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應台】 給我們一個政治家

【新新聞】第1098期

政治家和政客一樣，也要懂得民主的精算和權力的技術，但是我想政治家和政客之間有一個根本的不同：政客祇看見眼前在廣場上搖旗吶喊的成人，政治家的心中，卻一定有一個六歲的孩子，孩子的未來，他真心在乎。

誰可以給我們六歲的孩子最好的環境長大　誰就是最好的總統

第一他有基本的品格。

選擇這樣的總統，我不必擔心六歲的孩子會以凌弱為神氣，以粗暴為威風，以鬥爭為成就。

第二他有無限大的包容力。

我希望將來的總統有那個胸襟說，真的沒有藍跟綠了，讓我們為受傷的手塗上舒緩的藥膏，讓我們彌補隙縫，以無限的包容尊重彼此。

第三他有寬闊的全球視野。

我希望我們選出的總統會說，台灣太小，自我封鎖是致命的，讓我們打開所有的窗吧。

第四他有悲憫心。

我希望將來的總統，是個有悲憫心的人，能夠將心比心體會弱者的痛苦，因為體會弱者的痛苦，他會把保護弱者看做施政的重點。

１

台灣需要什麼樣的總統？

二○○六年六月二十七日，國會進行罷免總統的投票，我曾經針對陳水扁總統寫了「今天這一課：品格」，說，一個國家的元首，在我的理解，有四個核心的責任：

第一，不管國家處境多麼艱困，他要有能耐使人民以自己的國家為榮，使國民有一種健康的自豪感。

第二，不管在野勢力如何強悍，他要有能耐凝聚人民的認同感，對國家認同，對社會認同，尤其是對彼此認同。

第三，他要有能耐提得出國家的長遠願景。人民認同這個願景，心甘情願為這個願景共同努力。

第四，他不必是聖人，但他必須有一定的道德高度，去對外代表全體人民，對內象徵社會的價值共識。小學生在寫「我的志願」時，還可能以他為人生立志的效法對象。

今天是二○○八年三月十八日，距離總統選舉還有三天。兩千三百萬人在思索：台灣，需要什麼樣的總統？

２

初到歐洲時，一個完全沒人在意的街頭小細節被我看在眼裡。

過十字路口時，人們不耐煩地等候紅燈轉綠，總有一半的人，兩邊張望一下，腳步不停，一個箭步就搶著穿過了紅燈街口。但是，如果在等候過街的一群人裡，有一個父親或母親手裡牽著一個幼兒，站在路口，我發現，那一整群急躁的人就忍著，忍著，忍到綠燈真的亮起，才開始快快走動。

那牽著手的父親或母親，可能在滾動的人群裡低頭跟孩子說話，「你看，紅燈不能走，要等綠燈。」

我很驚訝：這是什麼樣的社會默契啊。不需要開口，一群不相干的人都知道，而且接受，而且切身實踐一件事：

你怎麼做，孩子就怎麼學，所以，不要給孩子錯的示範。

同樣的默契，也有別的表達方式。開車經過美國的鄉野，經過一片一片漫無邊際的玉米田，突然出現一個小村。進村的第一個牌子，寫的不是什麼偉大的標語，而是，這麼一句話：

我們村子有五十三個孩子。所以請慢慢地開。

這是村民和過客的默契：為了孩子的幸福，請以身作則。

二○○六年百萬台灣人穿上紅衫到凱達格蘭大道去抗議時，我曾經在午夜時穿越廣場。疲憊的人們彼此交談，認識的與不認識的。穿越整個廣場，最常聽見的一句話，起起落落在廣場的夜空裡，就是：

你教我們怎麼教孩子？

○八年三月十六日，身為教育部官員的莊國榮面對群眾，用正常的父母禁止孩子說出口的穢語侮辱對手過世的父親。他當晚就被迫辭職，並且道歉。我可以想像，當時在現場的父母們，錯愕之餘，心裡想的，多半也是這麼一句話：

你教我們怎麼教孩子？

有一種東西，是不管歐洲美洲，都緊緊抓著不放的；有一種東西，是不管藍營綠營，都真正在乎的，那個東西，叫做核心價值。

核心價值，可以因階級、因族群、因利益之所導、因意識型態之所在而有所分歧，但是，給孩子一個最好的未來，卻是最大的公約數，它絕對超越政治，無關立場。

３

所以，台灣需要什麼樣的總統？一個清晰的衡量標準應該是，誰可以給我們六歲的孩子最好的環境長大，誰就是最好的總統。

六歲的孩子正要脫離父母的懷抱，進入小學，開始他社會化的過程。國家，透過政府的運作，正要開始塑造他的人格、培養他的眼光、訓練他的智能、決定他的未來。我們把孩子交給學校，也同時把他交給了這個國家裡頭所有的機構」」教育部決定了他將如何學習、學習什麼，文化部將影響他的品味，國防部決定了他離戰爭或和平有多近，經濟政策會影響到他十八歲時有多大能力去面對競爭，環境政策會影響他的健康，媒體政策會影響他的判斷力和見解，外交政策會影響到他做為一個國民的自尊或自卑。

這些國家機構所制訂的規矩、政策、法律，都可能形塑社會的風氣。為政者不廉，社會就貪；為政者不公，社會就爭；為政者亂法犯禁，社會就上下交征利；為政者挾私好鬥，社會就黨同伐異。

總統是什麼？他就是我們將這所有機構託付的人，我們同時將自己六歲孩子的未來也託給了他。

當我們為六歲的台灣孩子著想時，我們的思索就不再侷限於四年或八年這一個小方格裡了。我們會深思：這四年或八年會直接造成怎樣的十二年和十六年？十六年後，六歲的孩子才剛剛大學畢業」」他會變成一個什麼素質的人？他會有什麼樣的教育準備去面對全世界？

以這樣稍長的線來思索，我們可能就會發現眼前吵翻天的許多問題，譬如市場是中還是台，譬如開放幾個港口來三通、每年賺幾個觀光客，都顯得「短」，而比賽誰更愛台灣，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４

我認為六歲的孩子的未來，是最根本的政治標竿，因為他的未來，就是這個社會的未來。

如果我是那個牽著孩子的手要過紅綠燈的人，面對十字路口，我會選這樣的人做總統：

第一他有基本的品格。

不，他不必是聖人，他祇要在孩子面前不闖紅燈就好。他祇要做到所有的小學老師都會教孩子的基本道德就很足夠：

小學老師說，你不可以偷竊。所以總統必須廉潔自持，一介不取。

小學老師說，你不可以對人粗魯。所以總統不能口出惡言，他所挑選任用的人，也不能口出惡言。

小學老師說，「溫良恭儉讓」是傳統美德，就是為人溫潤，心地善良，對人謙恭，勤儉度日，禮讓弱者。所以總統懂得「溫良恭儉讓」的道理就行。他和他任用的人，都必須知道，權力與謙卑就是要成正比。

選擇這樣的總統，我不必擔心六歲的孩子會以凌弱為神氣，以粗暴為威風，以鬥爭為成就。

５

第二他有無限大的包容力。

我不願意再讓六歲的孩子去目睹中正紀念堂的拆或草山行館的毀，也不願意再讓孩子坐在歷史課堂裡聽老師說，教科書又改了，她不知怎麼教。我更不願讓孩子在拆和毀之後，又以同樣的方法被迫去目睹原物的重建、牌匾的歸位，或者看見教科書以同樣的粗暴方式又改寫回來。

我希望台灣六歲的孩子在真正的、不打折扣的自由風氣中成長。我希望我們選出的總統會說，不論是荷蘭城堡、大清砲台、抗清遺址、日本神社、蔣公行館，拆除或立碑，讓社會文明而深刻地辯論吧。不論地圖是站著看還是躺著看，不論歷史要從這頭寫還是那頭寫，讓社會文明而深刻地辯論吧。我希望我們選出的總統會說，不要急著把我們的黨、我們的團的立場用權力和命令交下，不要把我們自以為是的結論強迫灌給我們的孩子，讓我們的孩子首先學會包容歧見，聆聽異議，讓台灣的孩子首先學會文明而深刻的思辨吧。

我希望將來的總統有那個胸襟說，真的沒有藍跟綠了，讓我們為受傷的手塗上舒緩的藥膏，讓我們彌補隙縫，讓我們從此謹守公平的原則，以無限的包容尊重彼此。把「愛台灣」的定義變成「愛台灣的民主自由」。

６

第三他有寬闊的全球視野。

今天台灣的孩子，打開電視幾乎看不見國際新聞，翻開報紙幾乎讀不到國際分析，坐在教室裡，公民老師問他「你是中國人還是台灣人」。他的學校裡，很少外國同學，他的生活圈裡，沒有人談國際的事情。當他和父母坐下來吃晚餐，電視上國家的執政者，用激情的聲音、激情的手勢，吼著「愛台灣」；反對者，用激情的聲音、激情的手勢，吼著「我也愛台灣」。群眾，則狂喊「台灣優先」。

我希望台灣六歲的孩子，能夠在從容不迫、理性而開闊的氣氛中長大。我希望我們選出的總統會說，台灣太小，自我封鎖是致命的，讓我們打開所有的窗吧。

我希望他會說，讓我們停止對中國大陸妖魔化，把自己「小白兔化」，讓我們把巨人似的大陸和小小的台灣都放到一個全球的地圖上去，用全球的眼光、戰略的思維、未來的角度，去思考全新的可能。新加坡在龐大的穆斯林環圍中，是如何找到生存的技術的？卡達，夾在強大的阿拉伯世界和強大的西方世界之中，是如何周旋平衡的？台灣，要怎樣掙脫捆了六十年之久的「兩岸」思維，開使用全球的眼光去重新界定和大陸的關係以及自己的處境？

我希望選出的總統會要求他的教育部長說：台灣的孩子需要培養全球公民素養。我們要努力教會未來的公民三件事：一，讓他深刻地認識國際歷史和複雜的全球議題；二，鍛鍊他的公民能力，使他懂得如何思考、辯論，懂得如何進行組織、串連，學會和國際社會協商、合作以及訂定遊戲規則的所有技術和手段。三，培養台灣孩子的寬闊胸襟。他所關懷的人權、公平、正義等等價值，不僅祇限於台灣，而可以擴及全球。非洲的戰爭難民、中國大陸的愛滋孤兒、柬埔寨的貧窮失學兒童，都可以是他關懷奉獻的弱者。

我希望將來的總統會說，以台灣的經濟力量和公民社會的「軟力量」，未來的台灣對於全球人類社區是可以有更大的貢獻的。所以，我們要培養胸襟開闊、眼光遠大、有理想有能力的少年，為這樣的貢獻，有所準備。

有這樣的總統，我才可以想像，台灣今天六歲的孩子，將來可能可以長成一個頂天立地的全球公民。

７

第四他有悲憫心。

我不知道今天台灣六歲的孩子怎麼看外籍新娘的孩子。坐在同一個教室裡，他是否會瞧不起身旁的小伙伴，因為人家說，那小伙伴的媽是個越南人、印尼人、大陸人？他的父親和母親是否會以極其輕蔑的口吻或粗暴的凌虐來對待家中那膚色較深的看護或佣人？

如果六歲的孩子看見的成人，都是這樣以強凌弱的，而且以種族、經濟地位和政治立場來做分野，我不知道要怎麼教孩子「人權」這個概念。

我希望將來的總統，是個有悲憫心的人。有悲憫心的他，能夠將心比心體會弱者的痛苦，因為體會弱者的痛苦，他會把保護弱者看作施政的重點，而弱者，可能包括外勞、外籍新娘、遭歧視的同性戀者、經濟受剝削的原住民、身心障礙者……真正有悲憫心的總統，才可能是個人權總統。

整個社會是關切人權的，我們六歲的孩子，也才可能在將來長成一個把人權看作核心價值的公民。

８

台灣人總共才經歷過幾個總統？蔣氏父子，李登輝，陳水扁，算是三代。第一代是強人總統，第二代是從強人艱辛過度到民主的總統，要「破」許多東西，也要「立」許多東西，但「破」與「立」之間，很多的犬牙交錯。第三代，就是陳水扁，政權徹底轉換後第一個民主實驗。他，完全的不及格，然而他個人的不及格並不等於台灣人的不及格。事實上，陳水扁的八年對台灣民主特別有貢獻：他使我們清楚地知道我們不要什麼樣的總統，切膚的教訓，無比分明。以後什麼人當選，大概都不會再重蹈覆轍；台灣人，是更成熟了。

經過這三代，台灣人真的有理由希望：給我們一個政治家，不是政客。

政治家和政客一樣，也要懂得民主的精算和權力的技術，但是我想政治家和政客之間有一個根本的不同：政客祇看見眼前在廣場上搖旗吶喊的成人，政治家的心中，卻一定有一個六歲的孩子，孩子的未來，他真心在乎。

http://news.yam.com/view/mkmnews.php/581259

深耕基层“博感情” 马英九追求“0.1%打法”

（2008-03-19）

　　争取台湾南部选民认同，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马英九其实布局已久，其长线操作反映的是突破绿营地方防线的强烈企图心。

　　自去年2月正式宣布参选总统以后，马英九就积极展开深耕基层的活动，他先在去年5月花了10天的时间，打着“青春铁马行”的旗号，骑着脚踏车跨越台湾南北675公里，途经台湾17个县市，64个乡镇。

　　尽管当时备受媒体批为“作秀”，但铁马行所刮起的地方效应，也为日后连结基层奠定深厚基础。

　　去年7月，马英九竞选团队进一步大规模展开中南部的“long stay”下乡长住计划，把台湾分成六大区块，以行政区域划为中彰投(台中、彰化和南投)，云嘉南（云林、嘉义和南投）、高高屏（高雄县市和屏东）、桃竹苗（桃园、新竹和苗栗）、宜花东（宜兰、花莲和台东）、北北基（台北县市和基隆），让“不想整天在办公室想政策”的马英九在每个区块长住10天到20天，每县市停留3天到5天。

　　尤其是南部行程更安排马英九融入民众生活“搏感情”，改变过去被视为权贵和北部精英的形象。从黎明破晓到夕阳西下，无论是下田插秧，拉牛耕田，挑洗鸭蛋、出海捕鱼，马英九与民众一起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

　　问到马英九下乡的成果，国民党台南市议员王家贞告诉本报：“当然有加分啊，马英九这样每天跟乡民生活，亲身体会人民的生活，了解他们的困难。”

　　第一阶段长达四个月的下乡去年11月结束，据马英九竞选团队统计，他在过程中接触超过16万民众，住了67户民宅69夜，接触行业共200多种，举办了座谈会156场，举行116个小型政策发表会。

　　马英九也亲身接触了包括稻农、菜农、梨农、柚农、荔枝农、茶农、筍农、槟榔农、鸭蛋农、猪农及酪农等11种农民，借住民宅主人的行业就将近50种。

绿营嘲讽“拢是假”

　　马英九告诉台湾媒体，他发现人民最关心的问题，第一是经济，第二是教育，第三是治安。

由于long stay抢夺南部选票意味浓厚，而受到特别费案件缠身的马英九又三番兩次回台北出庭，因此遭遇对手绿营冷嘲热讽“拢是假”（台语：都是假的，long stay谐音）。

　　不过据报道，国民党内部民调显示，马英九开创的“直销式”选战打法已有所斩获。第一波下乡之后，中彰投从领先10个百分点拉大到20个百分点，支持率直逼蓝营票仓桃竹苗，高高屏已从小输变为固定领先，云嘉南打成平盘，甚至曾领先3到5个百分点。

　　2005年举行县市长选举时，时任国民党主席的马英九领军，赢得过半县市执政权，但2006年直辖市市长选举，国民党在高雄市长一役意外落败，马英九又身陷特别费风暴案，外界一度认为马英九光环褪色。“马英九跨不过浊水溪以南”的说法，已是台湾政坛和媒体既定的印象。

　　然而，国民党两个多月前立委选举中横扫千军，包括多个被列为“救弱补强”的选区都逆转获胜，马英九第二波跟随立委下乡长住的光环就被认定发挥一定程度的影响。

　　立委选后，马英九随即展开第三波下乡行动，以“疼惜台湾”为行程主题，加强关心弱势团体。幕僚形容马英九选举风格是“0.1%的打法”，每次追求一点点支持者，鸭子划水向前迈进。

　　再过几天，选举结果将证明，他过去一年多的努力，能否得到相应的具体肯定和回报。

http://zaobao.com/zg/zg080319_510_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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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政篇


下水道篇2008年02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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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蕭競選廣告：民進黨執政七年台灣經濟流失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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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我們孩子一個未來─馬英九加油！(proud of you)

http://tw.youtube.com/watch?v=enjyQ3l9EQU
因為心有所愛，不忍臺灣傾敗！我們不幸在2000-2008年選了一個失格、失德、失 言、失行的總統，這是整個臺灣的道德危機，我們不是崇拜馬英九，而是我們相信他能夠挽 救臺灣逐漸失去的美好價值。

馬英九 我的未來不是夢 (張雨生) 2002台北市長競選廣告 版本1

http://tw.youtube.com/watch?v=_x0E2lNmCKw

馬英九 蕭萬長 天燈廣告CF 2008年0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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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的愛~台灣~馬英九
馬英九是正港台灣人!!愛台灣! 會建設台灣!!
新增時間： 西元2007年11月0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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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好好的投

一支年輕學生自己拍的廣告，我認為是這次總統大選最棒的廣告，值得深思也推薦給您，片 長只有96秒，期望這96秒的影片能改變歷史 (較少)
新增時間： 西元2008年03月14日



http://tw.youtube.com/watch?v=r12iGnmHa74

Socialists Win Spanish Election, Retaining Power

March 9, 2008

By ELAINE SCIOLINO
MADRID — Spain’s ruling Socialists triumphed in a national election on Sunday, giving Prime Minister 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 a fresh mandate to pursue his agenda of sweep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The outcome was a validation of Mr. Zapatero’s boldest decisions, including the withdrawal of Spain’s troops from Iraq, the granting of more autonomy to Spain’s regions, and changes that include fast-track divorce and the legalization of same-sex marriage.

“I will govern by continuing with the things that we’ve done well and correcting mistakes,” Mr. Zapatero said in accepting victory outside his party headquarters. He added, “I will govern for all, but thinking above all of those people who do not have everything.”

In particular, Mr. Zapatero said he would work to fulfill the aspirations of women and young people and provide more support for the country’s elderly.

With 96 percent of the vote counted, Mr. Zapatero’s party won 43.7 percent of the vote, and the conservative Popular Party 40.1 percent, according to the Interior Ministry.

Turnout was high — an estimated 75.4 percent of the country’s 35 million eligible voters — only a shade below the 75.7 percent turnout in 2004.

The election was a rematch of the bitter contest four years ago between Mr. Zapatero and Mariano Rajoy, the head of the Popular Party.

Throughout the last four years, Mr. Rajoy and his party called into doubt Mr. Zapatero’s legitimacy and relentlessly tried to block his ambitious progressive agenda.

So it was not surprising that in his speech conceding defeat on Sunday night, Mr. Rajoy stood firm on principle, but said nothing about the need for national unity. “Everyone knows we are predictable,” he said. “Everyone knows what we stand for. Everyone knows what I believe in.”

Mr. Zapatero appealed for a high turnout as he voted Sunday morning at a polling station near Moncloa Palace, the official residence.

“Spain is stronger if democracy is stronger; democracy is stronger if all citizens turn out to vote, to exercise our right to choose the future of our country,” he said.

Spain is perhaps more polarized politically now than it has been in decades, and when Mr. Zapatero emerged, he was met with both hearty applause and angry shouts of “Out! Out! Out!”

The voting was overshadowed by the slaying of a Socialist politician in the Basque region on Friday, a killing that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opposition blamed on the outlawed Basque separatist group ETA. But it is too soon to say what impact the slaying may have had on the vote.

After casting his ballot, Mr. Rajoy expressed hope that the will of the people would prevail — without disruption. “All I wish is that the only news today is that we have held elections, and that those who the people of Spain want to win will win,” he said.

But the atmosphere was significantly calmer than election day four years ago.

It was then that Mr. Zapatero unexpectedly swept into power after many Spaniards who had considered staying home turned out instead to deliver a message of anger against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of the Popular Party.

Three days before that election, Madrid was struck by terrorist bombings that left 191 people dead. Voters blamed the government for its participation in the American-led occupation in Iraq and its deception in dismissing evidence that radical Islamists, not ETA militants, were responsible.

In the months before this election, Mr. Zapatero held a small but steady lead in all opinion polling.

In casting their ballots, many voters expressed both frustration with the political infighting that has dominated the campaign and worry about the sudden downturn in the Spanish economy.

In the affluent Madrid neighborhood of Salamanca, Gloria Perez, a 58-year-old librarian, said the poor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Mr. Zapatero’s government prompted her to shift her vote this time from the Socialists to the United Left, which is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Zapatero has not done enough to bring down the price of rents, control mortgage costs, help young people and get us workers better salaries,” Ms. Perez said. She added that she was unimpressed by tax incentives offered by both of the main parties, including the Socialists’ promise to give every taxpayer a tax rebate of 400 euros (about $600).

“What good is 400 euros going to do me?” she said. “That’s bread today, hunger tomorrow. We need reforms that will help us in the long term: better work contracts, better salaries, less inflation.”

Gloria Logares, a 65-year-old homemaker, cast her vote for the Popular Party as she has in the past, branding the Socialist government soft on terrorism for holding talks with ETA. “Four years ago, we were voting with death hanging over us, and here we are with death hanging over us again,” she said. “People are voting in a climate of terror. This is the price we pay for negotiating with terrorists.”

Mr. Zapatero both won and lost voters over his ambitious social and political agenda that has ushered in such changes as the legalization of gay marriage, fast-track divorce, recognition for the victims of the fascist Franco dictatorship and more autonomy for some of Spain’s 17 regions.

“Zapatero has given us more rights than any leader to the people of Spain: the old, the young, gays, men, women,” said Santiago Cruz, 69, a retired plumber who lives in the working-class Madrid suburb of Vallecas, which has a large immigrant population. “I grew up under Franco with no rights. I grew up having to sing Franco’s anthem so that his fascist supporters would throw me scraps of cabbage.”

Other voters claimed that Mr. Zapatero’s social changes were destroying Spain’s value system.

“Zapatero is breaking with the traditional Christian values that we have espoused our whole lives,” said Miguel María Santos de Quevedo, a 76-year old retired notary in Tomares, a town in Andalucía, who voted for the Popular Party. “He wants to impose his relativist values on everyone, to claim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good and bad.”

The election of the prime minister involves a complicated process in which voters do not vote for one candidate but for one party list of candidates for deputies in Parliament.

Voters had the choice of more than two dozen party lists, including mainstream parties like the Popular and Socialist parties and tiny ones lik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eoples of Spain and the rightist Falange, which opposes immigration and supports the memory of the late dictator Gen. Francisco Franco.

A small new party headed by a Socialist former lawmaker who broke with Mr. Zapatero because of his negotiations with ETA also ran in the election.

Victoria Burnett contributed reporting.

http://www.nytimes.com/2008/03/09/world/europe/09cnd-spain.html?_r=1&oref=slogin&ref=world&pagewanted=print

【蔡定剑】民主政治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2008-03-04 　来源: 南方网　

　　民主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和平、管理效率、政治和谐。然而，较之专制政权，民主政治最终达到这些目标的希望要大得多。

作者：蔡定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

民主才能真正创造奇迹

经济崛起不算什么奇迹。

30年的改革开放，2007年中国GDP总量34200多美元，居世界第4位。有人说，只有中国人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我的基本观点是，一个社会只要不搞动乱，让民众休养生息，30年就能产生一个经济奇迹。下面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日本高速增长期(1955-1973年)。18年间GDP增加了12.5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0倍多，年均增长9.8%。其中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执行期间(1961-1971年)，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均增率达10%以上，最高达到16%。1955年日本GDP不足美国10%，1995年是4万亿美元，达美国71.3%。

韩国经济高速增长(1962-1991)。国民生产总值(GNP)从1962年的23.6亿美元发展到1991年的2808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2年的87美元上升到1991年的6498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6%。

台湾地区经济高速发展。1963-1973年，工业年均增长率高达18.3%，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时，台湾GDP已经高达3100亿美元，人均GDP也有14000美元 。

支撑经济崛起的是民主制度。

中国古代那么多盛世，5000年创造的财富哪里去了？就是因为古代中国没有一个制度来提供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前两年热播的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讲了11个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等的崛起。我们看到这些国家的崛起历史，专制和强权、战争和掠夺、奴役殖民、经济贸易、科技和发明，都可以成为国家强盛的手段，但多少专制国家崛起后又倒下，葡萄牙、西班牙、德国、日本、俄罗斯。只有那些民主的国家，在崛起以后通过民主的改革，制度的改革、才持续地站立着。所以说，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什么奇迹，真正的奇迹是民主制度把经济持续发展的社会保持下去。

民主与社会稳定

谬误之一：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这会产生多数人暴政。

这种对民主的认识非常肤浅，对民主基本的原理和概念都没有搞清楚。民主是由全体公民支配政府，政府对公民负责的政治体制，它有八项原则：(1)民主国家必须是由公民定期选举产生政府统治，而这种选举是由全体公民平等参加的、自由、平等、公正的、差额竞争的选举。(2)民主还是公众直接广泛参与政府和自己利益相关事务的过程。(3)民主政府避免使中央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地方有广泛的自治和自主的权利。(4)民主政府知道其首要职能是保护公民的表达自由、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平等权，以法律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5)民主政府遵循法治，权力依法行使，确保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因此，通常实行独立的司法和法官的职业化以保证社会纠纷及时、依法地裁决。(6)民主制度遵循多元化，对各种不同的政治、社会观点和文化生活特点予以充分尊重。(7)民主社会的新闻自由受法律保护。(8)民主制实行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个人与少数人的权利为原则。

谬误之二：民主不利于稳定！

事实上，民主是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这本来是被世界历史所证明的真理。哈耶克说，“民主乃是人类有史以来发现的唯一的和平变革的方法。”民主社会之所以稳定，是因为政府的权力转移，通常在有序的程序中进行。作为一种和平、自由与温雅的方式，权力斗争输赢和更迭都是“精神性”，而非“肉体性”的，是暂时的，而非长久的。

反民主论者常常以一些威权国家取得的经济成就来说明威权统治的必要和好处，但他们严重忽视了威权统治带来的社会乱象和灾难。无论在拉丁美洲，还是东南亚地区，威权统治时期都不断地爆发社会冲突和流血事件，社会极不稳定。

韩国现代史就是证明。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韩国独立后进入威权统治时期。在这30多年中，韩国发生革命、起义、政变、政治谋杀，街头抗议、暴力冲突及流血事件不断。虽然在朴正熙时代经济有过快速发展，但军人独裁统治造成社会极其动荡，不仅是人民付出巨大的代价，就是统治者本人也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在专制统治的30年中，韩国历任总统中：李承晚被流放海外，客死他乡；朴正熙饮弹身亡，他的政府高级领导人像车智辙、金载圭、郑升和或被谋杀或被绞死，或死因不详。直到1987年，卢泰愚实行政治改革，实行总统直选，韩国才结束靠政变和谋杀取得权力的独裁统治历史，开始走向稳定。1997年金大中被选为总统，在韩国实现了执政党向反对党和平移交政权的政府。事实证明，是民主制真正带来了韩国的社会稳定，也给政治领导人带来了安全。民主社会是宽容的，像全斗焕这样被判处死罪的前独裁者也能被赦免。自1997年韩国民主化以后，韩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严重危机，1997年的金融危机的打击，2004年卢武铉总统上台不久后立即遭弹劾案和迁都风波等，都没有使韩国社会出现任何动乱。可以说，韩国的民主制已经巩固，暴力和谋杀已经没有市场，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都可以在宪法和法律程序下消解。

印度是民主有利于解决社会稳定的最有力例证。1947年印度独立时，国家处于混乱之中，政治派系林立，社会暴力盛行。半个世纪后，在民主制度的作用下，政治分歧都能在宪法框架内解决，政权更迭也能通过民主程序顺利过渡。正因为民主，印度才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通过民主，印度还成功地解决了语言和宗教问题。印度除了有一些历史根源很深的种族分离主义和教派冲突造成的暴力和不稳定外，政治领导层的暴力冲突和政变没有发生，这与同类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相同的国家，像南亚、东南亚、拉美和非洲等国经常发生政变和社会动乱的情况相比，简直是一个奇迹。印度的议会民主制把各种政治力量纳入了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从而避免了大规模暴力革命、军事政变和社会动乱发生。

如果说发展中国家搞民主不稳定，不是民主制本身不利于稳定，而是从不民主向民主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不稳定。因此，我们不是不要民主，而是应该怎么避免向民主过渡中的不稳定。经验教训是，不要等社会矛盾和危机重重的时候再来进行民主改革，而应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时候及时进行政治改革。被动的、不适当时候的改革会导致动乱！

民主与经济发展

谬误之三：民主影响经济发展和效率；威权体制有利于发展经济。

民主制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是一个已被历史证明得很清楚的问题。从国际社会的版图看，民主制国家大多是经济发达国家，非民主国家大多是经济落后国家。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民主”的国家也未必都能把经济搞好，非民主的国家也不是都不能搞好经济。在经济起飞的国家中，威权政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威权统治可能把经济推向高速发展，也可能把经济推向崩溃。

在这里，我引用陈志武教授的一些观点，经济增长是一个多变量函数，决定经济增长至少有以下四个变量：(1)制度(也可称之为制度资本)，如产权保护、民主、法治等等；(2)自然资源，如石油、矿产储藏，交通等；(3)劳动力，它的数量、成本、素质等等；(4)土地。这四大要素中间的任何一项越多，该国的经济增长就可以越快一些。同时，这四大要素互相之间又有替代性，一个经济体只要一个或几个要素非常突出，即使其它要素差一些，其经济照样可以有很大的发展。民主制度、法治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已。

那么，民主制为什么有利于经济发展呢？有两个促进经济发展不可否定的因素：一是经济发展一定需要经济自由和市场竞争，民主制比其他制度为此提供了更有利的制度条件。二是民主为资本发展必不可少的财产权利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威权统治又为什么能促进经济发展呢？它通过政府力量，提高劳动力、资源和土地的利用，如降低劳动力成本、不讲代价地使用资源和土地等。但是，在一个缺少廉洁“好政府”和法制不健全的社会中，这种经济发展必然导致严重腐败、贫富不均，并可能因此引起社会动乱和崩溃。民主制度下的经济发展恰恰可以避免此种危险。

谬误之四：民主导致拉美化。

实际上，“拉美化”现象并不是出现在民主政府时期，而是在军人独裁统治或威权政府时期。在拉丁美洲，很多最有效和最有前景的改革计划，都是由后权威的民主政府所实施的。比如阿根廷军事统治时经济一团糟，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阿根廷民选总统阿方辛开放民主，90年代第二届民选总统梅内姆在巩固民主和经济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迅速控制通货膨胀，并使经济走向市场化，出现经济增长、政局稳定的局面。巴西也是在实行民主转型前经济处于危机中，经过两届政府民主转型后，经济改革才有效。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开始走上向民主化转型之路，出现了一系列民主政府。正是这些民主政府才使一些国家较好地克服了过去的经济危机，并使经济向健康方向发展。据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的报告，2005年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4.3%，其中委内瑞拉达到9%，阿根廷8.6%，智利和乌拉圭为6%。

应该看到，一些国家的贫困是固有的，不是民主引起的。民主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和平、管理效率、政治和谐。然而，较之专制政权，民主政治最终达到这些目标的希望要大得多。市场经济由于资本利润原则，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资本利润越来越多，而劳动者福利越来越少，而资本利润部分的产品由于没有消费购买则无法实现价值，社会只有通过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来平衡，民主社会选票作用，强制执政者做有利于劳工的事，社会经济才能获得高发展。

民主与反腐败

谬误之五：民主不能解决腐败，也会导致腐败。

民主选举需要钱，而且容易导致金钱政治。但是，民主国家的实践证明，金钱政治可以通过法制加以控制的。民主可以从根本上防止政府腐败的普遍化。

我们看一下2005年透明国际清廉指数全球排名，廉政指数前20名国家和地区：冰岛、芬兰、新西兰、丹麦、新加坡、瑞典、瑞士、挪威、澳大利亚、奥地利、荷兰、英国、卢森堡、加拿大、中国香港、德国、美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廉政指数后20名国家和地区：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利比里亚、乌兹别克斯坦、刚果、肯尼亚、巴基斯坦、巴拉圭、索马里、苏丹、塔吉克斯坦、安哥拉、象牙海岸、赤道几内亚、尼日利亚、海地、缅甸、土库曼斯坦、孟加拉国、乍得。可以看到，民主制度对遏制腐败的作用非常明显。

民主国家虽然不能避免腐败，但是，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有很大的不同：民主国家的腐败只限于有限领域的腐败，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无所不在；民主国家的腐败通常能得到及时的揭露，而非民主国家的腐败难以揭露，特别是高官的严重腐败通常被掩盖；许多在非民主时期被掩盖的腐败会因为民主化后被揭露；民主国家的腐败是可以医治的，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是不可救药的。历史上尽管也有专制的国家比较清廉，但是，专制国家一旦腐败，没有不是伴随腐败被葬送，而是被治理好了的。

http://news.163.com/08/0304/08/4668EK0300012I5M.html

回敬馬英九拍背 謝長廷笑：我拍到你了

2008.03.02
蔡慧貞、林諭林／台北報導

馬謝兩人在前日電視政見會結束後相互「拍背」的畫面，令觀眾印象深刻。謝長廷一日說，政見會前中選會有宣布「不許拍背」，但馬英九後來又過來拍他的背，因為很突然，他本能反應地也拍馬一下，「我想他不是惡意，看他表情不像是要來傷害我的樣子。」

馬英九則表示，他沒有聽過中選會有事先制止拍背，他也不想在這些事上糾纏，因為總統選舉，「好歹要有點高度。」至於謝也回拍他的肩膀，「我也覺得他是善意的」。馬英九說，他跟正常人一樣，拍拍肩膀就是表示友善。

謝強調，他的兒子、女兒也常常會有這種動作，有人說這樣拍是長輩的動作，這沒什麼，「但如穿鑿附會，說是哪位大師教的，就有人心中會有陰影，那乾脆都不要」。

馬英九得知謝營質疑此舉是「高人指點」後，則驚呼「喔！拜託！」。馬表示，他知道謝「信仰宋七力後，思想模式跟別人不太一樣」，但他跟正常人一樣，拍拍肩膀就是表示友善。

馬英九在第一場電視辯論會開場前雙方握手時，猛拍謝長廷的背十多下，事後成為話題，有關「民間禁忌」等各種說法不脛而走。前晚中選會第一場電視政見會結束後，馬英九走過去和主持人賴浩敏打招呼時，又突然拍了謝長廷的背一下，謝長廷隨即伸手「回擊」，重重拍了馬英九的背，隨後兩人哈哈大笑的鏡頭，被電視媒體一播再播。

謝長廷昨日被媒體問起此事時表示，如果兩個總統候選人你拍我、我拍你都不放，兩個人一直拍來拍去，這個很難看，所以政見會一開始前就跟中選會說。因此中選會講了「不許拍背」，只握手，但又擔心如果馬英九又趁握手時拍他的背，他要閃，也很難看。後來中選會就決定，連握手場景也取消，結果政見會一開始，並無馬謝兩人握手畫面，就是中選會為免「兩個人在那裡轉圓圈」。

不過，百密一疏，沒想到，政見會結束，馬英九又來一記拍背動作，只是這次謝馬上回擊，也重重地回拍了馬一下，謝長廷並自爆他當時還對馬英九笑著說，「哈哈，我拍到你了」。

「拍背」也成話題 無聊到極點
顏瓊玉／特稿

一個小時的政見發表會，未必能讓總統候選人把話講清楚。令人遺憾的是，馬謝兩陣營會後不僅沒有「再補充」，居然把火力集中在「拍背」的怪力亂神說，不僅自貶選戰格局，也讓全國選民「見笑」。

「拍背」到底是什麼意思？老是「被拍」的謝長廷第一次幽默以對，表示是馬英九為自己陣營攻擊他太太的負面廣告向他道歉。第二次被拍，謝陣營爆料，馬英九是受了密宗大師林雲的指點。馬英九則反諷謝信了宋七力以後，「思考模式與人不同」。

一周之內，馬謝兩度同台，其治國策略、口才、臨場反應，甚至容貌儀態，樣樣都受外界矚目。只是，他們為自己政策遭扭曲叫屈的同時，卻把其他時間花在「拍背」這一場無謂的「鬥嘴鼓」。

為了把對方擊倒，馬謝每一個動作都在較勁，選舉剩下廿天，居然把戰力放在無助國政的怪力亂神上，未來的每一場辯論如果一再重演這場戲碼，套一句蔣友柏的話，馬謝會把選戰玩「low（遜）」掉；而選民也可以學學希拉蕊罵對手歐巴馬的經典用詞說：「shame on you（真丟臉）」！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News/2007Cti-News-Content/0,4521,110502+112008030200193,00.html

魏胜多：为改革讨个说法 重庆一镇委书记尝试书记镇长直选被免职双规

2008-02-20　来源: 南风窗(广州)　
　　2003年8月，重庆城口县坪坝镇进行一次政治体制改革试验，党委书记和镇长直选，副镇长和各部门领导由镇长组阁。在市、县干预下，改革停止。倡导者、时任坪坝镇党委书记魏胜多被免职和双规15天。4年多来，魏一直在奔走、申诉，但没有得到直接回复。

魏胜多：为改革讨个说法

本刊记者 尹鸿伟 发自重庆

“现在我的职务是重庆市城口县供销合作社副主任，主要任务是建设为新农村服务的流通网络。”曾经推动过重庆乡镇综合政治体制改革实验，后被免职和“双规”的魏胜多，在2008年1月这样介绍自己的最新情况，“现在的工作当然能够为老百姓做些事情，但离我个人的政治抱负有些远了。”

魏胜多说：“到目前为止，我先后给重庆市委、中纪委和全国人大写过16封申诉信，从来没有得到过直接答复。”但是他表示自己不会停下来。

2003年8月，重庆市城口县坪坝镇进行了一次综合政治体制改革的实验，是由坪坝镇党委独自进行的。之后在县里、市里的干预下，被迫停止。推动这次改革实验的主要领导，时任坪坝镇党委书记的魏胜多被免职和“双规”了15天，后又被罢免县人大代表资格。时至今日，魏胜多仍然在为当年的行为奔走、申诉，“期望得到一个客观、公正的回应”。

想法

2003年8月，坪坝镇出现了一份发至村级的改革方案：镇党委书记的产生实行三票制，先由党代表预选，再由全民投票选出正式候选人，之后由全体党员直接投票产生党委书记；镇长由全民投票选出；副镇长及各部门领导由镇长组阁；建立党代表常任制，由党员从现任党代表中每一个支部选一人担任；组成镇党内讨论重大事项的议事机构；人大常任代表则由村民直接从现任人大代表中每一个选区选一名，每两个月召开一次例会，监督政府财政预决算的全过程，还可以对镇政府提出不信任案等。

推动这场直选实践的主要领导是坪坝镇党委书记，时年34岁的魏胜多。

“我一直觉得地方应该把权力交给人大，交给人民。”魏胜多说，“现在地方党委、政府和人大的关系不清楚，所有事情都是党委说了算，党委书记说了算；但是如果出了问题，都是由政府承担，而地方党委是不能被追究的。”

“党内更需要民主，这是改革的必须，我决定拿出我的位置来。”魏胜多又说，“我觉得仅仅选举镇长是不够的，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党委书记也要直接选举担任。”

2001年魏胜多到坪坝镇任党委书记后，“就一直希望能够这样做”，也多次向上级领导谈了想法。一次重庆市的一名领导来视察工作，他便在会议上提出了这样的想法，但是被县里陪同的一名领导把话打断了；还有一次他又对县里下去检查工作的一名领导提出，但是县领导认为：最好不要这样做，如果选出一个农民当镇长怎么办？

魏胜多回答说：“如果是人民群众的意愿，我觉得这样就说明我们现在的镇长不行，而新的镇长可以带领大家脱贫奔小康。”县领导最后说：“我不好表态。”

在得不到上级领导的明确支持后，魏胜多觉得“非常着急，这样的现状不能再继续了”，他说：“我读了不少书，进行过不少思考，许多人之所以不愿意这样做，是有他们的考虑，也许是利益，也许是不愿意惹麻烦，更可能是没有政治机会。”

“而作为一名镇党委书记，我觉得自己有这样的机会。”魏胜多说，“我没有正式向县委报告，因为我知道一定会有领导出面让选举无法进行。”

魏胜多是想做完之后请县委来评判对错，有问题由他来承担，不给县委添麻烦。2008年1月，魏胜多回忆起自己当时的天真想法：等选出了群众满意的镇领导再报上去，请上级领导支持、批准。

曾经有人提出，这次改革应该放到下届乡镇政府换届时进行，这就可以避免“违法”操作。魏胜多认为这是空想，他说：“之所以要现在搞这个，是想再为坪坝的百姓做件事，为所有的干部认认真真地给老百姓办事立个‘规矩’，即建立一套完善的扩大基层民主的长效机制，把权力还给人民，而不再把群众的利益、乡村的发展寄托在某一个清官上。”

魏胜多认为乡镇领导在地方建立起权威，没有两三年的时间是不行的，但是坪坝镇的干部调动比较频繁。他回忆说：“我刚来坪坝时，干群关系非常紧张，群众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愤恨到极点。我一是抓经济，努力提高群众生活水平；二是改进工作作风，大刹干部吃喝风，把农民负担从120元减至50元，群众才开始接受我。”

“有了群众基础才能进行乡镇体制改革，如果等到明年的换届，我被调动了，这个改革何时能够实施？”事隔4年有余，魏胜多仍然记得自己当时的话。

竞选

“在最初的几天没有任何人到选举委员会报名。”魏胜多在2008年1月回忆说。

原因之一是候选人资格的限制：书记和镇长候选人的年龄必须在25~40岁之间，而且具有大专学历。这样的年龄及学历限制，除镇党委和政府工作人员，或镇中学的教师外，绝大多数农村的基层干部或群众都不符合条件。

魏胜多说：“政府和党委的工作人员担心直接与自己的上司竞争领导职位会带来以后的不便。”

反应不强烈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历史上坪坝群众还从来没有参与镇长的直接选举，更遑论党委书记。

1992~1993年间，该镇在人大选举中，上级圈定的副乡长人选连续两次投票都没过半，人大代表周永华被选为副乡长。然而一个月后，周被上级免职，理由是“贿选”；而落选的副乡长人选随即被另行任命为乡党委副书记，还是坪坝镇的领导之一。这次事件几乎摧毁了坪坝人对“选举”的信任。

然而，还是有人愿意“重蹈覆辙”。2003年8月22日，经过几天的焦急等候之后，坪坝镇中学的政教处主任马茂林在校长曾会兵(镇选举委员会成员)的反复动员下出来参加镇长竞选。但是党委书记的位置却一直没有人报名，魏胜多说：“也许是大家觉得我做书记还不错，竞争不过我，但没有对手让我觉得有点遗憾。”

8月26日上午在坪坝镇政府礼堂召开了“坪坝镇综合政治体制改革竞选演讲会”。由报名参选的3名候选人进行竞选的演讲。参加会议的人包括镇上的居民，各村的干部，以及愿意参加这个会的所有选民，实际到会人员有200多人，会议由镇人大主席刘廷文主持。简单的开场白后，刘介绍了第一名候选人魏胜多。魏胜多发表了镇党委书记的竞选演讲，尽管他是唯一的候选人。

随后，毕业于西南石油学院计算机专业的马茂林，从体制创新、科技创新、改善交通人居环境、减轻农民负担等方面阐述了他的施政纲领，并强调改善干群关系，承诺分村分点每月下基层20天。

开始时，马茂林表示他只是出来“陪选”的。他说：“以往的选举都是村干部代替村民投票，每个干部手里拿着几十张选票，在这种情况下我根本不可能获胜。”但是后来他被告知此次选举将加以改革，“委托票不允许家庭以外成员代投；候选人可以派自己的选举观察员到各投票站现场观察，候选人可以组织竞选班子，下乡开展竞选活动”。他决定认真地当一次候选人，进行一场真正的竞选。

马茂林的竞选活动似乎给第三名候选人，时任镇长何云明造成了压力，大家起先都不当回事的“假”戏，似乎要真做了。在前一天，有人建议何云明也搞竞选活动，何说：“我不搞那庸俗的活动，不搞花架子，不作不现实的承诺。”事实上，他在公开辩论中作了不少具体承诺，称自己有“以人为本，人格至上”的现代行为理念，“有时为了人民的利益，即使是受委屈，或者丢官摘帽也在所不惜。”

时年34岁的何云明，农民出身。1995年他从一个桑蚕技术员的岗位上凭着自己的苦干被人大代表“另选他人”选到副乡长的位置上，成为国家公职人员。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是从票箱里跳出来的副乡长。”

据知情者介绍，何云明开始抱着一种“游戏”的态度，认为自己稳操胜券。但是看到别人一活动，加之他自己曾有过的那段经历，他开始有点坐不住了。后来有人认为，如果何云明对魏胜多的改革实验多一些支持，比如他报名竞选书记，坪坝选举的结局也许会有所不同。曾经有人问何云明如果落选怎么办时，他没有作答。在竞选演讲会上，有许多选民代表都积极站起来对各名竞选人提出了种种自己关心的问题。

8月27日，离投票还有两天，马茂林一早便赶往光明村，挨家挨户走访选民。镇中学也组成10个竞选后援团到各村、厂镇为他造势。一些村民回忆说：“当时我们的积极性被两名镇长候选人的竞选调动起来了，大家都开始议论谁做镇长更好了。”

双规

2003年8月28日下午3时许，城口县的几名干部突然来到坪坝镇镇政府。10分钟后，镇党委副书记林依模透露：“情况有变。”半小时后，这些来人代表县委召开了镇党委会议，宣布坪坝镇的直选乡镇领导综合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向县委报告；在不是换届的时候进行换届，破坏了《选举法》，镇长直选也违反《宪法》的行为，违反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必须立刻停止。同时马茂林接到镇里正式通知，说“明天的选举不搞了”。

次日晚上10点钟，刚刚从村里回来的魏胜多，连晚饭都没顾上吃就被等候多时的县里人带上一辆吉普车，向县城方向驶去。11点，县纪委副书记对魏胜多宣读了一份县委的决定：鉴于他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即日起免去他坪坝镇党委书记的职务，对他实行“双规”。

“魏书记被免职、双规”的消息迅速在坪坝镇传开，引起了各种各样的猜测和议论。8月30日，县纪委的一名常委被任命为坪坝镇党委书记。

8月29日起，魏胜多被关在县纪委的一间办公室，之后又转移到县政府宾馆，房间里的电视搬走了，报纸也不让看，每天有六七个人24小时轮班陪着。县纪委副书记告诉他：“你必须认真交待问题，反思自己的行为。”

2008年1月，魏胜多回忆当时的情形：“我告诉他们我确实认真地思索了，生长在农村的我太了解农民的疾苦和愿望了。促使我最终作出改革决定的因素，是群众利益应该高于一切。”

这次改革前，有人对魏胜多提到他的这次改革风险很大，问他的底线是什么？魏胜多在屋里转了两圈后回答：“不坐牢。”“那你可能会失去很多。”别人提醒说。

“其实也无所谓，我敢拿我的政治生命去搏，就不会在乎那些，我妻子说我是一个工作狂。如果真的出了什么事，我会感到对不起他们。”

在被双规的15天里，不断有人来找魏胜多谈话，希望他能够主动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争取“组织的宽大处理”。但是他坚持认为：“我没有错，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不是为自己才做这样的事情，我是为了坪坝的群众，为了我们这个国家的未来而做。”

魏胜多回忆说：“在失去自由的那些日子里，我要求工作组让我学习十六大的报告，我想看看自己的行为与党的会议精神有没有相违背，但是这样的要求一直都没有得到满足。”

“我在外面看了十六大的报告，主动拿了一份材料交给工作组，希望他们转给魏胜多学习，但是他们没有给。”魏胜多的妻子说，“相反是有领导来找我谈话，希望我以后多关心、帮助他，但是我不相信我的丈夫会犯政治错误，因为我了解他。”

“我觉得上级领导缺乏气量，”魏胜多说，“如果觉得不妥，他们可以先叫停，然后坐下来讨论，没有必要一来就把人带走。”

后来有人提醒魏胜多：“这个问题不是坪坝的问题，而是中国的问题。在上级，特别是中央没有相关规定以前，你扛不动这个问题，县委、市委领导也不敢站出来支持你。”

存款

“我亲眼看到工作组的人到镇里的信用社查账，后来有人说那是去查魏胜多的存款。”坪坝镇一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有关人士说，“按照他们的理解，像魏胜多这样位置的人，一定会有许多说不清楚来历的存款。”

“但是我让他们失望了，我所有的存款只有18元多一点。”魏胜多说，“我每个月的工资都花完了。”

无论是以前在其它地方任乡镇领导，还是到了坪坝镇任书记，魏胜多一直坚持不报销出差费、电话费，所有钱都是他自己用工资开支了，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城口是国家级贫困县，镇里的经费更是困难，我想如果每个人都能够少花一点，就可以省下很多钱来做其它事情。”

2003年前后魏胜多每个月的工资大约是七八百元，他的妻子在税务局工作，收入比他高，他妻子说：“以前我和女儿只能用我的工资，自从他被撤职后所有的钱都交回家了，现在我们家里比以前有钱用了。”

很多人认为魏胜多做了这么多年乡镇领导，不应该是这样的经济情况。但是工作组查了所有与他相关的人后，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一名市委工作组的领导后来对城口县的一些干部说：“这个人的清正廉洁是你们学习的榜样。”

“也许我也可以像其他一些干部一样，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弄点钱，然后往上面送，让自己坐得稳点，甚至步步高升。” 魏胜多回忆说，“但是我不愿意这样做，而不是没有机会做，我也有许多做生意的朋友，特别是守着这么多的自然资源。镇上2万人中还有2000人因为贫穷出门打工，让我很心痛。”

魏胜多很希望能够将坪坝镇的农民负担降为零，那时候给予他底气和信心的是他出面谈判成功即将到坪坝投资的几家企业。其中一家是重庆龙泉水泥厂，计划到坪坝投资2500万建一家水泥厂，可以解决1000多人的劳动岗位；另一家是县里的星鑫矿业公司，原来准备去西安投资的，被魏胜多打动决定改到坪坝来投资。

“但是政治的行动明显影响到经济活动的运作，我被双规后，几家企业都表示不来投资了。”魏胜多遗憾地说，“特别是有一名老板后来告诉我，就连你这样正派的书记都说免就免了，我们怎么还敢去城口县投资。”

“恢复自由后走在街上，经常会有人主动问我的情况怎么样了，有没有什么结果。我很感动，因为关心、理解我的人很多，只是他们不敢，也没有机会站出来说话。”魏胜多说。

“双规”的第10天，重庆市委工作组的领导跟魏胜多有过一次谈话，他们认为，魏胜多为人清正廉洁，如果不出这事是优秀的县级后备干部。他们肯定了魏胜多心怀群众、舍弃小我进行改革的愿望是好的，但开的药方是错的。

“用他们的话说，我前进一步是先进，前进两步就是先烈，前进三步、四步就没人敢说这是好的了。”魏胜多说，“我请他们来开个药方，但是他们无言以对。”

另外几名改革实验的“重要参与者”后来也命运各异：马茂林于2006年被调到县教育局；何云明几个月后改任坪坝镇人大主任，后来又被调到左岚乡任乡长至今；刘廷文随后被赋闲，不久后退休养老。

结论

“2003年9月13日被“双规”了15天后，县委有关领导与我谈话，对我提了几点要求，包括不许和记者见面，不许私自回坪坝镇，正确认识自己的错误等等。后来我发现这些要求已经波及城口县的所有干部和坪坝镇的所有群众。”2008年1月，魏胜多回忆说，“我觉得这些要求都太没有道理，如果是一件是非明确的事情，有什么必要遮遮掩掩呢？”

2003年9月15日，听来探望他的朋友透露：坪坝镇的群众正在签名上书，请他回去当书记，已有几千人签了名。魏胜多立刻请来人带话，千万不要这样做。随后不久的一天，魏胜多实在忍不住偷偷回到了坪坝，看见自己的宿舍和办公桌被工作组搜查后的一片狼藉，听说工作组去查他的存款，他说：“那时候，我开始有种心寒的感觉。”

一名坪坝镇的居民说：“那天我们看见魏书记回来，以为他官复原职了，于是奔走相告。”群众自发买了许多鞭炮放起来，以表达自己的情绪，但是他们的判断错了，不久后县纪委开来了一辆车，要求魏胜多立刻离开。

2004年4月，魏胜多又被“罢免”了县人大代表资格，这些结果显然就是对他和他推动的改革给出了最后的结论。

随后，魏胜多被调到县扶贫办任普通干部，先被安排搞项目调研，后又到培训中心，然后又被安排搞政策研究……这样东一枪、西一枪过了两年多，其间2004年，县扶贫办先后两次安排他到外地学习培训，却都被县里卡住了。

也就在2004年4月魏胜多被“罢免”县人大代表之时，云南省红河州石屏县的7个乡镇悄然举行了乡镇长直选。按照《半月谈》分析，云南红河的实践“符合党的十六大精神，符合社会发展的潮流”；而坪坝镇的改革实验却被当地领导部门认定为“严重的政治错误”。

魏胜多说：“后来有人对我说，如果当时县里把坪坝的改革作为试点，现在在全国都是第一流、顶呱呱的。”2004年11月的一天，魏胜多带着这期《半月谈》来到县纪委，一名副书记看了上面的报道后表示，红河选举和坪坝改革是不一样的。

2006年5月，城口县分别主管纪委和组织工作的两名县委副书记一起找魏胜多谈话，表示县里要为其“调整领导职位”，但是谈话情形并不愉快，最后魏胜多甚至拂袖而去。魏胜多说：“因为他们一直表示我是有错误的，仍然给我戴了许多政治‘大帽子’，我觉得这样的谈话是没有必要的，我绝不是那种会为官位妥协的人。”

尽管如此，县里仍然公示了对魏胜多的“新任命”，随后就下了调令“任重庆大巴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地属城口县境内)，但是魏胜多隔了一个多月才上任。

“本来我是不愿意去的，因为觉得这样的部门离自己的政治抱负太远。”魏胜多说，“后来了解到保护区的工作内容，觉得到那里也可以为保护区内的老百姓做很多事情。与其自己在扶贫办终日碌碌无为，还不如去保护区做点实事。”

“在保护区认真做了许多事情”后的2007年3月，城口县突然下文把魏胜多调到县供销合作社任副主任，主要任务是建设为新农村服务的流通网络。魏胜多为此找过县里有关领导，领导说了一大堆调动的理由，并表示“是暂时性的安排”。

“现在因为工作关系，我还经常会到坪坝去，见到那里的父老乡亲，心中总是感慨万千。”魏胜多说，“大家都很关心我，因为以前的经历和遭遇，感觉大家和我的关系更好了。一名居委会主任的话令我非常感动，不久前他公开问一名到坪坝视察工作的县领导，‘为什么我们支持的人，你们都要反对？’”

2007年10月，魏胜多第二次去重庆市纪委反映自己的问题，再次接待他的工作人员表示：当初坪坝改革的方向是对的，只是之前没有得到县里的同意、批复。魏胜多认为：市纪委现在的答复与当初的处分决定是不一致的。工作人员又表示：只能这样答复了，对于原来已经处理的事情，他们现在很难表态。

魏胜多说：“我自认为是一名忠心为共产党，希望党更好的普通党员干部，而数年来所遭遇的一切让我觉得委屈；但我不会放弃正常的渠道反映情况，因为我对上级、对中央一直是信任的，相信他们终究会给我一个客观、公正的回应。”他希望将来自己仍然能够有机会选择一种自己真正热心的工作，为老百姓、为社会做点实事。 (本文来源：南风窗 作者：尹鸿伟)

http://news.163.com/08/0220/14/455D722Q00011SM9.html

【黃創夏-郭至楨】四大非典團隊 馬英九的基因解碼

馬英九是被國民黨奶水哺育長大，但卻和國民黨有些不同，和國民黨的文化與思維，有點「格格不入」。圖為2006年故總統蔣經國逝世１８週年紀錄片首映會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舉行，馬英九感性分享過去與經國先生接觸的點滴。（王英豪攝）



馬英九身上一直有著四個「非國民黨」隱性基因，形成了馬英九鮮為人知的「非典型團隊」，幫馬英九部署隊伍，刺激馬英九另類思考與決策‧‧‧

台灣政壇中，「馬英九」這三個字，不僅具爭議，且是個迷！

且看他處理「特別費」、「綠卡」、周美青之「兆豐金股票」‧‧‧一路走來，始終如一，七零八落、拖拖拉拉，簡單的事情總是搞成很複雜，他和他的團隊，實在不像一個戰力精實、反應靈敏的戰鬥體。

但是儘管如此，馬英九依舊是個政治天王！

怎麼會這樣？不論是馬英九；還是他那個頭重腳輕、有將無兵，各巨頭各自努力的「馬辦」；或是那個戰力始終都不強的「國民黨」，實在無法讓人理解，這種部隊，怎麼可能讓馬英九能夠在多次選舉中過關斬將？台北市贏了、馬、王之戰贏了、如今在2008總統大選中，仍暫居領先。

》》》只看「國民黨」，認不清馬英九

是因馬英九的「魅力」嗎？台灣有多少政治人物都曾有過超高魅力，政黨輪替前，峰頭上的李登輝、陳水扁、宋楚瑜等人的「魅力」未必比馬英九差。他們卻不只有當時的魅力，還有讓人驚歎，組織綿密、反應過人的戰鬥團隊。鮮有人如馬英九般，帶著總是「2266」（閩南語：哩哩啦啦）團隊，孤馬奔螣，卻拉到這麼高的人氣。

另一方面，馬英九分明是被國民黨奶水哺育長大，他卻和國民黨有些不同，和國民黨的那種文化與思維，有點「格格不入」。有時候，馬英九一些決策國民黨內「八大公、九大老」儘管搖頭，卻仍幫馬英九過了關。是誰，協助了馬英九形成另類思考？

謎樣的「馬英九」身上，其實一直有四個「非國民黨」隱性基因，不論在組織動員或思考決策上，早就形成了馬英九一個鮮為人知的「非典型團隊」，幫馬英九部署，刺激馬英九做另類決策，同步創造出他的高人氣。

這四大「非國民黨」ＤＮＡ分別是：
‧DNA1：「愛心媽媽」土豆藤蔓延全台
‧DNA2：「靈活的藍」別動隊--關家軍
‧DNA3：蕭萬長刨李登輝的「綠根」
‧DNA4：嚴管勤教之馬英九的「哥哥」們

想要解馬英九之「謎」，如果只看他身上的「國民黨」ＤＮＡ，看國民黨機器、看國民黨公職、看國民黨文化，就會看不到全貌。

》》》兩種ＤＮＡ會「病變」嗎？

馬英九的隱憂也正在此，在他身上，「國民黨」與「非國民黨」的ＤＮＡ同異並存。現在也許相安無事，誰又知道，這同異基因間，彼此真能夠永遠並存？還是終究無法融合？誰也不確定，哪一天，這兩股ＤＮＡ是否會互喫呢？或者，「基因」病變，形成「腫瘤」？到那時，才是馬英九真正的難關！

並不是危言聳聽，要是馬英九無法改變這些日子以來，他已多次曝露出來之那一種猶豫不決，東方也要聽、西方也想滿足、南方打算解釋、北方決心道歉‧‧‧老是想要面面俱到的個性。

更重要的是，在教養上「溫良恭簡讓」，政治風格上卻忘不了蔣經國之馬英九，也總愛模仿「天威難測」、「寡頭決策」之風格，不想讓別人或幕僚對他「下指導棋」。往往會不經意就別出心裁，問東聽西，刻意讓人抓不住。

但馬英九卻沒想到的是，第一，蔣經國曾經歷過14年西伯利亞之冰天雪地，對人間世有刻骨銘心之淬練，遠非無災無難到公卿之馬英九可比。其次，蔣經國權歸一統，大家不敢質疑。但民主時代下，支持馬英九的力量卻是那麼的多元，也那麼的不一樣，也會有不滿意的公然表達與批評！

身上的DNA如此複雜又異質的馬英九，要是遲遲不能找出一個更明快與透明的決策之道，馬英九終究會有「面面不到」危機的那一天。

◎DNA1：「愛心媽媽」土豆藤蔓延全台

走進馬英九的已陸續開張的競選總部中，不論是全國總部，還是各地分部，都會看到一群「婆婆媽媽」，三三兩兩地忙著，招呼東，接待西，忙碌得緊。被國民黨黨工稱為「愛心媽媽」。

別小看「婆婆媽媽」群，國民黨與泛藍起起落落政治領袖中，只有馬英九有這般「終極武器」，遍灑台灣各地，不知已有幾萬，還是幾十萬個「愛心媽媽」，讓馬英九在1998年、2002年台北市長之役，以及和王金平「黨主席之爭」三場戰役中，總能異軍突起，獲得壓倒性的勝利。

她們的番號叫「土豆志工團」，男女老少都有，資深女公民是主力，目前由前台北市副市長葉金川負責領隊。前台北市民政局長何鴻榮穿梭打雜，負責行政連繫，擴大全國性部署。

這些不靠國民黨力量建構起的「兵團」是馬英九於2006年10月提出構想，2007年3月3日誓師建軍，馬英九提出建立百萬「土豆」，如落花生般鄉野蔓延，成為「催票」輔助部隊。

「土豆志工團」已在各鄉鎮建立組織，去年中，以台中市為例，就已有77個分團，1540個團員，民進黨的「聖地」宜蘭，「蘭陽分團」已超過300個成員，台東、高雄、嘉義‧‧‧均已各自成立了數十個分團。

》》》「愛心媽媽」動員力，立委諸公都害怕

不要小看這些「愛心媽媽」，這屆國民黨中常委改選，沒有政治背景，卻以「黑馬」之勢，在31個中常委中，勇奪排名第16名中常委的台中技術學院副教授邱潤容，就是「全國土豆志工團」副團長，「土豆」動員力量，連許多資深立法委員都忘塵莫及。

會發展「土豆」戰法，乃因馬英九並不迷戀國民黨黨機器，從1998年第一次參選起，馬英九就引入了類似民間社會「多層次傳銷」或「老鼠會」模式，成了他選舉時，輔助動員催票的秘密部隊。

土豆中，黃桂美是眾人公推的老大姐，個性爽朗、熱情，老公事業有成，家勢頗豐，從不需要候選人或競選總部給予贊助，兒女中還有人目前是縣市政府局處長，可說是毫無後顧之憂，所以能全心投入。1998年馬英九參選台北市長後，馬迷黃桂美就到馬總部幫忙，帶著賦閒在家的婆婆媽媽，一群姐妹淘到總部參與團體生活，打掃、接電話、交流廚藝，弄孫心得、養體護生，成了生活的一部分。選後，這群姐妹依舊相聚，馬英九若行程排得出來，通常都會和她們相聚。

以此雛形累積，2002年再擴大，當時，馬總部在二樓專設義工團辦公室，每日總有上百名婆婆媽媽們在此打電話拉票，交換心得，或相約選後到哪兒去遊山玩水。2005年和王金平黨主席之爭，「愛心媽媽團」集結成「螞蟻雄兵」，靠著她們的人脈和親友鄉親脈絡，形成綿密關係網，跨出了台北市，開始全國部署。

義工團擴大過程中，還有一關鍵人物，前財政部次長何顯重的女兒，勤美證券投顧總經理何美頤，是馬英九的世交，她熱情地出錢又出力，讓這群「愛心媽媽」更持續茁壯。

》》》柴米油鹽醬醋茶，姐姐妹妹一起來

有這麼一群積極、主動，又不需要花錢的「後援總隊」，馬英九的「Long Stay」部分安排，也沿用這種部署，擴大多層次傳銷模式，第一站就在前台中縣長廖了乙的配合下，建構並補強早已鬆散多時的國民黨基層組織的新方法。

馬英九每到一地，「行政事務」總管詹春柏都下令地方黨組織「不准」動員黨員來「充場面」，要求國民黨地方黨組織，透過宣傳車，或個人的親友鄉里脈絡，到大街小巷廣播，幾點幾分，在什麼地方，馬英九會來和鄉親抬槓（閩南語：聊天）。

群眾招攬來後，馬英九工作小組會在門口發放小卡片，不強迫而聽任民眾主動填寫，讓有興趣的民眾，自動留下姓名、住址、聯絡電話等基本資料。不要小看這些效果，一個場子六、七百人到場，往往有三、四百人願意填寫資料，光是在台中縣東勢這一地，曾一個下午，就蒐集了一千多張卡片。

這些卡片，地方上黨組織留存一份、執政的縣市內，縣市長和該區立委也有一份、非執政縣市，有心參選的立委或爭取下任縣長提名者也有一份，並且都在一、兩天內，彙整到馬英九競選辦公室，由義工群建立電腦資料庫，「土豆志工團」再和這些地方熱情人士分享心得，讓一顆顆「土豆」遍地發芽。

馬英九離開當地，工作小組就會根據蒐集到的資料，打電話感謝這些群眾，接手後續的連絡。最特殊的一點是，這些媽媽們和許多留下資料的人，據總部分析後，竟發現他們的特質和「慈濟媽媽」頗為雷同，曾為馬英九副市長的葉金川，恰是「慈濟人」，當然順理成章成了這系統的「分身」，葉金川四處奔走，協助將這些散兵、游勇，組織成一、二十人不等的「土豆志工團」。

》》》阿嬤拉阿公，複式動員齊催票

「土豆志工團」和過去「李登輝之友」、「連戰之友」、「宋楚瑜之友」不同的是，不是「由上而下」組織力量去發動，而是「由下而上」成長，發自基層民眾之主動，平時還可以分享生活的柴米油鹽瑣事，相互照顧與關懷，凝聚與動員的熱情反而比那種黨員組織更強。

除了平常發放文宣，到各地總部幫忙外，「土豆志工團」最主要功能，就是在投票日的當天，發動他們身邊的「人脈關係」，密集「樓頂招樓下、阿嬤拉阿公」到投票所去投票。協助國民黨黨組織的動員，形成四次、五次「催票」的「複式動員網」。

1998年，馬英九靠這個「催票武器」擊敗陳水扁，2002年馬英九依然靠這武器壓倒性讓李應元重挫，但都僅限於在台北市區域中。和王金平爭奪黨主席之役，黨員系統開始全面布局，正因為初步「土豆志工團」奏效，雖然當時國民黨的絕大多數派系領袖、民意代表，都出面挺王，但馬英九仍以七：三的壓倒性優勢，讓王金平飲恨。

面對民進黨的執政優勢、加上國民黨日益凋零的基層黨組織，地面作戰上，別光看馬英九老是孤馬奔跑，其實馬英九正透過一波又一波的「Long Stay」，為「土豆」播種，再由葉金川接續耕稼，構築綿密的全台灣大街小巷都存在的「土豆兵團」，以便在3月22日貫徹催票，讓支持度都能成功轉化成「得票數」。

◎DNA2：「靈活的藍」別動隊--關家軍

除「土豆志工團」專攻婆婆媽媽與銀髮族外，螞蟻雄兵中還有一群人，未必具有國民黨籍、可能從來沒踏進國民黨中央過、甚至連馬英九可能都沒有當面聊過，在馬英九的競選總統之路上，卻是一支攻勢靈活、四處突襲的「別動隊」。被國民黨黨中央稱為「靈活的藍」。

「別動隊」沒有正式成軍，勉強可稱為「關家軍」吧。在情感上，奉國民黨副主席關中為精神象徵，但多數並非專業的政治工作者，分布在各行各業，各有點小成就，這批以四十到五十歲的專業中產階級，對政治一向很關注熱心，事實上，在他們年少輕狂的歲月中，都曾有過高度參政意願。

這是關中在當國民黨組工會時代就布下的樁，在解嚴前舊國民黨工體系中，關中一向被視為思想較為開明，當時關中提出，國民黨政權只依靠地方派系的時代終將被淘汰，文宣戰才是未來選舉的主軸。

為貫澈想法，關中除搞「雙十園」聚集了一批已畢業年輕人外，他還透過國民黨「知青黨部」在大學校園中推動「種子計畫」，二十多年後，種子已在各地開枝散葉，如今剛好讓馬英九來收割。

種子計畫以當時主要大學，如台大、政大、東吳、東海、輔大、成大、中山為目標，挑選學生社團活躍分子，如代聯會、活動中心幹部，或是山服社、仁愛工作社、辯論社、校刊社等等活躍學生。組成方式有點像美國長春藤校園「兄弟會」，設定是「菁英組織」，需學長引薦、團體考核才能入會。

除各校「知青黨部」連繫與訓練外，關中透過各類學生活動，進行親帶親教，碰到選舉，還讓他們參加文宣製作，見習選舉操作。有點類似蔣經國以前的「三青團」，或是中共之「共青團」。這作法也讓關中在黨內招忌，認為他是培養「私家軍」。

》》》當年關中播種，如今小馬收割

1990年立法委員、省議員選舉與縣市長選舉中，有心改變國民黨選舉思維的關中，欲透過黨內初選機制，徹底消滅地方派系，引起黨內極大的反彈，不但和相信地方派系的宋楚瑜交惡，在國民黨中常會裡，林洋港、吳伯雄、高育仁、張建邦、謝深山、許水德與倪文亞等七位中常委均發言反對，其中吳伯雄、高育仁都是分屬桃園與台南地方派系出身的大老。

黨內衝突的結果，國民黨在省議員選舉提名派系出身的比例下降，但在立法委員與縣市長名單中則上升。不過，面對台灣的民主化浪潮，與民眾反對分贓政治的趨勢中。國民黨提名的20席縣市長大受挫敗，僅拿下13席，關中因此下台。

國民黨更擔憂失去政權，反而更想借地方派系當助力保政權。宋楚瑜接任秘書長之後，頻頻走訪地方，以更加相互依存的連結，調整中央與地方的結盟關係。更奠下了關、宋兩人對國民黨發展方針的基本差異，形成多年心結。

原本是國民黨「明日之星」的關中失了勢，被視為他「私家軍」之「種子們」因此失去了在黨內發揮與發展空間，這些當時台灣領先群大學之活躍分子，斷了從政之路，但因學有專精，回到各自領域，各自發展，二十多年下來，各有一片天。

「種子們」多數是法政科系的學生，也有清、交與成大的理工人。其中，最為台灣政壇所知的就是「威肯」公關體系，但這只是「種子」中很小一圈。那些在各行各業打拚，每一段時間就固定聚會，緬懷年少輕狂的人，分布在北中南各地，時常聚會聯誼。成員中，還有大學副校長、系主任、教授、甚至有金控公司的高層、上市精密機械公司副總經理、在竹科中，也有兩大晶圓廠某副廠長列身其中‧‧‧

他們，約在40歲到50歲之間，社會中洗禮二十多年，觀念與思想更開放，對舊國民黨許多弊端並不認同，甚至反感，常在網路上發表文章抨擊。

另一方面，他們心有所憾，眼看當年許許多多在校園中，一起搞社團、一起打麻將的同輩，多人在那個民主化浪頭中，走向黨外，搭上民進黨「羅馬兵團」（羅文嘉、馬永成之童子軍集團）列車，竟在幾年間成了綠朝新貴，「種子們」總是有所感歎。

》》》尋找藍色「影武者」，中產階級特攻隊

但要這些已事業有小成的人放下事業，直接跳入政治圈，風險太大。這批數百人的「種子」就形成了「尋找影武者」政治參與風格，尋覓認同對象，在私底下協助動員，幫忙出文宣點子、組織後援會，成了關中手中一隻隨時可以遞補上陣的後援隊。

1998年，威肯體系這部分人在關中引介下，幫馬英九競選，這批種子和馬英九有了第一次連結。連戰在2000年大選，請關中重出江湖，關中替連戰部署全國各地的「連友會」，基礎仍是批種子，這批種子在失散已十多年後再聚首，但他們對連戰未太正面認同，2004年，連宋再戰，不少人仍採壁上觀。

儘管如此，他們還是流著「藍血」，寄望國民黨能世代交替，展現新風貌。政黨輪替後，各地「種子」自由發揮，如胡志強選台中市、朱立倫選桃園縣、謝深山參與補選花連縣、還有板橋市長、中永和市長選舉，在地「關家軍」都有參與。事實上，郝龍斌參選台北市長，也有關家軍的身影，台北市副市長吳秀光、立委吳育昇、馬英九前民政局長何鴻榮、都和這批「種子」有密切關係。

目前，關中正在民進黨執政的中南部布樁、挖牆腳，此次立委在高雄縣與高雄市，包含2006年黃俊英參選高雄市長的文宣班底，有不少人都是出身「種子」，都是那些回到家鄉，在地經營一、二十年的班底。

這次立委與總統選舉中，以「反貪腐聯盟」為名，對民進黨攻勢不斷的文宣作品，據瞭解，有些「種子」參與甚深。

除了搞文宣，關中親征南台灣之各鄉鎮，所依賴的第一塊墊基石，幾乎，都是由「種子」們在當先鋒，主攻在地的中產階級。形成了馬英九在國民黨既有黨基層組織外的另一隻獨特隊伍。

◎DNA3：蕭萬長刨李登輝的「綠根」

若把馬英九搭檔蕭萬長，僅僅視為是一個資深的「財經專家」，就太小看蕭萬長在這場選戰中的角色了。

2007年6月，馬英九找了蕭萬長當搭檔後，怎樣發揮蕭萬長的功能？一度讓馬辦左右為難。事實上，馬英九多數幕僚對蕭萬長並不熟悉，而蕭萬長也相當「客氣」。面對過去的行政院長「老前輩」，馬英九也不好指派任務；但馬未正式授權，蕭萬長也不好意思「逾越」；馬、蕭兩人「相敬如賓」了好一陣子。

經過一個多月的摸索，加上馬英九要正式下鄉「Long Stay」，才請蕭萬長負責起「選舉事務」總督導，又一起請出蕭萬長信任的詹啟賢，蕭萬長才漸漸地主動「輔佐」起馬英九，針對馬英九不擅長的本土鄉紳伸展手腳。

》》》相敬如賓，馬、蕭仍在「磨合」

2007年10月後，蕭萬長自己成立了「策略小組」，招攬了許多打不進馬英九舊核心的「熱心人士」，專門蒐集非國民黨系統，與貼近本土想法的策略，目標是要和馬英九分進合擊。過程中，因兩路人馬認知差異多，常因此讓蕭萬長提出一些和國民黨中央不同調的意見，至今，還不時傳出蕭萬長與詹啟賢的觀點，常和馬英九的舊核心，常發生爭執。

雖然馬、蕭的「磨合」仍需努力，但不影響蕭萬長深耕本土的布局。從2007年9月後，在馬英九的競選隊伍裡，蕭萬長除了協助馬英九擘畫「國政藍圖」外，他更重要，卻被人忽略掉的角色，就是「刨根」──刨掉本土意識仕紳，這個馬英九最弱「綠」根。

威權時代之「黨外」到民進黨成立，台灣反對國民黨勢力的主要結構，社會基層與台灣傳統仕紳結構為兩大基礎，馬英九的「Long Stay」直攻社會基層，蕭萬長則專在仕紳結構中，幫馬英九穿針引線。

仕紳結構人數並不多，但在地方上幾乎都有一甲子以上的根基，是各地方的意見領袖。仕紳結構主力是醫師、地方學校之校長、和數十年，甚至百年之產業家族、以及各種本土性宗教的意見領袖，他們一向很「惜皮」（閩南語：愛習羽毛，不出風頭），默默出錢出力，鮮少站到檯面上。

》》》「惜皮」的台灣仕紳，民主路上不缺席

惜皮，不代表仕紳結構不關心政治，因1947年「228事件」加上後來軍隊「清鄉」與「白色恐怖」，仕紳們都在幕後。他們曾贊助過雷震的「自由中國」、捐款給黃信介、施明德的「美麗島雜誌」，開放中央級選舉後，50萬元、100萬元的捐助，目前檯面上的民進黨領袖，大概都被捐助過。

1996年的總統大選，是仕紳結構第一次集結起點，李登輝除了動用傳統國民黨力量外，還有三大基金會幕後幫他結合仕紳結構。分別是「李連基金會」、「南海基金會」、及「台原文教基金會」。

當時李登輝欽定的競選總幹事就是蕭萬長，當時，黨務有吳伯雄、黃昆輝與許水德，地方派系有宋楚瑜、民代有王金平、行政體系是徐立德在操盤、財經圈有劉泰英、文宣則有賴東明。蕭萬長這位總幹事似乎都插不上手，李登輝於是就讓蕭萬長負責聯絡台灣仕紳結構。

其實，李登輝對蕭萬長栽培心意很重，更早之前，他就替蕭萬長布局仕紳脈絡了，那是當蕭萬長因與錢復互動有問題，離開經建會副主委之時，就是李登輝破例欽選蕭萬長當國民黨組工會主委，替蕭萬長打造地方脈絡之根基。

》》》李登輝的老友，也是蕭萬長之友

李登輝的本土仕紳三大基金會中，「李連基金會」由黃正雄和黃昆揮操盤，一向台獨本土意識較濃厚。「南海文教基金會」以知識分子和教育界及老企業主為主脈，1996年李登輝選用「台灣戰歌」當競選主打歌，正是「南海」的手筆。

「南海先生」何暨明是和李登輝在二次大戰後，被日本遣返回台同船留日學生，228事變後清鄉，李登輝就躲在台北淡水何暨明家「南海米店」逃過一劫。南海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曾有位戴一義，合森企業董事長並曾任台塑石油董事長，和蕭萬長同屬政商聯誼團體「大蟲隊」，私交甚篤。

戴一義等人對蕭萬長也是絕對地情義相挺，1997年金融風暴期間，蕭萬長因處理決策上和李登輝、劉泰英失和，一度失去李登輝的關愛眼神。百般寂寥的蕭萬長在1998年上半年，只能默默像個中小企業處長，四處到小工業區去看小工廠。

幫蕭萬長在李登輝面前緩頰的，就是常到官邸陪李登輝聊天的「南海」體系，他們在李登輝面前替蕭萬長轉達施政考量與難處。一向低調的他們，還在那段時間內，破例地出面找過一些批評蕭萬長最嚴厲的媒體，替蕭萬長解說金融風暴期間施政的種種情非得已，對蕭萬長情深義厚。

蕭萬長和馬英九站在一塊了，他們，雖不見得立刻轉向，但和老朋友見見面，聽一聽想法，總無妨吧。這也是蕭萬長的輔選行程總是很神秘，老是跑一些「小攤」，沒幾個人，因他去見的就是這些老鄉紳，去安排老鄉紳給馬英九一個「面試」的機會。

台原文教基金會則是結合台灣文史耆宿，負責人是林經甫，林經甫正是2000年陳水扁就職典禮的籌備負責人之一。林經甫曾參與印尼巴譚島開發，和印尼前總統哈比比交好。蕭萬長在經濟部時推動台灣航太工業，負責印尼工業的哈比比8度來台，就是林經甫牽線。90年代，李登輝到東南亞的「度假外交」，林經甫的人脈也幫了不少忙，以及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時，蕭萬長到東南亞考察實況，除了他在馬來西亞之老友馬哈迪協助外，印尼等國家，林經甫也出了力。

》》》「棄扁保台」，老蕭之漸進式說帖

和被馬蕭競選辦公室執行總幹事詹啟賢所「拔樁」的台灣中南部醫界菁英同樣，陳水扁八年施政，也讓許多台灣的仕紳階級與文史耆qí老失望。蕭萬長和這些仕紳與耆老素有交情，這段日子以來，他不停地去拜會這些仕紳。據馬競選團隊宣稱，在蕭萬長解說，且李登輝靜觀其變未介入干預下，成果「將比醫界挺馬更好。」

蕭萬長是以「漸進式說服」在進展「刨綠根」，主軸是「棄扁保台，給馬英九一個機會」，捍衛台灣社會的核心價值，需「忍痛」捨棄陳水扁與謝長廷。

在蕭萬長牽引下，仕紳結構有許多人都和馬英九私下「口試」。有些人已表態「無法公開支持馬英九，但絕不支持謝長廷與陳水扁」、多人願意「給馬英九這『古意人』試看麥」，或宣稱「挺馬不挺藍」。馬英九陣營已在籌畫在春節後適當時機，再說服一些人現身挺馬。

泛綠的上層結構，正和醫界一樣，因陳水扁亂政作為，經過一甲子的抗拒外來者，有些人，已在是否要跳開「族群認同」間躊躇了。

蕭萬長刨綠根布署中，還有個「別動隊」，專門針對各地方的老校長、和資深教師，靠的是師範體系出身的前教育部長楊朝祥，八年以來，民進黨用的教育部長多是大學教授出身，對於基礎教育的退休老校長、資深教師未深耕。這些地方上老師範體系，桃李滿天下，可能連在地縣長都是學生，雖然沒幾票，但還是能在象徵意義，幫馬英九多拉點在地力量。

◎DNA4：嚴管勤教之馬英九「哥哥」們

2007年底，曾去日本訪問的馬英九，被「日華議員懇談會」副會長玉澤德一郎當面公開質問：為什麼馬英九的釣魚台立場，對日本不友善。

這些日本議員「功課」並未作足，事實上，「釣魚台」是馬英九政治生命中重要的里程碑，30多年前，「釣魚台」讓馬英九對政治有了興趣，馬英九還因此獲得了數十年以來，對他嚴管勤教、守護有加「哥哥們」的照顧，更讓馬英九對他從小所受的國民黨黨國意識，有了可能不一樣的「啟蒙」。

當年「保釣」以台大為中心，健將如名作家張系國、政論家南方朔、台大哲學系教授王曉波、作家陳曉林、評論家錢永祥等，還有和民進黨親近的洪三雄、陳玲玉夫婦等。馬英九的大姐馬以南，在台大時也很活躍，和張系國、王曉波一夥「小左派」交情甚篤，馬英九考進台大後，就把她家中瑰寶馬英九介紹給了這群學長認識。馬英九因跟隨學長也成保釣一員。

》》》馬英九也有「年少輕狂」歲月

馬英九和「學長們」，卻為馬父馬鶴凌「惹了麻煩」，當時馬鶴凌認為年輕人「愛國、有理想」值得鼓勵，鼓吹國民黨應傾聽學子建言，在台大舉辦好幾場青年座談會。這批當年「小左派」面對李煥等黨國高官，竟批評國民黨缺失。馬鶴凌因此丟官，仕途畫上休止符。

馬鶴凌卻不埋怨這群年青人，直到晚年，還稱許這批年青人是「人才」，支持馬英九和這些「哥哥們」多學習。恰好，當時王曉波、南方朔等人租屋在馬英九家附近小巷，從小就住在姐妹成群「女生宿舍」的馬英九，有了個新天地，他喜愛下課後，跑到這批「哥哥們」的蝸居混日子。

那日子該是馬英九拘謹生命中最「解放」時光吧！秉燭夜談、吞雲吐霧、煮酒論政，馬英九雖然話不多，默默聽。但他從「哥哥們」身上，知道了他所不知的「白色恐怖」，聽到了他未聽聞的「樁腳政治」、瞭解到舊國民黨的「派系內鬥」‧‧‧

這些「哥哥們」許多人一輩子批判執政黨，許多人因「殷海光事件」、「台大哲學系事件」受過牽累，對舊國民黨與威權體制都有深刻與嚴厲的反省與批判。和這些「哥哥們」共處，馬英九雖然未必完全理解「哥哥們」說的是什麼？但點點滴滴的不一樣的觀點，還是讓吃國民黨「奶水」長大的馬英九，啟發了他對舊國民黨許多問題的認識。

30多年以來，這批年青人都各有成就，但每年還是固定會聚在一塊兒「喝春酒」，就算政治立場已有顯著差異，他們青年時代的情懷與友誼仍不變，如綠朝新貴洪三雄夫婦幾乎必到。

習慣性的，馬英九依然是他們的「小老弟」，這些「哥哥們」依然用那種「愛護小弟」模式，指正馬英九這不好，提醒馬英九哪兒該改，國民黨又有哪些事情不對‧‧‧馬英九仍和小時候一樣，默默地聽著。

別小看這種模式，馬英九決心參選總統和不顧父親馬鶴凌的反對，爭取國民黨黨主席，「哥哥們」就比「父親」更有力。

》》》守護不求官，馬英九最信賴

那是在2005年春節後，當著馬英九的面，「哥哥們」不留情面指出馬英九頂多是「時勢所造的英雄，卻不是造時勢之英雄」，不服氣的馬英九漲紅臉、握緊拳頭、兩眼直瞪「哥哥們」直辯：「我會證明你們錯了」。後來馬英九接受「天下雜誌」訪問，兩度直呼：「我會證明我能夠造時勢！」可見他心中的委曲與不滿。

不過，馬英九仍非常「依賴」這些「哥哥們」，這些「哥哥」幾乎從不向馬英九求什麼，但永遠都關切馬英九的動向，替馬英九思考該怎樣應對，替馬英九想方向‧‧‧他們卻從來不會主動打電話給馬英九，就算接到馬英九的「討論」電話，事後，都會尊重馬英九，往往是講過就好，最後要怎麼做，還是該讓馬英九自己決定。

坦白講，馬英九通常也未必言必聽、計必從，還是常常搞砸，或是東拼西湊，搞成「四不像」。但他們頂多氣到跳腳，覺得這小弟「不受教」，卻絕不會主動去告訴馬英九，「非如此不可」。真如「哥哥」一樣，在幕後關注著任何可能和馬英九相關的大小事，勤管嚴教，守護著這位「小弟」。

馬英九為什麼「信賴」或「依靠」這些「哥哥們」？是因為他們不像那些民代、黨官、市府團隊，他們幾乎都是不想當官之輩，讓馬英九心無負擔，他們從不主動找馬英九，都是馬英九去找他們，讓馬英九擁有絕對「自主」空間。

馬英九雖然常常對這些「哥哥」的指正，臉紅勃子粗的頂嘴，抗議，或是像小學生一樣，拿著筆記本猛記。但他就像是「小弟」般，每當他猶疑難決某些重大決策時，馬英九首先想到可以商量、且能較不夾帶個人利益的徵詢對象，不是黨中央，也非「市府團隊」，他習慣性地就會拿起話機，一一撥給他的「哥哥們」，東聽西問，尋找另類思考。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Focus/2007Cti-Focus-Print/0,4640,9702120241%200%200%20094313%200,00.html

How Democracy Produced a Monster

Artist: Andrea Dezsö

February 3, 2008
NY Times OP-ED CONTRIBUTOR

By IAN KERSHAW
Sheffield, England

COULD something like it happen again? That is invariably the first question that comes to mind when recalling that Hitler was given power in Germany 75 years ago last week. With the world now facing such great tensions and instability, the question seems more obvious than ever.

Hitler came to power in a democracy with a highly liberal Constitution, and in part by using democratic freedoms to undermine and then destroy democracy itself. That democracy, established in 1919, was a product of defeat in world war and revolution and was never accepted by most of the German elites, notably the military, large landholders and big industry.

Troubled by irreconcilable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divisions from the beginning, the new democracy survived serious threats to its existence in the early postwar years and found a semblance of stability from 1924 to 1928, only to be submerged by the collapse of the economy after the Wall Street crash of 1929.

The Nazis’ spectacular surge in popular support (2.6 percent of the vote in the 1928 legislative elections, 18.3 percent in 1930, 37.4 percent in July 1932) reflected the anger, frustration and resentment — but also hope — that Hitler was able to tap among millions of Germans. Democracy had failed them, they felt. Their country was divided, impoverished and humiliated. Scapegoats were needed.

It was easy to turn hatred against Jews, who could be made to represent the imagined external threat to Germany by both 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and Bolshevism. Internally, Jews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political left — Socialist and Communist — which was made responsible by Hitler and his followers for Germany’s plight.

Increasingly, Hitler seemed to a good third of the German electorate the only hope to putting the country back on its feet, restoring pride and bringing about national salvation. By 1930 it was effectively impossible to rule Germany without Nazi backing. But while Nazi electoral gains could block democracy, they were insufficient to bring Hitler to power.

From 1930 onwards, therefore, the German state was locked in stalemate. Democratic forms remained. But democracy itself was in effect dead, or at least dying. The anti-democratic elites tried to broker solutions, but failed on account of Hitler’s intransigence. Ultimately, because he could find no other authoritarian solution, President Paul von Hindenburg appointed Hitler as head of government, or chancellor, on Jan. 30, 1933. What followed led to disaster for Germany, for Europe and for the world.

These distant events still have echoes today. In Europe, in the wake of increased immigration, most countries have experienced some revival of neo-fascist, racist movements. Not so long ago, Serbian nationalism, inflamed by President Slobodan Milosevic, set off war and ethnic cleansing within the continent.

Today, too, skillful politicians around the globe have proved adept at manipulating populist sentiment and using democratic structures to erect forms of personalized, authoritarian rule.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has gradually moved Russia, a country increasingly flexing its muscles internationally again, in that direction. Venezuela, under President Hugo Chávez, has also showed distinct authoritarian tendencies, though these have been at least partly blocked through his defeat in the December referendum to change its Constitution.

In Zimbabwe, President Robert Mugabe has turned democracy into personal rule, ruining his country in the process. In Pakistan, democracy largely provides a facade for military rule, even if President Pervez Musharraf has now put aside his uniform. Most worryingly, perhaps, President Mahmoud Ahmadinejad has used populist support in a pluralist system to push Iran into a hazardous foreign policy, though he does remain formally subordinate to the “supreme leader,” Ayatollah Ali Khamenei.

None of these examples, however, poses a close parallel to what happened in Germany in 1933. Neo-fascist movements in Europe can certainly terrorize minorities. And they have had success in stirring such resentment about immigrants that mainstream political parties have taken account of the swell of feeling.

However, short of some unforeseeable eventualities like major war or, perhaps less unlikely, another meltdown of the economic system, neo-fascist movements will remain on the fringes of politics. And none of these parties, unappealing though their internal policies are, can today conceive of preparing for a war of conquest with the ultimate aim of a grasp at world power.

Elsewhere, there are — and always will be — nasty forms of authoritarianism (some supported by democratic governments). But neither in their acquisition of power nor in their use of it do modern authoritarian rulers much resemble Hitl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that did not exist in interwar Europe — the United Nations, the European Union, the World Bank,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also provide some barriers to the sort of calamity that engulfed Germany.

Moreover, democracies under pressure can still pose obstacles to creeping authoritarianism. Vladimir Putin looks as if he will indeed step down as president and not risk a breach of the Constitution (though effective power will probably remain in his own hands), while Hugo Chávez has been forced (maybe temporarily) to give up his ambitions to become a president for life. Even once Hitler had been appointed chancellor, it took the Reichstag fire, a month later, to begi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last vestiges of democracy and pave the way to his full control.

Mercifully, what happened in Germany in 1933, and its aftermath, will remain a uniquely terrible episode in history. What took place then reminds us even so of the illusory assumption that democracy will always be a favored choice of a population torn apart by war, facing enormous privations and burning with resentment at national humiliation through perceived foreign interference. It also reminds us — if such a reminder is necessary — of the need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restrain potential “mad dogs” in world politics before they are dangerous enough to bite.

Ian Kershaw, a professor of modern history at Sheffield University, is the author of the forthcoming “Hitler, the German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http://www.nytimes.com/2008/02/03/opinion/03kershaw.html?pagewanted=print

余英時：別再為虛幻口號殊死對抗

2008.01.30
余英時：別再為虛幻口號殊死對抗


黃清龍／華府─普林斯頓大學電話專訪
　　第七屆立委選舉令專家跌破眼鏡，這樣的選舉結果對台灣未來的發展究竟有何意義？長年關注兩岸民主發展的余英時教授指出，台灣立委選舉的最大意義，在於彰顯真實民意與民主化的成熟；民主與中國文化乃是台灣存在的最大動力，也是台灣最寶貴的兩樣資產。

余教授近年專心讀書著作，甚少對時政發表看法。記者徵得他的同意，將日前與他在電話上的訪談內容整理後在本報發表。以下是訪談內容：

立委選舉彰顯真實民意

問：這次台灣立委選舉結果，出乎許多人的意料；從台灣民主發展的軌跡來看，你認為這次選舉代表何種意義？

答：我不是研究選舉的專家，無法評論選舉的具體實務，譬如新的選舉制度是否對民進黨比較不利，這些技術面的問題我並不清楚。但從選舉過程以及結果來看，我認為它突出了三方面的意義：首先，投票日當天平和有序，社會運作如常，顯示台灣人民已經十分習慣民主選舉，把它當成生活的一部份，這在華人社會是很寶貴的資產；其次，選民用選票對民進黨過去幾年執政的表現做出裁判，並願意給已經下台七年的國民黨再一次機會，這是台灣民主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第三、從新的民意來看，台灣人民表達出對兩岸和平與生活改善的強烈願望，這對台灣未來的發展是很重要的訊息，值得朝野重視。

挫敗民進黨非終結本土化

問：有人認為民進黨的挫敗，代表本土化路線已經走到盡頭，你認為呢？

答：這恐怕是太過表面的看法。民主化與本土化之間本來就有著一定的關連，台灣經過近廿年的民主發展，整個社會逐漸走向本土化是必然的趨勢。但是本土化並不等於台獨，也不是哪個政黨的專利。不能說你民進黨最早喊出本土化，所以就只有你一個黨是代表本土的，其他政黨都不是。只要是透過民主的程序、經由人民選票產生的政權，都是本土化，都代表本土。

我認為這次選舉最可貴的，是真實民意得到彰顯，台灣老百姓真正在乎的是和平、安全與生活的改善。過去為了一些虛幻的口號，台灣內部形成兩個集團做殊死對抗，這樣國家發展不可能好。所以國民黨透過選票再贏回來，對台灣內部的和解是很重要的。但這並不表示民進黨已經沒有前途。當初如果不是黨外的努力，台灣的民主發展不起來，這是民進黨對台灣民主的貢獻。但民進黨執政之後，腐化速度加快，選民決定不要它繼續執政。這是台灣選民的自主決定，是人民一票一票投出來的結果。將來民進黨重新整頓，還有機會重來過，這就是民主的精神。

清楚國際現實摒棄激進台獨

問：這次選舉結果，對兩岸關係有何影響？有人說這代表著「終統」路線將成為未來的主流，你的看法呢？

答：不能太過簡單地做這樣的推論。台灣人民追求獨立自主是可以理解的，但台海關係影響區域穩定至關重大，各國基於國家利益都不希望看到衝突發生。以美國來說，台灣對它有很重要的戰略利益，美國也支持台灣發展民主；但美國不可能為了台灣而與中國發生衝突。這不是今天所謂的「中國崛起」之後，美國人才這麼想；當年文革發生時，美國政府就反對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想法，因為中國太大，是個看不到邊際的戰場，美國連北越都打不贏，怎麼會為了台灣去和中國打仗？台灣既然自許為國際民主社會的一員，就不能不考慮到這一點。

國際的現實擺在那裡，台灣老百姓也很清楚，大家並不願意被中共統治，所以香港那一套東西在台灣沒有市場。但台灣人民也不希望為了獨立的空名而發生戰爭，因為那對台灣的傷害將是致命性的。因此激進的台獨路線受到摒棄，大家寧可維持實質的獨立，ＲＯＣ和ＲＯＴ名異實同，你維持中華民國的存在，就可以和中國平起平坐。我相信這才是當前台灣民意的主流，而且是不分族群、省籍的最大共識。

所以即使馬英九當選總統、國民黨重新執政，不必擔心台灣就會被中國吞掉，因為民意不會允許。相反地，正因為馬英九是外省人，我認為他在處理兩岸問題上會更加審慎。馬英九過去對大陸的民主曾表達關切，他對法輪功、六四事件的態度，都是有案可稽的。如果他當選總統，我希望他能繼續堅持下去，不要受國民黨內一些人的利益所牽絆。

民主與中國文化是兩大資產

問：這幾年民進黨政府一些做法被批評是在推動「去中國化」，似乎不如此，台灣的主體性就無法建立；從歷史與文化的角度，你怎麼看所謂的「去中國化」問題？

答：我不清楚這個口號是怎麼開始的？如果「去中國化」是指過去威權時代的國民黨政權或今天在海峽對岸的中共政權，這是可以理解的，但仍不能用「去中國化」這個錯誤的名詞。從歷史文化上說，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因此如果真的公開推動「去中國化」那是很荒唐的事。你的根源明明就是中國文化，不論血緣、文字、語言乃至宗教信仰都是，怎麼可能去掉？一旦去掉了之後，台灣還有什麼？台灣人能夠完全西化，然後變成洋人嗎？台灣的下一代要從小學習希臘、羅馬歷史，乃至歐洲、美國的近現代史嗎？即使是這樣，你也不可能就得到所謂的主體性啊！一個國家的發展，不能脫離它的文化背景。台灣近代以來接受各種文化的影響，追本溯源，還是中國這個大文明體系底下的一部份。這是台灣很大的資產，為什麼要把它去掉呢？

問：近來北京當局對台灣的民主成就多所否定，你認為台灣的民主發展對中國有何意義？

答：台灣的民主發展對中國大陸當然意義重大。民主和中國文化是台灣存在的最大動力，也是台灣最寶貴的兩樣東西。民主不是空洞的理論，而是以文化為根源的實實在在的生活價值；文化也不能固步自封，必須是開放的，吸收世界上一切好的價值和事物。今天台灣能夠把兩者結合，顯示民主政治與中國文化是可以相容的，而不是一些人所說的中國因為國情特殊，所以不適合發展民主體制。這就是台灣民主的價值所在。

我一向對台灣的民主不悲觀，因為台灣人民走過威權統治，會更珍惜今天享有的一切。過去一段時間，台灣的民主發展出現一些亂象，在我看來那是從威權過渡到民主的必經過程。這次選舉證明，台灣的民主已經更加成熟，選舉變動如此之大，社會卻不擾不驚，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台灣雖然很小，影響力卻是巨大的。

（記者現為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東北亞中心訪問學者）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Focus/2007Cti-Focus-Content/0,4518,9701300211+97013021+0+075820+0,00.html

Line Up and Pick a Dragon: Bhutan Learns to Vote [NY Times]

J. Adam Huggin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The people of the tiny Buddhist nation of Bhutan undertook a sort of fire drill for democracy over the weekend and set down an important marker on their carefully ordered journey toward modernity. In Thimphu, the nation's capital, they lined up to cast their votes in the country's first round of mock elections



At a polling station in Thimphu, Bhutanese voted Sunday in the first round of a mock election for Parliament. The real election is next year.


Election officials tested a voting machine at a polling station in Thimphu before the polls opened to the public for voting.



King Jigme Singye Wangchuck, who recently announced his plan to abdicate, has ordered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next year. In preparation for the real thing, more than 125,000 citizens lined up at voting booths across the country to take part in mock elections.


The king’s call for elections, along with a constitution that will introduce multiparty democracy, forestalls any ferment for freedom, from inside or outside the country.

Line Up and Pick a Dragon: Bhutan Learns to Vote

By SOMINI SENGUPTA
THIMPHU, Bhutan, April 22 — Can “Desperate Housewives,” free trade and multiparty elections deliver happiness?

The people of Bhutan, the tiny Buddhist nation once known as the hermit kingdom of the Himalayas, pondered these questions this weekend as they undertook a sort of fire drill for democracy and set down an important marker on their carefully ordered journey toward modernity.

King Jigme Singye Wangchuck, who recently announced his plan to abdicate, has ordered parliamentary elections next year.

In preparation for the real thing, more than 125,000 citizens, many with more than a little ambivalence, lined up at voting booths across the country on Saturday to take part in mock elections.

They chose among four “dummy” political parties: Druk Blue, Druk Green, Druk Red and Druk Yellow. The Druk, or thunder dragon, is the national symbol.

Having once sealed itself off from the world, the lair of the Druk has cautiously and deliberately begun opening up. Television, including foreign cable stations, was introduced only in 1999 (and more recently featured an episode of “Desperate Housewives” on election day). The Internet came soon after.

There are no McDonald’s golden arches poking out from the blue pine forests yet, though the influence of global consumer culture can be glimpsed in the Pepe jeans on young men and a convenience store here that calls itself 8-Eleven.

The government is considering join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Foreign tourists are allowed to come in somewhat larger numbers than before, though still chaperoned from one high-priced resort to another. “A cautious approach,” Prime Minister Khandu Wangchuck called it. In an interview here on Friday, he added: “We were conscious of the fact that interaction with the world would only benefit us. We have had no reason to put the brakes on.”

Elections, he said, have been embraced, albeit reluctantly, by the citizenry because the king wanted them.

“The objectives are to ensure national security, national sovereignty, well-being and prosperity, which will lead to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also,” the prime minister said. “His Majesty believes this is the best form of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of Bhutan are ready to launch this.”

How the strange lures of modernity will affect the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the unusual yardstick the king invented to measure his nation’s progress, is a matter of uncertainty and wonder in this country.

Gross national happiness includes criteria like equity, good government and harmony with nature. It apparently does not include harmony with the 100,000 ethnic Nepalis who fled Bhutan after a royal crackdown on their agitation for democratic rights and have languished since 1990 in refugee camps in Nepal.

In any case, the king’s call for elections, along with a constitution that will introduce multiparty democracy, forestalls any ferment for freedom, from inside or outside the country.

But all that is in its infancy. For the moment at least, Bhutan does not resemble a democracy, particularly compared with other countries in the region. Barely two political parties have been formed. It is far from having an outspoken free press or an active civil society. Criticism of government policy is rare, except from abroad.

Not surprisingly, ethnic Nepali dissidents have denounced the elections as a ploy to deflect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from the refugee crisis. The government prefers to call them illegal immigrants who had to be forced out because they threatened to swamp a small, fragile country of about 700,000 people.

The Bhutanese monarchy turns 100 this year, and the king apparently decided that this was an auspicious time to further reduce its power. The national elections next year are part of a process that began nearly a decade ago, when the king introduced nonparty elections for Parliament.

Next, day-to-day administration was handed over to the cabinet. The proposed constitution would remove the king as head of the government, set a mandatory retirement age of 65 for the ruler and empower an elected Parliament to oust him from the throne by a two-thirds vote.

Last December, after more than 30 years in power, the current king announced that he was abdicating in favor of his 26-year-old son, Jigme Khesar Namgyel Wangchuck.

The prospect of self-government seemed to send shivers down many spines here. “Why have politicians?” people wanted to know, expressing doubts about the results of democracy in neighboring countries. Isn’t the king always supposed to know what is best for his people and guide them accordingly?

“I’m a little bit skeptical,” Sonam Wangmo, 38, said as she waited in line Saturday to cast her vote in a neighborhood school with calla lilies blooming in the garden. “I’m not sure whether it will work, or whether it will be better for our country.”

Two long lines formed on the school grounds, one for men, one for women, quiet and well-disciplined, and with only a few grumbles despite waits of up to an hour or more just to reach the voting booth.

Unusually for this part of the world, Bhutan is a very orderly place, where traffic rules are closely obeyed and the color of a shawl denotes social rank. Native dress is mandatory at work and at school. For men that means a knee-length robe, for women a short jacket and long wraparound skirt.

With sustained government spending on health and education in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there have been remarkable gains in basic social indicators, from reducing child mortality to increasing school enrollment.

Bhutan remains a poor country, heavily reliant on foreign aid and with little industry. But it is set to reap the latest bounty from the one natural resource that it has in plenty: the water that comes rushing down from the Himalayas, which it has harnessed, with Indian help, to create hydroelectric power. Most of that power will be exported to India.

What clocks are to Switzerland, water can be for Bhutan. According to the World Bank, the country could see up to 14 percent annual economic growth in the coming years, though it will not necessarily create many jobs.

“The going is good,” said Tshering Tobgay, 42, a former civil servant who is working with a former cabinet minister to start the 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We want more of the same.”

This is one reason, he said, that even would-be politicians like himself find it hard to sell their message to the citizenry. “We are not starting a party because we have an ideology,” he said. “We’re not starting a party because we have a vision for a better Bhutan. We are starting a party because the king has ordered us.”

He sat on the patio of a bar, cupping his beer can in a napkin, because it was Friday and alcohol sales were prohibited on the day before the election. “It’s a big compliment to the king that no one’s very enthusiastic.”

Another patron in the bar, Kesang Dorji, 36, said he was puzzled by the royal order to vote, but intended to obey. “We have to stand fast to the wisdom of our monarch,” he said. “He knows what’s best for us. Any normal person would think, ‘Why this, when everything is O.K.?’ ”

Holding on to the way things are seems to have been Bhutan’s choice in the mock elections. Each of the Druk parties presented a platform. Druk Blue promised to fight corruption and extend free health care and education. Druk Green stood for environment-friendly development. Druk Red promised industrialization. And Druk Yellow asked: “Do you believe in the preservation and promotion of our rich cultural heritage and tradition? Vote for Druk Yellow Party.”

On Sunday, Druk Yellow emerged as the hands-down winner, with 44 percent of the vote, according to the Election Commission. Next month it takes on Druk Red, which won about 20 percent, in a mock runoff.

Tilak Pokharel contributed reporting from Katmandu, Nepal.

http://www.nytimes.com/2007/04/24/world/asia/24bhutan.html?ex=1178078400&en=b58c592a16693300&ei=5070&emc=eta1




Prime Minister Khandu Wangchuk with a portrait of the king. Elections, the prime minister said, have been embraced, albeit reluctantly, by the citizenry because the king wanted them.


Long lines formed, one for men, one for women, quiet and well-disciplined, and with only a few grumbles despite waits of up to an hour or more just to reach the voting booth.


J. Adam Huggin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Tshering Tobgay, who is starting the People's Democratic Party, said: "We are not starting a party because we have an ideology. We’re not starting a party because we have a vision for a better Bhutan. We are starting a party because the king has ordered us."

A Fight for Democracy: In a Courageous Village, Ballots Bring Bullets [NY Times]

http://video.on.nytimes.com/?fr_story=88ba4950c3bf2b8a771362fc710a6a7548b541eb

In a Courageous Village, Ballots Bring Bullets

A Fight for Democracy

Fred R. Conrad/The New York Times
Nicholas D. Kristof.
President Bush has become a bosom buddy of President Pervez Musharraf and sealed that friendship with $10 billion in military aid, but any American official who praises Pakistan’s “democracy” might want to visit this bullet-scarred village in the Punjab.

Dummerwala held free local elections here last year. But many people voted the “wrong” way, causing the candidate of the local feudal lord to lose. So a day after the election, a small army of gunmen arrived and began rampaging through the houses of the clan members who opposed the lord’s choice.

Waheed Rahman, a top student, 14 years old, who dreamed of becoming an engineer, was wounded in the opening minutes of the attack.

“When he was shot, Waheed fell down and begged for water,” said his father, Matiullah. “They were surrounding him. But they just laughed and shot at the water tank and destroyed it. Then they ripped the clothes off the women and dragged them around half-naked.”

For the next two hours, the attackers beat the men and abused the women, destroyed homes, and told their victims that the feudal lord had arranged for the police to stay away so he could teach them a lesson.

Indeed, the police did stay away. Even when two of the villagers escaped and ran to the police station, begging the officers to stop the violence, the police delayed moving for three hours.

By the time it was over, a woman was dying, as was Waheed, and many others were wounded.

The attack here in Dummerwala is a reminder that democracy is about far more than free elections. In Pakistan, many rural areas remain under the thumb of feudal lords who use the government to keep themselves rich and everyone else impoverished.

For real democracy to come to Pakistan, we’ll need to see not only free elections and the retirement of President Musharraf, but also a broad effort to uproot the feudal rulers in areas like this, 300 miles south of Islamabad. That’s not easy to do, but promoting education is the best way to combat both feudalism and fundamentalism.

Instead, we’ve been focusing on selling arms and excusing General Musharraf’s one-man rule.

Husain Haqqani of Boston University calculates that the overt and trackable U.S. aid to General Musharraf’s Pakistan amounted to $9.8 billion — of which 1 percent went for children’s survival and health, and just one-half of 1 percent for democracy promotion (and even that went partly to a commission controlled by General Musharraf).

The big beneficiary of U.S. largesse hasn’t been the Pakistani people, but the Pakistani Army.

General Musharraf has done an excellent job of nurturing Pakistan’s economy, but he is an autocrat. As Asma Jahangir, a prominent lawyer in Lahore, told me: “Until now, Pakistanis have hated the American government but not the American people. But I’m afraid that may change. Unless the U.S. distances itself from Musharraf, the way things are going Pakistanis will come to hate the American people as well.”

Just last week, General Musharraf’s secret police goons roughed up and sexually molested Dr. Amna Buttar, an American doctor of Pakistani origin who heads a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 Dr. Buttar says that she had been warned by a senior intelligence official not to protest against the government and that she was specifically targeted when she protested anyway.

When our “antiterrorism” funds support General Musharraf’s thugs as they terrorize American citizens, it’s time to rethink our approach. Imagine if we had spent $10 billion not building up General Musharraf, but supporting Pakistani schools.

One place we could support a school is here in Dummerwala. After the attack, the victims in the village were so panicky that they pulled all their children out of school.

“They say, ‘If you don’t cooperate with us, we will kill your sons,’ ” said Tazeel Rahman, one of the victims. “This is not democracy. This is a dictatorship. This is terrorism.”

(When I interviewed the attackers, they insisted that the victims had simply killed themselves. They compensated for this wildly implausible version of events by sending an armed mob to persuade me of its merits. There's a video of the encounter.)

We Americans could learn something about democracy from the brave people here. The villagers insist that if they are still alive and allowed to vote, they will again defy their feudal lord in the next election.

We in the West sometimes say that poor countries like Pakistan aren’t ready for democracy. But who takes democracy more seriously: Americans who routinely don’t bother to vote, or peasants in Dummerwala who risk their lives to vote?

You are invited to comment on this column at Mr. Kristof’s blog, www.nytimes.com/ontheground.

Lopsided Hong Kong Election Still Draws Interest

March 24, 2007

By KEITH BRADSHER
HONG KONG, Sunday, March 25 — As 796 electors prepared to cast their votes on Sunday in Hong Kong’s first contested election for chief executive, the Beijing-backed incumbent appeared almost certain to win re-election by a wide margin.

But the race has drawn more attention than expected here and across the border in mainland China.

For the first time, a democracy advocate, Alan Leong, has been able to get on the ballot by obtaining nominations from more than 100 of the 796 electors, who are mainly business people and politicians with links to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has also held its first two debates pitting a leader of the territory against an opponent actively promoting democracy.

The campaign has grown sufficiently contentious that mainland authorities have temporarily blocked signals from CNN even when Beijing’s favored candidate, Donald Tsang, has articulated his position on eventual democracy here.

People in the neighboring Guangdong province can receive television signals from Hong Kong, and have been expressing envy to Hong Kong television crews over this territory’s limited liberties.

“They say, why don’t we have the same thing for the election of our governors?” Mr. Tsang said in an interview Friday, adding that he did not have a position on whether this was good or bad.

Mr. Tsang said in the interview, with five foreign correspondents, that he wanted to introduce in the next five years a democracy plan that would satisfy the 60 percent of Hong Kong’s people who consistently tell pollsters that they want a system of one person, one vote.

But he declined to provide any details. He tried and failed in 2005 to fashion a consensus that would satisfy democracy advocates without upsetting Beijing leaders, who worry about losing control here, and without antagonizing local business leaders, some of whom warn that greater democracy could lead to demands for the introduction of a minimum wage and greater welfare spending.

Michael DeGolyer, the director of the Hong Kong Transition Project, a group of academics studying the evolution of democratic liberties in Hong Kong, said that Mr. Tsang’s comments over the past five months of the campaign showed a discernible shift toward greater enthusiasm for addressing the question of greater democracy here.

Mr. Tsang is considered virtually certain to win because he has Beijing’s backing and was nominated by 641 of the 796 electors. Only 132 electors chose Mr. Leong.

With unemployment falling and the economy booming, polls by Hong Kong University and other groups suggest that if the general public could vote, they would overwhelmingly choose Mr. Tsang. He has four decades of experience in public service while Mr. Leong is a former chairman of the Hong Kong Bar Association who emerged as the pro-democracy candidate after better-known politicians decided that it was hopeless to run against Mr. Tsang.

Roughly 200,000 professionals among Hong Kong’s 7 million people were eligible to vote for electors late last year, choosing slightly over half of the electors. The rest of the electors hold their position because of the offices they hold, such as being a member of the legislature here or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in Beijing.

Sunday’s elections also represent the first time that a secret ballot has been used to choose the next leader of Hong Kong. This has prompted speculation that some electors, secretly unhappy with Mr. Tsang but obliged to support him publicly to satisfy Beijing, might cast blank ballots while in the privacy of voting booths.

Stanley Ho, an outspoken supporter of Mr. Tsang who controls many of the casinos in nearby Macao, caused controversy two weeks ago by saying there was a way to find out who cast which vote. Mr. Ho later said that he had only meant to cite a local expression that every secret eventually becomes known.

Election officials have been issuing almost daily assurances ever since that ballots will be truly secret, with no photography allowed in the voting area and no serial numbers or other identifying marks on the ballots.

“It will leave some lurking doubt, so unless people have strong views, they will vote for Donald Tsang,” said Margaret Ng, a pro-democracy lawmaker who is an elector and supports Mr. Leong.

Longtime democracy advocates in Hong Kong remain divided over the wisdom of participating in elections with rules that make it certain they will lose. The two most prominent figures in 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here — Martin Lee, the founding chairman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and Anson Chan, a former second-ranking official in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 each declined to run this spring.

Under the British, who ruled Hong Kong until its return to Chinese rule in 1997, colonial governors were appointed by London with practically no regard for sentiment here. The initial rules drafted by Beijing officials for choosing chief executives were highly restrictive — there were only 400 electors in the first election in late 1996, and each elector’s name and vote were posted on a board, a move that made it impossible to provide secret support for democracy advocates.

With those rules, the democracy movement boycotted chief executive elections in 1996 and 2002, both of which were won by Tung Chee-hwa, a shipping magnate. When Mr. Tung stepped down in 2005 and elections were held for the two years remaining in his second five-year term, the chairman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the largest opposition party, tried to run but failed to secure the 100 nominations from electors necessary to obtain a place on the ballot.

The Democratic Party and the similar Civic Party have enthusiastically backed Mr. Leong’s candidacy this year, but other pro-democracy groups continue to boycott the political process, most notably the influential Catholic diocese of Hong Kong, which has the right to name seven electors.

Cardinal Joseph Zen, the leader of the church, said in an interview that while the Vatican would allow church officials to serve as electors, he and other clergy had chosen not to do so because the elections were not a democratic process.

Instead, the diocese has allowed parishioners to apply to fill the seven spots as electors, and has given no instruction to these parishioners on how to vote, Cardinal Zen said.

In a separate development, Cardinal Zen said that the Vatican had just turned down his offer of his resignation as bishop of Hong Kong. It is standard practice in the Catholic Church for bishops to offer their resignation when they turn 75, as Cardinal Zen did in January; he would have remained a cardinal even if he stepped down as bishop, and had said that he would like to be relieved of his duties here so that he could focus more on relations with China.


Copyright 2007 The New York Times Comp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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