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瑜】剑桥大学讲师
我上中学时政治课本里，有一句话批判西式民主：“西方议会吵吵嚷嚷、相互攻讦……”
我一直没有明白这句话的意思——直到有一天，在电视里看到英国议会开会的画面。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议会开会比英国更“恐怖”了：议员按党派面对面入座，状如两军对垒；双方代表像“大学生辩论赛”一样交替起立发言，针尖对麦芒；最有英国特色的，就是议员竟然像看球赛一样，可以随时叫好或者起哄，所以哪怕是首相，要完整地说完一段话，也可能要途经八次叫好和十次喝倒彩。
看到这样的情形，我立刻明白了为什么很多领袖不喜欢“吵吵嚷嚷、互相攻讦”——这对政治家的口才、思维速度、知识量、政策熟悉程度，尤其是心理素质，考验实在太大了。也难怪有些国家议会的辩论会出现斗殴、脱鞋子、扯头发的情形，急了，口才不够，就手脚并用了。
但是英国这种“不成体统”的议会风格，吵了几百年，好像也没有把这个国家给吵垮，相反你吵我闹之间，往往把事情的各个方面都说清楚了，各方利益都平衡了。当然，英国是英国，中国不一定要模仿它。但是，辩论是否要如此极端是一回事，大会有没有辩论则是另一码事。
和谐的、团结的会议气氛固然是件好事，但是假如这种融洽的基础是对社会矛盾的掩饰或者无视，那就成了“伪融洽”了。据统计，近年来我国每年的群体性抗议事件都在6万起左右，也就是说，每天都有至少160多起集体抗议行动。普通民众每一天都在为自己的土地权益、环境权益、国资流失、教育医保等进行艰苦卓绝的抗争，但我们的大会相形而言轻松融洽。请问，代表们的“代表性”何在？莫非民众来自火星，而代表们来自金星？
当然，也有不少代表也呈交议案，但是只见代表“发球”，却不见决策部门如何“接球”，这样的议案有多少意义？民主会议的真谛是不同利益集团间的有效对话，而不是几千人的自言自语。更何况，缺乏对议案的公开辩论，就算议案被通过，这样的民主同样可疑：凭什么它们要被通过？如果代表A支持的恰恰是代表B反对的呢？如果一个代表支持的恰恰是很多民众反对的呢？……
辩论的意义恰在于此。谁也不能保证代表是天使，所以重要的不是他们提出了什么，而是决策部门接受了什么。而政治辩论，就是在这个“提出”和“接受”之间进行过滤。
这两年为了增进民主气氛，国内大会增加了不少民意表达机制，比如网民提建议等。这种举措初衷当然是好的，但是实际效果似乎更像是情绪发泄，而不是制度监督。网民可以在网上叽叽喳喳，代表们却不一定洗耳恭听，你说你的，我爱听不听，这是哪门子民主？把几千人的自言自语扩大到两万人、二十万人，它也还是自言自语。
西式议会的“吵吵嚷嚷、互相攻讦”情形也许不那么优雅，但任何一个多元化社会的基本特点就是利益冲突和理念竞争，如果政治的冲撞恰恰是反映了这种社会现实，它也没有那么可怕。相比把矛盾藏到桌子底下来维持一个桌面上的团结融洽，倒不如把矛盾摆到桌面上来公开讨论。说到底，“混乱”之间失的是“礼”，而沉默之间错过的却是“理”。我以为，在政治当中，道理比礼节更事关重大。
(本文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刘瑜)
http://news.163.com/08/0314/08/47011QUF00012I5M.html
Thursday, March 13, 2008
Wednesday, March 12, 2008
美国数以百万计的未成年少女沦为性奴隶
2008-03-13 10:43:12 来源: 中新网(北京)
核心提示：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3日发表《2007年美国的人权纪录》称，美国有数以百万计的未成年少女沦为性奴隶。另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在所有被强迫妓女中，多达40%属于未成年人。
中新网3月13日电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3日发表《2007年美国的人权纪录》称，美国有数以百万计的未成年少女沦为性奴隶。
文章引述美国司法部统计，有10万到300万不满18岁的美国青少年被卷入娼妓行业。另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在所有被强迫妓女中，多达40%属于未成年人。
文章说，美国青少年学生受侵害的现象严重。据美国司法部2007年12月公布的全美学校犯罪情况报告，2005年每千名12岁以上的美国学生中，有57人是暴力和财产犯罪的受害者。2005年7月1日至2006年6月30日，全美共发生14起与学校相关的涉及学龄儿童的凶杀案。2005年，25%的学生报告说，曾有人在他们接受调查的前12个月内在学校向他们兜售非法毒品；24%的学生报告说，学校存在黑帮团伙。据报道，在巴尔的摩市的一些中学，很多学生带刀等武器上学，从2007学年开始到2007年10月，该市的中学共发生216起导致学生被捕的暴力事件。性侵犯在美国学校泛滥。据美联社2007年的一份全国性调查，2001年至2005年，有2570名教育工作者因行为不检点和实施性虐待而被处分，其中80%以上的受害者是学生。据美国国会的一项调查，全美5000万名学生中有多达450万人在幼儿园到12年级期间，曾遭学校人员性侵犯，平均每天发生3起性侵犯事件。
美国青少年在训练营遭虐待。美国国会发布的一份报告称，美国数千名被送往训练营受训的青少年遭受过可怕的虐待，有些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美国政府调查人员说，虐待青少年的例子很多，包括强迫孩子们吃掉自己的呕吐物，不给饭吃，强迫他们躺在有大小便的地上，毒打或脚踢。有个男孩被迫用自己的牙刷清洗厕所，然后再刷牙。死于溃疡穿孔的16岁的阿伦留下的日记显示，20天里曾有14天没吃东西，却被迫每天远足13到16公里。偶尔给的食物是生扁豆、蜥蜴和蝎子等。阿伦的父亲说，儿子在训练营的这段时间里，从头到脚全身都被打遍了。14岁的马丁·李·安德森在训练营里被卫兵堵住嘴，迫使他吸入氨气而死亡。
文章也指出，美国儿童得不到司法保护。美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对青少年判处死刑的国家之一，且迄今仍有一些州对死刑判决没有最低年龄限制。美国比其他国家有更多的青少年被判终身监禁。据人权观察和大赦国际的共同研究显示，2005年，全美有9400名未成年人被监禁，其中2225人被判处终身监禁。在这些人中，高达16%的人在13岁到15岁之间。目前被判处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的青少年达2387人。《华盛顿邮报》报道，据粗略估计，全美每年有约20万青少年犯人被直接移送或转送到成年人系统即刑事法院审判，每天有大约7500名青少年被关押在成年人的监狱里。有色人种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更易遭此厄运。2000年，萨福克大学法学院青年司法中心指出，非裔美国儿童仅占全美青少年人口的15%，被监禁的非裔儿童却占被监禁者的46%，其中52%的人受到的是成人法庭的审判。黑人儿童受监禁的人数是白人的5倍。拉美裔和土著青年被关入教养所的人数是白人的2.5倍。许多六七岁的小孩也会因为一些无足轻重的过失而遭罪犯待遇。
(本文来源：中新网 )
http://news.163.com/08/0313/10/46TKMDD90001121M.html
核心提示：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3日发表《2007年美国的人权纪录》称，美国有数以百万计的未成年少女沦为性奴隶。另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在所有被强迫妓女中，多达40%属于未成年人。
中新网3月13日电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3日发表《2007年美国的人权纪录》称，美国有数以百万计的未成年少女沦为性奴隶。
文章引述美国司法部统计，有10万到300万不满18岁的美国青少年被卷入娼妓行业。另据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报告，在所有被强迫妓女中，多达40%属于未成年人。
文章说，美国青少年学生受侵害的现象严重。据美国司法部2007年12月公布的全美学校犯罪情况报告，2005年每千名12岁以上的美国学生中，有57人是暴力和财产犯罪的受害者。2005年7月1日至2006年6月30日，全美共发生14起与学校相关的涉及学龄儿童的凶杀案。2005年，25%的学生报告说，曾有人在他们接受调查的前12个月内在学校向他们兜售非法毒品；24%的学生报告说，学校存在黑帮团伙。据报道，在巴尔的摩市的一些中学，很多学生带刀等武器上学，从2007学年开始到2007年10月，该市的中学共发生216起导致学生被捕的暴力事件。性侵犯在美国学校泛滥。据美联社2007年的一份全国性调查，2001年至2005年，有2570名教育工作者因行为不检点和实施性虐待而被处分，其中80%以上的受害者是学生。据美国国会的一项调查，全美5000万名学生中有多达450万人在幼儿园到12年级期间，曾遭学校人员性侵犯，平均每天发生3起性侵犯事件。
美国青少年在训练营遭虐待。美国国会发布的一份报告称，美国数千名被送往训练营受训的青少年遭受过可怕的虐待，有些人甚至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美国政府调查人员说，虐待青少年的例子很多，包括强迫孩子们吃掉自己的呕吐物，不给饭吃，强迫他们躺在有大小便的地上，毒打或脚踢。有个男孩被迫用自己的牙刷清洗厕所，然后再刷牙。死于溃疡穿孔的16岁的阿伦留下的日记显示，20天里曾有14天没吃东西，却被迫每天远足13到16公里。偶尔给的食物是生扁豆、蜥蜴和蝎子等。阿伦的父亲说，儿子在训练营的这段时间里，从头到脚全身都被打遍了。14岁的马丁·李·安德森在训练营里被卫兵堵住嘴，迫使他吸入氨气而死亡。
文章也指出，美国儿童得不到司法保护。美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对青少年判处死刑的国家之一，且迄今仍有一些州对死刑判决没有最低年龄限制。美国比其他国家有更多的青少年被判终身监禁。据人权观察和大赦国际的共同研究显示，2005年，全美有9400名未成年人被监禁，其中2225人被判处终身监禁。在这些人中，高达16%的人在13岁到15岁之间。目前被判处终身监禁且不得假释的青少年达2387人。《华盛顿邮报》报道，据粗略估计，全美每年有约20万青少年犯人被直接移送或转送到成年人系统即刑事法院审判，每天有大约7500名青少年被关押在成年人的监狱里。有色人种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更易遭此厄运。2000年，萨福克大学法学院青年司法中心指出，非裔美国儿童仅占全美青少年人口的15%，被监禁的非裔儿童却占被监禁者的46%，其中52%的人受到的是成人法庭的审判。黑人儿童受监禁的人数是白人的5倍。拉美裔和土著青年被关入教养所的人数是白人的2.5倍。许多六七岁的小孩也会因为一些无足轻重的过失而遭罪犯待遇。
(本文来源：中新网 )
http://news.163.com/08/0313/10/46TKMDD90001121M.html
【杨洁篪】中文是世界上最容易学的语言之一，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有13亿人选择中文作为他们的母语
"现在学中文的人很多，我希望在座的记者，外国的女士们、先生们，也能够抓紧学中文。我认为中文是世界上最容易学的语言之一，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有13亿人选择中文作为他们的母语。"----中国外长杨洁篪
http://zaobao.com/special/npc/pages3/npc080313a.shtml
杨洁篪：中国要参与 国际游戏规则制定
(2008-03-13)
● 韩咏红（北京特派员）
中国将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而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但是承担责任不是为特定的国家集团服务，中国要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也拒绝外界“抹黑”北京奥运。
形象儒雅的中国外长杨洁篪，昨天首次以外长身份主持“两会”记者会。年轻部长展现出新一代中国官员的强大自信心与务实态度，这也印证了外界的观察——日益强大的中国今后将在国际事务上采取更进取的姿态。
针对本报提问，中国近期表示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制定的“主权财富基金国际行为准则”，是否反映中国要在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方面拥有更大话语权时，绰号“老虎杨”的杨洁篪回答说，根据国际游戏规则，利用好主权财富基金对有关各方都有利。
他简明地说：“游戏规则当然应该由大家来制定。”
之前，有中国记者提出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在促进非洲良政和在应对气候变化方上负起更多责任的问题，杨洁篪回应说，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是要为中国人民、为世界、为未来负责。
反之，中国“承担国际责任，不是为特定的国家或者国家集团服务，也不是以他们的标准来衡量”。
杨洁篪更反将批评者一军，暗示西方国家抨击中国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其实是缺少对非洲人民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与意愿的尊重。
他形容中非之间的关系是“好朋友”、“老朋友”，中国重视国家利益，也重视与朋友的道义和感情，以此间接回击外界指中国进入非洲只为占有资源的批评。
杨洁篪说：“如果一个国家只有利益，没有朋友，那就未免太孤单了，太无趣了。”
在近两小时里记者会上，共有13名中外记者围绕中国的国际责任、中日关系、气候变化、奥运安保等问题多方位出击，杨洁篪一一接招。
问题尖锐 应对得体
在中央电视台的现场直播特备节目中，中国资深外交官、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点评指出，大部分问题都很尖锐，杨洁篪应对得体。
被外界赞美为“儒雅不失睿智，沉稳不失幽默”的杨洁篪，只在有记者问起他的个人性格时，才露出难得的笑容，风格与喜欢吟诗的前任李肇星迥异。
不过，年轻外长毕竟也适当展露人性化的一面，例如他“自爆”属虎，相信生活应该丰富多彩，平时喜欢练毛笔字，打乒乓球，听京剧和评弹。
“老虎外长”最斩钉截铁的语言，留给了与北京奥运有关的提问。
在回应“奥运政治化”这个热门问题时，杨洁篪严肃地说：“他们（一些个人和势力）想抹黑中国，请听清楚，我讲的是中国，这是办不到的。”
谈到奥运、人权与中美关系，杨洁篪重申，中国愿意同美国加强磋商与合作，也愿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同美国进行人权对话。
他说，国际社会并没有将奥运政治化，企图将奥运政治化的是一些对中国怀有巨大偏见的个人与势力，根本无法代表国际社会。
杨洁篪说：“非政治化是《奥林匹克宪章》所规定的，那些攻击中国的人，口口声声标榜法律的重要性，他们为什么要明知故犯？”
“抹黑中国只能证明他们自己是怎么样的一种颜色。”
杨洁篪说……
现在学中文的人很多，我希望在座的记者，外国的女士们、先生们，也能够抓紧学中文。我认为中文是世界上最容易学的语言之一，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有13亿人选择中文作为他们的母语。
三个中国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还抵不上发达国家一个人的排放量，好比咱们吃一顿早饭，一个人吃三片面包，另外三个人每人只能吃一片面包，谁应该节食呢？如果按照人们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观点来看人均的能源消费，我想有一些人就不必要那么振振有辞地来宣传中国的排放量如何之大，似乎他们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
（有关中国怎么在恐怖主义的威胁下确保奥运期间外国旅客的安全）中国当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了。如果人们不相信的话，可以去问问英国大使、美国大使或者其他西方国家的大使，他们是感到在中国安全呢还是感到在其他地方安全呢？
国家间的利益虽然重要，但是道义和感情也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一个国家只有利益，没有朋友，那就未免太孤单了，太无趣了。
http://zaobao.com/special/npc/pages3/npc080313a.shtml
杨洁篪：中国要参与 国际游戏规则制定
(2008-03-13)
● 韩咏红（北京特派员）
中国将随着自身实力的增强而承担更多国际责任，但是承担责任不是为特定的国家集团服务，中国要参与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也拒绝外界“抹黑”北京奥运。
形象儒雅的中国外长杨洁篪，昨天首次以外长身份主持“两会”记者会。年轻部长展现出新一代中国官员的强大自信心与务实态度，这也印证了外界的观察——日益强大的中国今后将在国际事务上采取更进取的姿态。
针对本报提问，中国近期表示不接受国际货币基金制定的“主权财富基金国际行为准则”，是否反映中国要在国际游戏规则的制定方面拥有更大话语权时，绰号“老虎杨”的杨洁篪回答说，根据国际游戏规则，利用好主权财富基金对有关各方都有利。
他简明地说：“游戏规则当然应该由大家来制定。”
之前，有中国记者提出国际社会要求中国在促进非洲良政和在应对气候变化方上负起更多责任的问题，杨洁篪回应说，中国承担国际责任和义务，是要为中国人民、为世界、为未来负责。
反之，中国“承担国际责任，不是为特定的国家或者国家集团服务，也不是以他们的标准来衡量”。
杨洁篪更反将批评者一军，暗示西方国家抨击中国在非洲推行“新殖民主义”，其实是缺少对非洲人民选择合作伙伴的权利与意愿的尊重。
他形容中非之间的关系是“好朋友”、“老朋友”，中国重视国家利益，也重视与朋友的道义和感情，以此间接回击外界指中国进入非洲只为占有资源的批评。
杨洁篪说：“如果一个国家只有利益，没有朋友，那就未免太孤单了，太无趣了。”
在近两小时里记者会上，共有13名中外记者围绕中国的国际责任、中日关系、气候变化、奥运安保等问题多方位出击，杨洁篪一一接招。
问题尖锐 应对得体
在中央电视台的现场直播特备节目中，中国资深外交官、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点评指出，大部分问题都很尖锐，杨洁篪应对得体。
被外界赞美为“儒雅不失睿智，沉稳不失幽默”的杨洁篪，只在有记者问起他的个人性格时，才露出难得的笑容，风格与喜欢吟诗的前任李肇星迥异。
不过，年轻外长毕竟也适当展露人性化的一面，例如他“自爆”属虎，相信生活应该丰富多彩，平时喜欢练毛笔字，打乒乓球，听京剧和评弹。
“老虎外长”最斩钉截铁的语言，留给了与北京奥运有关的提问。
在回应“奥运政治化”这个热门问题时，杨洁篪严肃地说：“他们（一些个人和势力）想抹黑中国，请听清楚，我讲的是中国，这是办不到的。”
谈到奥运、人权与中美关系，杨洁篪重申，中国愿意同美国加强磋商与合作，也愿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同美国进行人权对话。
他说，国际社会并没有将奥运政治化，企图将奥运政治化的是一些对中国怀有巨大偏见的个人与势力，根本无法代表国际社会。
杨洁篪说：“非政治化是《奥林匹克宪章》所规定的，那些攻击中国的人，口口声声标榜法律的重要性，他们为什么要明知故犯？”
“抹黑中国只能证明他们自己是怎么样的一种颜色。”
杨洁篪说……
现在学中文的人很多，我希望在座的记者，外国的女士们、先生们，也能够抓紧学中文。我认为中文是世界上最容易学的语言之一，否则很难解释为什么有13亿人选择中文作为他们的母语。
三个中国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还抵不上发达国家一个人的排放量，好比咱们吃一顿早饭，一个人吃三片面包，另外三个人每人只能吃一片面包，谁应该节食呢？如果按照人们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观点来看人均的能源消费，我想有一些人就不必要那么振振有辞地来宣传中国的排放量如何之大，似乎他们占据了道义的制高点。
（有关中国怎么在恐怖主义的威胁下确保奥运期间外国旅客的安全）中国当然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地方之一了。如果人们不相信的话，可以去问问英国大使、美国大使或者其他西方国家的大使，他们是感到在中国安全呢还是感到在其他地方安全呢？
国家间的利益虽然重要，但是道义和感情也是十分重要的。如果一个国家只有利益，没有朋友，那就未免太孤单了，太无趣了。
Monday, March 10, 2008
人人皆是陈冠希 /徐尚懿
来源：中国时报
这几天香港艺人陈冠希和众女星的性爱自拍曝了光，忙坏了香港的传媒警方，更让全香港影剧圈陷入一阵风暴，骚动阵仗不下於当年台湾的璩美凤光碟案。只是这回不同的是，人物主角们皆年轻化、偶像化，画面也非当年那枚固定沉闷的针孔偷拍摄影机可比拟的，掌镜者本身即是电影小生男主角，主人翁亲力亲为担任导演兼摄影师，试问最近还有什麽Ａ片能比这「好看」？而且话题牵连只会更广，且更具爆炸性。
其实在这科技发达兼资讯爆炸的社会，每过一阵子我们就得面临名人性爱照片光碟疑云的诱惑和考验。不管淫照或艳照当前，旁观者美其名是赶流行不落人后的了解现况，其实无论男女，底层的欲念似乎永远摆脱不了种种好奇与偷窥的意淫，再延伸至个人收藏的成就感和话题的参与度。
只是大对众陈冠希系列影像的本质消费行为不同於观赏A片，大部分人免付费观赏，消费项目不再是AV的职业演出，而是艺人们的真情投入，人人内心的那股「贪便宜」的「卯到」心态昭然若揭。看饱后除了对明星的表现兼私生活操守一阵挞伐批评外，然后没事般的擦嘴抹净，留下的只是当事者身受的无穷苦痛。
我们在消费的是什麽？是一对年轻男女在某时某刻的真情大冒险，当他们一对一用摄影机见证彼此肉体与信任的性爱试探，大夥却在几年后成为共同的旁观者。与其说是新闻事件的参与者，不妨定位为期约的剥削｜｜任何的偶像艺人都会以不同的面貌在摄影机前演出，只是这回的跳tone表演成就了最可观的票房成果，演出者却一毛分不到，顺道赔上了经营许久的演艺生命，还有难以评估的社会成本。
然而两情相悦下，性的本身并不是罪，罪恶的反是扭曲的人性所操控的那?大怪兽，道德的面具反成为邪恶的利器工具，引发众人茶馀饭后兼床第间的笑话，正一刀一切的凌迟着那些当事人，造就了真正的不道德。
也有不少人跳出来指责陈冠希，却忘记我们人人皆是或曾是陈冠希，想要、想玩、甚至轻率到最好不用背负太大的责任，却想拥有片刻所有的欢愉。显然人类是健忘的动物，许多年过去了，璩美凤还算是正向的活体教材，大家似乎仍领会不到什麽，只是把她当成光碟案的经典符号。
别忘了，我们每一个人在某种情况下都可能成为下一个陈冠希。自诩为一个汲汲追求的猎人，也许在某个当儿，成为别人眼中可口的肥羊，接着成为被打的落水狗而难以翻身。所以，如果各位正从转载那些私密照中真的获得莫大的乐趣，就心态而论，恐怕连事发前的陈冠希都比不上，又有什麽资格再去对这些艺人品头论足呢？
（作者从事自由业）
这几天香港艺人陈冠希和众女星的性爱自拍曝了光，忙坏了香港的传媒警方，更让全香港影剧圈陷入一阵风暴，骚动阵仗不下於当年台湾的璩美凤光碟案。只是这回不同的是，人物主角们皆年轻化、偶像化，画面也非当年那枚固定沉闷的针孔偷拍摄影机可比拟的，掌镜者本身即是电影小生男主角，主人翁亲力亲为担任导演兼摄影师，试问最近还有什麽Ａ片能比这「好看」？而且话题牵连只会更广，且更具爆炸性。
其实在这科技发达兼资讯爆炸的社会，每过一阵子我们就得面临名人性爱照片光碟疑云的诱惑和考验。不管淫照或艳照当前，旁观者美其名是赶流行不落人后的了解现况，其实无论男女，底层的欲念似乎永远摆脱不了种种好奇与偷窥的意淫，再延伸至个人收藏的成就感和话题的参与度。
只是大对众陈冠希系列影像的本质消费行为不同於观赏A片，大部分人免付费观赏，消费项目不再是AV的职业演出，而是艺人们的真情投入，人人内心的那股「贪便宜」的「卯到」心态昭然若揭。看饱后除了对明星的表现兼私生活操守一阵挞伐批评外，然后没事般的擦嘴抹净，留下的只是当事者身受的无穷苦痛。
我们在消费的是什麽？是一对年轻男女在某时某刻的真情大冒险，当他们一对一用摄影机见证彼此肉体与信任的性爱试探，大夥却在几年后成为共同的旁观者。与其说是新闻事件的参与者，不妨定位为期约的剥削｜｜任何的偶像艺人都会以不同的面貌在摄影机前演出，只是这回的跳tone表演成就了最可观的票房成果，演出者却一毛分不到，顺道赔上了经营许久的演艺生命，还有难以评估的社会成本。
然而两情相悦下，性的本身并不是罪，罪恶的反是扭曲的人性所操控的那?大怪兽，道德的面具反成为邪恶的利器工具，引发众人茶馀饭后兼床第间的笑话，正一刀一切的凌迟着那些当事人，造就了真正的不道德。
也有不少人跳出来指责陈冠希，却忘记我们人人皆是或曾是陈冠希，想要、想玩、甚至轻率到最好不用背负太大的责任，却想拥有片刻所有的欢愉。显然人类是健忘的动物，许多年过去了，璩美凤还算是正向的活体教材，大家似乎仍领会不到什麽，只是把她当成光碟案的经典符号。
别忘了，我们每一个人在某种情况下都可能成为下一个陈冠希。自诩为一个汲汲追求的猎人，也许在某个当儿，成为别人眼中可口的肥羊，接着成为被打的落水狗而难以翻身。所以，如果各位正从转载那些私密照中真的获得莫大的乐趣，就心态而论，恐怕连事发前的陈冠希都比不上，又有什麽资格再去对这些艺人品头论足呢？
（作者从事自由业）
色戒陈冠希 /金鐘
2008年3月10日 《開放》
● 陳冠希照片風波的實質是個人隱私和公眾形象的矛盾，這是自由社會的正常狀態，人皆有之。阿嬌的不幸在於她的隱私被公開侵犯，而不是她的虛偽。
香港娛樂圈的艷照風波起時，我在紐約，已經感到它對華人社會的震撼力，唐人街竟有人當街兜售五美元一張的全套光碟。回到香港，才看到事件已如風暴般鋪天蓋地。男主角陳冠希的露面，並未使風暴平息。大量的資訊已討論到事件涉及的方方面面。包括色情與淫賤、法律與執法、隱私與偷窺、傳媒與互聯網等等。
這波色情照片的大氾濫，名稱就大有文章：床照、裸照、慾照、淫照，不雅照、三級照、激情照，陳冠希則稱為「和女朋友的親密照片……」不僅反映港台大陸的差異，也反映不同的價值判斷和道德觀。無疑地，這批號稱上千幅的照片，已經打破了我們所知的華人社會八卦娛樂新聞資訊的暴露紀錄，使類似的璩美鳳、劉嘉玲裸照有如小兒科。當然，和日本家喻戶曉的Ａ片及歐美四級性愛片相比，陳冠希的大作，還只是個人「業餘愛好」而已。
港人共識：竊取床照上網有罪
自從一月廿七日第一張艷照流傳以來，經過一個月的關注和討論，尤其是警方春節前的大搜捕，引起香港市民的激烈反彈，數百人上街示威抗議警方濫用權力，把一個八卦風波推向維護網絡自由、資訊自由的層面。從而，使社會的認知達成相當的共識，即這些照片不論你喜不喜歡，如何評論，但人人都有可以瀏覽傳閱的自由和權利，政府無權干預——這樣，風波已經觸及香港新聞自由這個敏感領域。
眾所周知，香港色情資訊和色情業的合法尺度，一直是大於鄰近的亞洲國家，雖然有「不雅和淫褻條例」的限制，不准在公開資訊中「露點」，有限的裸露是允許的，不違法的。陳冠希的部分照片顯然突破了不雅條例的禁忌，不僅露點露毛，已達展覽生殖器官的地步，這當然為許多人所不齒。但是，香港人尊重個人隱私權：（港人稱「私隱」），也是天經地義的傳統，在私人空間，任何形式的男歡女愛，與他人無關。當然包括拍攝裸照床照，取樂留念一類行為。
因此，陳冠希事件的爭議只存乎一點：那些超越不雅條例的照片是怎樣流傳出來的？大量上網，對青少年身心發展造成不良影響，已不是保護隱私的範疇。社會有了共識：竊取照片，並發放網上者有罪。即陳冠希存於電腦中的隱私照片，在送去修理電腦時失竊了，應該追查盜竊者和散佈者，而不是床照的攝製者和保存者。但是，這方面仍然遭到困難：一是迄今找不到散佈源；二是網絡資訊傳播的法律界定尚很模糊，至少網上任何資訊的瀏覽與下載，沒有任何法律和商業約束（需付款者例外）。換言之，任何信息一旦上網就成為世界的公共資源，可以免費利用和流通，只有專制政府才會加以限制和技術干擾。因此，對於陳冠希照片在網上流傳，無任何法律責任和道德是非可言。即使有損於某些純良風俗也無可奈其何。
無意影響社會的伊甸園
以上是這場香港艷照風波的主要脈絡。但在流行話題之外，還值得留意的是這場艷照風波的特點非同往常。一、照片的暴露程度在娛樂圈前所未見；二、參與拍攝的藝人至少七人之多；三、被拍攝者的年齡都在二十五至三十歲之間；四、拍出的裸露照片不是三五張而多達數百張；五、迄今沒有證明床照行為是被迫或被收買而為；六、事發後，照片的當事人，沒有憤怒，也沒有投訴，保持沉默而已。
應該問問，為甚麼這麼多有知名度的年輕女藝人（演員）陷入這單如此放肆的性遊戲之中，是陳冠希和她們的「變態」、「無知」還是一種時尚或有其他解釋？
陳冠希（Edison Chen 1980—）作為主角和主導，無疑有他吸引女性的魅力。二十七歲，出生加拿大，富家子，英文流利。二○○○年進入香港娛樂圈，四年獲三十二項獎，已拍電影二十四部，去年自組多媒體公司，成為娛界最年輕的ＣＥＯ。年輕、俊俏、有個性，一派西式情趣，自稱身家已達八千萬元。從他二十一日返港記者會上宣讀英文聲明的實況來看，淡定，灑脫，有不凡之氣，和在娛樂場的頑皮形象判若兩人。顯見他在阿嬌（鍾欣桐）、張柏芝一眾慾女面前，自有駕馭群芳的優勢。
一群八○年前後出生的女星如此屈就這名帥哥，表現那樣任性，那樣不設防，那樣不計後果，是否顯示一種時代的潛意識在勃興？而在因循的道德世界裡，完全不能理解這群少男少女的情慾表達方式？不論如何，掌握著這個社會的巨大財富、權力和媒體的大男人集團，隨時可以擁有女性的身體和善解人意的愛情，但他們已進入不了那個社會邊緣外的伊甸園，享受不了他（她）們沒有羞恥、沒有虛榮、沒有利害的快樂。
現在，這塊不知有多大的禁區被粗暴的打破了，欲望男女落荒而逃，他們無話可說，他們回歸世俗，在千年倫理的長城腳下，背誦大人們撰寫的聲明稿，一再地道歉、對不起。他們在快樂的日子裡可從來沒有人想到他們的快樂竟然會傷害社會，會給自己帶來一場浩劫。
蘋果日報報導評論有失公正
循例，應該說說傳媒的角色。返港後見了不少行家，議論最多的是這個話題。上次朱培慶事件我寫了文章，批評過香港兩張大報。這次也想給蘋果日報提點意見。「蘋果」是我們敬重的報紙，創刊十四年，一貫支持香港和中國民主化，新聞處理很有特色，影響到兩岸三地的傳媒生態，維持三十多萬份銷量，市場上相當成功。但是，「蘋果」在娛樂新聞的處理手法上，常為行家們所譏諷，過份的誇張煽情，很多人殊難接受。一位壹傳媒的老行尊曾對我說，你們太書生氣了，在香港不賣「黃賭毒加大富豪」，報紙一定關門。這是實話。我們不知道各家媒體在責任與市場間的平衡點在哪裡？但總該去尋找。「蘋果」似乎太放任。這次「淫照風暴」，就是如此，見獵心喜，連續十多天，幾乎將「淫照」精華都上了頭版（有遮掩），而且壹週刊還出了專冊的「淫照全紀錄」，明顯擴大了「淫效」，一馬當先，走在全港媒體的最前面。
在評論方面，雖是言論自由，也有誤導成份。有人不滿「蘋果」的「虛假說」，並非無據。被該報稱為「老牌政論家」的那名主筆先生在連續兩篇「蘋論」中說「淫照風暴的最大教訓是揭露虛偽」。文中特別點名指責阿嬌平時假份天真無邪的小天使，背地裡卻在拍淫照。這一指責實顯過份。根本混淆了不僅公眾人物，任何個人都有公領域與私領域的區別。所謂隱私權不容侵犯，其含義就在於人的私生活可以和公開形象有二重性，而且處於不被置評的位置（記得俄國大文豪普希金，曾留下一本極其荒淫的私人日記，囑死後五十年出版。面世後完全無損其英名）。專欄作家梁文道針對這種對玉女的批評寫道：「難道我們應該要求一名藝人和他的性伴侶要考慮自己私下性行為的『公眾影響』嗎？」他質疑：是不是要鍾欣桐小姐公開承認有婚前性行為，太荒淫，大家才滿意呢？
按隱私原則，阿嬌私下拍艷照，並不是主筆說的「髒事」，和她的公眾純情形象無關。請不要忘了，在多元的自由社會，並不要求任何人公而忘私的表裡如一，這正是和極權社會最重要的區別之一。虛偽，當然不好，該罵。但是以阿嬌這樣一個女孩的私生活秘密作為這樣大一場風暴的批判靶子，實在是有點殘忍。阿嬌的不幸，是被人公開了無意傷害別人的私生活情節，我們應給以諒解，幫她站起來，而不是向她扔石頭。
主筆先生的文章還抨擊支持阿嬌的英皇娛樂集團虛偽（說移花接木），演藝人協會虛偽（說淫照是香港人的悲哀），警方執法不公虛偽，部份傳媒也虛偽（暗指批評「蘋果」的媒體）——這些機構當然可以批評，但不應是強詞奪理，無限上綱，自抬身價的指責。主筆對任職報紙則護主心切，毫無自省之意，一副盛氣凌人的姿態，實在要不得。而且虛偽說遂成為該報批淫的基調，大做「捉拿陳冠希」之類的頭條。頗有以道德審判掩護宣淫之嫌。
說到虛偽，其實，香港的名氣界都應該收歛一點為好，不要動輒那樣指責別人的「虛偽本性」。香港的政客、富豪、明星、名流哪一個不是有一籮筐不必公開的隱私（當然也包括慣唱高調的政論界）！如果我們公私不分，輕易揮舞傳媒的大棒，將其示眾，鬥倒鬥臭，那我們和共產黨就沒有區別了，一國兩制就變成一國一制。
最後，我想點點題。李安的電影《色．戒》，紅透半邊天，通吃所有媒體。仔細看過之後，委實覺得不值。不僅梁朝偉演得不像，氣質不對，連台詞也念不好，而且那吸引全球華人的床戲有明顯的誇張痕跡，暴露程度已到男主角的生殖器上，這是不是以抗日之名行宣淫促銷之實？是不是一種以藝術包裝的虛偽？但是李安到處被狂捧，湯唯成偶像。這也許可以給陳冠希一個啟示，如果你以後還有機會的話，不妨學學李安，大拍特拍各種色戒，接受這個大人們的世界的遊戲規則。
（2008-3-1香港）
● 陳冠希照片風波的實質是個人隱私和公眾形象的矛盾，這是自由社會的正常狀態，人皆有之。阿嬌的不幸在於她的隱私被公開侵犯，而不是她的虛偽。
香港娛樂圈的艷照風波起時，我在紐約，已經感到它對華人社會的震撼力，唐人街竟有人當街兜售五美元一張的全套光碟。回到香港，才看到事件已如風暴般鋪天蓋地。男主角陳冠希的露面，並未使風暴平息。大量的資訊已討論到事件涉及的方方面面。包括色情與淫賤、法律與執法、隱私與偷窺、傳媒與互聯網等等。
這波色情照片的大氾濫，名稱就大有文章：床照、裸照、慾照、淫照，不雅照、三級照、激情照，陳冠希則稱為「和女朋友的親密照片……」不僅反映港台大陸的差異，也反映不同的價值判斷和道德觀。無疑地，這批號稱上千幅的照片，已經打破了我們所知的華人社會八卦娛樂新聞資訊的暴露紀錄，使類似的璩美鳳、劉嘉玲裸照有如小兒科。當然，和日本家喻戶曉的Ａ片及歐美四級性愛片相比，陳冠希的大作，還只是個人「業餘愛好」而已。
港人共識：竊取床照上網有罪
自從一月廿七日第一張艷照流傳以來，經過一個月的關注和討論，尤其是警方春節前的大搜捕，引起香港市民的激烈反彈，數百人上街示威抗議警方濫用權力，把一個八卦風波推向維護網絡自由、資訊自由的層面。從而，使社會的認知達成相當的共識，即這些照片不論你喜不喜歡，如何評論，但人人都有可以瀏覽傳閱的自由和權利，政府無權干預——這樣，風波已經觸及香港新聞自由這個敏感領域。
眾所周知，香港色情資訊和色情業的合法尺度，一直是大於鄰近的亞洲國家，雖然有「不雅和淫褻條例」的限制，不准在公開資訊中「露點」，有限的裸露是允許的，不違法的。陳冠希的部分照片顯然突破了不雅條例的禁忌，不僅露點露毛，已達展覽生殖器官的地步，這當然為許多人所不齒。但是，香港人尊重個人隱私權：（港人稱「私隱」），也是天經地義的傳統，在私人空間，任何形式的男歡女愛，與他人無關。當然包括拍攝裸照床照，取樂留念一類行為。
因此，陳冠希事件的爭議只存乎一點：那些超越不雅條例的照片是怎樣流傳出來的？大量上網，對青少年身心發展造成不良影響，已不是保護隱私的範疇。社會有了共識：竊取照片，並發放網上者有罪。即陳冠希存於電腦中的隱私照片，在送去修理電腦時失竊了，應該追查盜竊者和散佈者，而不是床照的攝製者和保存者。但是，這方面仍然遭到困難：一是迄今找不到散佈源；二是網絡資訊傳播的法律界定尚很模糊，至少網上任何資訊的瀏覽與下載，沒有任何法律和商業約束（需付款者例外）。換言之，任何信息一旦上網就成為世界的公共資源，可以免費利用和流通，只有專制政府才會加以限制和技術干擾。因此，對於陳冠希照片在網上流傳，無任何法律責任和道德是非可言。即使有損於某些純良風俗也無可奈其何。
無意影響社會的伊甸園
以上是這場香港艷照風波的主要脈絡。但在流行話題之外，還值得留意的是這場艷照風波的特點非同往常。一、照片的暴露程度在娛樂圈前所未見；二、參與拍攝的藝人至少七人之多；三、被拍攝者的年齡都在二十五至三十歲之間；四、拍出的裸露照片不是三五張而多達數百張；五、迄今沒有證明床照行為是被迫或被收買而為；六、事發後，照片的當事人，沒有憤怒，也沒有投訴，保持沉默而已。
應該問問，為甚麼這麼多有知名度的年輕女藝人（演員）陷入這單如此放肆的性遊戲之中，是陳冠希和她們的「變態」、「無知」還是一種時尚或有其他解釋？
陳冠希（Edison Chen 1980—）作為主角和主導，無疑有他吸引女性的魅力。二十七歲，出生加拿大，富家子，英文流利。二○○○年進入香港娛樂圈，四年獲三十二項獎，已拍電影二十四部，去年自組多媒體公司，成為娛界最年輕的ＣＥＯ。年輕、俊俏、有個性，一派西式情趣，自稱身家已達八千萬元。從他二十一日返港記者會上宣讀英文聲明的實況來看，淡定，灑脫，有不凡之氣，和在娛樂場的頑皮形象判若兩人。顯見他在阿嬌（鍾欣桐）、張柏芝一眾慾女面前，自有駕馭群芳的優勢。
一群八○年前後出生的女星如此屈就這名帥哥，表現那樣任性，那樣不設防，那樣不計後果，是否顯示一種時代的潛意識在勃興？而在因循的道德世界裡，完全不能理解這群少男少女的情慾表達方式？不論如何，掌握著這個社會的巨大財富、權力和媒體的大男人集團，隨時可以擁有女性的身體和善解人意的愛情，但他們已進入不了那個社會邊緣外的伊甸園，享受不了他（她）們沒有羞恥、沒有虛榮、沒有利害的快樂。
現在，這塊不知有多大的禁區被粗暴的打破了，欲望男女落荒而逃，他們無話可說，他們回歸世俗，在千年倫理的長城腳下，背誦大人們撰寫的聲明稿，一再地道歉、對不起。他們在快樂的日子裡可從來沒有人想到他們的快樂竟然會傷害社會，會給自己帶來一場浩劫。
蘋果日報報導評論有失公正
循例，應該說說傳媒的角色。返港後見了不少行家，議論最多的是這個話題。上次朱培慶事件我寫了文章，批評過香港兩張大報。這次也想給蘋果日報提點意見。「蘋果」是我們敬重的報紙，創刊十四年，一貫支持香港和中國民主化，新聞處理很有特色，影響到兩岸三地的傳媒生態，維持三十多萬份銷量，市場上相當成功。但是，「蘋果」在娛樂新聞的處理手法上，常為行家們所譏諷，過份的誇張煽情，很多人殊難接受。一位壹傳媒的老行尊曾對我說，你們太書生氣了，在香港不賣「黃賭毒加大富豪」，報紙一定關門。這是實話。我們不知道各家媒體在責任與市場間的平衡點在哪裡？但總該去尋找。「蘋果」似乎太放任。這次「淫照風暴」，就是如此，見獵心喜，連續十多天，幾乎將「淫照」精華都上了頭版（有遮掩），而且壹週刊還出了專冊的「淫照全紀錄」，明顯擴大了「淫效」，一馬當先，走在全港媒體的最前面。
在評論方面，雖是言論自由，也有誤導成份。有人不滿「蘋果」的「虛假說」，並非無據。被該報稱為「老牌政論家」的那名主筆先生在連續兩篇「蘋論」中說「淫照風暴的最大教訓是揭露虛偽」。文中特別點名指責阿嬌平時假份天真無邪的小天使，背地裡卻在拍淫照。這一指責實顯過份。根本混淆了不僅公眾人物，任何個人都有公領域與私領域的區別。所謂隱私權不容侵犯，其含義就在於人的私生活可以和公開形象有二重性，而且處於不被置評的位置（記得俄國大文豪普希金，曾留下一本極其荒淫的私人日記，囑死後五十年出版。面世後完全無損其英名）。專欄作家梁文道針對這種對玉女的批評寫道：「難道我們應該要求一名藝人和他的性伴侶要考慮自己私下性行為的『公眾影響』嗎？」他質疑：是不是要鍾欣桐小姐公開承認有婚前性行為，太荒淫，大家才滿意呢？
按隱私原則，阿嬌私下拍艷照，並不是主筆說的「髒事」，和她的公眾純情形象無關。請不要忘了，在多元的自由社會，並不要求任何人公而忘私的表裡如一，這正是和極權社會最重要的區別之一。虛偽，當然不好，該罵。但是以阿嬌這樣一個女孩的私生活秘密作為這樣大一場風暴的批判靶子，實在是有點殘忍。阿嬌的不幸，是被人公開了無意傷害別人的私生活情節，我們應給以諒解，幫她站起來，而不是向她扔石頭。
主筆先生的文章還抨擊支持阿嬌的英皇娛樂集團虛偽（說移花接木），演藝人協會虛偽（說淫照是香港人的悲哀），警方執法不公虛偽，部份傳媒也虛偽（暗指批評「蘋果」的媒體）——這些機構當然可以批評，但不應是強詞奪理，無限上綱，自抬身價的指責。主筆對任職報紙則護主心切，毫無自省之意，一副盛氣凌人的姿態，實在要不得。而且虛偽說遂成為該報批淫的基調，大做「捉拿陳冠希」之類的頭條。頗有以道德審判掩護宣淫之嫌。
說到虛偽，其實，香港的名氣界都應該收歛一點為好，不要動輒那樣指責別人的「虛偽本性」。香港的政客、富豪、明星、名流哪一個不是有一籮筐不必公開的隱私（當然也包括慣唱高調的政論界）！如果我們公私不分，輕易揮舞傳媒的大棒，將其示眾，鬥倒鬥臭，那我們和共產黨就沒有區別了，一國兩制就變成一國一制。
最後，我想點點題。李安的電影《色．戒》，紅透半邊天，通吃所有媒體。仔細看過之後，委實覺得不值。不僅梁朝偉演得不像，氣質不對，連台詞也念不好，而且那吸引全球華人的床戲有明顯的誇張痕跡，暴露程度已到男主角的生殖器上，這是不是以抗日之名行宣淫促銷之實？是不是一種以藝術包裝的虛偽？但是李安到處被狂捧，湯唯成偶像。這也許可以給陳冠希一個啟示，如果你以後還有機會的話，不妨學學李安，大拍特拍各種色戒，接受這個大人們的世界的遊戲規則。
（2008-3-1香港）
Sunday, March 9, 2008
Socialists Win Spanish Election, Retaining Power
March 9, 2008
By ELAINE SCIOLINO
MADRID — Spain’s ruling Socialists triumphed in a national election on Sunday, giving Prime Minister 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 a fresh mandate to pursue his agenda of sweep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The outcome was a validation of Mr. Zapatero’s boldest decisions, including the withdrawal of Spain’s troops from Iraq, the granting of more autonomy to Spain’s regions, and changes that include fast-track divorce and the legalization of same-sex marriage.
“I will govern by continuing with the things that we’ve done well and correcting mistakes,” Mr. Zapatero said in accepting victory outside his party headquarters. He added, “I will govern for all, but thinking above all of those people who do not have everything.”
In particular, Mr. Zapatero said he would work to fulfill the aspirations of women and young people and provide more support for the country’s elderly.
With 96 percent of the vote counted, Mr. Zapatero’s party won 43.7 percent of the vote, and the conservative Popular Party 40.1 percent, according to the Interior Ministry.
Turnout was high — an estimated 75.4 percent of the country’s 35 million eligible voters — only a shade below the 75.7 percent turnout in 2004.
The election was a rematch of the bitter contest four years ago between Mr. Zapatero and Mariano Rajoy, the head of the Popular Party.
Throughout the last four years, Mr. Rajoy and his party called into doubt Mr. Zapatero’s legitimacy and relentlessly tried to block his ambitious progressive agenda.
So it was not surprising that in his speech conceding defeat on Sunday night, Mr. Rajoy stood firm on principle, but said nothing about the need for national unity. “Everyone knows we are predictable,” he said. “Everyone knows what we stand for. Everyone knows what I believe in.”
Mr. Zapatero appealed for a high turnout as he voted Sunday morning at a polling station near Moncloa Palace, the official residence.
“Spain is stronger if democracy is stronger; democracy is stronger if all citizens turn out to vote, to exercise our right to choose the future of our country,” he said.
Spain is perhaps more polarized politically now than it has been in decades, and when Mr. Zapatero emerged, he was met with both hearty applause and angry shouts of “Out! Out! Out!”
The voting was overshadowed by the slaying of a Socialist politician in the Basque region on Friday, a killing that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opposition blamed on the outlawed Basque separatist group ETA. But it is too soon to say what impact the slaying may have had on the vote.
After casting his ballot, Mr. Rajoy expressed hope that the will of the people would prevail — without disruption. “All I wish is that the only news today is that we have held elections, and that those who the people of Spain want to win will win,” he said.
But the atmosphere was significantly calmer than election day four years ago.
It was then that Mr. Zapatero unexpectedly swept into power after many Spaniards who had considered staying home turned out instead to deliver a message of anger against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of the Popular Party.
Three days before that election, Madrid was struck by terrorist bombings that left 191 people dead. Voters blamed the government for its participation in the American-led occupation in Iraq and its deception in dismissing evidence that radical Islamists, not ETA militants, were responsible.
In the months before this election, Mr. Zapatero held a small but steady lead in all opinion polling.
In casting their ballots, many voters expressed both frustration with the political infighting that has dominated the campaign and worry about the sudden downturn in the Spanish economy.
In the affluent Madrid neighborhood of Salamanca, Gloria Perez, a 58-year-old librarian, said the poor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Mr. Zapatero’s government prompted her to shift her vote this time from the Socialists to the United Left, which is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Zapatero has not done enough to bring down the price of rents, control mortgage costs, help young people and get us workers better salaries,” Ms. Perez said. She added that she was unimpressed by tax incentives offered by both of the main parties, including the Socialists’ promise to give every taxpayer a tax rebate of 400 euros (about $600).
“What good is 400 euros going to do me?” she said. “That’s bread today, hunger tomorrow. We need reforms that will help us in the long term: better work contracts, better salaries, less inflation.”
Gloria Logares, a 65-year-old homemaker, cast her vote for the Popular Party as she has in the past, branding the Socialist government soft on terrorism for holding talks with ETA. “Four years ago, we were voting with death hanging over us, and here we are with death hanging over us again,” she said. “People are voting in a climate of terror. This is the price we pay for negotiating with terrorists.”
Mr. Zapatero both won and lost voters over his ambitious social and political agenda that has ushered in such changes as the legalization of gay marriage, fast-track divorce, recognition for the victims of the fascist Franco dictatorship and more autonomy for some of Spain’s 17 regions.
“Zapatero has given us more rights than any leader to the people of Spain: the old, the young, gays, men, women,” said Santiago Cruz, 69, a retired plumber who lives in the working-class Madrid suburb of Vallecas, which has a large immigrant population. “I grew up under Franco with no rights. I grew up having to sing Franco’s anthem so that his fascist supporters would throw me scraps of cabbage.”
Other voters claimed that Mr. Zapatero’s social changes were destroying Spain’s value system.
“Zapatero is breaking with the traditional Christian values that we have espoused our whole lives,” said Miguel María Santos de Quevedo, a 76-year old retired notary in Tomares, a town in Andalucía, who voted for the Popular Party. “He wants to impose his relativist values on everyone, to claim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good and bad.”
The election of the prime minister involves a complicated process in which voters do not vote for one candidate but for one party list of candidates for deputies in Parliament.
Voters had the choice of more than two dozen party lists, including mainstream parties like the Popular and Socialist parties and tiny ones lik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eoples of Spain and the rightist Falange, which opposes immigration and supports the memory of the late dictator Gen. Francisco Franco.
A small new party headed by a Socialist former lawmaker who broke with Mr. Zapatero because of his negotiations with ETA also ran in the election.
Victoria Burnett contributed reporting.
http://www.nytimes.com/2008/03/09/world/europe/09cnd-spain.html?_r=1&oref=slogin&ref=world&pagewanted=print
By ELAINE SCIOLINO
MADRID — Spain’s ruling Socialists triumphed in a national election on Sunday, giving Prime Minister José Luis Rodríguez Zapatero a fresh mandate to pursue his agenda of sweep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liberalization.
The outcome was a validation of Mr. Zapatero’s boldest decisions, including the withdrawal of Spain’s troops from Iraq, the granting of more autonomy to Spain’s regions, and changes that include fast-track divorce and the legalization of same-sex marriage.
“I will govern by continuing with the things that we’ve done well and correcting mistakes,” Mr. Zapatero said in accepting victory outside his party headquarters. He added, “I will govern for all, but thinking above all of those people who do not have everything.”
In particular, Mr. Zapatero said he would work to fulfill the aspirations of women and young people and provide more support for the country’s elderly.
With 96 percent of the vote counted, Mr. Zapatero’s party won 43.7 percent of the vote, and the conservative Popular Party 40.1 percent, according to the Interior Ministry.
Turnout was high — an estimated 75.4 percent of the country’s 35 million eligible voters — only a shade below the 75.7 percent turnout in 2004.
The election was a rematch of the bitter contest four years ago between Mr. Zapatero and Mariano Rajoy, the head of the Popular Party.
Throughout the last four years, Mr. Rajoy and his party called into doubt Mr. Zapatero’s legitimacy and relentlessly tried to block his ambitious progressive agenda.
So it was not surprising that in his speech conceding defeat on Sunday night, Mr. Rajoy stood firm on principle, but said nothing about the need for national unity. “Everyone knows we are predictable,” he said. “Everyone knows what we stand for. Everyone knows what I believe in.”
Mr. Zapatero appealed for a high turnout as he voted Sunday morning at a polling station near Moncloa Palace, the official residence.
“Spain is stronger if democracy is stronger; democracy is stronger if all citizens turn out to vote, to exercise our right to choose the future of our country,” he said.
Spain is perhaps more polarized politically now than it has been in decades, and when Mr. Zapatero emerged, he was met with both hearty applause and angry shouts of “Out! Out! Out!”
The voting was overshadowed by the slaying of a Socialist politician in the Basque region on Friday, a killing that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opposition blamed on the outlawed Basque separatist group ETA. But it is too soon to say what impact the slaying may have had on the vote.
After casting his ballot, Mr. Rajoy expressed hope that the will of the people would prevail — without disruption. “All I wish is that the only news today is that we have held elections, and that those who the people of Spain want to win will win,” he said.
But the atmosphere was significantly calmer than election day four years ago.
It was then that Mr. Zapatero unexpectedly swept into power after many Spaniards who had considered staying home turned out instead to deliver a message of anger against the conservative government of the Popular Party.
Three days before that election, Madrid was struck by terrorist bombings that left 191 people dead. Voters blamed the government for its participation in the American-led occupation in Iraq and its deception in dismissing evidence that radical Islamists, not ETA militants, were responsible.
In the months before this election, Mr. Zapatero held a small but steady lead in all opinion polling.
In casting their ballots, many voters expressed both frustration with the political infighting that has dominated the campaign and worry about the sudden downturn in the Spanish economy.
In the affluent Madrid neighborhood of Salamanca, Gloria Perez, a 58-year-old librarian, said the poor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Mr. Zapatero’s government prompted her to shift her vote this time from the Socialists to the United Left, which is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Zapatero has not done enough to bring down the price of rents, control mortgage costs, help young people and get us workers better salaries,” Ms. Perez said. She added that she was unimpressed by tax incentives offered by both of the main parties, including the Socialists’ promise to give every taxpayer a tax rebate of 400 euros (about $600).
“What good is 400 euros going to do me?” she said. “That’s bread today, hunger tomorrow. We need reforms that will help us in the long term: better work contracts, better salaries, less inflation.”
Gloria Logares, a 65-year-old homemaker, cast her vote for the Popular Party as she has in the past, branding the Socialist government soft on terrorism for holding talks with ETA. “Four years ago, we were voting with death hanging over us, and here we are with death hanging over us again,” she said. “People are voting in a climate of terror. This is the price we pay for negotiating with terrorists.”
Mr. Zapatero both won and lost voters over his ambitious social and political agenda that has ushered in such changes as the legalization of gay marriage, fast-track divorce, recognition for the victims of the fascist Franco dictatorship and more autonomy for some of Spain’s 17 regions.
“Zapatero has given us more rights than any leader to the people of Spain: the old, the young, gays, men, women,” said Santiago Cruz, 69, a retired plumber who lives in the working-class Madrid suburb of Vallecas, which has a large immigrant population. “I grew up under Franco with no rights. I grew up having to sing Franco’s anthem so that his fascist supporters would throw me scraps of cabbage.”
Other voters claimed that Mr. Zapatero’s social changes were destroying Spain’s value system.
“Zapatero is breaking with the traditional Christian values that we have espoused our whole lives,” said Miguel María Santos de Quevedo, a 76-year old retired notary in Tomares, a town in Andalucía, who voted for the Popular Party. “He wants to impose his relativist values on everyone, to claim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good and bad.”
The election of the prime minister involves a complicated process in which voters do not vote for one candidate but for one party list of candidates for deputies in Parliament.
Voters had the choice of more than two dozen party lists, including mainstream parties like the Popular and Socialist parties and tiny ones lik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Peoples of Spain and the rightist Falange, which opposes immigration and supports the memory of the late dictator Gen. Francisco Franco.
A small new party headed by a Socialist former lawmaker who broke with Mr. Zapatero because of his negotiations with ETA also ran in the election.
Victoria Burnett contributed reporting.
http://www.nytimes.com/2008/03/09/world/europe/09cnd-spain.html?_r=1&oref=slogin&ref=world&pagewanted=print
Thursday, March 6, 2008
【陈志武】我们的政府有多大？
2008年2月23日《经济观察报》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这里，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角度来把握其“大小”。
跟历史比、跟美国比
相对朝廷时期的政府规模如何？既然今天又是盛世中国，我们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参照。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工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或许，我们或说当时中国其他地方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工人收入作为标准，降低了为供养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数。但，那时的全国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在1950年时，北京的人均收入属全国平均水平，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1950年代实行国有制计划经济之后，北京的相对人均收入才开始飙升，把全国其他地方甩在身后。退一步讲，即使乾隆时期全国城镇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么，朝廷岁入也只是410万人的年收入，跟今天需要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历史上的中国政府没有像今天这么大过。
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它现代产业全球最发达，它也是世界警察，所以，它的政府职责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在社会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因此，美国政府的规模应该可以作为判断中国政府规模太大还是太小的参照系。
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
中国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
政府规模是如何变迁的
过去30年里，中国的政府规模并非历来就这么大。如果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1978至1995年间的确是照此方向走。改革之初的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方方面面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
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见图一和图二）。到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最小”的政府了。
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头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经常有人说，在别国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国就水土不服。之所以如此，不是中国人与别国不一样，而是人家在权力受民主制约下的分税制体系，搬到中国后，当然会走样，因为在中国的各级都没有对征税权的根本性约束。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源在于有没有对权力的民主制约上。
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政府规模，我们的政府达到历史“最大”规模。
我们也可以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国的三大群体。那么，从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哪个群体受益最多呢？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图三给出三群体的累计收入增长情况。
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 改革开放的成果由政府享受的最多，城市居民次之，农民分享的最少。
政府作为最大的资产和土地所有者
不过，上面的计算只是反映了政府总收入的一部分，另外，还有预算外的政府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不在其内。也就是说，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据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去年，中国GDP增长11.4%，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GDP同样的速度升值（资产升值速度一般高于GDP），这意味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比财政税收的5.1万亿多80%！
2007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因此，去年国家作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
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是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亿农民的纯收入。这种政府规模的确是乾隆政府、今天的美国政府所远不可比的。
中美民间财富结构对比
当然中国家庭也有财富，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等，只不过主要是城镇居民有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太多储蓄，他们的财富很少。据发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的速度增值，亦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一。
中国民间资产加国有资产共115.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7倍。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7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4倍，比中国的总资产与GDP比值略高一些。其原因是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程度全球最高，资产流动性越大，其资本价值就越高。但，两国的总资产与GDP之比，大致相当。
可是，在两国，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享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
其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模式上、产业结构上、法治发展上，等等。这里，让我们集中看看，这种结构对国家和民间在财富赛跑上有什么影响，谁会赢大头？
美国家庭资产73万亿美元中，有近35万亿来自过去十年的资产增值，而从劳动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计储蓄的才1.5万亿美元。所以，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产升值，而由劳动等所得的非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去年为8.4万亿美元）基本全部花掉，这即是为什么美国的储蓄率现在为-1%，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内需这么强盛。好在美国的资产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政府不会与民争利，所以，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水平上升。
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的。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国有制割断了从资产升值到内需增长的传导链。这也是为什么在私有制国家，经济增长给民间社会的家庭带来财富，而在国有制国家里，经济增长产生的资产财富升值主要由国家独享，给民间家庭带来的只有高一点的劳动收入，没有太多财富。所以，今天在中国，最大的贫富差距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而不是在多数国民之间。
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
按照上面谈到的，去年政府财政税收5.1万亿，国有资产与土地升值至少9万亿，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政府有15.7万亿的收入可以花，这些钱花在哪里呢？如果政府把钱花在民生上，那不是从相当程度上代替了老百姓花吗？在效果上，由老百姓自己花这些钱和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这两种安排会有大的区别吗？按照许多主张政府要推出各种名目税收的人的说法，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政府能够实现“第二次再分配”，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实际真的如此吗？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先生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不管按绝对数字，还是按相对水平，美国政府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都远高于中国，尽管美国是十足的私有经济。按照国有化运动的初衷，国有制本应该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我们本应该看到完全相反的情况。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它市场经济国家比。——这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占GDP才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问题，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正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老百姓享受到的收入和资产财富份额极低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
既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而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那么，在中国政府控制社会这么多收入、这么多资产财富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中国家庭呢？比如，也给他们寄去汇票？国民们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企的红利了。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我们国民自己的。
http://chenzhiwublog.blog.163.com/blog/static/48024204200812503132657/?fromre
2007年，国家财政税收增加了31%，达到5.1万亿元，占GDP的21%，相当于3.7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12.3亿农民的纯收入。也就是说，政府一年花的钱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政府要这么多的老百姓才能供养，当然很庞大。这里，我们不妨从几个不同角度来把握其“大小”。
跟历史比、跟美国比
相对朝廷时期的政府规模如何？既然今天又是盛世中国，我们不妨先以康乾盛世时期作为一个参照。乾隆中期的1766年，朝廷财政税收为4937万两银子。在1760年前后，荷兰东印度公司对当时的北京、广州老百姓的收入和消费做过细致调查，据其历史档案，那时一个普通北京工人的年收入大约为24两银子（每月2两左右）。这样，4937万两银相当于205万普通北京人的收入。只要205万个北京人的收入就够供养盛世时期的乾隆政府，那当然是小政府！或许，我们或说当时中国其他地方的收入比北京低，所以，以北京工人收入作为标准，降低了为供养乾隆政府所需要的人数。但，那时的全国人均收入不一定比北京低多少，比如，在1950年时，北京的人均收入属全国平均水平，最多是中等偏上，只有到1950年代实行国有制计划经济之后，北京的相对人均收入才开始飙升，把全国其他地方甩在身后。退一步讲，即使乾隆时期全国城镇平均收入只有北京人的一半，那么，朝廷岁入也只是410万人的年收入，跟今天需要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无法相提并论。历史上的中国政府没有像今天这么大过。
也许我们会说，今天任何国家的政府规模不能跟过去的做直接比较，因为传统农业经济对政府的依赖度低，而现代经济的交易复杂性特别高，所以，离不开政府在安全和产权与契约保障方面的支持。没有政府保护产权、维护契约权益，就难以有现代经济。这当然有道理。按照这个思路推下去，美国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参照系，因为美国的金融证券市场、知识产权市场以及其它现代产业全球最发达，它也是世界警察，所以，它的政府职责应该不低于任何其他国家的。在社会福利支持上，美国也不亚于西欧。因此，美国政府的规模应该可以作为判断中国政府规模太大还是太小的参照系。
2007年，美国联邦政府的财政税收为2.4万亿美元，占GDP的18%，相当于8500万普通美国人一年的可支配收入。也就是，为了支持美国政府的开支，需要8500万美国人的可支配收入，当然远比中国政府的开支需要3.7亿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低！
中国5.4亿城镇居民、8亿农民，加在一起，去年民间的可支配收入和农民纯收入总共为10.7万亿元。也就是说，5.1万亿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约等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额的一半。相比之下，美国民间的可支配收入总量为8.4万亿美元，2.4万亿美元的政府财政税收相当于民间可支配收入总量的四分之一。
由此可见，我们的政府相对远大于美国政府。
政府规模是如何变迁的
过去30年里，中国的政府规模并非历来就这么大。如果说“小政府、大社会”一直是改革的理想，那么，1978至1995年间的确是照此方向走。改革之初的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8.5亿农民的纯收入。那时的政府也不小，这就是为什么要改革政府的原因之一，但，那时的政府毕竟要负责城市人从摇篮到坟墓的方方面面生活开支，所以，政府当然大。
随着改革的进行，到198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7亿城镇居民、5亿农民的纯收入（见图一和图二）。到1995年，财政税收相当于1.46亿城镇居民、3.9亿农民的纯收入。1.46亿城镇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才能支持政府的开支，政府还是很大，可那是近30年“最小”的政府了。
1993-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从根本上逆转头17年的方向。那次改革把税权下放，从中央到省、到地方、到县和乡，每级只要求下一级在每项税种中往上交多少比例的税收，剩下的权限就留给下级政府。从表面看，税权下放而不是由中央统一掌权，是件好事，给地方更多发展经济的激励。只不过，当时好心的改革设计者没想到或不愿意想到，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的体系下，特别是在新加税种的权力不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的国情下，把税权下放等于是为各级政府随意加税大开绿灯，国民没有正式途径对随意增加的税负表达意见。
经常有人说，在别国行得通的制度安排，一到中国就水土不服。之所以如此，不是中国人与别国不一样，而是人家在权力受民主制约下的分税制体系，搬到中国后，当然会走样，因为在中国的各级都没有对征税权的根本性约束。所以，水土不服的根源在于有没有对权力的民主制约上。
1995年后财政税收逐年回升。到2004年，财政税收相当于2.8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9亿农民的纯收入。随后的三年更是加速征税，到2007年，政府的财政税收等于3.7亿个城镇居民、12.3亿农民一年可以花的钱，远超改革开放初1978年时的政府规模，我们的政府达到历史“最大”规模。
我们也可以把政府、城镇居民、农民看成中国的三大群体。那么，从改革开放的成果中，哪个群体受益最多呢？自1995年到2007年的12年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去掉通货膨胀率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农民的纯收入年均增长6.2%。这期间，GDP的年均增长速度为10.2%。图三给出三群体的累计收入增长情况。
因此，只有政府的收入以远高于GDP的速度在增长，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速度次之，农民的收入增长最慢，速度远低于GDP的增速。从1995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1.6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 改革开放的成果由政府享受的最多，城市居民次之，农民分享的最少。
政府作为最大的资产和土地所有者
不过，上面的计算只是反映了政府总收入的一部分，另外，还有预算外的政府收入、资产增值和资产性收入不在其内。也就是说，财政税收只是政府“最看得见”的收入部分。实际上，随着中国经济这些年的高速发展，政府作为中国最大的资产所有者，其拥有的国有企业资产、公有土地以及矿产资源的增值比财政税收更大、增长速度更快。
到2006年，国有土地的总价值大约为50万亿元。据国资委主任李荣融在2007年8月《求是》杂志上谈到，到2006年底，全国有11.9万家国有企业，平均每家资产为2.4亿元，所有国企资产加在一起值29万亿元。也就是说，2006年底，国有土地加国有企业的总价值为79万亿元。去年，中国GDP增长11.4%，假设土地和国有资产以GDP同样的速度升值（资产升值速度一般高于GDP），这意味国有资产去年增值9万亿，比财政税收的5.1万亿多80%！
2007年，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因此，去年国家作为“资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可支配收入”共有10.6万亿元。
把国家的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和财政税收的5.1万亿加在一起，去年政府可以支配的总收入是15.7万亿元，这等于是11.4亿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37.9亿农民的纯收入。这种政府规模的确是乾隆政府、今天的美国政府所远不可比的。
中美民间财富结构对比
当然中国家庭也有财富，包括房地产、企业股权、金融证券、银行储蓄等等，只不过主要是城镇居民有这些，农民没有土地、也没有太多储蓄，他们的财富很少。据发改委估算，到2005年底，全国城镇居民的总资产价值为20.6万亿。如果过去两年均按略高于2005年的速度增值，亦即按每年15%增值，那么，到去年底，全国居民资产为27.6万亿元，不到价值为88万亿的国有资产与国有土地的三分之一。
中国民间资产加国有资产共115.6万亿元，相当于GDP的4.7倍。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基本没有生产性资产，也只有少量的土地。至2007年底，美国私人家庭资产的总值为73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5.4倍，比中国的总资产与GDP比值略高一些。其原因是美国资产的金融化程度全球最高，资产流动性越大，其资本价值就越高。但，两国的总资产与GDP之比，大致相当。
可是，在两国，财富在民间和政府之间的分享结构截然不同。在中国，多于76%的资产由政府拥有，民间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资产。而在美国，其资产基本都在民间个人和家庭手中。这两种不同的财富持有结构会带来什么差别呢？
其差别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经济增长模式上、产业结构上、法治发展上，等等。这里，让我们集中看看，这种结构对国家和民间在财富赛跑上有什么影响，谁会赢大头？
美国家庭资产73万亿美元中，有近35万亿来自过去十年的资产增值，而从劳动等可支配收入中累计储蓄的才1.5万亿美元。所以，美国人的财富增长基本靠资产升值，而由劳动等所得的非资产性可支配收入（去年为8.4万亿美元）基本全部花掉，这即是为什么美国的储蓄率现在为-1%，也是为什么美国的内需这么强盛。好在美国的资产基本都是私人所有，政府不会与民争利，所以，美国人能够只靠资产升值来使自己的财富水平上升。
中国的115.6万亿元资产财富中，只有27.6万亿是民间私人的，剩下的88万亿属国家的。如果2008年中国GDP和资产价值都上升10%，那么，老百姓从资产升值中得到2.76万亿元，而政府能得到8.8万亿元。政府从经济增长所带来的资产财富升值中得到的份额，是民间的三倍！
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资产升值难以带来消费的财富效应，资产升值带动不了太多的内需增长。国有制割断了从资产升值到内需增长的传导链。这也是为什么在私有制国家，经济增长给民间社会的家庭带来财富，而在国有制国家里，经济增长产生的资产财富升值主要由国家独享，给民间家庭带来的只有高一点的劳动收入，没有太多财富。所以，今天在中国，最大的贫富差距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而不是在多数国民之间。
国家的钱花到哪里了？
按照上面谈到的，去年政府财政税收5.1万亿，国有资产与土地升值至少9万亿，国有企业的总利润为1.6万亿元。政府有15.7万亿的收入可以花，这些钱花在哪里呢？如果政府把钱花在民生上，那不是从相当程度上代替了老百姓花吗？在效果上，由老百姓自己花这些钱和由政府代替老百姓花，这两种安排会有大的区别吗？按照许多主张政府要推出各种名目税收的人的说法，通过税收和国有资产，政府能够实现“第二次再分配”，以降低收入差距。但是，实际真的如此吗？
据财政部长谢旭人先生介绍，2007年政府在直接涉及老百姓的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约6000亿元，相当于财政总开支的15%，为全年GDP的2.4%，分到13亿人身上，人均461元（相当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而在没有国有经济的美国，去年在同样三项上的开支约为15000亿美元，相当于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为美国GDP的11.5%，分到3亿美国人身上，人均5000美元（相当于美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的18%）。
不管按绝对数字，还是按相对水平，美国政府回馈给老百姓的医疗与社会保障都远高于中国，尽管美国是十足的私有经济。按照国有化运动的初衷，国有制本应该带来更多的社会福利，我们本应该看到完全相反的情况。
许多人说，中国还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所以没法跟美国以及其它市场经济国家比。——这说法站不住脚。美国去年的财政税收占GDP才18%，而中国5.1万亿元财政收入占GDP的20%。所以，即使不算国企收入和国有资产增值，仅财政税收，中国政府的相对收入就高于美国，没有理由在民生上的开支比例低于美国。中国政府不是没有钱花，而是没有对财政预算过程的实质监督问题，以至于政府钱多后更倾向于在形象工程、政府办公大楼上浪费，在高资源消耗、高环境污染又不创造就业的工业项目上投资，也当然为腐败提供了温床。
正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老百姓享受到的收入和资产财富份额极低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
既然美国政府为了刺激经济从次级按揭贷款危机中走出来，而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那么，在中国政府控制社会这么多收入、这么多资产财富的情况下，为什么不能把一些税收、国企利润、国有资产增值退回给中国家庭呢？比如，也给他们寄去汇票？国民们也该直接分享一点国企的红利了。当然，最好是把许多国有企业资产民营化、把土地还给农民，因为这些本来就是我们国民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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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day, March 3, 2008
【蔡定剑】民主政治与社会可持续发展
2008-03-04 来源: 南方网
民主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和平、管理效率、政治和谐。然而，较之专制政权，民主政治最终达到这些目标的希望要大得多。
作者：蔡定剑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宪政研究所所长
民主才能真正创造奇迹
经济崛起不算什么奇迹。
30年的改革开放，2007年中国GDP总量34200多美元，居世界第4位。有人说，只有中国人才能创造这样的奇迹。我的基本观点是，一个社会只要不搞动乱，让民众休养生息，30年就能产生一个经济奇迹。下面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日本高速增长期(1955-1973年)。18年间GDP增加了12.5倍，人均国民收入增长10倍多，年均增长9.8%。其中在《国民收入倍增计划》执行期间(1961-1971年)，国民生产总值GNP年均增率达10%以上，最高达到16%。1955年日本GDP不足美国10%，1995年是4万亿美元，达美国71.3%。
韩国经济高速增长(1962-1991)。国民生产总值(GNP)从1962年的23.6亿美元发展到1991年的2808亿美元；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2年的87美元上升到1991年的6498美元，年平均增长率为16%。
台湾地区经济高速发展。1963-1973年，工业年均增长率高达18.3%，1998年亚洲金融风暴时，台湾GDP已经高达3100亿美元，人均GDP也有14000美元 。
支撑经济崛起的是民主制度。
中国古代那么多盛世，5000年创造的财富哪里去了？就是因为古代中国没有一个制度来提供经济高速增长的环境。前两年热播的电视纪录片《大国崛起》，讲了11个国家，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罗斯、美国等的崛起。我们看到这些国家的崛起历史，专制和强权、战争和掠夺、奴役殖民、经济贸易、科技和发明，都可以成为国家强盛的手段，但多少专制国家崛起后又倒下，葡萄牙、西班牙、德国、日本、俄罗斯。只有那些民主的国家，在崛起以后通过民主的改革，制度的改革、才持续地站立着。所以说，经济的发展并不是什么奇迹，真正的奇迹是民主制度把经济持续发展的社会保持下去。
民主与社会稳定
谬误之一：民主就是少数服从多数，这会产生多数人暴政。
这种对民主的认识非常肤浅，对民主基本的原理和概念都没有搞清楚。民主是由全体公民支配政府，政府对公民负责的政治体制，它有八项原则：(1)民主国家必须是由公民定期选举产生政府统治，而这种选举是由全体公民平等参加的、自由、平等、公正的、差额竞争的选举。(2)民主还是公众直接广泛参与政府和自己利益相关事务的过程。(3)民主政府避免使中央政府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地方有广泛的自治和自主的权利。(4)民主政府知道其首要职能是保护公民的表达自由、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平等权，以法律保护公民的基本人权。(5)民主政府遵循法治，权力依法行使，确保公民获得平等的法律保护。因此，通常实行独立的司法和法官的职业化以保证社会纠纷及时、依法地裁决。(6)民主制度遵循多元化，对各种不同的政治、社会观点和文化生活特点予以充分尊重。(7)民主社会的新闻自由受法律保护。(8)民主制实行以多数决定，同时尊重个人与少数人的权利为原则。
谬误之二：民主不利于稳定！
事实上，民主是最有利于社会稳定的制度，这本来是被世界历史所证明的真理。哈耶克说，“民主乃是人类有史以来发现的唯一的和平变革的方法。”民主社会之所以稳定，是因为政府的权力转移，通常在有序的程序中进行。作为一种和平、自由与温雅的方式，权力斗争输赢和更迭都是“精神性”，而非“肉体性”的，是暂时的，而非长久的。
反民主论者常常以一些威权国家取得的经济成就来说明威权统治的必要和好处，但他们严重忽视了威权统治带来的社会乱象和灾难。无论在拉丁美洲，还是东南亚地区，威权统治时期都不断地爆发社会冲突和流血事件，社会极不稳定。
韩国现代史就是证明。从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韩国独立后进入威权统治时期。在这30多年中，韩国发生革命、起义、政变、政治谋杀，街头抗议、暴力冲突及流血事件不断。虽然在朴正熙时代经济有过快速发展，但军人独裁统治造成社会极其动荡，不仅是人民付出巨大的代价，就是统治者本人也没有一个有好下场：在专制统治的30年中，韩国历任总统中：李承晚被流放海外，客死他乡；朴正熙饮弹身亡，他的政府高级领导人像车智辙、金载圭、郑升和或被谋杀或被绞死，或死因不详。直到1987年，卢泰愚实行政治改革，实行总统直选，韩国才结束靠政变和谋杀取得权力的独裁统治历史，开始走向稳定。1997年金大中被选为总统，在韩国实现了执政党向反对党和平移交政权的政府。事实证明，是民主制真正带来了韩国的社会稳定，也给政治领导人带来了安全。民主社会是宽容的，像全斗焕这样被判处死罪的前独裁者也能被赦免。自1997年韩国民主化以后，韩国社会经历了一系列的严重危机，1997年的金融危机的打击，2004年卢武铉总统上台不久后立即遭弹劾案和迁都风波等，都没有使韩国社会出现任何动乱。可以说，韩国的民主制已经巩固，暴力和谋杀已经没有市场，激烈的社会矛盾和冲突都可以在宪法和法律程序下消解。
印度是民主有利于解决社会稳定的最有力例证。1947年印度独立时，国家处于混乱之中，政治派系林立，社会暴力盛行。半个世纪后，在民主制度的作用下，政治分歧都能在宪法框架内解决，政权更迭也能通过民主程序顺利过渡。正因为民主，印度才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通过民主，印度还成功地解决了语言和宗教问题。印度除了有一些历史根源很深的种族分离主义和教派冲突造成的暴力和不稳定外，政治领导层的暴力冲突和政变没有发生，这与同类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相同的国家，像南亚、东南亚、拉美和非洲等国经常发生政变和社会动乱的情况相比，简直是一个奇迹。印度的议会民主制把各种政治力量纳入了合法的政治斗争轨道，从而避免了大规模暴力革命、军事政变和社会动乱发生。
如果说发展中国家搞民主不稳定，不是民主制本身不利于稳定，而是从不民主向民主发展过程中会出现不稳定。因此，我们不是不要民主，而是应该怎么避免向民主过渡中的不稳定。经验教训是，不要等社会矛盾和危机重重的时候再来进行民主改革，而应在经济发展的一定时候及时进行政治改革。被动的、不适当时候的改革会导致动乱！
民主与经济发展
谬误之三：民主影响经济发展和效率；威权体制有利于发展经济。
民主制是否有利于经济发展？是一个已被历史证明得很清楚的问题。从国际社会的版图看，民主制国家大多是经济发达国家，非民主国家大多是经济落后国家。问题的复杂性在于，“民主”的国家也未必都能把经济搞好，非民主的国家也不是都不能搞好经济。在经济起飞的国家中，威权政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威权统治可能把经济推向高速发展，也可能把经济推向崩溃。
在这里，我引用陈志武教授的一些观点，经济增长是一个多变量函数，决定经济增长至少有以下四个变量：(1)制度(也可称之为制度资本)，如产权保护、民主、法治等等；(2)自然资源，如石油、矿产储藏，交通等；(3)劳动力，它的数量、成本、素质等等；(4)土地。这四大要素中间的任何一项越多，该国的经济增长就可以越快一些。同时，这四大要素互相之间又有替代性，一个经济体只要一个或几个要素非常突出，即使其它要素差一些，其经济照样可以有很大的发展。民主制度、法治制度只是其中的一个要素而已。
那么，民主制为什么有利于经济发展呢？有两个促进经济发展不可否定的因素：一是经济发展一定需要经济自由和市场竞争，民主制比其他制度为此提供了更有利的制度条件。二是民主为资本发展必不可少的财产权利的安全提供了保障。
威权统治又为什么能促进经济发展呢？它通过政府力量，提高劳动力、资源和土地的利用，如降低劳动力成本、不讲代价地使用资源和土地等。但是，在一个缺少廉洁“好政府”和法制不健全的社会中，这种经济发展必然导致严重腐败、贫富不均，并可能因此引起社会动乱和崩溃。民主制度下的经济发展恰恰可以避免此种危险。
谬误之四：民主导致拉美化。
实际上，“拉美化”现象并不是出现在民主政府时期，而是在军人独裁统治或威权政府时期。在拉丁美洲，很多最有效和最有前景的改革计划，都是由后权威的民主政府所实施的。比如阿根廷军事统治时经济一团糟，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阿根廷民选总统阿方辛开放民主，90年代第二届民选总统梅内姆在巩固民主和经济发展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迅速控制通货膨胀，并使经济走向市场化，出现经济增长、政局稳定的局面。巴西也是在实行民主转型前经济处于危机中，经过两届政府民主转型后，经济改革才有效。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丁美洲国家开始走上向民主化转型之路，出现了一系列民主政府。正是这些民主政府才使一些国家较好地克服了过去的经济危机，并使经济向健康方向发展。据联合国拉美经济委员会的报告，2005年拉美及加勒比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平均为4.3%，其中委内瑞拉达到9%，阿根廷8.6%，智利和乌拉圭为6%。
应该看到，一些国家的贫困是固有的，不是民主引起的。民主并不必然带来经济增长、社会和平、管理效率、政治和谐。然而，较之专制政权，民主政治最终达到这些目标的希望要大得多。市场经济由于资本利润原则，必然会产生两极分化，资本利润越来越多，而劳动者福利越来越少，而资本利润部分的产品由于没有消费购买则无法实现价值，社会只有通过产品过剩的经济危机来平衡，民主社会选票作用，强制执政者做有利于劳工的事，社会经济才能获得高发展。
民主与反腐败
谬误之五：民主不能解决腐败，也会导致腐败。
民主选举需要钱，而且容易导致金钱政治。但是，民主国家的实践证明，金钱政治可以通过法制加以控制的。民主可以从根本上防止政府腐败的普遍化。
我们看一下2005年透明国际清廉指数全球排名，廉政指数前20名国家和地区：冰岛、芬兰、新西兰、丹麦、新加坡、瑞典、瑞士、挪威、澳大利亚、奥地利、荷兰、英国、卢森堡、加拿大、中国香港、德国、美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廉政指数后20名国家和地区：印度尼西亚、伊拉克、利比里亚、乌兹别克斯坦、刚果、肯尼亚、巴基斯坦、巴拉圭、索马里、苏丹、塔吉克斯坦、安哥拉、象牙海岸、赤道几内亚、尼日利亚、海地、缅甸、土库曼斯坦、孟加拉国、乍得。可以看到，民主制度对遏制腐败的作用非常明显。
民主国家虽然不能避免腐败，但是，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有很大的不同：民主国家的腐败只限于有限领域的腐败，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无所不在；民主国家的腐败通常能得到及时的揭露，而非民主国家的腐败难以揭露，特别是高官的严重腐败通常被掩盖；许多在非民主时期被掩盖的腐败会因为民主化后被揭露；民主国家的腐败是可以医治的，非民主国家的腐败是不可救药的。历史上尽管也有专制的国家比较清廉，但是，专制国家一旦腐败，没有不是伴随腐败被葬送，而是被治理好了的。
http://news.163.com/08/0304/08/4668EK0300012I5M.html
Saturday, March 1, 2008
“红色亿元村”河南南街村的发展真相 【上官敫铭】
2008-02-26 来源: 南方都市报 作者: 上官敫铭
河南南街村——一度被广泛报道“红色亿元村”，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它一直被当成一个历史符号、一种异类的典型：每日清晨，村民们在《东方红》的乐曲中齐齐走进工厂，每天下午又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齐齐走出工厂；他们强调着自己的集体主义，每月只有少量的工资，领导与职工同工同酬。然而，就在改革开放进入30周年之际，突然有媒体披露，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样板村早在三年多前(2004年11月)就进行改制，自称每月仍拿着250元工资的村党委书记王宏斌(称呼是“班长”)名下拥有9％的股权，“共产主义引路人”变身“红色资本家”。最早发现南街村集团改制的《第一财经日报》宣称：“南街终结”了。南街到底怎么样了，记者试图解开其中的迷雾。经过深入调查，我们挖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也看到了又一个“神话”的破灭……
1986年，南街村收回土地，重走集体化道路。
“班长”王宏斌，南街村“神话”的缔造者。
南街村集团“改制”的铁证。
毛泽东像是南街村最著名的符号。南街村以自称坚持“毛泽东思想”而闻名。
朝阳门广场是南街一处重要景观，上挂着孙中山的画像，左右拱门分别上书“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共产主义”背后的秘密
毛泽东高大的雕像竖立在南街村东方红广场的中央，标志性地伸出他那指引民众向前的右手，在他身后不远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环绕周围……2008年，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南街村，时间仿佛停滞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但矗立的高楼大厦及来往的汽车都在不时地提醒着人们，时光并没有倒流。
2月3日，村民张大爷家领到了村里分发的一块带一只脚的猪肉，20斤。这是南街村分发给汉族村民的年货之一。对于张而言，他有权决定这块猪肉的烹调手法，或炒，或炖，或腌；但是，他无权选择这块肉的重量。在南街村，食品实行的是供给制，这是村民享受的14项福利之一。除了食品外，诸如住房、家电、医疗、求学等也属于福利供给的范围。
自1993年起，村民几乎都住上了92平方米或75平方米的楼房，用上了如电冰箱、电视机等家电。但是有一点，这些东西都不是属于他们的，村民拥有的仅是使用的权利。如果哪一天，村民违反了如“村规民约”上的规定，他们对这些物品的使用权或原来享受到的福利将一项项被剥夺。
行使这一权力的人，主要是被村民称之为“班长”的村党委书记王宏斌。20多年来，王自始至终都是南街村最有权势的人。20多年前，王带领村民走上了致富之路，至今，他还在带领着这个队伍向前。
一直以来，南街村对外宣称他们信仰的是毛泽东思想，将为建设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个被马克思设想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20多年以来被地处中国中原的几千农民自称热切向往并为之努力。
直到2007年8月，原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漯河市南街村支行营业部主任关某，因挪用公款及金融凭证诈骗等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无期。此事虽与南街村并无瓜葛，却引起了南街村观察者们的注意，观察者获得一个意外的发现：在2004年，经年坚称抵制私有制的南街村，却在法律意义上接纳了私有制。白纸黑字、红章指印，证据确凿。彼时，反映在财务账面上的南街村集团，欠债额高达16亿余元。
“欠债”、“改制”只是南街村众多秘密的一部分。
重新走上集体化道路
1977年12月，26岁的王宏斌当上了南街村党支部总书记。当时，他还叫王洪彬，参加工作时的第一学历是初小(相当于小学三年级)。
南街村，地处豫中平原中部，隶属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因位于县城的南部而得名。有常住人口848户共3180多人。村民每人约7分土地，耕地近1000亩，土地面积1.78平方公里。
因地靠县城，南街村民多是亦农亦商。王宏斌当年放弃了父亲给他争取到城里的工人指标，毅然回到农村当上了农民，19岁被选为南街村一队生产队长。
1980年，南街村干了一件大事。村集体办起了一个面粉厂和一个砖厂。这是在王宏斌的带领下，南街村走向致富的第一步。
为了筹集建厂的款项，村干部们主动借款交给集体，王宏斌甚至变卖家产，直到“家里已没一件值钱的东西了”。在为了集体拼命的干劲下，一座日产20吨的面粉厂在南街村建成。为了建立砖厂，王宏斌想出了“指山卖磨”的点子——他们先卖掉还没有烧出的砖，用这“卖砖”的钱再建砖窑。在地处省级贫困县的农村，南街村当年创造了一个令人艳羡的数字：40万元。这是两个村办企业的工业产值。
1981年，推行了20余年的人民公社在中国土崩瓦解，南街村的村民们顺从了历史潮流，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制度。然而，由于亦农亦商传统的影响，土地对村民的意义不是特别大。“村民们在县城做小买卖赚来的钱，甚至比务农还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研究员刘倩说，南街村承包到户的土地，因此大量荒芜。
村办的面粉厂和砖厂，也承包给了个人；然而，承包出去的面粉厂和砖厂让承包者发了财，他们却因经常不发工资、不上缴利润而引起众怒。村民们开始咒骂领导无能。面对这种境况，以王宏斌为首的领导班子决心改变现状。1984年，南街村党支部决定收回面粉厂和砖厂，继续由集体承包；面对大量闲置荒芜的土地，村领导又做出决定：将耕地逐步回收，进行集体经营。
1986年农历二月初五，王宏斌开始了自己人生道路上最诱人的一大举措：他和同伴贴出了“关于回收部分闲置责任地的告示”：
针对我村自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来，部分村民因外出经商或进村办企业工作等原因，疏忽了对农业的投资和管理，出现了把自己的责任田租赁给外村，甚至将责任田抛荒无人管无人种的现象，……现结合村办企业得到初步发展，闲余劳力就业问题可以解决的实际，村委会特此制定实施以下改革措施：
……
二、交了责任地的农户参加村里的集体劳作，剩余劳力由村办企业安排工作。
三、土地交给集体的农户吃粮问题由村里解决，每人每月供应四十斤面粉，每市斤0.18元。
……
集体供应面粉，又能参加村企业得工资，告示最先吸引了劳力少、孩子小、缺农具和人口比较多的农户。逐渐，村民们交出了手中的土地，并因此而得到了集体的保障。彼时的王宏斌就像一个牧羊人，希望村民这些“羊群”进入集体的羊圈内呵护他们。交出手中的土地，就能进入羊圈的门。
找到“毛泽东思想”法宝
将面粉厂、砖厂收归集体，又将承包到户的土地再次集体化后，南街村开始走上了集体化发展的道路。
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了起来。“那时候，随便做个什么生意基本上都能赚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研究员刘倩对南方都市报说，南街村的发展，得益于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大环境。
1984年，南街村工业产值达70万，1986年，村办企业的产值则达到了320万元。
一个中原农村获得如此发展，南街村取得的成绩令人刮目相看。彼时，发展的方向是什么，也让以王宏斌为首的村领导集体感到困惑。
“80年代末，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陷入了思考，南街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猛然间，他觉得眼前亮堂起来，一轮圆月正高挂天上。”一本讲述南街村的书如此描述。王宏斌找到了“信仰”——毛泽东思想。
“宏斌书记是找到了法宝，”知情者称，王一开始并没有坚定要信奉毛泽东思想，而只是利用其来调理南街村内紧张的干群关系，惩治那些不服从领导的村民。
很快，在南街村学毛选、唱革命歌曲迅速蔓延开来；广播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等革命歌曲开始传唱。
在提出大学毛泽东著作以统一思想和大唱革命歌曲以弘扬主旋律的同时，也大学雷锋精神，以培养吃苦精神，并大力提倡雷锋的集体主义和傻子精神。南街村领导层提出的一句口号是“这个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动，由傻子去创造，是最后属于傻子的。”村干部们也自称是“二百五”的干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月薪仅拿250元。
从此，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学习“毛选”、念毛主席语录、召开“批斗会”等在中国大地上湮灭的景象开始在南街村复活。
与大搞崇拜毛泽东思想运动相伴的是，南街村的集体经济彼时亦属于快速发展时期。早先就利用信贷资金等银行贷款为集体经济奠定基础的南街村，在1989年集体经济产值达到2100万元。
南街村现象引起关注
南街村的成就，引起了一些领导的关注。南街村一时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典型。据称，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和银行因此闻风而动，开始扶持这个典型，大量的贷款开始向南街村倾斜。
1990年9月17日，王宏斌在一次发言中说：
现在，咱南街要贷款不着什么难。前几天我们的副书记郭全忠、黄经理，在北京跟国家总行达成了协议，答应给我们贷款。当前各方面的形势对我们南街都很有利，各级领导、各级职能部门都想抓南街这个典型。省水利厅、县水利局要在南街搞农田喷灌，所需款项都是国家拨款，一拨就是几百万元。我们要抓住每个机遇，在两三年内把南街来一个大的转变。
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号，并获得银行巨额贷款的南街村迅速融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彼时，中国社会上有一种思潮，“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南街村不但坚持“走集体主义道路”，而且坚持“用毛泽东教育人”，正好符合当时中国的政治需求。“这(南街村)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曾有人如此评价。
彼时，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即南街村集团)已下辖有26个企业，其中5个是中外合资企业，3个与日方合资，2个与港方合资。1991年，南街村率先摘取了河南省“亿元村”的桂冠。
当年，河南省官方有关部门对所谓南街村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南街村经验”被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二、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三、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四、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据悉，这是对“南街村经验”首次系统的、明确的表述。此后，当地媒体都按照这一口径大力宣传南街村。
1992年，南街村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村庄发展规划，并对“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思想路线做了更为完整和系统的表述。当年，曾于1988年升格为党总支的南街村党支部，再次升格为党委，王宏斌依旧就任书记。
在南街村提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规划时，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据称，因“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敏感提法，曾使王宏斌等南街村领导层感到不安。但是，这一做法很获得了个别要人的肯定和支持。
建立“毛主席共和国”
1992年，南街村在东方红广场上竖了一尊毛泽东雕像，并规定由民兵24小时守卫。之后，又在塑像两侧分别竖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
同年，为了维护南街村及其企业的利益，临颍县公安局特意在村内设立了南关派出所。该所的目的明确，主要是为了维护南街村的良好治安形势，并为南街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两年之后的1994年，对南街村极为重要的一个金融机构在村中设立。将大量款项贷给南街村的中国农业银行，专门为南街村设立了一个支行。之后，漯河工商局南街分局也在南街村成立。除了这些行政金融机构以外，南街村还设有直属漯河市军分区的武装部(与县武装部平行)，法庭、检察室、纪委等属于镇级的机构也在此设置。
至此，一个拥有财政(银行)、武装力量(武装部、民兵营、派出所)、司法机关(法庭)、“法律”(“村规民约”)、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等设置的“小国家”现出雏形。南街村人自称其为“毛主席共和国”。
在这个“小国家”中，王宏斌是领导的核心。南街村人习惯称他为“班长”，这是因为毛泽东曾说过“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除了任南街村党委书记、南街村集团董事长外，王宏斌于1992年开始担任临颍县委副书记，这三个职务一直就任至今。
随着媒体宣传加剧，南街村声名鹊起。它被誉为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恩泽下，是最后的“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思想的样板村”、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缩影。
王宏斌也因此被外人称为“南街村的小毛主席”。“他确实也在刻意模仿毛，深居简出”，熟识王宏斌的一名人士说，有一次一名从外地来南街村参观的老红军，看到在院子里植树的王后激动不已，宣称自己看到了毛泽东的影子，而南街村就是当年梦中的理想家园。
吊诡的发展速度
在举世瞩目之下，南街村像一个被急骤吹气的气球迅速胀大。1990年初，只有3800多名村民的南街村集团雇佣的员工已逾万人。
“那时是需要什么，咱就建什么。”南街村党委办副主任雷德全说。一时间，方便面厂、啤酒厂、调味品厂、印刷厂等迅速拔地而起。然而，除了调味品厂、面粉厂及印刷厂等少数几个企业效益还算可以以外，其他企业绩效平平甚至亏损。
据南街村公开的资料显示：1990年南街村集团产值是4100万，1991年是1.01亿，1992年是2个亿，1993年是4.2亿，1994年是8个亿，1995年是12个亿，1996年是15个亿，1997年16亿，1998年16亿，1999年14.2亿，2000年是14亿。
“这种发展速度是16年增长2100倍，”王宏斌说。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因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明星城市深圳的速度。2007年，南街村集团声称销售收入14亿，利税7000万。
南街村的发展速度，动力从何而来？彼时铺天盖地的宣传，几乎主要是两点：南街村选择了集体经济；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坚持了毛泽东思想。
在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中，在1995年以前，南街村领导集体几乎不提“小平思想”——王宏斌称，因为毛泽东是发展公有经济，邓却允许发展私有经济。
吊诡的是，在毛时代亦如中国所有农村一样完全属于“一大二公”的南街村，依然是一个贫穷的中原农村。
一个隐秘的事实是，南街村高速发展的背后，真正的动力是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形外援”：巨额的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的外来劳动力。
自从获得某些要员的肯定之后，银行便对南街村大开方便之门。1994年，一位中央领导提到南街村“艰苦创业”的问题后，立即引起了中国农业银行的重视。王宏斌在1995年的一次报告上说：
“他这一讲不打紧，引起了国家农业总行的重视，当即国家总行副行长——抓业务的二把手，专程来南街考察。他考察的目的干啥哩？就是看看南街的贷款用了多少，都用了哪一家银行的，如果有其他银行的，要求南街把它还掉，因为南街这个典型是他们农业银行扶持起来的，现在不能一面红旗大家扛。回北京后，国家农业总行给南街拨了5000万元贷款，这是南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
对于包括贷款在内的经济档案，一直是南街村的高度机密材料。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冯仕政曾对南街村进行调研，其根据不完全统计的1985－1998年南街村银行贷款的数据分析后得出：
第一，总产值和银行贷款增长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增长幅度也差不多，在总产值翻番的同时，银行贷款也在翻番。第二，1991年及以后，银行贷款远远高于利税，到1998年已接近7倍。
“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冯认为，南街村经济是典型的“高增长、低效率”，正是在巨额银行贷款的拉动下，南街村经济才能在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资不抵债的南街村集团
从1991年开始，南街村的贷款额连续多年数倍于其利税，即使多年未见效益，银行也愿意向南街村放款。
可资印证的是，南街村材料《理想之光(三)》第146页上记载：“1995年，村里上麦恩、拉面两条合资新线，因当时啤酒厂亏损严重，流资短缺，农业银行立即伸出援助之手，再次拿出5000万元，为企业快速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再集体化之后，南街村集体企业开始大量雇佣外来劳动力。在1990年左右，外来劳动力的人数开始超过本村村民的人数，如今，只有3800多名村民的南街村有万余名外来员工在各个企业工作——南街村的村民，多数从事的是管理工作，而外来员工绝大多数从事体力劳动。
与南街村民不同的是，外来员工并不能享受到南街村“低工资＋高福利”的待遇，他们只能拿“低工资”——150元－300元／月。
“南街村集体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是靠巨额银行贷款，二是靠廉价的外来劳动力。”冯仕政说，在这两个因素中，银行贷款是首要因素，没有银行贷款，南街村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大规模上项目，也就不可能吸引那么多劳动力。
在南街村连生产投资都主要靠银行贷款的情况下，其仍然大量进行非生产性投资。1993年办南街学校投资5000万元，1995年办幼儿园投资1500万元，1998年，号称将耗资5000万的南街村“长城”和朝阳门等也开始兴建。
然而，在1998年之后，南街村经济发展开始连续下滑。2004年，甚至发不出员工工资，多条生产线停工。
这除了因中国宏观经济调整紧缩银根，导致迅速扩张的南街村集团面临资金链断裂之外，另一方面，南街村一直所依赖的轻工业，利润也日渐稀薄。“为了贷款维持资金链，南街村驻郑州办事处的三层办公楼都抵押了多次，”知情者说。
南街村啤酒厂(漯河南德啤酒有限公司)的建立，是南街村迅速膨胀的产物之一，也是南街村集团最明显的一个败笔。1993年，声称将实现年利润1078万元的该厂自投产以来，年年亏损，最高年亏损达3000余万。2007年，连续亏损了13年的南街村啤酒公司声称“实现了历史性的新突破”，开始扭亏为盈，有了20万的纯利润。然而，该啤酒厂填报于2006年4月24日的《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报告书》及截止于2005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均同时标明该厂“负债总额”为2亿6千万余元，而其“资产总额”仅为1亿1千万余元——这意味着该厂实质已经资不抵债。对此，南街村委一名人士却认为，这正体现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如果是私人企业，它早就破产了”。
啤酒厂只是南街村集团财务状况的一个缩影。一名熟识南街村集团财务状况的人士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1998年之后，效益最好的是2001年，集团号称纯利润1亿多，但如果将银行贷款本金利息等计算在内，当年整个集团还属于亏损的状态。”
知情者称，南街村集团从中国农业银行的贷款本金利息至今未还。南方都市报得到确凿的消息称，该行已将南街村列入(贷款)黑名单，“现在一提要贷款都贷不出来了，除了一家银行外，其他银行与南街村集团基本不再有(信贷)业务往来”。
面对窘境，2003年前后南街村集团开始将经营权下放到各个企业，希望各厂“自谋生路”。此前，各企业并无独立核算权，企业的经营绩效根据南街村内部价格核算，而每年的生产和销售也都由“三大班子”在会议上做出计划。
据知情者称，作为南街村集团一把手的王宏斌，从未看企业财务报表，对企业经营发展并无成熟规划，“他喜欢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政治人物”。
一人说了算的集体生活
南街村的政治中枢是所谓的“三大班子”——村党委、村委会和村集团公司三个系统的高级管理干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性质的机构。实际上，这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在“政治挂帅”的口号下，南街村的所有权力都向“三大班子”集中。在“三大班子”中，权力又向书记王宏斌集中。
南街村自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后，又开始逐步实行生活资料公有制。
从1991年起，南街村进行“十星级文明户”活动。评定星级，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扣掉的福利，需要自己掏钱买，比如面粉、医疗待遇。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村民除了穿衣、买青菜，从婚丧嫁娶到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所有费用都是南街给的。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
1993年，南街村建起了村民住宅楼，村民按人头数分配住房。到1998年，全村人搬进22栋楼房。将全部村民动员搬入居民楼之后，南街村实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目标——“要让村里人富得一分钱存款都没有”，王宏斌说。
至此，“羊群已进入羊圈”。南街村领导集体全面控制了村中的事务，大到集团企业发展战略，小到村民婚丧嫁娶。据称，用于保障村民的福利资金，一年至少需要2500万元。
“实际上，王宏斌可以一人说了算。”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刘倩说，南街村领导集体并无真正的监督机制，形同“人治”。
1999年，南街村大修厂厂长耿宏向这种“人治”模式提出了挑战。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
被责令搬出村民楼的村民，只能住回村中尚未拆除的旧房，原来的福利供给也将被掐断。这几个尚存的房子，曾被人称之为南街村的“西伯利亚”(意即政治犯流放之地)。
事后，不服气的耿宏要求南街村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国策，退出集体，个人承包一块土地。
2002年，南街村集团总经理耿富杰成为了向南街村模式挑战的第二人。在做了数年没有权力的总经理后，他向王宏斌递交了辞呈。此后，被认为当时最具经营头脑、南街村集团为数不多盈利企业的调味品厂厂长陈书欣，也因种种原因不辞而别。
几位村民的离去，引起了外界对南街村模式的质疑。如在未经法定而克扣属于村民财产性质的福利，就曾引发法律界人士的关注。
南街村依然如故。如“查收支，收缴一切不正当收入，与星级挂钩”，“以权谋私，损公肥私怎么办？退出赃物，停发福利1－5年，职工开除”这样的规定，仍是“村规民约”的内容。
对此，有些南街村人将南街村比作是一个“牢笼”。不住在居民楼的张某说，“处处感觉受限制，在那养老还行。”张的父母住在居民楼内，而张在村外经营着自己的生意，因没有“村籍”，他只能自称为“南街村人”而不是“南街村民”。
为了体现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优越性，南街村修起了一条被人称之为“长城”的城墙，其原本将修成环形，将南街村与其他村庄隔开，但后来因资金不足，只修了一面。城墙的一端，是一座仿天安门的城楼，名曰朝阳门。
一人决定的“永动机”项目
1999年，承认自己“一意孤行，独断专行”的王宏斌做出了一个决定，南街村要上马“永动机”项目。这个已经被科学原理及诸多实践证明不可能实现的项目，除了王一人以外，“三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均反对。然而，“永动机”项目还是上马了。
熟知这一事件的知情者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为了上马“永动机”项目，王决定将一个盈利前景看好的冷库改造成项目研发基地。
经过几个月的研发，所谓的“永动机”得以生产出来。南街村为此买来了三台新的奥迪轿车用于实验，但将发动机拆卸后装上“永动机”的汽车并不能正常启动，轿车报废。
王并不因此灰心，“永动机”项目的几个负责人声称，之前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少神助，“如果能迎来八仙相助，永动机将获得成功”。
在这些人的建议下，彼时的南街村在村委大院的几个楼房的顶部，安装上了10余盏探照灯，加以各种小的彩灯，一共“九九八十一”盏。
晚上，村委大院灯火通明，探照灯光直射天空。不知道的人都认为这是为了营造“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的景象，“实际上那是为了恭迎八仙下凡”。
知情者称，王宏斌上马“永动机”项目，源于一个伟大的计划：如果永动机研发成功，南街村可日进纯利近千万，这不但可扭转南街村陷于颓势的经济状况，有了钱——我们可以先收购一个镇，复制南街村的模式，然后再收购一个县，收购一个省……最后，让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对当时“永动机”项目了解的南街村民及观察者，证实了知情人的这一说法。
“永动机”项目并未给南街村带来任何经济效益，2003年左右，南街村才声称“被骗了”，还为此赔进了2000余万。王并未因此而承担任何责任。他在一次大会上公开做了检讨而获得了村民们的原谅。一位当时检讨会的亲历者说，很多南街村老人因王公开向村民检讨，流下了眼泪，“班长为我们日夜操劳，还要受这等委屈”。然而，至今仍有关注此事的观察者提出疑问：2000多万不是一个小数目，怎么说自己被骗了就完了呢？被谁骗了？骗子为何没有被抓捕归案？甚至，有人说，“这是不是南街村有些人故意设下一个局，把钱‘造’走了？”对于这些疑问，至今成谜。
除了“永动机”项目，南街村还实行了一些看似荒诞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均以失败而告终。这些项目是，能让番薯增产100％的“丰植露”(一种叶面肥)项目，亩产万斤的“党员试验田”项目。“只有你声称信仰共产主义，就可以很容易跟南街村做生意，”一位南街村的研究者说。
“月薪250元”的真相曝光
在南街村，除了王宏斌对这些项目的痴迷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之外，“三当家”王金忠的突然死亡，也为人们提供了管窥南街村领导集体成员不为人知的一面。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清理其遗物时，在其办公室的保险柜中据称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户主为王金忠的房产证。
这让村民感到疑惑，一直宣称月薪250元的领导者，怎么有那么多钱和房产？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在王金忠追悼会的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一位追悼会的亲历者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王宏斌对此勃然大怒，“他说，‘以后谁再敢这样胡来，死了我再也不给开追悼会了！’”
南街村的村民，像原谅王宏斌一样原谅了王金忠。有村民为这位被誉为“劳苦功高、鞠躬尽瘁”的村主任辩护，“上边的中央领导都可能犯错误，更何况我们这么一个小村庄的领导呢”。
随着这些解构南街村自我宣传的事件接连发生，南街村的意识形态在此后开始向大环境做出妥协，开始将南街村的“成功”归结为“多方面的因素”——“首先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小平理论、各级各界关心支持，再加上我们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南街村自称这是所谓的“外圆内方”——对外与大环境接轨，对内坚持“共产主义”。
彼时，王宏斌亦放弃了伴随他近半个世纪的名字——“洪彬”，将名字改为了现名。
王改名的缘起，亦如南街村开始悄然承认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一样微妙。本报记者找到了直接促使王宏斌改名的当事人。他透露，有一次在深圳出差，知道王书记相信命理，即找到一名术士为其测命测名，“道士写了首藏头诗，大意是南街村和王书记能有今天的成就，全是冥冥中早有注定，如果将名字改为‘宏斌’，南街村和书记可以继续辉煌”。
“改制”：谁的南街村？
王宏斌改名，并没有阻止南街村经济的颓势。
2003年，为了使南街村集团获得充裕的资金，曾有几名高管要求运作南街村上市以便融资，但王宏斌与推动“永动机”项目上马一样，坚持了自己的见解——这次，他投了反对票。
彼时，运营逐渐规范、并有几家已经上市的银行也向宣传坚持“红色路线”的南街村亮起了红灯。
为了增加收入，2004年南街村开始开发“红色旅游”，为了使游客在南街村旅游变成对共产主义的朝圣之旅，南街村复制了毛泽东故居、遵义会议旧址、西柏坡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景观。在观光园中，南街村还特意修建了一座用于收藏毛泽东选集(1～4卷)书法作品的“四卷楼”，但据称因资金短缺，至今未投入使用已略显破败。
2004年11月，在“法律意义”上，南街村宣告了其坚持“公有制”(集体经济)历史的终结。
在南街村集团第25次股东会议上，形成了如下决议：
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南街村集团核实股东，为集体企业)将12648万元股本中的1809万转让给王宏斌、1206万转让给郭全忠、1206万元转让给贾忠仁、387万元转让给王继春，转让后的股本为8040万元。此外，原属集团子公司的4个企业，也将相应股本转让给该企业法人代表。
在第26次股东大会上，再次对此进行了确认。南街村集团由原来的5个法人股东(集体性质)变成了1名法人股东及12名自然人股东。除了中原工贸仍属南街村集体所有外，其余子公司已将股本转让给原来的法人代表。
至此，注册资本为5亿3千万的南街村集团股权结构，由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占40％，王宏斌占9％，郭全忠6％，贾忠仁6％，王继春6％，窦彦申6％，刘晓青6％，王金安6％，邓富山3％，张平3％，王武军3％，卢林政3％，姚喜兰3％。在12名自然人股东中，出资额最高为4770万元，最低为1590万元。
这12位自然人股东，都属于南街村“三大班子”的领导成员。其中，郭全忠是村党委副书记，贾忠仁是村委主任，王继春为南街村集团党委副书记，窦彦申为集团总经理，刘晓青是食品厂厂长，王金安是村办公室主任，邓富山为包装材料厂厂长，张平是南街村彬海胶印公司经理，王武军、卢林政是集团副总经理，姚喜兰是南街村集团麦恩鲜湿面公司总经理。
众目睽睽下的否认
在南街村集团提交河南省工商局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等级申请书”、以及新的“公司章程”及漯河信利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审计报告上，都证明了南街村股权结构变更的事实。此后，南街村的股东会议签章也由原来的5个法人股东(公章)盖章，变成了1个法人股东盖章及12名自然人股东的签名。
对于这一事实，王宏斌的回应只有寥寥数语：无稽之谈！
南街村党委办副主任雷德全则反问说：“这怎么可能？南街村还是坚持集体经济的道路”，“如果他们在台上说的和台下干的不一样，他们在南街村一天也立不住脚了。”雷说，
对南街村股权结构变更一事了解的时任党委办副主任王洪凯解释说，在变更时，工商局的人说集团公司应该有自然人股东，“所以就那么填了”。
本报记者从河南省工商局查阅的材料却显示，是南街村集团内部在2004年11月已经将股权结构、公司章程等变更完毕之后，才于2004年12月向工商局提交了变更等登记申请书。在包括《公司法》在内的相关法律中，亦无集团公司必须有自然人股东的规定。
此外，在漯河市工商局，南方都市报记者查询到注册号为4111002103267、注册资本是8500万元，名为“漯河南街村全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家企业。在其股权结构中的23名自然人股东中，除了姚喜兰外，南街村“三大班子”的11名成员均是该公司股东，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
包括王宏斌在内的南街村诸领导，对“改制”的消息均予以否认；如雷德全这样不属于企业高管的村委相关人士，也说这只是“形式上”的。大多数南街村的村民，更是坚称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背后有那么多高参，他们怎么可能不懂，那么容易被骗？”观察者们如此质疑。
在证明各南街村集团高管出资购买股本的“收付款项证明”上，王宏斌等12名南街村集团高管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上手印，他们都坚称“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诚实信用原则，保证以上所述内容是真实的、合法的、有效的，如有虚假，甲乙双方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一个私德高尚的牧羊人”
2007年岁末，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给南街村捐了10万元，并希望该款用于改善南街村领导班子成员的生活；王宏斌代表全体南街村民在给李讷的回信中则说，李的“无私捐助，体现了真正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高风亮节，以实际行动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破私立公政治课”，并表示此将激发南街村“加快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步伐”。
村民们既敬又畏的“班长”王宏斌，还是被认为是一个至今无人替代、私德高尚的领导人。以他为核心的“三大班子”，有责任像称职的牧羊人般，为已进入羊的门的村民们寻找水草、遮风避雨。
2008年2月17日，春节还未过完，南街村已迎来前来参观的游客。游客们在南街村导游小姐的引导下，感受这里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取得的成就。南街村自称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为建设共产主义奋斗了近30年。走马观花的游客们，在听着导游小姐解说南街村的故事时，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国策，也已到了30周年。
发展的真相
“在人民公社土崩瓦解，土地联产承包制成为潮流度之际，南街村却选择了走集体化发展的道路。
“那时候，随便做个什么生意基本上都能赚钱。”南街村村办企业迅猛发展归之于“毛泽东思想”。从此，自“文革”结束以后，学习“毛选”、念毛主席语录、召开“批斗会”等在中国大地上湮灭的景象开始在南街村复活。
1991年，南街村率先摘取了河南省“亿元村”的桂冠。据南街村公开的资料显示：1990年南街村集团产值是14亿。“这种发展速度是16年增长2100倍，”王宏斌说。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深圳的速度。
然而，“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知情者称，南街村从农行贷款的本金利息至今未还，该行已将南街村列入(贷款)黑名单……”
集体的真相
从1991年起，南街村进行“十星级文明户”活动。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1999年，南街村大修厂厂长耿宏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被责令搬出村民楼的村民，只能住回村中尚未拆除的旧房，这几个尚存的房子，曾被人称之为南街村的“西伯利亚”。
1999年，王宏斌决定上马“永动机”项目，除了王一人以外，“三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均反对。然而，“永动机”项目还是上马了。南街村还实行了一些看似荒诞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均以失败而告终。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病死亡。清理其遗物时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房产证。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追悼会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采写、摄影／本报特派记者 上官敫铭 发自河南
特约审稿：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助理巡视员、研究员卢荻
河南南街村——一度被广泛报道“红色亿元村”，在改革开放的年代里，它一直被当成一个历史符号、一种异类的典型：每日清晨，村民们在《东方红》的乐曲中齐齐走进工厂，每天下午又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中齐齐走出工厂；他们强调着自己的集体主义，每月只有少量的工资，领导与职工同工同酬。然而，就在改革开放进入30周年之际，突然有媒体披露，这个所谓的“共产主义”样板村早在三年多前(2004年11月)就进行改制，自称每月仍拿着250元工资的村党委书记王宏斌(称呼是“班长”)名下拥有9％的股权，“共产主义引路人”变身“红色资本家”。最早发现南街村集团改制的《第一财经日报》宣称：“南街终结”了。南街到底怎么样了，记者试图解开其中的迷雾。经过深入调查，我们挖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秘闻，也看到了又一个“神话”的破灭……
1986年，南街村收回土地，重走集体化道路。
“班长”王宏斌，南街村“神话”的缔造者。
南街村集团“改制”的铁证。
毛泽东像是南街村最著名的符号。南街村以自称坚持“毛泽东思想”而闻名。 
朝阳门广场是南街一处重要景观，上挂着孙中山的画像，左右拱门分别上书“天下为公”、“世界大同”。 “共产主义”背后的秘密
毛泽东高大的雕像竖立在南街村东方红广场的中央，标志性地伸出他那指引民众向前的右手，在他身后不远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画像环绕周围……2008年，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南街村，时间仿佛停滞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但矗立的高楼大厦及来往的汽车都在不时地提醒着人们，时光并没有倒流。
2月3日，村民张大爷家领到了村里分发的一块带一只脚的猪肉，20斤。这是南街村分发给汉族村民的年货之一。对于张而言，他有权决定这块猪肉的烹调手法，或炒，或炖，或腌；但是，他无权选择这块肉的重量。在南街村，食品实行的是供给制，这是村民享受的14项福利之一。除了食品外，诸如住房、家电、医疗、求学等也属于福利供给的范围。
自1993年起，村民几乎都住上了92平方米或75平方米的楼房，用上了如电冰箱、电视机等家电。但是有一点，这些东西都不是属于他们的，村民拥有的仅是使用的权利。如果哪一天，村民违反了如“村规民约”上的规定，他们对这些物品的使用权或原来享受到的福利将一项项被剥夺。
行使这一权力的人，主要是被村民称之为“班长”的村党委书记王宏斌。20多年来，王自始至终都是南街村最有权势的人。20多年前，王带领村民走上了致富之路，至今，他还在带领着这个队伍向前。
一直以来，南街村对外宣称他们信仰的是毛泽东思想，将为建设共产主义而奋斗——这个被马克思设想的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形态，20多年以来被地处中国中原的几千农民自称热切向往并为之努力。
直到2007年8月，原中国农业银行河南省漯河市南街村支行营业部主任关某，因挪用公款及金融凭证诈骗等罪，被法院一审判处无期。此事虽与南街村并无瓜葛，却引起了南街村观察者们的注意，观察者获得一个意外的发现：在2004年，经年坚称抵制私有制的南街村，却在法律意义上接纳了私有制。白纸黑字、红章指印，证据确凿。彼时，反映在财务账面上的南街村集团，欠债额高达16亿余元。
“欠债”、“改制”只是南街村众多秘密的一部分。
重新走上集体化道路
1977年12月，26岁的王宏斌当上了南街村党支部总书记。当时，他还叫王洪彬，参加工作时的第一学历是初小(相当于小学三年级)。
南街村，地处豫中平原中部，隶属河南省漯河市临颍县城关镇，因位于县城的南部而得名。有常住人口848户共3180多人。村民每人约7分土地，耕地近1000亩，土地面积1.78平方公里。
因地靠县城，南街村民多是亦农亦商。王宏斌当年放弃了父亲给他争取到城里的工人指标，毅然回到农村当上了农民，19岁被选为南街村一队生产队长。
1980年，南街村干了一件大事。村集体办起了一个面粉厂和一个砖厂。这是在王宏斌的带领下，南街村走向致富的第一步。
为了筹集建厂的款项，村干部们主动借款交给集体，王宏斌甚至变卖家产，直到“家里已没一件值钱的东西了”。在为了集体拼命的干劲下，一座日产20吨的面粉厂在南街村建成。为了建立砖厂，王宏斌想出了“指山卖磨”的点子——他们先卖掉还没有烧出的砖，用这“卖砖”的钱再建砖窑。在地处省级贫困县的农村，南街村当年创造了一个令人艳羡的数字：40万元。这是两个村办企业的工业产值。
1981年，推行了20余年的人民公社在中国土崩瓦解，南街村的村民们顺从了历史潮流，实行了土地联产承包制度。然而，由于亦农亦商传统的影响，土地对村民的意义不是特别大。“村民们在县城做小买卖赚来的钱，甚至比务农还多”，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研究员刘倩说，南街村承包到户的土地，因此大量荒芜。
村办的面粉厂和砖厂，也承包给了个人；然而，承包出去的面粉厂和砖厂让承包者发了财，他们却因经常不发工资、不上缴利润而引起众怒。村民们开始咒骂领导无能。面对这种境况，以王宏斌为首的领导班子决心改变现状。1984年，南街村党支部决定收回面粉厂和砖厂，继续由集体承包；面对大量闲置荒芜的土地，村领导又做出决定：将耕地逐步回收，进行集体经营。
1986年农历二月初五，王宏斌开始了自己人生道路上最诱人的一大举措：他和同伴贴出了“关于回收部分闲置责任地的告示”：
针对我村自实行承包责任制以来，部分村民因外出经商或进村办企业工作等原因，疏忽了对农业的投资和管理，出现了把自己的责任田租赁给外村，甚至将责任田抛荒无人管无人种的现象，……现结合村办企业得到初步发展，闲余劳力就业问题可以解决的实际，村委会特此制定实施以下改革措施：
……
二、交了责任地的农户参加村里的集体劳作，剩余劳力由村办企业安排工作。
三、土地交给集体的农户吃粮问题由村里解决，每人每月供应四十斤面粉，每市斤0.18元。
……
集体供应面粉，又能参加村企业得工资，告示最先吸引了劳力少、孩子小、缺农具和人口比较多的农户。逐渐，村民们交出了手中的土地，并因此而得到了集体的保障。彼时的王宏斌就像一个牧羊人，希望村民这些“羊群”进入集体的羊圈内呵护他们。交出手中的土地，就能进入羊圈的门。
找到“毛泽东思想”法宝
将面粉厂、砖厂收归集体，又将承包到户的土地再次集体化后，南街村开始走上了集体化发展的道路。
在上世纪80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确立，乡镇企业、集体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了起来。“那时候，随便做个什么生意基本上都能赚钱。”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院研究员刘倩对南方都市报说，南街村的发展，得益于中国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的大环境。
1984年，南街村工业产值达70万，1986年，村办企业的产值则达到了320万元。
一个中原农村获得如此发展，南街村取得的成绩令人刮目相看。彼时，发展的方向是什么，也让以王宏斌为首的村领导集体感到困惑。
“80年代末，年轻的党支部书记陷入了思考，南街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猛然间，他觉得眼前亮堂起来，一轮圆月正高挂天上。”一本讲述南街村的书如此描述。王宏斌找到了“信仰”——毛泽东思想。
“宏斌书记是找到了法宝，”知情者称，王一开始并没有坚定要信奉毛泽东思想，而只是利用其来调理南街村内紧张的干群关系，惩治那些不服从领导的村民。
很快，在南街村学毛选、唱革命歌曲迅速蔓延开来；广播里，《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社会主义好》等革命歌曲开始传唱。
在提出大学毛泽东著作以统一思想和大唱革命歌曲以弘扬主旋律的同时，也大学雷锋精神，以培养吃苦精神，并大力提倡雷锋的集体主义和傻子精神。南街村领导层提出的一句口号是“这个世界是傻子的世界，由傻子去支持，由傻子去推动，由傻子去创造，是最后属于傻子的。”村干部们也自称是“二百五”的干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月薪仅拿250元。
从此，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学习“毛选”、念毛主席语录、召开“批斗会”等在中国大地上湮灭的景象开始在南街村复活。
与大搞崇拜毛泽东思想运动相伴的是，南街村的集体经济彼时亦属于快速发展时期。早先就利用信贷资金等银行贷款为集体经济奠定基础的南街村，在1989年集体经济产值达到2100万元。
南街村现象引起关注
南街村的成就，引起了一些领导的关注。南街村一时成为了某种意义上的典型。据称，当地政府有关部门和银行因此闻风而动，开始扶持这个典型，大量的贷款开始向南街村倾斜。
1990年9月17日，王宏斌在一次发言中说：
现在，咱南街要贷款不着什么难。前几天我们的副书记郭全忠、黄经理，在北京跟国家总行达成了协议，答应给我们贷款。当前各方面的形势对我们南街都很有利，各级领导、各级职能部门都想抓南街这个典型。省水利厅、县水利局要在南街搞农田喷灌，所需款项都是国家拨款，一拨就是几百万元。我们要抓住每个机遇，在两三年内把南街来一个大的转变。
以毛泽东思想为旗号，并获得银行巨额贷款的南街村迅速融入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浪潮。彼时，中国社会上有一种思潮，“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在这种政治氛围下，南街村不但坚持“走集体主义道路”，而且坚持“用毛泽东教育人”，正好符合当时中国的政治需求。“这(南街村)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曾有人如此评价。
彼时，南街村(集团)有限公司(即南街村集团)已下辖有26个企业，其中5个是中外合资企业，3个与日方合资，2个与港方合资。1991年，南街村率先摘取了河南省“亿元村”的桂冠。
当年，河南省官方有关部门对所谓南街村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南街村经验”被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二、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三、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四、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据悉，这是对“南街村经验”首次系统的、明确的表述。此后，当地媒体都按照这一口径大力宣传南街村。
1992年，南街村提出了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村庄发展规划，并对“政治挂帅”、“破私立公”的思想路线做了更为完整和系统的表述。当年，曾于1988年升格为党总支的南街村党支部，再次升格为党委，王宏斌依旧就任书记。
在南街村提出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规划时，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据称，因“共产主义小社区”的敏感提法，曾使王宏斌等南街村领导层感到不安。但是，这一做法很获得了个别要人的肯定和支持。
建立“毛主席共和国”
1992年，南街村在东方红广场上竖了一尊毛泽东雕像，并规定由民兵24小时守卫。之后，又在塑像两侧分别竖立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巨幅画像。
同年，为了维护南街村及其企业的利益，临颍县公安局特意在村内设立了南关派出所。该所的目的明确，主要是为了维护南街村的良好治安形势，并为南街社会经济发展保驾护航。两年之后的1994年，对南街村极为重要的一个金融机构在村中设立。将大量款项贷给南街村的中国农业银行，专门为南街村设立了一个支行。之后，漯河工商局南街分局也在南街村成立。除了这些行政金融机构以外，南街村还设有直属漯河市军分区的武装部(与县武装部平行)，法庭、检察室、纪委等属于镇级的机构也在此设置。
至此，一个拥有财政(银行)、武装力量(武装部、民兵营、派出所)、司法机关(法庭)、“法律”(“村规民约”)、工业部门、农业部门等设置的“小国家”现出雏形。南街村人自称其为“毛主席共和国”。
在这个“小国家”中，王宏斌是领导的核心。南街村人习惯称他为“班长”，这是因为毛泽东曾说过“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除了任南街村党委书记、南街村集团董事长外，王宏斌于1992年开始担任临颍县委副书记，这三个职务一直就任至今。
随着媒体宣传加剧，南街村声名鹊起。它被誉为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恩泽下，是最后的“人民公社”、是“毛泽东思想的样板村”、是共产主义在中国的缩影。
王宏斌也因此被外人称为“南街村的小毛主席”。“他确实也在刻意模仿毛，深居简出”，熟识王宏斌的一名人士说，有一次一名从外地来南街村参观的老红军，看到在院子里植树的王后激动不已，宣称自己看到了毛泽东的影子，而南街村就是当年梦中的理想家园。
吊诡的发展速度
在举世瞩目之下，南街村像一个被急骤吹气的气球迅速胀大。1990年初，只有3800多名村民的南街村集团雇佣的员工已逾万人。
“那时是需要什么，咱就建什么。”南街村党委办副主任雷德全说。一时间，方便面厂、啤酒厂、调味品厂、印刷厂等迅速拔地而起。然而，除了调味品厂、面粉厂及印刷厂等少数几个企业效益还算可以以外，其他企业绩效平平甚至亏损。
据南街村公开的资料显示：1990年南街村集团产值是4100万，1991年是1.01亿，1992年是2个亿，1993年是4.2亿，1994年是8个亿，1995年是12个亿，1996年是15个亿，1997年16亿，1998年16亿，1999年14.2亿，2000年是14亿。
“这种发展速度是16年增长2100倍，”王宏斌说。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因改革开放发展起来的明星城市深圳的速度。2007年，南街村集团声称销售收入14亿，利税7000万。
南街村的发展速度，动力从何而来？彼时铺天盖地的宣传，几乎主要是两点：南街村选择了集体经济；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坚持了毛泽东思想。
在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中，在1995年以前，南街村领导集体几乎不提“小平思想”——王宏斌称，因为毛泽东是发展公有经济，邓却允许发展私有经济。
吊诡的是，在毛时代亦如中国所有农村一样完全属于“一大二公”的南街村，依然是一个贫穷的中原农村。
一个隐秘的事实是，南街村高速发展的背后，真正的动力是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形外援”：巨额的银行贷款及大量廉价的外来劳动力。
自从获得某些要员的肯定之后，银行便对南街村大开方便之门。1994年，一位中央领导提到南街村“艰苦创业”的问题后，立即引起了中国农业银行的重视。王宏斌在1995年的一次报告上说：
“他这一讲不打紧，引起了国家农业总行的重视，当即国家总行副行长——抓业务的二把手，专程来南街考察。他考察的目的干啥哩？就是看看南街的贷款用了多少，都用了哪一家银行的，如果有其他银行的，要求南街把它还掉，因为南街这个典型是他们农业银行扶持起来的，现在不能一面红旗大家扛。回北京后，国家农业总行给南街拨了5000万元贷款，这是南街发展史上的第一次”。
对于包括贷款在内的经济档案，一直是南街村的高度机密材料。2000年，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冯仕政曾对南街村进行调研，其根据不完全统计的1985－1998年南街村银行贷款的数据分析后得出：
第一，总产值和银行贷款增长趋势是完全一致的，增长幅度也差不多，在总产值翻番的同时，银行贷款也在翻番。第二，1991年及以后，银行贷款远远高于利税，到1998年已接近7倍。
“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冯认为，南街村经济是典型的“高增长、低效率”，正是在巨额银行贷款的拉动下，南街村经济才能在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情况下，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资不抵债的南街村集团
从1991年开始，南街村的贷款额连续多年数倍于其利税，即使多年未见效益，银行也愿意向南街村放款。
可资印证的是，南街村材料《理想之光(三)》第146页上记载：“1995年，村里上麦恩、拉面两条合资新线，因当时啤酒厂亏损严重，流资短缺，农业银行立即伸出援助之手，再次拿出5000万元，为企业快速崛起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再集体化之后，南街村集体企业开始大量雇佣外来劳动力。在1990年左右，外来劳动力的人数开始超过本村村民的人数，如今，只有3800多名村民的南街村有万余名外来员工在各个企业工作——南街村的村民，多数从事的是管理工作，而外来员工绝大多数从事体力劳动。
与南街村民不同的是，外来员工并不能享受到南街村“低工资＋高福利”的待遇，他们只能拿“低工资”——150元－300元／月。
“南街村集体经济的快速增长，一是靠巨额银行贷款，二是靠廉价的外来劳动力。”冯仕政说，在这两个因素中，银行贷款是首要因素，没有银行贷款，南街村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大规模上项目，也就不可能吸引那么多劳动力。
在南街村连生产投资都主要靠银行贷款的情况下，其仍然大量进行非生产性投资。1993年办南街学校投资5000万元，1995年办幼儿园投资1500万元，1998年，号称将耗资5000万的南街村“长城”和朝阳门等也开始兴建。
然而，在1998年之后，南街村经济发展开始连续下滑。2004年，甚至发不出员工工资，多条生产线停工。
这除了因中国宏观经济调整紧缩银根，导致迅速扩张的南街村集团面临资金链断裂之外，另一方面，南街村一直所依赖的轻工业，利润也日渐稀薄。“为了贷款维持资金链，南街村驻郑州办事处的三层办公楼都抵押了多次，”知情者说。
南街村啤酒厂(漯河南德啤酒有限公司)的建立，是南街村迅速膨胀的产物之一，也是南街村集团最明显的一个败笔。1993年，声称将实现年利润1078万元的该厂自投产以来，年年亏损，最高年亏损达3000余万。2007年，连续亏损了13年的南街村啤酒公司声称“实现了历史性的新突破”，开始扭亏为盈，有了20万的纯利润。然而，该啤酒厂填报于2006年4月24日的《外商投资企业联合年检报告书》及截止于2005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均同时标明该厂“负债总额”为2亿6千万余元，而其“资产总额”仅为1亿1千万余元——这意味着该厂实质已经资不抵债。对此，南街村委一名人士却认为，这正体现了集体经济的优越性，“如果是私人企业，它早就破产了”。
啤酒厂只是南街村集团财务状况的一个缩影。一名熟识南街村集团财务状况的人士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1998年之后，效益最好的是2001年，集团号称纯利润1亿多，但如果将银行贷款本金利息等计算在内，当年整个集团还属于亏损的状态。”
知情者称，南街村集团从中国农业银行的贷款本金利息至今未还。南方都市报得到确凿的消息称，该行已将南街村列入(贷款)黑名单，“现在一提要贷款都贷不出来了，除了一家银行外，其他银行与南街村集团基本不再有(信贷)业务往来”。
面对窘境，2003年前后南街村集团开始将经营权下放到各个企业，希望各厂“自谋生路”。此前，各企业并无独立核算权，企业的经营绩效根据南街村内部价格核算，而每年的生产和销售也都由“三大班子”在会议上做出计划。
据知情者称，作为南街村集团一把手的王宏斌，从未看企业财务报表，对企业经营发展并无成熟规划，“他喜欢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政治人物”。
一人说了算的集体生活
南街村的政治中枢是所谓的“三大班子”——村党委、村委会和村集团公司三个系统的高级管理干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性质的机构。实际上，这是三块牌子，一套人马。在“政治挂帅”的口号下，南街村的所有权力都向“三大班子”集中。在“三大班子”中，权力又向书记王宏斌集中。
南街村自生产资料实行公有制后，又开始逐步实行生活资料公有制。
从1991年起，南街村进行“十星级文明户”活动。评定星级，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扣掉的福利，需要自己掏钱买，比如面粉、医疗待遇。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村民除了穿衣、买青菜，从婚丧嫁娶到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所有费用都是南街给的。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
1993年，南街村建起了村民住宅楼，村民按人头数分配住房。到1998年，全村人搬进22栋楼房。将全部村民动员搬入居民楼之后，南街村实现了所谓“共同富裕”的目标——“要让村里人富得一分钱存款都没有”，王宏斌说。
至此，“羊群已进入羊圈”。南街村领导集体全面控制了村中的事务，大到集团企业发展战略，小到村民婚丧嫁娶。据称，用于保障村民的福利资金，一年至少需要2500万元。
“实际上，王宏斌可以一人说了算。”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刘倩说，南街村领导集体并无真正的监督机制，形同“人治”。
1999年，南街村大修厂厂长耿宏向这种“人治”模式提出了挑战。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
被责令搬出村民楼的村民，只能住回村中尚未拆除的旧房，原来的福利供给也将被掐断。这几个尚存的房子，曾被人称之为南街村的“西伯利亚”(意即政治犯流放之地)。
事后，不服气的耿宏要求南街村落实“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国策，退出集体，个人承包一块土地。
2002年，南街村集团总经理耿富杰成为了向南街村模式挑战的第二人。在做了数年没有权力的总经理后，他向王宏斌递交了辞呈。此后，被认为当时最具经营头脑、南街村集团为数不多盈利企业的调味品厂厂长陈书欣，也因种种原因不辞而别。
几位村民的离去，引起了外界对南街村模式的质疑。如在未经法定而克扣属于村民财产性质的福利，就曾引发法律界人士的关注。
南街村依然如故。如“查收支，收缴一切不正当收入，与星级挂钩”，“以权谋私，损公肥私怎么办？退出赃物，停发福利1－5年，职工开除”这样的规定，仍是“村规民约”的内容。
对此，有些南街村人将南街村比作是一个“牢笼”。不住在居民楼的张某说，“处处感觉受限制，在那养老还行。”张的父母住在居民楼内，而张在村外经营着自己的生意，因没有“村籍”，他只能自称为“南街村人”而不是“南街村民”。
为了体现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的优越性，南街村修起了一条被人称之为“长城”的城墙，其原本将修成环形，将南街村与其他村庄隔开，但后来因资金不足，只修了一面。城墙的一端，是一座仿天安门的城楼，名曰朝阳门。
一人决定的“永动机”项目
1999年，承认自己“一意孤行，独断专行”的王宏斌做出了一个决定，南街村要上马“永动机”项目。这个已经被科学原理及诸多实践证明不可能实现的项目，除了王一人以外，“三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均反对。然而，“永动机”项目还是上马了。
熟知这一事件的知情者告诉南方都市报记者，为了上马“永动机”项目，王决定将一个盈利前景看好的冷库改造成项目研发基地。
经过几个月的研发，所谓的“永动机”得以生产出来。南街村为此买来了三台新的奥迪轿车用于实验，但将发动机拆卸后装上“永动机”的汽车并不能正常启动，轿车报废。
王并不因此灰心，“永动机”项目的几个负责人声称，之前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少神助，“如果能迎来八仙相助，永动机将获得成功”。
在这些人的建议下，彼时的南街村在村委大院的几个楼房的顶部，安装上了10余盏探照灯，加以各种小的彩灯，一共“九九八十一”盏。
晚上，村委大院灯火通明，探照灯光直射天空。不知道的人都认为这是为了营造“毛泽东思想永放光芒”的景象，“实际上那是为了恭迎八仙下凡”。
知情者称，王宏斌上马“永动机”项目，源于一个伟大的计划：如果永动机研发成功，南街村可日进纯利近千万，这不但可扭转南街村陷于颓势的经济状况，有了钱——我们可以先收购一个镇，复制南街村的模式，然后再收购一个县，收购一个省……最后，让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对当时“永动机”项目了解的南街村民及观察者，证实了知情人的这一说法。
“永动机”项目并未给南街村带来任何经济效益，2003年左右，南街村才声称“被骗了”，还为此赔进了2000余万。王并未因此而承担任何责任。他在一次大会上公开做了检讨而获得了村民们的原谅。一位当时检讨会的亲历者说，很多南街村老人因王公开向村民检讨，流下了眼泪，“班长为我们日夜操劳，还要受这等委屈”。然而，至今仍有关注此事的观察者提出疑问：2000多万不是一个小数目，怎么说自己被骗了就完了呢？被谁骗了？骗子为何没有被抓捕归案？甚至，有人说，“这是不是南街村有些人故意设下一个局，把钱‘造’走了？”对于这些疑问，至今成谜。
除了“永动机”项目，南街村还实行了一些看似荒诞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均以失败而告终。这些项目是，能让番薯增产100％的“丰植露”(一种叶面肥)项目，亩产万斤的“党员试验田”项目。“只有你声称信仰共产主义，就可以很容易跟南街村做生意，”一位南街村的研究者说。
“月薪250元”的真相曝光
在南街村，除了王宏斌对这些项目的痴迷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之外，“三当家”王金忠的突然死亡，也为人们提供了管窥南街村领导集体成员不为人知的一面。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心脏病突发身亡。清理其遗物时，在其办公室的保险柜中据称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户主为王金忠的房产证。
这让村民感到疑惑，一直宣称月薪250元的领导者，怎么有那么多钱和房产？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在王金忠追悼会的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一位追悼会的亲历者对南方都市报记者说，王宏斌对此勃然大怒，“他说，‘以后谁再敢这样胡来，死了我再也不给开追悼会了！’”
南街村的村民，像原谅王宏斌一样原谅了王金忠。有村民为这位被誉为“劳苦功高、鞠躬尽瘁”的村主任辩护，“上边的中央领导都可能犯错误，更何况我们这么一个小村庄的领导呢”。
随着这些解构南街村自我宣传的事件接连发生，南街村的意识形态在此后开始向大环境做出妥协，开始将南街村的“成功”归结为“多方面的因素”——“首先是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小平理论、各级各界关心支持，再加上我们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南街村自称这是所谓的“外圆内方”——对外与大环境接轨，对内坚持“共产主义”。
彼时，王宏斌亦放弃了伴随他近半个世纪的名字——“洪彬”，将名字改为了现名。
王改名的缘起，亦如南街村开始悄然承认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一样微妙。本报记者找到了直接促使王宏斌改名的当事人。他透露，有一次在深圳出差，知道王书记相信命理，即找到一名术士为其测命测名，“道士写了首藏头诗，大意是南街村和王书记能有今天的成就，全是冥冥中早有注定，如果将名字改为‘宏斌’，南街村和书记可以继续辉煌”。
“改制”：谁的南街村？
王宏斌改名，并没有阻止南街村经济的颓势。
2003年，为了使南街村集团获得充裕的资金，曾有几名高管要求运作南街村上市以便融资，但王宏斌与推动“永动机”项目上马一样，坚持了自己的见解——这次，他投了反对票。
彼时，运营逐渐规范、并有几家已经上市的银行也向宣传坚持“红色路线”的南街村亮起了红灯。
为了增加收入，2004年南街村开始开发“红色旅游”，为了使游客在南街村旅游变成对共产主义的朝圣之旅，南街村复制了毛泽东故居、遵义会议旧址、西柏坡等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景观。在观光园中，南街村还特意修建了一座用于收藏毛泽东选集(1～4卷)书法作品的“四卷楼”，但据称因资金短缺，至今未投入使用已略显破败。
2004年11月，在“法律意义”上，南街村宣告了其坚持“公有制”(集体经济)历史的终结。
在南街村集团第25次股东会议上，形成了如下决议：
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南街村集团核实股东，为集体企业)将12648万元股本中的1809万转让给王宏斌、1206万转让给郭全忠、1206万元转让给贾忠仁、387万元转让给王继春，转让后的股本为8040万元。此外，原属集团子公司的4个企业，也将相应股本转让给该企业法人代表。
在第26次股东大会上，再次对此进行了确认。南街村集团由原来的5个法人股东(集体性质)变成了1名法人股东及12名自然人股东。除了中原工贸仍属南街村集体所有外，其余子公司已将股本转让给原来的法人代表。
至此，注册资本为5亿3千万的南街村集团股权结构，由河南省中原工贸公司占40％，王宏斌占9％，郭全忠6％，贾忠仁6％，王继春6％，窦彦申6％，刘晓青6％，王金安6％，邓富山3％，张平3％，王武军3％，卢林政3％，姚喜兰3％。在12名自然人股东中，出资额最高为4770万元，最低为1590万元。
这12位自然人股东，都属于南街村“三大班子”的领导成员。其中，郭全忠是村党委副书记，贾忠仁是村委主任，王继春为南街村集团党委副书记，窦彦申为集团总经理，刘晓青是食品厂厂长，王金安是村办公室主任，邓富山为包装材料厂厂长，张平是南街村彬海胶印公司经理，王武军、卢林政是集团副总经理，姚喜兰是南街村集团麦恩鲜湿面公司总经理。
众目睽睽下的否认
在南街村集团提交河南省工商局的“有限责任公司变更等级申请书”、以及新的“公司章程”及漯河信利达联合会计师事务所的验资审计报告上，都证明了南街村股权结构变更的事实。此后，南街村的股东会议签章也由原来的5个法人股东(公章)盖章，变成了1个法人股东盖章及12名自然人股东的签名。
对于这一事实，王宏斌的回应只有寥寥数语：无稽之谈！
南街村党委办副主任雷德全则反问说：“这怎么可能？南街村还是坚持集体经济的道路”，“如果他们在台上说的和台下干的不一样，他们在南街村一天也立不住脚了。”雷说，
对南街村股权结构变更一事了解的时任党委办副主任王洪凯解释说，在变更时，工商局的人说集团公司应该有自然人股东，“所以就那么填了”。
本报记者从河南省工商局查阅的材料却显示，是南街村集团内部在2004年11月已经将股权结构、公司章程等变更完毕之后，才于2004年12月向工商局提交了变更等登记申请书。在包括《公司法》在内的相关法律中，亦无集团公司必须有自然人股东的规定。
此外，在漯河市工商局，南方都市报记者查询到注册号为4111002103267、注册资本是8500万元，名为“漯河南街村全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家企业。在其股权结构中的23名自然人股东中，除了姚喜兰外，南街村“三大班子”的11名成员均是该公司股东，出资方式为货币出资。
包括王宏斌在内的南街村诸领导，对“改制”的消息均予以否认；如雷德全这样不属于企业高管的村委相关人士，也说这只是“形式上”的。大多数南街村的村民，更是坚称这样的事情不可能发生。“背后有那么多高参，他们怎么可能不懂，那么容易被骗？”观察者们如此质疑。
在证明各南街村集团高管出资购买股本的“收付款项证明”上，王宏斌等12名南街村集团高管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上手印，他们都坚称“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诚实信用原则，保证以上所述内容是真实的、合法的、有效的，如有虚假，甲乙双方愿意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一个私德高尚的牧羊人”
2007年岁末，毛泽东的女儿李讷给南街村捐了10万元，并希望该款用于改善南街村领导班子成员的生活；王宏斌代表全体南街村民在给李讷的回信中则说，李的“无私捐助，体现了真正共产党人的博大胸怀和高风亮节，以实际行动为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破私立公政治课”，并表示此将激发南街村“加快共产主义小社区建设步伐”。
村民们既敬又畏的“班长”王宏斌，还是被认为是一个至今无人替代、私德高尚的领导人。以他为核心的“三大班子”，有责任像称职的牧羊人般，为已进入羊的门的村民们寻找水草、遮风避雨。
2008年2月17日，春节还未过完，南街村已迎来前来参观的游客。游客们在南街村导游小姐的引导下，感受这里建设共产主义小社区取得的成就。南街村自称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为建设共产主义奋斗了近30年。走马观花的游客们，在听着导游小姐解说南街村的故事时，中国实行的改革开放国策，也已到了30周年。
发展的真相
“在人民公社土崩瓦解，土地联产承包制成为潮流度之际，南街村却选择了走集体化发展的道路。
“那时候，随便做个什么生意基本上都能赚钱。”南街村村办企业迅猛发展归之于“毛泽东思想”。从此，自“文革”结束以后，学习“毛选”、念毛主席语录、召开“批斗会”等在中国大地上湮灭的景象开始在南街村复活。
1991年，南街村率先摘取了河南省“亿元村”的桂冠。据南街村公开的资料显示：1990年南街村集团产值是14亿。“这种发展速度是16年增长2100倍，”王宏斌说。南街村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深圳的速度。
然而，“南街村的高速经济增长不是靠自身积累，而是靠银行贷款。”知情者称，南街村从农行贷款的本金利息至今未还，该行已将南街村列入(贷款)黑名单……”
集体的真相
从1991年起，南街村进行“十星级文明户”活动。星少一颗，就意味少一项福利。如果是6星户，那就意味着丧失了生存的可能。如果反对南街村或者犯了什么错误，这些好处一下子就会消失。1999年，南街村大修厂厂长耿宏因为负责的工厂卫生检查不合格，耿宏被撤职并被命令搬出村民楼自我反省。被责令搬出村民楼的村民，只能住回村中尚未拆除的旧房，这几个尚存的房子，曾被人称之为南街村的“西伯利亚”。
1999年，王宏斌决定上马“永动机”项目，除了王一人以外，“三大班子”的所有成员均反对。然而，“永动机”项目还是上马了。南街村还实行了一些看似荒诞的项目，但这些项目均以失败而告终。
2003年5月，南街村主任王金忠因病死亡。清理其遗物时至少发现了2000万现金及多本房产证。更让人感到震惊的是，追悼会当天，有几个抱着小孩的王的“二奶”来到现场，对王生前拥有的财产提出要求。
采写、摄影／本报特派记者 上官敫铭 发自河南
特约审稿：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助理巡视员、研究员卢荻
【鄢烈山】南街村是谁的教训？
2008-03-01 来源: 南方都市报
南街村，这个所谓“红色亿元村”、集体化道路的样板、“毛主席共和国”，资不抵债、瞒着村民“改制”的真相，在一些杂志报纸相继曝光后，引起了广泛的热议。有人说，南街村的真相，“让人们看见一只狐假虎威的历史假老虎”；有人问，“南街村是谁的梦想？”我想进一步追问，南街村神话和梦想的破产，是谁的教训？我以为，它肯定不只是南街村民，它是全体中国人的教训，尤其是那些曾经真诚地相信这类样板、真心传播这类典型的媒体，以及仍然相信这类奇迹的人们的深刻教训。
1994年3月《中国青年报》以长篇通讯《昨日的梦，今天的梦……》，对南街村作了正面报道。我读后颇不以为然，写了篇《痴人说梦》的评论发表在同年4月18日的《南方周末》上。随后《中流》杂志组织了一个有什么“清华大学写作组”参加的班子撰文批判我。今日“真相”披露，是不是就表明我“赢了”？我若这样想，就未免太浅薄了。
道理很简单，假如王宏斌像华西村的吴仁宝一样，不光将自己定位为“政治人物”，而且有经济头脑、经营才能，“红色”只是一种政治包装和营销策略，南街村就不会陷于经营困境，那一套宣传就不会穿帮。华西村的领导体制不也是由“班长”说了算，不也搞了土地收回集体经营，不也是搞集体盖房、购汽车等类似的福利管理，不也是搞了企业改制吗？难道华西的“传统文化”包装(二十四孝图、桃园三结义等)，就肯定比“红色文化”包装高明多少吗？同样用毛主席的旗帜和“毛泽东思想”做号召，史玉柱等人不也一样大赚其钱、跌倒了又爬起来吗？我相信，假如南街实质性的经营策略不出问题，那么，南街的“文革”个人崇拜仪式表演、微缩“革命圣地”景观，还真有可能成为创收的“旅游资源”，像数地争相建立的梁祝园、炎帝陵，真假并不重要，只要有人“好这一口”。革命的苦行者切·格瓦拉的图腾既然可以为当代时尚青年所用，毛主席的旗帜当然也可能被人赋予另外的意义和用途。
有人用华南虎照来比拟南街村这个典型，从官民出于各自的需求上下合作造假这个角度来说，是贴切的。没有上边一些人为树典型捞政治资本，批给南街村数以亿计的银行贷款以及给予许多政策性倾斜，南街村的产能产值不可能膨胀得那么快那么大。但是，我更愿意用王宏斌一意孤行、不惜代价开发的“永动机”来打比方。南街村就是一个“永动机”的实验模型。
“当年，河南省官方有关部门对所谓南街村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南街村经验’被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二、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三、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四、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据悉，这是对‘南街村经验’首次系统的、明确的表述。此后，当地媒体都按照这一口径大力宣传南街村。”这个经验的要害是“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所谓“走集体主义道路”是虚的，办了26家企业(3个与日方合资，2个与港方合资)，当然不是个体经营、小作坊；而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才是南街的“特色”。可是，从“大跃进”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到“文革”时代的“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中国不是一直迷信“精神原子弹”的力量，一直在改造人心、“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吗？
南街村的上述经验并未超过周总理总结、毛主席认可的大寨经验。既然毛主席在世时倾全国之力扶持的“大寨红旗”真相毕露后不能打下去，我们凭什么相信没有了毛泽东本人的时代，那一套反倒能在南街村在全中国大放异彩呢？既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全国农村没有一个村子包括南街村在内，靠学《毛选》、唱《东方红》富裕起来，根据人们分析实验结果的基本常识和起码逻辑，那凭什么要将南街发展的条件归因于早已试过而不灵的老一套，而不是归因于新添加的市场因素呢？
还有，那一套排斥市场经济、否定“经济人”的属性，试图建设没有私欲的“新人”“新社会”的乌托邦实验，在苏联、东欧乃至全世界范围都失败了，一两个不承认失败的国家经济停滞、连年闹饥馑，凭什么可以相信南街村就有回天之力呢？
王宏斌他是真相信可以造出物理上的“永动机”。倘若他用自己的钱造别人无权干涉。他不仅用公款造，还要世人都相信他在干一件造福人类的大功德，这就不仅可笑，而且可恼。更没脑更可恼的是，为他喝彩硬要我们也相信他的人。
南街村神话的破灭，是全中国所有相信精神“永动机”(“精神原子弹”)神话的人们的又一个教训。
最后，对那些真诚怀念改革开放前“毛泽东时代”的人们，说句似乎题外的话：渴望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没错，但过去的时光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美好，变革现实的途径有多种选择，我们并非只能在承认现状与回到从前这二者之间选择一种。
(作者系杂文家)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spqy/200803010007.asp
南街村，这个所谓“红色亿元村”、集体化道路的样板、“毛主席共和国”，资不抵债、瞒着村民“改制”的真相，在一些杂志报纸相继曝光后，引起了广泛的热议。有人说，南街村的真相，“让人们看见一只狐假虎威的历史假老虎”；有人问，“南街村是谁的梦想？”我想进一步追问，南街村神话和梦想的破产，是谁的教训？我以为，它肯定不只是南街村民，它是全体中国人的教训，尤其是那些曾经真诚地相信这类样板、真心传播这类典型的媒体，以及仍然相信这类奇迹的人们的深刻教训。
1994年3月《中国青年报》以长篇通讯《昨日的梦，今天的梦……》，对南街村作了正面报道。我读后颇不以为然，写了篇《痴人说梦》的评论发表在同年4月18日的《南方周末》上。随后《中流》杂志组织了一个有什么“清华大学写作组”参加的班子撰文批判我。今日“真相”披露，是不是就表明我“赢了”？我若这样想，就未免太浅薄了。
道理很简单，假如王宏斌像华西村的吴仁宝一样，不光将自己定位为“政治人物”，而且有经济头脑、经营才能，“红色”只是一种政治包装和营销策略，南街村就不会陷于经营困境，那一套宣传就不会穿帮。华西村的领导体制不也是由“班长”说了算，不也搞了土地收回集体经营，不也是搞集体盖房、购汽车等类似的福利管理，不也是搞了企业改制吗？难道华西的“传统文化”包装(二十四孝图、桃园三结义等)，就肯定比“红色文化”包装高明多少吗？同样用毛主席的旗帜和“毛泽东思想”做号召，史玉柱等人不也一样大赚其钱、跌倒了又爬起来吗？我相信，假如南街实质性的经营策略不出问题，那么，南街的“文革”个人崇拜仪式表演、微缩“革命圣地”景观，还真有可能成为创收的“旅游资源”，像数地争相建立的梁祝园、炎帝陵，真假并不重要，只要有人“好这一口”。革命的苦行者切·格瓦拉的图腾既然可以为当代时尚青年所用，毛主席的旗帜当然也可能被人赋予另外的意义和用途。
有人用华南虎照来比拟南街村这个典型，从官民出于各自的需求上下合作造假这个角度来说，是贴切的。没有上边一些人为树典型捞政治资本，批给南街村数以亿计的银行贷款以及给予许多政策性倾斜，南街村的产能产值不可能膨胀得那么快那么大。但是，我更愿意用王宏斌一意孤行、不惜代价开发的“永动机”来打比方。南街村就是一个“永动机”的实验模型。
“当年，河南省官方有关部门对所谓南街村的经验进行了总结。‘南街村经验’被归纳为四个方面：一、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二、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三、集体经济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光明大道；四、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据悉，这是对‘南街村经验’首次系统的、明确的表述。此后，当地媒体都按照这一口径大力宣传南街村。”这个经验的要害是“精神的力量是无穷的”。所谓“走集体主义道路”是虚的，办了26家企业(3个与日方合资，2个与港方合资)，当然不是个体经营、小作坊；而坚持“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才是南街的“特色”。可是，从“大跃进”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到“文革”时代的“斗私批修”、“割资本主义尾巴”，中国不是一直迷信“精神原子弹”的力量，一直在改造人心、“用毛泽东思想教育人”吗？
南街村的上述经验并未超过周总理总结、毛主席认可的大寨经验。既然毛主席在世时倾全国之力扶持的“大寨红旗”真相毕露后不能打下去，我们凭什么相信没有了毛泽东本人的时代，那一套反倒能在南街村在全中国大放异彩呢？既然在当时的条件下，全国农村没有一个村子包括南街村在内，靠学《毛选》、唱《东方红》富裕起来，根据人们分析实验结果的基本常识和起码逻辑，那凭什么要将南街发展的条件归因于早已试过而不灵的老一套，而不是归因于新添加的市场因素呢？
还有，那一套排斥市场经济、否定“经济人”的属性，试图建设没有私欲的“新人”“新社会”的乌托邦实验，在苏联、东欧乃至全世界范围都失败了，一两个不承认失败的国家经济停滞、连年闹饥馑，凭什么可以相信南街村就有回天之力呢？
王宏斌他是真相信可以造出物理上的“永动机”。倘若他用自己的钱造别人无权干涉。他不仅用公款造，还要世人都相信他在干一件造福人类的大功德，这就不仅可笑，而且可恼。更没脑更可恼的是，为他喝彩硬要我们也相信他的人。
南街村神话的破灭，是全中国所有相信精神“永动机”(“精神原子弹”)神话的人们的又一个教训。
最后，对那些真诚怀念改革开放前“毛泽东时代”的人们，说句似乎题外的话：渴望公平正义、共同富裕没错，但过去的时光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美好，变革现实的途径有多种选择，我们并非只能在承认现状与回到从前这二者之间选择一种。
(作者系杂文家)
http://www.nanfangdaily.com.cn/southnews/spqy/200803010007.as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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