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都市报
钱穆写《国史大纲》的时候，特别在书前提醒读者，其中一处说：“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他还强调“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钱穆的本意是要当时的读者对中国历史不能简单否定，不能把自己国家的历史说得一无是处。钱穆完成本书在抗战期间，他对读者的忠告，在当时有特殊意义。后来我们经常用对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来强调对本国历史的情感。由钱穆的话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在今天我们如何了解国史？如果还是简单重复钱穆的话，意义就非常有限。不是说对本国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不对，而是想强调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不是无条件的，而应当先具一个基本的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一个国家的公民，有了解本国历史真相的权利，除有特殊约定的法律规定外，国家不能随意限制本国公民对自己国家历史的了解，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公民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首先是建立在他们有权了解本国历史真相的前提下的，如果不确立这个前提，单方面要求本国公民对本国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是不公正的。我们今天了解国史应当在这样的前提下进行：一个公民如果试图了解本国历史的真相，他们有权利自由讨论和获得对他们想要了解的历史真相的完整信息，如果一个公民不能完整了解本国历史的真相，再谈对本国历史保持“温情与敬意”就是一种虚伪。在这个前提下，公民对本国历史的理解应当按如下原则进行：完整了解对历史现象研究的全部信息，至少理论上要意识到全世界对那些历史真相研究到了何种程度，而且尽可能获得完整详细史料。
对将要了解的历史要掌握完整的史料，这些史料可能因其它条件而无法获得（比如法律规定、经济条件限制等），但公民获得这些史料的权利是平等的，也是公开的自由的，他们事实上可能得不到完整的史料，但他们想得到这些史料的权利始终存在，且不能被剥夺。
公民了解的史料必须是完整的，同时也是真实的。如果公民事实上被剥夺了了解历史真相的权利，他们有权利拒绝接受国家强制公民接受的历史，对青年公民尤其如此。
公民对自己了解的本国历史，有自由评论的权利，有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进行判断的权利，只要不违背人类文明的基本常识，不违背起码的知识体系和常识逻辑，他们有权利对自己判断的历史保持独立的观点和认识，国家不能预设自己对历史有天然解释权力，然后把自己解释的历史结论强加给公民。
公民对本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要发自内心，政府不能用现实功利目的，诱导公民接受不经完整史料支持的历史结论，公民有对本国历史真相表达自己独立看法的权利，这种权利应当以公开出版自己的研究成果为基本保障。
公民有自由选择解释历史的理论模式、使用史料的学术规范、获得史料的统计模型的权利，只要这些解释历史的理论和方法在知识体系上自成一格，他们对历史的判断和结论都属于自由研究成果，都有作为知识积累存在的权利。
公民对历史真相有保持怀疑的权利，有要求完整公开档案的权利（在法律规定前提下），在完整历史档案没有自由公开前提下所做的历史研究，不能成为历史的最后结论。
公民不可能在穷尽史料的前提下来了解历史，但穷尽史料的努力是了解历史的常识，公民了解历史以前，先要了解相关历史档案的开放程度，国家对历史档案的开放程度是公民了解真实历史的基本常识。
（作者系厦门大学教授）
谢泳 男 1961年出生。山西省榆次市人。
1983年毕业于山西晋中师范专科学校英语专业。毕业后留校任学报编辑。
1986年调入山西省作家协会《批评家》杂志社任编辑。
1989年后在山西省作家协会理论研究室工作。
1995年起在黄河杂志社任编辑。
现为黄河杂志副主编。
1989年前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评论工作，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方向是中国当代报告文学。著有《禁锢下的呐喊——1978至1989年的中国报告文学》（1992年自费印刷 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中国现代文学的微观研究》（论文集 1996年山西北岳文艺出版社）
1989年后主要从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主要方向是储安平与《观察》周刊。著有《〈观察〉研究》一书，未出版（《逝去的年代》中收有主要部分）。
1996年后主要从事西南联大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著有《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1998年湖南文艺出版社）
目前正在从事有关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研究工作。撰写《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史——1951至195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