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本山收徒仪式，35位徒弟跪地叩拜。
人们之所以对跪拜事件如此敏感和愤怒，因为任何一个有起码的羞耻之心的社会都无法容忍这样的行为。
下跪在男尊女卑的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女”字在象形文字甲骨文中就是屈身下跪的形象。春秋战国时期，跪拜作为礼仪形成了严格的制度。程式繁复、需要耗费大量体力的“三跪九叩”始于满清，是对跪拜礼仪从形式到内容的强化，彰显皇帝的显赫、威严和臣民的卑微、低贱。
1676年，斯帕法里率领俄罗斯使团进入中国境内，为确认身份，拿出康熙写给沙皇的信件，大批满清官员如遭雷击，面向康熙的手谕齐刷刷跪倒在地，令斯帕法里目瞪口呆。他在后来的《中国札记》里写道：“他们竟有如此不分场合的、奴隶般的举止，实在是我所见过的最为卑贱的鞑靼。大汗的政府由一群奴才组成，他的国民羸弱不堪……鞑靼皇帝丝毫没有什么可惧怕的。”
1816年，继1793年英国首次使团访问满清之后，英国的第二批使团到达北京，因拒绝下跪，被嘉庆皇帝驱逐出境。当时的英国报纸评论说：“这就是中国人，昔日人类无与伦比的精英，今天已沦为人类学研究的怪物。”
时间跨到21世纪，没有人不对中国迅速增长的经济实力刮目相看———那么，中国人自己呢？站起来了吗？
继2007年“疯狂英语”的推广者李阳闹得沸沸扬扬的学生集体“下跪”事件之后，2008年1月20日，央视播出了这样一幕：著名学者季羡林正襟危坐，接受弟子钱文忠的跪拜大礼；2月11日，笑星赵本山公开举行收徒仪式，接受35位徒弟的集体跪拜。
在一片激情或理性的声讨中，网上一篇署名为“岳伍”的文章《人有没有下跪磕头的自由？》别出心裁，从宽容和自由的角度为下跪辩护：
“人格尊严不能不和人的自由紧密联系在一起。当学生的跪拜一下老师的自由都没有，当老师的接受学生跪拜一下的自由都没有，那还奢谈什么人格尊严？不论我们怎样定义人格尊严，一个人恒有做他喜欢做的事情的自由，若并无这个自由，那基本上可以肯定地说，那人实无多少人格尊严———文明，若不能容纳异己，悦纳异己，做到君子和而不同，那还能叫文明吗？”
岳伍的观点看似合理，但稍加分析，却大谬不然。自觉自愿、不伤害他人在多数情况下，但却不是在所有的情况下都符合自由的含义。文明意味着包容，但绝不是藏污纳垢，否则，三寸金莲、大烟馆之类反人道、反文明的习俗、设施仍可大行其道。
一个成年人犯贱、找抽，或是苦行僧，或自愿做些难以理喻的事情，只要没有妨害他人的自由，确实有其一定的活动空间，但并不一定意味着道德评判也可保持沉默。任何人只要愿意，随时随地都能以身试法，这就意味着他失去了自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是对自由的重大误解。自由的界限是你不能妨害他人的自由。
而用自由来为下跪辩护，无疑是对自由的侮辱和背叛。自由是人类一切正面价值、普世价值的基础和来源，民主、人权、宪政、法治、科学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护、扩张、享受人的自由而发展起来的制度或学说。
在完全自愿的情况下，跪拜并不违反法律，看上去除了当事人，并没对其他人造成影响或损害，但是否违背了自由的原则呢？一个，或几十个、上千个学生集体下跪，严重损害学生人格尊严，破坏现代教育的核心价值：人格的独立和平等。这是对社会基本道德规范的挑衅。一切道德和法律的建设，最终服务于人的自由。即使学生完全出于自愿跪拜，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对人的自由属性的侵犯。
按照“正派社会”的理论，一个人的自由、人格尊严如果受到侵犯或羞辱，即便受害者本人并没有感觉到，社会也有理由感觉受到了侵犯或羞辱。看起来没有伤害他人、完全出于自愿的跪拜行为，与我们所说的自由完全背道而驰。
是否受到侵犯或羞辱是一种社会共识，这种共识越强烈，这个社会就越正派。人们之所以对跪拜事件如此敏感和愤怒，除了被下意识地勾起不堪回首的历史记忆，还因为，任何一个有起码的羞耻之心的社会都无法容忍这样的行为。同样，倘若有人长期在家里虐待自己买来的小动物，看起来也符合个人自由的原则，因为这种行为没有伤害任何其他人的自由，但也会遭到社会舆论的强烈反弹，因为这是对自由的误解和滥用，让其他社会成员自由的价值观受到了威胁，那种发自内心的、因爱惜生命的尊严而产生的愤怒，是人类最可宝贵的怜悯和同情之心。
看到在黑砖窑里被锻炼成“自觉自愿”的机器人，人们也一样会感到愤怒，法律不会因为双方你情我愿就放过对黑砖窑老板的惩罚。自由的常识和标准，往往对我们的反应起着决定性的影响。
(本文来源：东方网 作者：西风)
http://news.163.com/08/0219/09/4527QPN9000121EP.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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