽言行，使人渾然覺得香港已成了一個虛偽城市。

幸而仍有清醒的、堅持揭示真相的傳媒。幸而有網民，特別是前天向虛偽的警方抗議的示威網民。

http://wanszezit.wordpress.com/2008/02/13/推薦一文：淫照風暴的最大教訓是揭露虛偽/

【韩寒】文坛是个屁 谁都别装逼

2006-03-16　　

前天看了文学评论家白烨的大文（此人行文还严重不简洁，看得我头晕，看了一大段观点重复的文字后，发现那还是下篇，太牛了，最牛的还在后面，一看标题，这还是篇简要分析），摘抄一些：

80后作家这样一种姿态坚持下去，成为主流文学的后备作家是完全可能的

从文学的角度来看，“80后”写作从整体上说还不是文学写作，充其量只能算是文学的“票友”写作。所谓“票友”是个借用词，用来说明“80后”这批写手实际上不能看作真正的作家，而主要是文学创作的爱好者。

我以前说过 “80后”作者和他们的作品，进入了市场，尚未进人文坛；这是有感于他们中的“明星作者”很少在文学杂志亮相，文坛对他们只知其名，而不知其人与其文；而他们也似乎满足于已有的成功，并未有走出市场、走向文坛的意向。


作为我本人，非常讨厌以年代划分作者，每个优秀作者都是个性鲜明的人，哪能分类。同一年生的就是一类，卖猪崽呢。难道1966年到1976年间生的人都叫“文革类”？文革失败了，难道那批人就叫“文革败类”？时代划分人，明显不科学。

但是，这不是关键，关键是，他坚持认为，他认识的那批人（也就是照过面的吃过饭的那些码字的），写的东西才算文学。并假装以引导教育的口吻，指引年轻作者。

文学和电影，都是谁都能做的，没有任何门槛。某些人所谓文学评论家就非常愚蠢，对畅销书从来置之不理，觉得卖的好的都不是纯文学，觉得似乎读者全是傻逼，就丫一人清醒，在那看着行文罗嗦晦涩表达的中心就围绕着“装丫挺”三个字的所谓纯文学。但倘若哪天，群众抽风了，那所谓纯文学突然又卖的特火，更装丫挺的评论家估计马上观点又要变化。

书卖的好不好，和文学不文学没多大关系。比如这位白烨，行文罗嗦，观点重复，很没有灵气和文采，我要不是憋着要说两句，真是没耐心看完这样水平的文字。所以，可以想象，他要写一小说，势必要花去一万字描写一棵树。小说卖不好，肯定又要觉得这年代阅读风气出了问题。绝对是便秘怪马桶。

比如我，我的写作可以说是中国难得的纯文学。写我所想，并不参加任何宣传活动。也从不假惺惺叫帮人开个研讨会之类。新书也更无任何的发布会。卖的好，是因为写的好。有终一日卖不好，是因为总有那天，也没关系。很多的畅销书作家，写的都是纯文学。因为，无论他们怎么写，都有人送钱，所以，就彻底不用考虑什么取悦读者，迎合市场，想写什么写什么。相反，很多书卖的不好的号称纯文学作家，必须时不时考虑，我要加点吸引眼球的东西啊，我第80页要上个床（还得野外）啊，100页要同性恋（并且3P）一下啊，200页得来点暴力（必须死人）啊，400页得来点乱伦（还是母女）啊。（通常种类作者写东西还特别长，没500页打不住），440页文革一下啊。评论家一看，惊了，我操，都是人性啊，都是社会的边缘啊，都是性格的错乱啊，关心人类啊，牛逼，纯文学。

蛋，就是这么扯的。

还有，白先生文章里显露出的险隘的圈子意识。文坛什么，文坛什么，要进入文坛怎么怎么，听着怎么像小孩玩过家家似的。好像白老人家一点头，你丫才算是进入了文坛。其实，每个写博客的人，都算进入了文坛。别搞的多高深似的，每个作者都是独特的，每部小说都是艺术的，文坛算个屁，矛盾文学奖算个屁，纯文学期刊算个屁，也就是一百人手淫，一百人看。人家这边早干的热火朝天了，姿势都换了不少了，您老还在那说，来，看我怎么手淫的，学这点，要和我的动作频率一样，你丫才算是进入了淫坛。

部分前辈们应该认真写点东西，别非黄既暴，其实内心比年轻人还骚动，别凑一起搞些什么东西假装什么坛什么圈的，什么坛到最后也都是祭坛，什么圈到最后也都是花圈。我早说过，真正的武林高手都是一个人的，顶多带一武功差点的美女，只有小娄娄才扎堆。

至于年轻人，文学就是认真的随意写。人能做的只有这些，其他都看造化了。文学是唯一不能死磕和苦练的东西。更不能如虚伪的大多数前辈们一样。文学的最危险境界就是，着实虚伪，但自己还觉得自己特真诚。

（此文稍色，日后改正。对付迂腐固执的家伙，就得行色。我发表完观点了，不参与任何愚蠢的笔战论战之类。我很忙，我要进入车坛。）

http://culture.163.com/06/0316/17/2CBQAA4000281MU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