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創夏-郭至楨】四大非典團隊 馬英九的基因解碼

馬英九是被國民黨奶水哺育長大，但卻和國民黨有些不同，和國民黨的文化與思維，有點「格格不入」。圖為2006年故總統蔣經國逝世１８週年紀錄片首映會在國民黨中央黨部舉行，馬英九感性分享過去與經國先生接觸的點滴。（王英豪攝）



馬英九身上一直有著四個「非國民黨」隱性基因，形成了馬英九鮮為人知的「非典型團隊」，幫馬英九部署隊伍，刺激馬英九另類思考與決策‧‧‧

台灣政壇中，「馬英九」這三個字，不僅具爭議，且是個迷！

且看他處理「特別費」、「綠卡」、周美青之「兆豐金股票」‧‧‧一路走來，始終如一，七零八落、拖拖拉拉，簡單的事情總是搞成很複雜，他和他的團隊，實在不像一個戰力精實、反應靈敏的戰鬥體。

但是儘管如此，馬英九依舊是個政治天王！

怎麼會這樣？不論是馬英九；還是他那個頭重腳輕、有將無兵，各巨頭各自努力的「馬辦」；或是那個戰力始終都不強的「國民黨」，實在無法讓人理解，這種部隊，怎麼可能讓馬英九能夠在多次選舉中過關斬將？台北市贏了、馬、王之戰贏了、如今在2008總統大選中，仍暫居領先。

》》》只看「國民黨」，認不清馬英九

是因馬英九的「魅力」嗎？台灣有多少政治人物都曾有過超高魅力，政黨輪替前，峰頭上的李登輝、陳水扁、宋楚瑜等人的「魅力」未必比馬英九差。他們卻不只有當時的魅力，還有讓人驚歎，組織綿密、反應過人的戰鬥團隊。鮮有人如馬英九般，帶著總是「2266」（閩南語：哩哩啦啦）團隊，孤馬奔螣，卻拉到這麼高的人氣。

另一方面，馬英九分明是被國民黨奶水哺育長大，他卻和國民黨有些不同，和國民黨的那種文化與思維，有點「格格不入」。有時候，馬英九一些決策國民黨內「八大公、九大老」儘管搖頭，卻仍幫馬英九過了關。是誰，協助了馬英九形成另類思考？

謎樣的「馬英九」身上，其實一直有四個「非國民黨」隱性基因，不論在組織動員或思考決策上，早就形成了馬英九一個鮮為人知的「非典型團隊」，幫馬英九部署，刺激馬英九做另類決策，同步創造出他的高人氣。

這四大「非國民黨」ＤＮＡ分別是：
‧DNA1：「愛心媽媽」土豆藤蔓延全台
‧DNA2：「靈活的藍」別動隊--關家軍
‧DNA3：蕭萬長刨李登輝的「綠根」
‧DNA4：嚴管勤教之馬英九的「哥哥」們

想要解馬英九之「謎」，如果只看他身上的「國民黨」ＤＮＡ，看國民黨機器、看國民黨公職、看國民黨文化，就會看不到全貌。

》》》兩種ＤＮＡ會「病變」嗎？

馬英九的隱憂也正在此，在他身上，「國民黨」與「非國民黨」的ＤＮＡ同異並存。現在也許相安無事，誰又知道，這同異基因間，彼此真能夠永遠並存？還是終究無法融合？誰也不確定，哪一天，這兩股ＤＮＡ是否會互喫呢？或者，「基因」病變，形成「腫瘤」？到那時，才是馬英九真正的難關！

並不是危言聳聽，要是馬英九無法改變這些日子以來，他已多次曝露出來之那一種猶豫不決，東方也要聽、西方也想滿足、南方打算解釋、北方決心道歉‧‧‧老是想要面面俱到的個性。

更重要的是，在教養上「溫良恭簡讓」，政治風格上卻忘不了蔣經國之馬英九，也總愛模仿「天威難測」、「寡頭決策」之風格，不想讓別人或幕僚對他「下指導棋」。往往會不經意就別出心裁，問東聽西，刻意讓人抓不住。

但馬英九卻沒想到的是，第一，蔣經國曾經歷過14年西伯利亞之冰天雪地，對人間世有刻骨銘心之淬練，遠非無災無難到公卿之馬英九可比。其次，蔣經國權歸一統，大家不敢質疑。但民主時代下，支持馬英九的力量卻是那麼的多元，也那麼的不一樣，也會有不滿意的公然表達與批評！

身上的DNA如此複雜又異質的馬英九，要是遲遲不能找出一個更明快與透明的決策之道，馬英九終究會有「面面不到」危機的那一天。

◎DNA1：「愛心媽媽」土豆藤蔓延全台

走進馬英九的已陸續開張的競選總部中，不論是全國總部，還是各地分部，都會看到一群「婆婆媽媽」，三三兩兩地忙著，招呼東，接待西，忙碌得緊。被國民黨黨工稱為「愛心媽媽」。

別小看「婆婆媽媽」群，國民黨與泛藍起起落落政治領袖中，只有馬英九有這般「終極武器」，遍灑台灣各地，不知已有幾萬，還是幾十萬個「愛心媽媽」，讓馬英九在1998年、2002年台北市長之役，以及和王金平「黨主席之爭」三場戰役中，總能異軍突起，獲得壓倒性的勝利。

她們的番號叫「土豆志工團」，男女老少都有，資深女公民是主力，目前由前台北市副市長葉金川負責領隊。前台北市民政局長何鴻榮穿梭打雜，負責行政連繫，擴大全國性部署。

這些不靠國民黨力量建構起的「兵團」是馬英九於2006年10月提出構想，2007年3月3日誓師建軍，馬英九提出建立百萬「土豆」，如落花生般鄉野蔓延，成為「催票」輔助部隊。

「土豆志工團」已在各鄉鎮建立組織，去年中，以台中市為例，就已有77個分團，1540個團員，民進黨的「聖地」宜蘭，「蘭陽分團」已超過300個成員，台東、高雄、嘉義‧‧‧均已各自成立了數十個分團。

》》》「愛心媽媽」動員力，立委諸公都害怕

不要小看這些「愛心媽媽」，這屆國民黨中常委改選，沒有政治背景，卻以「黑馬」之勢，在31個中常委中，勇奪排名第16名中常委的台中技術學院副教授邱潤容，就是「全國土豆志工團」副團長，「土豆」動員力量，連許多資深立法委員都忘塵莫及。

會發展「土豆」戰法，乃因馬英九並不迷戀國民黨黨機器，從1998年第一次參選起，馬英九就引入了類似民間社會「多層次傳銷」或「老鼠會」模式，成了他選舉時，輔助動員催票的秘密部隊。

土豆中，黃桂美是眾人公推的老大姐，個性爽朗、熱情，老公事業有成，家勢頗豐，從不需要候選人或競選總部給予贊助，兒女中還有人目前是縣市政府局處長，可說是毫無後顧之憂，所以能全心投入。1998年馬英九參選台北市長後，馬迷黃桂美就到馬總部幫忙，帶著賦閒在家的婆婆媽媽，一群姐妹淘到總部參與團體生活，打掃、接電話、交流廚藝，弄孫心得、養體護生，成了生活的一部分。選後，這群姐妹依舊相聚，馬英九若行程排得出來，通常都會和她們相聚。

以此雛形累積，2002年再擴大，當時，馬總部在二樓專設義工團辦公室，每日總有上百名婆婆媽媽們在此打電話拉票，交換心得，或相約選後到哪兒去遊山玩水。2005年和王金平黨主席之爭，「愛心媽媽團」集結成「螞蟻雄兵」，靠著她們的人脈和親友鄉親脈絡，形成綿密關係網，跨出了台北市，開始全國部署。

義工團擴大過程中，還有一關鍵人物，前財政部次長何顯重的女兒，勤美證券投顧總經理何美頤，是馬英九的世交，她熱情地出錢又出力，讓這群「愛心媽媽」更持續茁壯。

》》》柴米油鹽醬醋茶，姐姐妹妹一起來

有這麼一群積極、主動，又不需要花錢的「後援總隊」，馬英九的「Long Stay」部分安排，也沿用這種部署，擴大多層次傳銷模式，第一站就在前台中縣長廖了乙的配合下，建構並補強早已鬆散多時的國民黨基層組織的新方法。

馬英九每到一地，「行政事務」總管詹春柏都下令地方黨組織「不准」動員黨員來「充場面」，要求國民黨地方黨組織，透過宣傳車，或個人的親友鄉里脈絡，到大街小巷廣播，幾點幾分，在什麼地方，馬英九會來和鄉親抬槓（閩南語：聊天）。

群眾招攬來後，馬英九工作小組會在門口發放小卡片，不強迫而聽任民眾主動填寫，讓有興趣的民眾，自動留下姓名、住址、聯絡電話等基本資料。不要小看這些效果，一個場子六、七百人到場，往往有三、四百人願意填寫資料，光是在台中縣東勢這一地，曾一個下午，就蒐集了一千多張卡片。

這些卡片，地方上黨組織留存一份、執政的縣市內，縣市長和該區立委也有一份、非執政縣市，有心參選的立委或爭取下任縣長提名者也有一份，並且都在一、兩天內，彙整到馬英九競選辦公室，由義工群建立電腦資料庫，「土豆志工團」再和這些地方熱情人士分享心得，讓一顆顆「土豆」遍地發芽。

馬英九離開當地，工作小組就會根據蒐集到的資料，打電話感謝這些群眾，接手後續的連絡。最特殊的一點是，這些媽媽們和許多留下資料的人，據總部分析後，竟發現他們的特質和「慈濟媽媽」頗為雷同，曾為馬英九副市長的葉金川，恰是「慈濟人」，當然順理成章成了這系統的「分身」，葉金川四處奔走，協助將這些散兵、游勇，組織成一、二十人不等的「土豆志工團」。

》》》阿嬤拉阿公，複式動員齊催票

「土豆志工團」和過去「李登輝之友」、「連戰之友」、「宋楚瑜之友」不同的是，不是「由上而下」組織力量去發動，而是「由下而上」成長，發自基層民眾之主動，平時還可以分享生活的柴米油鹽瑣事，相互照顧與關懷，凝聚與動員的熱情反而比那種黨員組織更強。

除了平常發放文宣，到各地總部幫忙外，「土豆志工團」最主要功能，就是在投票日的當天，發動他們身邊的「人脈關係」，密集「樓頂招樓下、阿嬤拉阿公」到投票所去投票。協助國民黨黨組織的動員，形成四次、五次「催票」的「複式動員網」。

1998年，馬英九靠這個「催票武器」擊敗陳水扁，2002年馬英九依然靠這武器壓倒性讓李應元重挫，但都僅限於在台北市區域中。和王金平爭奪黨主席之役，黨員系統開始全面布局，正因為初步「土豆志工團」奏效，雖然當時國民黨的絕大多數派系領袖、民意代表，都出面挺王，但馬英九仍以七：三的壓倒性優勢，讓王金平飲恨。

面對民進黨的執政優勢、加上國民黨日益凋零的基層黨組織，地面作戰上，別光看馬英九老是孤馬奔跑，其實馬英九正透過一波又一波的「Long Stay」，為「土豆」播種，再由葉金川接續耕稼，構築綿密的全台灣大街小巷都存在的「土豆兵團」，以便在3月22日貫徹催票，讓支持度都能成功轉化成「得票數」。

◎DNA2：「靈活的藍」別動隊--關家軍

除「土豆志工團」專攻婆婆媽媽與銀髮族外，螞蟻雄兵中還有一群人，未必具有國民黨籍、可能從來沒踏進國民黨中央過、甚至連馬英九可能都沒有當面聊過，在馬英九的競選總統之路上，卻是一支攻勢靈活、四處突襲的「別動隊」。被國民黨黨中央稱為「靈活的藍」。

「別動隊」沒有正式成軍，勉強可稱為「關家軍」吧。在情感上，奉國民黨副主席關中為精神象徵，但多數並非專業的政治工作者，分布在各行各業，各有點小成就，這批以四十到五十歲的專業中產階級，對政治一向很關注熱心，事實上，在他們年少輕狂的歲月中，都曾有過高度參政意願。

這是關中在當國民黨組工會時代就布下的樁，在解嚴前舊國民黨工體系中，關中一向被視為思想較為開明，當時關中提出，國民黨政權只依靠地方派系的時代終將被淘汰，文宣戰才是未來選舉的主軸。

為貫澈想法，關中除搞「雙十園」聚集了一批已畢業年輕人外，他還透過國民黨「知青黨部」在大學校園中推動「種子計畫」，二十多年後，種子已在各地開枝散葉，如今剛好讓馬英九來收割。

種子計畫以當時主要大學，如台大、政大、東吳、東海、輔大、成大、中山為目標，挑選學生社團活躍分子，如代聯會、活動中心幹部，或是山服社、仁愛工作社、辯論社、校刊社等等活躍學生。組成方式有點像美國長春藤校園「兄弟會」，設定是「菁英組織」，需學長引薦、團體考核才能入會。

除各校「知青黨部」連繫與訓練外，關中透過各類學生活動，進行親帶親教，碰到選舉，還讓他們參加文宣製作，見習選舉操作。有點類似蔣經國以前的「三青團」，或是中共之「共青團」。這作法也讓關中在黨內招忌，認為他是培養「私家軍」。

》》》當年關中播種，如今小馬收割

1990年立法委員、省議員選舉與縣市長選舉中，有心改變國民黨選舉思維的關中，欲透過黨內初選機制，徹底消滅地方派系，引起黨內極大的反彈，不但和相信地方派系的宋楚瑜交惡，在國民黨中常會裡，林洋港、吳伯雄、高育仁、張建邦、謝深山、許水德與倪文亞等七位中常委均發言反對，其中吳伯雄、高育仁都是分屬桃園與台南地方派系出身的大老。

黨內衝突的結果，國民黨在省議員選舉提名派系出身的比例下降，但在立法委員與縣市長名單中則上升。不過，面對台灣的民主化浪潮，與民眾反對分贓政治的趨勢中。國民黨提名的20席縣市長大受挫敗，僅拿下13席，關中因此下台。

國民黨更擔憂失去政權，反而更想借地方派系當助力保政權。宋楚瑜接任秘書長之後，頻頻走訪地方，以更加相互依存的連結，調整中央與地方的結盟關係。更奠下了關、宋兩人對國民黨發展方針的基本差異，形成多年心結。

原本是國民黨「明日之星」的關中失了勢，被視為他「私家軍」之「種子們」因此失去了在黨內發揮與發展空間，這些當時台灣領先群大學之活躍分子，斷了從政之路，但因學有專精，回到各自領域，各自發展，二十多年下來，各有一片天。

「種子們」多數是法政科系的學生，也有清、交與成大的理工人。其中，最為台灣政壇所知的就是「威肯」公關體系，但這只是「種子」中很小一圈。那些在各行各業打拚，每一段時間就固定聚會，緬懷年少輕狂的人，分布在北中南各地，時常聚會聯誼。成員中，還有大學副校長、系主任、教授、甚至有金控公司的高層、上市精密機械公司副總經理、在竹科中，也有兩大晶圓廠某副廠長列身其中‧‧‧

他們，約在40歲到50歲之間，社會中洗禮二十多年，觀念與思想更開放，對舊國民黨許多弊端並不認同，甚至反感，常在網路上發表文章抨擊。

另一方面，他們心有所憾，眼看當年許許多多在校園中，一起搞社團、一起打麻將的同輩，多人在那個民主化浪頭中，走向黨外，搭上民進黨「羅馬兵團」（羅文嘉、馬永成之童子軍集團）列車，竟在幾年間成了綠朝新貴，「種子們」總是有所感歎。

》》》尋找藍色「影武者」，中產階級特攻隊

但要這些已事業有小成的人放下事業，直接跳入政治圈，風險太大。這批數百人的「種子」就形成了「尋找影武者」政治參與風格，尋覓認同對象，在私底下協助動員，幫忙出文宣點子、組織後援會，成了關中手中一隻隨時可以遞補上陣的後援隊。

1998年，威肯體系這部分人在關中引介下，幫馬英九競選，這批種子和馬英九有了第一次連結。連戰在2000年大選，請關中重出江湖，關中替連戰部署全國各地的「連友會」，基礎仍是批種子，這批種子在失散已十多年後再聚首，但他們對連戰未太正面認同，2004年，連宋再戰，不少人仍採壁上觀。

儘管如此，他們還是流著「藍血」，寄望國民黨能世代交替，展現新風貌。政黨輪替後，各地「種子」自由發揮，如胡志強選台中市、朱立倫選桃園縣、謝深山參與補選花連縣、還有板橋市長、中永和市長選舉，在地「關家軍」都有參與。事實上，郝龍斌參選台北市長，也有關家軍的身影，台北市副市長吳秀光、立委吳育昇、馬英九前民政局長何鴻榮、都和這批「種子」有密切關係。

目前，關中正在民進黨執政的中南部布樁、挖牆腳，此次立委在高雄縣與高雄市，包含2006年黃俊英參選高雄市長的文宣班底，有不少人都是出身「種子」，都是那些回到家鄉，在地經營一、二十年的班底。

這次立委與總統選舉中，以「反貪腐聯盟」為名，對民進黨攻勢不斷的文宣作品，據瞭解，有些「種子」參與甚深。

除了搞文宣，關中親征南台灣之各鄉鎮，所依賴的第一塊墊基石，幾乎，都是由「種子」們在當先鋒，主攻在地的中產階級。形成了馬英九在國民黨既有黨基層組織外的另一隻獨特隊伍。

◎DNA3：蕭萬長刨李登輝的「綠根」

若把馬英九搭檔蕭萬長，僅僅視為是一個資深的「財經專家」，就太小看蕭萬長在這場選戰中的角色了。

2007年6月，馬英九找了蕭萬長當搭檔後，怎樣發揮蕭萬長的功能？一度讓馬辦左右為難。事實上，馬英九多數幕僚對蕭萬長並不熟悉，而蕭萬長也相當「客氣」。面對過去的行政院長「老前輩」，馬英九也不好指派任務；但馬未正式授權，蕭萬長也不好意思「逾越」；馬、蕭兩人「相敬如賓」了好一陣子。

經過一個多月的摸索，加上馬英九要正式下鄉「Long Stay」，才請蕭萬長負責起「選舉事務」總督導，又一起請出蕭萬長信任的詹啟賢，蕭萬長才漸漸地主動「輔佐」起馬英九，針對馬英九不擅長的本土鄉紳伸展手腳。

》》》相敬如賓，馬、蕭仍在「磨合」

2007年10月後，蕭萬長自己成立了「策略小組」，招攬了許多打不進馬英九舊核心的「熱心人士」，專門蒐集非國民黨系統，與貼近本土想法的策略，目標是要和馬英九分進合擊。過程中，因兩路人馬認知差異多，常因此讓蕭萬長提出一些和國民黨中央不同調的意見，至今，還不時傳出蕭萬長與詹啟賢的觀點，常和馬英九的舊核心，常發生爭執。

雖然馬、蕭的「磨合」仍需努力，但不影響蕭萬長深耕本土的布局。從2007年9月後，在馬英九的競選隊伍裡，蕭萬長除了協助馬英九擘畫「國政藍圖」外，他更重要，卻被人忽略掉的角色，就是「刨根」──刨掉本土意識仕紳，這個馬英九最弱「綠」根。

威權時代之「黨外」到民進黨成立，台灣反對國民黨勢力的主要結構，社會基層與台灣傳統仕紳結構為兩大基礎，馬英九的「Long Stay」直攻社會基層，蕭萬長則專在仕紳結構中，幫馬英九穿針引線。

仕紳結構人數並不多，但在地方上幾乎都有一甲子以上的根基，是各地方的意見領袖。仕紳結構主力是醫師、地方學校之校長、和數十年，甚至百年之產業家族、以及各種本土性宗教的意見領袖，他們一向很「惜皮」（閩南語：愛習羽毛，不出風頭），默默出錢出力，鮮少站到檯面上。

》》》「惜皮」的台灣仕紳，民主路上不缺席

惜皮，不代表仕紳結構不關心政治，因1947年「228事件」加上後來軍隊「清鄉」與「白色恐怖」，仕紳們都在幕後。他們曾贊助過雷震的「自由中國」、捐款給黃信介、施明德的「美麗島雜誌」，開放中央級選舉後，50萬元、100萬元的捐助，目前檯面上的民進黨領袖，大概都被捐助過。

1996年的總統大選，是仕紳結構第一次集結起點，李登輝除了動用傳統國民黨力量外，還有三大基金會幕後幫他結合仕紳結構。分別是「李連基金會」、「南海基金會」、及「台原文教基金會」。

當時李登輝欽定的競選總幹事就是蕭萬長，當時，黨務有吳伯雄、黃昆輝與許水德，地方派系有宋楚瑜、民代有王金平、行政體系是徐立德在操盤、財經圈有劉泰英、文宣則有賴東明。蕭萬長這位總幹事似乎都插不上手，李登輝於是就讓蕭萬長負責聯絡台灣仕紳結構。

其實，李登輝對蕭萬長栽培心意很重，更早之前，他就替蕭萬長布局仕紳脈絡了，那是當蕭萬長因與錢復互動有問題，離開經建會副主委之時，就是李登輝破例欽選蕭萬長當國民黨組工會主委，替蕭萬長打造地方脈絡之根基。

》》》李登輝的老友，也是蕭萬長之友

李登輝的本土仕紳三大基金會中，「李連基金會」由黃正雄和黃昆揮操盤，一向台獨本土意識較濃厚。「南海文教基金會」以知識分子和教育界及老企業主為主脈，1996年李登輝選用「台灣戰歌」當競選主打歌，正是「南海」的手筆。

「南海先生」何暨明是和李登輝在二次大戰後，被日本遣返回台同船留日學生，228事變後清鄉，李登輝就躲在台北淡水何暨明家「南海米店」逃過一劫。南海文教基金會執行長曾有位戴一義，合森企業董事長並曾任台塑石油董事長，和蕭萬長同屬政商聯誼團體「大蟲隊」，私交甚篤。

戴一義等人對蕭萬長也是絕對地情義相挺，1997年金融風暴期間，蕭萬長因處理決策上和李登輝、劉泰英失和，一度失去李登輝的關愛眼神。百般寂寥的蕭萬長在1998年上半年，只能默默像個中小企業處長，四處到小工業區去看小工廠。

幫蕭萬長在李登輝面前緩頰的，就是常到官邸陪李登輝聊天的「南海」體系，他們在李登輝面前替蕭萬長轉達施政考量與難處。一向低調的他們，還在那段時間內，破例地出面找過一些批評蕭萬長最嚴厲的媒體，替蕭萬長解說金融風暴期間施政的種種情非得已，對蕭萬長情深義厚。

蕭萬長和馬英九站在一塊了，他們，雖不見得立刻轉向，但和老朋友見見面，聽一聽想法，總無妨吧。這也是蕭萬長的輔選行程總是很神秘，老是跑一些「小攤」，沒幾個人，因他去見的就是這些老鄉紳，去安排老鄉紳給馬英九一個「面試」的機會。

台原文教基金會則是結合台灣文史耆宿，負責人是林經甫，林經甫正是2000年陳水扁就職典禮的籌備負責人之一。林經甫曾參與印尼巴譚島開發，和印尼前總統哈比比交好。蕭萬長在經濟部時推動台灣航太工業，負責印尼工業的哈比比8度來台，就是林經甫牽線。90年代，李登輝到東南亞的「度假外交」，林經甫的人脈也幫了不少忙，以及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時，蕭萬長到東南亞考察實況，除了他在馬來西亞之老友馬哈迪協助外，印尼等國家，林經甫也出了力。

》》》「棄扁保台」，老蕭之漸進式說帖

和被馬蕭競選辦公室執行總幹事詹啟賢所「拔樁」的台灣中南部醫界菁英同樣，陳水扁八年施政，也讓許多台灣的仕紳階級與文史耆qí老失望。蕭萬長和這些仕紳與耆老素有交情，這段日子以來，他不停地去拜會這些仕紳。據馬競選團隊宣稱，在蕭萬長解說，且李登輝靜觀其變未介入干預下，成果「將比醫界挺馬更好。」

蕭萬長是以「漸進式說服」在進展「刨綠根」，主軸是「棄扁保台，給馬英九一個機會」，捍衛台灣社會的核心價值，需「忍痛」捨棄陳水扁與謝長廷。

在蕭萬長牽引下，仕紳結構有許多人都和馬英九私下「口試」。有些人已表態「無法公開支持馬英九，但絕不支持謝長廷與陳水扁」、多人願意「給馬英九這『古意人』試看麥」，或宣稱「挺馬不挺藍」。馬英九陣營已在籌畫在春節後適當時機，再說服一些人現身挺馬。

泛綠的上層結構，正和醫界一樣，因陳水扁亂政作為，經過一甲子的抗拒外來者，有些人，已在是否要跳開「族群認同」間躊躇了。

蕭萬長刨綠根布署中，還有個「別動隊」，專門針對各地方的老校長、和資深教師，靠的是師範體系出身的前教育部長楊朝祥，八年以來，民進黨用的教育部長多是大學教授出身，對於基礎教育的退休老校長、資深教師未深耕。這些地方上老師範體系，桃李滿天下，可能連在地縣長都是學生，雖然沒幾票，但還是能在象徵意義，幫馬英九多拉點在地力量。

◎DNA4：嚴管勤教之馬英九「哥哥」們

2007年底，曾去日本訪問的馬英九，被「日華議員懇談會」副會長玉澤德一郎當面公開質問：為什麼馬英九的釣魚台立場，對日本不友善。

這些日本議員「功課」並未作足，事實上，「釣魚台」是馬英九政治生命中重要的里程碑，30多年前，「釣魚台」讓馬英九對政治有了興趣，馬英九還因此獲得了數十年以來，對他嚴管勤教、守護有加「哥哥們」的照顧，更讓馬英九對他從小所受的國民黨黨國意識，有了可能不一樣的「啟蒙」。

當年「保釣」以台大為中心，健將如名作家張系國、政論家南方朔、台大哲學系教授王曉波、作家陳曉林、評論家錢永祥等，還有和民進黨親近的洪三雄、陳玲玉夫婦等。馬英九的大姐馬以南，在台大時也很活躍，和張系國、王曉波一夥「小左派」交情甚篤，馬英九考進台大後，就把她家中瑰寶馬英九介紹給了這群學長認識。馬英九因跟隨學長也成保釣一員。

》》》馬英九也有「年少輕狂」歲月

馬英九和「學長們」，卻為馬父馬鶴凌「惹了麻煩」，當時馬鶴凌認為年輕人「愛國、有理想」值得鼓勵，鼓吹國民黨應傾聽學子建言，在台大舉辦好幾場青年座談會。這批當年「小左派」面對李煥等黨國高官，竟批評國民黨缺失。馬鶴凌因此丟官，仕途畫上休止符。

馬鶴凌卻不埋怨這群年青人，直到晚年，還稱許這批年青人是「人才」，支持馬英九和這些「哥哥們」多學習。恰好，當時王曉波、南方朔等人租屋在馬英九家附近小巷，從小就住在姐妹成群「女生宿舍」的馬英九，有了個新天地，他喜愛下課後，跑到這批「哥哥們」的蝸居混日子。

那日子該是馬英九拘謹生命中最「解放」時光吧！秉燭夜談、吞雲吐霧、煮酒論政，馬英九雖然話不多，默默聽。但他從「哥哥們」身上，知道了他所不知的「白色恐怖」，聽到了他未聽聞的「樁腳政治」、瞭解到舊國民黨的「派系內鬥」‧‧‧

這些「哥哥們」許多人一輩子批判執政黨，許多人因「殷海光事件」、「台大哲學系事件」受過牽累，對舊國民黨與威權體制都有深刻與嚴厲的反省與批判。和這些「哥哥們」共處，馬英九雖然未必完全理解「哥哥們」說的是什麼？但點點滴滴的不一樣的觀點，還是讓吃國民黨「奶水」長大的馬英九，啟發了他對舊國民黨許多問題的認識。

30多年以來，這批年青人都各有成就，但每年還是固定會聚在一塊兒「喝春酒」，就算政治立場已有顯著差異，他們青年時代的情懷與友誼仍不變，如綠朝新貴洪三雄夫婦幾乎必到。

習慣性的，馬英九依然是他們的「小老弟」，這些「哥哥們」依然用那種「愛護小弟」模式，指正馬英九這不好，提醒馬英九哪兒該改，國民黨又有哪些事情不對‧‧‧馬英九仍和小時候一樣，默默地聽著。

別小看這種模式，馬英九決心參選總統和不顧父親馬鶴凌的反對，爭取國民黨黨主席，「哥哥們」就比「父親」更有力。

》》》守護不求官，馬英九最信賴

那是在2005年春節後，當著馬英九的面，「哥哥們」不留情面指出馬英九頂多是「時勢所造的英雄，卻不是造時勢之英雄」，不服氣的馬英九漲紅臉、握緊拳頭、兩眼直瞪「哥哥們」直辯：「我會證明你們錯了」。後來馬英九接受「天下雜誌」訪問，兩度直呼：「我會證明我能夠造時勢！」可見他心中的委曲與不滿。

不過，馬英九仍非常「依賴」這些「哥哥們」，這些「哥哥」幾乎從不向馬英九求什麼，但永遠都關切馬英九的動向，替馬英九思考該怎樣應對，替馬英九想方向‧‧‧他們卻從來不會主動打電話給馬英九，就算接到馬英九的「討論」電話，事後，都會尊重馬英九，往往是講過就好，最後要怎麼做，還是該讓馬英九自己決定。

坦白講，馬英九通常也未必言必聽、計必從，還是常常搞砸，或是東拼西湊，搞成「四不像」。但他們頂多氣到跳腳，覺得這小弟「不受教」，卻絕不會主動去告訴馬英九，「非如此不可」。真如「哥哥」一樣，在幕後關注著任何可能和馬英九相關的大小事，勤管嚴教，守護著這位「小弟」。

馬英九為什麼「信賴」或「依靠」這些「哥哥們」？是因為他們不像那些民代、黨官、市府團隊，他們幾乎都是不想當官之輩，讓馬英九心無負擔，他們從不主動找馬英九，都是馬英九去找他們，讓馬英九擁有絕對「自主」空間。

馬英九雖然常常對這些「哥哥」的指正，臉紅勃子粗的頂嘴，抗議，或是像小學生一樣，拿著筆記本猛記。但他就像是「小弟」般，每當他猶疑難決某些重大決策時，馬英九首先想到可以商量、且能較不夾帶個人利益的徵詢對象，不是黨中央，也非「市府團隊」，他習慣性地就會拿起話機，一一撥給他的「哥哥們」，東聽西問，尋找另類思考。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Focus/2007Cti-Focus-Print/0,4640,9702120241%200%200%20094313%200,00.html

【黃創夏】 比馬英九更龜毛的周美青 2008.02.12

馬英九夫人周美青父親周兆溎公祭儀式，馬英九跪在岳父靈前哽咽說：與周美青結婚後，從事公職期間讓周美青受到許多委屈，希望丈人能夠原諒他。圖為國民黨總統參選人馬英九（右）緊牽著夫人周美青（左）的手伴隨著靈柩緩緩前行。（陳怡誠攝）

周美青曾向手帕交們表態，若馬英九當選總統，她將辭去兆豐金的工作，「免得落人口實」，更不會當那種「門戶大開」、收禮券鑽戒的「官夫人」。

睽違了快10年，1998年第一次和馬英九同台的周美青，終於，要在今年的情人節，第二度和馬英九一同公開亮相了。

比起馬英九，周美青更是一個「謎」，她的生活，她的言行，都像藏在霧裡，讓人摸不透，看不清。

另一方面，從「形象塑造」的角度上來看，周美青卻似乎更成功，她的「低調」，已經為她創造了一種固定的公眾認知與印象。

例如，2007年11月22日，台灣《蘋果日報》報導國民黨立委蔡正元介入「三立電視台」股權，有則新聞稱馬英九夫人周美青曾幫蔡正元「關說」。一大清早，「馬蕭競選辦公室」幕僚們看到報紙，想都不想，就判斷是「烏龍」。

一馬蕭競選幹部這樣講：如果是馬大姐（馬以南），個性熱情，愛助人，也許可能無意間落人口實，需要求證。周美青「連求證都不必，直接寫駁斥聲明，就對了。」

同樣地，對於周美青的「兆豐金股票」也是一樣，面對謝陣營封為「新股神」，馬之幕僚也沒有懷疑過周美青，因周美青都有依法申報在監察院的財產申報外，幕僚打個電話給正在父喪期間的周美青，沒多久，傷慟中周美青還是能夠把細節都和幕僚交待的清清楚楚，並沒有像馬英九之「綠卡」般，拖泥帶水，「馬辦」對「新股神」乙事，信心十足，認為不會再出事。

為什麼馬英九的幕僚們會對周美青這麼有信心？馬英九從政以來，周美青就從不介入馬英九任何公務，所有和馬英九共識過的人都知之甚詳。周美青幾乎不進馬英九在台北市政府的辦公室，除了報稅時對資料，和要求市府安排馬英九「家庭聚會」行程外，周美青幾乎不打電話到台北市政府。

》》》堅壁清野，周美青緊閉「門戶」

「關說」和「搞內線」？似乎無法和周美青連結在一塊兒！

周美青對公私防線之徹底，嚴謹程度比號稱「龜毛」的馬英九更「龜毛」。馬英九從政後，周美青就從不接家中的電話，一些她的朋友更指出，周美青也不給她們行動電話號碼，要找周美青，只能打到她上班的地方，請兆豐金總機轉接，防止任何被「有心人」纏到的機會。

去年春節過後，因馬英九參選起跑，原本和幾位在美留學時間認識的姐妹們，相約到她們喜愛聚會，位在台北市舊中華商場一家老店例行聚會，周美青都告假缺席，理由是：「瓜田李下，私下聚會，就會給人找到說東講西的機會。」
電話不接、聚餐取消，怎麼可能介入「關說」！馬蕭辦公室自信心十足。據瞭解，周美青也曾向手帕交們表態，若馬英九真的當選總統，她將會辭去兆豐金的工作，「免得落人口實」，未來，也許她將投身公益事業中，扮演「社會正面意義」的「合理角色」。

身為傑出職場女強人，自信的中產階級，事實上，周美青對時事有觀察，更有見解，和她的手帕交相聚時，也從不掩飾她對時局的批判。但只要牽涉到台北市政或馬英九相關的公務，周美青必三緘其口，既不表態，也不轉達，但是，周美青都在專注地傾聽著。她的一位在美就相熟的老友講：周美青不願讓人覺得，她是那種「門戶大開」，可送法國菜、鑽戒、和禮券的「官夫人」。

刻意斬斷任何會牽涉到「干政」的機會和攻訐，周美青「堅壁清野」，連私誼都可慧劍斬。不過，周美青也不是完完全全不會去「制衡」馬英九，通常聽到有關國民黨、馬英九與政治等話題，周美青都不多話，也不願表示看法。

但是，一些她見到，或聽到的市政府不便民，或遲遲拖延沒去處理，許多人都抱怨的市府施政，而且，已經擺了好幾天，媒體仍未報導，市府也未處理，如哪邊的積水好幾天、哪裡的景觀被破壞卻遲遲不見處理、哪裡的無障礙空間不方便‧‧‧周美青還是會自居是「中產階級的眼睛」，很直接地告訴馬英九，哪些事情，你該盯一盯給市民交待。但據瞭解，周美青從不講具體個案，她僅是提醒馬英九，有些地方該去看看「螺絲」是否已鬆了。

這麼絕決，並不代表周美青就是冷冰冰的個性。事實上，和朋友相聚時，她是直爽的、熱情的、自主性強的，且對人情世故，心思比馬英九更細膩了許多。

》》》周氏心法，細膩而不著痕跡

馬父馬鶴凌在世時，談起愛子，最津津熱道的馬英九往事中，有一件事就是馬英九不到六歲的時候，在家門口玩，看到一位流浪漢又瘦又乾，馬英九就一直很難過，非要拖著祖母拿饅頭和白飯給流浪漢吃。如今，聽到有如「塊肉餘生錄」新聞時，馬英九會感傷，產生該「雪中送炭」之念頭。

馬英九卻不會「錦上添花」！不但對黨內大老不知時時晨昏定省，噓寒問暖，連他擔任台北市長期間，曾有位和馬英九已相識十幾年的市府局處長，中年再婚得子，這等喜事，馬英九只淡淡的恭喜兩句，「冷淡」得讓當事人難免「心酸」。沒想到周美青對他那口子太了解了，她主動「適時補位」，她在那年馬家家庭聚會時，特別邀了這位局處長過去，還自掏腰包買蛋糕幫他祝賀，細膩又不著痕跡。

這樣的細膩，在馬英九在2007年2月13日被起訴更展現，當晚，周美青和馬母秦厚修都只堅定向馬英九講：不論你要怎麼做，都支持你。就讓心緒複雜的馬英九一個人靜思未來，既不哭又不焦慮，沉沉穩穩地當馬英九的後盾。在馬英九因「特別費」被起訴的陰暗期這段日子內，周美青還會放下工作，陪著馬英九出外散心，專程到台中去看胡志強與受傷的邵曉玲，這位「女強人」，也有她不為人知的柔情又細膩內助心法。

在選舉上，周美青希望能夠完全不涉入，但周美青心知肚明這是不可能之事。但要周美青和其他政治人物夫人一樣四處奔走，拉朋引伴，則是完全不符合周氏風格。馬英九競選幹部指出，從1998年以來，重大選舉時，到了最後關頭，周美青有空的話，也會和馬英九一起參加一些討論。

這時候的周美青，「會刻意忘了她是馬太太」，讓馬英九幹部印象深刻的是，周美青如同她自居是「中產階級的眼睛」一樣，聽馬英九的政見和說法，通常不多話，但聽不下去時，也會以「不懂得你們那些政治計算」的小市民自居，直接吐嘈：「講這些，和人民有什麼關係？選民何必聽你講這些無關緊要的瑣事」。正因為周美青平日不多言，當她明快、直接的發言時，反而讓馬英九特別重視，常讓正沉迷自我風采，渾然忘我的馬英九，立刻警覺，回到凡間。


中時電子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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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武 于建嵘】给农民土地永佃权？

2008-02-06 南方周末
　　给农民自由处置土地、抵押土地的权利，这才是真正给农民改善生活。

编者按

“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正政也。”学界关于中国现行工地制度的研究和争论近期成为热点。2008年1月13日，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于建嵘在北京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交流。陈志武教授主要从资本化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于建嵘教授则是从法律规定方面来解释目前中国农村土地存在的制度缺失。他们强烈建议给农民土地永佃权。学者的建议或只代表个人意见，但其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热忱值得肯定，其观点可供政策制订者可供政策制订者、研究者参考。


陈志武，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制度与市场发展、金融与文化、资本市场、证券投资管理、公司治理等。对中国三农问题特别是农村土地制度也有深入的研究。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兼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冲突与治理。

土地集体所有为浪费、腐败、污染提供了最大的便利


于建嵘：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及中国的社会稳定和发展。

首先是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依据我国宪法、民法、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的相关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体现为三级制的“农民集体所有”——即“村农民集体所有”、“乡（镇）农民集体所有”和“村内两个以上的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也就是说，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定主体是三个层级的“农民集体”。然而，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农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构成要素和运行原则；没有明确产权代表和执行主体的界限和地位；没有解决“农民集体”与农民个人的利益关系。事实上，“农民集体”不是法律上的“组织”，而是全体农民的集合，是一个抽象的、没有法律人格意义、不能具体行使对土地有效监督和管理的集合群体。它是传统公有制理论在政治经济上的表述，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

陈志武：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是历史的产物。1950年代，通过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土地从私有变成了所谓的集体所有，农民个人实际上因此失去了土地。本质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在人民公社时期就是劳役农民的一种制度，它使农民失去了维护自己权利的财产基础。

于建嵘：比集体所有还严重的是，国家对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行的严格限制。这些限制既有对土地所有权的转让、抵押、出租等方面的禁止或限制；也有为节约用地而要求的各种用地定额、控制指标和审批手续；还有为了土地使用符合生态环保等需要而必须执行的国家土地利用统一布局。

陈志武：表面上，似乎通过土地公有以及行政部门的统一规划、安排能有利于土地的有效使用，有利于环境，就好像计划经济总应该比无序的市场经济更好一样，但结果正好相反。土地公有反而为浪费、为环境污染提供了最大的方便。曾经出现只要能贿赂当权者，就能方便地以低价得到大量土地。土地价格低，使用起来自然就不会太在意，不会追求最大效率地使用这些土地。就好比许多城市的住宅小区，私人的房间一般都干净、舒适，而走廊等公共空间则既脏又乱。私人的有人爱护，而公家的则没人负责。土地同样如此，如果土地真的被农民视为自己的，他们一定会去保护、去珍惜；如果还像现在这样，糟蹋起来就无人心痛了。

只要土地制度不变，农民的利益就会继续受侵犯


于建嵘：直接影响集体土地所有权正常行使的，还是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处分权和使用权的转让所进行的限制。

一方面，国家严禁土地所有权买卖、出租、抵押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处于一种完全无价格衡量的“虚拟财产”状态。农村集体土地所有人——“农民集体”只能是象征意义的所有者，而不能将其所有的土地量化确定为具体的财产，更不能进行社会财产交换。

另一方面，国家控制了农村集体土地的最终处分权。比如，一块农地如果要向一个经济组织转移，其土地所有权必须先转给国家，然后再由国家将其转让给需要用地的组织。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可以依法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将之转化为国有。

而且，国家征用土地的补贴是由国家确定的，它是一种非强制性的市场价格，不能体现所有人的意志，更不用说真实体现土地价值了。这种具有强制性、垄断性的行政占用方式，把农民排斥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之外，农民既不能决定土地卖与不卖，也不能与买方平等谈判价格，而社会强势阶层则可借国家之名侵吞农民的土地权益，造成大量农民成为无地、无业和无社会保障的三无人员，激化社会矛盾。

陈志武：因此，只要现行土地制度不改变，农民的利益就会继续受到侵犯。许多人说，如果让农民获得土地的决定权，农村的问题会很多。那是对的，但问题再多，也比现在的局面对农民更有利。农民至少在转让过程中还有发言权，可以和权贵面对面讨价还价，在许多情况下农民的所得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少。让农村获得土地支配权的制度收益是，农民会更富有；其制度成本是，掌权者少了捞钱、捞权的基础。

有人担心，“如果有农民直接拿地卖了换酒，那不是更糟？”不要以为，现在那些实际掌握土地处置权的官员会比农民自己更懂得怎样安置土地对自己更好。官员的动机、用意再好，他们不能也不该代替农民自己判断。我就不相信把农村土地交给县领导、乡领导、村领导以后，这些人做的选择对农民更有利。事实上，这些年那么多农地被征用，农民不仅没从中分到多少利益，而且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园一去不复返，这些地方的农民在集体所有制下不是照样变得一无所有？那么，土地的公有到底保护了谁的利益？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任何人比别人都更知道什么对自己最好，人对属于自己的东西最在乎，最愿意想尽办法去保护，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人的本性。任何自认为可以代替农民做选择的人，只是在为剥夺农民的选择自由找借口。在我湖南老家，我所了解的农民没有一个人会在拥有土地后轻易出卖土地。土地对农民来说是命根子，如果土地归农民所有了，农民会更愿意在地上投入更多的钱，保持土质。最重要的是，如何赋予农民更多的机会、更大的空间、更多的能力把土地非农用的资本价值发挥出来。

当务之急是限制政府在征用农村土地上的权力

于建嵘：学界和政界在中国农地制度存在的问题性质及解决方案上分歧巨大。目前，为解决农民失地失业问题的措施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强化政府管理，严控征地规模，禁止随意修改规划，滥征耕地；其二是改进征地补偿方式，提高对失地农民的补偿，妥善安排好失地农民的生计等等。也有学者提到了保障农民对土地的长期使用权，把政策规定、合同约定的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定为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具有物权性质的土地财产权。

不过，这些措施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中存在的官权强制侵蚀民权这一本质问题缺乏清醒认识。如果不限制国家和官员对农村土地拥有的无限权力，不能让农民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土地权益，靠执政者的内省和自制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限制各级政府特别是具有利益驱动的基层政府在征用农村土地上的权力，赋予农民维护自己权益的能力。

为此，就必须改变农村现存的土地制度，明确农民的权利。先从法律上把土地还给农民，然后再考虑用市场手段来解决农地征用问题，探索建立农地交易方面的制度。只有农民拥有了土地的长期使用权，才能改变目前土地征用过程中价格偏低的状况，才能保证农民在进入城市非农部门时能够支付转岗培训和社会保障的成本。

陈志武：是这样的。让农民获得土地支配权，这是解决所有农村、农地问题的起点，也是农村其他制度设计与演变的起点。只有把土地还给农民，让官员、开发商向农民要地，农民才是主人，随后的农村制度演变才能以农民作为主人的地位为起点。目前农地用于非农开发本身不是问题，而哪些农地用于非农、多少农地用于非农、以什么价格投入非农、农地转让给非农的价格怎样确定等等，这些决定权掌握在谁手里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它们理所当然应该掌握在农民手里。

我还要特别强调，农地的价值前景主要来自非农用途，而非农用。理解这一点，无论对解决农民的收入增长，还是解决“三农”问题，都十分重要。现在，许多人一提到农地，更多地还是从种粮食的角度来看土地的价值，于是虽然有人也主张农地可抵押、可转让，却要限定土地的用途只能是农用。除了中国农业社会传统的影响之外，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农业发展的极限。土地的农用价值十分有限，靠农业不可能从本质上增加农民的收入。道理很简单，不管中国有多少人，未来的收入增加多少，从生物学和医学的研究看，一个人每天需要摄入3000卡路里热量，也就是三四顿饭，这是人的生理极限了，跟有钱没钱没关系。这个生理极限决定了农村发展的极限，它是不会因为经济发展而改变的，而这限定了土地的农用价值。

大家既然想让农民生活可以更快地改善，那么就不要限定农民在获得土地永佃权之后该如何使用土地。如果这样，最终又会把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压死了。在我看来，农民既然拥有了土地的长期使用权，他们就必须有转让和改变用途的自由，如果加上任何转让和使用上的限制，就等于让农民重新受制于官权力。

给农民土地永佃权

于建嵘：现在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如果不限制，农民就会随意处置自己的土地，比如卖了或抵押给银行或他人，最终成为流民，而给社会造成很大的危害。

陈志武：这需要学习美国等发达国家，政府在给城市人提供基本社会保障的同时，也给农民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如果有这样一个安全保障体系，就可以让中国农民更放心地将土地使用权资本化，或做抵押贷款，或干脆就把地卖掉进城，创业或投资获得新的机会。

研究资本化的人都知道一个基本原理：任何一个东西，土地也好，矿藏资源也好，如果其产权不可以自由转让，不可以做抵押借贷的话，即使很值钱也只是财富，却不可能变成资本。换句话说，只有土地财富的使用权具体化到个人，而且这个使用权可以自由抵押或流转，这种财富才能变成“活”的、能以钱生钱的资本。

现在的物权法，还有其他有关土地使用的法律，依然有“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但不能用作抵押”的规定，使土地不能被资本化。这样的安排，荒唐，它逼着人在两条绝路之中选其一：要么务农，要么百分之百丧失土地使用权，而不能有其他选择。而合理的是，农民即使不务农，也不一定把土地卖掉，如果他想进城生活工作，他可以把土地的使用权拿到银行做抵押借贷，以此获得进城谋生的资本，不至于两手空空，那岂不是更好？即使进城谋生不成功，至少还有土地在自己手里。

给农民自由处置土地、抵押土地的权利，这才是真正给农民改善生活。对这一点，以前有很多的误解。曾有一些历史教科书说，农民在某个时代因为把自己的土地拿去抵押借贷，结果最终失去了土地，受苦受难。因此，为了让今天新一代的中国农民不再重蹈覆辙，所以就不主张、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抵押。这是典型的因噎废食的制度。土地的兼并收购真的是过去农民贫困、国家改朝换代的根源吗？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反倒是土地拥有越集中的沿海省份，农民的生活越富有。关于这一点，经济史学家已经做了很多研究。退一步讲，城里人没有土地，不是照样生活得比农民好吗？给农民土地永佃权以及土地转让与使用的选择自由，总比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受到限制要好！

于建嵘：问题是这种选择在中国依然面临障碍。如你刚才所讲，即使农民有土地使用权，但它是农用地，在没有价格的地方，他照样变不成资产，农民照样没有足够的钱去城市生活。也就是说，农村土地如何成为金融资产也是一个问题，这在发达地区及城市周边有可能，那在偏远地区还能做到吗？

陈志武：并不是说农民真正可以支配土地了，就会立即富有了，而是说，获得永佃权并可以自由转让抵押之后，农民的处境总比现在好，有土地使用的选择自由、抵押自由总比没有的好，我更强调的是由农民自己判断、选择。

农民的财富起点低，这是事实，但如果还继续限制他们对土地使用的选择空间，那么，他们的个人发展机会也被堵死了，农民就永远贫穷了！虽然，并非所有农民都适合进城，也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去创业，但至少要给那些想这样做、想进入城市的人以机会，而现在的土地制度安排却把他们卡死，七八亿农民不管你能力有多高，因为土地不可转让、抵押，都难做到这一点。

如果农民获得了支配土地使用的权利，是不是所有的农民都会选择抵押或卖掉土地进城？我相信，绝大多数农民都会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判断。在美国和其他土地可以自由流转的国家，也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选择卖地进城。我们必须看到，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在土地使用权受到严格限制下发展起来的。

对农民的土地使用自由不加限制

于建嵘：土地转让不应受限制，土地用途也不应限制，许多人对后一点是不同意的，因为农地非农化被认为会影响“粮食安全”。事实上，即便世界上许多农地私有化的国家，农地的转让也并非完全自由。

以法国为例，为保护耕地，法律规定私有农地要用于农业，不准弃耕、劣耕、搞建筑。为此，法国政府设立农地整治公司。农民卖自己的土地时，必须通知农地整治公司。如果农地整治公司认为买卖不合理，它就会提出收购农民的地。举个例子，比如我要把地卖给城里人，而他并非用于农业生产，那么土地公司就会提出由它把地买下。如果出现价格分歧，比如说我卖给城里人的是十万块一亩，公司提出来的是八万块，就必须诉诸第三方评估，如果评估之后，还不能达成协议，那么政府公司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认定土地价格。到了这一步，农民要卖就只能卖给政府公司，但农民即使到最后也可以选择不卖土地。法国这种限制制度，是不是赋予农民土地永佃权以及转让、使用自由之后人们担心的问题？

陈志武：我不赞成在中国实行类似制度，因为这样的安排也是变相剥夺了拥有土地财产权的农民的利益，为什么非得平白无故地给政府实际的最后选择权？如果只有在权力同意的情况之下，我才可以把土地出售给第三方，这就是“合法地”窃走了拥有这个土地财产权的人的利益。

这里，我想强调三点。第一，我们看到，对城市人，他们最大的个人财富是其人力资本，也就是他们的一双手、大脑和经验技能，而对农民来说，土地是其最主要的财富。城市人可以自由换工作，等于是他们的最主要的个人资本——人力资本的使用不受到限制，可以利益最大化地自由调动自己最重要的资本。如果限制农民最主要的财富——土地的使用范围或转让权，等于是限制了农民用其最主要的资本创造财富的空间。为什么农民要为“粮食安全”付出代价、发展空间受到限制，而城里人却不用为了“能源安全”而在就业上受到限制、只能做石油工人呢？为什么“粮食安全”成了压在农民身上的枷锁，而城里人能在创业、就业天空中自由飞翔呢？

第二，法国也好，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也好，都是在发达以后才开始对城市的土地使用进行规划，但在当初的发展过程中并非如此。

第三，法国、美国有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的民主制度架构，其政府运作的农地整治公司的权力不会无约束地膨胀、滥用。而中国没有那么幸运，如果中国采用了法国那种安排，等于是把农民土地的大部分讨价还价权益送回到官僚或当权者的手里，最终并没有把农民真正地解放出来。把农民从官权网中解放出来的一个最基础的第一步，就是把土地使用权百分之百、没有保留地还给农民。

在美国，地方政府、立法机构的确能为了“公众利益”征用土地。但这有几个前提，首先，政府必须跟每块地的私人一个一个地谈判。如果农民不同意，政府无权强制拆迁，必须诉诸法院，到最后往往以政府付出很高的卖价而结束。其次，它的地方立法机构和地方官员都是选举产生的，如果任何官员或议员乱来，以某种站不住脚的“公众利益”推出征地的法律或政策，那么他就别指望能连任或升级，而且，新的地方立法机构可能会推出新法律，把上一届损人利益的法规、政策否定掉。所以，当一个国家有对权力的制约机制时，即使政府可以为了正当的公众利益而对某些土地的使用权做出限制或安排，但只要同时有合理补偿的保证，并且征地是公平谈判的结果，那么，给政府以这些征地使用权力，是可以接受的。

农民不应为“粮食安全”埋单

于建嵘：也就是说，你认为西方某些国家的经验，也不一定适合中国，因为它不一定符合中国现阶段的情况。那么如何打消一些人的顾虑，特别是对粮食安全等方面的担心？

陈志武：对粮食安全的担忧是过了头。我们还没走出“备战备荒”的思维，事实上，今天各国通过全球贸易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均耕地面积、农业不是中国的优势，为什么不能依靠粮食进口呢？如果我们因为战争而总担忧对进口粮食的依赖，那其他国家为什么还敢依赖中国的进口商品过日子呢？其次，我们不能因为对“粮食安全”的担心而把8亿中国农民永远捆在农地上、永远限制他们的收入增长空间，为了发生战争那一点点概率，牺牲他们的永久利益。

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跟土地的关系越来越弱。比如，像香港、日本、韩国等可耕种土地都极少，但为什么这些国家（地区）的经济照样非常好？现实是，人均GDP跟人均耕地面积基本是负相关的。以中国的30多个省市为例，人均耕地面积越多的省，其人均GDP普遍更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耕地面积可以人为地增加。想象一下，如果有必要，一亩地可以盖成31层楼，将面积增加30倍，通过温室控制，可以把这31层楼都改造成适合植物生长的气候和环境，这样，我们就有了31亩耕地。再利用温室技术提高粮食生长的频率，一年不只是生产两季粮食，而是生产多季，其产出恐怕100倍也不止。所以，单纯为了粮食安全，我们也不必去限制土地的非农使用，不必去压制农民的收入空间。

于建嵘：你认为现在技术的力量已经使经济的发展、土地的价值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在理论上讲得过去，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是否可行则是需要认真讨论的。或者说，通过建楼和用温室来满足粮食需求是否经济，也还需要考虑。

陈志武：当然要考虑到具体的成本与收益。但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至少在正常年代里，中国可以靠进口粮食满足国内生产的不足，放开农民的手脚，不必强制农民为所谓的“粮食安全”埋单；如果发生战争，自然可以很快地靠人工制造的温室楼房来补充生产粮食。

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随着现代生产技术的发展，每一个人为了生存所需要的耕地面积已大大减少，人的生存与土地面积的直接关系已越来越弱。实际上，有一些研究估算，在人类靠打猎谋生的原始时期，养活一个人平均可能需要超过10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吃动物，那些动物又要吃别的动物和植物，这样，沿食物链追下去，为养活一个人就需要大量的土地。后来，农业发展了，在同一地方能重复种植，一个人活下去所需要的土地一下子缩小到了一两平方公里左右。在人类开始养家禽后，人均生存所需的面积更是降到半平方公里不到。随着农业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均生存所需要的耕地面积缩小到一两亩地。今天的温室技术、建筑技术使人均活下去所需要的土地更加出奇地低，所以，每一亩地的农用边际价值越来越低，低到快可以忽略的程度。在这种生产与技术能力下，没必要死盯着土地的农用价值不放。如果土地做非农用的价值更高，为什么还要硬把农民的土地只往农用上推呢？

于建嵘：当前农村的土地状况十分复杂，永佃权也是制度改革，做得不好，可能产生更多的社会冲突，这当然需要国家权力发挥作用，但国家权力如何发挥作用，或者说其权力限度和村民的自主性问题也是值得注意的。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陈志武　于建嵘)

http://news.163.com/08/0206/09/440QCI4A000121EP.html

How Democracy Produced a Monster

Artist: Andrea Dezsö

February 3, 2008
NY Times OP-ED CONTRIBUTOR

By IAN KERSHAW
Sheffield, England

COULD something like it happen again? That is invariably the first question that comes to mind when recalling that Hitler was given power in Germany 75 years ago last week. With the world now facing such great tensions and instability, the question seems more obvious than ever.

Hitler came to power in a democracy with a highly liberal Constitution, and in part by using democratic freedoms to undermine and then destroy democracy itself. That democracy, established in 1919, was a product of defeat in world war and revolution and was never accepted by most of the German elites, notably the military, large landholders and big industry.

Troubled by irreconcilable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divisions from the beginning, the new democracy survived serious threats to its existence in the early postwar years and found a semblance of stability from 1924 to 1928, only to be submerged by the collapse of the economy after the Wall Street crash of 1929.

The Nazis’ spectacular surge in popular support (2.6 percent of the vote in the 1928 legislative elections, 18.3 percent in 1930, 37.4 percent in July 1932) reflected the anger, frustration and resentment — but also hope — that Hitler was able to tap among millions of Germans. Democracy had failed them, they felt. Their country was divided, impoverished and humiliated. Scapegoats were needed.

It was easy to turn hatred against Jews, who could be made to represent the imagined external threat to Germany by both 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and Bolshevism. Internally, Jews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political left — Socialist and Communist — which was made responsible by Hitler and his followers for Germany’s plight.

Increasingly, Hitler seemed to a good third of the German electorate the only hope to putting the country back on its feet, restoring pride and bringing about national salvation. By 1930 it was effectively impossible to rule Germany without Nazi backing. But while Nazi electoral gains could block democracy, they were insufficient to bring Hitler to power.

From 1930 onwards, therefore, the German state was locked in stalemate. Democratic forms remained. But democracy itself was in effect dead, or at least dying. The anti-democratic elites tried to broker solutions, but failed on account of Hitler’s intransigence. Ultimately, because he could find no other authoritarian solution, President Paul von Hindenburg appointed Hitler as head of government, or chancellor, on Jan. 30, 1933. What followed led to disaster for Germany, for Europe and for the world.

These distant events still have echoes today. In Europe, in the wake of increased immigration, most countries have experienced some revival of neo-fascist, racist movements. Not so long ago, Serbian nationalism, inflamed by President Slobodan Milosevic, set off war and ethnic cleansing within the continent.

Today, too, skillful politicians around the globe have proved adept at manipulating populist sentiment and using democratic structures to erect forms of personalized, authoritarian rule.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has gradually moved Russia, a country increasingly flexing its muscles internationally again, in that direction. Venezuela, under President Hugo Chávez, has also showed distinct authoritarian tendencies, though these have been at least partly blocked through his defeat in the December referendum to change its Constitution.

In Zimbabwe, President Robert Mugabe has turned democracy into personal rule, ruining his country in the process. In Pakistan, democracy largely provides a facade for military rule, even if President Pervez Musharraf has now put aside his uniform. Most worryingly, perhaps, President Mahmoud Ahmadinejad has used populist support in a pluralist system to push Iran into a hazardous foreign policy, though he does remain formally subordinate to the “supreme leader,” Ayatollah Ali Khamenei.

None of these examples, however, poses a close parallel to what happened in Germany in 1933. Neo-fascist movements in Europe can certainly terrorize minorities. And they have had success in stirring such resentment about immigrants that mainstream political parties have taken account of the swell of feeling.

However, short of some unforeseeable eventualities like major war or, perhaps less unlikely, another meltdown of the economic system, neo-fascist movements will remain on the fringes of politics. And none of these parties, unappealing though their internal policies are, can today conceive of preparing for a war of conquest with the ultimate aim of a grasp at world power.

Elsewhere, there are — and always will be — nasty forms of authoritarianism (some supported by democratic governments). But neither in their acquisition of power nor in their use of it do modern authoritarian rulers much resemble Hitl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that did not exist in interwar Europe — the United Nations, the European Union, the World Bank,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also provide some barriers to the sort of calamity that engulfed Germany.

Moreover, democracies under pressure can still pose obstacles to creeping authoritarianism. Vladimir Putin looks as if he will indeed step down as president and not risk a breach of the Constitution (though effective power will probably remain in his own hands), while Hugo Chávez has been forced (maybe temporarily) to give up his ambitions to become a president for life. Even once Hitler had been appointed chancellor, it took the Reichstag fire, a month later, to begi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last vestiges of democracy and pave the way to his full control.

Mercifully, what happened in Germany in 1933, and its aftermath, will remain a uniquely terrible episode in history. What took place then reminds us even so of the illusory assumption that democracy will always be a favored choice of a population torn apart by war, facing enormous privations and burning with resentment at national humiliation through perceived foreign interference. It also reminds us — if such a reminder is necessary — of the need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restrain potential “mad dogs” in world politics before they are dangerous enough to bite.

Ian Kershaw, a professor of modern history at Sheffield University, is the author of the forthcoming “Hitler, the German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http://www.nytimes.com/2008/02/03/opinion/03kershaw.html?pagewanted=print

Evangelicals a Liberal Can Love 【KRISTOF】

NY Times OP-ED COLUMNIST

By NICHOLAS D. KRISTOF
Published: February 3, 2008

At a New York or Los Angeles cocktail party, few would dare make a pejorative comment about Barack Obama’s race or Hillary Clinton’s sex. Yet it would be easy to get away with deriding Mike Huckabee’s religious faith.

Liberals believe deeply in tolerance and over the last century have led the battles against prejudices of all kinds, but we have a blind spot about Christian evangelicals. They constitute one of the few minorities that, on the American coasts or university campuses, it remains fashionable to mock.

Scorning people for their faith is intrinsically repugnant, and in this case it also betrays a profound misunderstanding of how far evangelicals have moved over the last decade. Today, conservative Christian churches do superb work on poverty, AIDS, sex trafficking, climate change, prison abuses, malaria and genocide in Darfur.

Bleeding-heart liberals could accomplish far more if they reached out to build common cause with bleeding-heart conservatives. And the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candidate (particularly if it’s Mr. Obama, to whom evangelicals have been startlingly receptive) has a real chance this year of winning large numbers of evangelical voters.

“Evangelicals are going to vote this year in part on climate change, on Darfur, on poverty,” said Jim Wallis, the author of a new book, “The Great Awakening,” which argues that the age of the religious right has passed and that issues of social justice are rising to the top of the agenda. Mr. Wallis says that about half of white evangelical votes will be in play this year.

A recent CBS News poll found that the single issue that white evangelicals most believed they should be involved in was fighting poverty. The traditional issue of abortion was a distant second, and genocide was third.

Look, I don’t agree with evangelicals on theology or on their typically conservative views on taxes, health care or Iraq. Self-righteous zealots like Pat Robertson have been a plague upon our country, and their initial smugness about AIDS (which Jerry Falwell described as “God’s judgment against promiscuity”) constituted far grosser immorality than any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in a bathhouse. Moralizing blowhards showed more compassion for embryonic stem cells than for the poor or the sick, and as recently as the 1990s, evangelicals were mostly a constituency against foreign aid.

Yet that has turned almost 180 degrees. Today, many evangelicals are powerful internationalists and humanitarians — and liberals haven’t awaken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The new face of evangelicals is somebody like the Rev. Rick Warren, the California pastor who wrote “The Purpose Driven Life.”

Mr. Warren acknowledges that for most of his life he wasn’t much concerned with issues of poverty or disease. But on a visit to South Africa in 2003, he came across a tiny church operating from a dilapidated tent — yet sheltering 25 children orphaned by AIDS.

“I realized they were doing more for the poor than my entire megachurch,” Mr. Warren said, with cheerful exaggeration. “It was like a knife in the heart.” So Mr. Warren mobilized his vast Saddleback Church to fight AIDS, malaria and poverty in 68 countries. Since then, more than 7,500 members of his church have paid their own way to volunteer in poor countries — and once they see the poverty, they immediately want to do more.

“Almost all of my work is in the third world,” Mr. Warren said. “I couldn’t care less about politics, the culture wars. My only interest is to get people to care about Darfurs and Rwandas.”

Helene Gayle, the head of CARE, said evangelicals “have made some incredible contributions”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global poverty. “We don’t give them credit for the changes they’ve made,” she added. Fred Krupp, the president of Environmental Defense, said, “Many evangelical leaders have been key to taking the climate issue across the cultural divide.”

It’s certainly fair to criticize Catholic leaders and other conservative Christians for their hostility toward condoms, a policy that has gravely undermined the fight against AIDS in Africa. But while robust criticism is fair, scorn is not.

In parts of Africa where bandits and warlords shoot or rape anything that moves, you often find that the only groups still operating are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and religious aid workers: crazy doctors and crazy Christians. In the town of Rutshuru in war-ravaged Congo, I found starving children, raped widows and shellshocked survivors. And there was a determined Catholic nun from Poland, serenely running a church clinic.

Unlike the religious right windbags, she was passionately “pro-life” even for those already born — and brave souls like her are increasingly representative of religious conservatives. We can disagree sharply with their politics, but to mock them underscores our own ignorance and prejudice.

http://www.nytimes.com/2008/02/03/opinion/03kristof.html?em&ex=1202187600&en=2cfd097c329edbb3&ei=5087%0A

Motivated by a Tax, Irish Spurn Plastic Bags

Reusable cloth shopping bags, like this one at a Superquinn grocery checkout in Dublin, have replaced those stretchy, crinkly plastic shopping bags, which are subject to a 33-cent tax per bag.

By ELISABETH ROSENTHAL
Published: February 2, 2008

DUBLIN — There is something missing from this otherwise typical bustling cityscape. There are taxis and buses. There are hip bars and pollution. Every other person is talking into a cellphone. But there are no plastic shopping bags, the ubiquitous symbol of urban life.

In 2002, Ireland passed a tax on plastic bags; customers who want them must now pay 33 cents per bag at the register. There was an advertising awareness campaign. And then something happened that was bigger than the sum of these parts.

Within weeks, plastic bag use dropped 94 percent. Within a year, nearly everyone had bought reusable cloth bags, keeping them in offices and in the backs of cars. Plastic bags were not outlawed, but carrying them became socially unacceptable — on a par with wearing a fur coat or not cleaning up after one’s dog.

“When my roommate brings one in the flat it annoys the hell out of me,” said Edel Egan, a photographer, carrying groceries last week in a red backpack.

Drowning in a sea of plastic bags, countries from China to Australia, cities from San Francisco to New York have in the past year adopted a flurry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address the problem, so far with mixed success. The New York City Council, for example, in the face of stiff resistance from business interests, passed a measure requiring only that stores that hand out plastic bags take them back for recycling.

But in the parking lot of a Superquinn Market, Ireland’s largest grocery chain, it is clear that the country is well into the post-plastic-bag era. “I used to get half a dozen with every shop. Now I’d never ever buy one,” said Cathal McKeown, 40, a civil servant carrying two large black cloth bags bearing the bright green Superquinn motto. “If I forgot these, I’d just take the cart of groceries and put them loose in the boot of the car, rather than buy a bag.”

Gerry McCartney, 50, a data processor, has also switched to cloth. “The tax is not so much, but it completely changed a very bad habit,” he said. “Now you never see plastic.”

In January almost 42 billion plastic bags were used worldwide, according to reusablebags.com; the figure increases by more than half a million bags every minute. A vast majority are not reused, ending up as waste — in landfills or as litter. Because plastic bags are light and compressible, they constitute only 2 percent of landfill, but since most are not biodegradable, they will remain there.

In a few countries, including Germany, grocers have long charged a nominal fee for plastic bags, and cloth carrier bags are common. But they are the exception.

In the past few months, several countries have announced plans to eliminate the bags. Bangladesh and some African nations have sought to ban them because they clog fragile sewerage systems, creating a health hazard. Starting this summer, China will prohibit sellers from handing out free plastic shopping bags, but the price they should charge is not specified, and there is little capacity for enforcement. Australia says it wants to end free plastic bags by the end of the year, but has not decided how.

Efforts to tax plastic bags have failed in many places because of heated opposition from manufacturers as well as from merchants, who have said a tax would be bad for business. In Britain, Los Angeles and San Francisco, proposed taxes failed to gain political approval, though San Francisco passed a ban last year. Some countries, like Italy, have settled for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But there were no plastic bag makers in Ireland (most bags here came from China), and a forceful environment minister gave reluctant shopkeepers little wiggle room, making it illegal for them to pay for the bags on behalf of customers. The government collects the tax, which finances environmental enforcement and cleanup programs.

Furthermore, the environment minister told shopkeepers that if they changed from plastic to paper, he would tax those bags, too.

While paper bags, which degrade, are in some ways better for the environment, studies suggest that more greenhouse gases are released in their manufacture and transportation than in the production of plastic bags.

Today, Ireland’s retailers are great promoters of taxing the bags. “I spent many months arguing against this tax with the minister; I thought customers wouldn’t accept it,” said Senator Feargal Quinn, founder of the Superquinn chain. “But I have become a big, big enthusiast.”

Mr. Quinn is also president of EuroCommerce, a group representing six million European retailers. In that capacity, he has encouraged a plastic bag tax in other countries. But members are not buying it. “They say: ‘Oh, no, no. It wouldn’t work. It wouldn’t be acceptable in our country,’ ” Mr. Quinn said.

As nations fail to act decisively, some environmentally conscious chains have moved in with their own policies. Whole Foods Market announced in January that its stores would no longer offer disposable plastic bags, using recycled paper or cloth instead, and many chains are starting to charge customers for plastic bags.

But such ad hoc efforts are unlikely to have the impact of a national tax. Mr. Quinn said that when his Superquinn stores tried a decade ago to charge 1 cent for plastic bags, customers rebelled. He found himself standing at the cash register buying bags for customers with change from his own pocket to prevent them from going elsewhere.

After five years of the plastic bag tax, Ireland has changed the image of cloth bags, a feat advocates hope to achieve in the United States. Vincent Cobb, the president of reusablebags.com, who founded the company four years ago to promote the issue, said: “Using cloth bags has been seen as an extreme act of a crazed environmentalist. We want it to be seen as something a smart, progressive person would carry.”

Some things worked to Ireland’s advantage. Almost all markets are part of chains that are highly computerized, with cash registers that already collect a national sales tax, so adding the bag tax involved a minimum of reprogramming, and there was little room for evasion.

The country also has a young, flexible population that has proved to be a good testing ground for innovation, from cellphone services to nonsmoking laws. Despite these favorable conditions, Ireland still ended up raising the bag tax 50 percent, after officials noted that consumption was rising slightly.

Ireland has moved on with the tax concept, proposing similar taxes on customers for A.T.M. receipts and chewing gum. (The sidewalks of Dublin are dotted with old wads.) The gum tax has been avoided for the time being because the chewing gum giant Wrigley agreed to create a public cleanup fund as an alternative. This year, the government plans to ban conventional light bulbs, making only low-energy, long-life fluorescent bulbs available.

http://www.nytimes.com/2008/02/02/world/europe/02bags.html?em&ex=1202187600&en=a0cb9e6b4946bd27&ei=5087%0A

【解放动物庄园 岁末特稿】为了阳光，我们何惧风雨—十亿草根狂怒之社论

解放动物庄园(又名重返共和)的博客

平安夜的钟声仿佛仍在回响，2007年即将成为记忆。

圣诞老人从未降临过的这一个古国，在时代进步光芒泛滥的宏大背景下，依然倔强、固执地成为人类文明的孤岛。

曾经以为，这一年会成为一个时期的终结，另一个时期的开始。但，赤裸现实让人们不得不收起那偶发的、可笑的、弱智的心动和梦幻。冰冷的土地，灰暗的天空，这才是生活的真实。正如一位总设计师的算卦和占卜，已然50年不变，不知是否还要再坚持50年？

以改革名义发动的中华文明复兴之旅，已跌跌撞撞走过30年。年届而立，上推乃是近花甲之年，本以为对家国前途、民族命运和人类进步能有更多担当，能捡回多年来被抛弃和践踏的承诺。但人民只能心碎地听到，咬字不清、吐词不明的花言巧语。我们亦深知，这是扮懵、故意和回避。我们能感受，所谓责任，已在这个国家消逝了数十年之久。

这一年，金猪成“疯猪”，酝酿多年的通货膨胀终于总爆发。本已虚弱不堪、遍体鳞伤、被迫受命承担改革成本之重的普罗大众，在物价飞涨的漩涡中，了无任何生命迹象，仅因为怒气、怨气经年积聚，而一息仅存。若究通胀之病因，四字以蔽之，富国穷民。

这一年，十亿低种姓阶层，不得不在三亿自封代表的高种姓阶层驱赶下，戴着镣铐演出一幕幕击穿人类文明底线的悲苦大片和恐怖巨作。我们必须记住山西黑砖窑的奴隶们，他们的存在，足以让五千年文明战栗。我们必须记住山东华源矿难的172名亡者，他们的亡魂尚在几百米的地底深处挣扎；我们也不会忘记包括山西洪洞矿难105名遇难者在内的全年总计至少1000多个矿难冤魂，仍在荒野游荡，无法找到皈依。我们必须记住聂树斌案、郝金安临汾失肾案，我们也还记得起高莺莺案、廖梦君案，这些泣血的冤案，愤然洗尽司法系统头上国徽假设之底色。此悲此惨，何以为解。答案总归二则，已成公理，其一，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其二，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这一年，我们看到了若干本色剧。财政收入昂首冲破3万亿，百姓收入依旧惨兮兮；统计官员称百姓收入增幅超物价增幅，生活当然很幸福；税局官员说税负其实已很低，草民理该谢皇恩；石油大鳄、电力老虎轮番进攻，发改委虚意招架，实则诱奸，均视百姓为鱼肉；北京银行成儿童乐园，股市仿如过山车；重庆“牛钉”当然是罕闻，“更多牛钉倒在道路上”（“南都”小语）；贫富差距其实并不大，穷人只是“待富者”（厉以宁高论）。如此等等，直截了当，毫不掩饰地表现了党国本色。仲大军先生之类腐儒，居然称“目前的形势让我感到很紧张”，实则是诳言臆语，杞人忧天。

这一年，我们有幸目睹了无数荒诞剧。周老虎盛大演出，东莞市禁摩禁猪，邳州令衣锦还乡，彭宇案扑朔迷离，许霆案赶上尾场。也算丰富了这个大舞台。

这一年，我们还欣赏了若干文化片。《记念刘和珍君》遭逐，极其讽刺；群儒力驳德人顾宾之“中国文学垃圾论”，理所当然；广电局不准批评国产片，相当得体；郭敬明入作协，顺理成脏。所谓文化，连“遮羞布”都不是了。

这一年，我们也看了一些地理片。淮河发洪水，太湖生蓝藻；神州是几度风雨几度旱，均创历史新高。气象专家们众口一词，称肯定是百年一遇，乃至千年一遇。遗下如斯后人，大禹、李冰等先人，岂能不羞？

这一年，我们饱览色情片。上海一哥也是怜香惜玉之徒，无论如何有点挫伤百姓们单调的心灵；杜世成、陈同庆共用情妇，段义和爆炸香车美女，庞家钰遭情妇举报，湘西州长强奸北大女生，浙省镇官裸聊殉职，等等，均是剧情很精彩，动作无限制。众多好色之辈，无耻之徒，也称公仆，无怪乎西人以为吾国尽是奸夫淫妇。

这一年，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动作片。广州、云南等地之事，均是真枪实弹；各地城管，更是重装上阵，公然阅兵，闹市追打，誓与小民成水火。此等火爆场面，动作片大师吴宇森亦无力复制。

这一年，我们更是欣慰地看到了很多体育片。80、90后之学子俨然已非围攻美国大使馆之学长之衰样，而是热衷于街头散步。厦门PX散步时，学生定然不少；郑州轻工院、遵义医学院以至著名的南开，学生们不仅热衷散步，更爱手推汽车。毕竟，生命在于运动，多活动一下还是有益于身心健康。

这一年，港台剧也很丰富。香港之地，弹丸小岛，领导发话，自治成空；纵泛民跳梁，奈特首太极，普选成梦；幸陈太上阵，终挽一局；若不然，英人定笑我，何必搞两制，一制多省事。台湾方面，民进、国民两党你来我往，煞是好看；隔岸观战，终不过瘾，欲伸手过去，奈台海水深，美舰虎视，奈何，奈何，己身如此不修，尚欲修人耶？

这一年，即是金堆银彻之08奥运之前一年。类比历史，我们可见亚洲近邻日本、韩国办奥运，不但在短时间内经济大增长，政治亦获大飞跃。若只为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如此劳民伤财，于国何益，于民何益？

来一年，定会很热闹。不管如何视而不见，王顾左右而言它，通胀方兴未艾之势头无法回避，亿万百姓饱受煎熬之苦楚，何日是尽头？

来一年，动作也很多。三月例行的两大仪式，当会一如既往地上演“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的毫无任何创意的传统话本戏。当国内外期待的政体改革，被偷换成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后，“大部制”无非是重演98年乃至N年来重复多次之旧戏，大筐装小筐，大箩装小箩，看上去简洁整齐，很是好看。然兵不会精，官只会加；权不会放，利依然逐。

官员监督机制，如同千层布，缝了一块又块补丁，但凡地球人均觉相当有中国特色。可是，小儿皆知，左手怎会打右手。难道多年来，外国人看我们的笑话还不够吗？前赴后继的群体性官员贪腐，叛逃的数千贪官、卷走的千百亿赃款还不触目惊心吗？如此重症，还要讳疾忌医，避谈“三权”吗？

来一年，国库仍会很丰盈。一如税局官员所言，我们仍将保持世界罕有的“低税负、高福利”政策，让全世界人民都遗憾自己怎么不“不幸生在中国”。一如李荣融主任所赞，各“中字号”打头的央企，定会再接再厉，越战越勇，发挥超世界一流企业之人才优势和管理实力，肆无忌惮地搜刮百姓钱财，吸干国家血脉。

来一年，大戏自然不会少。虽然不能准确地预测会有哪些巨作上演，但就让我们眯缝着早已无泪的眼睛去斜视，揣着早已无血之内心去感受，我们就是要看看，还有什么样的人间奇迹会发生。

回顾一年，展望一岁。拉拉杂杂，言不尽意，意不由衷。然敲字之间，凝屏之际，竟也哽咽。

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这是一种怎样的苦难。十亿人，数十年，还不够吗？非要天崩地烈，遍地狼烟，玉石俱焚才行吗？

我们盼望，我们亦幻想，体制内能有一众精英能真正抛开个人和小团体得失，站在国家和民族的高度，大义承担，走出历史和体制巢臼，开创一条通往伽南的新生之路。若如此，于国家，于民族，于个人，皆是千秋万代不朽之功业。

当然，饱受磨难的民众亦深知，天上不会掉馅饼，幸福还需亲手创。走过了三年大饥荒，走过了十年文革，人世间几千年来曾经有过的所有灾难和恐惧，我们在短短几十年间，即已集中承受。拥有这种历史的民众是懦弱的、可悲的、可耻的、可怜的、可恨的，但同样也是可怕的、可期待的，正如俗语所云，对奴隶来说，失去的不过是一条锁链，换来的却将是一个新世界。这种愿望虽然长期沉默，但终有爆发之日。

中国，这是我们亿万民众自己的中国，是若干先人含辛茹苦、披荆斩棘、浴血奋战传给我们的自己的家园。不是哪一家一姓之天下。这是曾经创造过辉煌文明的山河，这是曾经拥有幸福生活的乐土，而不是任由胡作非为、恣意暴政的地狱。

我们不会接受捍然的代表，我们也不会无视公开的羞辱，我们更不会忍受长久的欺压。

清末错失戊戌，缓行宪政，终致武昌首义。

以史为鉴，我们倍感沉重，然更感无穷力量在滋生，无数火苗在窜动。

站在这个历史长河不知何去何从、将流向何方的大拐弯时代，亿万民众有理由、有信心、有力量发出呐喊，做出承诺，定下誓言，“为了阳光，我们何惧风雨”！

http://blog.cat898.com/boke.asp?jifa.showtopic.130192.html

【李泽厚】思想史的意义

2008-01-09 来源: 《读书》　
• 　　著名哲学家，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

两千年来的最大变局

二十世纪初，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开始普遍感受或认同自己面临的是这样一种“变局”。从未曾见的外来商品（“洋货”）大量涌入，严重的军事挫败、割地赔款……“亡国灭种”的恐惧首先给予的是思想上的刺激。两千年未有的现实变局引动了更为剧烈的二千年未有的思想变局。在如何救亡图存，“中国走向何方”等等尖锐激切的思想变局中隐含着的核心，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想、各种各样对中国传统的思想阐释和出路选择，纷至沓来。保守与进化、革命与改良、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个人权利与国家利益、自由主义与马列主义、宋明理学与“科学的人生观”、“新启蒙运动”与“新生活运动”、《中国的命运》与《新民主主义论》……种种对立、斗争、论战，其意义超出了学术和思想领域，直接作用于社会现实，成为现代中国思想的史的特色之一。在《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试说初稿》一文中我曾认为，“由于中国更追求建构理性化的思想情感以指导行动，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公羊三世说，谭嗣同的‘仁—通—平等’的以太仁学，严复的天演进化，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的马列中国化等等，都是企图以系统的理论构建来更新人们的观念，召唤国人的感情，所谓‘一种思想生出信仰，再由信仰成为力量’（孙中山）。这种新思想和新信仰当然形成对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极大挑战，从而在各种大小问题上都陷入新旧意识形态的严重纠纷、剧烈冲突和长期论战之中，以致使鲁迅慨叹连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又如李鸿章和日本公使森有礼关于服装西化的讨论，便表现出，在中国，即使是变衣服装饰也很不容易，‘易服色’便涉及政治，而‘变祖宗之成法’乃大逆不道（这与近一百年后留长发、穿牛仔服还被振振有辞地批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几如出一辙）。在日本，就没有这类问题，只要实用方便，神道并无系统的观念来统辖管制。中国文化则由于一整套理性系统的阻碍，使现代化进程更加举步艰难，于是在经历了各种失败之后，终于爆发出世界史上罕见的彻底反传统的‘五四’启蒙运动，以求为现代化取得思想上的前提和武器。”（《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335—336页）

由于传统“思想”以礼制等形式几乎无处不在地管辖着人们（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暂不讨论），现代“思想”便以孙中山讲的“思想—信仰—行动”的模式，作为批判的武器进行挑战，引领中国历史前行。思想以及思想史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几部哲学史或思想史（胡适、冯友兰、侯外庐以及牟宗三）在文化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便超过了其他任何文学史、文化史以及经济史、政治史等等。而这又恰好与中国重“经学”（“经”为四部之首，五经四书为士子首要典籍）即重“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的文化传统相衔接。

本来，理性止处，信仰滋生。与情感、行为紧相联系的“信仰”，本来远非理性或思想所能规范、限定，而经常与非理性相关。但在中国，却主要是由“思想发出信仰”，即“建构理性化的思想情感以指导行动”，它是中国传统“实用理性（pragmatic reason）”的特色。这特色是既不使思想走向远离实际的抽象玄思，也不使人排斥思想，轻易陷入非理性的情感迷狂，而是强调“道在伦常日用之中”，“以实事程实功”，关注实际效用，重视世间关系，不依凭超验或先验的理性或反理性，而是要求从经验中概括出合理性。“实用理性”要求理性渗入日常生活之中，以“合情合理”、“通情达理”等原则来指导、判断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活动，维持和延续社会和个体的生存、生活和生命。即使在决裂式的“彻底”反传统思潮中（从“五四”、“文革”到《河殇》），也仍然可以看得出这种重现实功用、有情感因素、由经验出发的传统理知特色。所以，我在《中国现代史论》中把打倒孔家店的英雄们也看作儒的影响。

两千年未有之变局使中国人为寻找出路奋斗不已，从救世济民到安身立命。直到今天，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仍然如此。他们忧国、忧民、忧世界，在现代、后现代多种多样的思想潮流中，进退失据，彷徨无己。传统与现代各种深、表层复杂关系，（批判？继承？“批判地继承”？解构？重构？解构又重构？）仍将成为今日思想史难以摆脱的核心课题。

但是，一百年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变局”已日趋明朗，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和失去英雄的散文生活的真正来临，使人们发现是经济而不是“思想”成为引领社会以至支配政治的动力。经济已成为社会的中心和人们关切的焦点，“思想”开始变得不再重要，思想和思想史已经越过了它的光辉顶峰。

这也正是由“革命”到“告别革命”的过程。

革命与告别革命

“革命”可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一九四九年革命、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不过其荧荧大者。中国人经历了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巨大革命。革命成了不可亵渎的神圣观念，反革命成了不可饶恕的最大罪恶。其中，一九四九年革命所造成的影响最为巨大。

对这个革命的思想分析仍然不够，特别是对在巨大农民国家中经历二十余年的长期军事斗争这一最为重要的因素估计不足。因为正是这一因素使这场革命及其后果不同于任何其他革命，包括区别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其后的斯大林主义，尽管这一革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之下，直接受斯大林的指导，并且从体制到思想各方面都有对前苏联的模仿。但更根本、更重要的却仍然是，长期武装革命和军事斗争的战争环境，创造了由军队推广到社会（以苏区和解放区为样板）的一整套非常完备的组织体制、习惯法规和观念系统: 政治上、组织上要求党的绝对集权和对党的全面服从（从公事到私情），最终集中和归宿于思想上绝对统一（延安整风运动）。正因为此，铺成了革命胜利后与传统王权相衔接的“圣王政治”。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马克思”是阶级斗争，“秦始皇”是毛所理解的焚书坑儒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焚书坑儒”的真正含义在于统一思想、“舆论一律”、心灵专政。它的途径是中外古今其他政党（包括苏共）所没有的“思想改造”。这其实是一种“圣王”专政。

“圣”源出于巫，大巫师的魔法力量演变成为帝王特有的思想品德。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孔子不自言圣。秦始皇开始称圣。《史记·秦本纪》屡载“秦圣临国”，“皇帝躬圣”，“宇县之中，承悦圣意”，“群臣嘉德，只诵圣烈”。一直到康熙，也仍然是讲求合道统、治统于一身的“圣王”：“治本乎道”，“道本于心”，“古昔圣王所以继天立极而君师万民者，……在乎心法、道法之精微也”（引自黄进兴：《优入圣域》，102页，台北允晨）。郭沫若歌颂毛泽东“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章士钊歌颂“君师合一”，林彪歌颂“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讲的都是这个圣王政治。

“圣”本通“智”，也就是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引领革命“从胜利到胜利”，思想领先的农民战争的结果却是传统圣王政治在现代效率空前的实现。尽管毛反儒，但自己躬行的恰恰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即强调“治心”，亦即用自己的“毛泽东思想”要求人民“学雷锋”、“斗私批修”，“六亿人民尽舜尧”才是进入共产主义。这思想的神圣光环发展到“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文化大革命”便到达顶峰，但最后又在上层权力斗争中，被砸得粉碎。

于是，人们也不再有信仰，传统和革命统统被怀疑，人们憧憬着新世界。

但现实带来的新世界却首先是物质生活方面的。不再是何种思想或社会乌托邦而是“向钱看”的现实利益，成为告别革命之后的历史新篇，而且愈演愈烈。历经一百年的无数折腾，中国开始真正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有人兴高采烈，有人满腔气愤。

本来，中国近现代史是以革命为主线（如胡绳、刘大年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范式）还是以现代化为主线（如李一氓、李时岳的“洋务—戊戌—辛亥”范式），亦即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在革命和告别革命后都未得到仔细的清理分疏。于是，当代思想围绕它，展示出两个方面：

第一，革命是否必要或必然？“假如”史学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它展示的是历史并非宿命，是人在主动创造历史，人有选择的可能。政治领导人于此负有重大责任。从辛亥到“文革”都没有革命“一定要发生”的逻辑。

另一问题，既然如此，革命是否只有坏处？又不尽然。革命彻底洗涤污泥浊水所带来的平等观念、集体观念、人民至上观念等等，并不只是消极或负面的。“革命也确实带来许多好东西，例如发生过革命的地方，平等、集体、社会正义等观念都比没有革过命的地方强烈得多。这便是革命的好遗产，可以继承和发扬”（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即使造成效率低下的“大锅饭”平均主义的严重教训，也仍有其“合乎情理”的因素在。在贫富拉大、社会不公日益严重的今天，对革命的怀念和对过往“激情燃烧的岁月”的追思，不仅成为社会中下层的某种感情和兴趣，也同样反射在学术思想领域之中。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便包含了对中国革命所采取的不同态度。

看来，本世纪对毛的评价是难以回避的思想史课题，不仅至今分歧极大，而且将来也会有多次反复。资本社会的现代进程，使毛的丰功伟绩逐渐缩水，但所有这些使自由派最为兴奋的毛的负面效应，能否抵挡住中国民众塑造民族符号人物的心理追求呢？毛的革命历史和个人魅力使他最容易成为这种符号。这魅力既由于他的多才多艺（诗词、书法、传统文化水平）和浪漫风格，而且也在于他从早年到晚岁一直贯串的“造反精神”。“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流誉后，更陈王奋勇挥金钺。”毛深知所谓“圣王”事业不过骗人耳目，他所真正认同的只是造反—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蒂一句话：造反有理。”他的好动喜斗、憎恶稳定秩序、既定规则的“批判”精神，成了被他自己和好些中外左派所共同信奉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毛手里经由农民战争在中国造出了新的圣王专政，另方面又反讽式地补充这种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二者又都以“治心”—“思想”为核心。它们与马克思到底有什么关系、是何种关系，以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还有何种意义，将成为重要的课题。这课题的另种表现形态，便是古代传统和革命传统在日益加速的中国现代化行程中将起什么作用，居何种地位；或者说，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相结合的中国革命，在告别革命之后，将会如何的问题。这种种思想课题尽管在经济优先一切的今日不会显赫呈现，但它们在深层却仍会对中国前景起着现实影响。

哲学或儒学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大陆曾有过一阵“国学热”，主要是儒学热。最近也还有国家项目的大规模“儒藏”编纂工程的启动以及“弘扬传统文化”的种种塑建和表演。这些民间发动、官方支持的国学、儒学鼓吹，其意义究竟何在？二○○三年十一月北京侯外庐百年诞辰的学术纪念会上，“中国有无哲学”被正式提出并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可看作是这种“热”的真正意义的开显。

“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本身可以溯源于三十年代金岳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所区分的“在中国的哲学史”还是“中国哲学的史”。我多次说过，尽管对人生意义、生活价值以至宇宙本源等等问题有同样的兴趣和探求，但中国并无西方的哲学（philosophy)。儒、道均是半哲学、半宗教。它们强调的是“践履”，“工夫即本体”不只是哲学命题，而更是实践法规。宋明理学不仅有“半日读书”，明辨义理，而且还有“半日静坐”，修心养性。儒家的修、齐、治、平，主要不是哲学思辨，孔、孟、程、朱、陆、王也大不同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但自胡适、冯友兰用西方框架剪裁中国材料编写“哲学史”以来，随后又由侯外庐、冯契、牟宗三等人或用唯物唯心，或用范畴演进，或用“智的直观”等来阐释、编写，已形成了数十年来的学术常规。它在理出一套逻辑理路，廓清传统思想和概念的模糊含混、缺乏系统上大有功绩，却产生了可能有失传统真相的问题。最近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巨著也表明朱熹等所谓“哲学家”真正关切和论辩的，主要并不在于形上心性，而仍在现实政治，仍是政治文化，这便颇有异于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以纯粹西方哲学模式描画出来的宋明理学。实际上，在西方哲学史课本中，无论亚里士多德或洛克，可以一字不提他们重要的政治思想；而在中国“哲学史”的课本，无论孔、老以及他人，不谈“礼”、“仁”等政治思想，“哲学”即无从谈起。离开“不忍人之政”，孟子的“不忍人之心”无所着落。玄学和理学的种种“哲学”讨论，也总是紧密与现实伦常政治和个体修身教导缠在一起。所以，即使同样说“爱智”（哲学一词“本义”），中国所“爱”的“智”恐怕与希腊也并不全同。这一切似乎表明，在接受了一百年的欧风美雨之后，中国思想学术界在重新反思，在开始追寻真正属于自己的传统阐释。“中国有思想无哲学”，德里达近年访问中国重申这一断言，曾引起好些人作黑格尔式的理解而备感愤慨。其实，无哲学，有何妨？所以另一批人将“中国有哲学”称之为“汉话胡说”（彭永捷：《关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几点思考》）。这就是一开头所提及的那次会议上的争论。
这意味着什么？从九十年代初的国学热、儒学热到今天的“汉话胡说”，一直有着“别有会心”的人以此鼓吹民族主义来维护现实体制和“宣扬国威”，这一趋向具有危险，颇堪警惕。但另方面，在深层的宽泛意义上，对一些人来说，它又可以看作是对中国自己的现代性的某种思想资源的探寻。

现代化（modernization）不等于现代性（modernity）。西方的物质文明作为社会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大规模输入，并不能解决或完全解决中国社会和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仍然是本文一开头所提出的由于传统（古代传统与革命传统）与现代的纠葛日深，形成了这个希望找出既不回归过去社会主义，又不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亦即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问题。在毛以革命推行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失败之后，重新寻找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和中国的现代性，成为告别革命之后的主要思想题目。

从思想领域的语言说，这是如何更准确而不是套用西方框架来阐释传统，但又不回避使用以西方词汇为基本工具的现代语言。我们不必追随马一浮。马游学美国，且有译著，却拒绝现代通用语言，坚持沿袭理、气、道、心等等传统词汇来谈自己的儒家“六艺论”。（Roges Ames强调中国的“天”、“仁”、“礼”、“义”、“道”、“德”等几乎所有范畴均不可通译，应采用原音，似异曲同工。）此路难通，已成史实。所以，出路只能是：在接受普世性的现代哲学词汇和语言的同时，注意这些语言、词汇、概念、范畴使用到中国文化上所具有的局限和缺失，从而注意更好地进行准确把握和解释阐说。“哲学”一词未可废，“本体论”、“现象”、“本体”、“形而上学”、“超验”等等也仍需采用，尽管中国向无Being问题，也少“超验”观念，“本体”与“现象”并不两分。相反，灵肉不分、一个世界、情理交融、天人合一（人可以“参天地赞化育”，地位很高）以及重功能大于重实体，重过程大于重存在，申说“过犹不及”的“中庸”辩证法（阴阳互补、反馈循环、非二元对立、非本质主义、审美优于理性……）等等，却是来源于“巫史传统”的实用理性的本性所在。揭示这些“本性”，了解自己传统，可能有助于建立中国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
以经验合理性为基础的“实用理性”，在革命之后，不可能再回到传统的圣王之道，包括不能要求人民进行思想改造或宣讲道德形而上学来开万世太平。相反，只有在个人自由、平等和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上，重视文化心理的健康生长来作为社会发展的某种辅助性资源。它以区分两种道德（社会性道德和宗教性道德）的理论、历史与伦理二律背反和“度的艺术”的理论、“西体中用”和“四顺序”的理论或观念等等，当作中国的后儒学或后哲学的重要议题。这也就是使过去（传统）成为现在和未来的某种可能性，使自己的经验性的命运成为本已可能性的主动展开，亦即是为将来和当下选择和抛弃。这将是融入普遍并对普遍有所贡献的特殊，这也就是对中国现代性的思想寻求。 

( http://www.tecn.cn )
二○○四年一月Berkeley会议文稿，略有删节
(本文来源：《读书》 作者：李泽厚)

【熊培云】 "杨帆门"是道什么门？

熊培云："杨帆门"是道什么门？
2008-01-16 08:47:20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　

作者：熊培云 资深时事评论员，《南风窗》主笔

有个笑话，讲的是一个人去看电影，由于迟到了几分钟，电影院的门已锁上。于是，他央求看门人："只要给我开点空隙，我悄悄溜进去，不会影响别人的。"然而，看门人还是拒绝了他："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只要一开门，里面的观众就会全部跑光的。"

如你所知，这只是一个笑话。然而，你也得承认，当笑话以一种诙谐的形式进入我们的生活时，它们又是真实的。只要你细心，就不难发现，这种"电影院故事"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比如，最近发生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杨帆门"。

1月4日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在上"生态经济与中国人口环境"选修课的最后一节课时，由于逃课学生太多而关起教室门辱骂学生，进而与一名进该教室取书包出门的非选修课女学生发生肢体冲突。

关于"杨帆门"，网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方认为杨帆教授是捍卫"师道尊严"；另一方则以政法大学青年教师萧瀚为代表，认为"逃课是自由的象征"，真正该道歉的不是学生而是杨帆。支持者亦认为，学生逃课首先要检讨的是杨帆的讲课水平。不过，事情最后的发展的确出人意料。因为这件事，支持学生有"用脚投票"权利的萧瀚，日前"用脚投票"辞去了政法大学的教职。

"杨帆门"的发生不得不说令人遗憾。不过，这件事学生虽有责任，但最该反思的是教师治学与育人的态度。

在我看来，教书育人者应该将课堂当作一个与学生相遇的场所，一个在互动中倾听意见、共同成长的场所，而不是发布真理、摆弄权威的场所。一个教师，不能向学生传授有用的知识和不能从学生身上学到有益于自己创造的东西，都是十分失败的。

师道不是霸道。尽管我认同大学应该有自己的管理，但在大学精神上却更能理解萧瀚所说的"上课点名只是为了认识学生"，而不是一种潜在的强制，其背后是"一日三省吾身"的责任心。一个教师课讲得不好又要强迫学生来听自己的课，对学生显然是不公平的。一方面，学生在这个学校浪费了钱，另一方面又因为必须应付对他没有意义的课而浪费时间。所以，有责任心的老师在看到学生大面积逃课时，首先会觉得难为情，并且会想方设法提高自己课堂上的含金量，而不是辱骂甚至将学生"关禁闭"。

其实，读过大学的人或多或少都有逃课的经历。厌学只是一种，还有一种逃课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比如说我当年上大学时也经常逃课，这包括经验告诉我不会有收获的课。这样的时候，我可能会选择去某位教授家里聊天，或泡一天图书馆。这种逃课并不丢人，更谈不上对师长与知识有什么不敬不畏。大学是一个学生开始自主生活的起点，如果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又有勇气不在某些死气沉沉的课堂里浪费自己的时间，逃课不过是一种日常自救。既救自己，也救教育。

"杨帆门"的发展，同样搀杂了一些荒诞的因素。

其一，在接受采访时杨帆承认自己在课堂上卖书和光碟："我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选我课的人太多了，这样可以拦住一批人，让真正喜欢我的人来上课。"另外，事实上有少数人会中途违反承诺，不来上课，这样做实际上起到一个让他们造成损失，受到"惩罚"的效果。另外他特意强调"贫困生只要有院里的证明可以不买"。

相信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到教授强卖自己的图书是为了过滤学生听课。更有意思的是这番辩解背后的内涵，即杨帆自己也认为卖给学生的书与碟不值那价，否则怎么会给逃课学生"造成损失"与"惩罚"呢？就这样转眼之间，那些书与碟便由挡截学生的护城河变成惩罚学生的刑具了？

其二，杨帆声称"这个事件现在已经很混乱了，而且已经上升到学校声誉，甚至是国家安全的地步"。"学校的声誉"或许勉强能凑上，只是不知道"国家安全"从何谈起？

透过这起冲突，如果真有"不安全"因素，恐怕也是教师剥夺学生"用脚投票"的权利，通过锁门进行绑架式教育，不知道尊重并宽容学生们内心的感受与抉择。

自"水门事件"以来，丑闻多以"门"命名，但它们通常都与门没有多大关系。然而，"杨帆门"事件却真真切切与门有关。通过开篇那个电影院笑话，或许你已知道"杨帆门"是道什么门了吧。

(本文来源： 东方早报 作者：熊培云)

【何兵】我们的好教员为什么被谩骂?

政法大学教授何兵：我们的好教员为什么被谩骂?

文／何 兵（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

　　本校杨帆教授在课堂上与学生冲突一事，近来广为媒体渲染。我的意见是，教授和学生都有错，社会可以就此议论，但教授、学生、社会都不应夸大事实以图轰动效应。人民内部矛盾应当和平解决。激化社会纷争，于国于已无益——台湾就是先例。因为与杨帆教授专业有别，素无交往，对其不予评论，评论仅及本院萧潮副教授，敬请读者谅解。

　　冲突发生以后，萧瀚就此事发表评论，陈述与杨帆教授不同的教育理念。他主张学生可以逃课，课堂上可以进出；上课可以吃东西，但不能破坏环境；可以睡觉，但不能影响别人……此言一出，一些人以为这是一个极不负责的教授，以为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学秩序荡然无存，更有甚者以为萧瀚是一个败类，应当从中国政法大学清理出去。作为萧瀚的同事和法学院领导之一，我有义务向社会澄清一些事实，并阐述这些言论背后的教育理念。鉴于事件涉及本校声誉，并涉及大学应当如何对待学生，社会应当如何对待教授，民族应当如何对待教育这些重大议题，我已无法置身事外。责任所在，义不容辞。

　　一切辩论的前提是还原事实。有人妄加想像，以为萧瀚极不负责，他的课堂一定混乱不堪。这是事实错误。据我所知，萧瀚的课程颇受欢迎，课堂秩序井然。萧瀚是一个纯正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有个性并且人格自尊感极强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对学生和教学出奇负责的知识分子。他的个性不仅表现在教学上，而且表现在学校管理上。作为他的直接行政领导，我对他的评价是，开会经常不到，表格基本不填，经常批评领导，主张教授专权。他不是一个好员工，但是一个好教员。他的一些言行，个人并不赞成，否则本院就要散伙。但我和我的领导对他都有一定程度的"姑息养奸"。我们为什么这么做？简而言之，为国家保存读书的种子，为民族养育未来的精英。以萧瀚目前的学养和勤勉的教学态度，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会成为政法大学最好的老师之一，——个性创造未来。 大学灵魂在于包容，包容未必一定能够出成果，但没有包容，一定不能出成果 。

　　萧瀚放任学生，学生为何不放纵自己？因为我知道，他在苦自己。一个多小时的课程，他至少在家里闭门一天至二天。他开设的《先秦公法研究》，国内尚无二人。他在进行艰苦的开创性工作。这种开创未必有成果，但这种开创精神，正是本院和本校的希望所在。他的阅读广度和深度，他的学术交往层次，是许多同龄学者所未能达到的。他以自己的言行在感染和引领着他所深爱的学生，——政法大学有一群这样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他耻于自我表白；作为领导，我有义务为他澄清。

　　学生们为何不放纵自己？因为年青人有其天然的生命力和上进心，有其自在的识别力和使命感，对此我有充分的经验和信心。出于阐述事理而不是炫耀自己的目的，请容许我陈述个人的经验。本人曾在 山东烟台大学任教四年，但任一届班主任。我们取得了什么成绩呢？这个四十余人的班级中，李富成同学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取北大法学院研究生。祁建建同学以全华东政法政法大学第一名的成绩——401分，考取研究生。本班先后有四人取得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学位。作为地方院校，取得这样的成绩，我相信法学同行们会有公正的评价。作为班主任，我不注重他们的到课率，也不注重他们的成绩单。我所做的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和他们谈真正的理想，说真实的人生，并解答他们的困惑。我相信，只要将年青人心灵的火炬点燃，他们会自我燃烧并照亮人生的旅程。毕业以后，一个学生告诉我， 何老师，看到你在冰天雪地里一边跑步，一边听英语，我们那能不上进啊 ？

　　我曾经是一名 乡村初级中学教师，现在忝列著名大学教授，我的上进心和取得的成绩，是父母和教师管出来的吗？( tiǎn忝,辱也)。不是，这是生活的压力逼出来的，是心灵深处那股永不服输的精神摧出来的。就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而言，他们都是以一流的成绩考入本校。我相信，他们内心深处的精英意识，现实社会的竞争压力，已使他们有足够的人生动力。作为教师的我们和社会上的家长，更应当呵护的是他们的身心健康。我希望家长们认同一个道理，这就是， 比事业成功更重要的是身心健康，比枯燥成绩更重要的是健全人格。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活得很不健康，许多人已经迷失了人生的方向，为了成功而成功。我深深地以为，他们应当有着不同于我们的别样的人生——解放他们 。我呼吁整个社会，给他们以人格和自由，给他们以鼓舞和信心，给他们以关爱和勉励，他们决不是垮了的一代！

　　在我的课堂上，我也不禁止学生吃点东西。我认为这和他们的饥饿有关，和我的尊严无关。对于迟到的学生，我也从不斥责，因为年轻人正在长身体，睡过了头属于正常。我的课堂乱吗？我的学生放纵自己了吗？我的学生上课进进出出，满嘴都是零食吗？希望记者朋友亲身去调查。我知道我的一些同事，对于课堂教学秩序有别样的认识，我也坚决地支持他们，这是教授的自由。我院著名教授郑永流向以严谨著称，他也很受学生欢迎。我相信，正是这些不同风格的教授，组成丰富多彩的大学，使大学真实可爱并让人留念不已。

　　对于学生逃课，我想首先要澄清一点，事实远非想像那么夸张。记者朋友可以在清晨五点半到政法大学图书馆门前调查，是不是学生已经成群结队在寒风中占座？上课时，是不是许多课堂人满为患，要站着听课？一个大学当然有学生逃课，清华、北大、哈佛、牛津，全世界如此。 他们逃了该逃的，听了该听的。我想，大学的发展史总是伴随着学生的逃课史。我不鼓励学生逃课，但逃课远远没有想像那么可怕。本人在北大读书就曾多次逃课，我垮了吗？我确实没有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从而取得世俗社会所赞赏的更大的成绩，我认为那样会毁了自己。我的人生我掌握，我的幸福我选择。政法大学不可能让所有的学生都成功，作为家长们也不要让自己的成功观毁了孩子。我的孩子也在上大学，我对她的希望是，身心健康。我对她的教导是，幸福比成功更重要。

　　我的上述信念有人不理解，有人不赞同，但既然身为教授，我有责任和权利贯彻我的信念，我认为这是知识分子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信念就是信念，请原谅我无法证明它的正确，正如宗教一样。正是这样的信念促使我不惮 (dan4) 于误解和谩骂, 执笔为文， 为学生争人格，为教授争自由，为民族争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