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2-06 南方周末
给农民自由处置土地、抵押土地的权利，这才是真正给农民改善生活。
编者按
“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正政也。”学界关于中国现行工地制度的研究和争论近期成为热点。2008年1月13日，耶鲁大学教授陈志武与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于建嵘在北京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交流。陈志武教授主要从资本化的角度来探讨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于建嵘教授则是从法律规定方面来解释目前中国农村土地存在的制度缺失。他们强烈建议给农民土地永佃权。学者的建议或只代表个人意见，但其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热忱值得肯定，其观点可供政策制订者可供政策制订者、研究者参考。
陈志武，美国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包括制度与市场发展、金融与文化、资本市场、证券投资管理、公司治理等。对中国三农问题特别是农村土地制度也有深入的研究。
于建嵘，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兼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社会冲突与治理。
土地集体所有为浪费、腐败、污染提供了最大的便利
于建嵘：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存在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势必影响中国三农问题的解决及中国的社会稳定和发展。
首先是农村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依据我国宪法、民法、土地管理法和农业法的相关规定，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体现为三级制的“农民集体所有”——即“村农民集体所有”、“乡（镇）农民集体所有”和“村内两个以上的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农民集体所有”。也就是说，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法定主体是三个层级的“农民集体”。然而，现行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农民集体”作为土地所有权主体的构成要素和运行原则；没有明确产权代表和执行主体的界限和地位；没有解决“农民集体”与农民个人的利益关系。事实上，“农民集体”不是法律上的“组织”，而是全体农民的集合，是一个抽象的、没有法律人格意义、不能具体行使对土地有效监督和管理的集合群体。它是传统公有制理论在政治经济上的表述，不是法律关系的主体。
陈志武：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是历史的产物。1950年代，通过合作化和人民公社运动，土地从私有变成了所谓的集体所有，农民个人实际上因此失去了土地。本质上，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在人民公社时期就是劳役农民的一种制度，它使农民失去了维护自己权利的财产基础。
于建嵘：比集体所有还严重的是，国家对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实行的严格限制。这些限制既有对土地所有权的转让、抵押、出租等方面的禁止或限制；也有为节约用地而要求的各种用地定额、控制指标和审批手续；还有为了土地使用符合生态环保等需要而必须执行的国家土地利用统一布局。
陈志武：表面上，似乎通过土地公有以及行政部门的统一规划、安排能有利于土地的有效使用，有利于环境，就好像计划经济总应该比无序的市场经济更好一样，但结果正好相反。土地公有反而为浪费、为环境污染提供了最大的方便。曾经出现只要能贿赂当权者，就能方便地以低价得到大量土地。土地价格低，使用起来自然就不会太在意，不会追求最大效率地使用这些土地。就好比许多城市的住宅小区，私人的房间一般都干净、舒适，而走廊等公共空间则既脏又乱。私人的有人爱护，而公家的则没人负责。土地同样如此，如果土地真的被农民视为自己的，他们一定会去保护、去珍惜；如果还像现在这样，糟蹋起来就无人心痛了。
只要土地制度不变，农民的利益就会继续受侵犯
于建嵘：直接影响集体土地所有权正常行使的，还是对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处分权和使用权的转让所进行的限制。
一方面，国家严禁土地所有权买卖、出租、抵押或者以其他形式转让，使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处于一种完全无价格衡量的“虚拟财产”状态。农村集体土地所有人——“农民集体”只能是象征意义的所有者，而不能将其所有的土地量化确定为具体的财产，更不能进行社会财产交换。
另一方面，国家控制了农村集体土地的最终处分权。比如，一块农地如果要向一个经济组织转移，其土地所有权必须先转给国家，然后再由国家将其转让给需要用地的组织。国家为了公共利益需要，可以依法征用集体所有的土地，将之转化为国有。
而且，国家征用土地的补贴是由国家确定的，它是一种非强制性的市场价格，不能体现所有人的意志，更不用说真实体现土地价值了。这种具有强制性、垄断性的行政占用方式，把农民排斥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之外，农民既不能决定土地卖与不卖，也不能与买方平等谈判价格，而社会强势阶层则可借国家之名侵吞农民的土地权益，造成大量农民成为无地、无业和无社会保障的三无人员，激化社会矛盾。
陈志武：因此，只要现行土地制度不改变，农民的利益就会继续受到侵犯。许多人说，如果让农民获得土地的决定权，农村的问题会很多。那是对的，但问题再多，也比现在的局面对农民更有利。农民至少在转让过程中还有发言权，可以和权贵面对面讨价还价，在许多情况下农民的所得不至于像现在这样少。让农村获得土地支配权的制度收益是，农民会更富有；其制度成本是，掌权者少了捞钱、捞权的基础。
有人担心，“如果有农民直接拿地卖了换酒，那不是更糟？”不要以为，现在那些实际掌握土地处置权的官员会比农民自己更懂得怎样安置土地对自己更好。官员的动机、用意再好，他们不能也不该代替农民自己判断。我就不相信把农村土地交给县领导、乡领导、村领导以后，这些人做的选择对农民更有利。事实上，这些年那么多农地被征用，农民不仅没从中分到多少利益，而且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园一去不复返，这些地方的农民在集体所有制下不是照样变得一无所有？那么，土地的公有到底保护了谁的利益？
我们必须承认一个基本前提，就是任何人比别人都更知道什么对自己最好，人对属于自己的东西最在乎，最愿意想尽办法去保护，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人的本性。任何自认为可以代替农民做选择的人，只是在为剥夺农民的选择自由找借口。在我湖南老家，我所了解的农民没有一个人会在拥有土地后轻易出卖土地。土地对农民来说是命根子，如果土地归农民所有了，农民会更愿意在地上投入更多的钱，保持土质。最重要的是，如何赋予农民更多的机会、更大的空间、更多的能力把土地非农用的资本价值发挥出来。
当务之急是限制政府在征用农村土地上的权力
于建嵘：学界和政界在中国农地制度存在的问题性质及解决方案上分歧巨大。目前，为解决农民失地失业问题的措施主要有两个：其一是强化政府管理，严控征地规模，禁止随意修改规划，滥征耕地；其二是改进征地补偿方式，提高对失地农民的补偿，妥善安排好失地农民的生计等等。也有学者提到了保障农民对土地的长期使用权，把政策规定、合同约定的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法定为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具有物权性质的土地财产权。
不过，这些措施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中存在的官权强制侵蚀民权这一本质问题缺乏清醒认识。如果不限制国家和官员对农村土地拥有的无限权力，不能让农民有能力维护自己的土地权益，靠执政者的内省和自制是很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目前的当务之急是要限制各级政府特别是具有利益驱动的基层政府在征用农村土地上的权力，赋予农民维护自己权益的能力。
为此，就必须改变农村现存的土地制度，明确农民的权利。先从法律上把土地还给农民，然后再考虑用市场手段来解决农地征用问题，探索建立农地交易方面的制度。只有农民拥有了土地的长期使用权，才能改变目前土地征用过程中价格偏低的状况，才能保证农民在进入城市非农部门时能够支付转岗培训和社会保障的成本。
陈志武：是这样的。让农民获得土地支配权，这是解决所有农村、农地问题的起点，也是农村其他制度设计与演变的起点。只有把土地还给农民，让官员、开发商向农民要地，农民才是主人，随后的农村制度演变才能以农民作为主人的地位为起点。目前农地用于非农开发本身不是问题，而哪些农地用于非农、多少农地用于非农、以什么价格投入非农、农地转让给非农的价格怎样确定等等，这些决定权掌握在谁手里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它们理所当然应该掌握在农民手里。
我还要特别强调，农地的价值前景主要来自非农用途，而非农用。理解这一点，无论对解决农民的收入增长，还是解决“三农”问题，都十分重要。现在，许多人一提到农地，更多地还是从种粮食的角度来看土地的价值，于是虽然有人也主张农地可抵押、可转让，却要限定土地的用途只能是农用。除了中国农业社会传统的影响之外，还是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农业发展的极限。土地的农用价值十分有限，靠农业不可能从本质上增加农民的收入。道理很简单，不管中国有多少人，未来的收入增加多少，从生物学和医学的研究看，一个人每天需要摄入3000卡路里热量，也就是三四顿饭，这是人的生理极限了，跟有钱没钱没关系。这个生理极限决定了农村发展的极限，它是不会因为经济发展而改变的，而这限定了土地的农用价值。
大家既然想让农民生活可以更快地改善，那么就不要限定农民在获得土地永佃权之后该如何使用土地。如果这样，最终又会把农民收入增长的空间压死了。在我看来，农民既然拥有了土地的长期使用权，他们就必须有转让和改变用途的自由，如果加上任何转让和使用上的限制，就等于让农民重新受制于官权力。
给农民土地永佃权
于建嵘：现在有一种非常流行的观点，如果不限制，农民就会随意处置自己的土地，比如卖了或抵押给银行或他人，最终成为流民，而给社会造成很大的危害。
陈志武：这需要学习美国等发达国家，政府在给城市人提供基本社会保障的同时，也给农民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如果有这样一个安全保障体系，就可以让中国农民更放心地将土地使用权资本化，或做抵押贷款，或干脆就把地卖掉进城，创业或投资获得新的机会。
研究资本化的人都知道一个基本原理：任何一个东西，土地也好，矿藏资源也好，如果其产权不可以自由转让，不可以做抵押借贷的话，即使很值钱也只是财富，却不可能变成资本。换句话说，只有土地财富的使用权具体化到个人，而且这个使用权可以自由抵押或流转，这种财富才能变成“活”的、能以钱生钱的资本。
现在的物权法，还有其他有关土地使用的法律，依然有“土地使用权可以转让，但不能用作抵押”的规定，使土地不能被资本化。这样的安排，荒唐，它逼着人在两条绝路之中选其一：要么务农，要么百分之百丧失土地使用权，而不能有其他选择。而合理的是，农民即使不务农，也不一定把土地卖掉，如果他想进城生活工作，他可以把土地的使用权拿到银行做抵押借贷，以此获得进城谋生的资本，不至于两手空空，那岂不是更好？即使进城谋生不成功，至少还有土地在自己手里。
给农民自由处置土地、抵押土地的权利，这才是真正给农民改善生活。对这一点，以前有很多的误解。曾有一些历史教科书说，农民在某个时代因为把自己的土地拿去抵押借贷，结果最终失去了土地，受苦受难。因此，为了让今天新一代的中国农民不再重蹈覆辙，所以就不主张、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抵押。这是典型的因噎废食的制度。土地的兼并收购真的是过去农民贫困、国家改朝换代的根源吗？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反倒是土地拥有越集中的沿海省份，农民的生活越富有。关于这一点，经济史学家已经做了很多研究。退一步讲，城里人没有土地，不是照样生活得比农民好吗？给农民土地永佃权以及土地转让与使用的选择自由，总比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受到限制要好！
于建嵘：问题是这种选择在中国依然面临障碍。如你刚才所讲，即使农民有土地使用权，但它是农用地，在没有价格的地方，他照样变不成资产，农民照样没有足够的钱去城市生活。也就是说，农村土地如何成为金融资产也是一个问题，这在发达地区及城市周边有可能，那在偏远地区还能做到吗？
陈志武：并不是说农民真正可以支配土地了，就会立即富有了，而是说，获得永佃权并可以自由转让抵押之后，农民的处境总比现在好，有土地使用的选择自由、抵押自由总比没有的好，我更强调的是由农民自己判断、选择。
农民的财富起点低，这是事实，但如果还继续限制他们对土地使用的选择空间，那么，他们的个人发展机会也被堵死了，农民就永远贫穷了！虽然，并非所有农民都适合进城，也并不是所有人都会去创业，但至少要给那些想这样做、想进入城市的人以机会，而现在的土地制度安排却把他们卡死，七八亿农民不管你能力有多高，因为土地不可转让、抵押，都难做到这一点。
如果农民获得了支配土地使用的权利，是不是所有的农民都会选择抵押或卖掉土地进城？我相信，绝大多数农民都会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判断。在美国和其他土地可以自由流转的国家，也并不是所有的农民都选择卖地进城。我们必须看到，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在土地使用权受到严格限制下发展起来的。
对农民的土地使用自由不加限制
于建嵘：土地转让不应受限制，土地用途也不应限制，许多人对后一点是不同意的，因为农地非农化被认为会影响“粮食安全”。事实上，即便世界上许多农地私有化的国家，农地的转让也并非完全自由。
以法国为例，为保护耕地，法律规定私有农地要用于农业，不准弃耕、劣耕、搞建筑。为此，法国政府设立农地整治公司。农民卖自己的土地时，必须通知农地整治公司。如果农地整治公司认为买卖不合理，它就会提出收购农民的地。举个例子，比如我要把地卖给城里人，而他并非用于农业生产，那么土地公司就会提出由它把地买下。如果出现价格分歧，比如说我卖给城里人的是十万块一亩，公司提出来的是八万块，就必须诉诸第三方评估，如果评估之后，还不能达成协议，那么政府公司可以向法院起诉，要求法院认定土地价格。到了这一步，农民要卖就只能卖给政府公司，但农民即使到最后也可以选择不卖土地。法国这种限制制度，是不是赋予农民土地永佃权以及转让、使用自由之后人们担心的问题？
陈志武：我不赞成在中国实行类似制度，因为这样的安排也是变相剥夺了拥有土地财产权的农民的利益，为什么非得平白无故地给政府实际的最后选择权？如果只有在权力同意的情况之下，我才可以把土地出售给第三方，这就是“合法地”窃走了拥有这个土地财产权的人的利益。
这里，我想强调三点。第一，我们看到，对城市人，他们最大的个人财富是其人力资本，也就是他们的一双手、大脑和经验技能，而对农民来说，土地是其最主要的财富。城市人可以自由换工作，等于是他们的最主要的个人资本——人力资本的使用不受到限制，可以利益最大化地自由调动自己最重要的资本。如果限制农民最主要的财富——土地的使用范围或转让权，等于是限制了农民用其最主要的资本创造财富的空间。为什么农民要为“粮食安全”付出代价、发展空间受到限制，而城里人却不用为了“能源安全”而在就业上受到限制、只能做石油工人呢？为什么“粮食安全”成了压在农民身上的枷锁，而城里人能在创业、就业天空中自由飞翔呢？
第二，法国也好，美国等其他发达国家也好，都是在发达以后才开始对城市的土地使用进行规划，但在当初的发展过程中并非如此。
第三，法国、美国有对政府权力进行制约的民主制度架构，其政府运作的农地整治公司的权力不会无约束地膨胀、滥用。而中国没有那么幸运，如果中国采用了法国那种安排，等于是把农民土地的大部分讨价还价权益送回到官僚或当权者的手里，最终并没有把农民真正地解放出来。把农民从官权网中解放出来的一个最基础的第一步，就是把土地使用权百分之百、没有保留地还给农民。
在美国，地方政府、立法机构的确能为了“公众利益”征用土地。但这有几个前提，首先，政府必须跟每块地的私人一个一个地谈判。如果农民不同意，政府无权强制拆迁，必须诉诸法院，到最后往往以政府付出很高的卖价而结束。其次，它的地方立法机构和地方官员都是选举产生的，如果任何官员或议员乱来，以某种站不住脚的“公众利益”推出征地的法律或政策，那么他就别指望能连任或升级，而且，新的地方立法机构可能会推出新法律，把上一届损人利益的法规、政策否定掉。所以，当一个国家有对权力的制约机制时，即使政府可以为了正当的公众利益而对某些土地的使用权做出限制或安排，但只要同时有合理补偿的保证，并且征地是公平谈判的结果，那么，给政府以这些征地使用权力，是可以接受的。
农民不应为“粮食安全”埋单
于建嵘：也就是说，你认为西方某些国家的经验，也不一定适合中国，因为它不一定符合中国现阶段的情况。那么如何打消一些人的顾虑，特别是对粮食安全等方面的担心？
陈志武：对粮食安全的担忧是过了头。我们还没走出“备战备荒”的思维，事实上，今天各国通过全球贸易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人均耕地面积、农业不是中国的优势，为什么不能依靠粮食进口呢？如果我们因为战争而总担忧对进口粮食的依赖，那其他国家为什么还敢依赖中国的进口商品过日子呢？其次，我们不能因为对“粮食安全”的担心而把8亿中国农民永远捆在农地上、永远限制他们的收入增长空间，为了发生战争那一点点概率，牺牲他们的永久利益。
现代社会的经济增长跟土地的关系越来越弱。比如，像香港、日本、韩国等可耕种土地都极少，但为什么这些国家（地区）的经济照样非常好？现实是，人均GDP跟人均耕地面积基本是负相关的。以中国的30多个省市为例，人均耕地面积越多的省，其人均GDP普遍更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耕地面积可以人为地增加。想象一下，如果有必要，一亩地可以盖成31层楼，将面积增加30倍，通过温室控制，可以把这31层楼都改造成适合植物生长的气候和环境，这样，我们就有了31亩耕地。再利用温室技术提高粮食生长的频率，一年不只是生产两季粮食，而是生产多季，其产出恐怕100倍也不止。所以，单纯为了粮食安全，我们也不必去限制土地的非农使用，不必去压制农民的收入空间。
于建嵘：你认为现在技术的力量已经使经济的发展、土地的价值发生了变化。这一点在理论上讲得过去，但在目前的情况下是否可行则是需要认真讨论的。或者说，通过建楼和用温室来满足粮食需求是否经济，也还需要考虑。
陈志武：当然要考虑到具体的成本与收益。但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至少在正常年代里，中国可以靠进口粮食满足国内生产的不足，放开农民的手脚，不必强制农民为所谓的“粮食安全”埋单；如果发生战争，自然可以很快地靠人工制造的温室楼房来补充生产粮食。
在这里，我要强调的是，随着现代生产技术的发展，每一个人为了生存所需要的耕地面积已大大减少，人的生存与土地面积的直接关系已越来越弱。实际上，有一些研究估算，在人类靠打猎谋生的原始时期，养活一个人平均可能需要超过10平方公里的土地，人吃动物，那些动物又要吃别的动物和植物，这样，沿食物链追下去，为养活一个人就需要大量的土地。后来，农业发展了，在同一地方能重复种植，一个人活下去所需要的土地一下子缩小到了一两平方公里左右。在人类开始养家禽后，人均生存所需的面积更是降到半平方公里不到。随着农业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均生存所需要的耕地面积缩小到一两亩地。今天的温室技术、建筑技术使人均活下去所需要的土地更加出奇地低，所以，每一亩地的农用边际价值越来越低，低到快可以忽略的程度。在这种生产与技术能力下，没必要死盯着土地的农用价值不放。如果土地做非农用的价值更高，为什么还要硬把农民的土地只往农用上推呢？
于建嵘：当前农村的土地状况十分复杂，永佃权也是制度改革，做得不好，可能产生更多的社会冲突，这当然需要国家权力发挥作用，但国家权力如何发挥作用，或者说其权力限度和村民的自主性问题也是值得注意的。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陈志武 于建嵘)
http://news.163.com/08/0206/09/440QCI4A000121EP.html
Tuesday, February 5, 2008
Sunday, February 3, 2008
How Democracy Produced a Monster
Artist: Andrea Dezsö
February 3, 2008
NY Times OP-ED CONTRIBUTOR
By IAN KERSHAW
Sheffield, England
COULD something like it happen again? That is invariably the first question that comes to mind when recalling that Hitler was given power in Germany 75 years ago last week. With the world now facing such great tensions and instability, the question seems more obvious than ever.
Hitler came to power in a democracy with a highly liberal Constitution, and in part by using democratic freedoms to undermine and then destroy democracy itself. That democracy, established in 1919, was a product of defeat in world war and revolution and was never accepted by most of the German elites, notably the military, large landholders and big industry.
Troubled by irreconcilable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divisions from the beginning, the new democracy survived serious threats to its existence in the early postwar years and found a semblance of stability from 1924 to 1928, only to be submerged by the collapse of the economy after the Wall Street crash of 1929.
The Nazis’ spectacular surge in popular support (2.6 percent of the vote in the 1928 legislative elections, 18.3 percent in 1930, 37.4 percent in July 1932) reflected the anger, frustration and resentment — but also hope — that Hitler was able to tap among millions of Germans. Democracy had failed them, they felt. Their country was divided, impoverished and humiliated. Scapegoats were needed.
It was easy to turn hatred against Jews, who could be made to represent the imagined external threat to Germany by both international capitalism and Bolshevism. Internally, Jews were associated with the political left — Socialist and Communist — which was made responsible by Hitler and his followers for Germany’s plight.
Increasingly, Hitler seemed to a good third of the German electorate the only hope to putting the country back on its feet, restoring pride and bringing about national salvation. By 1930 it was effectively impossible to rule Germany without Nazi backing. But while Nazi electoral gains could block democracy, they were insufficient to bring Hitler to power.
From 1930 onwards, therefore, the German state was locked in stalemate. Democratic forms remained. But democracy itself was in effect dead, or at least dying. The anti-democratic elites tried to broker solutions, but failed on account of Hitler’s intransigence. Ultimately, because he could find no other authoritarian solution, President Paul von Hindenburg appointed Hitler as head of government, or chancellor, on Jan. 30, 1933. What followed led to disaster for Germany, for Europe and for the world.
These distant events still have echoes today. In Europe, in the wake of increased immigration, most countries have experienced some revival of neo-fascist, racist movements. Not so long ago, Serbian nationalism, inflamed by President Slobodan Milosevic, set off war and ethnic cleansing within the continent.
Today, too, skillful politicians around the globe have proved adept at manipulating populist sentiment and using democratic structures to erect forms of personalized, authoritarian rule.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has gradually moved Russia, a country increasingly flexing its muscles internationally again, in that direction. Venezuela, under President Hugo Chávez, has also showed distinct authoritarian tendencies, though these have been at least partly blocked through his defeat in the December referendum to change its Constitution.
In Zimbabwe, President Robert Mugabe has turned democracy into personal rule, ruining his country in the process. In Pakistan, democracy largely provides a facade for military rule, even if President Pervez Musharraf has now put aside his uniform. Most worryingly, perhaps, President Mahmoud Ahmadinejad has used populist support in a pluralist system to push Iran into a hazardous foreign policy, though he does remain formally subordinate to the “supreme leader,” Ayatollah Ali Khamenei.
None of these examples, however, poses a close parallel to what happened in Germany in 1933. Neo-fascist movements in Europe can certainly terrorize minorities. And they have had success in stirring such resentment about immigrants that mainstream political parties have taken account of the swell of feeling.
However, short of some unforeseeable eventualities like major war or, perhaps less unlikely, another meltdown of the economic system, neo-fascist movements will remain on the fringes of politics. And none of these parties, unappealing though their internal policies are, can today conceive of preparing for a war of conquest with the ultimate aim of a grasp at world power.
Elsewhere, there are — and always will be — nasty forms of authoritarianism (some supported by democratic governments). But neither in their acquisition of power nor in their use of it do modern authoritarian rulers much resemble Hitle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institutions that did not exist in interwar Europe — the United Nations, the European Union, the World Bank,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 also provide some barriers to the sort of calamity that engulfed Germany.
Moreover, democracies under pressure can still pose obstacles to creeping authoritarianism. Vladimir Putin looks as if he will indeed step down as president and not risk a breach of the Constitution (though effective power will probably remain in his own hands), while Hugo Chávez has been forced (maybe temporarily) to give up his ambitions to become a president for life. Even once Hitler had been appointed chancellor, it took the Reichstag fire, a month later, to begi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last vestiges of democracy and pave the way to his full control.
Mercifully, what happened in Germany in 1933, and its aftermath, will remain a uniquely terrible episode in history. What took place then reminds us even so of the illusory assumption that democracy will always be a favored choice of a population torn apart by war, facing enormous privations and burning with resentment at national humiliation through perceived foreign interference. It also reminds us — if such a reminder is necessary — of the need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 restrain potential “mad dogs” in world politics before they are dangerous enough to bite.
Ian Kershaw, a professor of modern history at Sheffield University, is the author of the forthcoming “Hitler, the German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http://www.nytimes.com/2008/02/03/opinion/03kershaw.html?pagewanted=print
Evangelicals a Liberal Can Love 【KRISTOF】
NY Times OP-ED COLUMNIST
By NICHOLAS D. KRISTOF
Published: February 3, 2008
At a New York or Los Angeles cocktail party, few would dare make a pejorative comment about Barack Obama’s race or Hillary Clinton’s sex. Yet it would be easy to get away with deriding Mike Huckabee’s religious faith.
Liberals believe deeply in tolerance and over the last century have led the battles against prejudices of all kinds, but we have a blind spot about Christian evangelicals. They constitute one of the few minorities that, on the American coasts or university campuses, it remains fashionable to mock.
Scorning people for their faith is intrinsically repugnant, and in this case it also betrays a profound misunderstanding of how far evangelicals have moved over the last decade. Today, conservative Christian churches do superb work on poverty, AIDS, sex trafficking, climate change, prison abuses, malaria and genocide in Darfur.
Bleeding-heart liberals could accomplish far more if they reached out to build common cause with bleeding-heart conservatives. And the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candidate (particularly if it’s Mr. Obama, to whom evangelicals have been startlingly receptive) has a real chance this year of winning large numbers of evangelical voters.
“Evangelicals are going to vote this year in part on climate change, on Darfur, on poverty,” said Jim Wallis, the author of a new book, “The Great Awakening,” which argues that the age of the religious right has passed and that issues of social justice are rising to the top of the agenda. Mr. Wallis says that about half of white evangelical votes will be in play this year.
A recent CBS News poll found that the single issue that white evangelicals most believed they should be involved in was fighting poverty. The traditional issue of abortion was a distant second, and genocide was third.
Look, I don’t agree with evangelicals on theology or on their typically conservative views on taxes, health care or Iraq. Self-righteous zealots like Pat Robertson have been a plague upon our country, and their initial smugness about AIDS (which Jerry Falwell described as “God’s judgment against promiscuity”) constituted far grosser immorality than any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in a bathhouse. Moralizing blowhards showed more compassion for embryonic stem cells than for the poor or the sick, and as recently as the 1990s, evangelicals were mostly a constituency against foreign aid.
Yet that has turned almost 180 degrees. Today, many evangelicals are powerful internationalists and humanitarians — and liberals haven’t awaken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The new face of evangelicals is somebody like the Rev. Rick Warren, the California pastor who wrote “The Purpose Driven Life.”
Mr. Warren acknowledges that for most of his life he wasn’t much concerned with issues of poverty or disease. But on a visit to South Africa in 2003, he came across a tiny church operating from a dilapidated tent — yet sheltering 25 children orphaned by AIDS.
“I realized they were doing more for the poor than my entire megachurch,” Mr. Warren said, with cheerful exaggeration. “It was like a knife in the heart.” So Mr. Warren mobilized his vast Saddleback Church to fight AIDS, malaria and poverty in 68 countries. Since then, more than 7,500 members of his church have paid their own way to volunteer in poor countries — and once they see the poverty, they immediately want to do more.
“Almost all of my work is in the third world,” Mr. Warren said. “I couldn’t care less about politics, the culture wars. My only interest is to get people to care about Darfurs and Rwandas.”
Helene Gayle, the head of CARE, said evangelicals “have made some incredible contributions”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global poverty. “We don’t give them credit for the changes they’ve made,” she added. Fred Krupp, the president of Environmental Defense, said, “Many evangelical leaders have been key to taking the climate issue across the cultural divide.”
It’s certainly fair to criticize Catholic leaders and other conservative Christians for their hostility toward condoms, a policy that has gravely undermined the fight against AIDS in Africa. But while robust criticism is fair, scorn is not.
In parts of Africa where bandits and warlords shoot or rape anything that moves, you often find that the only groups still operating are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and religious aid workers: crazy doctors and crazy Christians. In the town of Rutshuru in war-ravaged Congo, I found starving children, raped widows and shellshocked survivors. And there was a determined Catholic nun from Poland, serenely running a church clinic.
Unlike the religious right windbags, she was passionately “pro-life” even for those already born — and brave souls like her are increasingly representative of religious conservatives. We can disagree sharply with their politics, but to mock them underscores our own ignorance and prejudice.
http://www.nytimes.com/2008/02/03/opinion/03kristof.html?em&ex=1202187600&en=2cfd097c329edbb3&ei=5087%0A
By NICHOLAS D. KRISTOF
Published: February 3, 2008
At a New York or Los Angeles cocktail party, few would dare make a pejorative comment about Barack Obama’s race or Hillary Clinton’s sex. Yet it would be easy to get away with deriding Mike Huckabee’s religious faith.
Liberals believe deeply in tolerance and over the last century have led the battles against prejudices of all kinds, but we have a blind spot about Christian evangelicals. They constitute one of the few minorities that, on the American coasts or university campuses, it remains fashionable to mock.
Scorning people for their faith is intrinsically repugnant, and in this case it also betrays a profound misunderstanding of how far evangelicals have moved over the last decade. Today, conservative Christian churches do superb work on poverty, AIDS, sex trafficking, climate change, prison abuses, malaria and genocide in Darfur.
Bleeding-heart liberals could accomplish far more if they reached out to build common cause with bleeding-heart conservatives. And the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candidate (particularly if it’s Mr. Obama, to whom evangelicals have been startlingly receptive) has a real chance this year of winning large numbers of evangelical voters.
“Evangelicals are going to vote this year in part on climate change, on Darfur, on poverty,” said Jim Wallis, the author of a new book, “The Great Awakening,” which argues that the age of the religious right has passed and that issues of social justice are rising to the top of the agenda. Mr. Wallis says that about half of white evangelical votes will be in play this year.
A recent CBS News poll found that the single issue that white evangelicals most believed they should be involved in was fighting poverty. The traditional issue of abortion was a distant second, and genocide was third.
Look, I don’t agree with evangelicals on theology or on their typically conservative views on taxes, health care or Iraq. Self-righteous zealots like Pat Robertson have been a plague upon our country, and their initial smugness about AIDS (which Jerry Falwell described as “God’s judgment against promiscuity”) constituted far grosser immorality than anything that ever happened in a bathhouse. Moralizing blowhards showed more compassion for embryonic stem cells than for the poor or the sick, and as recently as the 1990s, evangelicals were mostly a constituency against foreign aid.
Yet that has turned almost 180 degrees. Today, many evangelicals are powerful internationalists and humanitarians — and liberals haven’t awaken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The new face of evangelicals is somebody like the Rev. Rick Warren, the California pastor who wrote “The Purpose Driven Life.”
Mr. Warren acknowledges that for most of his life he wasn’t much concerned with issues of poverty or disease. But on a visit to South Africa in 2003, he came across a tiny church operating from a dilapidated tent — yet sheltering 25 children orphaned by AIDS.
“I realized they were doing more for the poor than my entire megachurch,” Mr. Warren said, with cheerful exaggeration. “It was like a knife in the heart.” So Mr. Warren mobilized his vast Saddleback Church to fight AIDS, malaria and poverty in 68 countries. Since then, more than 7,500 members of his church have paid their own way to volunteer in poor countries — and once they see the poverty, they immediately want to do more.
“Almost all of my work is in the third world,” Mr. Warren said. “I couldn’t care less about politics, the culture wars. My only interest is to get people to care about Darfurs and Rwandas.”
Helene Gayle, the head of CARE, said evangelicals “have made some incredible contributions” in the struggle against global poverty. “We don’t give them credit for the changes they’ve made,” she added. Fred Krupp, the president of Environmental Defense, said, “Many evangelical leaders have been key to taking the climate issue across the cultural divide.”
It’s certainly fair to criticize Catholic leaders and other conservative Christians for their hostility toward condoms, a policy that has gravely undermined the fight against AIDS in Africa. But while robust criticism is fair, scorn is not.
In parts of Africa where bandits and warlords shoot or rape anything that moves, you often find that the only groups still operating are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and religious aid workers: crazy doctors and crazy Christians. In the town of Rutshuru in war-ravaged Congo, I found starving children, raped widows and shellshocked survivors. And there was a determined Catholic nun from Poland, serenely running a church clinic.
Unlike the religious right windbags, she was passionately “pro-life” even for those already born — and brave souls like her are increasingly representative of religious conservatives. We can disagree sharply with their politics, but to mock them underscores our own ignorance and prejudice.
http://www.nytimes.com/2008/02/03/opinion/03kristof.html?em&ex=1202187600&en=2cfd097c329edbb3&ei=5087%0A
Motivated by a Tax, Irish Spurn Plastic Bags
Reusable cloth shopping bags, like this one at a Superquinn grocery checkout in Dublin, have replaced those stretchy, crinkly plastic shopping bags, which are subject to a 33-cent tax per bag.
By ELISABETH ROSENTHAL
Published: February 2, 2008
DUBLIN — There is something missing from this otherwise typical bustling cityscape. There are taxis and buses. There are hip bars and pollution. Every other person is talking into a cellphone. But there are no plastic shopping bags, the ubiquitous symbol of urban life.
In 2002, Ireland passed a tax on plastic bags; customers who want them must now pay 33 cents per bag at the register. There was an advertising awareness campaign. And then something happened that was bigger than the sum of these parts.
Within weeks, plastic bag use dropped 94 percent. Within a year, nearly everyone had bought reusable cloth bags, keeping them in offices and in the backs of cars. Plastic bags were not outlawed, but carrying them became socially unacceptable — on a par with wearing a fur coat or not cleaning up after one’s dog.
“When my roommate brings one in the flat it annoys the hell out of me,” said Edel Egan, a photographer, carrying groceries last week in a red backpack.
Drowning in a sea of plastic bags, countries from China to Australia, cities from San Francisco to New York have in the past year adopted a flurry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address the problem, so far with mixed success. The New York City Council, for example, in the face of stiff resistance from business interests, passed a measure requiring only that stores that hand out plastic bags take them back for recycling.
But in the parking lot of a Superquinn Market, Ireland’s largest grocery chain, it is clear that the country is well into the post-plastic-bag era. “I used to get half a dozen with every shop. Now I’d never ever buy one,” said Cathal McKeown, 40, a civil servant carrying two large black cloth bags bearing the bright green Superquinn motto. “If I forgot these, I’d just take the cart of groceries and put them loose in the boot of the car, rather than buy a bag.”
Gerry McCartney, 50, a data processor, has also switched to cloth. “The tax is not so much, but it completely changed a very bad habit,” he said. “Now you never see plastic.”
In January almost 42 billion plastic bags were used worldwide, according to reusablebags.com; the figure increases by more than half a million bags every minute. A vast majority are not reused, ending up as waste — in landfills or as litter. Because plastic bags are light and compressible, they constitute only 2 percent of landfill, but since most are not biodegradable, they will remain there.
In a few countries, including Germany, grocers have long charged a nominal fee for plastic bags, and cloth carrier bags are common. But they are the exception.
In the past few months, several countries have announced plans to eliminate the bags. Bangladesh and some African nations have sought to ban them because they clog fragile sewerage systems, creating a health hazard. Starting this summer, China will prohibit sellers from handing out free plastic shopping bags, but the price they should charge is not specified, and there is little capacity for enforcement. Australia says it wants to end free plastic bags by the end of the year, but has not decided how.
Efforts to tax plastic bags have failed in many places because of heated opposition from manufacturers as well as from merchants, who have said a tax would be bad for business. In Britain, Los Angeles and San Francisco, proposed taxes failed to gain political approval, though San Francisco passed a ban last year. Some countries, like Italy, have settled for voluntary participation.
But there were no plastic bag makers in Ireland (most bags here came from China), and a forceful environment minister gave reluctant shopkeepers little wiggle room, making it illegal for them to pay for the bags on behalf of customers. The government collects the tax, which finances environmental enforcement and cleanup programs.
Furthermore, the environment minister told shopkeepers that if they changed from plastic to paper, he would tax those bags, too.
While paper bags, which degrade, are in some ways better for the environment, studies suggest that more greenhouse gases are released in their manufacture and transportation than in the production of plastic bags.
Today, Ireland’s retailers are great promoters of taxing the bags. “I spent many months arguing against this tax with the minister; I thought customers wouldn’t accept it,” said Senator Feargal Quinn, founder of the Superquinn chain. “But I have become a big, big enthusiast.”
Mr. Quinn is also president of EuroCommerce, a group representing six million European retailers. In that capacity, he has encouraged a plastic bag tax in other countries. But members are not buying it. “They say: ‘Oh, no, no. It wouldn’t work. It wouldn’t be acceptable in our country,’ ” Mr. Quinn said.
As nations fail to act decisively, some environmentally conscious chains have moved in with their own policies. Whole Foods Market announced in January that its stores would no longer offer disposable plastic bags, using recycled paper or cloth instead, and many chains are starting to charge customers for plastic bags.
But such ad hoc efforts are unlikely to have the impact of a national tax. Mr. Quinn said that when his Superquinn stores tried a decade ago to charge 1 cent for plastic bags, customers rebelled. He found himself standing at the cash register buying bags for customers with change from his own pocket to prevent them from going elsewhere.
After five years of the plastic bag tax, Ireland has changed the image of cloth bags, a feat advocates hope to achieve in the United States. Vincent Cobb, the president of reusablebags.com, who founded the company four years ago to promote the issue, said: “Using cloth bags has been seen as an extreme act of a crazed environmentalist. We want it to be seen as something a smart, progressive person would carry.”
Some things worked to Ireland’s advantage. Almost all markets are part of chains that are highly computerized, with cash registers that already collect a national sales tax, so adding the bag tax involved a minimum of reprogramming, and there was little room for evasion.
The country also has a young, flexible population that has proved to be a good testing ground for innovation, from cellphone services to nonsmoking laws. Despite these favorable conditions, Ireland still ended up raising the bag tax 50 percent, after officials noted that consumption was rising slightly.
Ireland has moved on with the tax concept, proposing similar taxes on customers for A.T.M. receipts and chewing gum. (The sidewalks of Dublin are dotted with old wads.) The gum tax has been avoided for the time being because the chewing gum giant Wrigley agreed to create a public cleanup fund as an alternative. This year, the government plans to ban conventional light bulbs, making only low-energy, long-life fluorescent bulbs available.
http://www.nytimes.com/2008/02/02/world/europe/02bags.html?em&ex=1202187600&en=a0cb9e6b4946bd27&ei=5087%0A
Saturday, February 2, 2008
【解放动物庄园 岁末特稿】为了阳光，我们何惧风雨—十亿草根狂怒之社论
解放动物庄园(又名重返共和)的博客
平安夜的钟声仿佛仍在回响，2007年即将成为记忆。
圣诞老人从未降临过的这一个古国，在时代进步光芒泛滥的宏大背景下，依然倔强、固执地成为人类文明的孤岛。
曾经以为，这一年会成为一个时期的终结，另一个时期的开始。但，赤裸现实让人们不得不收起那偶发的、可笑的、弱智的心动和梦幻。冰冷的土地，灰暗的天空，这才是生活的真实。正如一位总设计师的算卦和占卜，已然50年不变，不知是否还要再坚持50年？
以改革名义发动的中华文明复兴之旅，已跌跌撞撞走过30年。年届而立，上推乃是近花甲之年，本以为对家国前途、民族命运和人类进步能有更多担当，能捡回多年来被抛弃和践踏的承诺。但人民只能心碎地听到，咬字不清、吐词不明的花言巧语。我们亦深知，这是扮懵、故意和回避。我们能感受，所谓责任，已在这个国家消逝了数十年之久。
这一年，金猪成“疯猪”，酝酿多年的通货膨胀终于总爆发。本已虚弱不堪、遍体鳞伤、被迫受命承担改革成本之重的普罗大众，在物价飞涨的漩涡中，了无任何生命迹象，仅因为怒气、怨气经年积聚，而一息仅存。若究通胀之病因，四字以蔽之，富国穷民。
这一年，十亿低种姓阶层，不得不在三亿自封代表的高种姓阶层驱赶下，戴着镣铐演出一幕幕击穿人类文明底线的悲苦大片和恐怖巨作。我们必须记住山西黑砖窑的奴隶们，他们的存在，足以让五千年文明战栗。我们必须记住山东华源矿难的172名亡者，他们的亡魂尚在几百米的地底深处挣扎；我们也不会忘记包括山西洪洞矿难105名遇难者在内的全年总计至少1000多个矿难冤魂，仍在荒野游荡，无法找到皈依。我们必须记住聂树斌案、郝金安临汾失肾案，我们也还记得起高莺莺案、廖梦君案，这些泣血的冤案，愤然洗尽司法系统头上国徽假设之底色。此悲此惨，何以为解。答案总归二则，已成公理，其一，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其二，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这一年，我们看到了若干本色剧。财政收入昂首冲破3万亿，百姓收入依旧惨兮兮；统计官员称百姓收入增幅超物价增幅，生活当然很幸福；税局官员说税负其实已很低，草民理该谢皇恩；石油大鳄、电力老虎轮番进攻，发改委虚意招架，实则诱奸，均视百姓为鱼肉；北京银行成儿童乐园，股市仿如过山车；重庆“牛钉”当然是罕闻，“更多牛钉倒在道路上”（“南都”小语）；贫富差距其实并不大，穷人只是“待富者”（厉以宁高论）。如此等等，直截了当，毫不掩饰地表现了党国本色。仲大军先生之类腐儒，居然称“目前的形势让我感到很紧张”，实则是诳言臆语，杞人忧天。
这一年，我们有幸目睹了无数荒诞剧。周老虎盛大演出，东莞市禁摩禁猪，邳州令衣锦还乡，彭宇案扑朔迷离，许霆案赶上尾场。也算丰富了这个大舞台。
这一年，我们还欣赏了若干文化片。《记念刘和珍君》遭逐，极其讽刺；群儒力驳德人顾宾之“中国文学垃圾论”，理所当然；广电局不准批评国产片，相当得体；郭敬明入作协，顺理成脏。所谓文化，连“遮羞布”都不是了。
这一年，我们也看了一些地理片。淮河发洪水，太湖生蓝藻；神州是几度风雨几度旱，均创历史新高。气象专家们众口一词，称肯定是百年一遇，乃至千年一遇。遗下如斯后人，大禹、李冰等先人，岂能不羞？
这一年，我们饱览色情片。上海一哥也是怜香惜玉之徒，无论如何有点挫伤百姓们单调的心灵；杜世成、陈同庆共用情妇，段义和爆炸香车美女，庞家钰遭情妇举报，湘西州长强奸北大女生，浙省镇官裸聊殉职，等等，均是剧情很精彩，动作无限制。众多好色之辈，无耻之徒，也称公仆，无怪乎西人以为吾国尽是奸夫淫妇。
这一年，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动作片。广州、云南等地之事，均是真枪实弹；各地城管，更是重装上阵，公然阅兵，闹市追打，誓与小民成水火。此等火爆场面，动作片大师吴宇森亦无力复制。
这一年，我们更是欣慰地看到了很多体育片。80、90后之学子俨然已非围攻美国大使馆之学长之衰样，而是热衷于街头散步。厦门PX散步时，学生定然不少；郑州轻工院、遵义医学院以至著名的南开，学生们不仅热衷散步，更爱手推汽车。毕竟，生命在于运动，多活动一下还是有益于身心健康。
这一年，港台剧也很丰富。香港之地，弹丸小岛，领导发话，自治成空；纵泛民跳梁，奈特首太极，普选成梦；幸陈太上阵，终挽一局；若不然，英人定笑我，何必搞两制，一制多省事。台湾方面，民进、国民两党你来我往，煞是好看；隔岸观战，终不过瘾，欲伸手过去，奈台海水深，美舰虎视，奈何，奈何，己身如此不修，尚欲修人耶？
这一年，即是金堆银彻之08奥运之前一年。类比历史，我们可见亚洲近邻日本、韩国办奥运，不但在短时间内经济大增长，政治亦获大飞跃。若只为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如此劳民伤财，于国何益，于民何益？
来一年，定会很热闹。不管如何视而不见，王顾左右而言它，通胀方兴未艾之势头无法回避，亿万百姓饱受煎熬之苦楚，何日是尽头？
来一年，动作也很多。三月例行的两大仪式，当会一如既往地上演“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的毫无任何创意的传统话本戏。当国内外期待的政体改革，被偷换成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后，“大部制”无非是重演98年乃至N年来重复多次之旧戏，大筐装小筐，大箩装小箩，看上去简洁整齐，很是好看。然兵不会精，官只会加；权不会放，利依然逐。
官员监督机制，如同千层布，缝了一块又块补丁，但凡地球人均觉相当有中国特色。可是，小儿皆知，左手怎会打右手。难道多年来，外国人看我们的笑话还不够吗？前赴后继的群体性官员贪腐，叛逃的数千贪官、卷走的千百亿赃款还不触目惊心吗？如此重症，还要讳疾忌医，避谈“三权”吗？
来一年，国库仍会很丰盈。一如税局官员所言，我们仍将保持世界罕有的“低税负、高福利”政策，让全世界人民都遗憾自己怎么不“不幸生在中国”。一如李荣融主任所赞，各“中字号”打头的央企，定会再接再厉，越战越勇，发挥超世界一流企业之人才优势和管理实力，肆无忌惮地搜刮百姓钱财，吸干国家血脉。
来一年，大戏自然不会少。虽然不能准确地预测会有哪些巨作上演，但就让我们眯缝着早已无泪的眼睛去斜视，揣着早已无血之内心去感受，我们就是要看看，还有什么样的人间奇迹会发生。
回顾一年，展望一岁。拉拉杂杂，言不尽意，意不由衷。然敲字之间，凝屏之际，竟也哽咽。
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这是一种怎样的苦难。十亿人，数十年，还不够吗？非要天崩地烈，遍地狼烟，玉石俱焚才行吗？
我们盼望，我们亦幻想，体制内能有一众精英能真正抛开个人和小团体得失，站在国家和民族的高度，大义承担，走出历史和体制巢臼，开创一条通往伽南的新生之路。若如此，于国家，于民族，于个人，皆是千秋万代不朽之功业。
当然，饱受磨难的民众亦深知，天上不会掉馅饼，幸福还需亲手创。走过了三年大饥荒，走过了十年文革，人世间几千年来曾经有过的所有灾难和恐惧，我们在短短几十年间，即已集中承受。拥有这种历史的民众是懦弱的、可悲的、可耻的、可怜的、可恨的，但同样也是可怕的、可期待的，正如俗语所云，对奴隶来说，失去的不过是一条锁链，换来的却将是一个新世界。这种愿望虽然长期沉默，但终有爆发之日。
中国，这是我们亿万民众自己的中国，是若干先人含辛茹苦、披荆斩棘、浴血奋战传给我们的自己的家园。不是哪一家一姓之天下。这是曾经创造过辉煌文明的山河，这是曾经拥有幸福生活的乐土，而不是任由胡作非为、恣意暴政的地狱。
我们不会接受捍然的代表，我们也不会无视公开的羞辱，我们更不会忍受长久的欺压。
清末错失戊戌，缓行宪政，终致武昌首义。
以史为鉴，我们倍感沉重，然更感无穷力量在滋生，无数火苗在窜动。
站在这个历史长河不知何去何从、将流向何方的大拐弯时代，亿万民众有理由、有信心、有力量发出呐喊，做出承诺，定下誓言，“为了阳光，我们何惧风雨”！
http://blog.cat898.com/boke.asp?jifa.showtopic.130192.html
平安夜的钟声仿佛仍在回响，2007年即将成为记忆。
圣诞老人从未降临过的这一个古国，在时代进步光芒泛滥的宏大背景下，依然倔强、固执地成为人类文明的孤岛。
曾经以为，这一年会成为一个时期的终结，另一个时期的开始。但，赤裸现实让人们不得不收起那偶发的、可笑的、弱智的心动和梦幻。冰冷的土地，灰暗的天空，这才是生活的真实。正如一位总设计师的算卦和占卜，已然50年不变，不知是否还要再坚持50年？
以改革名义发动的中华文明复兴之旅，已跌跌撞撞走过30年。年届而立，上推乃是近花甲之年，本以为对家国前途、民族命运和人类进步能有更多担当，能捡回多年来被抛弃和践踏的承诺。但人民只能心碎地听到，咬字不清、吐词不明的花言巧语。我们亦深知，这是扮懵、故意和回避。我们能感受，所谓责任，已在这个国家消逝了数十年之久。
这一年，金猪成“疯猪”，酝酿多年的通货膨胀终于总爆发。本已虚弱不堪、遍体鳞伤、被迫受命承担改革成本之重的普罗大众，在物价飞涨的漩涡中，了无任何生命迹象，仅因为怒气、怨气经年积聚，而一息仅存。若究通胀之病因，四字以蔽之，富国穷民。
这一年，十亿低种姓阶层，不得不在三亿自封代表的高种姓阶层驱赶下，戴着镣铐演出一幕幕击穿人类文明底线的悲苦大片和恐怖巨作。我们必须记住山西黑砖窑的奴隶们，他们的存在，足以让五千年文明战栗。我们必须记住山东华源矿难的172名亡者，他们的亡魂尚在几百米的地底深处挣扎；我们也不会忘记包括山西洪洞矿难105名遇难者在内的全年总计至少1000多个矿难冤魂，仍在荒野游荡，无法找到皈依。我们必须记住聂树斌案、郝金安临汾失肾案，我们也还记得起高莺莺案、廖梦君案，这些泣血的冤案，愤然洗尽司法系统头上国徽假设之底色。此悲此惨，何以为解。答案总归二则，已成公理，其一，谁叫你不幸生在中国；其二，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这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这一年，我们看到了若干本色剧。财政收入昂首冲破3万亿，百姓收入依旧惨兮兮；统计官员称百姓收入增幅超物价增幅，生活当然很幸福；税局官员说税负其实已很低，草民理该谢皇恩；石油大鳄、电力老虎轮番进攻，发改委虚意招架，实则诱奸，均视百姓为鱼肉；北京银行成儿童乐园，股市仿如过山车；重庆“牛钉”当然是罕闻，“更多牛钉倒在道路上”（“南都”小语）；贫富差距其实并不大，穷人只是“待富者”（厉以宁高论）。如此等等，直截了当，毫不掩饰地表现了党国本色。仲大军先生之类腐儒，居然称“目前的形势让我感到很紧张”，实则是诳言臆语，杞人忧天。
这一年，我们有幸目睹了无数荒诞剧。周老虎盛大演出，东莞市禁摩禁猪，邳州令衣锦还乡，彭宇案扑朔迷离，许霆案赶上尾场。也算丰富了这个大舞台。
这一年，我们还欣赏了若干文化片。《记念刘和珍君》遭逐，极其讽刺；群儒力驳德人顾宾之“中国文学垃圾论”，理所当然；广电局不准批评国产片，相当得体；郭敬明入作协，顺理成脏。所谓文化，连“遮羞布”都不是了。
这一年，我们也看了一些地理片。淮河发洪水，太湖生蓝藻；神州是几度风雨几度旱，均创历史新高。气象专家们众口一词，称肯定是百年一遇，乃至千年一遇。遗下如斯后人，大禹、李冰等先人，岂能不羞？
这一年，我们饱览色情片。上海一哥也是怜香惜玉之徒，无论如何有点挫伤百姓们单调的心灵；杜世成、陈同庆共用情妇，段义和爆炸香车美女，庞家钰遭情妇举报，湘西州长强奸北大女生，浙省镇官裸聊殉职，等等，均是剧情很精彩，动作无限制。众多好色之辈，无耻之徒，也称公仆，无怪乎西人以为吾国尽是奸夫淫妇。
这一年，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动作片。广州、云南等地之事，均是真枪实弹；各地城管，更是重装上阵，公然阅兵，闹市追打，誓与小民成水火。此等火爆场面，动作片大师吴宇森亦无力复制。
这一年，我们更是欣慰地看到了很多体育片。80、90后之学子俨然已非围攻美国大使馆之学长之衰样，而是热衷于街头散步。厦门PX散步时，学生定然不少；郑州轻工院、遵义医学院以至著名的南开，学生们不仅热衷散步，更爱手推汽车。毕竟，生命在于运动，多活动一下还是有益于身心健康。
这一年，港台剧也很丰富。香港之地，弹丸小岛，领导发话，自治成空；纵泛民跳梁，奈特首太极，普选成梦；幸陈太上阵，终挽一局；若不然，英人定笑我，何必搞两制，一制多省事。台湾方面，民进、国民两党你来我往，煞是好看；隔岸观战，终不过瘾，欲伸手过去，奈台海水深，美舰虎视，奈何，奈何，己身如此不修，尚欲修人耶？
这一年，即是金堆银彻之08奥运之前一年。类比历史，我们可见亚洲近邻日本、韩国办奥运，不但在短时间内经济大增长，政治亦获大飞跃。若只为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如此劳民伤财，于国何益，于民何益？
来一年，定会很热闹。不管如何视而不见，王顾左右而言它，通胀方兴未艾之势头无法回避，亿万百姓饱受煎熬之苦楚，何日是尽头？
来一年，动作也很多。三月例行的两大仪式，当会一如既往地上演“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漏夜赶科场”的毫无任何创意的传统话本戏。当国内外期待的政体改革，被偷换成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以后，“大部制”无非是重演98年乃至N年来重复多次之旧戏，大筐装小筐，大箩装小箩，看上去简洁整齐，很是好看。然兵不会精，官只会加；权不会放，利依然逐。
官员监督机制，如同千层布，缝了一块又块补丁，但凡地球人均觉相当有中国特色。可是，小儿皆知，左手怎会打右手。难道多年来，外国人看我们的笑话还不够吗？前赴后继的群体性官员贪腐，叛逃的数千贪官、卷走的千百亿赃款还不触目惊心吗？如此重症，还要讳疾忌医，避谈“三权”吗？
来一年，国库仍会很丰盈。一如税局官员所言，我们仍将保持世界罕有的“低税负、高福利”政策，让全世界人民都遗憾自己怎么不“不幸生在中国”。一如李荣融主任所赞，各“中字号”打头的央企，定会再接再厉，越战越勇，发挥超世界一流企业之人才优势和管理实力，肆无忌惮地搜刮百姓钱财，吸干国家血脉。
来一年，大戏自然不会少。虽然不能准确地预测会有哪些巨作上演，但就让我们眯缝着早已无泪的眼睛去斜视，揣着早已无血之内心去感受，我们就是要看看，还有什么样的人间奇迹会发生。
回顾一年，展望一岁。拉拉杂杂，言不尽意，意不由衷。然敲字之间，凝屏之际，竟也哽咽。
这是一个怎样的国家，这是一种怎样的苦难。十亿人，数十年，还不够吗？非要天崩地烈，遍地狼烟，玉石俱焚才行吗？
我们盼望，我们亦幻想，体制内能有一众精英能真正抛开个人和小团体得失，站在国家和民族的高度，大义承担，走出历史和体制巢臼，开创一条通往伽南的新生之路。若如此，于国家，于民族，于个人，皆是千秋万代不朽之功业。
当然，饱受磨难的民众亦深知，天上不会掉馅饼，幸福还需亲手创。走过了三年大饥荒，走过了十年文革，人世间几千年来曾经有过的所有灾难和恐惧，我们在短短几十年间，即已集中承受。拥有这种历史的民众是懦弱的、可悲的、可耻的、可怜的、可恨的，但同样也是可怕的、可期待的，正如俗语所云，对奴隶来说，失去的不过是一条锁链，换来的却将是一个新世界。这种愿望虽然长期沉默，但终有爆发之日。
中国，这是我们亿万民众自己的中国，是若干先人含辛茹苦、披荆斩棘、浴血奋战传给我们的自己的家园。不是哪一家一姓之天下。这是曾经创造过辉煌文明的山河，这是曾经拥有幸福生活的乐土，而不是任由胡作非为、恣意暴政的地狱。
我们不会接受捍然的代表，我们也不会无视公开的羞辱，我们更不会忍受长久的欺压。
清末错失戊戌，缓行宪政，终致武昌首义。
以史为鉴，我们倍感沉重，然更感无穷力量在滋生，无数火苗在窜动。
站在这个历史长河不知何去何从、将流向何方的大拐弯时代，亿万民众有理由、有信心、有力量发出呐喊，做出承诺，定下誓言，“为了阳光，我们何惧风雨”！
http://blog.cat898.com/boke.asp?jifa.showtopic.130192.html
Thursday, January 31, 2008
【李泽厚】思想史的意义
2008-01-09 来源: 《读书》
• 著名哲学家，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
两千年来的最大变局
二十世纪初，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开始普遍感受或认同自己面临的是这样一种“变局”。从未曾见的外来商品（“洋货”）大量涌入，严重的军事挫败、割地赔款……“亡国灭种”的恐惧首先给予的是思想上的刺激。两千年未有的现实变局引动了更为剧烈的二千年未有的思想变局。在如何救亡图存，“中国走向何方”等等尖锐激切的思想变局中隐含着的核心，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想、各种各样对中国传统的思想阐释和出路选择，纷至沓来。保守与进化、革命与改良、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个人权利与国家利益、自由主义与马列主义、宋明理学与“科学的人生观”、“新启蒙运动”与“新生活运动”、《中国的命运》与《新民主主义论》……种种对立、斗争、论战，其意义超出了学术和思想领域，直接作用于社会现实，成为现代中国思想的史的特色之一。在《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试说初稿》一文中我曾认为，“由于中国更追求建构理性化的思想情感以指导行动，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公羊三世说，谭嗣同的‘仁—通—平等’的以太仁学，严复的天演进化，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的马列中国化等等，都是企图以系统的理论构建来更新人们的观念，召唤国人的感情，所谓‘一种思想生出信仰，再由信仰成为力量’（孙中山）。这种新思想和新信仰当然形成对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极大挑战，从而在各种大小问题上都陷入新旧意识形态的严重纠纷、剧烈冲突和长期论战之中，以致使鲁迅慨叹连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又如李鸿章和日本公使森有礼关于服装西化的讨论，便表现出，在中国，即使是变衣服装饰也很不容易，‘易服色’便涉及政治，而‘变祖宗之成法’乃大逆不道（这与近一百年后留长发、穿牛仔服还被振振有辞地批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几如出一辙）。在日本，就没有这类问题，只要实用方便，神道并无系统的观念来统辖管制。中国文化则由于一整套理性系统的阻碍，使现代化进程更加举步艰难，于是在经历了各种失败之后，终于爆发出世界史上罕见的彻底反传统的‘五四’启蒙运动，以求为现代化取得思想上的前提和武器。”（《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335—336页）
由于传统“思想”以礼制等形式几乎无处不在地管辖着人们（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暂不讨论），现代“思想”便以孙中山讲的“思想—信仰—行动”的模式，作为批判的武器进行挑战，引领中国历史前行。思想以及思想史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几部哲学史或思想史（胡适、冯友兰、侯外庐以及牟宗三）在文化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便超过了其他任何文学史、文化史以及经济史、政治史等等。而这又恰好与中国重“经学”（“经”为四部之首，五经四书为士子首要典籍）即重“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的文化传统相衔接。
本来，理性止处，信仰滋生。与情感、行为紧相联系的“信仰”，本来远非理性或思想所能规范、限定，而经常与非理性相关。但在中国，却主要是由“思想发出信仰”，即“建构理性化的思想情感以指导行动”，它是中国传统“实用理性（pragmatic reason）”的特色。这特色是既不使思想走向远离实际的抽象玄思，也不使人排斥思想，轻易陷入非理性的情感迷狂，而是强调“道在伦常日用之中”，“以实事程实功”，关注实际效用，重视世间关系，不依凭超验或先验的理性或反理性，而是要求从经验中概括出合理性。“实用理性”要求理性渗入日常生活之中，以“合情合理”、“通情达理”等原则来指导、判断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活动，维持和延续社会和个体的生存、生活和生命。即使在决裂式的“彻底”反传统思潮中（从“五四”、“文革”到《河殇》），也仍然可以看得出这种重现实功用、有情感因素、由经验出发的传统理知特色。所以，我在《中国现代史论》中把打倒孔家店的英雄们也看作儒的影响。
两千年未有之变局使中国人为寻找出路奋斗不已，从救世济民到安身立命。直到今天，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仍然如此。他们忧国、忧民、忧世界，在现代、后现代多种多样的思想潮流中，进退失据，彷徨无己。传统与现代各种深、表层复杂关系，（批判？继承？“批判地继承”？解构？重构？解构又重构？）仍将成为今日思想史难以摆脱的核心课题。
但是，一百年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变局”已日趋明朗，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和失去英雄的散文生活的真正来临，使人们发现是经济而不是“思想”成为引领社会以至支配政治的动力。经济已成为社会的中心和人们关切的焦点，“思想”开始变得不再重要，思想和思想史已经越过了它的光辉顶峰。
这也正是由“革命”到“告别革命”的过程。
革命与告别革命
对这个革命的思想分析仍然不够，特别是对在巨大农民国家中经历二十余年的长期军事斗争这一最为重要的因素估计不足。因为正是这一因素使这场革命及其后果不同于任何其他革命，包括区别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其后的斯大林主义，尽管这一革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之下，直接受斯大林的指导，并且从体制到思想各方面都有对前苏联的模仿。但更根本、更重要的却仍然是，长期武装革命和军事斗争的战争环境，创造了由军队推广到社会（以苏区和解放区为样板）的一整套非常完备的组织体制、习惯法规和观念系统: 政治上、组织上要求党的绝对集权和对党的全面服从（从公事到私情），最终集中和归宿于思想上绝对统一（延安整风运动）。正因为此，铺成了革命胜利后与传统王权相衔接的“圣王政治”。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马克思”是阶级斗争，“秦始皇”是毛所理解的焚书坑儒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焚书坑儒”的真正含义在于统一思想、“舆论一律”、心灵专政。它的途径是中外古今其他政党（包括苏共）所没有的“思想改造”。这其实是一种“圣王”专政。
于是，人们也不再有信仰，传统和革命统统被怀疑，人们憧憬着新世界。
另一问题，既然如此，革命是否只有坏处？又不尽然。革命彻底洗涤污泥浊水所带来的平等观念、集体观念、人民至上观念等等，并不只是消极或负面的。“革命也确实带来许多好东西，例如发生过革命的地方，平等、集体、社会正义等观念都比没有革过命的地方强烈得多。这便是革命的好遗产，可以继承和发扬”（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即使造成效率低下的“大锅饭”平均主义的严重教训，也仍有其“合乎情理”的因素在。在贫富拉大、社会不公日益严重的今天，对革命的怀念和对过往“激情燃烧的岁月”的追思，不仅成为社会中下层的某种感情和兴趣，也同样反射在学术思想领域之中。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便包含了对中国革命所采取的不同态度。
看来，本世纪对毛的评价是难以回避的思想史课题，不仅至今分歧极大，而且将来也会有多次反复。资本社会的现代进程，使毛的丰功伟绩逐渐缩水，但所有这些使自由派最为兴奋的毛的负面效应，能否抵挡住中国民众塑造民族符号人物的心理追求呢？毛的革命历史和个人魅力使他最容易成为这种符号。这魅力既由于他的多才多艺（诗词、书法、传统文化水平）和浪漫风格，而且也在于他从早年到晚岁一直贯串的“造反精神”。“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流誉后，更陈王奋勇挥金钺。”毛深知所谓“圣王”事业不过骗人耳目，他所真正认同的只是造反—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蒂一句话：造反有理。”他的好动喜斗、憎恶稳定秩序、既定规则的“批判”精神，成了被他自己和好些中外左派所共同信奉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毛手里经由农民战争在中国造出了新的圣王专政，另方面又反讽式地补充这种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二者又都以“治心”—“思想”为核心。它们与马克思到底有什么关系、是何种关系，以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还有何种意义，将成为重要的课题。这课题的另种表现形态，便是古代传统和革命传统在日益加速的中国现代化行程中将起什么作用，居何种地位；或者说，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相结合的中国革命，在告别革命之后，将会如何的问题。这种种思想课题尽管在经济优先一切的今日不会显赫呈现，但它们在深层却仍会对中国前景起着现实影响。
哲学或儒学
“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本身可以溯源于三十年代金岳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所区分的“在中国的哲学史”还是“中国哲学的史”。我多次说过，尽管对人生意义、生活价值以至宇宙本源等等问题有同样的兴趣和探求，但中国并无西方的哲学（philosophy)。儒、道均是半哲学、半宗教。它们强调的是“践履”，“工夫即本体”不只是哲学命题，而更是实践法规。宋明理学不仅有“半日读书”，明辨义理，而且还有“半日静坐”，修心养性。儒家的修、齐、治、平，主要不是哲学思辨，孔、孟、程、朱、陆、王也大不同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但自胡适、冯友兰用西方框架剪裁中国材料编写“哲学史”以来，随后又由侯外庐、冯契、牟宗三等人或用唯物唯心，或用范畴演进，或用“智的直观”等来阐释、编写，已形成了数十年来的学术常规。它在理出一套逻辑理路，廓清传统思想和概念的模糊含混、缺乏系统上大有功绩，却产生了可能有失传统真相的问题。最近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巨著也表明朱熹等所谓“哲学家”真正关切和论辩的，主要并不在于形上心性，而仍在现实政治，仍是政治文化，这便颇有异于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以纯粹西方哲学模式描画出来的宋明理学。实际上，在西方哲学史课本中，无论亚里士多德或洛克，可以一字不提他们重要的政治思想；而在中国“哲学史”的课本，无论孔、老以及他人，不谈“礼”、“仁”等政治思想，“哲学”即无从谈起。离开“不忍人之政”，孟子的“不忍人之心”无所着落。玄学和理学的种种“哲学”讨论，也总是紧密与现实伦常政治和个体修身教导缠在一起。所以，即使同样说“爱智”（哲学一词“本义”），中国所“爱”的“智”恐怕与希腊也并不全同。这一切似乎表明，在接受了一百年的欧风美雨之后，中国思想学术界在重新反思，在开始追寻真正属于自己的传统阐释。“中国有思想无哲学”，德里达近年访问中国重申这一断言，曾引起好些人作黑格尔式的理解而备感愤慨。其实，无哲学，有何妨？所以另一批人将“中国有哲学”称之为“汉话胡说”（彭永捷：《关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几点思考》）。这就是一开头所提及的那次会议上的争论。
这意味着什么？从九十年代初的国学热、儒学热到今天的“汉话胡说”，一直有着“别有会心”的人以此鼓吹民族主义来维护现实体制和“宣扬国威”，这一趋向具有危险，颇堪警惕。但另方面，在深层的宽泛意义上，对一些人来说，它又可以看作是对中国自己的现代性的某种思想资源的探寻。
现代化（modernization）不等于现代性（modernity）。西方的物质文明作为社会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大规模输入，并不能解决或完全解决中国社会和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仍然是本文一开头所提出的由于传统（古代传统与革命传统）与现代的纠葛日深，形成了这个希望找出既不回归过去社会主义，又不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亦即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问题。在毛以革命推行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失败之后，重新寻找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和中国的现代性，成为告别革命之后的主要思想题目。
从思想领域的语言说，这是如何更准确而不是套用西方框架来阐释传统，但又不回避使用以西方词汇为基本工具的现代语言。我们不必追随马一浮。马游学美国，且有译著，却拒绝现代通用语言，坚持沿袭理、气、道、心等等传统词汇来谈自己的儒家“六艺论”。（Roges Ames强调中国的“天”、“仁”、“礼”、“义”、“道”、“德”等几乎所有范畴均不可通译，应采用原音，似异曲同工。）此路难通，已成史实。所以，出路只能是：在接受普世性的现代哲学词汇和语言的同时，注意这些语言、词汇、概念、范畴使用到中国文化上所具有的局限和缺失，从而注意更好地进行准确把握和解释阐说。“哲学”一词未可废，“本体论”、“现象”、“本体”、“形而上学”、“超验”等等也仍需采用，尽管中国向无Being问题，也少“超验”观念，“本体”与“现象”并不两分。相反，灵肉不分、一个世界、情理交融、天人合一（人可以“参天地赞化育”，地位很高）以及重功能大于重实体，重过程大于重存在，申说“过犹不及”的“中庸”辩证法（阴阳互补、反馈循环、非二元对立、非本质主义、审美优于理性……）等等，却是来源于“巫史传统”的实用理性的本性所在。揭示这些“本性”，了解自己传统，可能有助于建立中国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
以经验合理性为基础的“实用理性”，在革命之后，不可能再回到传统的圣王之道，包括不能要求人民进行思想改造或宣讲道德形而上学来开万世太平。相反，只有在个人自由、平等和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上，重视文化心理的健康生长来作为社会发展的某种辅助性资源。它以区分两种道德（社会性道德和宗教性道德）的理论、历史与伦理二律背反和“度的艺术”的理论、“西体中用”和“四顺序”的理论或观念等等，当作中国的后儒学或后哲学的重要议题。这也就是使过去（传统）成为现在和未来的某种可能性，使自己的经验性的命运成为本已可能性的主动展开，亦即是为将来和当下选择和抛弃。这将是融入普遍并对普遍有所贡献的特殊，这也就是对中国现代性的思想寻求。
• 著名哲学家，主要从事中国近代思想史和哲学、美学研究。
两千年来的最大变局
二十世纪初，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开始普遍感受或认同自己面临的是这样一种“变局”。从未曾见的外来商品（“洋货”）大量涌入，严重的军事挫败、割地赔款……“亡国灭种”的恐惧首先给予的是思想上的刺激。两千年未有的现实变局引动了更为剧烈的二千年未有的思想变局。在如何救亡图存，“中国走向何方”等等尖锐激切的思想变局中隐含着的核心，是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各种各样的西方思想、各种各样对中国传统的思想阐释和出路选择，纷至沓来。保守与进化、革命与改良、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个人权利与国家利益、自由主义与马列主义、宋明理学与“科学的人生观”、“新启蒙运动”与“新生活运动”、《中国的命运》与《新民主主义论》……种种对立、斗争、论战，其意义超出了学术和思想领域，直接作用于社会现实，成为现代中国思想的史的特色之一。在《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试说初稿》一文中我曾认为，“由于中国更追求建构理性化的思想情感以指导行动，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公羊三世说，谭嗣同的‘仁—通—平等’的以太仁学，严复的天演进化，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毛泽东的马列中国化等等，都是企图以系统的理论构建来更新人们的观念，召唤国人的感情，所谓‘一种思想生出信仰，再由信仰成为力量’（孙中山）。这种新思想和新信仰当然形成对传统观念和体制的极大挑战，从而在各种大小问题上都陷入新旧意识形态的严重纠纷、剧烈冲突和长期论战之中，以致使鲁迅慨叹连搬动一张桌子也要流血。又如李鸿章和日本公使森有礼关于服装西化的讨论，便表现出，在中国，即使是变衣服装饰也很不容易，‘易服色’便涉及政治，而‘变祖宗之成法’乃大逆不道（这与近一百年后留长发、穿牛仔服还被振振有辞地批判为‘资产阶级自由化’几如出一辙）。在日本，就没有这类问题，只要实用方便，神道并无系统的观念来统辖管制。中国文化则由于一整套理性系统的阻碍，使现代化进程更加举步艰难，于是在经历了各种失败之后，终于爆发出世界史上罕见的彻底反传统的‘五四’启蒙运动，以求为现代化取得思想上的前提和武器。”（《历史本体论·己卯五说》，335—336页）
由于传统“思想”以礼制等形式几乎无处不在地管辖着人们（思想与意识形态的复杂关系，暂不讨论），现代“思想”便以孙中山讲的“思想—信仰—行动”的模式，作为批判的武器进行挑战，引领中国历史前行。思想以及思想史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几部哲学史或思想史（胡适、冯友兰、侯外庐以及牟宗三）在文化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便超过了其他任何文学史、文化史以及经济史、政治史等等。而这又恰好与中国重“经学”（“经”为四部之首，五经四书为士子首要典籍）即重“思想”（主要是儒家思想）的文化传统相衔接。
本来，理性止处，信仰滋生。与情感、行为紧相联系的“信仰”，本来远非理性或思想所能规范、限定，而经常与非理性相关。但在中国，却主要是由“思想发出信仰”，即“建构理性化的思想情感以指导行动”，它是中国传统“实用理性（pragmatic reason）”的特色。这特色是既不使思想走向远离实际的抽象玄思，也不使人排斥思想，轻易陷入非理性的情感迷狂，而是强调“道在伦常日用之中”，“以实事程实功”，关注实际效用，重视世间关系，不依凭超验或先验的理性或反理性，而是要求从经验中概括出合理性。“实用理性”要求理性渗入日常生活之中，以“合情合理”、“通情达理”等原则来指导、判断和规范人们的行为活动，维持和延续社会和个体的生存、生活和生命。即使在决裂式的“彻底”反传统思潮中（从“五四”、“文革”到《河殇》），也仍然可以看得出这种重现实功用、有情感因素、由经验出发的传统理知特色。所以，我在《中国现代史论》中把打倒孔家店的英雄们也看作儒的影响。
两千年未有之变局使中国人为寻找出路奋斗不已，从救世济民到安身立命。直到今天，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仍然如此。他们忧国、忧民、忧世界，在现代、后现代多种多样的思想潮流中，进退失据，彷徨无己。传统与现代各种深、表层复杂关系，（批判？继承？“批判地继承”？解构？重构？解构又重构？）仍将成为今日思想史难以摆脱的核心课题。
但是，一百年特别是近二十年来，中国的“变局”已日趋明朗，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和失去英雄的散文生活的真正来临，使人们发现是经济而不是“思想”成为引领社会以至支配政治的动力。经济已成为社会的中心和人们关切的焦点，“思想”开始变得不再重要，思想和思想史已经越过了它的光辉顶峰。
这也正是由“革命”到“告别革命”的过程。
革命与告别革命
“革命”可说是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一九四九年革命、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不过其荧荧大者。中国人经历了政治、社会、文化各方面的巨大革命。革命成了不可亵渎的神圣观念，反革命成了不可饶恕的最大罪恶。其中，一九四九年革命所造成的影响最为巨大。
对这个革命的思想分析仍然不够，特别是对在巨大农民国家中经历二十余年的长期军事斗争这一最为重要的因素估计不足。因为正是这一因素使这场革命及其后果不同于任何其他革命，包括区别于俄国十月革命以及其后的斯大林主义，尽管这一革命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号之下，直接受斯大林的指导，并且从体制到思想各方面都有对前苏联的模仿。但更根本、更重要的却仍然是，长期武装革命和军事斗争的战争环境，创造了由军队推广到社会（以苏区和解放区为样板）的一整套非常完备的组织体制、习惯法规和观念系统: 政治上、组织上要求党的绝对集权和对党的全面服从（从公事到私情），最终集中和归宿于思想上绝对统一（延安整风运动）。正因为此，铺成了革命胜利后与传统王权相衔接的“圣王政治”。毛泽东自称“马克思”加“秦始皇”。“马克思”是阶级斗争，“秦始皇”是毛所理解的焚书坑儒式的“无产阶级专政”。“焚书坑儒”的真正含义在于统一思想、“舆论一律”、心灵专政。它的途径是中外古今其他政党（包括苏共）所没有的“思想改造”。这其实是一种“圣王”专政。
“圣”源出于巫，大巫师的魔法力量演变成为帝王特有的思想品德。孔子说，“若圣与仁，则吾岂敢”，孔子不自言圣。秦始皇开始称圣。《史记·秦本纪》屡载“秦圣临国”，“皇帝躬圣”，“宇县之中，承悦圣意”，“群臣嘉德，只诵圣烈”。一直到康熙，也仍然是讲求合道统、治统于一身的“圣王”：“治本乎道”，“道本于心”，“古昔圣王所以继天立极而君师万民者，……在乎心法、道法之精微也”（引自黄进兴：《优入圣域》，102页，台北允晨）。郭沫若歌颂毛泽东“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章士钊歌颂“君师合一”，林彪歌颂“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讲的都是这个圣王政治。
“圣”本通“智”，也就是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引领革命“从胜利到胜利”，思想领先的农民战争的结果却是传统圣王政治在现代效率空前的实现。尽管毛反儒，但自己躬行的恰恰是儒家的“内圣外王之道”，即强调“治心”，亦即用自己的“毛泽东思想”要求人民“学雷锋”、“斗私批修”，“六亿人民尽舜尧”才是进入共产主义。这思想的神圣光环发展到“狠斗私字一闪念”、“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文化大革命”便到达顶峰，但最后又在上层权力斗争中，被砸得粉碎。
于是，人们也不再有信仰，传统和革命统统被怀疑，人们憧憬着新世界。
但现实带来的新世界却首先是物质生活方面的。不再是何种思想或社会乌托邦而是“向钱看”的现实利益，成为告别革命之后的历史新篇，而且愈演愈烈。历经一百年的无数折腾，中国开始真正进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有人兴高采烈，有人满腔气愤。
本来，中国近现代史是以革命为主线（如胡绳、刘大年的“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范式）还是以现代化为主线（如李一氓、李时岳的“洋务—戊戌—辛亥”范式），亦即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在革命和告别革命后都未得到仔细的清理分疏。于是，当代思想围绕它，展示出两个方面：
第一，革命是否必要或必然？“假如”史学在这里派上了用场。它展示的是历史并非宿命，是人在主动创造历史，人有选择的可能。政治领导人于此负有重大责任。从辛亥到“文革”都没有革命“一定要发生”的逻辑。
另一问题，既然如此，革命是否只有坏处？又不尽然。革命彻底洗涤污泥浊水所带来的平等观念、集体观念、人民至上观念等等，并不只是消极或负面的。“革命也确实带来许多好东西，例如发生过革命的地方，平等、集体、社会正义等观念都比没有革过命的地方强烈得多。这便是革命的好遗产，可以继承和发扬”（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即使造成效率低下的“大锅饭”平均主义的严重教训，也仍有其“合乎情理”的因素在。在贫富拉大、社会不公日益严重的今天，对革命的怀念和对过往“激情燃烧的岁月”的追思，不仅成为社会中下层的某种感情和兴趣，也同样反射在学术思想领域之中。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便包含了对中国革命所采取的不同态度。
看来，本世纪对毛的评价是难以回避的思想史课题，不仅至今分歧极大，而且将来也会有多次反复。资本社会的现代进程，使毛的丰功伟绩逐渐缩水，但所有这些使自由派最为兴奋的毛的负面效应，能否抵挡住中国民众塑造民族符号人物的心理追求呢？毛的革命历史和个人魅力使他最容易成为这种符号。这魅力既由于他的多才多艺（诗词、书法、传统文化水平）和浪漫风格，而且也在于他从早年到晚岁一直贯串的“造反精神”。“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流誉后，更陈王奋勇挥金钺。”毛深知所谓“圣王”事业不过骗人耳目，他所真正认同的只是造反—革命。“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蒂一句话：造反有理。”他的好动喜斗、憎恶稳定秩序、既定规则的“批判”精神，成了被他自己和好些中外左派所共同信奉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毛手里经由农民战争在中国造出了新的圣王专政，另方面又反讽式地补充这种无政府主义的革命批判精神。二者又都以“治心”—“思想”为核心。它们与马克思到底有什么关系、是何种关系，以及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还有何种意义，将成为重要的课题。这课题的另种表现形态，便是古代传统和革命传统在日益加速的中国现代化行程中将起什么作用，居何种地位；或者说，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相结合的中国革命，在告别革命之后，将会如何的问题。这种种思想课题尽管在经济优先一切的今日不会显赫呈现，但它们在深层却仍会对中国前景起着现实影响。
哲学或儒学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中国大陆曾有过一阵“国学热”，主要是儒学热。最近也还有国家项目的大规模“儒藏”编纂工程的启动以及“弘扬传统文化”的种种塑建和表演。这些民间发动、官方支持的国学、儒学鼓吹，其意义究竟何在？二○○三年十一月北京侯外庐百年诞辰的学术纪念会上，“中国有无哲学”被正式提出并有不同意见的争论，可看作是这种“热”的真正意义的开显。
“中国有无哲学”的问题本身可以溯源于三十年代金岳霖《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所区分的“在中国的哲学史”还是“中国哲学的史”。我多次说过，尽管对人生意义、生活价值以至宇宙本源等等问题有同样的兴趣和探求，但中国并无西方的哲学（philosophy)。儒、道均是半哲学、半宗教。它们强调的是“践履”，“工夫即本体”不只是哲学命题，而更是实践法规。宋明理学不仅有“半日读书”，明辨义理，而且还有“半日静坐”，修心养性。儒家的修、齐、治、平，主要不是哲学思辨，孔、孟、程、朱、陆、王也大不同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但自胡适、冯友兰用西方框架剪裁中国材料编写“哲学史”以来，随后又由侯外庐、冯契、牟宗三等人或用唯物唯心，或用范畴演进，或用“智的直观”等来阐释、编写，已形成了数十年来的学术常规。它在理出一套逻辑理路，廓清传统思想和概念的模糊含混、缺乏系统上大有功绩，却产生了可能有失传统真相的问题。最近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巨著也表明朱熹等所谓“哲学家”真正关切和论辩的，主要并不在于形上心性，而仍在现实政治，仍是政治文化，这便颇有异于牟宗三等现代新儒家以纯粹西方哲学模式描画出来的宋明理学。实际上，在西方哲学史课本中，无论亚里士多德或洛克，可以一字不提他们重要的政治思想；而在中国“哲学史”的课本，无论孔、老以及他人，不谈“礼”、“仁”等政治思想，“哲学”即无从谈起。离开“不忍人之政”，孟子的“不忍人之心”无所着落。玄学和理学的种种“哲学”讨论，也总是紧密与现实伦常政治和个体修身教导缠在一起。所以，即使同样说“爱智”（哲学一词“本义”），中国所“爱”的“智”恐怕与希腊也并不全同。这一切似乎表明，在接受了一百年的欧风美雨之后，中国思想学术界在重新反思，在开始追寻真正属于自己的传统阐释。“中国有思想无哲学”，德里达近年访问中国重申这一断言，曾引起好些人作黑格尔式的理解而备感愤慨。其实，无哲学，有何妨？所以另一批人将“中国有哲学”称之为“汉话胡说”（彭永捷：《关于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几点思考》）。这就是一开头所提及的那次会议上的争论。
这意味着什么？从九十年代初的国学热、儒学热到今天的“汉话胡说”，一直有着“别有会心”的人以此鼓吹民族主义来维护现实体制和“宣扬国威”，这一趋向具有危险，颇堪警惕。但另方面，在深层的宽泛意义上，对一些人来说，它又可以看作是对中国自己的现代性的某种思想资源的探寻。
现代化（modernization）不等于现代性（modernity）。西方的物质文明作为社会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的大规模输入，并不能解决或完全解决中国社会和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仍然是本文一开头所提出的由于传统（古代传统与革命传统）与现代的纠葛日深，形成了这个希望找出既不回归过去社会主义，又不完全等同于资本主义，亦即所谓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问题。在毛以革命推行反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失败之后，重新寻找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和中国的现代性，成为告别革命之后的主要思想题目。
从思想领域的语言说，这是如何更准确而不是套用西方框架来阐释传统，但又不回避使用以西方词汇为基本工具的现代语言。我们不必追随马一浮。马游学美国，且有译著，却拒绝现代通用语言，坚持沿袭理、气、道、心等等传统词汇来谈自己的儒家“六艺论”。（Roges Ames强调中国的“天”、“仁”、“礼”、“义”、“道”、“德”等几乎所有范畴均不可通译，应采用原音，似异曲同工。）此路难通，已成史实。所以，出路只能是：在接受普世性的现代哲学词汇和语言的同时，注意这些语言、词汇、概念、范畴使用到中国文化上所具有的局限和缺失，从而注意更好地进行准确把握和解释阐说。“哲学”一词未可废，“本体论”、“现象”、“本体”、“形而上学”、“超验”等等也仍需采用，尽管中国向无Being问题，也少“超验”观念，“本体”与“现象”并不两分。相反，灵肉不分、一个世界、情理交融、天人合一（人可以“参天地赞化育”，地位很高）以及重功能大于重实体，重过程大于重存在，申说“过犹不及”的“中庸”辩证法（阴阳互补、反馈循环、非二元对立、非本质主义、审美优于理性……）等等，却是来源于“巫史传统”的实用理性的本性所在。揭示这些“本性”，了解自己传统，可能有助于建立中国的现代性或后现代性。
以经验合理性为基础的“实用理性”，在革命之后，不可能再回到传统的圣王之道，包括不能要求人民进行思想改造或宣讲道德形而上学来开万世太平。相反，只有在个人自由、平等和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上，重视文化心理的健康生长来作为社会发展的某种辅助性资源。它以区分两种道德（社会性道德和宗教性道德）的理论、历史与伦理二律背反和“度的艺术”的理论、“西体中用”和“四顺序”的理论或观念等等，当作中国的后儒学或后哲学的重要议题。这也就是使过去（传统）成为现在和未来的某种可能性，使自己的经验性的命运成为本已可能性的主动展开，亦即是为将来和当下选择和抛弃。这将是融入普遍并对普遍有所贡献的特殊，这也就是对中国现代性的思想寻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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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四年一月Berkeley会议文稿，略有删节
(本文来源：《读书》 作者：李泽厚)
二○○四年一月Berkeley会议文稿，略有删节
(本文来源：《读书》 作者：李泽厚)
Tuesday, January 29, 2008
【熊培云】 "杨帆门"是道什么门？
熊培云："杨帆门"是道什么门？
2008-01-16 08:47:20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
作者：熊培云 资深时事评论员，《南风窗》主笔
有个笑话，讲的是一个人去看电影，由于迟到了几分钟，电影院的门已锁上。于是，他央求看门人："只要给我开点空隙，我悄悄溜进去，不会影响别人的。"然而，看门人还是拒绝了他："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只要一开门，里面的观众就会全部跑光的。"
如你所知，这只是一个笑话。然而，你也得承认，当笑话以一种诙谐的形式进入我们的生活时，它们又是真实的。只要你细心，就不难发现，这种"电影院故事"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比如，最近发生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杨帆门"。
1月4日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在上"生态经济与中国人口环境"选修课的最后一节课时，由于逃课学生太多而关起教室门辱骂学生，进而与一名进该教室取书包出门的非选修课女学生发生肢体冲突。
关于"杨帆门"，网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方认为杨帆教授是捍卫"师道尊严"；另一方则以政法大学青年教师萧瀚为代表，认为"逃课是自由的象征"，真正该道歉的不是学生而是杨帆。支持者亦认为，学生逃课首先要检讨的是杨帆的讲课水平。不过，事情最后的发展的确出人意料。因为这件事，支持学生有"用脚投票"权利的萧瀚，日前"用脚投票"辞去了政法大学的教职。
"杨帆门"的发生不得不说令人遗憾。不过，这件事学生虽有责任，但最该反思的是教师治学与育人的态度。
在我看来，教书育人者应该将课堂当作一个与学生相遇的场所，一个在互动中倾听意见、共同成长的场所，而不是发布真理、摆弄权威的场所。一个教师，不能向学生传授有用的知识和不能从学生身上学到有益于自己创造的东西，都是十分失败的。
师道不是霸道。尽管我认同大学应该有自己的管理，但在大学精神上却更能理解萧瀚所说的"上课点名只是为了认识学生"，而不是一种潜在的强制，其背后是"一日三省吾身"的责任心。一个教师课讲得不好又要强迫学生来听自己的课，对学生显然是不公平的。一方面，学生在这个学校浪费了钱，另一方面又因为必须应付对他没有意义的课而浪费时间。所以，有责任心的老师在看到学生大面积逃课时，首先会觉得难为情，并且会想方设法提高自己课堂上的含金量，而不是辱骂甚至将学生"关禁闭"。
其实，读过大学的人或多或少都有逃课的经历。厌学只是一种，还有一种逃课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比如说我当年上大学时也经常逃课，这包括经验告诉我不会有收获的课。这样的时候，我可能会选择去某位教授家里聊天，或泡一天图书馆。这种逃课并不丢人，更谈不上对师长与知识有什么不敬不畏。大学是一个学生开始自主生活的起点，如果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又有勇气不在某些死气沉沉的课堂里浪费自己的时间，逃课不过是一种日常自救。既救自己，也救教育。
"杨帆门"的发展，同样搀杂了一些荒诞的因素。
其一，在接受采访时杨帆承认自己在课堂上卖书和光碟："我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选我课的人太多了，这样可以拦住一批人，让真正喜欢我的人来上课。"另外，事实上有少数人会中途违反承诺，不来上课，这样做实际上起到一个让他们造成损失，受到"惩罚"的效果。另外他特意强调"贫困生只要有院里的证明可以不买"。
相信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到教授强卖自己的图书是为了过滤学生听课。更有意思的是这番辩解背后的内涵，即杨帆自己也认为卖给学生的书与碟不值那价，否则怎么会给逃课学生"造成损失"与"惩罚"呢？就这样转眼之间，那些书与碟便由挡截学生的护城河变成惩罚学生的刑具了？
其二，杨帆声称"这个事件现在已经很混乱了，而且已经上升到学校声誉，甚至是国家安全的地步"。"学校的声誉"或许勉强能凑上，只是不知道"国家安全"从何谈起？
透过这起冲突，如果真有"不安全"因素，恐怕也是教师剥夺学生"用脚投票"的权利，通过锁门进行绑架式教育，不知道尊重并宽容学生们内心的感受与抉择。
自"水门事件"以来，丑闻多以"门"命名，但它们通常都与门没有多大关系。然而，"杨帆门"事件却真真切切与门有关。通过开篇那个电影院笑话，或许你已知道"杨帆门"是道什么门了吧。
(本文来源： 东方早报 作者：熊培云)
2008-01-16 08:47:20 来源: 东方早报(上海)
作者：熊培云 资深时事评论员，《南风窗》主笔
有个笑话，讲的是一个人去看电影，由于迟到了几分钟，电影院的门已锁上。于是，他央求看门人："只要给我开点空隙，我悄悄溜进去，不会影响别人的。"然而，看门人还是拒绝了他："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只要一开门，里面的观众就会全部跑光的。"
如你所知，这只是一个笑话。然而，你也得承认，当笑话以一种诙谐的形式进入我们的生活时，它们又是真实的。只要你细心，就不难发现，这种"电影院故事"在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比如，最近发生在中国政法大学的"杨帆门"。
1月4日晚，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在上"生态经济与中国人口环境"选修课的最后一节课时，由于逃课学生太多而关起教室门辱骂学生，进而与一名进该教室取书包出门的非选修课女学生发生肢体冲突。
关于"杨帆门"，网上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方认为杨帆教授是捍卫"师道尊严"；另一方则以政法大学青年教师萧瀚为代表，认为"逃课是自由的象征"，真正该道歉的不是学生而是杨帆。支持者亦认为，学生逃课首先要检讨的是杨帆的讲课水平。不过，事情最后的发展的确出人意料。因为这件事，支持学生有"用脚投票"权利的萧瀚，日前"用脚投票"辞去了政法大学的教职。
"杨帆门"的发生不得不说令人遗憾。不过，这件事学生虽有责任，但最该反思的是教师治学与育人的态度。
在我看来，教书育人者应该将课堂当作一个与学生相遇的场所，一个在互动中倾听意见、共同成长的场所，而不是发布真理、摆弄权威的场所。一个教师，不能向学生传授有用的知识和不能从学生身上学到有益于自己创造的东西，都是十分失败的。
师道不是霸道。尽管我认同大学应该有自己的管理，但在大学精神上却更能理解萧瀚所说的"上课点名只是为了认识学生"，而不是一种潜在的强制，其背后是"一日三省吾身"的责任心。一个教师课讲得不好又要强迫学生来听自己的课，对学生显然是不公平的。一方面，学生在这个学校浪费了钱，另一方面又因为必须应付对他没有意义的课而浪费时间。所以，有责任心的老师在看到学生大面积逃课时，首先会觉得难为情，并且会想方设法提高自己课堂上的含金量，而不是辱骂甚至将学生"关禁闭"。
其实，读过大学的人或多或少都有逃课的经历。厌学只是一种，还有一种逃课是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比如说我当年上大学时也经常逃课，这包括经验告诉我不会有收获的课。这样的时候，我可能会选择去某位教授家里聊天，或泡一天图书馆。这种逃课并不丢人，更谈不上对师长与知识有什么不敬不畏。大学是一个学生开始自主生活的起点，如果对自己的人生负责，又有勇气不在某些死气沉沉的课堂里浪费自己的时间，逃课不过是一种日常自救。既救自己，也救教育。
"杨帆门"的发展，同样搀杂了一些荒诞的因素。
其一，在接受采访时杨帆承认自己在课堂上卖书和光碟："我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选我课的人太多了，这样可以拦住一批人，让真正喜欢我的人来上课。"另外，事实上有少数人会中途违反承诺，不来上课，这样做实际上起到一个让他们造成损失，受到"惩罚"的效果。另外他特意强调"贫困生只要有院里的证明可以不买"。
相信很多人都是第一次听到教授强卖自己的图书是为了过滤学生听课。更有意思的是这番辩解背后的内涵，即杨帆自己也认为卖给学生的书与碟不值那价，否则怎么会给逃课学生"造成损失"与"惩罚"呢？就这样转眼之间，那些书与碟便由挡截学生的护城河变成惩罚学生的刑具了？
其二，杨帆声称"这个事件现在已经很混乱了，而且已经上升到学校声誉，甚至是国家安全的地步"。"学校的声誉"或许勉强能凑上，只是不知道"国家安全"从何谈起？
透过这起冲突，如果真有"不安全"因素，恐怕也是教师剥夺学生"用脚投票"的权利，通过锁门进行绑架式教育，不知道尊重并宽容学生们内心的感受与抉择。
自"水门事件"以来，丑闻多以"门"命名，但它们通常都与门没有多大关系。然而，"杨帆门"事件却真真切切与门有关。通过开篇那个电影院笑话，或许你已知道"杨帆门"是道什么门了吧。
(本文来源： 东方早报 作者：熊培云)
【何兵】我们的好教员为什么被谩骂?
政法大学教授何兵：我们的好教员为什么被谩骂?
文／何 兵（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
本校杨帆教授在课堂上与学生冲突一事，近来广为媒体渲染。我的意见是，教授和学生都有错，社会可以就此议论，但教授、学生、社会都不应夸大事实以图轰动效应。人民内部矛盾应当和平解决。激化社会纷争，于国于已无益——台湾就是先例。因为与杨帆教授专业有别，素无交往，对其不予评论，评论仅及本院萧潮副教授，敬请读者谅解。
冲突发生以后，萧瀚就此事发表评论，陈述与杨帆教授不同的教育理念。他主张学生可以逃课，课堂上可以进出；上课可以吃东西，但不能破坏环境；可以睡觉，但不能影响别人……此言一出，一些人以为这是一个极不负责的教授，以为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学秩序荡然无存，更有甚者以为萧瀚是一个败类，应当从中国政法大学清理出去。作为萧瀚的同事和法学院领导之一，我有义务向社会澄清一些事实，并阐述这些言论背后的教育理念。鉴于事件涉及本校声誉，并涉及大学应当如何对待学生，社会应当如何对待教授，民族应当如何对待教育这些重大议题，我已无法置身事外。责任所在，义不容辞。
一切辩论的前提是还原事实。有人妄加想像，以为萧瀚极不负责，他的课堂一定混乱不堪。这是事实错误。据我所知，萧瀚的课程颇受欢迎，课堂秩序井然。萧瀚是一个纯正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有个性并且人格自尊感极强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对学生和教学出奇负责的知识分子。他的个性不仅表现在教学上，而且表现在学校管理上。作为他的直接行政领导，我对他的评价是，开会经常不到，表格基本不填，经常批评领导，主张教授专权。他不是一个好员工，但是一个好教员。他的一些言行，个人并不赞成，否则本院就要散伙。但我和我的领导对他都有一定程度的"姑息养奸"。我们为什么这么做？简而言之，为国家保存读书的种子，为民族养育未来的精英。以萧瀚目前的学养和勤勉的教学态度，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会成为政法大学最好的老师之一，——个性创造未来。 大学灵魂在于包容，包容未必一定能够出成果，但没有包容，一定不能出成果 。
萧瀚放任学生，学生为何不放纵自己？因为我知道，他在苦自己。一个多小时的课程，他至少在家里闭门一天至二天。他开设的《先秦公法研究》，国内尚无二人。他在进行艰苦的开创性工作。这种开创未必有成果，但这种开创精神，正是本院和本校的希望所在。他的阅读广度和深度，他的学术交往层次，是许多同龄学者所未能达到的。他以自己的言行在感染和引领着他所深爱的学生，——政法大学有一群这样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他耻于自我表白；作为领导，我有义务为他澄清。
学生们为何不放纵自己？因为年青人有其天然的生命力和上进心，有其自在的识别力和使命感，对此我有充分的经验和信心。出于阐述事理而不是炫耀自己的目的，请容许我陈述个人的经验。本人曾在 山东烟台大学任教四年，但任一届班主任。我们取得了什么成绩呢？这个四十余人的班级中，李富成同学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取北大法学院研究生。祁建建同学以全华东政法政法大学第一名的成绩——401分，考取研究生。本班先后有四人取得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学位。作为地方院校，取得这样的成绩，我相信法学同行们会有公正的评价。作为班主任，我不注重他们的到课率，也不注重他们的成绩单。我所做的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和他们谈真正的理想，说真实的人生，并解答他们的困惑。我相信，只要将年青人心灵的火炬点燃，他们会自我燃烧并照亮人生的旅程。毕业以后，一个学生告诉我， 何老师，看到你在冰天雪地里一边跑步，一边听英语，我们那能不上进啊 ？
我曾经是一名 乡村初级中学教师，现在忝列著名大学教授，我的上进心和取得的成绩，是父母和教师管出来的吗？( tiǎn忝,辱也)。不是，这是生活的压力逼出来的，是心灵深处那股永不服输的精神摧出来的。就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而言，他们都是以一流的成绩考入本校。我相信，他们内心深处的精英意识，现实社会的竞争压力，已使他们有足够的人生动力。作为教师的我们和社会上的家长，更应当呵护的是他们的身心健康。我希望家长们认同一个道理，这就是， 比事业成功更重要的是身心健康，比枯燥成绩更重要的是健全人格。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活得很不健康，许多人已经迷失了人生的方向，为了成功而成功。我深深地以为，他们应当有着不同于我们的别样的人生——解放他们 。我呼吁整个社会，给他们以人格和自由，给他们以鼓舞和信心，给他们以关爱和勉励，他们决不是垮了的一代！
在我的课堂上，我也不禁止学生吃点东西。我认为这和他们的饥饿有关，和我的尊严无关。对于迟到的学生，我也从不斥责，因为年轻人正在长身体，睡过了头属于正常。我的课堂乱吗？我的学生放纵自己了吗？我的学生上课进进出出，满嘴都是零食吗？希望记者朋友亲身去调查。我知道我的一些同事，对于课堂教学秩序有别样的认识，我也坚决地支持他们，这是教授的自由。我院著名教授郑永流向以严谨著称，他也很受学生欢迎。我相信，正是这些不同风格的教授，组成丰富多彩的大学，使大学真实可爱并让人留念不已。
对于学生逃课，我想首先要澄清一点，事实远非想像那么夸张。记者朋友可以在清晨五点半到政法大学图书馆门前调查，是不是学生已经成群结队在寒风中占座？上课时，是不是许多课堂人满为患，要站着听课？一个大学当然有学生逃课，清华、北大、哈佛、牛津，全世界如此。 他们逃了该逃的，听了该听的。我想，大学的发展史总是伴随着学生的逃课史。我不鼓励学生逃课，但逃课远远没有想像那么可怕。本人在北大读书就曾多次逃课，我垮了吗？我确实没有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从而取得世俗社会所赞赏的更大的成绩，我认为那样会毁了自己。我的人生我掌握，我的幸福我选择。政法大学不可能让所有的学生都成功，作为家长们也不要让自己的成功观毁了孩子。我的孩子也在上大学，我对她的希望是，身心健康。我对她的教导是，幸福比成功更重要。
我的上述信念有人不理解，有人不赞同，但既然身为教授，我有责任和权利贯彻我的信念，我认为这是知识分子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信念就是信念，请原谅我无法证明它的正确，正如宗教一样。正是这样的信念促使我不惮 (dan4) 于误解和谩骂, 执笔为文， 为学生争人格，为教授争自由，为民族争未来！
文／何 兵（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副院长，教授 ）
本校杨帆教授在课堂上与学生冲突一事，近来广为媒体渲染。我的意见是，教授和学生都有错，社会可以就此议论，但教授、学生、社会都不应夸大事实以图轰动效应。人民内部矛盾应当和平解决。激化社会纷争，于国于已无益——台湾就是先例。因为与杨帆教授专业有别，素无交往，对其不予评论，评论仅及本院萧潮副教授，敬请读者谅解。
冲突发生以后，萧瀚就此事发表评论，陈述与杨帆教授不同的教育理念。他主张学生可以逃课，课堂上可以进出；上课可以吃东西，但不能破坏环境；可以睡觉，但不能影响别人……此言一出，一些人以为这是一个极不负责的教授，以为中国政法大学的教学秩序荡然无存，更有甚者以为萧瀚是一个败类，应当从中国政法大学清理出去。作为萧瀚的同事和法学院领导之一，我有义务向社会澄清一些事实，并阐述这些言论背后的教育理念。鉴于事件涉及本校声誉，并涉及大学应当如何对待学生，社会应当如何对待教授，民族应当如何对待教育这些重大议题，我已无法置身事外。责任所在，义不容辞。
一切辩论的前提是还原事实。有人妄加想像，以为萧瀚极不负责，他的课堂一定混乱不堪。这是事实错误。据我所知，萧瀚的课程颇受欢迎，课堂秩序井然。萧瀚是一个纯正的知识分子，是一个有个性并且人格自尊感极强的知识分子，是一个对学生和教学出奇负责的知识分子。他的个性不仅表现在教学上，而且表现在学校管理上。作为他的直接行政领导，我对他的评价是，开会经常不到，表格基本不填，经常批评领导，主张教授专权。他不是一个好员工，但是一个好教员。他的一些言行，个人并不赞成，否则本院就要散伙。但我和我的领导对他都有一定程度的"姑息养奸"。我们为什么这么做？简而言之，为国家保存读书的种子，为民族养育未来的精英。以萧瀚目前的学养和勤勉的教学态度，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他会成为政法大学最好的老师之一，——个性创造未来。 大学灵魂在于包容，包容未必一定能够出成果，但没有包容，一定不能出成果 。
萧瀚放任学生，学生为何不放纵自己？因为我知道，他在苦自己。一个多小时的课程，他至少在家里闭门一天至二天。他开设的《先秦公法研究》，国内尚无二人。他在进行艰苦的开创性工作。这种开创未必有成果，但这种开创精神，正是本院和本校的希望所在。他的阅读广度和深度，他的学术交往层次，是许多同龄学者所未能达到的。他以自己的言行在感染和引领着他所深爱的学生，——政法大学有一群这样的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纯粹的知识分子，他耻于自我表白；作为领导，我有义务为他澄清。
学生们为何不放纵自己？因为年青人有其天然的生命力和上进心，有其自在的识别力和使命感，对此我有充分的经验和信心。出于阐述事理而不是炫耀自己的目的，请容许我陈述个人的经验。本人曾在 山东烟台大学任教四年，但任一届班主任。我们取得了什么成绩呢？这个四十余人的班级中，李富成同学以专业第一的成绩考取北大法学院研究生。祁建建同学以全华东政法政法大学第一名的成绩——401分，考取研究生。本班先后有四人取得北京大学法学院博士学位。作为地方院校，取得这样的成绩，我相信法学同行们会有公正的评价。作为班主任，我不注重他们的到课率，也不注重他们的成绩单。我所做的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和他们谈真正的理想，说真实的人生，并解答他们的困惑。我相信，只要将年青人心灵的火炬点燃，他们会自我燃烧并照亮人生的旅程。毕业以后，一个学生告诉我， 何老师，看到你在冰天雪地里一边跑步，一边听英语，我们那能不上进啊 ？
我曾经是一名 乡村初级中学教师，现在忝列著名大学教授，我的上进心和取得的成绩，是父母和教师管出来的吗？( tiǎn忝,辱也)。不是，这是生活的压力逼出来的，是心灵深处那股永不服输的精神摧出来的。就中国政法大学的学生而言，他们都是以一流的成绩考入本校。我相信，他们内心深处的精英意识，现实社会的竞争压力，已使他们有足够的人生动力。作为教师的我们和社会上的家长，更应当呵护的是他们的身心健康。我希望家长们认同一个道理，这就是， 比事业成功更重要的是身心健康，比枯燥成绩更重要的是健全人格。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活得很不健康，许多人已经迷失了人生的方向，为了成功而成功。我深深地以为，他们应当有着不同于我们的别样的人生——解放他们 。我呼吁整个社会，给他们以人格和自由，给他们以鼓舞和信心，给他们以关爱和勉励，他们决不是垮了的一代！
在我的课堂上，我也不禁止学生吃点东西。我认为这和他们的饥饿有关，和我的尊严无关。对于迟到的学生，我也从不斥责，因为年轻人正在长身体，睡过了头属于正常。我的课堂乱吗？我的学生放纵自己了吗？我的学生上课进进出出，满嘴都是零食吗？希望记者朋友亲身去调查。我知道我的一些同事，对于课堂教学秩序有别样的认识，我也坚决地支持他们，这是教授的自由。我院著名教授郑永流向以严谨著称，他也很受学生欢迎。我相信，正是这些不同风格的教授，组成丰富多彩的大学，使大学真实可爱并让人留念不已。
对于学生逃课，我想首先要澄清一点，事实远非想像那么夸张。记者朋友可以在清晨五点半到政法大学图书馆门前调查，是不是学生已经成群结队在寒风中占座？上课时，是不是许多课堂人满为患，要站着听课？一个大学当然有学生逃课，清华、北大、哈佛、牛津，全世界如此。 他们逃了该逃的，听了该听的。我想，大学的发展史总是伴随着学生的逃课史。我不鼓励学生逃课，但逃课远远没有想像那么可怕。本人在北大读书就曾多次逃课，我垮了吗？我确实没有最大程度地发挥自己，从而取得世俗社会所赞赏的更大的成绩，我认为那样会毁了自己。我的人生我掌握，我的幸福我选择。政法大学不可能让所有的学生都成功，作为家长们也不要让自己的成功观毁了孩子。我的孩子也在上大学，我对她的希望是，身心健康。我对她的教导是，幸福比成功更重要。
我的上述信念有人不理解，有人不赞同，但既然身为教授，我有责任和权利贯彻我的信念，我认为这是知识分子对社会最大的贡献。信念就是信念，请原谅我无法证明它的正确，正如宗教一样。正是这样的信念促使我不惮 (dan4) 于误解和谩骂, 执笔为文， 为学生争人格，为教授争自由，为民族争未来！
【萧瀚】最后一课："如何度过我们的一生?"
萧瀚的最后一课："如何度过我们的一生?"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前教授
在座诸君：你们好！
我到法大已经整整四年，开了四年的课。今天是你们这学期的最后一课，我和大家已经一起度过了美好的17周，如果包括今天，总共是27个小时。在这27个小时里，我有幸和大家一起回到遥远的中国古代，去遐思我们的祖先是怎样的生活，那一切都让我感动。
说到最后一课，我们很自然地想到都德的那篇著名小说《最后一课》。我们没有他们当年法国人那么惨，但这最后一课，于我却是伤感的。我不打算再讲任何与这门课程相关的内容，因为那是讲不完的。今天我只希望自己能够真正地来尽一个教师的职责，那就是跟在座诸君聊聊我们每个人都正在经历的人生。
早在一周前，我就在想，我应该怎样讲这最后一课，以前各个学期的最后一课，我总是将自己对中国历史的宏观看法告诉大家，但这些话，我在以前的课上都已经讲过，再讲并没有太大意义。以前各个学期，我犯下一个严重的过错，就是更多地只是进行知识性宣讲，然而，这两年，尤其是今年，我越来越觉得这样做一个教师是有限的，也是远远不够的。在我与在座诸君有限的交往中，我更深切感受到的是朋友们对人生问题的关切，而无论求诸他人，还是我自己的经验，这一思考和探索远比知识性的学习更为重要。
是的，你们正处在花样年华，与你们相比，我已经太老了，几乎是你们年龄的两倍。你们降生的那一年，如果是1987年的话，那年的年初，中国大学生第一次自发地走上街头，用他们的激情和热血、真诚和青春向政府呼吁政治改革，但是没有结果——甚至比没有结果更糟糕；两年后的1989年，那时候你们才3岁，那年的初夏，更多的大学生，用更多的鲜血和青春去唤醒这个沉睡的国家， 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鲜血留在了广场，这个现在只躺着一具尸体的广场，当年的鲜血是不可能洗净的，它比一切有形的墓碑更为久长，就像我的同事海子把自己留在山海关，成了他有生之年的最后一首诗。这些人的名字被人从户口本上永久删除，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是谁，而你们中甚至可能有人不知道发生过这件事，然而，对于我们，对于经历了那个年代的我，却是一生中最重大的社会事件，它已深刻地影响我的一生。
再过一年，这件事情就已经过去二十年了，时光为什么过得如此之快，我们来不及流泪，泪却已经干了； 我们来不及回忆，回忆却已经变成了失忆。但我知道，和我一样经历过这件事的人，会永远将这件事留在心底，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翻出来祭奠一番，那代表着我们的青春，代表着关心天下兴亡的青年人第一次的梦想破灭，代表着与这个社会初恋的失败，它不可能不是铭心刻骨的。
我从来没有写过演讲稿，这是第一次，大家知道我没法用教案讲课，那样我会张口结舌。但今天，我似乎觉得有写下这篇文字的必要，至于是不是会完全按照这稿子讲，我自己也不知道。
人的一生里会遇到许多事，有小事，有大事，有些事发生仿如没有，有些事发生了就再无法遗忘，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不能遗忘的人和事，当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这些就构成了一生。
你们这一生将怎样度过？这是你们一定在考虑的问题，你们也一定带着无限的憧憬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共同的，问之万人，答案相同，就是希望过得幸福。
什么是幸福？怎样才能幸福？
《现代汉语辞典》说："1、是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2、（生活、境遇）称心如意。"
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则说："人的幸福要等到最后，在他生前和葬礼前，无人有权说他幸福。"
拉罗什福科，法国17世纪的思想家说：" 幸福在于趣味，而不在于事物。我们幸福在于我们拥有自己的所爱，而不在于拥有其他人觉得可爱的东西。"
方登纳，一位17、18世纪之交的法国作家说："幸福就是人们希望永久不变的一种境界。"
关于幸福，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人言人殊，我就不再举例子。法国作家莫洛亚有一篇演讲，谈幸福，他说构成 幸福的核心是把自己心中自有的美传达给外界的一种精神状态，人所祈求不变的也是这种精神状态，而不是具体的物象。我很认同莫洛亚的这一说法。
但是，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因为人除了灵魂、精神，还有躯体，还受着七情六欲等等诸多物质性存在的困扰。《论语》里的颜回能够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帕乌斯托夫斯基在《金玫瑰》里说一天两片面包，依然能够快乐地天天朗诵普希金，至少他们都没到彻底断炊的境遇。如果人的基本欲望无法得到满足，人就会一天到晚渴望这基本的满足，没办法，这是人性。
我相信，只要不发生战争，不发生大饥荒，一般而言，你们将来不会发生因物质极度困乏而造成的痛苦，所以这个问题并不那么迫切。但是，物质性的躯体会生病。25年前的1983年，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孟晓云女士曾经写过一个感动了全中国的真实故事，一位在那个国家精神病时代 深受迫害与蹂躏的学者钱仁宗，无论在什么样的恶劣境遇中，他都热爱学习一切他能接触到的知识，最后他终于苦尽甘来，调到人民日报海外版，就在他即将展开鸿图之际，突然病倒，一个月后去世，他得的是肝癌晚期。我所知道的看过这篇报告文学的人，没有人不是流着眼泪读完的。人在这样的境遇面前，是无话可说的，谁也无法与死亡抗衡。但是，一般性的疾病也是很折磨人的意志的，不过，一个本性乐观，时常充满幸福感的人，在面对疾病甚至绝症的时候也许会更有力量。中山大学的程文超教授便是如此，他明知自己得了绝症，与癌症整整斗争了12年，就在最后的弥留时刻，他的哭还是为他妻子的憔悴而哭，认为自己拖累了家人，他自己则依然保持了昂扬工作的精神状态，这是极其了不起的。
除了疾病，生活的不安定，也会严重影响人的幸福感，一个居无定所的人，除非酷爱流浪，一般而言，很难幸福。你们毕业以后，如果出去工作，最初肯定要经历一段居无定所的阶段，除非住在父母家里。但是，这些问题随着你们的努力工作，一点点都能够解决。
我今天着重要和诸君讲的问题不是这些纯粹物质性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在你们将来一般都不难解决，除非过于物欲的追求，那是另一回事。
我今天最想讲的是，假定我们在物质层面的基本问题都能解决，如何获得幸福，如何像前面说的那样将自己心中的美传递给外在的世界，使得自己永远保持着这样一种美丽和谐的精神状态，保持了这样的状态便是幸福。
这当然涉及世界观问题，涉及信仰问题。但这些都是各人自己要去解决的问题，我不能在这里布道传教，信仰在一定意义上是隐私，所以我不打算谈这个问题。
但是信仰之下，应该有一些非常具体的获得幸福的方法。依我之见，这个法门只有三个字：
"爱"和"创造"。
一个心中充满爱的人，无论是对什么的爱，都将会是幸福的。因为爱是忘我，是付出，是为了别人快乐，为了别人幸福。英国的詹姆斯.里德写过一本《基督的人生观》，对于完满人生有个三条件说，即一个最终的目标，这涉及信仰，人有这样的最终目标，就能将日常生活的所有行动都统一到这一目标之下，而不会发生虚无感的问题；是否为自己一个人活着，如果仅仅是为自己一个人活着，这人不可能幸福，因为太自私，太有我；是否能够处理遇到的一切事情，这是前两个条件的延伸，没有前面两条，人就无法处理遇到的所有事情。因此，爱就变得极端重要。爱是付出的概念，而不是获得的概念。
你们正处在青春年华，你们遇到的第一个爱的问题就是爱情。我不知道在座诸君是否都经历过爱情，这是你们必经的人生一课，是这个年龄段里最重要的一课，不管男女，在你们大学毕业之前至少应该恋爱一次，无论成败，成功了，结为百年之好，这是最理想的，不成功，那也是重要的人生经历，没有经历这样的阶段，人往往难以最真切地理解爱是什么。由于你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思想比较单纯，对感情也更能付出，一旦将来工作了，要保持一种比较单纯的情感就有难度了，即使你单纯，而别人未必单纯，所以学生时代的爱情就变得很重要，因为只有在心灵比较纯净的状态里，才能体验到真正爱情的分量，才能真正清晰完整地体验爱一个人，愿意为一个人付出的感情状态是什么。
中国人向来缺乏情感教育，包括我自己在内，至今并不真懂得如何与异性相处，你们也不妨自问，有没有与异性相处的能力。你们现在比我们那时候好多了，比我们正常得多，我们那时候的人与爱情为敌，视爱情为洪水猛兽，大学生谈恋爱都会被找去谈话，校纪校规里直接禁止学生谈恋爱。如果中学谈恋爱那就绝对是道德败坏！可以想见这个国家对待情感的主流观念是多么愚昧！但你们比我们要幸运，你们接触到的这个世界至少比我们那时候稍稍多一点温情，多一点爱。
不过，我要提醒你们的是，不要轻易地把爱情和性混为一谈，性固然是基本的人欲，但并不总是与爱情同在，在你们这样的纯情阶段，我以为应该更重情，而不是性。如果感情未到，急于性结合，可能恰恰是最伤害情的，它可能导致的恶果是你不管经历多少性，也无法体会爱到底是什么。看看日本导演岩井俊二的电影《情书》，还有川端康成的小说《伊豆舞女》，也许你们会从艺术家的作品中获得一点感悟：情与性不同，有时差得很远，有时甚至是对立的——在它们不能统一的时候。
有过了爱情，无论成败，你们就不再是少年，你们长大成为成人。于是，你忽然发现，你会爱你们的父母，爱你们的朋友，甚至去爱陌生人，而以前这个字只是用来说的，从此，你可能不再会说个字，却会去做，甚至是完全默默地做，以至于怕被爱的人知道你做了爱他们的事情，这个时候，爱早已升华，有点类似英文里的圣爱，或者更通俗的说法是博爱。无论哪种爱，只要是真情真性的爱，往往离宗教信仰很近，而爱情最容易达到这一点。俄国大文豪蒲宁的小说有爱情的百科全书之称，建议你们去读一读他的《爱情学》，也译为《爱情法则》，他的其他爱情小说也是美轮美奂，你们有兴趣都可以找来看看。
爱是通往幸福的有效途径之一，还有一条道路，也通往幸福，就是创造。
创造当然有很多不同的类型，有思想的创造，有艺术的创造，有技术的创造，生活的创造，各种各样的创造都会使人达到幸福。
创造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好奇心，好奇心在本质上是什么，是自由！这个学期以来，我一直在竭力地督促你们能够自由地思想，抛开以前那些垃圾教材，要触动你们自己的强烈求知欲，当你们打开了自己这扇思维的自由之门以后，你们就会发现，人类的知识世界是多么美妙。这个年龄段，就是你们博览群书的年龄，离开了大学，你们将会发现，读书的时间会大大减少。所以我热切地希望你们考试成绩不要太好，更多的时间应该用在读教材以外的书，你们要在大学时期，打下人文、科学知识的基础，这个基础包括神、文、史、哲、科、艺。
神，是神学，就是与信仰相关的一切书，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巴哈依教、印度教……，与这些宗教相关的书统统都可属于神学范畴，找几本经典的介绍性的好书，接触一下，就会在你们的人生观中留下一个伏笔，也许哪天开花结果，你发现自己有信仰了，那我祝贺你们；
文，是文学，诗歌、戏剧、小说、散文、评论，人类数千年来的文字艺术精华都在这里了。尤其要多读诗歌和小说，例如诗经楚辞汉赋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清诗，以及现代诗中的精华，例如顾城、海子等等，还有一些译得不错的外国诗。小说中，《红楼梦》、《战争与和平》都应该读，前者是中国小说的顶峰，后者是外国小说的顶峰，当然还有很多一流的外国小说，作家太多就不举例了。
史，就是历史，这方面的书也是数不胜数，中国的，《史记》总该读吧，本来前四史都应该读，但你们可能会说时间不够，那降到最低标准，《史记》是必读的中国史籍，如果有时间也应该读《资治通鉴》，至于其他的史书，就看你们自己的兴趣了，不过，比较像样的通史性的作品必须读上几部，例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系列，至于其他的通史著作没见过特别好的，不读关系也不大。但是，如果对其文字以及思想本身要求不很高，仅仅是知识性需求的话，吕思勉先生的一些通史性作品还是值得读的，例如他的《白话本国史》。外国史方面，可选择的范围很广，例如美国拉尔夫主编的《世界文明史》，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系列等等，就不再举例子了。
哲，就是哲学，古往今来的哲学著作很多，应该从哲学史入手，我的经验是德国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最好，其次是美国梯利的《西方哲学史》，至于那部名气很大的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我并不喜欢。看了这些哲学史著作之后，你自然会知道自己应该看什么具体的哲学著作。
科，当然是科学，这方面的书，我们主要是读科普性的读物，例如阿西莫夫的书，卡尔.萨根的书，还有植物学、动物学、地理学、天文学等等一切自然科学领域的科普作品，这些书有助于我们摆脱科盲这尴尬的身份，扩大我们的视野；
艺，就是艺术，范围很广，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建筑、影视……，这些不但要从形成文字的文本去了解，更重要的是要亲炙，就是亲身接触，有些甚至去学习具体的艺术创作方法，艺术创作是最直接感受世界的方式，因此对人的影响巨大，这是一个纯粹以美为表达对象的世界，对于人格的培养以及道德素养的培育都至关重要，请大家不要误以为艺术只是一件奢侈的事，"美学是伦理学之母"，这是198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在受奖演说中说过的名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美往往是与善连在一起的。
我希望诸君对上述这些所有人类智慧的积累都能够有兴趣，都有强烈的好奇心，有强烈的求知欲。如果有了那么广阔的视野和强烈的好奇心、求知欲，你们最终必将很清楚地知道最喜欢做什么事，有了你毕生喜欢的事情，你热爱它们，你就会自由地去思想，去创造，而创造将使你的生活永远充满新生的力量，永远充满活力，使你的精神灵魂生命永葆青春。因此创造是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之一，它会在给你带来幸福的同时，也会给他人带来审美的愉悦。创造也是人世间所有事情中最美好的事之一。
如果，你们在大学期间打下很好的各方面基础，包括人文、社科、自科，那么你们的这颗心灵就不会是乏味、枯萎、老化的，而将是活泼、新鲜、年轻，充满创造力的，这样你无论从事什么方面的工作，你都将在工作本身中找到创造的乐趣，即使工作本身不允许你们发挥太多的创造力，你们也会在工作之外，过上十分充实的生活，而充实的生活，就是幸福的基本条件之一。它也能够帮助你们抵御生活中的许多艰难，让人在艰难中有寄托，有乐趣，有希望。
课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该讲的话，能讲的话，也基本上都讲了。离开这个教室，也许我和诸君还会在许多地方相逢，我希望大家能够记得我这位忘年朋友，如果需要我的帮助，只要我能做到，不与我的原则冲突，我都会尽力帮助，我可能因为粗心而犯下一些过失，如果因此而伤害过你们，请你们原谅我的过犯。
在座诸君，下课的铃声也许马上就会响起。无论将来你们会在哪里，无论你们将来从事什么，我祝愿你们永保一颗单纯的心，一颗充满爱和美的心灵；我祝愿你们获得一颗富有生命力、独立而自由的灵魂；我尤其要祝愿你们每个人，无论在多么肮脏卑污的环境中，都持守着自己永不被玷辱的卓越人格。
在座诸君，谢谢你们与我一起度过这快乐的18周27个小时。我为你们骄傲，祝你们幸福！
2008年1月3日於追遠堂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前教授
在座诸君：你们好！
我到法大已经整整四年，开了四年的课。今天是你们这学期的最后一课，我和大家已经一起度过了美好的17周，如果包括今天，总共是27个小时。在这27个小时里，我有幸和大家一起回到遥远的中国古代，去遐思我们的祖先是怎样的生活，那一切都让我感动。
说到最后一课，我们很自然地想到都德的那篇著名小说《最后一课》。我们没有他们当年法国人那么惨，但这最后一课，于我却是伤感的。我不打算再讲任何与这门课程相关的内容，因为那是讲不完的。今天我只希望自己能够真正地来尽一个教师的职责，那就是跟在座诸君聊聊我们每个人都正在经历的人生。
早在一周前，我就在想，我应该怎样讲这最后一课，以前各个学期的最后一课，我总是将自己对中国历史的宏观看法告诉大家，但这些话，我在以前的课上都已经讲过，再讲并没有太大意义。以前各个学期，我犯下一个严重的过错，就是更多地只是进行知识性宣讲，然而，这两年，尤其是今年，我越来越觉得这样做一个教师是有限的，也是远远不够的。在我与在座诸君有限的交往中，我更深切感受到的是朋友们对人生问题的关切，而无论求诸他人，还是我自己的经验，这一思考和探索远比知识性的学习更为重要。
是的，你们正处在花样年华，与你们相比，我已经太老了，几乎是你们年龄的两倍。你们降生的那一年，如果是1987年的话，那年的年初，中国大学生第一次自发地走上街头，用他们的激情和热血、真诚和青春向政府呼吁政治改革，但是没有结果——甚至比没有结果更糟糕；两年后的1989年，那时候你们才3岁，那年的初夏，更多的大学生，用更多的鲜血和青春去唤醒这个沉睡的国家， 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鲜血留在了广场，这个现在只躺着一具尸体的广场，当年的鲜血是不可能洗净的，它比一切有形的墓碑更为久长，就像我的同事海子把自己留在山海关，成了他有生之年的最后一首诗。这些人的名字被人从户口本上永久删除，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是谁，而你们中甚至可能有人不知道发生过这件事，然而，对于我们，对于经历了那个年代的我，却是一生中最重大的社会事件，它已深刻地影响我的一生。
再过一年，这件事情就已经过去二十年了，时光为什么过得如此之快，我们来不及流泪，泪却已经干了； 我们来不及回忆，回忆却已经变成了失忆。但我知道，和我一样经历过这件事的人，会永远将这件事留在心底，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翻出来祭奠一番，那代表着我们的青春，代表着关心天下兴亡的青年人第一次的梦想破灭，代表着与这个社会初恋的失败，它不可能不是铭心刻骨的。
我从来没有写过演讲稿，这是第一次，大家知道我没法用教案讲课，那样我会张口结舌。但今天，我似乎觉得有写下这篇文字的必要，至于是不是会完全按照这稿子讲，我自己也不知道。
人的一生里会遇到许多事，有小事，有大事，有些事发生仿如没有，有些事发生了就再无法遗忘，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不能遗忘的人和事，当人生走到尽头的时候，这些就构成了一生。
你们这一生将怎样度过？这是你们一定在考虑的问题，你们也一定带着无限的憧憬在考虑这个问题。但是，无论如何，有一点是共同的，问之万人，答案相同，就是希望过得幸福。
什么是幸福？怎样才能幸福？
《现代汉语辞典》说："1、是使人心情舒畅的境遇和生活；2、（生活、境遇）称心如意。"
古罗马诗人贺拉斯则说："人的幸福要等到最后，在他生前和葬礼前，无人有权说他幸福。"
拉罗什福科，法国17世纪的思想家说：" 幸福在于趣味，而不在于事物。我们幸福在于我们拥有自己的所爱，而不在于拥有其他人觉得可爱的东西。"
方登纳，一位17、18世纪之交的法国作家说："幸福就是人们希望永久不变的一种境界。"
关于幸福，各种各样的说法都有，人言人殊，我就不再举例子。法国作家莫洛亚有一篇演讲，谈幸福，他说构成 幸福的核心是把自己心中自有的美传达给外界的一种精神状态，人所祈求不变的也是这种精神状态，而不是具体的物象。我很认同莫洛亚的这一说法。
但是，这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因为人除了灵魂、精神，还有躯体，还受着七情六欲等等诸多物质性存在的困扰。《论语》里的颜回能够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帕乌斯托夫斯基在《金玫瑰》里说一天两片面包，依然能够快乐地天天朗诵普希金，至少他们都没到彻底断炊的境遇。如果人的基本欲望无法得到满足，人就会一天到晚渴望这基本的满足，没办法，这是人性。
我相信，只要不发生战争，不发生大饥荒，一般而言，你们将来不会发生因物质极度困乏而造成的痛苦，所以这个问题并不那么迫切。但是，物质性的躯体会生病。25年前的1983年，著名报告文学作家孟晓云女士曾经写过一个感动了全中国的真实故事，一位在那个国家精神病时代 深受迫害与蹂躏的学者钱仁宗，无论在什么样的恶劣境遇中，他都热爱学习一切他能接触到的知识，最后他终于苦尽甘来，调到人民日报海外版，就在他即将展开鸿图之际，突然病倒，一个月后去世，他得的是肝癌晚期。我所知道的看过这篇报告文学的人，没有人不是流着眼泪读完的。人在这样的境遇面前，是无话可说的，谁也无法与死亡抗衡。但是，一般性的疾病也是很折磨人的意志的，不过，一个本性乐观，时常充满幸福感的人，在面对疾病甚至绝症的时候也许会更有力量。中山大学的程文超教授便是如此，他明知自己得了绝症，与癌症整整斗争了12年，就在最后的弥留时刻，他的哭还是为他妻子的憔悴而哭，认为自己拖累了家人，他自己则依然保持了昂扬工作的精神状态，这是极其了不起的。
除了疾病，生活的不安定，也会严重影响人的幸福感，一个居无定所的人，除非酷爱流浪，一般而言，很难幸福。你们毕业以后，如果出去工作，最初肯定要经历一段居无定所的阶段，除非住在父母家里。但是，这些问题随着你们的努力工作，一点点都能够解决。
我今天着重要和诸君讲的问题不是这些纯粹物质性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在你们将来一般都不难解决，除非过于物欲的追求，那是另一回事。
我今天最想讲的是，假定我们在物质层面的基本问题都能解决，如何获得幸福，如何像前面说的那样将自己心中的美传递给外在的世界，使得自己永远保持着这样一种美丽和谐的精神状态，保持了这样的状态便是幸福。
这当然涉及世界观问题，涉及信仰问题。但这些都是各人自己要去解决的问题，我不能在这里布道传教，信仰在一定意义上是隐私，所以我不打算谈这个问题。
但是信仰之下，应该有一些非常具体的获得幸福的方法。依我之见，这个法门只有三个字：
"爱"和"创造"。
一个心中充满爱的人，无论是对什么的爱，都将会是幸福的。因为爱是忘我，是付出，是为了别人快乐，为了别人幸福。英国的詹姆斯.里德写过一本《基督的人生观》，对于完满人生有个三条件说，即一个最终的目标，这涉及信仰，人有这样的最终目标，就能将日常生活的所有行动都统一到这一目标之下，而不会发生虚无感的问题；是否为自己一个人活着，如果仅仅是为自己一个人活着，这人不可能幸福，因为太自私，太有我；是否能够处理遇到的一切事情，这是前两个条件的延伸，没有前面两条，人就无法处理遇到的所有事情。因此，爱就变得极端重要。爱是付出的概念，而不是获得的概念。
你们正处在青春年华，你们遇到的第一个爱的问题就是爱情。我不知道在座诸君是否都经历过爱情，这是你们必经的人生一课，是这个年龄段里最重要的一课，不管男女，在你们大学毕业之前至少应该恋爱一次，无论成败，成功了，结为百年之好，这是最理想的，不成功，那也是重要的人生经历，没有经历这样的阶段，人往往难以最真切地理解爱是什么。由于你们这个年龄段的人，思想比较单纯，对感情也更能付出，一旦将来工作了，要保持一种比较单纯的情感就有难度了，即使你单纯，而别人未必单纯，所以学生时代的爱情就变得很重要，因为只有在心灵比较纯净的状态里，才能体验到真正爱情的分量，才能真正清晰完整地体验爱一个人，愿意为一个人付出的感情状态是什么。
中国人向来缺乏情感教育，包括我自己在内，至今并不真懂得如何与异性相处，你们也不妨自问，有没有与异性相处的能力。你们现在比我们那时候好多了，比我们正常得多，我们那时候的人与爱情为敌，视爱情为洪水猛兽，大学生谈恋爱都会被找去谈话，校纪校规里直接禁止学生谈恋爱。如果中学谈恋爱那就绝对是道德败坏！可以想见这个国家对待情感的主流观念是多么愚昧！但你们比我们要幸运，你们接触到的这个世界至少比我们那时候稍稍多一点温情，多一点爱。
不过，我要提醒你们的是，不要轻易地把爱情和性混为一谈，性固然是基本的人欲，但并不总是与爱情同在，在你们这样的纯情阶段，我以为应该更重情，而不是性。如果感情未到，急于性结合，可能恰恰是最伤害情的，它可能导致的恶果是你不管经历多少性，也无法体会爱到底是什么。看看日本导演岩井俊二的电影《情书》，还有川端康成的小说《伊豆舞女》，也许你们会从艺术家的作品中获得一点感悟：情与性不同，有时差得很远，有时甚至是对立的——在它们不能统一的时候。
有过了爱情，无论成败，你们就不再是少年，你们长大成为成人。于是，你忽然发现，你会爱你们的父母，爱你们的朋友，甚至去爱陌生人，而以前这个字只是用来说的，从此，你可能不再会说个字，却会去做，甚至是完全默默地做，以至于怕被爱的人知道你做了爱他们的事情，这个时候，爱早已升华，有点类似英文里的圣爱，或者更通俗的说法是博爱。无论哪种爱，只要是真情真性的爱，往往离宗教信仰很近，而爱情最容易达到这一点。俄国大文豪蒲宁的小说有爱情的百科全书之称，建议你们去读一读他的《爱情学》，也译为《爱情法则》，他的其他爱情小说也是美轮美奂，你们有兴趣都可以找来看看。
爱是通往幸福的有效途径之一，还有一条道路，也通往幸福，就是创造。
创造当然有很多不同的类型，有思想的创造，有艺术的创造，有技术的创造，生活的创造，各种各样的创造都会使人达到幸福。
创造需要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好奇心，好奇心在本质上是什么，是自由！这个学期以来，我一直在竭力地督促你们能够自由地思想，抛开以前那些垃圾教材，要触动你们自己的强烈求知欲，当你们打开了自己这扇思维的自由之门以后，你们就会发现，人类的知识世界是多么美妙。这个年龄段，就是你们博览群书的年龄，离开了大学，你们将会发现，读书的时间会大大减少。所以我热切地希望你们考试成绩不要太好，更多的时间应该用在读教材以外的书，你们要在大学时期，打下人文、科学知识的基础，这个基础包括神、文、史、哲、科、艺。
神，是神学，就是与信仰相关的一切书，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巴哈依教、印度教……，与这些宗教相关的书统统都可属于神学范畴，找几本经典的介绍性的好书，接触一下，就会在你们的人生观中留下一个伏笔，也许哪天开花结果，你发现自己有信仰了，那我祝贺你们；
文，是文学，诗歌、戏剧、小说、散文、评论，人类数千年来的文字艺术精华都在这里了。尤其要多读诗歌和小说，例如诗经楚辞汉赋乐府唐诗宋词元曲清诗，以及现代诗中的精华，例如顾城、海子等等，还有一些译得不错的外国诗。小说中，《红楼梦》、《战争与和平》都应该读，前者是中国小说的顶峰，后者是外国小说的顶峰，当然还有很多一流的外国小说，作家太多就不举例了。
史，就是历史，这方面的书也是数不胜数，中国的，《史记》总该读吧，本来前四史都应该读，但你们可能会说时间不够，那降到最低标准，《史记》是必读的中国史籍，如果有时间也应该读《资治通鉴》，至于其他的史书，就看你们自己的兴趣了，不过，比较像样的通史性的作品必须读上几部，例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费正清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系列，至于其他的通史著作没见过特别好的，不读关系也不大。但是，如果对其文字以及思想本身要求不很高，仅仅是知识性需求的话，吕思勉先生的一些通史性作品还是值得读的，例如他的《白话本国史》。外国史方面，可选择的范围很广，例如美国拉尔夫主编的《世界文明史》，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威尔杜兰的《世界文明史》、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系列等等，就不再举例子了。
哲，就是哲学，古往今来的哲学著作很多，应该从哲学史入手，我的经验是德国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最好，其次是美国梯利的《西方哲学史》，至于那部名气很大的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我并不喜欢。看了这些哲学史著作之后，你自然会知道自己应该看什么具体的哲学著作。
科，当然是科学，这方面的书，我们主要是读科普性的读物，例如阿西莫夫的书，卡尔.萨根的书，还有植物学、动物学、地理学、天文学等等一切自然科学领域的科普作品，这些书有助于我们摆脱科盲这尴尬的身份，扩大我们的视野；
艺，就是艺术，范围很广，绘画、雕塑、音乐、舞蹈、戏剧、建筑、影视……，这些不但要从形成文字的文本去了解，更重要的是要亲炙，就是亲身接触，有些甚至去学习具体的艺术创作方法，艺术创作是最直接感受世界的方式，因此对人的影响巨大，这是一个纯粹以美为表达对象的世界，对于人格的培养以及道德素养的培育都至关重要，请大家不要误以为艺术只是一件奢侈的事，"美学是伦理学之母"，这是1987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布罗茨基，在受奖演说中说过的名言，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美往往是与善连在一起的。
我希望诸君对上述这些所有人类智慧的积累都能够有兴趣，都有强烈的好奇心，有强烈的求知欲。如果有了那么广阔的视野和强烈的好奇心、求知欲，你们最终必将很清楚地知道最喜欢做什么事，有了你毕生喜欢的事情，你热爱它们，你就会自由地去思想，去创造，而创造将使你的生活永远充满新生的力量，永远充满活力，使你的精神灵魂生命永葆青春。因此创造是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之一，它会在给你带来幸福的同时，也会给他人带来审美的愉悦。创造也是人世间所有事情中最美好的事之一。
如果，你们在大学期间打下很好的各方面基础，包括人文、社科、自科，那么你们的这颗心灵就不会是乏味、枯萎、老化的，而将是活泼、新鲜、年轻，充满创造力的，这样你无论从事什么方面的工作，你都将在工作本身中找到创造的乐趣，即使工作本身不允许你们发挥太多的创造力，你们也会在工作之外，过上十分充实的生活，而充实的生活，就是幸福的基本条件之一。它也能够帮助你们抵御生活中的许多艰难，让人在艰难中有寄托，有乐趣，有希望。
课马上就要结束了，我该讲的话，能讲的话，也基本上都讲了。离开这个教室，也许我和诸君还会在许多地方相逢，我希望大家能够记得我这位忘年朋友，如果需要我的帮助，只要我能做到，不与我的原则冲突，我都会尽力帮助，我可能因为粗心而犯下一些过失，如果因此而伤害过你们，请你们原谅我的过犯。
在座诸君，下课的铃声也许马上就会响起。无论将来你们会在哪里，无论你们将来从事什么，我祝愿你们永保一颗单纯的心，一颗充满爱和美的心灵；我祝愿你们获得一颗富有生命力、独立而自由的灵魂；我尤其要祝愿你们每个人，无论在多么肮脏卑污的环境中，都持守着自己永不被玷辱的卓越人格。
在座诸君，谢谢你们与我一起度过这快乐的18周27个小时。我为你们骄傲，祝你们幸福！
2008年1月3日於追遠堂
余英時：別再為虛幻口號殊死對抗
2008.01.30
余英時：別再為虛幻口號殊死對抗
黃清龍／華府─普林斯頓大學電話專訪
第七屆立委選舉令專家跌破眼鏡，這樣的選舉結果對台灣未來的發展究竟有何意義？長年關注兩岸民主發展的余英時教授指出，台灣立委選舉的最大意義，在於彰顯真實民意與民主化的成熟；民主與中國文化乃是台灣存在的最大動力，也是台灣最寶貴的兩樣資產。
余教授近年專心讀書著作，甚少對時政發表看法。記者徵得他的同意，將日前與他在電話上的訪談內容整理後在本報發表。以下是訪談內容：
立委選舉彰顯真實民意
問：這次台灣立委選舉結果，出乎許多人的意料；從台灣民主發展的軌跡來看，你認為這次選舉代表何種意義？
答：我不是研究選舉的專家，無法評論選舉的具體實務，譬如新的選舉制度是否對民進黨比較不利，這些技術面的問題我並不清楚。但從選舉過程以及結果來看，我認為它突出了三方面的意義：首先，投票日當天平和有序，社會運作如常，顯示台灣人民已經十分習慣民主選舉，把它當成生活的一部份，這在華人社會是很寶貴的資產；其次，選民用選票對民進黨過去幾年執政的表現做出裁判，並願意給已經下台七年的國民黨再一次機會，這是台灣民主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第三、從新的民意來看，台灣人民表達出對兩岸和平與生活改善的強烈願望，這對台灣未來的發展是很重要的訊息，值得朝野重視。
挫敗民進黨非終結本土化
問：有人認為民進黨的挫敗，代表本土化路線已經走到盡頭，你認為呢？
答：這恐怕是太過表面的看法。民主化與本土化之間本來就有著一定的關連，台灣經過近廿年的民主發展，整個社會逐漸走向本土化是必然的趨勢。但是本土化並不等於台獨，也不是哪個政黨的專利。不能說你民進黨最早喊出本土化，所以就只有你一個黨是代表本土的，其他政黨都不是。只要是透過民主的程序、經由人民選票產生的政權，都是本土化，都代表本土。
我認為這次選舉最可貴的，是真實民意得到彰顯，台灣老百姓真正在乎的是和平、安全與生活的改善。過去為了一些虛幻的口號，台灣內部形成兩個集團做殊死對抗，這樣國家發展不可能好。所以國民黨透過選票再贏回來，對台灣內部的和解是很重要的。但這並不表示民進黨已經沒有前途。當初如果不是黨外的努力，台灣的民主發展不起來，這是民進黨對台灣民主的貢獻。但民進黨執政之後，腐化速度加快，選民決定不要它繼續執政。這是台灣選民的自主決定，是人民一票一票投出來的結果。將來民進黨重新整頓，還有機會重來過，這就是民主的精神。
清楚國際現實摒棄激進台獨
問：這次選舉結果，對兩岸關係有何影響？有人說這代表著「終統」路線將成為未來的主流，你的看法呢？
答：不能太過簡單地做這樣的推論。台灣人民追求獨立自主是可以理解的，但台海關係影響區域穩定至關重大，各國基於國家利益都不希望看到衝突發生。以美國來說，台灣對它有很重要的戰略利益，美國也支持台灣發展民主；但美國不可能為了台灣而與中國發生衝突。這不是今天所謂的「中國崛起」之後，美國人才這麼想；當年文革發生時，美國政府就反對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想法，因為中國太大，是個看不到邊際的戰場，美國連北越都打不贏，怎麼會為了台灣去和中國打仗？台灣既然自許為國際民主社會的一員，就不能不考慮到這一點。
國際的現實擺在那裡，台灣老百姓也很清楚，大家並不願意被中共統治，所以香港那一套東西在台灣沒有市場。但台灣人民也不希望為了獨立的空名而發生戰爭，因為那對台灣的傷害將是致命性的。因此激進的台獨路線受到摒棄，大家寧可維持實質的獨立，ＲＯＣ和ＲＯＴ名異實同，你維持中華民國的存在，就可以和中國平起平坐。我相信這才是當前台灣民意的主流，而且是不分族群、省籍的最大共識。
所以即使馬英九當選總統、國民黨重新執政，不必擔心台灣就會被中國吞掉，因為民意不會允許。相反地，正因為馬英九是外省人，我認為他在處理兩岸問題上會更加審慎。馬英九過去對大陸的民主曾表達關切，他對法輪功、六四事件的態度，都是有案可稽的。如果他當選總統，我希望他能繼續堅持下去，不要受國民黨內一些人的利益所牽絆。
民主與中國文化是兩大資產
問：這幾年民進黨政府一些做法被批評是在推動「去中國化」，似乎不如此，台灣的主體性就無法建立；從歷史與文化的角度，你怎麼看所謂的「去中國化」問題？
答：我不清楚這個口號是怎麼開始的？如果「去中國化」是指過去威權時代的國民黨政權或今天在海峽對岸的中共政權，這是可以理解的，但仍不能用「去中國化」這個錯誤的名詞。從歷史文化上說，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因此如果真的公開推動「去中國化」那是很荒唐的事。你的根源明明就是中國文化，不論血緣、文字、語言乃至宗教信仰都是，怎麼可能去掉？一旦去掉了之後，台灣還有什麼？台灣人能夠完全西化，然後變成洋人嗎？台灣的下一代要從小學習希臘、羅馬歷史，乃至歐洲、美國的近現代史嗎？即使是這樣，你也不可能就得到所謂的主體性啊！一個國家的發展，不能脫離它的文化背景。台灣近代以來接受各種文化的影響，追本溯源，還是中國這個大文明體系底下的一部份。這是台灣很大的資產，為什麼要把它去掉呢？
問：近來北京當局對台灣的民主成就多所否定，你認為台灣的民主發展對中國有何意義？
答：台灣的民主發展對中國大陸當然意義重大。民主和中國文化是台灣存在的最大動力，也是台灣最寶貴的兩樣東西。民主不是空洞的理論，而是以文化為根源的實實在在的生活價值；文化也不能固步自封，必須是開放的，吸收世界上一切好的價值和事物。今天台灣能夠把兩者結合，顯示民主政治與中國文化是可以相容的，而不是一些人所說的中國因為國情特殊，所以不適合發展民主體制。這就是台灣民主的價值所在。
我一向對台灣的民主不悲觀，因為台灣人民走過威權統治，會更珍惜今天享有的一切。過去一段時間，台灣的民主發展出現一些亂象，在我看來那是從威權過渡到民主的必經過程。這次選舉證明，台灣的民主已經更加成熟，選舉變動如此之大，社會卻不擾不驚，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台灣雖然很小，影響力卻是巨大的。
（記者現為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東北亞中心訪問學者）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Focus/2007Cti-Focus-Content/0,4518,9701300211+97013021+0+075820+0,00.html
余英時：別再為虛幻口號殊死對抗
黃清龍／華府─普林斯頓大學電話專訪
第七屆立委選舉令專家跌破眼鏡，這樣的選舉結果對台灣未來的發展究竟有何意義？長年關注兩岸民主發展的余英時教授指出，台灣立委選舉的最大意義，在於彰顯真實民意與民主化的成熟；民主與中國文化乃是台灣存在的最大動力，也是台灣最寶貴的兩樣資產。
余教授近年專心讀書著作，甚少對時政發表看法。記者徵得他的同意，將日前與他在電話上的訪談內容整理後在本報發表。以下是訪談內容：
立委選舉彰顯真實民意
問：這次台灣立委選舉結果，出乎許多人的意料；從台灣民主發展的軌跡來看，你認為這次選舉代表何種意義？
答：我不是研究選舉的專家，無法評論選舉的具體實務，譬如新的選舉制度是否對民進黨比較不利，這些技術面的問題我並不清楚。但從選舉過程以及結果來看，我認為它突出了三方面的意義：首先，投票日當天平和有序，社會運作如常，顯示台灣人民已經十分習慣民主選舉，把它當成生活的一部份，這在華人社會是很寶貴的資產；其次，選民用選票對民進黨過去幾年執政的表現做出裁判，並願意給已經下台七年的國民黨再一次機會，這是台灣民主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第三、從新的民意來看，台灣人民表達出對兩岸和平與生活改善的強烈願望，這對台灣未來的發展是很重要的訊息，值得朝野重視。
挫敗民進黨非終結本土化
問：有人認為民進黨的挫敗，代表本土化路線已經走到盡頭，你認為呢？
答：這恐怕是太過表面的看法。民主化與本土化之間本來就有著一定的關連，台灣經過近廿年的民主發展，整個社會逐漸走向本土化是必然的趨勢。但是本土化並不等於台獨，也不是哪個政黨的專利。不能說你民進黨最早喊出本土化，所以就只有你一個黨是代表本土的，其他政黨都不是。只要是透過民主的程序、經由人民選票產生的政權，都是本土化，都代表本土。
我認為這次選舉最可貴的，是真實民意得到彰顯，台灣老百姓真正在乎的是和平、安全與生活的改善。過去為了一些虛幻的口號，台灣內部形成兩個集團做殊死對抗，這樣國家發展不可能好。所以國民黨透過選票再贏回來，對台灣內部的和解是很重要的。但這並不表示民進黨已經沒有前途。當初如果不是黨外的努力，台灣的民主發展不起來，這是民進黨對台灣民主的貢獻。但民進黨執政之後，腐化速度加快，選民決定不要它繼續執政。這是台灣選民的自主決定，是人民一票一票投出來的結果。將來民進黨重新整頓，還有機會重來過，這就是民主的精神。
清楚國際現實摒棄激進台獨
問：這次選舉結果，對兩岸關係有何影響？有人說這代表著「終統」路線將成為未來的主流，你的看法呢？
答：不能太過簡單地做這樣的推論。台灣人民追求獨立自主是可以理解的，但台海關係影響區域穩定至關重大，各國基於國家利益都不希望看到衝突發生。以美國來說，台灣對它有很重要的戰略利益，美國也支持台灣發展民主；但美國不可能為了台灣而與中國發生衝突。這不是今天所謂的「中國崛起」之後，美國人才這麼想；當年文革發生時，美國政府就反對蔣介石反攻大陸的想法，因為中國太大，是個看不到邊際的戰場，美國連北越都打不贏，怎麼會為了台灣去和中國打仗？台灣既然自許為國際民主社會的一員，就不能不考慮到這一點。
國際的現實擺在那裡，台灣老百姓也很清楚，大家並不願意被中共統治，所以香港那一套東西在台灣沒有市場。但台灣人民也不希望為了獨立的空名而發生戰爭，因為那對台灣的傷害將是致命性的。因此激進的台獨路線受到摒棄，大家寧可維持實質的獨立，ＲＯＣ和ＲＯＴ名異實同，你維持中華民國的存在，就可以和中國平起平坐。我相信這才是當前台灣民意的主流，而且是不分族群、省籍的最大共識。
所以即使馬英九當選總統、國民黨重新執政，不必擔心台灣就會被中國吞掉，因為民意不會允許。相反地，正因為馬英九是外省人，我認為他在處理兩岸問題上會更加審慎。馬英九過去對大陸的民主曾表達關切，他對法輪功、六四事件的態度，都是有案可稽的。如果他當選總統，我希望他能繼續堅持下去，不要受國民黨內一些人的利益所牽絆。
民主與中國文化是兩大資產
問：這幾年民進黨政府一些做法被批評是在推動「去中國化」，似乎不如此，台灣的主體性就無法建立；從歷史與文化的角度，你怎麼看所謂的「去中國化」問題？
答：我不清楚這個口號是怎麼開始的？如果「去中國化」是指過去威權時代的國民黨政權或今天在海峽對岸的中共政權，這是可以理解的，但仍不能用「去中國化」這個錯誤的名詞。從歷史文化上說，台灣人也是中國人，因此如果真的公開推動「去中國化」那是很荒唐的事。你的根源明明就是中國文化，不論血緣、文字、語言乃至宗教信仰都是，怎麼可能去掉？一旦去掉了之後，台灣還有什麼？台灣人能夠完全西化，然後變成洋人嗎？台灣的下一代要從小學習希臘、羅馬歷史，乃至歐洲、美國的近現代史嗎？即使是這樣，你也不可能就得到所謂的主體性啊！一個國家的發展，不能脫離它的文化背景。台灣近代以來接受各種文化的影響，追本溯源，還是中國這個大文明體系底下的一部份。這是台灣很大的資產，為什麼要把它去掉呢？
問：近來北京當局對台灣的民主成就多所否定，你認為台灣的民主發展對中國有何意義？
答：台灣的民主發展對中國大陸當然意義重大。民主和中國文化是台灣存在的最大動力，也是台灣最寶貴的兩樣東西。民主不是空洞的理論，而是以文化為根源的實實在在的生活價值；文化也不能固步自封，必須是開放的，吸收世界上一切好的價值和事物。今天台灣能夠把兩者結合，顯示民主政治與中國文化是可以相容的，而不是一些人所說的中國因為國情特殊，所以不適合發展民主體制。這就是台灣民主的價值所在。
我一向對台灣的民主不悲觀，因為台灣人民走過威權統治，會更珍惜今天享有的一切。過去一段時間，台灣的民主發展出現一些亂象，在我看來那是從威權過渡到民主的必經過程。這次選舉證明，台灣的民主已經更加成熟，選舉變動如此之大，社會卻不擾不驚，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台灣雖然很小，影響力卻是巨大的。
（記者現為美國布魯金斯學會東北亞中心訪問學者）
http://news.chinatimes.com/2007Cti/2007Cti-Focus/2007Cti-Focus-Content/0,4518,9701300211+97013021+0+075820+0,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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