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在现代文明的共有平台上

2008-02-24 　来源: 南风窗(广州)　

　　利己利他、性善性恶并不是“左右”分野的真正原因。在这方面争论恐怕是在制造假问题。“利他”和“自由”并不矛盾，而且真正高尚的“利他”就是以自由为前提的。

作者：秦晖　清华大学教授

近年来“左右”成了一个热门话题，1997年有所谓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2004年国企改革讨论与2005年医疗和教育改革讨论实际上也是这类讨论的具体化。

一般历史书上说左右这对概念起源于法国大革命，当时国民公会议员中主张激进变革的坐左边，保守的或不那么激进的坐右边，于是就有了“左派”“右派”的区别：左派是激进派，右派是保守派。但这显然太过简单：如今有时可见“右翼激进主义者”或者“激进右派”之类的提法，如果说右派本身意味着“保守”而和激进不相容，那“激进右派”的提法不就像说“黑色的白”一样滑稽吗？

所以仅仅讲激进与否，仅仅讲变革与保守，恐怕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关键在于保什么、守什么，所谓变革是要向哪里变。有些人把激进和渐进作为一个对立，这虽然有意义，但是速度毕竟相比方向而言还是第二位的，因此我们首先要弄明白向哪个方向进，然后才有激进和渐进的区别。

但是朝哪里进，并不是打个什么“主义”的招牌就能表明的。今天“左派”说“右派”要维护“资本”，“右派”说“左派”要维护“权贵”，其实他们双方中的许多人或许都是出自好意，自以为维护“国家”或“人民”，但政治哲学、制度偏好和政策主张使他们差异很大。而且，一些差异是假想的，实际未必存在。另一些更深刻的差异却未必被意识到。

利他与利己是假想的差异

如今有人喜欢强调利己利他、性善性恶之别。这个区别有时被说成似乎是“文化”上的：“西方文化”强调性恶论，“中国文化”或所谓儒家文化则强调性善论。有时又被说成是“主义”上的：一些左派朋友常喜欢批评右派主张人性“利己”，而他们则主张利他或利公。据说“资本主义”主张自私自利，计划经济则主张先人后己、大公无私。不管这些说法是在“中西”文化之别的意义上，还是在“左右”主义之别的意义上，大概讲的都是两个意思：

第一作为事实判断，他们否认人性自利，强调现实中有许多高尚的人和高尚行为如雷锋、白求恩等等。近年流行的一部左派活报剧让一个女妖状的“美帝国主义者”怪叫“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尽管这句话本是“国产”而且流行于国人不知“自由”为何物的时代，但据说“自由主义”或“西方文化”信的就是这个。

第二作为价值判断，这些朋友说利己是恶，利他利公是善，应该抑前者而扬后者。人不应只顾自己，应该为别人、为整体利益而奉献，等等。

这两种批评完全不得要领。“西方文化”就不必说了，西方文化本身就包括社会主义一支，马克思、恩格斯不都是西方人吗？如果讲“主义”，那么所谓人必定自利这个事实判断和人应该自利这个价值判断果真是“自由主义”的基础吗？有人常讲西方人都是崇尚自利的，果真如此你怎么能理解基督教在西方的影响？基督教崇拜谁？崇拜耶稣。而耶稣，不管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至少基督徒都相信他是一个为了拯救人类，不惜自己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如果西方人“崇尚”自利，他们不应该崇拜耶稣，而应该崇拜犹大才对——犹大为了30个银币把耶稣出卖，才是自私的典型。“自私的”西方人为什么不崇拜犹大，而崇拜基督？自由主义者当然并非都是基督徒，它的人性根源是普世性的而不限于某个“文化”，但它大行其道的确是自基督教文明地区始，大量自由主义者同时也是基督徒，那么，据说是“自私”的主义者怎么会崇拜耶稣这样的无私者呢？

在这里我也要反对一种流行的说法：以往体制的毛病，就是因为太过弘扬理想主义，从反右到“文革”都是鼓吹信仰鼓吹太多了。然而基督教讲信仰、鼓吹崇高，也许一点不下于某种意识形态。他们不但敬拜耶稣，还宣传很多圣徒，各种为拯救众生而受苦蒙难乃至上绞架、上火刑柱的殉教者。在中世纪的确有“以信仰为借口的专制”，但今天西方人同样是基督徒，其信仰、崇高却不再会带来专制，为什么？

两种截然相反的“利他”

显然，无论中西、左右，疾恶向善、赞赏利他是同样的。但同样无论中西左右，“利他”之为“善”都有个关键的前提，即这“利他”是在自由、自愿基础上发生的行为。

是不是任何“利他”都是善？当然不一定！“利他”有时是恶，而且可能是大恶！这显而易见：我们一般认为雷锋做好事是自愿的，那么这是就善。但如果有人拿着刀逼你“利他”，这是好事吗？我自愿把我的东西给你，这叫慈善。如果你拿刀逼我把我的东西给你，这叫什么呢？这就叫抢劫。抢劫是不是善？当然不是。

人类历史上有大量“被迫利他”的例子，奥斯威辛大门上的横额曰：“劳动使人自由”，特雷布林卡集中营的门额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不是“好话”吗？但一旦这“好话”用强制的、剥夺自由的办法来实现，那就成为大恶之尤了！ 所以，以利他为善，首先有一个前提，即利他者是充分自由的。没有这个自由，利谁根本不由你，利他利己有什么必要划分？从普罗米修斯、耶稣一直到我们过去宣传的雷锋同志，都有大善之名，就是因为人们相信他们是自愿、而非被迫地作出了那些选择。而有些利他行为，人们之所以有不同的善恶评价，就是因为对其是否自由为之的判断不同，“自由利他是善，被迫利他为恶”的逻辑还是一样的。

另一方面，“利他”行为的对象即受利者在这一过程中显然不是利他而是自利的。那么这自利是不是恶呢？一般人们也认为不是。否则就难办了：比如我是慈善家，我当然很光彩，但接受我慈善的人是不是坏人呢？当然不是。在自由的条件下利他是善，而接受此种善意者当然是在利己，但这也不是恶，因为他没有侵犯他人的权利。但是如果相反，在不自由的条件下出现“利他”，比如土匪抢了一个人，也就是强迫这个人“利他”。那强迫者当然是大邪恶，而被强迫的苦主并非恶人，但是他只是值得同情，并不值得崇尚。无论中西、左右，人们从来不会把被抢劫的人当作“向善”的榜样。

总而言之，以利己利他、性善性恶分“左右”，或者类似地，以“理想主义”（高调向善）与“现实主义”（不向善或不那么高调向善）来区分二者都是糊涂之论。现代文明中的左、右派，至少在这两点上并无区别：第一，他们都认自由利他为善，而受利者也不为恶。第二，他们都认强迫人利他为恶，而被强迫者也不为善。合而言之，“在自由的基础上承认利己而崇尚利他”应该是个共识。

“君子国”里的市场经济

由于过去以“理想”为借口的强制留下了不好的印象，如今有些被认为属于“右派”的朋友更愿意宣传“现实主义”，不但讲人实际上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是自利的，而且说如果人都利他反而不好。就像李汝珍的小说《镜花缘》中那个君子国，里面的人只知利他、不知利己。一般做买卖都是卖者欲贵，买者欲贱，而君子国相反，那里是卖者欲贱买者欲贵，于是吵得一塌糊涂。这个朋友于是说：你看如果双方都是坚决只利他、不利己，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吵得不可开交，也不是什么好事。

另一个朋友，据说是“左派”，就反驳说：你逻辑有问题。如果贱买贵卖会产生矛盾，可以通过讨价还价解决。那么同样贱卖贵买会产生矛盾，为什么就不能通过讨价还价来解决呢？贱买贵卖的人可以做买卖，可以成交，为什么贱卖贵买的人就不能做买卖，就不能成交呢？为什么以此说利他主义行不通，利己主义才行得通？这是没有道理的！

我觉得他问得非常好！他的反问说明：不管双方都是自利的，或者双方都是利他的，在逻辑上都会产生矛盾。但是有矛盾不要紧，可以通过自由协商解决。不仅人人自私的情况下可以设想市场经济，人人是雷锋我们不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吗？那就是李汝珍讲的“君子国”。现实中见不到“君子国”，是因为从经验上讲人人利他不太可能，而不是逻辑上利他主义和市场经济有什么矛盾。纯从逻辑上讲，“纯利他”的“君子国”不是完全可以在市场经济中、乃至在“纯市场经济”乃至“市场社会”（请注意《镜花缘》中的那个“君子国”根本没有“计划”和“专政”的影子）中存在吗？

可怪的恰恰是：今天有人反对市场经济、至少是反对“纯市场经济”的理由，恰恰是说市场规则很不高尚，它只意味着性恶论，所以会败坏人心导致社会堕落云云。根据那个“左派”朋友质疑的逻辑，不正说明他们自己其实并不相信“性善论”吗？这怎么还好批判别人讲“性恶论”呢？

这时另一个“左派”朋友回应道：凭什么说如果这些人都利他，就会争得不可开交？比如在公共汽车上，据他说过去人们道德很高尚，现在的道德就不行了。说以前我们经常在公共汽车上看到几个人谦让，互相让座，这就是君子。但是这些人并没有像李汝珍写的那样争得不可开交，很快让座就让成了，很好嘛，没有什么矛盾。

的确，一般来讲，自由利他引起的矛盾的确没有自由利己引起的矛盾厉害。这个原因其实也很简单：为什么让座很少引起争执？因为要找到一个接受你让的人应该说并不困难，因此不会发生争执，有点小争执也不会很激烈。这说明在经验上利他的确比利己脆弱，至少在陌生人之间是如此：要找到接受你让座的人，也就是愿意接受你的“利他”以自利的人并不困难，至少比相反的寻找容易。但是我这里要把逻辑再往前推一步：假定这些君子的利他像小人的利己一样坚决，甚至比后者更坚决，那也没什么，像李汝珍所说，自由交易一样可以解决问题。

换句话说，在自由的条件下一切都好办：如果有人自愿利他、有人自愿利己，而且都出于自由意志，那就是一个皆大欢喜的“让座故事”。如果大家都利己，那就做交易，讨价还价而各得其所。如果大家都利他，也很简单，照样讨价还价，就像“君子国”中描写的那样。只要大家都尊重彼此的权利，不拔刀相向滥行强制，“君子国”的交易与“小人国”的交易，乃至君子与小人并存的“普通国”的交易都不会出轨，都可以使人们各得其所。这种秩序不是无矛盾，但保持相对和谐应当不成问题，起码总比滥行强制拔刀相向好。

当然，通常“大家都利他”要比“大家都利己”少见，君子国比小人国少见。因此一些朋友强调人性利己。如果仅指陌生人之间的关系，我想这合乎一般人的经验。不过自由主义的论证似乎并不依赖这种经验，无论市场经济还是民主政治都并不以“大家都利己”为前提。极而言之，即便在人皆利他的“君子国”中，自由主义仍然可以成立。不但如此，正如我还会提到的：我认为那种“大家都利己”的现实体验恰恰可以解释自由制度的建立无论在中在西都何以如此困难，需要理想主义的努力。而社会主义（指民主社会主义）事业的艰难其实也出自同样原因。

搭建共有平台

利己利他、性善性恶并不是“左右”分野的真正原因。在这方面争论恐怕是在制造假问题。“利他”和“自由”并不矛盾，而且真正高尚的“利他”就是以自由为前提的。这无论对于东方还是西方、对于文明的左派还是右派都是不言而喻的，应该说是共识。市场经济要讲“经济人预设”，但并不以事实上人们都自利甚或必须自利为前提。而福利国家不以此为前提就更不待言。至于民主政治在现代文明中实际上是市场经济与福利国家的共同背景，左右派的共有平台，当然就更不是“左右”的真正分野。

(本文来源：南风窗 作者：秦晖)
http://news.163.com/08/0224/09/45F6UFRQ000121EP.html

【秦晖】普京之谜——俄罗斯民主的前景

2008-01-18 南方周末　
　
　　在俄罗斯这样一个专制极权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大国，评价民主的进展须有一个宏观尺度。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教授

20世纪后半叶，中俄两个大国几乎同时开始了艰辛的社会转型过程，并从此执手相望，惺惺相惜。“俄罗斯惟一的选择就是做强国。”8年前，普京的这句话言犹在耳。如今，随着他行将离任，俄罗斯已然“中兴在望”。不过，俄罗斯的转型依然充斥着众多不确定性，但不确定性却正是转型的魅力所在。

作为曾经拥有相似的计划体制的国家，我们关注俄罗斯转型，关注普京时代对于俄罗斯未来的意义，关注俄罗斯存在的种种不确定性，当然是希望以此对中国有所启迪。谁又能说，俄罗斯不是中国最好的参照？

希望关心大国转型的读者能从秦晖先生和金雁女士的文章中有所发现。

评价普京时代，很多人都会提到两条：经济高速发展，民主出现倒退。

但是这两条的背后都有太多的争议。“经济发展”是否可持续，“民主倒退”是否实质性逆转，都值得研究。尽管普京的俄罗斯问题多多，尽管横向比较，按西方标准看，普京的“民主倒退”确实明显，然而普京改变了叶利钦以来的转轨方向吗？他真的表现出“苏维埃情结”、转向“新苏共”了吗？如果纵向，而不是横向比较，在专制传统悠久的俄罗斯，普京时代应该如何定位？

普京是“又一个斯大林”吗？

“今天恢复斯大林格勒之名，会产生猜疑，使人觉得我们要回到斯大林主义时代去，这不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好处。”

笔者认为，一些意识形态色彩浓厚的评论明显是一厢情愿的。其中最明显的例子，是所谓普京“亲斯大林”的说法。普京为纪念卫国战争、弘扬爱国主义而把莫斯科亚历山大花园“英雄城市”纪念石墩上的伏尔加格勒恢复为斯大林格勒，曾经引起国内一些传媒的欢呼，说是普京崇敬斯大林了。其实，“英雄城市”石墩是个历史纪念标志，与城市的现名及现状无关。例如众所周知，列宁格勒剧变后已经改名，可是石墩上的“英雄城市”列宁格勒并未改动，你不能以此否认该城现在叫圣彼得堡。“英雄城市”名单上的11个城市中，基辅、明斯克等6个都位于前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如今并不属于俄罗斯，难道石墩上有其名就意味着俄罗斯对它们还有主权？同样，石墩上的“斯大林格勒”并非今天的城市名，更与今天对斯大林的评价无关。

二战中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早已载入史册，即便是西方最反共的史学著作也没有把它改称“伏尔加格勒战役”。一些西方大城市，如巴黎和伦敦至今都有为纪念此战命名的斯大林格勒广场、斯大林格勒地铁站等，这与“崇敬斯大林”了不相干。赫鲁晓夫当年推行“非斯大林化”不仅把城市的现名改了，连历史上命名“卫国战争英雄城市”时的名称也改了，这本身就很荒唐。这种否定一个人就要消除其一切历史痕迹的做法恰恰是旧时的传统，实际上是“以斯大林的方式否定斯大林”。而普京恢复“英雄城市”纪念石墩上的历史名称只是恢复常识。而选择卫国战争逢十纪念日来做这件事，当然也有宣扬爱国主义弘扬民族精神的用意。但说是恢复对斯大林的崇敬那就不着边了。

因政治荣辱无常而频繁改地名，的确是沙俄－苏联专制文化传统的独特现象。尤其在1930年代斯大林大清洗高潮中随着“大人物”的倏兴倏灭，不少城市都更名数次。最多的巴塔尔帕辛斯克市(今俄罗斯卡拉恰伊－切尔克斯共和国首府切尔克斯克)甚至三年间四易其名，两个“名主”(苏利莫夫与叶若夫)先后上了断头台。以至于人们常说那时地图的出版都跟不上政治变化。1990年代“剧变”后俄国出现了又一次改名风，这次虽然有过去的逻辑在起作用，毕竟理性多了。每次都经过当地的居民公决，结果并不一样，也不可能在长官意志下“一风吹”。如叶利钦时代虽然列宁格勒这个城市经全民投票恢复了圣彼得堡的旧名，但该城周围的州仍然叫列宁格勒州，莫斯科开往圣彼得堡的火车站也仍然叫列宁格勒车站。剧变后这十多年来，在联邦体制下左派虽然从未主持中央政府，但一些州政府早在叶利钦时期就有左派通过民主竞选上台的，他们也曾恢复了一些剧变时废除的苏联时期地名，如列宁的故乡辛比尔斯克就恢复为乌里扬诺夫斯克(乌里扬诺夫是列宁原姓)。唯独“斯大林格勒”，尽管从2002年起，左派占优势的伏尔加格勒州杜马几次提案要求恢复斯大林格勒之名，但都受到普京的明确反对。他说：“今天恢复斯大林格勒之名，会产生猜疑，使人觉得我们要回到斯大林主义时代去，这不会给我们大家带来好处。”正是由于普京的这种态度，今天的伏尔加格勒并没有恢复旧名。

不仅“斯大林格勒”，前苏联时期全国曾有三十多个城市以斯大林命名(斯大林、斯大林诺、斯大林斯克、斯大林诺哥尔斯克、斯大林纳巴德等等)，迄今也无一恢复。而如前所述，这些年左派“复名”的努力对其他人并不是毫无成效的。

当然，“斯大林城”虽未复名，普京时代确实曾经出现过“斯大林热”(尽管其热度往往被夸大)。除了少数左派真是基于斯大林主义，一般人主要是在“大国”、“秩序”和“保障”这三个方面对现实不满，因而出现“怀旧”。这并不奇怪。斯大林毕竟死去已半个多世纪，他的体制垮台也已十多年，人们对当下的困境总是比久远的苦难感受更多。俄罗斯古谚说：“死人都是好人”。如果忘掉秘密警察、大清洗、大饥荒、肃反、古拉格群岛，那个时代无疑有值得怀念之处。但是关键恰恰在于，由于俄国体制近十来年的根本改变，那些东西已经不太可能回来了。在斯大林体制不复存在而且难以回复的情况下怀念那个已经死去不再可能专制的斯大林，怀念那个仅仅作为“大国”和“福利”象征的老人，这与仍存在斯大林体制的时代借斯大林崇拜来阻挠变革，性质是完全不同的。

同样，今天“怀念斯大林”的俄国人也许比叶利钦时代多，但投共产党票的人却显然比叶利钦时代更少，这两者都没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在当今俄国的条件下，对死人斯大林的怀念如果可以取代对活领袖的顶礼膜拜——目前的确有此苗头——那它甚至也许更有利于消除斯大林体制复归的可能。

民主“向右倒退”

普京时代的景象是“倒退”，但是却并非向“左”倒退，而是向“右”倒退；不是倒退回苏联，而是向沙俄“传统”倒退；不是向列宁－斯大林主义，而是向东正教“倒退”。

普京时代的真实氛围可以通过普京与当年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索尔仁尼琴这两年互相高调赞赏看出来。2006年以来，索尔仁尼琴一改他过去在苏联时代乃至在叶利钦时代对统治者的批判态度，对普京给予了高度评价。而普京也高调地为他祝寿，授予他最高级别的国家荣誉——过去叶利钦也要授予，但索尔仁尼琴拒绝了，如今他却欣然接受了普京的授予。更有甚者，2007年普京还发动其各级公务员学习索尔仁尼琴的著述，尤其是他对俄国革命的评论。

不同背景的人对他们的这种表现评价不一。国内有媒体说，最近连索尔仁尼琴都“忏悔”了，他曾斥责叶利钦的“西化”和怀念斯大林的“大国”。我没有见过这种言论，倒是见过他近期仍然严厉谴责极权时代。他在叶利钦时期也的确有过“今不如昔”之论。如果有人解读成叶利钦不如斯大林，在某种意义上也不能算错。然而索尔仁尼琴不会说叶利钦不如列宁，而斯大林不如沙皇倒是他的一贯思想。事实上不光是索尔仁尼琴，我国媒体最近广为流传的一则俄罗斯民意调查就是如此。据说在这则民调中叶利钦得到的评价不如斯大林，但同时斯大林得到的评价远不如彼得大帝则被忽略了。其实，这些说法都透露了一个共同的信息：即今天如果俄罗斯人在某种意义上“怀念斯大林”，那多半不是把他当作列宁的继承人，而是当作沙皇的继承人来“怀念”的。

去年在1917年革命90周年纪念中，引起争议的主要不是“十月革命”，而是推翻沙皇的二月民主革命。普京把索尔仁尼琴多年前写下的《二月革命反思录》作为“学习材料”广为印发给他的官员阅读，普京的智库首领尼科诺夫则宣称：二月革命“毁掉了一个伟大的国家”，因此不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与此相反，作为普京政府右翼反对派的自由民主主义者亚夫林斯基则反驳说：“二月精神”是不朽的，尽管“二月民主”的成果不幸被布尔什维克以暴力毁掉了，但它在1990年代终于重现辉煌。看来在这场争论中索尔仁尼琴一方是主流，亚夫林斯基是非主流，而传统上对“二月”、“十月”都予以肯定的俄共声音却被这场争论淹没了。

显然，普京、尼科诺夫与索尔仁尼琴如今都不以“二月”为然，其理由恰恰在于：在他们看来正是“二月革命”打开了他们认为更为邪恶的“十月革命”这个潘多拉之盒。而这种看法其来久矣。早在1970年代，在当时同样反体制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群体中，就发生了主张走西方式自由民主道路的萨哈罗夫与主张“远离西方、回归东正教”的索尔仁尼琴的激烈争论。后来索氏穷晚年二十多年精力写作多卷巨著《红轮》，就是要系统阐述他这种把苏联看作“西方来的(启蒙与革命)邪恶”，而要俄罗斯人在东正教中寻找救赎的主张。普京如今极力推荐的《二月革命反思录》就是这部巨著的提要。可见，所谓“索尔仁尼琴忏悔”纯属无稽之谈。几十年来索氏的这种思想只有不断深化，从来没有放弃。

而普京的很多行为逻辑都可以从这种思想中得到解释。事实上，如今西方强烈批评普京时代俄罗斯“民主倒退”，而俄共却指责普京“比叶利钦走得更远”。这两种说法恐怕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矛盾：以今天西方人的立场看，近年来俄罗斯的民主的确“倒退”了，但是却并非向“左”倒退，而是向“右”倒退；不是倒退回苏联，而是向沙俄“传统”倒退；不是向列宁－斯大林主义，而是向东正教“倒退”。而这在叶利钦时代实际上就已开始，普京时代无疑更为明显。所以俄共说普京“比叶利钦走得更远”，也没错。当然，作为一个现实政治中的精明政客，普京有“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本事，并不经常把“主义”挂在嘴边。但是如果他也有“主义”的话，类似于《红轮》的那种斯拉夫保守主义可能是其主要成分。

“向右倒退”的限度

1993年建立的俄罗斯议会沿用了沙俄的称呼即国家杜马。今天的杜马不仅有反对党，而且从未采用剥夺权利的手段来排斥反对派。尽管有缺陷，今天的俄罗斯已经基本有了宪政民主。

当然，“向左倒退”与“向右倒退”相对于完善的民主来说毕竟都是“倒退”。早在20世纪初，沙俄总理大臣、著名改革家维特伯爵就指出：尽管当时“红帮”(左翼暴力组织)与“黑帮”(右翼暴力组织)势不两立，其心理状态与行为规则却极相像。虽然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沙皇时代的“父爱专制”远不像斯大林鼓动“阶级斗争”的“专政”那么严酷，但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俄罗斯，拥护民主的人们毕竟不会满意沙俄那种状态。

但是普京真想、如果想的话又真能“倒退”到那种状态吗？我以为可能性极小。

其实叶利钦时代“传统”色彩就已经明显可见。且不说“新俄罗斯”的标志性符号(国旗、国徽)来自沙俄，一些制度安排也有沙俄特点，而与沙俄时代的反对派包括自由主义反对派的主张有异。本来在俄国历史上，沙皇的议会叫“杜马”(俄语原意为思考)，共产党时期的议会叫苏维埃(俄语原意为协商)，两者都出自古俄语。而从19世纪初的十二月党人直到1918年的民主派，当时俄国的进步人士，包括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他们要求建立的议会都是用源自西方的外来词“立宪会议”来称呼的。这种“用词”的不同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1917年“二月民主”时期临时政府颁示解散杜马，召开立宪会议。后来普选产生的全俄立宪会议被布尔什维克以武力驱散，高尔基当时曾悲愤地写下“来复枪驱散了近百年来俄国最优秀分子为之奋斗的梦想”，以哀悼宪政民主实验的失败。

剧变后，叶利钦主持于1993年建立的俄罗斯议会自然不叫苏维埃，但也不叫立宪会议，而沿用沙俄的称呼即国家杜马。沙皇时代的杜马共有四届，1993年的国家杜马便自称是第五届。显然，这时的宪政法统，一开始就不是来自二月革命后的共和民主临时政府，而是来自沙俄晚期的君主立宪。而且这一年通过的俄罗斯宪法(今天仍沿用)确立了“强总统弱议会”体制。该体制下的国家杜马的确不像西方议会那样拥有充分的民主权威。因此俄罗斯的民主一开始就与西方式的民主有距离，与当时多数中东欧转轨国家也有差距，而呈现某种沙俄色彩。

但是无论叶利钦他们怎么想，毕竟“新俄罗斯”的议会制度是当代世界性民主潮流的产物，因此它与沙俄的杜马以及苏联时期作为“橡皮图章”的最高苏维埃还是有质的区别。我国学者曾指出：沙俄晚期是沙皇政府控制着立法主动权，杜马只有被动的否决权(法律不经杜马通过不能生效)。而现在正相反：俄罗斯作为共和制民主联邦国家，立法主动权转到了国家杜马手里，总统虽强，这方面拥有的不过是被动的否决权。官吏任免权过去完全属于沙皇，如今杜马至少拥有了一部分官员的任免权和批准权。沙俄时期国家杜马竭力争取而未实现的责任内阁，当今俄罗斯已经实现。过去沙皇可以随意解散杜马，现在总统解散杜马的条件被严格限制，实际上沙俄时期的四届杜马有三届是被解散的，而1990年代以来尽管杜马中反对派强大，与总统经常对立，却从未被解散过。另一方面，现在的杜马不仅对政府有更大的制约权，还有权提出罢免乃至弹劾总统的指控，尽管条件苛刻程序繁琐，但这种权利在沙俄时代是绝对不可能的。

更重要的是沙俄杜马与苏联的苏维埃都是等级选举：沙俄时妇女没有选举权，土地所有者1票等于企业主3票，等于农民15票，等于工人45票，苏联时期则反过来，工人1票等于农民6票，“资产阶级”更被剥夺了选举权。只有今天的杜马是实行全民平等一人一票的普选制。沙俄杜马允许有反对派，但政府经常宣布剥夺某些反对派人士的被选举权，斯托雷平正是用这种剥夺权利的办法把第一、二届“立宪民主党杜马”变成了第三、四届“保皇杜马”，而苏联时期干脆就不允许反对派存在。今天的杜马不仅有反对党，而且从未采用剥夺权利的手段来排斥反对派(1991年八·一九政变的几位策划者曾被短期剥夺权利，但那时还没有杜马，在1990年代这些人也都恢复了权利)。总之，尽管有缺陷，今天的俄罗斯已经基本有了宪政民主。

今日俄罗斯会出现“新沙皇”吗？

普京的声望比叶利钦高，但在制度上总统的权力也并未增加。套用一句老话讲：在普京时代的俄罗斯，自由民主不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的问题。

上述的情况是在叶利钦时代。到了普京时代，总统对国家杜马的控制能力大大加强了。但这主要是通过扶植“政权党”、依靠其多数席位来实现的，宪政的规则并未改变。普京的声望比叶利钦高，但在制度上总统的权力也并未增加。

在多党制、竞争性选举方面，早在1995年杜马大选时，叶利钦就曾极力促使俄国政局“中派化”，为此他授意切尔诺梅尔金与雷布金分别组建“中右”与“中左”力量，企图排挤极左与极右，建立自由保守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二元制衡的议会政治。但是当时社会危机严重，社会情绪比较极端化，致使叶利钦的方案失败了。十年以后，在社会趋于稳定、人们情绪趋于平和的条件下，普京实现了叶利钦未能成功的“人造中右”、“人造中左”两党唱红白脸的游戏，通过提高议会门槛把得票不多的反对党拦在院外，在竞选时利用媒体资源方面也扩大了叶利钦时代已有的不平等。然而，“人造两党”之外，真正的反对党仍然拥有很大空间。其实，就是公开的“人造两党”，至少也比一党黑箱中的派系斗争要透明：在公众面前光明正大地斗争，总比宫廷中关起门来勾心斗角强得多。不平等的竞选毕竟也是竞选，并非领袖所能完全操控。

在新闻、传媒与言论自由方面，普京时代的管制比叶利钦时代更多了。但1990年代以来俄罗斯已经开放报禁，而民营媒体再管制，也比官办媒体一统天下要强。普京执政期间多次发生暗杀记者和报人的事件，这固然是民主孱弱的体现，但从另一方面讲，这至少证明权势者无法通过垄断传媒、控制“饭碗”、撤换记者乃至干脆通过公开的清洗与专政等方式来封他们的嘴，以至于不得不偷偷摸摸出此下策。

就以刚刚结束的12月杜马选举而论，尽管“政权党”在行政资源、竞选经费和利用媒体方面拥有压倒的优势，反对党的宣传不多，但街头演讲、辩论、示威不断，竞争气氛仍然很浓，政权党也可以说是全力以赴，不敢掉以轻心。总之，套用一句老话讲：在普京时代的俄罗斯，自由民主不再是有无的问题，而是多少的问题。

在经济上，普京的“重新国有化”还是有限的，个案性的。当然，应该说叶利钦时代的私有化也没有原来一些人讲的那么激进，尤其在对待外资方面，俄罗斯一向很保守。普京时代在进一步市场化方面有所进展，如通过了叶利钦时代长期搁置的《土地法》，进一步放开地权、推进福利制度改革等。尽管由于民主倒退使这些改革带有“斯托雷平式的”不公平色彩，但是在俄罗斯目前的“有限民主”下，改革中公开的利益博弈仍有相当空间，政府常常也不能不让步。因此，普京时代国家强化经济垄断的趋势的确存在，但总体上并未扭转走向市场经济的方向。

“漫天要价”，为的是“就地还钱”？

俄罗斯民主化进程的成就，已经使一个哪怕像普京那样强势的统治者也不能一意孤行无所顾忌。即便普京真想当“新沙皇”，现在的“倒退”趋势能否持续，也仍然是非常不确定的。

更重要的是，普京的许多“倒退”仍是建立在个人魅力的基础上，具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并不是一以贯之。普京第一任期内的总理卡西亚诺夫自由民主派的色彩浓厚，在尤科斯事件等问题上与普京闹翻而离去。现在他颇有声望，大有成为“非俄共反对派”的头号人物之势(这与叶利钦跟戈尔巴乔夫闹翻、鲁茨科伊跟叶利钦闹翻后作为反对派领袖崛起一样，都是无论沙俄还是苏联时期皆不可能发生的事，这本身就是政治自由有了相当发展的体现)。所谓倒退主要指他的第二任期。但是如今他即将卸任之际在“梅花三弄”之后，却又出人意料地起用梅德韦杰夫来接班。而后者在现今的普京团队中又是最具自由派色彩的人。早有人指出：普京在任期后半段做出的种种咄咄逼人的举动，包括国内的“倒退”和国际上的“反美”，很可能都有故意在下台前“漫天要价”，以便下任可以“就地还钱”的考虑，犹如我国一些王朝的精明君主晚年会故意示“猛”，而使继君能够以“宽”示德于天下。

这种揣测当然没有太多根据。但即便普京真想当“新沙皇”，现在的“倒退”趋势能否持续，也仍然是非常不确定的。

关键在于：俄罗斯民主化进程虽然还任重道远前途坎坷，但迄至今日的成就，已经使一个哪怕像普京那样强势的统治者也不能一意孤行无所顾忌。普京已经表示他遵守宪法任期而不会改宪加冕，但又要继续从政而不会归隐山林，甚至将来还可能考虑“曲线复辟”梅开二度。然而任何一条途径都充满变数。当议长、当党魁等选择，在权衡利弊后已经被放弃了，现在看来他似乎愿意当总理。可是他这个强势总统自己造成(或强化)的俄罗斯政治规则是“强总统弱总理”、“荣誉归总统，倒霉归政府”、“总统弄权，总理担责”，这在他自己当总理后不会变成“请君入瓮”吗？

他选了更为自由化的梅德韦杰夫作为接班人，如果本来就是为的让他“就地还钱”，那普京就根本无所谓“倒退”。如果只是让他做傀儡而为自己“梅开二度”铺路，那风险就相当大：新总统要是坚持自己的理念怎么办？他能像对卡西亚诺夫那样挥之即去吗？在已有的规则下他这个总理要干好了，不会是为梅德韦杰夫增加威望和人气吗？如果干得不好，不会把自己总统任内积累的人气赔掉吗？当然，普京也可以修宪改规则，变成“强总理弱总统”，但这样做要付出的代价难道会比修宪延长任期更小吗？如果梅德韦杰夫具有与普京不同而且更为自由化的理念，同时在“强总统”规则不变的情况下，他又能压抑自己的理念而自觉给总理当傀儡，甚至甘愿向普京让人气、为普京背黑锅，这不是太勉为其难了吗？即便他现在对普京有私下承诺，到时靠得住吗？

更直接的问题是：按剧变以来16年的惯例，俄罗斯总理主要是对国民经济负责。而普京恰恰从未表现出这方面的才能，作为总统他过去也不太需要这种才能。普京第一任期俄罗斯经济出现转折性繁荣是在卡西亚诺夫总理治下，此人如今已是普京的对手。普京第二任期经济继续繁荣则很大程度上是靠能源出口价格大涨，而俄罗斯经济两大根本问题即结构改革和福利改革尚无明显进展，已成俄罗斯经济持续增长的重大制约。同时俄罗斯能源工业本身也后劲不足，将面临一个大规模资本更新周期。普京恰在此“经济敏感期”当总理，风险确实不小：以后国际油气价格即便维持涨势，如果俄罗斯能源生产不能持续增长，也只能望梅止渴。即便价格涨势与产量增势都按现有状态持续，普京也就是个维持会长而已。而这两个条件只要有一个中止或弱化(这种可能性并不小)，俄罗斯经济目前的乐观形势与“普京总理”的声望就会面临变数。在这种情况下“普京总理”在经济上要有较大作为，只有推进结构改革与福利改革。普京过去那种“强国主义”和斯拉夫保守主义对这两项改革并无帮助。特别是后一项改革，不改不行，而在民主协商机制不充分的状态下硬改，普京如今的“父爱总统”形象恐怕就要终结了。到时不但反对派会乘机打民主牌，连“自由派”总统也不是不可能对他打这张牌的。

历史的启示

不只是普京，不光是俄国，历史上的许多过程显示：强力控制下的大帝国没有一个是永垂不朽的

其实不只是普京，不光是俄罗斯，历史上的许多过程显示：强力控制下的大帝国没有一个是永垂不朽的。越是强力控制，越难以形成替代组织资源，一旦解体就更难建立正常秩序。因此民主化经历阵痛固然毫不奇怪，民主化失败，持续的混乱使人厌倦，最终呼唤出一位铁腕人物建立新的强力控制也极有可能。但是尽管“帝国后遗症”中今不如昔的议论与事实均不少，真能回到昔日的可能却几乎没有。我国民初混乱时代今不如昔的怨声不绝，但几乎无人愿意回到帝制，袁世凯称帝与溥仪的复辟都被唾弃。1917年以后的俄国、1918年以后的德国等等也莫不如此。

在“不稳定民主”或“魏玛式危机”的混乱中产生新强权史上不乏其例，但这种强权通常都有两个特点：一是比原先的旧专制更加严酷(如清末民初乱世之后的党国较之于前清、魏玛危机之后的纳粹德国较之于霍亨索伦王朝、1917年内战之后的布尔什维克较之于沙皇)。道理很简单：在“不健全的民主”与混乱并存的情况下，如果不选择以健全民主法治来结束混乱，而打算重新祭起铁腕的话，那么这一铁腕既要粉碎民主派，又要粉碎其他铁腕觊觎者的竞争，这比“常态专制”只需要维持已有秩序更难，因此通常会导致所谓“乱世重典”。靠比过去更软的“温和专制”来既避免民主前途，又克服混乱与权力竞争，很少可能。

二是新强权通常都与“不稳定民主”之前的传统强权方向相反，例如传统若是右翼专制，则新强权就是左翼专制，反之亦然。

法国革命初期混乱之后出现的拿破仑帝国是一个对内镇压波旁王党、对外“输出革命”而与欧洲几乎所有传统王朝敌对的“反传统”帝国；德国魏玛共和之后的纳粹极权是一种来自下层的右翼民粹暴力，与魏玛前的普鲁士容克贵族政体大异其趣；在俄国取代二月民主的布尔什维克专政与以前的沙皇专制、中国民初乱世后的“党国”专政与前清的专制之“反向”，更是众所周知。在许多拉丁美洲国家，“混乱民主”之前与之后的专制也几乎都是寡头强权(考迪略主义)与民粹强权(庇隆主义)的更替，并非同一性质强权的重复。而历史上已经日暮途穷的旧强权即便能“复辟”，通常也只是走向民主过程中的一件外衣，而不太可能重新“强”起来。如英法两国当年的复辟王朝、今天东欧民主制下“重新上台”的左派政党(实际上根据今天的史学研究，中国当年假如袁世凯乃至张勋支持下的溥仪真能“复辟”帝制，其君主立宪的程度也会大大超过清末“新政”，而专权程度不太可能超过后来的“党国”)。

俄罗斯向何处去？

普京的“民主倒退”不太可能走得很远。往好里说，他的“斯拉夫保守主义”毕竟是在21世纪，不太可能昧于天下大势。

从这个角度看今天的俄罗斯，叶利钦时代的“混乱民主”远远没有上述各国如此之甚，混乱中民众对铁腕人物的渴望也不算典型，今天普京的“民主倒退”之所以远远达不到上述各国的地步，应该说主要并非由于普京个人的开明，而是他没有这种社会条件。就上述第一个特点而论，“民主倒退”的普京远远谈不上比沙俄、更不用说比斯大林更严酷。而第二个特点则意味着由俄共来重建“专政”应该说几无可能，这已经为今天俄国的现实所证明。事实上，今天越来越多地对普京打“民主牌”的俄共将来即便会上台，恐怕也如东欧各国的左派政党一样必须以社会民主党化为前提。至于由普京通过“民主向右倒退”来实现一种方向相反而程度更严酷的专制，那首先就意味着他会煽起一场反共歇斯底里。我们看到的情况却是相反：普京对俄共乃至对历史上的苏联如果说并不比叶利钦更友善，至少也更温和。作为“斯拉夫保守主义者”的普京近年来发表的许多所谓“亲苏联”言论，与其说意味着他正在变成“新斯大林”，毋宁说意味着他不太可能成为“新沙皇”。

因此普京的“民主倒退”不太可能走得很远。往好里说，他的“斯拉夫保守主义”毕竟是在21世纪，不太可能昧于天下大势。就如他今天捧得很高的索尔仁尼琴虽然一贯批判“西化”，也不可能是真正的专制主义者(相反，他为民主所作的贡献不会因他近年来的“奇谈怪论”而消失)。2004年，普京在第二任期开始前夕曾声称：“1990年代初过渡到民主和市场经济的做法得到了俄罗斯公民最积极和最坚决的支持，他们作出了最后的——我还想再强调一下——也是不可改变的选择，决定实行民主。这是俄罗斯人民的伟大和实际的成就，我想这也是我国在20世纪的最大成就之一。”考虑到普京本人也曾是1990年代初民主派的宠儿，他的这一说法也许是由衷的。

如果这只是言不由衷，那么往坏里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普京顶多也只能在“民主无量、独裁无胆”的两难中徘徊。尽管普京还不老，但除非俄罗斯出现战争或者大崩溃，这些情况在他政治生涯延续的年代里不太可能改变。而在太平年月，普京之后出现更厉害的“强人”而且为俄国人所接受的几率更低。当然，如果太平到了万事无忧的“黄金时代”，俄罗斯人也不会有多少进一步推进民主的动力。但是，俄罗斯未来出现“大崩溃”或者“黄金时代”这两种情况的概率都极低，最大的可能仍然是“发展而仍有积弊，危机但不致崩溃”。民主化进程也仍然曲折地持续。尽管如今典型的自由民主主义势力似乎处于剧变以来的低谷，但既然连久加诺夫也认为“自由主义反对派”于俄罗斯有益，这种力量又会再低到哪里去呢？

因此，俄罗斯民主“翻船”与实质性逆转的最大风险期还是在叶利钦的“混乱时代”，这个坎过去了，今后尽管俄罗斯民主之路还会有坎坷与反复，但最大的可能(我从不相信什么“必然”或者“客观规律”)是像凯末尔之后的土耳其那样渐进地发展，像长期“多党制下一党独大”的日本或“母死子继”的印度那样“有特色”，当然，更可能的是有我们现在还不能清楚描绘的某种俄罗斯自身的特色——当然是在民主的普世基本特征的基础上。

在俄罗斯这样一个专制极权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大国，评价民主的进展须有一个宏观尺度。2007年是俄罗斯历史上上一次“剧变”——1917年俄罗斯帝国垮台90周年。当年的“帝国后遗症”导致天下大乱和死亡一千万人的残酷内战，而帝国之后的“二月民主”只存活了10个月就被“来复枪驱散”了。相比之下，1991年苏维埃帝国的垮台是和平的，转轨的混乱虽比中东欧诸国严重，与1917年相比那简直就太“顺”了。而民主制度尽管不完善还有所“倒退”，毕竟已经存活了16年。当然这并不妨碍人们探讨最近这次转轨进程中的失误，正如普京所说，一个大国的解体是令人痛心的。前苏联各国人民为此付出了很大代价。正确总结经验教训，寻求代价更小(既避免帝国解体，也避免民主倒退)的民主化转型之路，是非常必要的。但如果把当年那场残酷血腥的“剧变”说成伟大的“新纪元”，而和平的剧变反而是“亡国奇祸”，这种意识形态偏见就未免过甚了。与之相比，普京、索尔仁尼琴从“斯拉夫保守主义”出发对这两次解体都表示惋惜倒更容易理解。而这种惋惜与肯定民主转轨的进步意义并不矛盾。尤其是以当年短暂的“二月民主”与新俄罗斯水平不高但迄今仍持续的民主相比，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能看到历史毕竟在进步，历史也将继续进步。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秦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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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晖】交易费用理论在中国被扭曲

2008-02-15
作者：秦晖，清华大学教授

　　其突出表现，就是过去一段时期在我国经济学界的“左”“右”两翼都颇为流行的、对“交易成本”理论的滥用与误用。



据说最近经济学家遭受“道德批评”的问题变得十分突出。而许多批评又与“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有关。其实这后面一种关系，在发达国家中与在我们这里的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在他们那里，这种关系说的其实是公平竞争的后果如何控制：有竞争才能出效率，但竞争就得分输赢，输赢的结果就不平等。输赢都一样，还有什么竞争，没竞争怎能有效率？于是就有了效率与公平(其实就是竞争与结果平等)的矛盾，有了赢家不能通吃之说。

但是对于原始积累过程中的我们来说，公平竞争并非既有的前提，其本身还有待人们去争取。因此我们首先面临的不是赢家能不能通吃的问题，而是权家能不能通赢的问题。权家通赢的“竞争”规则不平等，过程不公正，机会被垄断，因而是不公平竞争，或曰“伪竞争”。这样的“伪竞争”一般认为是损害效率的，至于破坏公平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根本谈不上什么效率与公平的矛盾，我主张“公正至上，效率与公平皆在其中”，就是就此而言。

过去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说法，在西方或许会被理解为自由竞争优先，兼顾社会保障。但在中国，这话常常被理解为权家优先，连形式公平(所谓规则公平或竞争过程的公平)也只能“兼顾”而已，这问题就大去了。所以我向来不认为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来说明中国的问题在一个时期是正确了，而现在似乎过时了或不正确了。恰恰相反，我认为这个口号提得太早：我们本来应该先以“公正至上”来消除“权家通赢”之弊，然后在公平竞争的基础上才可以讲效率优先兼顾社会保障。而我们如今是权家通赢继之以赢家通吃，或者干脆就是权家通赢导致了赢家通吃，结果反过来却给了权家以借口，使他们可以打着反对赢家通吃的旗号谋求进一步扩张权力、操控市场，使中国面临“不公平的伪竞争”与“反竞争的伪公正”互为因果、恶性循环的威胁。

这样的状况当然首先是体制的问题，我国的学者，首先是经济学者并没有造成如此循环的神通。但是今天反思起来，经济学界是否有为“权家优先，连形式公平也只能‘兼顾’”制造“理论根据”的现象？我以为不但有，而且这个毛病不但发生在如今颇招物议的所谓“主流经济学”中，在动辄批判“新自由主义”的所谓 “非主流”中也存在。其突出表现，就是过去一段时期在我国经济学界的“左”“右”两翼都颇为流行的、对“交易成本”理论的滥用与误用。

交易成本，或曰交易费用学说本身并不是为权家张本的。但在中国的土壤上，这些年却发展出一种用强权手段来降低“交易费用”的说法。“左派”用它为强权下的化私为公辩护：据说国家与无数分散的小农打交道“交易费用太大”,于是搞统购统销和集体化就是“降低交易费用”之举。“右派”用它为强权下的化公为私辩护：处置公产搞“公共选择”也是“交易费用太大”，最好我想怎样就怎样，我想把公产给谁就给谁，工人说赶走就赶走，土地说圈就圈了。不许你们讨价还价就可以“降低交易费用”，而 “降低交易费用”就可以达到效率最大化。这就不是应不应该搞福利的问题，而是应不应该制止抢劫的问题；不是照顾不照顾弱者的问题，而是抢劫不抢劫弱者的问题了：两个人做买卖讨价还价太费事，干脆我掏出刀来把你抢了不就“降低交易费用”了吗？

据说降低交易费用之说来自“科斯定理”，这个定理成不成立另说，但是科斯谈的并不是我们的问题。科斯认为企业这种组织的意义就在于减少交易费用。但是他并没有说用劳改营来减少交易费用。企业本身是自由契约组织，不是劳改营也不是奴隶庄园。所谓企业降低交易费用，意思是说整合化的交易比分散交易费用低，不是说“不准交易”或剥夺交易权利可以降低交易费用。如果是后一个意思，那科斯何必讲什么企业？奴隶制不是更能“降低交易费用”吗？在科斯那里，保障交易权利是理所当然，无须特别赘述。但在我们这里它并非理所当然，搞不好就变成借口降低交易费用来剥夺交易权利(主要是弱势群体的讨价还价权利)了。不是有人就明确说：工会会增加与工人打交道的 “交易费用”，所以在中国不能讲劳工权利，甚至“奴工制”也是中国的“优势”，取消不得？还说国家与众多小农打交道“交易费用太大”，所以需要统购统销、集体化。统购统销就是剥夺农民的交易权利，集体化则是连农民的生产自主权乃至人身自由权都取消了。当时这么搞有某种历史原因，要为之辩护也不是不可以，但要说是为着“降低交易费用”，那倒不如直接说古拉格群岛最能降低交易费用，因此比科斯扯的什么企业更有存在价值了。

更有甚者，以强权的观点理解“费用”的解释还走火入魔，从不许弱者讨价还价以降低“交易成本”，发展到剥夺弱者的生命权利来降低“信息成本”：前年一位经济学者提出 “对中国古代连坐、保甲制度的经济学解释”，认为什伍连坐、株连九族之类的酷法符合“现代激励理论”，是“小政府”节约“信息成本” 来进行统治的成功办法。而过去人们把这些酷法批判为“残暴、落后”，则似乎成了过时的陋见。根据这样的逻辑，只要不搞福利，就是“小政府”，哪怕他杀人如麻，也不过是节约“交易费用”的一种方式。“经济学解释”灵通到如此地步，也真让人叹为观止了。

在中国讲“交易费用”还有另一种扭曲：科斯本来讲的是降低全社会的交易成本，而不是只为“交易”的某一方、强势一方降低“买价”。然而在我们的一些著述中，没有工会，老板可以任意压低工资，这就叫“降低交易费用”，有了工会，老板要多掏钱，就是“交易费用增大”了，科斯有这么说话的吗？从工人的立场看，有了工会不是恰恰降低了他们跟老板博弈的“交易费用”吗？如果同一件事从不同立场看其“交易费用”的大小相反，那“交易费用”这个东西还有什么确定性，还怎能成为一个有意义的学术概念？当然科斯讲的根本就不是这回事。他讲的“降低交易费用”既不是给老板节省工资，也不是给工人节省劳动，如果在劳资关系上使用这个概念，它只能指降低全社会维持劳资关系的总成本。其实从全社会观点看，工会这种集体谈判方式与企业这种契约整合方式一样，恰恰是比无组织的工人各自与老板进行非理性抗争(如当年英国工人破坏机器的“卢得运动”和我国近年屡屡发生的职工杀害老板事件)更节约“交易费用”的办法。

同样，所谓集体农庄可以“降低交易费用”的说法也是很荒唐的。从官府立场讲统购统销加集体农庄可以压低粮食收购价，甚至从濒死的饥民口中廉价地夺走活命粮，它在这方面的“效率”人们的确是领教够了，但这能叫“降低交易成本”吗？如果从农民的立场看，他们为这种“交易”付出的“成本”还不够惨重吗？所谓 “农户太分散国家很难与之逐一交易”也是个伪问题：世界各国的农业不管现代的还是传统的，就经营单位而言大多数都是家庭农户，而不是科斯所谓能够降低交易费用的“企业”——大农场。不管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搞大农场的不是没有，但的确不多。那么“交易费用”怎么降低？只要有经常性的交易要求，人们自然会演进出某种组织来整合交易、降低“费用”：可以是联合谈判组织——农民协会，可以是自由合作社、公司加农户，甚至是传统的村社与家族，而在条件适宜的地方也会出现科斯讲的那种“企业”化农场。但有一点：即人们必须是自愿而非被迫地结合为这种组织。就像科斯说的企业(自由契约组织)——而非奴隶制 ——能够降低交易费用一样。

而按我们某位学者的说法，组织化对“交易费用”的影响却可以有截然相反的两种评价：官办集体农庄不用说是比自由小农更能降低“交易费用”的，可是农民如果自己组织成农会，那交易费用似乎反比他们一盘散沙时大得多——据说印度经济之所以不如中国，就是因为他们的工会农会太强大了，因而极大地增加了强势者与工农打交道的“交易费用”(说的明白些就是组织起来的弱者最不好欺负)。而与一盘散沙的小农打交道的“交易费用”如果还不够小，把他们赶进古拉格式的 “组织”里“交易费用”就更低了(想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该学者还真引了一句俄国农奴制下的谚语来说明这个“道理”：“放一群牲口当然比一头一头地放更轻松”！原来其心目中“降低交易费用”就是剥夺人的自由，将其圈进“畜群”里！如果圈不进，那就只好多付一点“交易费用”，“一头一头地放”吧，但千万不能让那些人自由地结成“人群”，否则那“交易费用”就会大到不得了了！

有趣的是，在中国持这种主张的人有的居然属于所谓“新左派”。他们最喜欢大骂“新自由主义”。可是偏偏他们又最喜欢把“降低交易费用”这个典型的“新自由主义命题”挂在嘴边——众所周知，坚决反对福利国家、主张自由市场原则可以扩大到原来被认为不宜的外部性领域的科斯，应该算是典型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吧。当然，笔者决无意因此把“新自由主义”这顶帽子倒扣在他们头上，因为他们确实说的与科斯不是一回事。尽管科斯的某些说法也不能成立，但至少农奴制思想、抢劫思想他绝对是没有的。换言之，中国的有些“新左派”其实比科斯这样的“右派”还“右”得多。

可见，不管“左”的还是“右”的理论，传进中国后都可能发生多么可怕的扭曲！就交易费用理论而言，本来它适用的前提有两条：第一，交易费用理论是以承认合法交易权利不可剥夺为不言自明的前提的。因此“降低交易费用”只能通过整合契约的自由人组织、而不能通过以强权剥夺人们合法交易权利、只许逆来顺受不许讨价还价的方式来达致。第二，所谓交易费用是全社会为进行交易活动付出的运作成本，不是交易一方付出的价格，不能把这个概念用来给单方面为某一阶层(尤其是强势阶层)行方便的做法提供理据。我们可以同意或不同意科斯的理论，但如果违反了这两条，那就是歪曲了这一理论，科斯是不能对此负责的。

总之，中国的经济学家的确应该反思，但决不是仅仅应该单向地反思什么新自由主义。

如今社会上对经济学家的“道德批判”似乎很热，对此应当怎么看？很简单，以“道德批判”来解决学术问题显然不对，犹如让“公共舆论”来评价科学家一样。如果实行“全民选举教授”，大学一定垮台。中国过去这方面的教训很多，如今也的确存在这种危险——尤其在把经济学反思变成对所谓“新自由主义”的单向大批判时。

但是另一方面，现在许多学者，尤其是经济学者除了纯学术研究者(他们其实很少受到“道德批判”的困扰，当然他们在社会上，而不是在专业圈内，也没有多大名气)外，不少人还扮演着影响公共政策的经济幕僚或策士角色。这种角色本来不仅无可非议，而且在今天这个转型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讲，提出对策比建立理论更重要。但人们应当认识到的是，学者与策士从根本上讲是两种不同的思想活动：对策研究要以“可采纳性”(注意：不是“可行性”。可行之策但不被采纳，仍属徒劳)为基础，而学理上的逻辑性相对来说倒是次要的。高明的策士可以对不同的决策者提出不同的可采纳对策，而这些对策在学理上是否严谨，逻辑上是否一以贯之，倒属无足轻重。但转轨经济学作为一种学理，则应当强调理论逻辑的自洽，以求达到认知上的进步，至于这理论是否为决策者嘉纳，反而不必考虑。同样道理，这些学理是否受到公众欢迎，也是不重要的。

然而一项公共政策就不同，是否为决策者嘉纳很重要，而是否受到公众欢迎，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幕僚与决策者一样，由于其活动的公共性而成为公共人物，也因此必须接受公众批评，乃至公众的 “酷评”。不仅是所谓“道德批判”，即便是道德上并非不偏不倚无懈可击的、带有特定利益诉求的批判，他们也必须耐心倾听。尤其在代议政治并不发达的体制中，多元化利益诉求不能体现为议会辩论，能反映在公共舆论上也算是一种弥补。合格的策士重视这种公论犹如重视议会辩论一样，应该是一种基本功。

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学者在扮演策士角色时，一方面正确地非常重视“可采纳性”，并且常常为此牺牲了学理上的逻辑严谨(前述对于“交易费用”那种牵强附会的乱用就是典型例子)。然而另一方面对公众舆论，尤其是对关于公正性的批评却非常漠视，乃至蔑视。他们以坚持学术性为这种蔑视寻找理由，但在他们为 “可采纳性”而牺牲学术严谨时，这种理由已遭破坏。事实上，一些人重视“可采纳性”而轻视公论的对比如此鲜明，以至于他们有时并不以学术性、而是直接以 “可采纳性”来拒斥公众舆论——声称自己的主张已邀圣准，而指责批评者以“反政府”之罪。然而当其口出此言时，学术独立性的大话已经不好讲了：学术性固然应该独立于公意，但学术性难道就可以依附于上意？本来这也不必苛责，因为一个不是在“革命”、而是在改良、妥协中求发展的社会是需要策士的，而作为策士不能以纯学者来要求，对他们而言为“可采纳性”牺牲学术性是可以理解、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被同情的。然而这就要以其所提供之策的公正性为前提，因此他们也就必须重视社会上对自己的“道德批判”，而不能傲慢地以纯学者自居把这些批判不当一回事(同时又太把“可采纳性”当一回事)——当然，所谓重视不等于认同，他们完全可以在道德与公正性方面为自己辩护。

所以尽管一人兼二任、既当学者又当策士是可以的，而且学者当策士总比不学无术者乱出馊主意好吧，但是他具体做某件事、写某篇文章时可要想好：他可以今天写一篇学术论文，明天写一篇奏折。但是不能把同一篇文章既当学术论文又当奏折。尽管学术论文有时也能作用于决策、影响社会，但这应当并非初衷。学术文章的初衷只能是产生知识增量，因而不能为“可采纳性”牺牲学术逻辑。而作为奏折就不能这么要求。但作为奏折既然其初衷就是为了形成公共决策及影响社会，当然就不能回避公论而只考虑“可采纳性”，更不能在公论面前摆学者的架子。

显然，如果说“全民选举教授”是荒唐的，那么“策士漠视民意”至少同样荒唐。作为学者不能无视学理逻辑，作为策士不能不讲公正与道德。而且，在我们如今体制下学者兼策士的人们中，对这两种规则的违反常常同时发生，并互为因果——先为过分追求“可采纳”而牺牲学术逻辑，又因只顾“可采纳”而漠视公平。而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这两种弊病并不仅发生在某一“主义”的经济学家中，那些如今热衷于斥责所谓“新自由主义”的人中，许多人上述两种弊病并不比被其批判者少。

(本文来源：千龙网 作者：秦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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